吴汝纶-董丛林：吴汝纶弃官从教辨析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吴汝纶-董丛林：吴汝纶弃官从教辨析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董丛林：吴汝纶弃官从教辨析

吴汝纶在晚清历史上虽非特别显赫的人物，其生平经历却也值得关注。他以科举正途出身，曾入曾国藩、李鸿章幕，也充任过直隶州知州多年。在“知天命”之年，他却做出了辞官到保定莲池书院执教的选择，以至当时有“上下惊叹以为奇事，倾倒一城”的非常反响。①事实上，吴汝纶此举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在特定境遇下基于心性志趣所做出的理性选择。以往有关吴汝纶的研究，大多侧重于论述其执掌莲池书院前后十数年的文教思想和实践活动，②吴氏弃官从教这一重大人生转折所关涉的丰富历史信息则较少进入学者视野。倘若循着错综的人事脉络关系，寻绎和解读吴氏本人及相关人物的生活志趣和心理情状，重现导致吴汝纶弃官从教的历史情境，从而在较为宽阔的视野内观照世情，既知人，又论世，对一位学者“超俗”而又不失理性的人生“转轨”做一次全面的考察，或许会加深对吴汝纶内心世界的了解。
官场境遇
吴汝纶跻身官场，有着科举正途的初阶。他于同治四年(1865)中进士，授内阁中书。但吴氏没有在京实履此职，而是做了曾国藩的幕僚。曾氏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又奉旨“剿捻”，后又回任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期间吴汝纶皆随其身边，学问的长进之外，因耳濡目染，对吏事也逐步有所熟悉。曾国藩一直努力为吴汝纶日后的出路铺排，同治八年他在直隶总督任上奏荐吴氏“改为直牧同知，留于直隶补用”。③吴氏获引见并奉旨“以直隶州归直隶补用”，获职尚高于曾所保“同知”，吴氏因而感言“此举主为上所倚重之力也”。④然而，正当吴氏候补期间，发生了天津教案，案事未结，就有曾国藩回任两江、改由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的人事变动。据吴汝纶日记，曾氏原本打算让他跟随南下，吴氏自己也有相随的准备，而李鸿章却认为，其人既“已奏保改外，专为畿辅吏治立言，此时不便调往他处”。据此，有论者认为这是“曾李二公争欲得先生自助也”。⑤吴汝纶虽被留在直隶，但他还是先陪侍曾国藩南下，顺便回乡度岁，于同治十年春奉父母、携眷属北上。同年六月，吴氏到深州知州之任，正式成为李鸿章属下的地方官员，而曾国藩则在第二年春天去世。吴汝纶在深州任不到两年，因父去世，遂去官守制，期间入江苏巡抚张树声幕。光绪元年(1875)孟秋其母又卒，吴汝纶再度丁忧，期间于光绪二年仲秋入李鸿章幕，光绪四年家居营葬。服阙，次年九月署天津府知府，光绪六年二月卸此职事，次年三月任冀州知州。吴氏在此任时间最长，直到光绪十五年二月正式卸任，赴任莲池书院山长的教职。⑥究其主要经历，他做幕僚主要是在曾国藩门下，在李鸿章、张树声幕中的时间皆不长，而做地方官主要是在李鸿章属下。
人们注意到，吴汝纶在李鸿章属下为官多年，却“卒未荣一衔、进一秩”。⑦究其原因，有议者归结到吴氏的品性，说他于李“无分毫私也”。⑧吴汝纶之子吴闿生则说：“唯文正公(曾国藩)最知先君，文正薨，先君益孤立无所恃，以故入官二十年，同列多跻显要，或膺方面重寄，立盛名于京朝，而先君不进一阶，不加一秩，久之，卒谢病去。”⑨这里似乎又暗示其父在曾国藩死后因不获上司识拔而困顿仕途，显然是指李鸿章而言的。李鸿章晚年曾被讥“滥用乡人，而颇遭物议”，⑩可是，他何以对于吴汝纶这样满腹经纶的同乡才俊未予垂青；或说并不是李氏不予举荐，而是再三欲荐，吴汝纶自己“不屑就”，个中缘由实未可知。但吴氏仕途蹇滞确是实情。吴汝纶在给其弟的信中表达了内心的失落、抑郁和不平：“以吾自揣才力，视今之州县之有名者，未肯遽让，即视今督抚司道，吾亦无甚愧焉，而久于州县，则意颇不平，不平而不欲露，又不欲求人，则徒抑郁，终无能伸之日。”(11)这是吴氏决定辞官从教前后的由衷之言。试想，吴汝纶本非刻意钻营之辈，在其人求仕之心尚未尽泯之时，李鸿章能够及时和真正地荐拔他，吴汝纶怎会拒绝？至于有论者谓李鸿章曾再三欲荐之说，考究起来，恐多是在吴氏弃官从教之后，所荐者不过为吴氏议加荣衔，(12)或是屡议其改入幕府而已。(13)
当然，在吴汝纶居官期间，也有过别人为他议保之事，但不是李鸿章。据吴氏所忆，一是“天津道吴香畹保我一知府衔，吾闻面辞，香畹谓文牍已详院矣，吾乃至幕府”，“自将贱名删除”；再一次因为在冀州劝赈事，“胡云楣观察，又议定列奖，吾度不可辞，乃怒激之曰：‘君岂欲收我为门生耶？’胡公乃已”。(14)也许，有关欲保奖他的人物，事先或与李鸿章多少有关，但无论如何，实在找不到李鸿章直接力荐吴氏的事例。
仕途上的蹇滞，自然更会强化吴汝纶对官场的厌弃心理。而从其人心性、志趣上看，他本来即对宦事不热衷，也不适宜。尽管他有勤政为民之志，也不无待机升迁的念头，(15)但终归书生本色难改，对官场难以适应，甚至视为窘苦之事而每生退意。他曾对家人坦言：“吾性爱读书，于官不相宜”，对能辞官辞荣者“吾甚羡之”，而疲陷于官场宦事之中，“此岂吾心所安者”，“念之怅然”。(16)在深州任内，他即有“折腰尘土，行止不得自由，令人生拂衣江湖之想”。(17)在冀州任的最后几年中，昔日同幕之辈纷纷被保获迁，当有他可能被保荐的消息传来时，吴氏却表示，“今栖迟此州，意在吏隐，不复挂怀时政，亦无意于升迁”。(18)在任莲池教职前，他屡次拒绝入都引见，在致弟书中说：“吾决不引见，缘时时萌归志，无意进取。又吾无上交之才，无左右游扬之人，无冒耻干求之术，虽引见亦无升官之望，徒多此一举耳。”(19)引见在当时官员中通常被视为荣幸之事和望进之阶，像吴汝纶这样坚决拒之者似不多见。当然，他并不是懵懂赌气，而是基于对自己“劣势”条件有自知之明。他所谓自己的“三无”，对于当时官场争竞来说的确是致命缺欠，而其中“无冒耻干求之术”一条，则更是一个关涉廉耻道德的问题。吴汝纶自言：“今人升官发财之术，吾尽知之”，只是不愿学之而“改节事人”。(20)知情者说他“性刚，不能屈意于人”，(21)故而“不乐仕宦”,(22)应该说是中肯之评。
吴汝纶不屑于效人俯仰，随波逐流，要保持自己在人格和识见上的独立性，这在官场上不免方枘圆凿，难相吻合。既然如此，他的常怀退意也就不难理解。有知情者忆述说，及至有莲池教职可得他乘机辞官“乞退”的时候，李鸿章问其故，他答以“无仕宦才”，李鸿章笑曰：“才则有余，性刚不能与俗谐耳。”(23)此评可谓一语破的。如此看来，一旦机会来临，吴汝纶的离弃官场便在情理之中。
文事情结
与不善仕宦相反，吴汝纶对读书治学、文教之事的优长和挚爱却又超乎寻常。
吴汝纶出生于桐城文派的发祥地，(24)自幼在家随父读书，潜移默化地受到乡邦先贤的影响，因而较早就在古文方面崭露头角，并得到晚清桐城文派领袖人物曾国藩的注意和延揽。吴汝纶入曾国藩幕府绝非偶然，此前曾国藩即对他有所了解。曾氏同治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日记云：“阅桐城吴汝纶所为古文，方存之荐来，以为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皆可成就，余观之信然，不独为桐城后起之英也。”(25)方存之为桐城人，时在曾国藩幕。这年十一二月间，举行江南乡试，曾国藩作为两江总督“入闱钤榜”，(26)吴汝纶得中举人。据说其乡试闱艺被方存之荐予曾国藩，曾氏有“此文若不售，考官无目矣”的激赏之语。(27)吴汝纶第二年连捷中进士后不留京做官而入曾幕，“文缘”当为主因，他为曾所赏识的，显然是文才而非吏能。吴氏在曾幕中所从事的也主要是文案，并且，向曾国藩学习文业、与之切磋学问亦属日常事情。当时，曾幕中人才济济，其中不乏为激扬儒风而招养的学人文士，吴汝纶一定程度上即属这类人员。曾国藩日记中多有与吴汝纶“谈文”之类的记载，他对自己收纳的这名进士弟子非常满意，誉之“古文、经学、时文皆卓然不群，异材也”。(28)当然，吴汝纶多年间的治学也“一以曾国藩为宗”。(29)
尽管在生活实践中，吴汝纶也不免感受到“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无奈，发些“昔人各有千秋抱，百不施为乃着文”之类半是感叹半是自嘲的话语，(30)但从内心里，他是对文人文业由衷崇尚的，并且颇有些“文章千古事，舍吾辈其谁”的自负。他尝与门徒对话，告以天下以文章事最难，劝勉后辈刻苦淬砺、不断精进的意境之外，自然也暗含着为己辈长于文业自豪的气态。(31)对于吴汝纶来说，相对于官场上种种羁缚乃至压迫，业文就是一个相对的自由王国，在精神上可以放纵自我，追求其“于古今众说，无所不采，亦无所不扫”的境界。(32)对此道的嗜好，使吴汝纶不管是在做幕僚还是做官员时都把文业作为分内要事而非“副业”。这也深深影响了他在地方的政绩。
吴汝纶出任地方官员以后，不论是在深州还是冀州，施治都“以教育为先”。在深州时，他“不惮贵势”，没收“诸村已废学田为豪民侵夺者千四百余亩”给书院资其膏火，“聚一州三县高材生亲教课之”，以至于“民忘其吏，推为大师”。(33)在冀州时，吴汝纶不但照样锐意兴学，发展书院，而且在结合教学识选才俊、结交文友方面更有作为，“招新城王树枏、武强贺涛、通州范当世为之师，且自教督之，一时得人号称极盛”。(34)此三人都是吴汝纶所结纳的知名文友。吴氏和他们交谊又与作为直隶最重要学府的莲池书院有着密切联系。
当初曾国藩莅任直隶总督后，由他亲自选聘的莲池书院山长为直隶新城人氏王振纲(王树枏的祖父)。此人与曾国藩为道光十八年(1838)同科进士，但他未入仕途，在家奉亲授徒。王氏注重程朱理学，但也不忽经世之道，这显然与曾国藩学术旨趣相符。曾以他为莲池书院的掌门人选，自非偶然。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期间，曾再度聘其主讲莲池，时在同治十三年至光绪三年间。(35)王振纲去世后，接替他主持莲池教席的，是对曾国藩以“门下晚生”自认的黄彭年。(36)黄为贵州人，原籍湖南醴陵，道光二十五年中进士，该科曾国藩任同考官。此前几年间，黄氏即与曾国藩交往，甚得曾赏识。(37)咸同之际，黄彭年曾一度任莲池书院山长，(38)离去多年后，李鸿章又聘其来直隶修纂《畿辅通志》，随后于光绪四年再度接任莲池教职。黄彭年主持该书院期间，扩展书院规模，改革教法，特别是开设古学(科举功令文字以外的经史学问)，专设“学古堂”，订立相关学规，倡导“门户不可太分，门径则不可不识”的治学原则，在“文章体要”方面，力倡古文，将曾国藩十分推崇的姚鼐《古文辞类纂》列在特别推荐书目之中。(39)光绪八年，黄因出任湖北安襄郧荆道而离开莲池，其继任者为张裕钊。
张氏为湖北武昌人，长吴汝纶17岁，与吴氏同列曾门弟子，也因文才被曾赏识而揽入曾幕中。道光三十年张裕钊考国子监学正，曾国藩为考官，赏识张氏之文，遂予热心指导，始有师生之谊。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率湘军征战湖北，即召张氏入幕参办文案。(40)张裕钊尝言自己“生平于人世都无所嗜好，独自幼酷喜文事”。(41)世人也评其“淡于仕宦，举生平所学一专发之于文”，(42)为学则“确守文正(曾国藩)之家法”。(43)曾国藩在文业的传承上对张氏也寄望颇大，于同治十年召其主讲江宁凤池书院。张裕钊正式到任莲池书院院长是光绪九年。(44)对张氏前来主持莲池书院，当时李鸿章以及李氏因丧母暂时离任后署理直隶总督的张树声都表同意，而吴汝纶对张氏的北上也起了“劝驾”促成的积极作用。(45)张裕钊主持莲池教席之后，进一步加强古文教育，弘扬曾氏门派的学术理念。而在冀州任职的吴汝纶，则与张同心协力，密切配合。一方面，两人间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和学事上的交流切磋，所谓“岁相往来，日月相问讯，有疑则以问焉，有得则以告焉，见则相面质，别则以书，每如此”。(46)另一方面，吴汝纶利用自己在冀州等地为官多年，并有瞎境书院经营资源可供凭借的有利条件，也从联络文友、识拔高徒方面为张裕钊提供支持，共同建设本门学派的盟友队伍。像王树枏、范当世、贺涛，即不失为其群体中的典型人物。
王树枏在祖父王振纲及其后任黄彭年主持莲池期间，即就学于该院，并曾参与修纂《畿辅通志》。吴汝纶在直隶任地方官期间，王树枏与之过从颇密，问学切磋，心仪神往，甚至有“执贽请业，愿居门下”的表示，虽说吴汝纶谦而“谢不敢当”，但诚属所谓“不列弟子籍同时服膺者也”的情况。(47)从当时两人的年龄(王比吴氏小十一二岁)、资历和学养条件看，交往中王树枏得吴氏教益、受他的影响无疑是主要方面。吴汝纶对王树枏亦颇为赏识，曾将他聘为冀州信都书院的山长，(48)并收得“士风为之丕变”的带动之效。(49)张裕钊主持莲池教席期间，王树枏主动向张氏请教以及两人间保持密切交往，与吴汝纶的媒介作用自然分不开。或视王树枏“于义理、考据、词章三者皆有深得，故其为文尤有合于姚郎中标举之旨”，(50)“为(莲池)书院桐城文派的人俊”。(51)至少当时他与吴汝纶和张裕钊辈在文风、学派上的认同性是颇为明显的。有知情者评论说，王氏获交张、吴二先生，“得识古文径途”，而“二先生皆曾文正公高第弟子，以文名天下”，王在“主讲冀州书院期间，往来保定之间，每为一文，辄就正于二先生”，后来又结交贺涛，以自己的文章“丐其是正”，并将自己的旧作“重为删存，附录三先生评语”，“以志纪念”。(52)由此足见王氏的门派倾向。
范当世籍非直隶，而是江苏通州(俗称“南通州”)，他早年在武昌受业于张裕钊，吴汝纶亦因见其诗文与之论交，并且将他招至冀州从事文业。范氏丧妻续娶桐城姚莹的孙女，也是吴汝纶从中做媒促成，由此更可见他们的私交非同一般。在冀州期间，范当世不但直接跟从吴汝纶，而且与主持莲池书院的乃师张裕钊联系更为便捷，他们师友三人之间不但交往日密，学术上的同门同派之谊更得以培育和发展。或说其“师友渊源，学术亦懋”，范氏则“自谓谨守桐城家法”，(53)当与他们在这段时间里结缘分不开。
贺涛为直隶武强籍，乃吴汝纶和张裕钊两人都格外推重的门徒。吴汝纶在深州期间发现他学已初成，遂“召至门下，授以所学”，后来又欲推荐他南下向张裕钊问业，适张前来主持莲池，贺涛遂就便入院就读。(54)张氏“得之狂喜”，叹曰“此瑰宝也，北游得此，吾道为不孤矣”。(55)贺涛与弟贺沅于光绪十二年一同报捷会试，贺涛受吴汝纶之聘主讲冀州信都书院。这位被吴、张所激赏的年轻学人，后来成为世人公认的晚清桐城文派的后起之秀。有评论说：“自桐城姚姬传氏推本其乡先生方氏、刘氏微言绪论，以古文辞之学号召天下，湘乡曾文正公廓而大之。曾公之后，武昌张廉卿、桐城吴挚甫两先生最为天下老师。继二先生而起者，则刑部君也。”(56)贺涛能够如此，自然与吴汝纶与张裕钊的合力督教、栽培和训导分不开。贺涛对乃师也尊崇备至，说是他“于门人中受教最深，粗能文义，固由先生启之。其稍稍见称于人，亦由先生称之”，“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先生”。(57)他对吴汝纶的文章成就尤其推重，认其“殆出曾(国藩)张(裕钊)之上，宋以来一人而已”。(58)贺涛以吴、张二人的嫡派传人自承，恪守师训，以光大古文门户为己任。或言其“以文自命”，“覃研专一，惟日孳孳。口无泛言，言以文；友无泛交，交以文。世之求于君者惟此，君之应于世者亦惟此”。(59)此评可谓不妄。
总之，在吴汝纶主政冀州和张裕钊授教莲池期间，二人相辅相成，将直接承继于曾国藩的文派乃至学派，在直隶发扬光大，形成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学者群体。特别是在吴汝纶的努力下，不仅“深冀二州文教斐然冠畿辅”，(60)而且集结起一班志同道合的文友，这也成为支撑吴氏就任莲池书院教职的重要人力基础。事实上，吴汝纶就任莲池书院教职之前，就执拗地常怀着一种书院情结，身为地方官不但特别尽力筹措辖境内书院之事，而且还常常议及外地和其家乡的书院。并且，尚在酝酿由张裕钊前来接手莲池书院而事局未定时，他即有“廉若不来，鄙人尚拟自媒，倘得此席，吾可以终老矣”的想法。(61)这些都反映出他内心对文事的深挚之爱。
从教契机
使吴汝纶获得从教的契机终于出现了。光绪十四年夏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有荐张佩纶替代主掌莲池书院的张裕钊之意。“莲池诸生闻而大哗”，张佩纶遂“不敢就”，(62)而张裕钊本人又觉得不好继续留职，这样，莲池书院山长的人选一度成为悬而难决的问题。
莲池书院是直隶最高级别的一所书院。它始建于雍正末年，到此时已有150多年的历史。李鸿章主政直隶之后，对这所书院亦颇重视，积极支持其扩充校舍、增置图书、改革教学，并亲加督导。像莲池这样的着名书院，虽不纳入“官学”系统，但官方对其仍有相当的控制。除了对其教育方针的把握、所用经费的掌控外，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直隶总督拥有对山长的选置权(至少应得到其认可)。张裕钊前来主持莲池教席既然曾得到李鸿章的认可，并且居此教职期间他与李鸿章和省内官员也十分融洽，有“自李相国已(以)下皆师尊之”的说法，(63)那么，这时为何李鸿章忽而有了以彼张代此张的拟议？
这自然牵涉到与张佩纶的关系。张佩纶，直隶丰润人，同治进士，曾是着名的“清流”健将，以“敢言”着称。他在中法战争时慷慨言战，又实不知兵，成了慈禧太后“以书生典兵”荒唐措置的牺牲品。(64)他因被委任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却懵懂不能有所作为，马尾之败，致遭遣戍三年，光绪十四年得以“赐环”。张佩纶与李鸿章有着“清流”、“浊流”之异，但李对张却颇为器重，甚至在他获罪后更怜爱有加，屡有抚慰和资助。就是在张佩纶回后“伥伥无所之”的境况中，李鸿章想为他谋取莲池教职的出路，并且把爱女许嫁给张佩纶。李氏夺张裕钊莲池教职显然是为了安置张佩纶，此举私情显然大于公义。(65)
当然，李鸿章等人此事做得很含蓄。他于光绪十四年六月初致信张裕钊，说接到湖北巡抚奎斌(字乐山)来函，告以湖北“江汉书院讲席虚悬”，欲延其回鄂任事，并明确说莲池之席欲让张佩纶接主，信中还褒扬张佩纶为“北学之秀”，“若将来延置礼堂，定能划守萧规，不坠孔业也”。(66)这封信不啻一道逐客令，张裕钊对其用意可谓心领神会。他写信向吴汝纶转述了李信的内容后，表示“观此情词，不言可喻，弟衰年远客，越鸟南枝，久萦梦想，今一旦得返乡井，正复实获我心，已函复傅相，请即与定约”。(67)所谓“实获我心”云云，恐非张氏的由衷之辞，(68)但一个已近古稀之年的耿介文士，面临此情此境，恐怕也别无选择了。
在冀州的吴汝纶，先是听到了关于李鸿章为张佩纶谋夺莲池教席的传闻，他根据种种迹象，判断“此传不妄”，(69)随即又收到了张裕钊的函告，更详知内情。张氏还告知吴汝纶：“此间官寮人士同声怅恨，物议颇为纷然。书院诸生尤怊然若失，其隽异之士愈益眷言衰朽，彷徨莫释，异日并拟散去。弟感此深情，良用敞惘。”(70)由此更可见，不但前引述的“莲池诸生闻而大哗”之情委实不虚，(71)而且连“官寮”之辈也反应激烈，大不满于李鸿章的这一安排。这恐怕主要还不是基于对张佩纶被遣戍之身的轻蔑，而是因为对他惯常处世表现的厌恶和对李鸿章滥用私情的不满。有评论曰：“佩纶故骄亢，专己自用，恃盛气，好面折人而不喜受人善，以此丛怨。鸿章素重佩纶，又申之以姻，据权要之地，内外辐凑，罔知自韬晦。”(72)书院约人文荟萃之地，既重才情，更仰道德，自难接受这样一个人物做主持，而李鸿章尽管位高权重，拥有对莲池书院山长人选的决定权，但书院毕竟不同于官衙，他不便硬性裁决，去冒犯众怒。张裕钊难以再留，张佩纶又继之不得，李鸿章倒是陷入了颇为尴尬和为难的境地。
值此时刻，吴汝纶宁愿弃官而膺此教职的谋求，遂使僵局变为活局。这年十月初，吴汝纶到天津送别张裕钊，并拜谒李鸿章，“时莲池讲席无人主持，李相极费踌躇，公(吴汝纶)因往年曾有夙约，遂面请辞冀州任，来为主讲，李相大喜，公即日于津寓具禀称病乞休，讲席遂定”。(73)表面上似乎一切都在不经意的巧合之下完成了，其实，事情绝非如此偶然和简单，对于吴汝纶来说，自是在了解了个中内情底细的条件下，斟酌再三，才做出的一步攸关后路的抉择。从当时情形看，官场蹇滞的境遇与厌弃心理，对文事的挚爱情结，努力维护和拓展学术门派的追求以及稳定家庭生计的筹度，都成为吴汝纶做出这一选择的直接原因。
吴汝纶和张裕钊，在认曾门为近宗，以曾门嫡传自居，并努力传承和弘扬曾门学术方面，心志是共同的。曾国藩生前对张、吴也寄望最殷，尝有“吾门人可期有成者，惟张、吴两生”之言。(74)此时面对张裕钊要离开直隶、莲池教职易人的局面，张、吴二人内心都不会不顾虑到若所易非人，对本门文事可能要造成的不利影响，这当然是他们要设法防备的。吴汝纶最初是想把张裕钊留在自己能把握得了的冀州或深州任教，他于光绪十四年六月致函张裕钊做如下说辞：“目前深冀两州读书之士，意欲挽留在北，由此两州醵金为寿，亦如莲池之数。虽由省城下至外州县，俗人以为左迁，而大贤固不屑屑校论此等。缘恐从者南返，北士从此失师，不复能振起，非有他意也。执事倘见许，望密赐一复示，二州人当自上书傅相乞留，续自具书币造门请谒，于上游决无妨碍，于执事亦无轻重，不过于北方学者有无穷之益。”(75)吴汝纶为此还专门派人前去详商，在当时情况下张裕钊自然难以同意此种缓冲之策。不过从中可见吴汝纶对因张氏离去而致“北士从此失师，不能振起”的真切担心。这对他随后毛遂自荐就任莲池教职，自然会是一种很直接的促动力。
张裕钊也把莲池的善后工作寄望于吴汝纶，在给吴氏的信中，提到“他日阁下必当来此一尽绸缪耳”。(76)他既放不下对莲池书院前景的担心，又深怀着对莲池门生的眷恋，留别诗中言道，“我诚惭朽株，尔等竞蓓蕾”，“枝蔓相萦结，恋嫪不可改”，“征鸿念畴侣，虽去犹回睐”，“矧与二三子，别泪忍一洒”，句句可见深情。(77)吴汝纶在送别张氏之际作文以纪，关于张之去因，虽言及“今兹湖北大吏走书币，因李相国聘廉卿而南，都讲于江汉”云云，而对张氏日后前景，则云“湖北君所居乡，其大吏又慕声礼下之如此，吾知廉卿可以直道正辞，立信文以垂示后世”，多是安慰、祝愿和期望的话语，对张之离去，因“无以考道问业，疑无问，得无告，于其归不能无怏怏也”。(78)最终别则别矣，而莲池书院由吴汝纶亲自接手，毕竟可算有一个使包括张裕钊在内的同道能够为之放心和高兴的结果。在莲池书院山长人选定局之后，李鸿章给张裕钊的信中说道：“幼樵(张佩纶字幼樵)仍辞讲帏。挚甫委弃方州，欣然来就，此固执事至好，文望素孚，定能不坠前型，慰彼后学。”(79)将张佩纶不得就任而说成其自辞，或亦实情，然终难脱自嘲的意味，而“不坠前型，慰彼后学”云云，则符合其前后相继的实情。
为稳定生计筹度，也是促使吴汝纶弃官而就教莲池的一个现实原因。一般而言，像吴汝纶这样的州府级地方官员，在家庭生计上的保障应该没有问题。更有贪者借机敛财，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便是对当时官场贪刻弊情的揭露。但是，对于真正清廉的官员来说，若仅靠本职的正当收入，并没有可以豪奢无度的生活条件，甚至遇到家庭变故，连生计问题也不能不认真算计。吴汝纶就时常面临这种情况。(80)他做直隶州知州，官秩为正五品(知府为从四品，散州知州为从五品)，按定制每年俸银为80两，俸米为80斛，按照直隶的规矩(各省有别)，其养廉银当在每年600—1200两之间。(81)但养廉银并不是官员的纯私人收入，日常官场上繁多的迎送往还，敦聘幕僚，蓄养杂役等费，都从这里支应。所以，除去这类开销后，往往所剩无几。吴汝纶家境一直不是很好。同治十二年因父亲在深州去世，吴汝纶南返营葬资斧无出，窘急万状，他致函李鸿章说：“目下殡敛成服，草草办事，专俟新任受代，即当挟丧侍母，南返营葬。惟两年承乏深州……未肯朘削灾黎，以饱囊橐；全家数十口，绝无负郭之田，服官以后，未尝增置一金之产；此次南旋资斧，现尚一筹莫展，迢迢数千里，无计谋归。曾经入官受禄，告贷又复无路，若全家留置北方，父丧不能归葬，此则断断不忍！赋命穷薄，遭此闵凶，反复思维，智尽能索。”(82)靠资助和求借勉能南返后，守制之际，还不得不为衣食奔走。他为此哀叹：“三年薄宦，不名一钱，老母就衰，无以为养，不能不奔走衣食，亦势之无可如何！”(83)其后母亲去世，守制期内吴氏仍不得不为生计而南北奔命。
吴汝纶在冀州任的八年间，算是他官宦生涯中相对稳定的时期，但以往得人周济的欠债，也一直“未能清结”，(84)甚至尝有“署中拮据，乃向来所未有”的无奈之叹。(85)光绪十三年其弟汝绳(字诒甫)得以出任山东汶上知县，虽然其“新得官，亦是自顾不暇”，(86)但对于吴氏家族来说毕竟多了一份支撑，减轻了吴汝纶不少负担。(87)吴汝纶酝酿辞官从教，就经济原因而言，也确有莲池教席收入更为稳定的因素。他在写给汝绳的信中说：“至于家境之难，专以委之吾弟，此实私心所踌躇不敢遽决者，向无莲池一席，吾决不孟浪乞退，今莲池岁得一千六百金，节缩用之，需汶上接济当亦有限，若令在官则每岁所亏反多，仰接济者反巨，是弟之难不难，不以吾进退为轻重也……吾家有一实任官(指汝绳)，辅以千六百金之馆，何至十分竭蹶哉！”(88)算来，每年1600两银的个人收入，比他任知州的俸银、俸米和按最高额度计的养廉银这几项的总和还多，这算得上一个“肥差”。他为官则陷在一个不欲贪昧而不贪则贫的窘况之中，这个怪圈是他当然乐意跳出的。更何况，他年届半百，疲于宦事，官场上本来就变数无常，若突遭变故，晚年生计便无着落，须不失时机，预筹后路。若此时不取莲池，“他日告罢，未必得有佳馆”。(89)居此教职不能奢求巨富，但稳定生计则更有保障。之后尽管其家庭变故尚多，也不无拮据之时，但总的看来，家庭生计状况较前相对稳定。吴汝纶意在以执教获得正当收入维持和改善家计，较比贪官赖厚黑之取，自然判若云泥。吴汝纶在这方面的考虑和取舍，品节上也有其可称道之处。
知情者对吴汝纶弃官从教的酝酿和定夺自有揣量和感慨。吴汝纶到莲池后，对他和张裕钊都以弟子居的张謇，在他给吴的信中有言：“武昌师之归江汉，先生之来莲池，此中具有天命，抑亦可见君子之真能求福，而小人之无往而不为福于君子也。”(90)此类闪烁其词的话语，既有对吴氏的安慰，也表示出理解与同情。至于外间对吴汝纶此举的大为不解和诧异，或许从反面证明了其弃官从教非同流俗的品格。
教职角色
吴汝纶于光绪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到达保定，正式开始了他莲池书院的教职生涯。他的到来，使莲池书院充盈着“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庆幸。有莲池生徒这样忆述当时的情形：“连日以来，书院诸生，骤失名师，正在怏怏不乐，知先生在深、冀两州，整顿书院，造就人材，久有蜀郡文翁之誉，一闻其来，欢欣鼓舞，莫不喜出望外。两先生(指张裕钊、吴汝纶)风教既同，如未易师，是以相得益彰。”(91)吴汝纶的舒畅心情也溢于言表，在致他人函中说：“此间书院园亭之乐，全省所无，弟以冀州易此，真乃舍鼠穴而归康庄也，此近日一胜事耳。”(92)快意之中也隐寓着大显身手的心志。吴汝纶在莲池书院山长任上历时十余年，庚子事变后才卸此职事。其间，吴汝纶积极履职，在书院实施的教育总体上比较灵活，不拘一格，如官课、斋课、古课兼顾，还曾开东、西文学堂，进行外语和西学方面的教育，又招收日本留学生，成为旧式书院改革的一个典型，也体现出他的教育思想特点。
吴汝纶在莲池期间，对古文古学的注重，对乃师曾国藩这方面学术精神的继承和光大，对桐城派的延续和发展，一直颇能着意，并有明显收效，显示他在维护和弘扬门派学术方面，着实充当了无可替代的后继领袖的角色。
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时，对该省的学风即有志引导，有谓“燕赵慷慨悲歌”，　“盖有豪侠之风”，此传统风习，其质从多方面“可与入圣人之道”，“其为学当较易于他省”；对士子治学之道，他强调应“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但又说“有偏于考据之学，有偏于辞章之学，亦不必遽易前辙，即二途皆可入圣人之道”。这时曾国藩旨在通过倡导士人力学而加强社会教化，故把主要由理学体现的“义理”放在首位，而对偏重“考据”、“辞章”者也同时予以肯定。曾国藩所谓“义理”、“考据”、“辞章”，大旨上取法于他至为推崇的前辈桐城古文大家姚鼐，这可以说是姚氏对整体学术范畴的一种分类。而曾国藩在此基础上又特别加上“经济”一个门类，说这“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93)在曾国藩看来，“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曾国藩之所以把“经济”相对独立地划为一类，当主要强调它于经国济民的“致用”性，甚至把这视为一切学问的最终旨归，有谓“其文经史百家，其业学问思辨，其事始于修身，终于济世，百川异流，何必同哉？同达于海而已矣”。(94)显然，这与曾国藩非纯然学人，更主要是为官理政的身份分不开。他这时似乎并未刻意强调在直隶传扬自己的文派之道，但在其施行教化的努力中，在其经世学术的传扬中，自然也不会与之绝缘。
吴汝纶对乃师的意旨自能心领神会，这时更有条件努力为之。他在莲池筹划精印姚鼐所辑《古文辞类纂》，为此而这样剖白立意：“昔曾文正公自谓文字之传，得之姚氏，其于惜抱(姚鼐斋名为‘惜抱轩’)自着之文，尚非倾心佩服，而独服膺此选，屡为后生言之，今读曾公书牍，亦仍可复按其旨。”(95)可见，与其说是为乡邦先达张本，不如说是为弘扬乃师学术绪业更显主要。他以莲池书院为龙头，又遥控着冀、深二地书院为辅翼，(96)在施教和治学中不断扩大其文派和学派的影响。像贺涛在膺任京官后的多年间，仍兼冀州信都书院的教职，甚至是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于此，他经常向在莲池的吴汝纶请示施教方策，甚至不时把生徒的作业特别是古文佳品选送吴汝纶批阅。(97)光绪二十四年，贺涛因“目疾较甚”，“又恐补官后不能久在京外”，想辞冀州馆事，向吴汝纶求替换之人，吴氏不予同意，故贺涛有“乃先生不以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的戏谑之言。(98)深州教席则有吴汝纶的另一高足冀州籍的赵衡(字湘 ，亦作湘帆)居之。(99)莲池与冀、深二州书院，可谓构成了一个紧密连联、同气相应的“共同体”，成为以吴汝纶为领袖的文派、学派的基地。吴氏生徒众多，或称其“布教北方，门下注籍者数千人”；(100)并且高足多出，使其门派学人群体、学术势力在前有基础上更得以大大加强，愈具势头，(101)这在晚清乃至民初学术史上是颇为醒目的事情。或言本来“桐城流派”在“江汉东南”盛传，“大河以北无闻”，而“自张、吴两先生主讲保定之莲池书院，先后十余载，北方学者多出其门。此两先生者，皆尝亲承绪论于曾氏，于是燕蓟之间始有桐城之学”。(102)更有人把“今文经学昌于南方，而桐城古文复以张裕钊、吴汝纶之传，流播于北”这一现象，明确指为“近世学术变迁之大略”的一个重要标志。(103)而在民国初年充当“文学革命”旗手的胡适，则把吴汝纶视为“古文传统史”上清末时期的代表人物。(104)无论人们对该文派、学派在当时及历史上的价值有怎样不同的评价，但由于张裕钊、吴汝纶相继掌教莲池期间的努力，使其在直隶乃至北方地区蔚成气候，当是不争的事实。
吴汝纶固然是要传承乃师曾国藩的文派、学派绪业，但又绝非胶柱鼓瑟，陈陈相因，而是能够灵活变通地有着自己的发展。或说其“为教”，“以缓急有济于世为效”；(105)“为学，于古今中外，无不通贯，尤以瀹民智自强急时病为宗”。(106)他不仅仅胶着于“义理”经世，还能够倡导用古文的形式传达西学的内容。他与在天津长时间执业文教的严复，就曾保持着密切联系。严复当时思想颇新，而嗜好古文，私淑吴氏，甚至也在“执贽”请业、愿居门下者之列。他的许多文章乃至《天演论》等译稿都进呈请教于吴氏。吴汝纶与严复的相互致函和有关文作，在他们的文集中能查及多件。其中吴汝纶给严复(几道)的一函中有言：“鄙论西学以新为贵，中学以古为贵，此两者判若水火之不相入，真能熔中西为一冶者，独执事一人而已，其余皆偏至之诣也。”(107)这既道出了吴汝纶对严复为学推重的根由，也表明了吴氏本人的一种重要学术观，由此可以理解他何以能够执守义法而又不失古今中西之学兼容并包的志趣，乐于以古文为严复所译《天演论》等西学着述作序。严复则自称“于文章一道，心知好之，虽甘食耆(嗜)色之殷，殆无以过。不幸晚学无师，致过壮无成”，与吴先生结缘恨晚，又幸终能获其“奖诱拂拭”，(108)“故书成必求其读，读已必求其序”。(109)吴汝纶与严复关系如此，对光大古文和融会古今中西学术，当起着不小作用。时人或说畿辅和北方士人本来“抱其固陋之习”，“若夫读古书而知其意，讲西学而观其通，则二百年来寂然”，是通过吴汝纶在畿下的多年施教，“药其痞，发其盲”，使得“好学能文章”，而又“通晓时务，能以其学馕当世者，且浸浸有人矣”。(110)这显然是称道吴氏在会通古今中西、使所传之学有裨世用方面的重要作用。还有联系时势条件这样特别嘉许吴氏者：“海通以来，中国屡受外侮，识时之士，知非变法不足以图强，挚甫(吴汝纶字挚甫)尤喜言西学，异乎拘墟守旧者也。”(111)实际上，吴氏会通古今中西的学术取向，恰与严复这种真正谙于西学之人有某种契合。这也体现了吴汝纶与维新运动一定的通连。
当然，吴汝纶算不上对维新运动的深刻理解和竭力呼应者。他虽然表露有诸如在中国“大兴西学”、“遍立公司”乃至“振兴民权”等多方面的愿望，(112)甚至进行呼吁，但对康、梁等人及其倡行的改革颇存疑虑，他认为“康有为等虽有启沃之功，究仍新进书生之见”，(113)批评梁启超“年幼无知”。(114)这与吴氏和康、梁在文派、学术上不像与严复那样和恰甚至存在明显抵牾或不无一定关系。
吴汝纶居莲池书院教职期间，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关系亦十分微妙。虽然吴对曾国藩和李鸿章两人都视为知遇，也都以“师”称之，但事实上彼师与此师并不相同。曾国藩为师是名副其实，不但是主宾之属意义上的“师”，同时也是“业师”，在学问上真正能给吴汝纶以引导和随时指教。称李鸿章为“师”则主要是吴氏所表示的一种尊敬和依傍。被讥为“拼命做官”的李鸿章，从来未像曾国藩那样花心思和精力于学事，似乎也没有这方面的兴趣。但是，在官场经验手段上，李无疑是堪称为“师”的，但这又不是吴汝纶倾心矢志要学的方面。从吴氏友朋门生辈的评说看，大多是持曾、李二人对吴氏都“深相倚重，大疑大计，悉取资之”这类说法，(115)更有谓李鸿章对吴氏“尤倚重”者。(116)不过，吴汝纶的门生李景濂，则言吴氏“性刚直，不能与俗为委蛇，惟国藩深与相知，鸿章虽宾礼之，顾不能用也”。(117)此说与吴闿生所说“唯文正公最知先君”是一致的，似更符合实际情况。
从吴汝纶的性格看，除了曾国藩的知遇之恩外，若不是他真切感受到曾国藩待他诚笃，师情厚道，恐很难委身其幕府数年之久。过后忆谈，吴汝纶有言：“往时曾相幕中，最折磨人，而人才由曾幕出者不少。”(118)所谓“最折磨人”，当指幕主要求严格，不能容人懒散安逸，而这正是磨炼人才所需要的。所以吴氏对那种“折磨”说起来不但毫无恨意，而且若有虽苦犹甘的兴味。他与曾国藩之间确能契合，且根基牢固，这与文业上的师承自有密切关系。曾国藩在回任两江总督以后，不顾出巡奔波的劳顿和多病缠身，还给吴汝纶写了洋洋千言的长信，在谆谆教以为政之道的同时，特别嘱咐“治公之暇，仍当从事书史，幸无废学为要”，(119)话语实在而情意真切，怎能不让受者感激涕零！
而李鸿章对吴汝纶，似乎就比较缺少这种同道之谊，表面上的“宾礼”是不能与之等列的。吴汝纶居官期间，李氏并未对他予以特别关照，而吴氏弃官从教后，为其议加虚衔和欲揽其入幕，则为吴氏所不喜。从吴汝纶的表态看来，为其议加空虚无实的京衔，简直有“嫌我官职下，不堪任此讲席”的意思，并表示“万一不能中寝，则吾惟有弃馆而逃之一法”，(120)故而极力拒绝。他更不愿不入李幕，称自己“离官场久，于幕府不能称职，兼素性迂拙，今复衰朽，无复问世之志。既无益于师相，则止有藏拙之一法”。(121)显然，所言绵中有刚，不假通融。的确，像他当时的年龄和履历，再去应鼓做幕，又会有何进益呢？
当然，吴汝纶与李鸿章之间也绝无公开交恶，而一直保持着相当的礼敬，甚至他对李鸿章的推颂比以前对曾国藩者更多。吴汝纶对李鸿章在内心深处怀着敬畏感，虽不去刻意地谄媚，但也绝不冒犯，他始终需要李鸿章有形无形的护持之力，而避免自己陷入太窘困落魄的境地。他尽管辞去官职，但莲池书院仍在李鸿章管辖范围内；居教职期间虽也有过南返的念头，但在李鸿章逝世前终未舍弃此席，一直在直隶与李氏“相始终”，(122)这与他顾虑到别处“大官无知我者”当有直接关系。(123)从他居莲池期间的实际情况看，吴汝纶尽管坚持不入李幕，连“居幕府而兼书院”也不应诺，但他又明确表示这“亦非恝然于傅相”，对其政务之事，若“有所见，必当竭尽愚虑，效其一得。若有命召，亦必速往，决不置身事外”。(124)与李鸿章之间，他实际上保持了一种非幕似幕、不即不离的微妙关系。他的确经常对政务发言建策，甚至有李鸿章的“机要疏牍，必就咨视草”于吴氏的说法。(125)当李鸿章因甲午战败失势遭受时论汹汹抨击的时候，吴汝纶却声援李氏，毫不畏缩，“为尽力有加于初”。(126)他与攻李者竭力辩难，说李乃“一代宗臣”，若“欲毁其盛名，或乃求改其已行之法，务欲怒出其上，此蚍蜉撼大树，不自揣量者耳”；(127)赠李诗嘉其“少时敏手事澄清，老作中朝万里城”；(128)又不惜精力选编李氏的文牍，而尤重其有关洋务者，此举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为李不只在当时乃至于后世“解谤”，也有人谓其“或亦时势所趋，有不得不然者欤？”(129)姑且不论吴氏有关言行的是非正误如何，至少能反映他对人不以地步变化为转移的君子态度。其时直隶布政使陈宝箴，大不满于吴氏对李鸿章的回护，甚至指斥他为李氏的“孝子慈孙”。吴氏则抗辩曰，自己“未入流”之“一老布衣”，“何敢忘分攀附”，“已退之人，无心富贵，岂复作权门之孝子顺孙”，只是诚不能因“外议籍籍”，便亦“随众波靡，为吹毛之讥讪”。(130)此论并非尽作虚伪巧辩，当系由衷之言。
想来，在吴汝纶就教莲池的时候，李鸿章正值鼎盛之期，吴氏却从官场疏离出来，不过又仍居身李鸿章主政的直隶，当是有意把与李鸿章的关系，从官场上的主从调适到非官场的“主”、“客”，这样似乎更能够给自己留以较为自由的回旋空间，应该说也是最佳地步。李鸿章死后，吴汝纶祭文中有“不佞在门，或仕或止；迹疏意亲，谓公知己”之言。(131)这时他极力剖白与李鸿章内在的亲近可以理解，不论实际情况怎样，所谓“仕”“止”、“迹”“意”之间的微妙意境，总是很耐人寻味的。这已不仅仅是吴汝纶与李鸿章私人关系问题，也紧紧牵连着“社会角色”，并直接影响着吴氏的处境乃至去留。
吴汝纶能居莲池教职多年，显然有依傍于李鸿章的因素，而他最后离开莲池，亦与李鸿章的去世不无关系。(132)加以当时李鸿章的儿辈又“许以照莲池束修”的优厚条件约其“南归”为李编辑全集，吴汝纶觉得此乃“难得之机会”，(133)遂决定从之。当然，历经庚子之乱，莲池书院的设施被毁损殆尽，而清朝新政中又把兴办新式学堂作为文教方面的主导方向，书院的复兴面临背时的困境，也是促使吴氏离职莲池的重要客观因素。
而正当吴汝纶酝酿南归之际，管学大臣张百熙再三坚请其留在北方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甚至亲自上门“拜跪以请”。(134)尽管吴氏极力推辞，但张还是上奏荐举，廷旨允准，并赏加吴汝纶五品卿衔。(135)同时，又有直隶绅士魏钟瀚联同“北方人士不列弟子籍者一千二百人”，致函吴氏恳切乞留。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无疑是因为吴汝纶多年间执教莲池书院的影响。张百熙奏陈吴氏“学问纯粹，时事洞明，淹贯古今，详悉中外”，特别言及他“主保定莲池书院多年，生徒化之，故北方学者，以其门称盛，允为海内大师”。(136)魏钟瀚等人则说，“畿下人士所以知讲学者，实自先生(吴汝纶)知深冀、主莲池播其种焉”，“夫使先生不北来，来而不诱人以讲学，则此邦人至今瞢然”，而今闻“留之京师，主讲大学，靡不奔走相庆，以为天哀中国之失学，而欲使先生教人之术大其施也”。(137)由此更可见，吴汝纶的作用绝不仅限于他所施教的莲池书院，而有着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到20世纪初年清朝推行新政的这个时候，他成为颇受人注目、被寄望甚殷的文教翘楚。吴汝纶斟酌多方面因素，(138)最终还是不欲接受京师大学堂之职，但鉴于荐举、乞留者的恳切之情，又有朝命之召，只得虚与委蛇，而没实际到职，先是去日本考察教育数月，回国后未诣京师，而是到家乡筹办学校，奔波积劳，染疾不起，于光绪二十九年正月间撒手人寰。回顾其职业生涯，他年届半百时的弃官从教，无疑是一个意蕴丰富的转折点。
吴汝纶主动弃官从教的“超俗”选择，可以说是其人生“本色”的一个显明揭底。他涉入官场多年，却并未能改变其书生的本真，没有真正地适应过官场环境，特别是面对当时官场上谋取升迁所难以逾越的那些或明或暗的“规则”，他为不失人格尊严而拒绝迎合，这也就势必导致其仕途上的蹇滞，从而更加大了他退离官场而从业文教的决心。弃官从教之后，其心境上得以改善，也有了适合自我志趣和特长的业缘感觉。当然，即使此时他也没有亦不可能与官场绝缘，在坚守人格底线的前提下，仍与官场保持着一定联系，留有“回旋”空间和“合作”余地。吴汝纶弃官从教、执掌莲池书院的这段经历，是晚清学者追求个人理想、实现人生价值的特定个案，或许有些“标本”的意义。
*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提出宝贵修改意见。
注释：
①吴汝纶：《与诒甫》，光绪十四年(原为干支纪年，现换算为年号纪年，下同)十月二十二日，《吴汝纶全集》第3册，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第641页。
②相关研究成果参见林培玲：《吴汝纶教育思想初探》，《安庆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钱曼倩：《吴汝纶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5年第1期；施培毅：《我国近代教育先驱吴汝纶》，《江淮论坛》1995年第1期；徐寿凯：《吴汝纶与我国近代教育二题》，《江淮论坛》1998年第3期；赵建民：《吴汝纶赴日考察与中国学制近代化》，《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5期；翁飞：《吴汝纶与京师大学堂》，《安徽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潘正祥、胡珺：《吴汝纶与近代教育创新》，《教育与现代化》2004年第3期；汪效泗：《吴汝纶与莲池书院》，《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其中只有一篇研究吴汝纶与莲池书院的关系，且侧重于吴氏在该书院期间的教育活动及影响，对吴弃官从教之事并无涉及。至于其他从文学方面研究桐城派而涉及吴汝纶的论着也很多，因与本文的研究视角关系不很大，兹不详举。
③曾国藩：《请准将吴汝纶留于直隶补用折》，《曾国藩全集·奏稿》第10册，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第6265页。在该折中，曾国藩对吴汝纶的荐语是：“该员器识明敏，学问该洽，实有希古援俗之志，若使之莅事临民，必能湔除积习，造福一方。”可见颇为推重。吴汝纶中进士后获授内阁中书，同治六年经曾国藩奏奖加内阁侍讲衔，到同治八年时正式荐其任地方官。
④吴汝纶同治八年(己巳)九月四日日记，《吴汝纶全集》第4册，第737页。
⑤郭立志：《桐城吴先生年谱》卷1，民国雍睦堂丛书铅印本，第12页a。
⑥关于书院主持者的称谓，乾隆三十年十一月己卯(初八)有上谕云：“各省书院延师训课，向有山长之称，名义殊为未协。既曰书院，则主讲席者，自应称为院长。着于各督抚奏事之便，传谕知之。”(《清高宗实录》卷748，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0册，第235页)可知，起码自此时“院长”即为“钦定”的正规称谓。不过，作为别称的“山长”，以后仍然存在，及至晚清亦不鲜见。
⑦张宗瑛：《吴先生墓志铭》，《吴汝纶全集》第4册，第1151页。
⑧马其昶：《吴先生墓志铭》，《吴汝纶全集》第4册，第1153页。
⑨吴闿生：《先府君行述》，《北江先生文集》卷2，民国13年北京文学社刻本，第3页b。
⑩如胡思敬就有这样的评议：“李鸿章待皖人，乡谊最厚。晚年坐镇北洋,凡乡人有求无不应之，久之闻风麇集，局所军营，安置殆遍，外省人几无容足之所。”见《国闻备乘》卷1，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8页。
(11)吴汝纶：《与诒甫》，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41页。
(12)如光绪十八年十月三十日吴汝纶《与范肯堂》信中，就言及“直隶诸公”欲为他请加京衔，“谓议发自师相”(按：指李鸿章)但他“料其不然”，说是“师相待我，向不如是之浅”等等。参见《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4—65页。
(13)如吴汝纶光绪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与川东道张蔼卿》信中，就说到此前“傅相迫我再入幕府”；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七日《答李季皋》信中，言及这时和“去年夏”李氏邀其入幕事；同年八月二十六日《答潘黎阁》信中，再度言及此事。参见《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77、117、125页。
(14)吴汝纶：《与范肯堂》，光绪十八年十月三十日，《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5页。
(15)同治十二年吴汝纶父亲去世，吴汝纶营葬南返，为生计所迫拟接受时任江苏巡抚的张树声的幕客之聘，而随后又接到李鸿章的纳幕之请，吴汝纶两相比较，便欲舍张而就李，其中不无为以后仕途铺排的考虑，他在给李鸿章的回信中即明言：“赐谕饬令北行，传(侍)教门下，既以稍酬知遇，亦可藉禀钧诲，于仕于学，均望进阶。”见《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13页。按，引文中“传教门下”，在郭立志编《桐城吴先生年谱》的引录中为“侍教门下”(见该书卷1，第23页b)，从文义上看，以此为妥。
(16)吴汝纶：《与两弟》，光绪六年五月十三日，《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14—615页。
(17)吴汝纶：《与李采臣廉访》，同治十二年正月(日期不详)，《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09页。
(18)吴汝纶：《答程曦之》，《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22页。按：此信全集中未标年月，郭立志编《桐城吴先生年谱》中系于光绪十年正月且只节录部分内容，见该书卷1，第35页b—36页b。
(19)吴汝纶：《与诒甫》，光绪十四年三月九日，《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37页。
(20)吴汝纶：《与诒甫》，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41—642页。
(21)贺涛：《吴先生墓表》，《吴汝纶全集》第4册，第1148页。
(22)马其昶：《吴先生墓志铭》，《吴汝纶全集》第4册，第1153页。关于吴汝纶对当时官场的认识和感触。从他居莲池教职之后的光绪十七年间所做《诒甫生子喜而有作》诗中也可见一斑。以他们兄弟的宦场遭遇为触发点，诗中借引“里父老”的“嗟兹”之言：“好官有慈惠，当路多瑕疵。恶官贪又横，乃反见谓才。好官不暖席，恶官久恣睢。好官起又废，恶官印累累。好官垂橐返，恶官稇载归。”对好官、恶官的报非所宜，官场龌龊，世道不公的激愤不平之情溢于言表。见《吴汝纶全集》第1册，第423页。另参见吴闿生关于此诗的笺证，载《桐城吴先生年谱》卷4，第14页b—15页a。
(23)贺涛：《吴先生行状》，《吴汝纶全集》第4册，第1141页。
(24)吴汝纶的出生地为安徽桐城县高甸之刘庄，现属枞阳县。
(25)《曾国藩全集·日记》第2册，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1024页。
(26)黎庶昌：《曾国藩年谱》，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197页。按：有研究者考证，该年谱的真正作者应是湘籍人士曹耀湘(详见王澧华：《〈曾文正公年谱〉作者考辨》，《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但尚未见有更改署名的版本问世，故仍以所据版本署黎庶昌。又，此科江南乡试，李鸿章“入闱监临”。见该年谱，第196页。
(27)姚永朴：《旧闻随笔》卷4，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173页。
(28)《曾国藩全集·日记》第2册，第1197页。
(29)张百熙评语，见郭立志：《桐城吴先生年谱》卷2，第33页b。
(30)吴汝纶：《北征别张廉卿即送其东游》，《吴汝纶全集》第1册，第406页。其实，这种表面上的自嘲自贬也是文人圈里的常情惯习。像吴汝纶的文友范当世(字肯堂)，也曾有“贫贱几何身亦老，文章无用臭相关”之类的吟句。见《范伯子先生全集》(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第602页。
(31)有吴氏的门生忆述说，吴氏“尝与子弟李刚己辈宴语曰：‘天下何事最难？’刚己默然久之，尚未有以应，汝纶曰：‘以吾度之，千秋盖世之勋业，皆寻常耳，独文章之事，纬地经天，代不数人，人不数篇，惟此为难！”见李景濂：《吴挚甫先生传》，《吴汝纶全集》第4册，第1131页。按：引文中提到的李刚己，直隶南宫人，吴汝纶在冀州时即因其文才而揽之门下施教，后来又将他携至莲池继续学业。
(32)贺涛：《吴先生行状》，《吴汝纶全集》第4册，第1141页。
(33)马其昶：《吴挚父萧敬甫二先生传》，《桐城耆旧传》卷11，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712页。
(34)李景濂：《吴挚甫先生传》，《吴汝纶全集》第4册，第1128页。
(35)参见陈美健等：《莲池书院》，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第75页。
(36)黎庶昌：《曾国藩年谱》，附录2“曾国藩哀荣录”，第59页。
(37)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曾国藩致诸弟书中即言及黄彭年(子寿)与之交往的情况，并称道其“英气逼人，志大神静”，“真奇才也！”参见《曾国藩全集·家书》第1册，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47页。
(38)陈定祥编《黄陶楼(子寿)先生年谱》(民国21年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刊)咸丰十年条下记谱主“主讲莲池书院”；同治元年条下记其“应四川总督骆文忠(秉章)聘”而离莲池书院职。见该书第16、19页。
(39)民国《清苑县志》卷3《教育》，第24—25页。
(40)其这段履历参见闻均天：《张裕钊年谱及文书探讨》，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7—10页。
(41)张裕钊：《与黎莼斋书》，查燕绪编：《濂亭文集》卷4，宣统元年扫叶书房石印本，第1页a。
(42)夏寅官：《张裕钊传》，《碑传集补》卷51，《清代碑传全集》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560页。
(43)徐世昌：《清儒学案》卷177，民国27年北京文楷斋刻本，第53页b。
(44)从河北省博物馆藏有关吴汝纶家书中可知，他在这年四月间来到直隶。参见王金科：《张裕钊主持莲池书院时的几封家书》(《文物春秋》1996年第3期)中所录其“第一札《示沆儿》”。
(45)吴汝纶在光绪八年十二月三日《答张季直》书中有言：“近日李相、振帅同意聘请廉老都讲莲池”，“廉老处弟亦有函劝驾，渠来亦吾所深愿。”参见《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24页。其中“李相”、“振帅”分别指李鸿章和张树声(字振轩)；“廉老”指张裕钊(字廉卿)；“弟”为吴汝纶自称。
(46)吴汝纶：《送张廉卿序》，《吴汝纶全集》第1册，第73页。
(47)郭立志：《桐城吴先生年谱》卷4，第37页a。列入与王树枏同类情况的还有范当世(肯堂)、严复(几道)以及本文中未涉及的林纾(琴南)。
(48)为此事，吴汝纶还曾与当时主持莲池书院的黄彭年发生争执。因为黄氏修《畿辅通志》也需要王树枏做助手，倚之而“靳不肯与”，与吴氏“腾书互争”，最后由李鸿章从中调和，让王树枏“居冀(州)与志局各半岁乃已”。参见姚永概：《〈陶庐文集〉序》，王树枏：《陶庐文集》，民国4年陶庐丛刻本，第3页b。
(49)王森然：《王树枏先生评传》，《近代名家评传》(二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32页。
(50)钟广生：《〈陶庐文集〉序》，王树枏：《陶庐文集》，第6页a。姚郎中指姚鼐，他曾任刑部郎中。
(51)魏际昌、吴占良：《桐城古文学派与莲池书院》，《文物春秋》1996年第3期。
(52)王森然：《王树枏先生评传》，《近代名家评传》(二集)，第57—58页。
(53)金钺：《范肯堂先生事略》，《续碑传集》卷80，《清代碑传全集》下册，第1229页。
(54)贺涛《祭张廉卿先生文》中有“桐城有教，实辟扃缄。已乃诏我，寻师而南。犹未果往，先生北 。既引入室，沃膏渍蓝”句。参见《贺先生文集》卷2，民国3年京师刊本，第48页a。
(55)徐世昌：《贺先生墓表》，《贺先生文集》，附文，第8页a。
(56)徐世昌：《〈贺先生文集〉叙》，《贺先生文集》，第1页a。按，姚鼐字姬传；方氏，指方苞；刘氏，指刘大櫆。刑部君指贺涛，他曾任刑部主事。
(57)贺涛：《唁张导岷》，光绪二十年，具体日期不详(原为干支纪年，现换算为年号纪年，下同)，《贺先生书牍》卷1，民国9年京师刊本，第11页a。
(58)贺涛：《与王勤生》，光绪三十年(具体日期不详)，《贺先生书牍》卷1，第24页a。
(59)徐世昌：《〈贺先生书牍〉叙》，《贺先生书牍》卷1，第2页a。
(60)马其昶：《吴挚父萧敬甫二先生传》，《桐城耆旧传》，第712页。
(61)吴汝纶：《答张季直》，光绪八年十二月三日，《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24页。
(62)郭立志：《桐城吴先生年谱》卷1，第48页b。按，此系引述吴汝纶之子吴闿生(北江)之说。
(63)吴汝纶：《送张廉卿序》，《吴汝纶全集》第1册，第73页。
(64)黄濬认为，张绳庵(张佩纶号绳庵)“以书生典兵，甲申马江之败，身名俱裂矣”，“识者谓微中法一役，绳庵亦不能独免，推西后积憾清流之心，说盖可信”。见《花随人圣盦摭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57页。
(65)检阅张佩纶《涧于日记》(手写影印本，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光绪十四年(戊子)从四月十四日以后阙如，而次年(己丑)“津门日记”中对此事亦不见一语记载。张佩纶不会对此等事情不予挂心，或系隐讳不记。此外，据近年来致力于张佩纶研究的姜鸣先生分析，从诸多信札中反映出的迹象看，在谋划张佩纶出任莲池书院山长一事上，李鸿章虽难脱干系，但与张关系密切的湖北巡抚奎斌可能起了更重要的作用。感谢姜鸣先生予以提示并提供相关材料。
(66)李鸿章：《致莲池书院山长张》，光绪十四年六月初一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4册，信函(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84—385页。
(67)郭立志：《桐城吴先生年谱》卷1，第48页b。按：查张裕钊《濂亭文集》(查燕绪编)中的收函，此信及当时有关莲池书院事的其他书信皆不载。作为吴汝纶莲池书院的学生，邢赞亭在所写《莲池书院忆旧》(载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河北文史集粹·教育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8页)一文中，亦引录该函，唯在极个别文字上有所差异。
(68)有的着述中即言张裕钊当时系“愤愤而离去”(陈美健等：《莲池书院》，第103页)。从张裕钊《留别莲池书院诸生》诗中表达出的对该院学子的深切留恋之情，特别是“波涛一冲激，谁能知定在”句，也可知张绝非甘愿离去。诗见《张廉卿先生诗文稿》，第314页。
(69)吴汝纶：《与张廉卿》，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二日，《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39页。
(70)郭立志：《桐城吴先生年谱》卷1，第48页b。
(71)在上引函稍后，张裕钊又给吴汝纶写信，告外间传说张佩纶已不拟来莲池的消息，有云：“此言虽无确据，然十有八九其信，缘直隶士子入都乡试者，皆言张某来主此席，相约决不应课，人言纷纷，想彼或有所闻。”(见邢赞亭：《莲池书院忆旧》，《河北文史集粹·教育卷》，第3页)由此可进一步印证相关情况。
(72)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下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869页。
(73)郭立志：《桐城吴先生年谱》卷1，第49页a。
(74)《清史稿》卷486《张裕钊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442页。
(75)吴汝纶：《与张廉卿》，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二日，《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39—640页。
(76)郭立志：《桐城吴先生年谱》卷1，第48页b。
(77)张裕钊：《留别莲池书院诸生》，《张濂卿先生诗文稿》，第314页。
(78)吴汝纶：《与张廉卿序》，《吴汝纶全集》第1册，第73页。
(79)李鸿章：《复江汉书院山长张》，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4册，信函(六)，第476页。
(80)在他辞官从教的前夕，听到在山东汶上任县令的汝绳(字诒甫)弟有买宅的事，即去信说自己“实不喜”此，告诫不能置业“以求不洁之名，买无穷之累”，居官“归时仍系饥寒，则世间可贵之事，莫大于此”。其持廉之志可见一斑。参见《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37页。
(81)参见黄惠贤、陈锋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66年，第541、552页。
(82)吴汝纶：《上李相》，同治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10页。
(83)吴汝纶：《上张中丞树声》，同治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11页。
(84)吴汝纶：《与潘艺亭军门》，光绪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38页。
(85)吴汝纶：《与景翰卿》，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四日，《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35页。按：联系信里的上下文揣摩，信文中的所谓“署中”，似非特指“公家”，而是亦指其“私家”。
(86)吴汝纶：《与景翰卿》，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四日，《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35页。
(87)吴汝纶父母去世后，其兄弟四人的家庭众多人口，多年间主要依靠吴汝纶供养。其兄汝经(字肫甫)于光绪六年早卒，幼弟汝纯(字熙甫)“得羸疾”，多年间跟从吴汝纶调养，在乃兄动身赴莲池教职的前夕卒于冀州。此际吴汝纶有“眷累四十余口”之说(参见吴汝纶：《答张廉卿》，光绪十五年三月十五日，《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43页)。汝绳的得官有俸自然利于与吴汝纶共同承担大家庭的供养。
(88)吴汝纶：《与诒甫》，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42页。
(89)吴汝纶：《与诒甫》，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41页。
(90)张謇于光绪十五年二月二十九日日记载录，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98页。
(91)邢赞亭：《莲池书院忆旧》，《河北文史集粹·教育卷》，第3—4页。按，此段引文中的“蜀郡文翁”，指文昌神，相传其本姓张名亚子，居蜀七曲山。
(92)吴汝纶：《与景翰卿》，光绪十五年四月十一日，《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43页。
(93)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442—443页。
(94)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3页。
(95)吴汝纶：《与李赞臣》，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六日，《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49页。
(96)直到庚子年间，这种情况依然存在。如当时冀州主政官员“借口办防，欲坏书院成本，绅士不能抗”，遂向吴汝纶“问计”，吴汝纶多有指画，授以相争机宜，终于得计。参见《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292—300页。
(97)贺涛有多封《上吴先生》的书信涉此内容。如在戊戌年酝酿教育改制当中，曾请求吴氏对冀州书院生徒“示以详要课程，(以)使诸生知所从事”；而光绪十八年(壬辰)的一信中有言“诸生文既得奖励，皆知奋勉，此外仍当择其稍可观者续呈”；大约是戊戌年九月间的一信中有言“诸生各抄近作文数首呈阅”。参见《贺先生书牍》卷1，第13页a、7页a、14页b。
(98)贺涛：《上吴先生》，光绪二十年(具体日期不详)，《贺先生书牍》卷1，第12页b。
(99)光绪二十七年(具体日期不详)贺涛《上吴先生》函中即曾说到“湘 深州之馆”事，参见《贺先生书牍》卷1，第20页a。
(100)贺培新：《〈北江先生文集〉序》，《北江先生文集》，第1页a。
(101)郭立志在所编《桐城吴先生年谱》之末，开列了吴汝纶的门弟子表，说明吴氏“施教历年，门徒不可胜记，今册籍均已无存，仅采辑其可考见者”。正式列入“门弟子”的这种“可考见者”，笔者统计共计212人，除日本者3人外，其余的国人中，直隶籍者166人，安徽桐城和其他省区者27人，16人籍贯不明。可见直隶籍者占绝大多数，这自然与吴汝纶在该省为官特别是执掌莲池书院分不开。外省乃至外国的“门弟子”，也是来直隶从学而得。参见该书卷4，第34页a—37页a。邢赞亭在《莲池书院忆旧》文中举及的吴师莲池生徒“其着者”，有李刚己、吴镗、刘乃晟、刘登瀛、魏兆麟、赵宗抃、齐福丕、赵衡、王仪型、王振尧、贾恩绂、傅增湘、谷钟秀、常育璋、吴锡钰、李景濂、梁建章、韩德铭、尚秉和、马建莹、杜之堂、刘培极、刘春堂、刘春霖、王延纶、王笃恭、高步赢(瀛)、籍忠寅、邓毓怡以及邢赞亭等30人。见《河北文史集粹·教育卷》，第7—8页。
(102)钟广生：《〈陶庐文集〉序》，王树枏：《陶庐文集》，第6页a。
(103)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黄侃刘师培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73页。
(104)胡适：《白话文学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引子，第3页。
(105)吴闿生：《先大夫弟子籍序》，《北江先生文集》卷2，第27页a。
(106)吴闿生：《先府君事略》，《吴汝纶全集》第4册，第1161页。
(107)吴汝纶：《答严几道》，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74页。
(108)严复：《与吴汝纶书》二，光绪二十五年冬，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22—523页。
(109)严复：《〈群学肄言〉译余赘语》，《严复集》第1册，第126—127页。
(110)参见魏钟瀚等上吴汝纶书，引自郭立志：《桐城吴先生年谱》卷2，第34页a。
(111)徐世昌：《清儒学案》卷189，第1页a。
(112)参见吴汝纶信函，引自郭立志：《桐城吴先生年谱》卷2，第17页a 19页b。
(113)吴汝纶：《与李季皋》，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三日，《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201页。
(114)吴汝纶：《答柯凤荪》，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98页。
(115)姚永概：《吴挚甫先生行状》，《吴汝纶全集》第4册，第1144页。
(116)如贺涛《吴先生行状》、张宗瑛《吴先生墓志铭》中即持这种说法。见《吴汝纶全集》第4册，第1140、1151页。
(117)李景濂：《吴挚甫先生传》，《吴汝纶全集》第4册，第1128页。
(118)吴汝纶：《答程曦之》，[时间不详]，《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20—21页。
(119)郭立志：《桐城吴先生年谱》卷1，第14页a—15页a。按：该书此处所引录的曾氏此函真确无疑，而不见岳麓书社版《曾国藩全集》和其他曾国藩集子中收载。
(120)吴汝纶：《与范肯堂》，光绪十八年十月三十日，《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4—65页。
(121)吴汝纶：《答李季皋》，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九日，《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17页。
(122)马其昶：《吴先生墓志铭》，《吴汝纶全集》第4册，第1153页。
(123)吴汝纶：《答廉惠卿》，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八日，《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22页。
(124)吴汝纶：《答潘黎阁》，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26页。
(125)马其昶：《吴先生墓志铭》，《吴汝纶全集》第4册，第1153页。
(126)贺涛：《吴先生行状》，《吴汝纶全集》第4册，第1141页。
(127)吴汝纶：《答何豹丞》，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56页。
(128)吴汝纶：《送李傅相出聘海外五国三律》之一，《吴汝纶全集》第1册，第435页。
(129)刘声木：《苌楚斋三笔》卷2，《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12页。
(130)吴汝纶：《与陈右铭方伯》，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一日，《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03页。按，原文只标作“闰月”，而所辑此函的前一函标作“乙未闰六月”，核查该年当为闰五月。
(131)吴汝纶：《祭李文忠公文》，《吴汝纶全集》第1册，第195页。
(132)李鸿章在甲午战后虽较前失势，并有几年不再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但其政治影响力不会尽失，后得以出任两广总督。庚子事变中清政府又把他调回直隶任总督兼北洋大臣，并为钦差大臣办理与外国“议和”，次年《辛丑条约》签订不久他即去世。李氏生前对居于直隶的吴汝纶在客观上的护佑作用当是存在的。故吴汝纶坚意南返时，有人即议及李鸿章“今亦没矣”，“人事日非”的因素。见魏钟瀚等上吴汝纶书，详见郭立志：《桐城吴先生年谱》卷2，第34页b。
(133)吴汝纶：《谕儿书》，光绪二十八年(具体日期不详)，《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96—597页。
(134)吴汝纶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十二月初九日日记，《吴汝纶全集》第4册，第756页。
(135)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总第4823页。
(136)郭立志：《桐城吴先生年谱》卷2，第33页b。
(137)郭立志：《桐城吴先生年谱》卷2，第34页a—35页b。
(138)吴汝纶在有关函件中剖白了他的“十虑”，既有所感觉的主观条件的不适，如自己非“中西兼通之儒”；“赋性拙朴，不能阿曲事人”，“使居京师，尤与风尚背戾”等，又有对客观环境条件的担心，如“学堂英少、贵游子弟”，“难可检制”；“京城大政，出自枢府”，“欲参末议，岂能骤望推行”等(此函录入吴汝纶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九日日记中，见《吴汝纶全集》第4册，第758—759页)。揣摩起来，他可能还是为了避免牵涉官场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