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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陈寒鸣：晚明清初的名节思潮述论
陈寒鸣
来源：中华文史网
(一)
晚明，朝政昏暗，并进而引起社会风气的败坏。不仅吏胥凶残如虎狼，而且世风日下，斯文扫地，所谓“上下否隔，体统颓驰，威严日陵替，几不复知有朝廷之尊”，[1]“士习日下，奔竞成风”，[2]“民不聊生，大乱将作矣”。[3]刘宗周揭露其时士习败坏情形道：
自科举之学兴， 士习日坏，明经取青紫，读《易》规利禄，自古而然矣。父兄之教，子弟之学，非是不出焉。士童而习之，几与性成。未能操觚，先熟钻刺。一入学校，闯行公庭，等而上之，势分难殊，行径一辙，以属托为通津，以官府为奴隶，伤风败俗，寡廉鲜耻。即乡里且为厉焉，何论出门而往，尚望其居官尽职，临难忘身，一效之君父乎?盖士习之坏，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顷者，吾越乡额少，士人辄刺议人文不振，咎在地灵，稍用形象家言，以压胜之，此计之左也。夫使士而必出于青紫利禄，不为国家用，则得一士增一蠹。[4]
士风既已败坏到如此寡廉鲜耻的程度，官场的腐败就更毋庸赘言了。而生活在这种“吏治日偷，风俗凋夷”社会之中的百姓，自然生活艰难，“憔悴极矣”。[5]
中国历史上有一富有特色的现象：一方面，王权专制政治下必然会出现腐败，另方面则又存在着与之相对立的儒家重气节的传统。几乎愈处乱世，有志之士愈重名节，清廉自守，乃至杀身成仁。东汉末年，“朝庭日乱，纲纪穨阯 ”，于是，“匹夫抗愤，处士横议”,[6]有政治批判思潮的兴起。而在晚明，与腐败之风并存的，是重名节思潮。着名的东林党人就是这思潮的代表者。他们“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7]以重名节而见称于世。如杨涟不惧生死，正色立朝。阉宦用事，他上疏劾奏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最为奸珰痛恨。天启五年(1625)，杨涟被诏逮入狱，受尽折磨，但他处生死之际仍声言：“不悔直节，不惧酷严，不悲惨死，但令此心毫无奸欺，白日冥冥于我何有哉!”[8]表现出卓绝的勇气和坦荡的胸怀。黄尊素“以开物成务为学，视天下之安危为安危。苟其人志不在弘济艰难，沾沾自顾，拣择题目以卖声名，则直鄙为硁硁之小人耳。”[9]他三疏劾阉，为权阉所忌，亦被诏系于狱。临难之际，慷慨激昂，赋诗而亡。东林党人的名节观念及其人生实践，影响极大，诚如黄宗羲所说：“数十年来，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义之盛，度越前代，犹是东林之流风余韵也。”[10]
晚明重名节者，并非仅仅是学宗程朱的东林党人，学承王学者亦力倡名节。清初方苞曾概述道：
余尝谓自阳明氏作，程、朱相传之绪统几为所夺。然窃怪亲及其门者，多猖狂无忌。而自明季以至于今，燕南、河北、关西之学者，能自竖立，而以志节振拔于一时，大抵闻阳明氏之言而兴起者也。……吾闻忠节公之少也，即以圣贤为必可企，而所从入则自阳明氏。观其佐孙高阳(承宗)及急杨(涟)、左(光斗)诸公之难，其于阳明氏之志节事功，信可无愧矣。终则致命，遂志成孝与忠，虽程、朱处此，亦无以易公之义矣。用此知学者果以学之讲为自事其身心，即由阳明氏以入，不害为圣贤之徒。若夫用程、朱之绪言，以取名致科，而行则背之，其大败程、朱之学，视相诋訾者而有甚也。[11]
文中所举忠节公，即鹿善继。善继(1575—1636)，字伯顺，河北保定定兴人，少从祖父受章句，长读《传习录》、《王心斋遗录》，颇得王学“良知”本旨，后亦研习朱学。他与东林人物周顺昌为同科进士，出自徐光启门下。为官廉洁耿直，官署自制对联，上联曰“官有私瞒不过吏，不怕对天对地对神明，则怕对吏”；下联曰“士无耻成不得人，谩言做圣做贤做豪杰，只言做人”。[12]鹿氏一身铁骨侠胆，临危无惧，如其敢于向万历帝争夺广东金花银以充辽饷，引起帝怒而被降职。孙奇逢在讲述“慎独”时曾谈到这故事：“伯顺曾以发金花银触神宗，怒谴中使召入，天威不测。时伯顺在贾孔澜寓，饮食起居不失常度，总缘平时见得分明，故临时不致错乱。惧是非、惧风波、惧利害，以至患难死生之际，有一毫疚心愧色，便不得无忧无惧。真心豪杰从战兢惕励中来，能戒慎恐惧才能破惧；到得能破惧时，则喜怒哀乐亦无不中节。”[13]善继后入孙承宗幕，赴辽作战，尝云：“吾人生天地间，第一等愿要报国家，而报国家全在安危存亡之际。”[14]崇祯九年(1636)，清兵突袭京畿，入定兴。鹿善继时已致仕在家，年逾花甲。闻敌至，奋不顾身，英勇抵抗，壮烈牺牲，故谥忠节。
儒学宗师刘宗周，[15]也是其时名节思潮的杰出代表者。宗周之学以“慎独”为宗旨，[16]而其发明慎独之学，意在砥砺名节。他认为，“慎独”不能图形式、弄虚做假，“一切掩着伎俩都无用处。观肺肝之见而知诚形之机且不可诬，则慎独之功益不容已矣。慎其独，慎其无形之独也；为形而慎，非慎独也。[17]” “为形而慎”，用今人语，就是专做表面文章，这不是真的慎独。真的“慎独”，应“慎其无形之独”，这就一要向内用功，加强自身涵养，提高个人的思想情操，做到“身置名教之中，心融天理之妙。真切为已，务黯然而日章。不愧屋漏，即上达乎天德。”[18]二要晓然于义利公私之辨，因为只有懂得为公为私的道理，才能“不入兽门”，[19]才能追求人生最高境界，实现理想人格。三要打得过生死关，即要“从天地万物一体”、吾与天地同流的立场看待生死，“破除生死心”而视“死生只是常事”，从而彰显出人生的积极价值和儒家的人生参与精神。[20]
刘宗周认为，人生当以求仁为志向。仁是做人的准则，人不能求生以害仁，宁可杀身以成仁。他说：“一边是求生以害仁，一边是杀身以成仁：几人看得清楚?就下一割，惟有志之士必遂其志，成得之人必成其仁。志一决而莫违，心已安而无累。君子之于仁道，则以杀身殉之也。”[21]在他看来，求仁大义即在尽忠报国。故其当明屋倾覆，国家存亡之秋，绝食蹈仁，遂平生之志而全其名节。
甲申(1644)、乙酉(1645)之后，殉难者甚多。其中，有平居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者，如严起恒在永历朝“终日与故人门生诙谐小饮”。有人问其“何恃而暇，公笑曰：‘更何恃哉?直办一死耳，焉得不暇’!”[22]甚至还出现了一些迂陋现象，如《明季北略》卷21记汪伟夫妇同缢：“……乃为两环于梁间，公以便就右，耿氏就左。既皆缢，耿氏复挥曰：‘止，止!我辈虽在颠沛，夫妇之序不可失也。’复解环，正左右序而死。人比之‘结缨易篑’云。”但就主流而言，奏出的乃是一曲曲慷慨悲歌，体现出的乃是豪壮之气。譬如，黄道周(1585—1646)，字幼平(一作幼元)，漳浦人，学者称石斋先生。他为官严操守、重气节、刚直敢言，虽屡遭困厄，受尽发配、囹圄之苦，以至险被冤杀，然不改其用世之志。明亡，他投入抗清斗争。南明隆武二年(1646)三月，兵败被逮，抗节不屈，慷慨就义。受业于高攀龙的吴钟峦，明亡后慨言：“见危临难，大义所在，惟有一死。”“当此之时，惟见危授命，是天下第一等事。不死以徇社稷，成败尚听诸天，非立命之学也。”[23 ] 1651年8月，他在滃
洲“于圣庙右庑设高座，积薪其下，城破，捧夫子神位，登座危坐，举火而卒，年七十五。”[24]诸如此类，难以尽举，要皆体现吾儒传统美德。
(二)
尽管处世方式各异，思想观念亦有所不同，但清初学者多受晚明以来的重名节传统影响，以至其时仍显明存在着普泛性的名节思潮。
不同于晚明学者以“死社稷”的方式来展示其名节观念，身处易代之后的清初学者，基于对自身学术使命的信念而珍重生命，同时也仍崇尚名节。孙奇逢说：“学问以了达生死为极诣，然世之所谓了达生死者，轻生轻死，非真能达生死也。真能达生死者，则生不徒生而生足取重于世，死不徒死而足取重于世。……若以轻生轻死为达生死，则荆、聂一流人皆称闻道者矣。”[25]入清，他活了三十一年，时生故国之思，怀念远去闽海投身抗清斗争的友朋。他对清廷的征辟，力辞不赴，隐居讲学着书，写了大量着作。他还曾借为元儒刘因的《渡江赋》辩白，阐述夷夏之防论，表明自己始终是大明遗黎的心迹。[26]王夫之更以为“儒者之统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而互为兴替”，“帝王之统绝，儒者犹保其道以孤行而无所待，以人存道，而道可不亡。”[27]在他看来，“士生礼崩乐圮之世，而处僻远之乡，珍重遗文以须求旧之代，不于其身，必于其徒，非有爽也。”[28]故其并不太赞赏以死殉社稷的方式，而认为真正的名节之士应该认识到自身生命的价值意义乃在于保存故国文献，承继民族历史文化的精神命脉。一时之生死，并不足以体现这种价值，所谓“陶令之风，不能以感当时，而可以兴后世，则又不可以世论者也。”[29]正是依据着这种信念，他晚年“体赢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犹时置楮墨于卧榻之旁，力疾而纂注。”[30]他脍炙人口的《读通鉴论》和《宋论》就是在这种情境下完成的，《张子正蒙注》、《周易稗疏》、《周易考异》、《诗经稗疏》、《诗经考异》、《夕堂永日绪论》以及对古诗、唐诗、明诗的评选也都是在这衰老多病之时完成或定正的。王氏献身学术研究的伟大精神，同其名节观念相贯通，是他作为一代哲人的优良品质的具体表现。
清初学者普遍存在着类于孙奇逢、王夫之的心态，并以与之大体相似的方式生存于易代之后。李颙（二曲）平生严格对待辞受取与，一芥不以取诸人。康熙曾亲书“关中大儒”四字以赐，又多次以“隐逸”、“海内大儒”、“博学宏辞”等征召，但他将之视为对他的“缯弋”，故以生命相拒。他在家里筑一土室，日处其中，“荆靡反锁”，并撰《谢世文》，表明自己决计谢绝世事的态度。顾炎武面对明、清更迭的现实，反思历史，认识到：“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31]他萃平生心力精心结撰《日知录》，目的就是为了尽“保天下”之责，用他自己的话说：“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32]此外，黄宗羲着《明夷待访录》、唐甄撰《潜书》，如此等等，都是基于这种心态。
我们不应讥刺有这种心态的学者晚节可议，而应看到，与晚明学者相比，由于时势变迁，清初学者虽仍注重名节，但在如何体现名节问题上已有了颇为超越的视野。甲申以后，陈确没有象其师刘宗周、同门友祝渊那样以身殉节，而是上书学府，自请“永削儒籍”，并更名改字，将原名筮永、字原季，庠名道永、字非云，一律弃置，独取《易传·文言》中释“乾卦·初九”爻：“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一句中的“确”字为名，以“乾初”为字，以示以潜龙自励、誓不仕清的决心。他潜心着述，学术上颇有建树。他又撰《死节论》，开篇即谓：
嗟呼!死节岂易言哉!死合于义之为节，不然，则罔死耳，非节也。人不可罔生，亦不可罔死。[33]
他据之批评明亡之后动辄以死节为标榜的行径，说：“非义之义，大人弗为。人之贤不肖，生平具在，故夫子谓‘未知生，焉知死。’今人动称‘末后一着’，遂使奸盗优娼同登节义，浊乱无纪。死节一案，真可痛也!”[34]与陈确同门，但在学术观念上常有扞格的张履祥，其节义见解与陈确不谋而合。他说：“吾人……岂若释氏只以不贪生、不怖死为了生死大事，而终日以‘末后一着’为念哉!夫吾儒所谓‘末后一着’者，得正而毙，全而归之而已，故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又曰：‘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35]
清初学者以这种视野审视历史，提出了一些富有意义的看法。王夫之称陈咸之“以生存汉”，“悉收汉之律令书文壁藏之”，又赞公孙述“储文物以待光武”，“存什一于千百，俾后王有所考而资以成一代之治理”。[36]朱鹤龄对陶渊明处乱世而能自我保全的生存智慧尤为欣赏，[37]唐甄在评论高攀龙时则说：“予谓高君之贤，是也；以其不畏死也而贤之，则非也。君子之道，先爱其身，不立乱朝，不事暗君。[38]张履祥论元儒许衡，归旨在“原之”，他说：“鲁斋，北产也。陆沈日久，人不知学，能于流离兵刃、百死一生之余，悦周公仲尼之道，私淑于雒闽而自得之。当是时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然士君子生于乱世，或肥遁邱园、或浮沈下位，或晦迹赁佣、或栖迟京辇，抑亦时命使然，未可一概论也，要在洁其身而已。”[39]黄宗羲之子百家在为《宋元学案》卷九十一《静修学案》所作按语中也说：“鲁斋(许衡)、静修(刘因)，盖元之所藉以立国者也。二子之中，鲁斋之功甚大，数十牟彬彬号称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门人，于是国人始知有圣贤之学。”诸如此类的论解，与其说是在论析古人或近人，毋宁说是藉此阐述他们自己的人生观念。这表明劫难之余的清初学者已能比较清醒、理智地看待士人自身的生命存在及其价值意义。
由于能够比较清醒、理智地看待自身生命及其价值，清初学者不仅敢于坦言为“存道”、“保天下”而爱身，[40]而且在“忠君”与“事亲”之间，也不以前者为唯一选择。陈子龙于其友夏允彝殉难后，自陈其亲在不能尽忠的心境：“绝裾而行乎? 孑然靡依，自非豺狼，其能忍之!所以徘徊君亲之间，交战而不能手自决也。悲夫，悲夫!老亲以八十之年，流离野死，忠孝大节，两置涂地，仆真非人哉!”[41]陈子龙尚为其亲在不能以死尽忠感到悲苦，而熊开元干脆将事亲置于忠君之上，说：“盖君，众所同；亲，我所独。一身去就，无系于国之存亡，而立判乎亲之生死，是尚可俳徊瞻顾，去方寸不乱耶?”[42]唐甄则依据儒学元典推展其说，曰：“昔者孔子之语其徒也，孝悌惟亟，而言忠或寡焉。汉源而海委，孝悌源而忠委，有先委而后源者耶，有源盛而委竭者耶?”[43]黄宗羲更严格区分“事父”与“事君”，以臣与子并称为非，认为：“父子一气，子分父之身而为身。”“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44]由此看来，清初学者颇能从多元立场展示其名节观念。而这种多元立场又使其思维开阔，不囿于传统，以至阐发出突破传统的伦理——政治思维框架，具有一定新时代意义的思想观念或理论命题。其时所以会有早期启蒙思潮的勃兴，或可从这角度得到一解释。
(三)
晚明清初，名节思潮影响甚大。名节本是儒家所提倡的世俗性的社会道德观念，出世间的释家对此并无讲求，但在晚明清初，受时代思潮激荡，释僧亦颇重名节。如晚明矿税害民，真可以“矿税不止”为已“救世一大负”。[45]万历三十一年(1603)，“妖书”事起，震动中外。时相沈一贯欲借以陷沈鲤、郭正域，多所株连，真可亦被逮，死狱中。此前，“门弟子皆知都下侧目师，相继奉书劝去”，[46]居士汤显祖亦屡劝其披发入山，远离祸场。真可却执意要“与世浮沉”，故而答曰：
屡承公不见则已，见则必劝仆须披发入山始妙。仆虽感公教爱，然谓公知仆则似未尽也。大抵仆辈，披发入山易，与世浮沉难。公以易者爱仆，不以难者爱仆，此公以姑息爱我，不以大德爱我。……且仆一祝发后，断发如断头，岂有断头之人，怕人疑忌耶?[47]
他人慈面冷，不以道法徇人情，凡入室不契者，心愈慈而恨愈深。据说这位重名节的奇僧，曾因怒侍者闻忠义事迹不哭，至欲推堕崖下，断其命根。与真可为生死患难交的出世知己，且都为中兴禅门之大豪杰的德清，也很重名节。万历二十三年(1595)，他因黄冠诬奏而被逮赴诏狱，“当诏狱拷治时，忽入禅定，榜箠刺 ，若陷木石。”[48]如此以佛法对抗世间法(酷刑)，依凭的乃是其一贯持守的名节理念，这如其自述所云：
余少读史，窃慕程婴、公孙忤臼之为人，念曰：“持此心为人臣子者，可谓不忝所生矣。”及长出家，乃曰：“吾佛为三界法王、四生慈父，苟能持二子之心为弟子者，可谓不负己灵矣。”及读传灯诸祖机缘，见神光之断臂、船子之覆舟，百丈之于马祖、扬歧之于慈明，叹曰：“苟能忘身为法，若诸老之为心者，何患祖道之不昌，法门之不振乎?”嗟夫!丈夫处世，既不能尽命竭力，以事人主，荣名显亲，即当为法王忠臣，慈父孝子，易地皆然，又何屑屑以事龌龊乎? [49]
迨至明亡之际，释僧同儒者文士患难与共，相互以忠义激励，如文祖尧与陆世仪、陈瑚“以道学相标榜”，“与苍雪虽乡人，道术实不相合。一旦国难，乃弃横舍而住伽蓝，平时水火，患难时则水乳也”。[50]陈子龙自述其“酉戌之际，江左被兵”时，与僧人“时时过从，相对永日，接其绪言，都有名理”。[51]这使一向好严儒、释之辨的士人改变了看法，如声称“志不学佛”[52]的魏礼即说：“儒者尊儒而黜释，今日之释未可以轻黜也。聪明豪俊之士、笃挚之人，无所发抒其胸中，或蒙然亡命，率多弃妻子，祝发披缁衣，托迹空苦以休炼其身心。他日见于事业，补天地所不足者，将于此乎有人。”又慨言：“纲常至性，往往出于太平时槁木死灰之老僧。予视之，腼然愧入地也!”[53]因此，依笔者之见，正是作为信仰的名节理念，沟通了儒者文士与僧人的心灵，增强了儒、释之间的联系。这正是晚明清初名节思潮影响下必然出现的文化景象。
晚明清初的名节思潮甚至影响到社会生活之中。无数不甘屈从异族统治而投身到抗旗义帜之下浴血奋战的普通民众自不待论，即如前辈着名史家陈寅恪先生在其所着《柳如是别传·缘起》中说：“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后诬之人哉！”而陈氏之所以倾十年心力创撰宏篇巨制，为风流才女立传，其意乃在透过对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真实情况的揭示，彰显我中华民族精神之魂。
尚需深入探究的是名节思潮更深刻影响着晚明清初的学术趋向。兹仅举述二端略论于下：
其一，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太祖朱元璋去世，皇太孙朱允炆遵遗诏登极为帝。明年，改元建文；同年，燕王朱棣假《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必训兵讨之，以清君侧之恶”之言起兵反叛。[54]三年后，朱棣兵入京师，从其侄手中夺得帝位，遂废建文年号，并在第二年(即1403)改元永乐。永乐残酷杀戮那些不甘屈从自己统治的建文遗臣，如不仅怒杀拒绝为其草诏的方孝孺，而且方氏“宗族亲友前后坐诛者数百人”，甚至“永乐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不仅怒磔“欲为故主报仇”的景清，而且“族之”，更“籍其乡转相攀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55]如何看待、评价这段历史公案?这一直是困扰明代士人，使之深感痛楚的问题。弘治年间，吴世忠“请恤建文朝殉难诸臣，乞赐爵谥，崇庙食，且录其子孙，复其族属，为忠义劝。章下礼官，寝不行”。[56]“嘉靖十四年，给事中云南杨僎请表扬建文诸忠臣，下礼部议。”今皇帝因召对礼官问曰：‘昨给事中言建文诸臣事云何?’夏言对曰：‘诸臣误君乱国，先朝诛殛，岂宜褒录!’今皇帝色变，曰：‘言官得无诮联?’言对曰：‘言官本书生，初入仕，闻人言建文诸臣死事甚烈，以故辄为陈说耳。’今皇帝色霁，明日上议亦不罪僎”。[57]崇祯朝，“巩驸马永固上疏请补建文谥，上与诸辅臣议，皆怂恿吴牲更奏，曰：‘建文无过。’上曰：‘不然。渠变祖制、戕亲藩，皆过也。’又曰：‘此事列圣皆未行，朕可行否?’既而曰：‘毕竟是一家。’会兵事迫，遂已。”[58]迨至晚明清初，学者们从名节观念出发审视这段历史公案，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他们缅怀建文，同情并称道死难诸臣。陈确记明亡之际北方义士，“遍观佛像，不拜。见建文君像，拜而泣”。[59]查继佐《罪惟录》以讴歌笔调记述建文忠臣，而将解缙、胡广、杨士奇、杨荣、金幼孜、夏原吉、蹇义等建文降臣归入“荒节列传”。谈迁《国榷》不但恢复了建文年号，而且纪事也站在建文立场上，如在朱棣起兵前称其为燕王，起兵后，建文削除燕王位号，便直称为燕庶人。方孝孺更被学者们奉为有明一代儒者仪型。《明儒学案》卷首《师说》记刘宗周论方孝孺之语曰：
考先生之在当时已称程、朱复出，后之人反以一死抹过先生一生苦心，谓节义与理学是两事，出此者入彼，至不得与杨雄、吴草庐论次并称。于是，成仁取义之训为世大禁，而乱臣贼子将接踵于天下矣。悲夫!或言：“先生之忠，至矣，而十族之殉，无乃伤于激乎?”余曰：“先生只自辨一死。其激而及十族，十族各自辨其一死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十族众乎?而不当死乎?惟先生平日学问，断乎臣尽忠子尽孝，一本于良心之所固有者，率天下而趋之，至数十年之余，几于风移事变，一曰乃得透此一段精光，不可掩遏。盖至诚形着，动变之理宜然，而非人力之所几及也，虽谓先生为中庸之道可也。
王夫之比较性地评道：“王安石之于(贾)谊，似矣，而谊正；谊之于方正学，似矣，而正学醇。”[60]黄宗羲称方孝孺“持守之严、刚大之气，与紫阳真相伯仲，固为有明之学祖也。”又辨曰：“庸人之论先生有二：以先生得君而无救于其人。夫分封太过，七国之反，汉高祖酿之；成祖之天下，高皇帝授之。一成一败，成祖之智勇十倍吴王濞，此不可以成败而誉咎王室也。况先生未尝当国，惠宗徒以经史见契耳。又以先生激烈已甚，致十族之酷。夫成祖天性刻薄，先生为天下属望，不得其草，则怨毒倒行，无所不至，不关先生之甚不甚也。不观先生而外，其受祸如先生者，宁皆以甚之所至乎?此但可委之无妄之运数耳。”[61]
与之相对照的则是对成祖朱棣的批评。魏禧说：“昔明太祖皇帝于宦官，法制训诫，诚尽美尽善，及成祖之身而其法大坏。”[62]王夫之斥责“永乐谋国之臣”“割版图以贻覆亡之祸。”[63]张自烈则说：“窃痛文皇帝初政未可为后世法也!”[64]晚明清初的学者还立足现实、反思历史，提出了很多见解。如孙奇逢痛言：
忆逊国时，文皇以叔代侄，势成于相激，而一时靖节之臣，死者死、遁者遁，不下数百人。逆闯犯顺，至尊龙驭，祸惨于黄巢，而殉义之臣不及逊国一二，岂前此尽忠良，而后此尽顽冥与?盖有所以作之也。逊国当高皇培植之日，人人思所以报高皇，况值国运初开，未经所丧。嗣是而后，几番珰祸，几番摧折，人之云亡，邦国殄瘁。[65]
计六奇在《明季北略》卷22中不无讥讽地说：“文皇帝怒方正学不肯草诏，而夷其十族，至是而周钟与杨廷鉴争草诏，是成祖杀戮忠臣之报也。天心亦巧矣，微矣。”刘宗周干脆将明代节义之衰归因于“靖难”。[66]顾炎武更深刻指出：“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十族诛而臣节变。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矣。”他又批评永乐年间纂修《大全》诸臣“仅取已成之书，抄腾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唐、宋之时有是事乎”?并说：“岂非骨鲠之臣已空于建文之代?而制义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也。呜呼!经学之废，实自此始。后之君子欲扫而更之，亦难乎其为力矣。”[67]
其二，明代以八股科举取士，致使经学荒芜。如《易》学，“坊刻置《易传》而以《本义》孤行，既非全书，且又不依吕(祖谦)氏本而依郑(玄)、王(肃)本，并失朱子之旧矣。国家颁于学宫，以此取士，着为令甲，而疏误若此，历三百年卒无有能正之者。”[68]这使明代“以《易》名世者未之有”。[69]但晚明清初的名节之士依据自身的社会生存体验体会《易》理，又据《易》理阐发自己的思想观念，《易》学遂成为当世显学。黄道周因遭崇祯帝无故疑忌而被廷杖八十，下刑部西库狱。在狱中，他坚持《周易》象数学的研究，撰写《易象正》。时值方以智之父方孔炤也关押在同一狱中，“自言诠《易》三世，未毕此理，见先生(道周)所着片言落纸，辄观玩不已，曰：‘吾虽不及次公，宁怖夕死遽坠朝闻乎!’”[70]方以智《时论·后跋》也记道：“家君子(孔炤)……抚楚以议剿谷城忤楚相(指督师杨嗣昌)，被逮。时，石斋(黄道周)先生亦拜杖下理，同处白云库中，阅岁有八月。两先生翛然相得，盖无日不讲《易》朝夕也。”由此不难感受到黄、方二氏，患难读《易》，生死相依，名节互励的风范。
明、清易代之际，读《易》、研《易》成为学界时尚。魏祥、、魏礼、彭士望、邱维屏、林时益、李腾蚊、曾灿、彭仁隐居江西宁都翠微峰读《易》，被称为“易堂九子”。他们高度评价宋明理学史上的节义之士，如彭士望说：
南宋崖门之役，张(世杰)、陆(秀夫)同时，主臣无一人降者。……三百年理学节义之报。得宋儒而益彰者，其明儒乎!其最烈者，首见于逊国之际。……逮后珰祸屡见，以及南巡(指正德帝)、大礼(指嘉靖帝)、权相(指张居正)、矿税诸役，内外臣之无言责者犹舍生以争之，以拷询为甘佄，西市、东厂及北寺为归宁之室。故明之儒不胜书，不徒在于区区诗歌捐让钟鸣击磬讲说之间[71]
而他们自己更以节气相标榜，对“秽杂虚假”、“有术无学”之“伪儒”深恶痛绝。方以智曾评价“易堂九子”道：“易堂真气，天下罕二!”[72]又据《碑传集》卷一二五《孙先生骏声传》记孙氏“因所亲而居，厨烟屡断，因以缁衣训蒙，复与同志结社讲《易》。”孙奇逢亦于播迁流离之余习《易》。张尔歧着《易经说略》，黄宗羲着《易学象数论》，黄宗炎“讲《易》独开窔奥。”[73]方以智会通儒、释、道以论《易》，王夫之则以《易》解《诗》、以《诗》说《易》，复藉《诗》、《易》论史、论人物。研《易》风兴与其时的名节思潮实有内在关联。这正如戴名世所说：“大抵贤人君子遭世末流，胸有郁勃感愤，借《易》以致其扶阳抑阴之意，是亦出于忧患之所为也。”[74] 明乎此，便不难理解《易》之所谓“君子之道，或出或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君子遁世无闷，独立不惧”等语，何以会在其时学者那里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注释］：
[1] [8]杨涟：《杨忠烈公文集》卷一、卷五。
[2] 顾宪成：《经皋藏稿》卷四。
[3] 修补翁高攀龙：《高子遗书》卷八。
[4]、[17]、[18]、[19 ]、[21]《刘子全书》卷二十《与张太符太守》、卷三十七《大学古记》、卷十二《学言下》、卷十三《证人会约·约言》、卷三十一《论语学案四》。
[5] 李应升：《落落斋遗集》卷一。
[6]《后汉书·党锢列传》。
[7] 、[9]、[10]、[60]《明儒学案》卷五十八《东林学案序》、卷六十一《东林学案四·忠端黄白安先生尊秦》、卷五十八《东林学案序》、卷四十三《诸儒学案上一·文正方正学先生孝孺》。
[11]《方望溪全集》卷十四《鹿忠节公祠堂记》。
[12]《定兴鹿氏二续谱》卷十三引《定兴县志·乡贤事实》。
[13]、[64]《夏峰集》卷一《语录》、卷四《大难录序》。
[14] 《鹿忠节公年谱》，天启三年、四十九岁条。
[15] 刘宗周(1578—1645)，字起东，别号念台，因讲学于山阴蕺山，学者称蕺山先生。
[16] 刘氏高足黄宗羲说：“先师之学在慎独。从来以慎独为宗旨者多矣，……唯先师体当喜怒哀乐一气之通，复不假品节限制，而中和之德，自然流行于日用动静之间。独体如是，如天以一气进退，平分四时，温凉寒暖，不爽其则。……慎者，慎此而已。故其为说，能不与先儒牴牾。”(《先师藏山先生文集序》，《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51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20] 参阅《刘子全书遗编》卷一《语录一·证人社语录·第九会附说》。
[22]《藏山阁文存》卷五，钱澄之：《闽粤死事偶记》。
[23]《霞舟随笔》。
[24] 据《明儒学案》卷六十一。
[25]《孙夏峰先生年谱》。
[26] 明儒邱浚疑刘因《渡江赋》为幸元兵渡江灭宋而作，孙奇逢以为不然，说刘因此赋是为哀宋室之亡而作。孙氏的辩白是否确切，可置不论，但他撰《渡江赋辩》(见《夏峰集》卷三)，说：“夷夏君臣，千古为防。不能用夏变夷，岂遂以夷而灭夏耶?”无疑表明了他自己的故国情思。
[27]、[29]、[36]、[59]、[62]《读通鉴论》卷十五、卷十七、卷五、卷六、卷二、卷二十四。[28]《宋论》卷二。
[30] 王敔：《姜斋公行述》。
[31]、[66]《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卷十八“书传会选”条、“四书五经大全”条。
[32]《亭林文集》卷六《与杨雪臣》。
[33]、[34]《陈确集》第154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35]、[39]《杨园先生全集》卷九《与沈子相》、卷十九《许鲁斋论二》。
[37] 参阅《愚庵小集》卷十一《陶潜论》。
[38]、[43]《潜书》“有为”、“明悌”。
[40]这与 明末学者有明显差异。当年，张履祥曾劝其师刘宗周讲学，刘氏断然答曰：“今乾坤何等时，犹堪我辈从容拥皋比而讲道学乎?此所谓不识人间羞耳者也!仆是以入山惟恐不深，求死惟恐不速也。”(《刘子全书》卷二十)
[41]、[51]《陈忠裕全集》卷二十七《报夏考功书》、卷二十六《柴石上人诗序》。
[42]、《鱼山剩稿》第242—2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44]、《明夷待访录·原君》。
[45]陆符：《紫柏尊者传》，见《紫柏尊者别集·附录》。
[46]、据德清：《达观大师塔铭》，引自郭朋《明清佛教》第19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7]、《紫柏尊者全集》卷二十三《与汤义仍书二》。
[48]、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六十八《憨山大师庐山五乳峰塔铭》。
[49]、《梦游集》卷二。
[50]、据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卷五，中华书局1962年版。
[52]、[53]《魏季子文集》卷八《答友人书》、卷七《大方上人杂着序》。
[54]、按，《皇明祖训》云：“如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既平之后，牧兵于营，王朝天子而还。如王不至，而遣将讨平，其将亦牧兵于营，将带数人入朝天子，在京不过五日而还，其功赏续后颁降。”朱棣断章取义，打出“清君侧”、“诛奸恶”的旗帜，意在为其叛逆行径披上“奉天靖难”的合法外衣。
[55]、[56]《明史》卷一四一《方孝孺传》、《景清传》，卷一八五《吴世忠传》。
[57] 郑晓：《吾学编·逊国臣记》。
[58] 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
[61]《魏叔子文集》卷三《变法下》。
[63]《芑山文集》卷二十一《书让纪后》。
[65] 参阅《刘子全书》卷十四《修正学以淑人心以培国家元气疏》。
[67] 王弘撰：《砥斋题跋·书〈易经传〉后》。
[68] 陆世仪：《论学酬答》卷一《与陈言夏论〈易〉书》。
[69]《漳浦黄先生年谱》。
[70]《耻躬堂文钞》卷六《琼岛行诗序》、卷五《明臣言行录序》。
[71] 据魏礼：《魏季子文集》卷十五《先叔兄纪略》。
[72]《静志居诗话》。
[73]《戴名世集》卷三《演易序》。
[74]如陆世仪《寄如皋吴白耳书》说：“此际论身，似若细事，然吾辈身任绝学，责在万世，正不可轻视一死。箕子一爻，所宜熟读也。”(《论学酬答》卷三)张履祥致书吕留良，引《易》“俭德避难”、“艰难守正”之义劝诫。(《杨园先生全集》卷十三)类此事例，难以尽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