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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桑兵：走进新时代：进入民国之共和元年——日记所见亲历者的心路历程

【原文出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武汉)2012年1期第69～86页
【作者简介】桑兵，中山大学历史系，广东　广州　510275
【内容提要】辛亥政权鼎革，由帝制进入共和时代，少数人自愿坚持或不得不继续臣子的身份，大多数社会成员则由臣民变为国民。以亲历者的见闻、言论、行事、感受、心境为视角，以其所写日记为主要依据，借着性情政见千差万别的日记主人们的身手耳目，重新经历一番时代风云的变幻；深入体察革命时代的波谲云诡之下，形形色色的不同人物是如何面对巨变，适应形势，调整自我，在新时代里找到立足存身之地，或力图借由时代变化而有所作为。回复史学依时叙事的原生功能，一方面可以补充大历史的视野所不及，丰富历史的影像；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改变认识历史的方式，还原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差异，以免概念化解读、建构历史的偏颇。
【关 键 词】民国/共和元年/臣民/国民/日记
20世纪前半期，中国经历了三次由革命催生的政权兴替，而三次的形式明显有别。以共和取代专制，打倒北洋军阀、推翻北京政府、建立统一的国民政府，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可分别标名为进入民国、统一易帜和迎接解放，作为主体，则是由臣民变为国民，进而公民，再进而人民。至少在今人并不一致的观念里，有着政体、国体、社会性质等等分别。而在亲历其事的人，大都未必有这样理性概括的认识，他们的直观感受与缘自立场身份思想不同而来的差异相混杂，心境随着史事的展开变化而波动，言论行事与后来者的看法固然不尽相同，与他们本人事后的回忆也往往有所出入。不过，三次政权鼎革的形式内容有别，又会在他们的心路历程中留下烙印，而显示出心境与行事的差别。各色人物如何经历革命的浴火，进入新政权新时代，经历三次政权更迭者的思维行为有何异同，既关乎对革命的理解，也有助于对新政权的认识，颇可玩味，值得考究。
三次更替以辛亥革命和民国创立为肇端，虽然逊清王室依然存在，少数人自愿坚持或不得不继续臣子的身份，大多数社会成员则因此由臣民变为国民。这样的变化，在亲历者鲁迅后来文学作品的描述中，显得有几分滑稽，而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一段时期内更是贬为仅仅换了一块招牌。殊不知打落皇冠固然不易，摘掉臣民的枷锁，也绝不仅仅是剪掉一条辫子那样轻而易举。按住亲历者喜怒哀乐的脉动，可见相关史事远比今人所认为的更加丰富多彩。
以各类亲历者的所见所闻为视角，自然有以何种材料为凭借的问题。考虑到即时性与连贯性，应循两条准则，一是取材以日记为主，辅以书信、年谱、文集等其他文献；二是时段以辛亥、民元为限，前后仅作背景式伸展，以便理解日记主人及其所记之人事。这并不意味着全然相信日记便是信史，中国日记种类繁多，内容复杂，所谓日记是人们内心世界写实的说法，不无可议；也不表示依据日记即可反应整体及各个部分的普遍状况，而是以此为据，可以掌握一定的脉络，不至于散漫无序，强行归纳；同时能够从具体细微处显现随着时势变化因人而异的心路历程，丰富历史的细节，减少概念化的误判。
尽管相对于此前，晚清民国是目前所知留存日记最多的时期，可是有条件和能力记日记的，在全体社会成员中毕竟不占多数，愿意并坚持写日记的更少，而能够留存下来又公开面世的，则少之又少。有的人好记日记，偏偏辛亥、壬子两年的不见踪影，如刘大鹏、周作人等。或是两年当中仅有一年的日记传世，如张元济、沈家本、蔡元培、汪荣宝，甚至仅有的一年也残缺不齐，如钱玄同。有的人虽然记日记，也保留下来，可是内容过于简略，或仅仅如流水账般记事，或只记身边私事及自己有兴趣的某一类事。参酌其他各类资料以研究主人的生平活动，不无价值，用于本题，则不易展开。如徐世昌在这一历史时期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他的日记不动声色到了几乎不着痕迹的地步。缪荃孙的日记更是不涉时事①。有的文献，显然依据日记写成，如王锡彤的《抑斋自述》，而遣词用字，已多后来修改的痕迹，用于记事叙事，尚可参酌使用，要想显示其当时的心路历程及态度，就很难如实贴切。这样的情形在《朱峙三日记》每年的题记部分也反映明显。不与原文参照，不宜使用。所以，本文较多征引的日记，未必是其人其事更加重要，而是因为所记较详，吐露心迹较显，可以了解较多的史事。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而人物和历史都是不可重复的，从根本上说，归类不过是图方便。无论如何分类，总是无法完全适得其所。经历清季民初政权鼎革的各色人等，形形色色，可以从年龄、性别、政见、地域等不同方面加以划分。本文所取社会身份，也不过是图个方便而已。若以为放在一处便是同一类人，则大谬不然。因为在看似相近相同的身份之下，他们仍然是因人而异的不同个体。尽管勉强可以说各有一定的代表性，还是必须小心谨慎，充分自觉辐射覆盖的有限。诸如此类的个案，只能说史上有其人其事，不能说所有均如此人此事。即便一些人的为人行事可能大体相近，也要注意不能过度放大。因为历史人事均为个别，不能强同。不过，史事的记载和史料的留存，本来就是残缺不全，非要巨细无遗地掌握，则无史可究，也就无史学可言。要想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拿捏得当至为关键。这也是史学仍然艺术而不能完全科学的一面。
有日记存世者，大都是历史上的要角，他们的思想言论活动，在各自的传记或相关专题研究中，已经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日记则是必不可少的征引材料。不过，还是有些相对而言的小人物，言行或日记未必能够进入正史论述征引的范围，又没有个人传记；有的人物前后显达出名，而在政权转折时期则籍籍无名；有的在其他专门方面有名，与时政却关系不大；即使那些呼风唤雨、引领潮流或占据时代舞台中央的明星要角，个人的经历感受也不可能全部涵盖在研究者的关注范围，因而不仅一般通史，即使在专题研究或传记中，也难免有所流失。借着性情政见千差万别的日记主人们的身手耳目，重新经历一番时代风云的变幻；深入体察革命时代的波谲云诡之下，形形色色的不同人等是如何面对巨变，适应形势，调整自我，在进入新时代的进程中设法立足存身，以致有所施展，一方面可以补充大历史的视野所不及，丰富历史的影像，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改变认识历史的方式，还原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差异。
大历史的许多价值评判，是后来的总结认定，各自的立场政见观念难免影响左右对于史事的判断，加之所用理论架构多是后出外来，与本事有所隔膜距离。辛亥时期，中国的知识与制度全面转型，造成天翻地覆的变动，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只有周秦、唐宋可以与之相比。今日中国的许多问题，均由此发生演化而来。时代变动的加速使得逆上去的认识与顺下来的实事之间，存在形似而实不同的交集。辛亥以来逐渐展开的各种社会问题，往往并非今人所能体会和了解。即使用后出外来的观念架构进行分析判断，首先也要对顺时序发生演化的历史各层面有所把握认识，才能避免强古人以就我的误读错解。亲历者不能预知后来的发展变化，不可能预设各种后出外来的架构观念，历史进程的展开和他们逐渐接触或进入其中的感受，与后来人的认识不尽相同，而为把握现状、展望未来所不可或缺。
今人治学训练，少读书而多读甚至只读教科书，所着书多为史论，而非历史，或者说更多的是对历史的看法，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历史。可是，人们或许已经习惯于教科书式的历史叙述，习惯于史论性的历史评价，虽然知道并且时时征引事实胜于雄辩的格言，即使以求真为首务的史学，实际上天平也每每偏重于雄辩。生命之树常绿，理论永远是灰色的，这一箴言本身在今日学界就显得相当灰色。近代以来学人好讲科学方法，只是所标举的归纳与演绎，本来不过是逻辑方法。在以西方为科学标准的背景下，或者说认定西方就是科学的观念主导下，逻辑方法才演化为科学方法的同义词。而在归纳与演绎之间，鼓吹科学方法的学人又着重于前者，这样一来，很容易造成史观先导的历史认识和表述。而思想再发达，在丰富生动的史事面前仍然是苍白无力的。回复史学依时叙事的原生功能，或许可为再现精彩的起点。
改用阳历
民国伊始，尚处于对峙状态的中国南北方分别改用阳历，只是开始实行的时间略有不同，光复的南方各省从1912年1月1日起即遵照南京临时政府的命令改用阳历，而袁世凯控制的北方省份，则是从旧历新正才改行阳历。
历法关乎正统，晚清以来，又成为文明与否的指标。辛亥年草拟宪法之时，纂拟宪法协理大臣李家驹就以颁历为中国历史上大权之一，要求增入正文②。而反清人士早就纷纷改用算法各异的黄帝纪年，以示与清王朝脱离关系。各省独立后，新政权也多采用黄帝纪年。1911年12月中旬，湖北军政府各部总稽查苏成章等呈请大都督通电各省，一律剪发不易服，并颁行新历。内务部遵批议复：“原呈内称‘颁历尤属急务’一节，查尚寅之建，相因已非一世，骤更为难。该总稽查等所谓不为无见。属部业经开工刊印中华民国黄帝纪元新历，并仿照泰西各国月份牌式将西历附载”。“十月二十六日奉大都督批发各部总稽查处，请颁壬子年历书以新天下耳目。于是由印铸科长方作舟等刊印黄帝纪元壬子年历书，附戴[载]西历月份牌式，为习用阳历之预备，颁发各属一律通行。嗣因南京政府成立，始改用纯粹阳历焉。”12月31日，独立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开会，决定中华民国改用阳历，并于次日起实行。当日，上海军政分府即电告各省：“现奉孙大总统谕，中华民国采用阳历，期于一新耳目，与世界各强国共进文明，即以十一月十三日改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日”。要求转饬所属，出示晓谕军民人等一体遵照③。
本来清廷也有自1912年1月1日改用阳历的打算，1911年11月20日，资政院开会讨论剪发、改用阳历各案，议决以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改为宣统四年元旦，用阳历而不废年号。11月21日，恽毓鼎闻知资政院建议剪发改历，极为不满，“当此分崩离析之秋，救亡不暇，忽为此大改革，惑民观听，愚氓误以为国家已亡，必生变动，是无故而搅之也。议员见识若此，何值一钱？亡国三妖：一东洋留学生，一新军，一资政院谘议局。”④十月十七日(12月7日)，清廷降旨臣民准其自由剪发、改用阳历，着内阁妥速筹办⑤。可是此时清王朝已经焦头烂额，于此不急之务，无暇分心旁顾，结果不了了之。阳历新正这一天，郑孝胥(1860-1938，字苏戡，一字太夷，号海藏，福建闽侯人，光绪八年举人)记到：“朝廷欲改用阳历，宜以今日宣布，闻项城有此意，竟不能用，惜哉。”⑥辛亥十二月三十日，即1912年2月17日，坐上临时大总统大位的袁世凯发表布告：“现在共和政体，业已成立，自应改用阳历，以示大同。应自阴历壬子年正月初一日起，所有内外文武官行用公文，一律改用阳历。”署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八日，即壬子年正月初一日字样。⑦从此，整个中国从法理上进入通用阳历的共和时代，确切意义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海内外青年学生
1911年12月30日，朱峙三(1886-1967，原名鼎元，又名继昌，字峙三，亦名峙山，湖北鄂州人)的家乡县署奉令筹备过新历年，“谓之阳历‘中年民国元年’。宣统辛亥总算终了，满清气数二百六十八年已灭亡矣。”如果所记不误，则在12月31日南京的各省代表会议决定改用阳历之前，湖北军政府已经做出了相同的决定。这与相关文献记载湖北军政府只是改用黄帝纪元，沿用阴历，附载西历为习用阳历之预备，在南京临时政府决定改用阳历后才随之改变的说法有些出入，应是最早依据阳历计算中华民国元年的新政权。当地的寒溪学堂为此扎彩新丽，元旦当天彩旗飘扬，“路人观者叹息，谓随洋人过年，行洋礼矣。”⑧
武昌起义前，朱峙三已经具有反清意识，并且参加过一些文字宣传工作，只是没有加入组织。起义前夕，朱峙三突发重病吐血，在病床上挨过两天，就于起事次日逃回家乡避难，同时养病。经过数月将息，病体逐渐复原，见局势渐趋平静，便动了上省找事做的念头，为此托过一些同学的关系。转眼到了1月下旬，朱峙三眼看消息沉寂，而同学好友纷纷上省，“欲往省谋事。盖腊月年关，百债待还，不胜忧郁，守株待兔不是办法。”于是剪去发辫，戴上西式便帽，父亲又为其“卜牙牌课云上吉，可就事，无危险。”(269：此为日记页码，下同)1912年1月27日，朱峙三终于和已经去辫的好友动身出发，走在街上，县里的相识者看到两人均无辫，惊异骇甚。朱峙三的发蒙塾师仍然劝其勿往省，“予以谋生要紧拒之。”(270)
其时鄂省内陆航运，“自起义后，招商各大船往沪汉线者，均停班装兵，只有日、英轮船装客货往来如常，革命军尊重外交也。”朱峙三视为文明行为的同样情形，在郑孝胥和恽毓鼎看来则是表明革党不敢得罪外国的怯懦之举。与起义前相比，省城的“城郭犹是，但人民增多一二倍，长街行人拥挤不堪，与八月十五以前大异。新政府成立，谋事者不拘资格，商务又繁荣。噫！此真新气象耶。”(270)同样景观，不同的人感觉印象却是截然相反。
气象虽新，谋事却不容易。到处都是来省找事的学生，有的已经来了月余，四处请托，尤其是找同学任官职有权力者，仍然不得要领。朱峙三原来想谋一知事位置，很难得到，退而求其次，愿作各县书记官兼审判。因为外县官吏发薪水，而省中官吏仅各支20元，一律平等。如果从政实在不行，则只好在报馆将就。
这时的武昌流行语，见面问“在革”与否，“在革”系老同志，以前参加共进会者。以“满政”指清政府，“推倒”为倾覆之义，旧官吏为“满奴”或“官僚派”，还有“遭打击”、“讨论问题”等等新词汇。朱峙三因为“心中想做之事而未谋到，究竟不谋事回家欤？则又难与对人。”进退两难。谋不到事者，有的抱怨从前误信人言，“致今日与同学得志者不生关系”，有的懊悔“九月底未到省，失机会者甚。”因为连日访友毫无所获，朱峙三和一些境遇相同者已有归意(272)。
恰在此时，朱峙三的同窗好友、早已“在革”、如今在民政部任职的张肖鹄为朱峙三谋到孝感、黄安两处书记官的位置。朱峙三权衡之下，选择同学任知事的黄安。书记官须负责审案，原定必须法政学堂毕业生，后改为通融，各学堂毕业生兼用，知事、书记官资格颇宽。薪水百串文，比在省城做政府及报馆事均为20元要好得多。而且省城位置变化大，往往一个职位半月即取消。另一位到处谋不到位置的熟人闻讯，随即前来求朱峙三带往黄安就一科员事(273)。
朱峙三求职，虽然不无谋生的小算盘，却不乏更新的大志向。临行前友人问以到任前须拜访同乡会，朱认为“国体俱变，现在何必先访士绅。”况且“又兼司法，到县后不能与士绅接近，致滋物议。满清州县衙门弊太大，冤屈小民不知多少，其作恶士绅、光棍讼师亦负大半责任。委札下后，予即到任，不拜在省黄安同学也。”(274)希望改变讼师、刁绅、劣监与县署丁役勾结作恶的积习，开创政治清明的局面。
其时湖北军政府仍然沿用清廷的札文体式，知事也监理司法，不过司法部已在筹备各县审判厅，一旦成立，知事和书记官即专理行政。朱峙三痛恨清朝衙门积弊，为司法所累者多，决心一一改革，“存吾二十年来善心耳”(275)。赴任前朱峙三回家探望，并到程师家，其师母“闻予近状甚喜，谓汝父从前恨张之洞，今日必感激张公培材，汝得有今日做官位置矣。可贺！可贺！”朱峙三一笑而已(276)。回乡期间，熟人前来请托谋事者甚多，债主们亦不催还本利。朱峙三和家人都视为苦尽甘来。
新历2月底，朱峙三到任。黄安小县，县署官吏新旧参半，本地外籍均有，不少人是旅省同乡有势力者的亲戚。上任不久，朱峙三便开始清理旧卷、案例、批牍，择要阅之，因为书生初做官，且兼理民刑讼案，与知事平分责任，而各县一律禁止延请刑名幕友办理司法案件，署中无刑幕夫子。朱峙三一面向懂得公事的旧人请教，一面细心体察诉状、批判及旧卷，掌握旧日刑名的办法，即开始审案。黄安民风好讼，“而歇家尤恶，皆赖两造人久住城中，贪图伙食、旅费调解人多，原被告多因讼倾家者。”新知事履任，力除积弊。“因黄安旅省同乡有权势者，如张国恩、董必武、王书华诸人，主张拘讼棍，杜绝好讼之风。”每案一堂即结，不使拖累，乡民因省钱而感恩不浅，衙役、讼棍均恨无财可诈，无乡愚可欺。朱峙三父临行前不断嘱咐他“令人民无讼乃良吏也”，朱峙三决心以公门为修行处，“满清衙门积弊大，今为民国，不可使黄安有冤民也。”(285)
不过，朱峙三对于前清的事物并非不问青红皂白地一概排斥，“清例，公署人员、刑、钱幕友不与本地绅耆接谈”(294)。他延续成例，拒绝士绅说官司，来访者凡涉及讼事，立即看茶送客，并且赞道：“此制度系前清例，甚好，可拒说官司者”。稍后黄安成立临时参议会，议员中有好几位的子侄与朱峙三同学，一般交谈无须回避，若是司法说情，则仍然婉拒。同时又赞赏北京政府通令停止刑讯为善政(286)，孙中山总统令开放疍户堕民、禁止贩卖猪仔、保护华侨，皆仁政也(289)。
黄安“前清一案官吏拖延不理，往往有拖半年、一年以上，命案则拖至三年以上犹未结，真所谓讼累也。”(294)朱峙三和县知事于无端小事快刀斩乱麻地审结，命案则反复勘验。经过整顿清理，很快就没有积案。讼风渐息，老讼师无事可做。朱峙三虽然并非素习公事者，又是大病初愈，却丝毫不敢懈怠。他认为，“学问无他，顾在人为，若果振起精神，遇事研究，不因循，不畏难，无人而不得焉，何事不可为之。”(300)所以经常调阅研究民刑案卷。“予为审判官，办理司法小心万分，恐民有冤屈，损阴德也。从前恨衙门积弊深，况予住县城内，尤深悉我县衙门积习。今日司谳权在手，可以时时积善修行，凛遵父训，时时未忘修德。”(306)
司法进步不能仅仅取决于朱峙三个人的自觉作用，新政权在短期内还进行了制度性变革。4月中旬，黄安成立临时参议会。5月下旬，开始筹备司法独立事宜，“署右之典史署已照审判厅例，修补改造为高柜台式样。”(301)并将司法行政卷宗分别。6月，司法厅成立，黄安初级审检厅接管司法事务，县署的行政事务相应减少。7月，各县书记官制度确定改为秘书。根据内务、财政两司改定各县经费表，黄安为中县，知事薪俸240串，书记60串，职员伙食公算，每天160文，特别小县每月行政费800串以内。到11月初，朱峙三记到：“此半月司法有地检厅，行政事减少。立法事大，三权分立之基，基于此矣。”(325)在县政府的主持下，黄安还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在辖下各区筹备和实施了众议院选举事宜，并且加紧筹办正式上级下级自治局，限期20余日完成。
不过，朱峙三对于这样的变革似乎没有感到太多的欣喜，该县临时参议会举出的正副议长分别为前清的举人秀才，与地方各种势力盘根错节，尤其正议长为人糊涂，因为想要通过知事安插私人被拒，与知事结怨，在议会散布蜚语，并借故控告到省，力图排挤而去。而黄安绅商学各界则设法挽留，形成知事怕议会，议会怕地方各界与之为难的连环套。正如其父所谓“知事难做，各县绅权太重，卑劣者参入议会，贤者难安其位”(322)。一些官绅甚至摇身变成党派首领。由于议会的控告及在省同乡的倾轧，本来还想有所作为的知事自知位置难保，心灰意冷，甩手不干，一应政务均由朱峙三代理。县署职员的行事，再现前清衙门的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令朱峙三看得既生气且慨叹。而新设地检厅官员为法政学堂毕业初次做官的学生，不熟司法和人情世故，所批判每为士绅讽刺，拖延甚久，不能结案。于是朱峙三慨叹“司法独立，于人民添讼累而已”(316—317)。
朱峙三因知事被排挤去职，改换新人，又风闻文官法没有书记官一职，加之病体尚未彻底复原，公事劳顿，萌生去意。只是因为亲友们都不赞成其去政界谋学界的打算，才勉强维持。到了11月下旬，众议院初选投票结束。临近阳历新年，为了表示革新庆祝，朱峙三主张贴新联，并且亲自撰写两联：“正朔初颁，看五色旌旗，民国重增新气象。舆情上达，对双泉明镜，高深不似旧堂廉。”“数声啼鸟送春来，欣逢黍谷阳回，居陋廨芜斋，官吏廉如双鉴水。一国政纲随途转，窃愿邾城多士，趁棚中彪炳，文明高挹五云山。”(333)这既是朱峙三本人的心境写照，又是他对共和新时代的殷切期望。
朱峙三虽然倾向革命，赞成共和，却没有政治正确的偏见。他认为黄兴倡导的国民捐害人不浅，而彭楚藩烈士之父当街掌掴审检厅官员，为无理取闹，不识时务。省上发交该县旗人200名安置，也能适得其所，没有卖做婢女者。虽然大张旗鼓地过了新历年，可是旧历年关，百姓和职员仍照旧例，即由腊月十九至正月十九，县官封印，不理民刑案件。“旧俗二千余年，此不易改变者也。”(336)依据公布的大总统令，书记官大约改为科长，朱峙三已在谋求退路。延至民二8月，终于辞职而去。
在任期间，朱峙三自觉最可称道者还是司法。清代政治之恶，于司法黑幕体现最为突出，孙中山为此一再撰文揭露抨击，并且作为必须推翻满清统治的重要理据。朱峙三后来记到：“安邑多土豪，俗好讼，地主视贫雇农为奴隶，稍不顺意，以一白禀遣报告送县署。知县准其案，责佃户或拘押以顺地主意。闻其习已二百余年矣。予到任后，与知事傅君力反此恶习。来诉者，当堂袒佃户，或轻罚。于报告则面斥而训之，命寄语地主勿欺贫户。阅月余，乡里大哗，而贫困者得所伸，多有感予断案公允者。予闻而心喜。嗣安邑知予以贫士青年为吏，家无恒产，恶富豪而故为矫枉者。私心更喜之。两月以后，遣报告送佃请惩者绝迹。”(279)此言多少有些后来的时代印记，当时主要还是从扫除旧制积弊的角度着眼，矫正民风好讼之习。
苏州公立第一中学毕业班的学生叶绍钧(1894-1988，后名圣陶，字秉臣，江苏苏州人)阳历1月1日照常到校上课，有同学说中华民国已经改用阳历，“众未信，电话询民政长，果然。则今日元旦也，年假之期当于是数日前矣。以未及知，故未及放，而习惯上有所未便，故知之亦不即放年假。特元旦则必须假，遂放假。”叶绍钧的日记，也从这一天起改用阳历。⑨新年新国新气象，处置罪犯由杀头改为枪毙；剪发去辫者日多，学生家长也纷纷将辫子剪去；同学们为了与校长合影留别，不愿着虏廷服饰，决定改穿西装，没有的只好到处找亲友借；书肆出售孙中山总统的肖像，印制精美；一般人事事节省，易服与时尚者改穿皮鞋，旧式鞋业价格大跌；民国的第一个元宵，同学们集资庆祝，张灯结彩放炮，提灯游行，爆竹声中夹杂着“民国万岁”的欢呼。
该校监督袁希洛是同盟会员，担任南京临时政府的参事和江苏省代表，正忙于议定宪法，短期回校。他反对宪法赋予总统种种特权，以防同胞永远受无量之亏，又不赞成擅长文字的某君为内阁总理。考虑到“毕业后势难求学，不求学则必有所事事，方可免惰民之诮，更求免冻馁之忧”，该校几位同学联名写信给袁希洛谋职(79)。他们的想法是：“世界进化全赖工商，人生职业舍此莫属，我侪他日之职业，将于是选择矣。如云政治等界，为服务之事业，讵人生之至乐，并非可终身居者，于意殊无当焉。然吾侪实业专门之学曾未问津，虽求学之时日非缺，而求学之能力已殚，则得一正当之职业以立身而处世，且难乎其难矣，亦微可怜也。”(82)
恰在彷徨之际，中国社会党苏州支部在留园召开成立大会，王伯祥、顾颉刚、叶绍钧等相约赴会，来人有六七百之众，会上素抱社会主义的社会党首领江亢虎发表演说，讲述社会主义的起源、进行方法、各国社会党状况，认为社会主义可将宗教家所谓人生最完美幸福的理想天堂的极乐世界，实现于现实；主张破除世袭、遗产制度，消除贫富贵贱的阶级，提倡社会教育和工商实业，同胞的程度齐而经济裕，达到绝对平等自由。英国社会党最发达，而瑞士社会主义为模范，美、俄、法等国信奉者日多。至于东方，日本的社会主义难以发达，有待于中华，中国适合于社会主义。“其语详括简要，条理明晰，不愧为此主义之先觉者，而其演说才亦至可钦佩。”(80—81)随后，三人正式加入了中国社会党，苏州该党党员达200余人。与顾颉刚相比，叶绍钧参与该党活动的热情较低，且对党人陈义过高，不能为一般劳动者所接受有所担忧，又对吸收党员过滥有所不满，不过他对社会主义则充满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唯我之力，可以发展于现世界，以至于消灭宗教(90—91)。
叶绍钧等人向南京政界谋职事，袁希洛颇不赞成，一则无位置，再则希望他们在地方任事，不行则小学教师亦可。1月28日，该校举行毕业仪式，袁希洛演讲，谓“经营缔造弥困苦艰难，而一国中之操大势趋向之权者，实在中等社会人。君等由中学毕业入社会，自必进中等社会矣，可不勉之。”(88)叶绍钧等人面向现实，改求小学教师位置，经多方努力，终于得到言子庙初小教员之职。虽然志不在此，也可以作为一种历练。而且胡先生告以小学教育可由学生转移其家庭，并为其他家庭所仿效，“其责洵非轻浅也”(94)。
个人前途之外，叶绍钧继续关注时局，他坚决反对优待清室，认为“以君主而加于人之上，为不平等，故推翻之。而民国之中固人人平等，无或超出者也。清帝既逊位，则只居于齐民之列；既齐民矣，何以曰优待，优待即不平等也。岂以巨数金钱，作其甘心退之报酬乎？更进而言之，是谁之位而曰‘逊’？必待其逊，是已如受清廷之命令矣。故苟其见机而自去，则为至善；如不自去，则北伐军队在，令之肯去则去，不肯去亦去。清帝之去易事也，最重要者其安固民生，巩斯民国耳。”(94—95)恰好这时社会党也对议和之事颇有意见，专门开会讨论，陈翼龙发言，指清帝逊位予以优待、袁世凯统辖北方等事，决非南京参议院中少数人可取决而实行之，“必待其逊位，是仿佛待命于清帝，而民国之建立皆清帝之主动矣。清帝既为君主，则即为民生之恶魔。试问有出巨资以优待恶魔者乎？况其资皆出之于民者也，试问民生果愿之乎？”既然南北相和，孙中山、袁世凯或第三人为大总统，“当合全国民之公意而定之”，不能即由袁世凯当然统辖北方。鉴于事关全体国民，提议派人到上海，联合国事纠正会，掌握实据，逐条驳斥，广泛宣传，“必至修正议和条件而止”。获得到场者的一致赞成(96)。
叶绍钧认为，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虽然用心良苦，“而孰知南人之心有大不服袁世凯者乎？袁世凯挟清帝以为奇货，要求优待，要求厚礼，无非以示自己之威耳；今果堕其术中，又复莫之奈何，乃多方运动，使之任总统之职。以专制之魔王而任共和国之总统，吾不知其可也！如火如荼之革命，大雄无畏之革命家，竖自由旗，策国民军，血花飞舞，城市灰烬，乃其结果则为不三不四之和议，为袁世凯任大总统。呜呼！吾希望者已失望矣，奈何！更可恶者则为参政院，选举而可预先约通，则何必选举哉？此中人大半皆清廷政界走狗，今则改面易目，居然民国议员，可鄙！于此一思，令热心人长灰心之念”(97)。
2月18日，社会党举行党员大会，在上海办《社会日报》的刘铁民发表演说，“言袁世凯之必不能为吾民造福，而苟就今日之大势以遽已，则所谓共和非真共和，第二次革命在指顾间耳。”(98)语至痛切，与会者百余人皆鼓掌不止。该党议决反对袁世凯为总统的进行办法，分别致电袁世凯和黎元洪，一为直接表明反对之意，一为请设法挽救。叶绍钧认为发电肯定无效，“宜用激烈之手段，先致袁氏于死，再则运动军队及全国同胞以解散现今之参议院，更由全国人民公举议员以举定大总统。”如果参议院另举不适当者为总统，第二次革命仍然在所难免(98—99)。
社会党定期举办演讲会，讲题包括遗产归公、教育平等、融化种界等，形式生动活泼，内容理真而辞显，反应强烈，效果显着。可惜好景不长，不久，社会党苏州支部主任干事陈翼龙辞职，前往南京就友人所与位置，顾颉刚等人深切挽留，陈告以此行欲集巨款，访密友，结秘密团体，一旦成功，必常来苏州(103)。陈翼龙去后，苏州社会党虽然照样活动，只是会场上已无精彩可言。
就个人事业而言，拥抱民国的叶绍钧并不顺利，困于经济，他不能从事最心向往之的办报，初小教员的位置也受到解职旧教员的排斥。得知王伯祥家债台高筑，常常早出晚归，以避债主讨债，叶绍钧不禁悲人人快乐的黄金世界，只能悬诸理想(117)。自己的教书生涯也不轻松，辛苦，唯恐误人子弟。不过，这些刚刚进入社会的青年从革命变动中获益不少，社会主义之外，叶绍钧和顾颉刚等人常常谈论无政府主义、俭奢之心以及孔孟之道。叶绍钧觉得无政府主义无甚高妙之学说，尚俭与尚奢，随环境而变化。顾颉刚则指孔子之言为专制帝王之脚本，用以锢民奴心，以固帝制，孟子所谓王道、治民，与孔子相同。“夫同是人，何必受公之王道？同是人，何必受公之理治？视君王天子则若高出乎人类之中者，而其余同胞则悉处于被动之地位。若此学说有可尊之价值乎？且如为孔立庙，春秋祭祀，直是奴隶其心志，其害甚于迷信宗教矣。”(105)这番“蔑侮圣教”的小子狂言，可见其后来疑古，确有反对孔孟之道为帝制服务的渊源。
辛亥年就读于清华学堂的吴宓(1894-1978，字雨僧、雨生，陕西泾阳人)后来自称：“宓当时对革命事业，既未参加，且甚不赞成。至若陈君衍表兄(之硕)之奔赴南京，参加新政府，并非热心革命(其对革命及新政府，批评尤深刻)，而因必须积极活动(时年二十五)，为全家老幼谋生计也。”⑩虽然是当事人的自述，也有不尽不实之处。确切而言，吴宓虽然不愿意社会政治动荡，却痛恨专制，而且随着革命爆发后政局的变化，越来越不满于清朝尤其是满人的所作所为。在经历了近一个月的惶恐、愤懑、焦虑和内心挣扎之后，他终于和同学一起南下上海，投奔在《民立报》临时兼职的父亲。
1912年1月22日，避居上海的吴宓到梵王渡的圣约翰学堂报名。其父与于右任等关系密切，在《民立报》寄宿，兼助校对。由于父亲的关系，吴宓常到《民立报》社，每日看《民立报》。其时蔡元培等人发起进德会，吴宓看过章程，觉得主张合于自己的宗旨，且实行不难，很想加入为乙部特别会员。虽然最终未能列名其中，还是愿意破除嗜好，养成习性。他在电车上见有华人脑后犹垂长辫者，同乘西人执其辫问道：“此物何名？其人答曰：此物中国名之曰辫发。西人笑曰：中国人素无是物，焉得有是名乎？其人下惭，迨车停即下，趋理发店剪去其辫。事亦足解颐也。”(11)
考取圣约翰后，三月开学，吴宓前往住校。该校虽然收费最贵、英文程度最高，吴宓开始还担心自己英文浅薄，力有不及。谁知各种科学并不完备，课程又多是学过的，相当浅薄。只有英文和世界史值得学习。管理则多舍本逐末，星期日亦不许外出，而每日必须祈祷，令人难堪。诸多不满之下，吴宓萌生回到清华复读的念头。只要清华重开，“则余等必弃此而归就彼矣。”(一，206)
由于怀有异心成见，吴宓眼中圣约翰的不好日益增多，如体操和记过的规则多不合理，学生动辄被司事记名报告监督记过，甚至一次有记十过、二十过者，而学生尚不知情。被记过者于每周六施罚禁闭，每过半小时，年幼者还受笞楚。“以余观于此校，殊不见佳，功课既如是，而管理尤无规则，惟严责以礼拜、体操二事，他则置而不问。寝室、讲堂任意唬呶纷扰，毫无顾忌。且每夕各室中，胡琴、二弦与戏曲之音以及笛箫等类诸处并作，而管理人则不措意，且若望其技之精者。惟积此种种之恶因，而此校之名誉则甲其群，而所出之学生英文颇深，吾实不知其何由而至是也。”(一，206)其间显然有中外教育理念与习惯差异的作用。
按照吴宓的描述，其在校一天的作息大致是：“每晨余不敢待至六点五十分，恐迟不及备，于是六点过后即起，往盥漱毕而整理床铺，旋即于七时赴操场体操。七时半，复由操场赴聚集所祈祷。八时，则由彼处赴食堂早餐。餐毕即上课，直至十二时复往午餐。餐毕又往上课。四时课毕，则又往体操。五时始毕。而六时半又往晚餐。八时，又往聚集所夜课。九时始归，急寝。九时半即熄灯矣。星期日虽无祈祷上课等事，然每日两次礼拜，合计至三小时之久。又道学课一小时，故惟礼拜六日下午尚觉空闲而已。”(一，207)于是吴宓发现“种种不适意之点，即同学相待情形，亦觉远不如清华，又遑论宏道耶？且此校风俗殊坏，学生之间有种种之界限：正馆卑视备馆，旧生侮辱新生，初来此者每觉有种种难受之事。”吴宓即被人戏称为“糊涂men”(吴宓学名吴曼陀，其姑丈醉中误写成吴陀曼)。加上同学都是南人，仅他一位北人，更形孤立，“觉此中设施，去取皆好恶与人殊”(一，207—208)。
听说该校入教则免交学费，吴宓开始打算无论如何应从备馆毕业，所以一度想入教。后来证实要入教一年半以后才能减费，且不能以此为由入教，只好作罢论。他参加了名为“扪虱谈虎社”的辩论会，为名誉赞成员，亦觉无趣。“余在此终日不读书，而殊觉忙碌过于清华时，祈祷也，体操也，以及其他事项，终日奔走，未能修学，未能读书，未能为诗文，而徒掷此至可贵之光阴。每一念及，殊深自疚。”(一，214)他甚至痛骂同学，认为北人强于南人。尤其厌恶教会学堂日复一日的祈祷功课。“吾不知西人号称文明，乃为此愚钝痴朦之举，而必使学生辈费其最有价值之光阴随作跪拜，是诚何心哉！”(一，243)进而慨叹国家教育不发达，不得不忍受种种束缚。
对于新生共和制度，吴宓似乎也不大满意，陕西光复后为会党所控制，野蛮暴虐，在他是一大恨事；丁义华演说提及改良风俗，国民进于道德，共和才有前途；而卜济舫的文章有学校断无共和之说，吴宓赞为今日之箴砭。遽改阳历造成一些困扰，吴宓也很有意见。因为清华迟迟没有重开的消息，吴宓还考虑改考天津唐山路矿学堂。恰在此时，清华即将重开的报道见诸报端，吴宓决心暑期后前往。
其实圣约翰的程度风气并非不佳，作文题目和辩论主题有迁都、女子参政、借款、平息兵变等时政内容，受课之文则有“吴烈士传赞及吴烈士遗诗”。只是吴宓抱有成见，诸事不顺心意。4月底，他写了诗词各一，抒发其对于时政和自己身世的感伤：
《摸鱼儿•暮春感怀寄仲候》
更几番血风腥雨，秋来冬去春暮。江山破碎不胜愁，忍听流莺啼树。君试戏，画梁间，燕啄新泥巢已构。伤心共谁诉？叹国社阽危，民生创劫，今朝犹昨故。
平生事，凄凉不堪重语。十年诗书空误。青山海角哭歧路，知伊飘零何底？回首处，更何人，肝胆情怀同此意。相怜吾子，同丽句伤春，潜心修学，日来身健否？
《和欧阳榖贻君感怀作原韵》
入世无端历几霜，忽惊浩劫到红羊。热肠频洒伤时泪，妙手难施救国方。高坐唐衢空恸哭，穷途阮籍自疏狂，野塘花落春归尽，乡思海还添雁一行。(一，243—244)
诗词表达了吴宓对于革命引发社会动荡，民众遭受创痛牺牲却并未换来美好生活的遗憾和不满。
5月，经过与父亲、学校的几番反复协商交涉，吴宓终于从圣约翰退学，如愿以偿地北上清华复读。可是清华的生活仍然不能令吴宓满意，考试成绩位列全班末尾，吴宓自觉可耻；参与同学组织的智育励进会和进德文社，两个组织又意见不合，发生冲突，令其觉得任事之难；校中宿舍四处漏雨，他痛恨承建的德国工程师和当局枉费巨资。大概吴宓也察觉到自己牢骚太多，承认“余之日记所记，皆可愤可怒之事。人之览余日记者，将不胜其愤怒矣。然是乃所谓沧海之一束，不足见世事之大也。”(一，251)
其时吴宓兴趣甚广，旁骛甚多，分心学业，他也有所反省：“诗文之研究、古书之披阅、着述之执笔以及国事、家事之感想，下及信札之往复、琐事之料理，又凡一切无谓之思虑，皆所谓魔障也，其对于西文之研究皆具莫大之阻力。余之魔障甚深，学之不进，良有以也。欲学之进也，须力去魔障，而后可以专心研究。余虽知其事之有益，勉力以试为之，然实病未能也。”(一，251)看了《市声》，投身工业之志油然而生；耳闻目睹种种野蛮纷争的现象，则愤恨不已；又与同学汤用彤合写小说《崆峒片羽录》。
暑假开学临近，吴宓因为年来荒废，学无寸进，决心下学期静心用功，以求英文进步。并自定了熟习功课、屏除无益思想力求快乐、注意身体卫生、有暇杂阅英文书不为他事等四条力行之事。由帝制而共和，似乎没有改变吴宓既定的人生轨道，也没有为他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提供多少便利帮助。
进入民国，对于身处异国的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不无影响，虽然他的留学生活并无多少改变，可是作为共和国民毕竟与皇朝臣民不可同日而语。他批评“以统一过久，人有天下思想而无国家观念”，认为耶教“持天下一家之说，尊帝为父而不尊崇当日之国家，亦罗马衰亡之一原因也”(12)。面对欧美对民国的政局社情民意的普遍误解，他多了几分为中国辩护的自觉。1912年10月10日，“为我国大革命周年之纪念，天雨濛笼，秋风萧瑟，客子眷顾，永怀故国，百感都集。欲作一诗写吾悠悠之思，而苦不得暇。”(一，162)他曾投稿给纽约The Outlook，论中国女子参政权，旁及选举限制。又对有人演说亚洲的日本、中国、印度三国风俗毫无真知灼见，徒具皮相感到不满，拟作《中国社会风俗真诠》一书，“取外人所着论中国风俗制度之书一一评论其言之得失，此亦为祖国辩护之事，”并且列出篇目，其中第十即最后一篇为“新中国”(一，164—165)。后来有Mrs. F. E. Bates(培茨夫人)演说女子选举权，亦引中国为口实，胡适还作书投报，以辨其非(一，178)。
保尔•S•莱茵斯(Paul. S. Reinsch，即芮恩施)所着“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urrents in the Far East”(《远东的思想与政治趋向》)，中有一长篇论中国廿年以来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胡适看后，认为“于实在情形，了如指掌。美国人着书论吾国者，未有及此书之真知灼见者也。”特意将其中人名年月讹误之处指正，作书寄与着者(一，165)。他还注意到为中国革命事效力不少的美国人荷马李(Homer Lee)的死讯，惋惜这位曾为孙中山军事参谋的军人死于民国告成之日(一，177)。
对于同样专文论述过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梁启超，胡适更许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获悉梁启超归国受到京津人士的欢迎，“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一，180)。这时的胡适，俨然是一位民族主义者，而且所持民族主义与认识世界大势并行不悖。
11月，曾在中国海关长期任职的J. O. P. Bland(布兰德)从伦敦来到美国到处演说，“诋毁吾民国甚至，读之甚愤。”于是胡适作书寄往《纽约时报》，加以指正。稍后布兰德到胡适所在城市演说“The Unrest of China”(《中国的动荡》)，胡适亲临现场听完，“起立质问其人何故反对美人之承认吾民国。彼言列强不能承认民国，以吾民国未为吾民所承认也。吾又问其人何所见而云吾民未尝承认吾民国乎？其人忽改口曰，吾固未尝作此语也。予告以君适作此语，何忽忘之？彼言实未作此语，吾自误会其意耳。实则此言人人皆闻之，不惟吾国学生之在座者皆闻之，而美国人在座者，事后告我亦谓皆闻之。其遁辞可笑也。”(一，184—185)11月22日，由于“连日以Bland在各地演说，吾国学生都愤激不平，波市与纽约均有书来议进行之方，抑制之策。今日吾国学生会开特别会议事，余建议举一通信部，译英美各报反对吾国之言论，以告国中各报，以警吾国人士，冀可稍除党见之争，利禄之私，而为国家作救亡之计。”(一，185)后来纽约《独立报》(The Independent)载文论承认民国事，“甚厚我”(一，190)。
此外，胡适还注意到辛亥鼎革一段历史的史料与研究，他在任鸿隽处读到《朱芾煌日记》“知南北之统一，清廷之退位，孙之逊位，袁之被选，数十万生灵之得免于涂炭，其最大之功臣，乃一无名之英雄朱芾煌也。朱君在东京闻革命军兴，乃东渡冒险北上，往来彰德、京、津之间，三上书于项城，兼说其子克定，克定介绍之于唐少川、梁士诒诸人，许项城以总统之位。一面结客炸刺良弼、载泽……时汪兆铭已在南京，函电往来，协商统一之策，卒成统一之功。朱君曾冒死至武昌报命，途中为北军所获，几死者数次。其所上项城书，皆痛切洞中利害，宜其动人也。此事可资他日史料，不可不记。”(一，187—188)事实究竟如何，还需详查，至少王锡彤《抑斋自述》所记与此有异。
前清官员
骤然进入民国，一时间最难以适应的人群当属前清的大小官员。一方面，逊位的小朝廷依然存在，而且正式受到优待，各种衙门机构暂时还在虚应故事，许多实官尚未解除与清朝的关系，至少形式上仍然是清朝的臣子。即便后来各衙门陆续被民国政府接收，小朝廷仍然保持了一些机构。另一方面，清王室早已自顾不暇，除少数近臣外，为数众多的内外大小官员不可能继续赖以为生，即使不赞成共和，也要设法在民国政府之下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如果刻意立异，以自高身价，还不免有矫情之嫌。
民初改元，曾任皇族内阁协理大臣、解职后又出任弼德院顾问大臣的那桐(1856-1925，字琴轩，叶赫那拉氏，内务府满洲镶黄旗人，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光绪十一年举人)于旧历新正初一即表明：“此后遵照临时大总统袁通告，改书阳历。”(13)不久，弼德院撤销，那桐以病向总统辞去税务处督办之职，并且搬到天津德租界居住。7月11日，那桐中风偏瘫，行动不便，连日记也只能口述。他对民国政府平息满汉意见、保护旗人公私财产的政策颇为赞赏，对孙中山也尊称为先生，五族共进会以及皇族公宴孙中山，都是借那桐的京宅西院。赋闲的那桐生活平淡，除了看戏、应酬、吃饭外，就是偶尔回北京一趟。他在天津英租界的孟家庄建造房屋，并于1913年1月迁入新居(701—731)。或许由于那桐很少参与政治活动，与清王室的关系仅限于礼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不知其已于十余年前故去，还拟予以表彰，以正风气。
另一位皇族内阁的协理大臣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东海、水竹邨人，祖籍浙江鄞县，落籍直隶天津，生于河南卫辉。光绪十二年进士)，原是北洋集团的核心人物，又是袁世凯政权的重要推手。皇族内阁解散，他被解除协理大臣之职，改任军谘大臣，加太保衔。在清朝与袁世凯之间，徐世昌既要帮袁世凯的忙，又不愿公开失了对清朝的礼。壬子新正，他凌晨四点半就起床，“入直，蒙恩赏八宝荷包。召见，谢恩，又蒙面赏荷包，行贺年礼。趋诣皇极门外随皇上朝贺皇太后，又趋诣乾清宫朝贺皇上”。(14)此后他每日照常入直，隔日侍毓庆宫，回寓后办或谈公事，看书、写字、会客、应酬，也常常会见袁世凯，与之深谈。至于所担任的新旧两朝各项事务，则逐渐辞去。如向袁世凯辞去津浦铁路之事，向清室辞去太保等衔。5月间，曾请假回河南汲县省亲，详细记录所到之处，所见之人，所办之事，前后历时近一个月。归途又转赴山东，游览泰山、孔府林庙、崂山等地、察看枣庄中兴煤矿和津浦路外，主要是到青岛置地购房，为移居做准备，并访晤了聚居于此的前清官员和德国人卫礼贤。6月中旬才回到北京。
回京后徐世昌的生活有些变化，不再入直，开始一周还进内及诣毓庆宫，随后便每日在家。7月5日，徐世昌离京赴日本考察，7月8日从天津登船，到大连时，因身体不适等原因，乘火车折返天津。8月1日，即由天津启程赴青岛。这一次是举家迁往，与周馥等遗老为伍，过起了寓公的生活。和天津、上海、港澳等地一样，青岛是遗老的聚集之地，据说仅巡抚、副大臣以上的就有18人。大小遗老遗臣遗民着名者，如周馥、赵尔巽、张勋、劳乃宣、吕海寰、李家驹、于式枚、邹嘉来、刘廷琛、吴郁生、张人骏、王宝田、溥伟、王垿等，徐世昌与之多有往还，颇不寂寞。
10月，徐世昌回京转往河南汲县，在京期间曾与梁启超两度会晤。不过这时徐世昌并未脱离逊清王室，11月19日从河南回到北京，次日即再度陷入在袁政府与清王室之间周旋的境地，“慰廷约谈，留饭。午后归，小憩。访世博轩，久谈。到姜翰兄处，晤李仲先谈有顷。晚归，赵智庵来访久谈，八、十两弟待谈。连日说话多，心气困惫，夜不能寐。本月初七日奉旨会商裁併内务府各衙门办法，今日访博轩商酌一切。前月底博轩又为续假两个月。”徐世昌很少在日记中流露个人的情绪，这一次例外，恐怕不仅是因为说话太多那样简单。11月29日，他到内务府筹备处，会议裁併各衙门事宜。
新政权与旧朝廷两方面的人都来找，都要见，而且决非礼节性拜访，令徐世昌有些不堪其扰。12月11日，他离开北京前往青岛。此行是脱离是非之地，还是另有觊觎之心，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清楚。12月31日，“晚上供，先母卒忌。慈亲见背，忽忽已十六年矣。时事变迁，全家寄居海上，思念先慈，不胜悽恻。”民国元年除夕徐世昌所悲，大概也包括自己进退两难的处境。和多数遗老一样，他心中还有自己的盘算，需要等待时机。
壬子新正这一天，作为袁世凯内阁法部大臣的沈家本(1840-1913，字子淳，别号寄簃，浙江吴兴人。光绪九年进士)，“本应诣皇极殿行朝贺礼。因服色不便未去。同人相约如此。”(下，1342)这与徐世昌对清廷的恭敬如仪反差明显，真实原因当是原来的阁揆已经摇身变为民国总统，使得清朝最后一届内阁的阁僚们处境尴尬，不知如何才能左右逢源。这一项集体选择，体现了他们在旧主与新酋之间的向背。是年沈家本已经是72岁高龄的老者，仍然每日到署办公，有时连星期日也忘记，到署后才发现空无一人。由于武昌起义后京官纷纷逃走避难，各部官员多属暂、兼，已经是维持会性质。因为与南方临时政府关于定都何处的争议迟迟未决，袁世凯只能暂时以原来的内阁为政府。所以3月10日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时，仍由清朝最后一届内阁的各署首领依次行礼，然后再带同丞参司员谒见行礼(下，1344)。三天后，袁世凯才发令特任唐绍仪为民国政府的首任国务总理。司法总长由王宠惠出任，次长徐谦。
4月21日，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现在国务院业经成立，在京原有各部事务，应即分别交替，由各部总长接收办理。”于是法部署中公事停办，印信停用，有要紧事，送往国务院交徐谦办。沈家本“专候交代事毕即可脱离政界矣”(下1346)。法部旧人为此到徐谦处大闹，又聚会商议应对办法。5月1日，王宠惠抵达北京，7日起，法部正式交接，次日交接完毕。21日，司法部又派恩培接收了法律学堂。
脱离政界的沈家本心中还是挂念着政界之事，对于民初政坛的风云变幻相当关注，尤其是内阁的动荡。国务院总理唐绍仪辞职后，参议院公举陆征祥为总理，而同盟会阁员集体请辞，挽留不果，只能换人。司法总长一职，又想请沈家本出山。沈以久病未愈实难再出应世事婉谢。袁世凯托人轮番劝驾，允诺“参议院可不到，国务院亦不必常到，可在总其大成”(下，1350)。因为病体实在无法承受，沈家本坚持不出，只接了法律顾问的闲职。
沈家本年过古稀，身体确实有病，不过，从后来常常可以到剧场看戏以及参与组织法律学会(亦辞会长)等情形看，繁忙公务固然难以胜任，挂名担纲未必不行。只是他对逊清王室和民国政权的感情复杂，但求平安无事。他所写“与世无争许自由，蠖居安稳阅春秋”的诗句，可以窥见其心境。他撰写的挽端方联：“奇变发征途最可怜夏鼎商彝同遭沦落；忠魂逢浩劫更怕谈霞云蓟树还望归来。”(下，1350)也反映了内心的复杂纠结。他参与过湖州同乡在江苏会馆欢迎陈其美的茶会，双十国庆，又为节前谣言四起而平安度过感到可喜(下，1355)。1913年元旦，他还随荐任以上官齐赴总统府行礼。只是与世无争的闲谈日子所剩无多，民国的光阴，沈家本仅仅度过了一年半，就溘然长逝。
壬子元旦，署度支部大臣绍英(1861-1925，字宾旭，又字越千，满州镶黄旗人)照样朝服进内，先后在皇极门外和乾清门内行三跪九叩礼。可见若以阁僚论，他不在沈家本所说的同人之列。“虽客腊廿五日奉诏旨宣布共和政体，臣民未免失望，然果能皇室之虚荣罔替，未始非国家如天之福。今袁项城已允勉尽临时总统之义务，其优待皇室条件，必能有加喜色，岂非大清帝国二百九十余年深仁厚泽之报耶？况共和政体办理能否妥协，各国能否承认，尚未可知，将来皇上典学深纯，国民思念旧主，友邦推举贤明，未始不可由共和复归帝政。是在天演物竞出于天理之自然，非人力所能逆料。惟祝国运亨通，苟全性命，获免瓜分，是诚五大族国民之幸福也。”是日在天津住院的慈亲获赠一盆绫制杏花，绍英赋诗记之，末句为“惟愿春风长拥护，年年万紫映千红。”(15)其意当不仅写景而已。
进入民国，绍英本想辞职，友人劝以不可着迹，当缓为引退，于是暂缓进署。初四日(2月21日)，陈(威)公猛来，告以大仓借款有经手佣钱九千元，如何处置。答以“前已嘱阁下预为声明，本大臣办理公事，一切私款向不收受。此款既系彼向有之款，即由阁下酌办，余即不闻不问矣。公猛云：既承吩示，即将此款作为银行佣钱可也。”(二，284—285)初七日(2月24日)，绍英祭灵棋神祇，求得一卦，不佳，自诫“应循理慎事，不宜远行。当此国家多难之时，应以做事须循天理，出言要顺人心之语(倭仁语)，为免咎之道。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祸。当常存敬畏以处患难为要。”初八日(2月25日)，周自齐来谈，“求其署中偏劳，如项城问及，即云某患病未愈，好在再逾数日，即可办交代矣。”周应允(二，286—287)。
正月十二日(2月29日)夜，曹锟第三镇兵变，绍英家遭到抢掠，损失甚重。绍英率同家人逃至东邻暂避，幸人口平安。次日即移居医院暂住，并陆续迁往天津。不料天津也发生兵变。廿五日(3月13日)，谕旨补授绍英总管内务府大臣。“敬闻恩旨，感悚交深，惟有勤慎供职，清洁自持，以期仰答天恩于万一”(二，289)。廿七日(3月15日)，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绍英开去度支部首领，委任周自齐暂行管理度支部首领事务，陆宗舆暂行管理度支部副首领事务。”绍英闻讯，“窃自上年九月廿六日署度支部大臣，已四阅月，库款支绌，困难已达极点。今幸开去，如释重负。第自年前十二月廿四日请假后，即未到署，实署任三月可。”(二，292)自此，绍英脱离民国政府，专心办理逊清皇室内务府事务。
廿八日(3月16日)，绍英往见袁世凯，略说内务府用款事，后者允为随时拨给，有事可来此面谈(二，293—294)。次日绍英进内谢恩，交世续千金以备见面礼之用。所谓见面礼，即内务府大臣初到任，见太监诸人送给礼物(二，294—295)。则清朝虽然结束，小朝廷的架子仍然端得十足，陈规陋习，一仍其旧。又到大清银行接洽拨款事宜。二月初三(3月21日)，至临时筹备处见胡惟德、赵秉钧、梁士诒，商议阳历阴历合璧事，均甚赞成(二，297—298)。
作为逊清皇室的官员，在民国已经失去威权，从前的内务府总管大臣风光不再。二月十三日(3月31日)，有人到南院讹索，绍英找来巡官将其劝走。当晚所在二区派巡捕三人来，拟每月给津贴钱一百千，作为菜茶灯烛等用(二，302)。关于内务府拨款事，也要时时与府院及各部门打交道，虽给面子，却未必顺利。
八月初一日(9月11日，《民立报》记为10日)晚，亲贵(醇邸、世续等)公宴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绍英亦出席作陪，贝子溥伦代为演说，以表皇族开会欢迎之意，略谓从来有非常之人，始能建非常之功，其孙中山先生之谓乎？今改数千年专制政体而为共和，固由孙中山先生及诸位先生之功，亦由我皇太后皇上至公无私、以天下之政权公诸天下。惟自改变共和政体以来，而天下事变愈亟。语云：世界能造英雄，英雄亦能造世界。此后政治日进文明，不第我皇族得享优待之荣，天下人民常享升平之福，均惟诸位先生是望云云。说毕又云：余今日得见诸位先生，至为光荣，举酒愿祝诸位身体康健。同座均鼓掌。孙中山令黄克强答词，略谓现在世界竞争，中国非共和政体不能自立，是以孙中山先生热心改革，全(合)民五族共和，实由皇太后皇上圣明，德同尧舜，我辈均甚感激。惟此时外交甚为警戒，切望五族一心，勉力进行，以济时艰(二，345—348)。
九月初一日，即阳历10月10日，为民国国庆日，国务院开茶会，送来入场券一张，因早间进内，且大、常礼服均一时不便，绍英未能莅会，在家静息一日(二，358)。前清时内务府用款甚多，入不敷出，宣统三年用银134万两，进款115万两，借款45万两(二，340)。今非昔比，必须设法撙节维持。十月，清室派溥伦、世续、徐世昌、陆润庠、陈宝琛、绍英等人通盘筹划所有内务府及有关衙门归并裁撤事宜，会同醇亲王妥拟办法(二，368)。十一月十九日(12月27日)，因民国政府拟开放天坛作为公园，将列神位移至太庙供奉。民国政府还要求借乾清外围三大殿作为礼堂接见外宾之用，将三海房间及新建府第借民国政府住用，开放金鳌玉栋桥以便交通，开放北海作为公园。乾清门以内则永远留用(二，377)。十一月廿三日，世续面奏上述事宜。造化弄人，是日为阳历12月31日，绍英的日记本刚好写满，自明日起另本登记。“此本应查之事甚多，应妥存备查为要。”(二，378)从1913年元旦起，绍英的日记改为阴阳合历。历史的无形之手冥冥之中仿佛掌控着生者的命运。
民元许宝衡(1875-1961，字季湘，号巢云，浙江杭州人)自旧历初三起，加记阳历于阴历之下，5月1日起，又完全改用阳历。这很有些像是许宝衡本人行事的风格。他一面继续原来承宣厅的公事，一面被袁世凯派为内政秘书。2月21日，他先到秘书室会晤同人，“又晤临时筹备处同人，筹备处设在外务部西侧，内分法制、外交、内政、财政、军事、边事各股。项城嘱余于承宣厅诸人接洽办事，四时先散。到升平园剪发，洗浴，剪发时，觉心中颇有感触。”(16)去掉头上表示臣服的发辫，多少意味着他与清室脱离关系，正式入仕新朝了。
对于自己的进入民国之道及心境，许宝衡别有一番解释，他认为民国取代清朝，是由承平进入乱世，“当此乱世，一瞑不视，未始非福。”(二，403)可是他并不因此而弃世，“余颇信数，以为人生祸福利害，无不有定，无可趋避；又以为为人之道不应无始终，不应弃事，不应专顾自己。寄云谓当今之时，是非无分晓。余谓只能尽其在我而已，不必责人，亦不必徇人也。凡人若有应服之职务，万不可委之而去。譬如一室，为我所居，必无室而后与我绝；一物为我所用，必无物而后与我离，至于离绝之后，而我徇之，则儒家之一义也；离绝之后而我忘之，则佛家之一义也。若孔子之儒，释迦之佛，则无徇无忘，顺其自然而已矣。”(二，400—401)
依照这样的信条，许宝衡在秘书室、筹备处和承宣厅三处办公，他听说南方临时政府北上“各员均改西装，颇多浮薄少年”(二，405)，心中不以为然，可是自己作为特派委员前往参议院时，也首次改穿西装。5月下旬，国务院总理发令取消承宣厅筹划一切，许宝衡作为新政府的代表接收，将旧案清理送方略馆大库。以后又陆续接收了翰林院、给事中衙门等处，前者“仅一主事，交印二颗，其文卷书籍皆无存者，器具则为茶役等所朋分。”(二，411)后者也是交接印信外，文卷等类皆无。
6月，许宝衡将家眷从天津接回。10月，出任铨叙局局长，事务相较于原来身兼府院秘书之职相对简单，每日到局到府，例行公事而已。他的处世态度，也是导致后来失足落水的重要原因。
从郑孝胥主张改用阳历可见，至少在铁杆保皇者看来，他实在算不上是清朝的忠臣。或引郑孝胥日记语“民国乃敌国也”，以证明其与民国为敌，且扩而大之指清遗民均以民国为敌。此事的直接起因是，1918年1月18日，唐文治派人持书来访，因南洋公学建图书馆，欲由东南各省绅士联名呈请内务部，发《四库全书》一部庋藏图书馆中，钱能训已允发，唯联名之数未足，希望郑孝胥列名呈中。郑表示：“仆不认有所谓‘民国’者，故不能列名。此事甚好，当试询沈爱苍、林贻书诸人。如彼允列名，明日可以电话奉复。”“夜，林植斋来示其友书，亦以请发《四库全书》事托林来求列名。余语之曰：‘余与民国乃敌国也；吾弟尝为安徽政务厅长，以彼列名则可。’”并代为请托其他人士。(17)这显然并非汉贼不两立的意思。
尽管1911年10月底郑孝胥从天津开往上海的轮船上已经做好终身为清朝遗老的心理准备，并且一再表明决心，却视为受官中毒、饮鸩止渴的不得已，颇有些后悔登上清王朝的末班船，以致无法弃船逃生。自视甚高的郑孝胥一度甚至异想天开地企图在南北之间作调人，他认为：“余今日所处之地位，于朝廷无所负，于革党亦无所忤，岂天留我将以为调停之人耶？”(三，1358)这样的打算，在真正的遗老看来，实在是大逆不道。后来寄居沪上者大都附和共和革命，只有郑孝胥没有动静，坊间猜测其真的要严守中立。
民元2月，“闻满洲皇族所争者，优待条款而已，是已甘心亡国，孰能助之，哀哉！苟皇室有死社稷、殉宗庙、宁死不辱之志，则忠臣义士激发奋厉，纵至亡国，犹可为史册之光耳。今闻惟载泽、溥伟不愿逊位，其余皆苟活偷生，不敢反抗。王室如此，而欲责忠义于臣民，难矣。”与恽毓鼎将清亡归咎于变政截然相反，郑孝胥认为导致革命的根本原因是清廷反对立宪。他对孟森等人说：“革命党魁，君知其为何人乎？景皇帝为君主立宪之党魁，反对立宪者，孝钦也。有孝钦反对立宪于前，遂有庆王、摄政王伪饰立宪于后，乃成瓦解土崩之局。故革命党魁非他，即孝钦是也；庆、摄助而成之，亦其次耳。”(三，1390)认为庚子后清廷实行假立宪才导致革命的结局，因而屡指慈禧为革命党魁(三，1400—1401)。
退位诏下，在郑孝胥看来，清朝已经灭亡。辛亥除夕，他在日记中写道：“北为乱臣，南为贼子，天下安得不亡。”并且完整抄录了退位诏书和优待条件。然后咬牙切齿地写下一段话：“干名犯义，丧心昧良，此乃豺狼狗彘之种族耳，何足以列于世界之人类乎！孟子曰：‘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今日之谓也……夜，闻爆竹声甚繁，于是乎大清二百六十八年至此夕而毕。”(三，1396—1399)如此恶毒地仇视革命，较清朝的皇族老臣有过之无不及。
壬子新正，郑孝胥记为宣统皇帝退位后第一年，承认清亡的事实，不像顽固不化如升允，仍然用宣统四年，同时也不承认民国的合法存在。他告诉贺年的日本人士“受吊不受贺”(三，1400)。对于民国，他一开始就处于对立面，当面向同盟会员表示：“吾不能自欺其良知。宁使世人讥我之不达，不能使后世指我为不义，故反对革命之举耳。”(三，1401)可是对于清室，他也充满怨恨。屡屡告人“孝钦后初反对立宪，庚子后乃为假立宪。庆邸、摄政王承其宗旨，遂成革命之局。然中国人无真面目，作伪乃其天性，自今以往，当有假统一、假共和之现象，拭目以观之可矣。”(三，1400)
与清室关系本来不深的郑孝胥，何以对反清革命、民主共和如此深仇大恨，多少有些令人费解。其实，要说郑孝胥对清室忠贞不贰，的确有些勉强。他之所以坚决与民国为敌，将自己牢牢绑在清朝的沉舟之上，与个人的抱负野心不无关系。壬子新正当日，他对孟森说：“华人之排外，由于无人道；其畏外，由于无人格。且排且畏，此何足以抗外人哉。今欲中国发达，惟有借债造路，全国开放，则外人之压力自然消灭，前此所有失败之条约亦自然失其效力。举国之内，谁能信吾言者？使吾主全国交通之务，当令国土实力骤涨，政治之改革乃后图耳。”(三，1400)3月7日，他作《书事》诗，曰：“能发能收古所难，坐看沧海舞狂澜。欲操政柄真愁晚，竞废纲常似未安。寡妇孤儿良易取，中原万里遂凋残。受恩累世成何语，却笑留侯说报韩。”并且解释道：“乱党欲援九世复仇之说以饰其排满之举，而未读《留侯世家》乃有‘五世相韩，为韩报仇强秦’之语也。”(三，1403)
郑孝胥志在封疆，是清季为数不多的能员干吏，屡屡出现在各地官员的保举名单中，可是却迟迟不得实官。好不容易于辛亥年实授湖南布政使，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不料为革命所葬送。这让郑孝胥耿耿于怀。尽管他对清廷诸多埋怨，却仍然宁愿以之为实现个人抱负的凭借。对于建立民国之人，他失望至极，认为“今日所见者只有乱臣、贼子及反复小人三种人而已。乱臣之罪浮于贼子，反复小人之罪又浮于乱臣，其余皆难民也。”(三，1403)不与民国人为伍，甚至包括昔日的同道，是郑孝胥自我标榜的节义。他称赞升允兴兵反对共和，“可为忠臣义士吐气”(三，1407)，而对其电文中有“决不与共和为难”等语，担心有意转圜，认为“宜力战直前，俟必不能支，则以奔俄为末路，使志趣大明于世界，亦可为满洲生色矣。列国必敬重其人。千载而下，不愧为王保保也。”(三，1405)对于宗社党密谋复辟也满怀希望，并赋诗明志：“自信宿心难变易，少卑高论莫张皇。”(三，1410)同时坚持借债造路为速成统一之策，以免瓜分。
可是在公开场合，郑孝胥并未与革命党撕破脸，与清廷又无瓜葛，所以革命党人如戴季陶、于右任等，还试图与之联系，郑孝胥也没有断然回绝。他对袁世凯则大为不满，认为其妖狐尾巴终于露出。因为与北京政府无涉，又参与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从事文化事业，社会名声尚不恶。1912年底，华侨有意选举其为参议院议员，孟森询问其意见，郑孝胥表示：“为社会任事，如蒸沙作饭，终无熟时。使余得权，不虑反对，否则，主持报馆，警觉国人，亦尚可为。华侨真亡国种族，窃不愿受其选举他。”(三，1447)传言北京政府欲授其为黑龙江都督，友人劝以出而应之，未置可否。
民国元年除夕，郑孝胥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张坚伯语余曰：‘去年能死，亦可保全名节，然心颇不甘；今年乃追悔其不死，奈何！’余曰：‘子盍作已死观？今日游魂为变，亦足乐也。”(1452)实则张鸣岐并无殉清之意，不久便做了袁世凯政府的高官。而郑孝胥的劝解倒很像是自我解嘲。
由于和清室及官场的渊源并不深，郑孝胥虽然自认为执守臣节，在亲贵官僚们看来不过是过客，没有资格忝入遗老之列。张勋复辟时，郑孝胥上谕见召，却为青岛、上海的复辟党所排挤。民初像郑孝胥这样本来与清室关系不深而以遗老自认者人数有限，而且往往各有盘算。辛亥政权鼎革，形式上是清帝逊位，民国政府予以优待，因此民国政府与逊清王室的关系并非敌对。由于满汉等观念纠结，与清初的明遗民不同，民初真正算得上清遗老的为数不多。不少人至多只是文化遗民，因为和包括遗老在内的老辈交往较多，而被他人指称为遗老。清季任过学部主事的陈衍就直言不讳道：“惟余甚不主张遗老二字，谓一人有一人自立之地位，老则老耳，何遗之有。”(18)被视为遗老聚集之所的清史馆，其中不少人就过民国的职位，不仅食了新朝的俸禄，甚至做过共和的高官，早已无遗可言。作为就任馆长的条件，赵尔巽还曾要求民国政府为其弟赵尔丰平反，理由居然是赵尔丰赞成共和，有功于民国。况且，清室犹在，便修清史，行为本身已经大逆不道。梁鼎芬就曾致函赵尔巽，责以“国号虽更，少帝尚在，当此时代，公然编纂清史，对于现今幼主而直书前皇之遗事，宁非不敬之尤者耶？”(19)溥仪身边的陈宝琛、梁鼎芬、陆润庠、刘廷琛等人因而“视他为贰臣”(20)。
郑孝胥的行事，也并非愚忠那么简单。民初的时势使其可以借遗老之名自高身份。在前清官员当中，仅就日记所记内容而言，像郑孝胥这样密切关注民初时政者几乎是绝无仅有。张勋复辟之后，所谓禅让的格局已经破裂，民国政府与逊清王室的关系日趋对立，清查复辟，驱逐清帝出宫，国民革命推翻北京政府，建立国民政府，用共和革命的眼光重估辛亥政权鼎革，看法自然大异。郑孝胥不讳言以民国为敌国，也只是表明不与之为伍，尚未到汉贼不两立的地步，所以不仅认为拨发《四库全书》一事本身甚好，还代为联系他人或推荐自己的胞弟。
形形色色的绅士
1912年1月1日，也就是民国元年正月一日，奉临时政府令改用阳历的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祖籍江苏常熟，生于江苏海门。光绪二十年恩科状元)，对于新政权的许多做法不无异议。以改元论，即认为：“以名义论，既不用阴历，不当复言月，当云某号某日，以号代月。”被推为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也觉得“时局未定，秩序未复，无从言实业也。”而“与孙中山谈政策，未知涯畔。”(21)辛亥十二月一日(1912年1月19日)，家庙行礼，张謇写春贴“民时夏正月，国纪汉元年”；“晋以武兴虞不腊，周于农用夏之时”。可见其对时局的看法。他希望南北和谈成功，免于战事，对汪精卫极盼和局成就为人民幸福，觉得“此君解事可喜”(六，663)。因为汉冶萍与日人合资事，张謇与孙中山、黄兴等意见分歧，以“前不能参预，后不能补救，自劾辞职。”(六，664)清帝退位，张謇认为“大局定矣，来日正难。”(六，664)孙中山解职，张謇许以“设继清帝逊位后数日行之，大善。”(六，666)凡此种种，都显示在最后时刻抛弃清政府的立宪党人，对于革命党还是心存芥蒂。
民国元年，张謇刚好六十岁，生日那天，“时代已更，衣冠都简，烦缛较省”(六，668)。他倡建敬老院，贺寿的钱物均移作建院费。他对革命党人显然怀有恶感，对北京政府期望亦不高，虽然不能忘怀于政治，更多地愿意从事工商实业和社会慈善活动。
目前所见吴虞(1874-1939，字又陵，四川华阳人。留学日本)的日记一开始就是用皇帝纪年，所谓皇帝，其实是黄帝。他知道南京临时政府从1912年1月1日起改用阳历，可是日记仍然沿用阴历。吴虞不是绅，甚至没有士的身份，他进过书院，也留过学，至多算是新知识人。辛亥除夕，历经劫难的吴虞对新的一年充满期望：“厄年已毕，明岁大吉大利，阖家安乐康宁矣。”(22)这也可以说是经历了烽火连天的政治大动荡和由帝制进入共和时代的人们对于新纪元的普遍期待。
进入民国的吴虞，准备半日看旧书，半日看新书，大量密集地温故知新，阅读范围包括政治、教育、经济、法律、哲学、社会学、历史、历代典籍。他继续参与组党活动，或许由自己的遭遇，所拟政进党政纲六条，第一条为完成民主宪政，后两条是提倡世界道德，改良家族宗教，并出任《政进报》主笔。又参与万国改良会。社会党发起人也拟推其为“党长”。民国小学废止读经，初小男女可同校，“皆渐趋于新矣”(上，24)。看报见孙逸仙“孔教批”，“反对孔丘，实获我心。四川反对孔子，殆自余倡之也。”(上，36)尤为关注法律方面的改革，认为“孙逸仙以改订法律为第一要事，可谓知本。”(上，24)他最早倡议的中央政府设法制局，编纂宪法及法律，也得以实现。其他如废止刑讯，中央法部颁布暂行新律，现行刑律废止，“真第一快事。去年新律后附暂行章程五条概行删去，尤快也。”(上，39)成都一疯子殴死其父，拟办永远监禁。法部驳下，谓精神病者无罪。吴虞认为“此家族制度将消灭之征也。然成都人惊矣！”(上，66)因为此类事在前清非但不会从轻发落，甚至可能加重判刑。(23)
清季因为讼事，吴虞结怨不少，这些原来的当道者进入民国后多成社会对立面，而新政权对于吴虞较为维护，这让他感觉顺心。而刘师培告以川人较南人迟十年，则使之觉得有责任破除茫昧。吴虞认为：“中国论理之文，以周秦为善，以言论思想极自由也。自汉以来，儒教既盛，惟纪事言情之作多可观。而论理之文，遂束于儒教一孔之见，不敢发舒。晋宋佛老大行，颇能持论，然多属单篇，不成专部，较周秦诸子固终逊一筹也。太西学说，则胜于古，最近者亦最有价值。亦因古代宗教专制，今日思想言论自由也。”(上，69—70)他先后撰写发表了《共和政治利弊论》、《共和政治论》等政论文。不过，家庭负累甚大，又让吴虞对现实颇多抱怨。
恽毓鼎(1862-1917，字薇孙，一字澄斋，河北大兴人，祖籍江苏常州。光绪十五年进士)是不肯改用新历的，壬子新正，他焚香谢天，东北向逊位的宣统小皇帝行三跪九叩礼，依然服清朝衣冠。并且函告友人：“改岁之后，别是一番世界。弟唯枯坐书斋，与古人唔对，不复问门外事矣。”(24)不过，恽毓鼎完全并非不问朝局世事，他鼓动同道者留任，理由是“弟非敢以民国官职浼公也，正以天下方多事，吾党之有才识气魄者，早握事权，庶几异日得所藉手耳。公当默喻此意也。一般无识之流，狂呼躁动，若大功已告厥成，而不知中国之祸，已悬眉睫。弟沉机观变，练心、练气、练识，以待事会之来。若得一障可乘，亦将搴裳以赴之。”(二，582)大有伺机反攻倒算之意。
恽毓鼎一类人最多的活动，是利用民初的结社自由，组织名目繁多的各种团体。他先后在顺直公益会(会长冯国璋)任协赞员，在社政进行会任会长，在江苏公会(会长陆征祥)任评议员，在顺直学校国民捐联合会任正理事(即会长)，在教育统一会任理事(即会长。该会设理事四人，同时当选的还有汤化龙、王金绶、章炳麟)，在顺天二十四属联合会任副会长(正会长金镜芙)，参与五族共和合进会、中国学会的活动。又以“孔道式微，且有议废祀典者”，特与同人发起孔社，“专壹维持圣道，阐明正学。”(二，613)在重新兴复的医学研究会为名誉总会长(公推为评议总长，处宾师之位，不应)。又发起中华医学会，举办中国学报，任总编辑，作为来宾出席民权监督党的会议，还参与一些从前清延续下来的团体的活动，如旅京公学教育会、医学研究会，并在顺直学校兼课，忙得不亦乐乎。翻看自己的日记，恽毓鼎大概也觉得开会太多，眉批到：“纪念会，欢迎会，追悼会，欢呶不已；评议会，秘密会，茶话会，絮聒不休。终年昏昏沉沉，忙忙乱乱，跳跳搭搭，乌烟瘴气，不知所做何事。”(二，616)这些团体无论新旧，均实行选举制，以得票多少决定人事和办事。恽毓鼎自认为旧人，竟然可以和不少当代闻人比肩，不禁诧为奇事。
恽毓鼎虽然忠于清室，反对革命共和，有时“夜梦与人论国亡之恨，失声大哭，不能止，痛詈执政之误国。既醒，泪珠犹被面也。余于故国之思，顷刻不忘，虽在欢场，偶一触及，则惘惘如有所失。”(二，588)对于民国的所作所为却并非一概抵触。他对一些旧日的陋习不以为然，如清季士大夫喜赤膊盘辫，虽大庭广众亦然，太不雅观。“剪辫易服后，能湔除此习，未尝不佳。”(二，585)当朝官均以清朝衣冠为耻之际，他自诩仍服往日冠服，可是不久就发现很不方便。如至大舞台观剧，“上流社会人垂辫者唯余等一桌而已”(二，588)，所以自4月27日起束发作道装，5月21日，又剪去发辫，并且自我开脱道：“此辫与我相守五十年，一旦截之，不无恋恋。唯上流社会人俱已濯濯(唯商界中人尚有存者)，余既不能杜门自守，不免驰骤于酹酢场中，日受刺激，只可降心从众矣。”(二，592)发服形制，自清季以来成为一大社会问题，引发不少风潮。关于剪辫的解释，反清、从洋、个人卫生之外，恽毓鼎式的从众或许更为普遍。好看与否，至今仍然是人们在健康与审美之间抉择取舍的重要依据。况且，除了不做清朝臣民的象征意义，学习西方和个人卫生两项不免有所牵强。前者是当时变革的主要参照，列强社会的有无，即为其所以富强而中国所以贫弱的标准原因，后者则不及女性，普遍剪短发已是民国以后事。
尤为可怪的是，恽毓鼎以他人所说“身处今日，贵有旧道德，尤贵有新知识，否则将无以自立于社会中”为至理名言，不仅从来喜欢梁启超的文字，还好阅看《东方杂志》等刊物，“固以自助，亦以策励子侄。”(二，591)甚至对革命党人的《民立报》大加赞赏，“此报于政说学理特详，且具卓识，为南北各报之冠，而摭拾丰富，零金碎锦，多可采之辞。余素乏新识，中年脑力日减，不能更致力新书，而稍有一知半解，不见摈于当代闻人者，则得力于《国风报》、《东方杂志》及此种报纸居多。”(二，593)他看过《民立报》刊登的《社会知觉论》，认为“精微要妙，颇有至理，报纸阐明政理学理，唯此种耳。”(二，597)看了章士钊于该报发表的法律改良一文，也觉得“根据学说，发为根本之言。余因悟社会学亦从此发生。反复读之，殊得深味。儿辈阅报，唯看新闻、笑话及嘲谴之文，于此种政理学说，从不留意，固由程度相差，亦是志识凡下，安望其有成乎？”由于上海的报纸要积三四份才送一次，有时不得不改看其他报纸，“然意味迥逊矣”(二，599)。所以“读《民立报》，以增政见，广学识”，成为其“近日纯简之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二，597)。
恽毓鼎等人筹划办《中国学报》，仿效的对象居然是《国粹学报》，该报“寓排革之意于学说，使一般聪俊少年，皆印其说于脑中，遂成去秋之结果。法国大革命，发于卢梭；欧洲立宪政治，发于孟德斯鸠。学说之力，过武力远甚。”所以恽毓鼎取之“为吾学报之程式”(二，601)。
恽毓鼎的举动很难说是为了以其人之道还诸彼身，在学术观念上，他还真有不少趋新之处。日本的有贺长雄批评旧史家于事实止述帝室事实、法令发布、官职更迭、战争胜败，或是日食、地震等奇异征验，以及天皇御幸、大臣生死，“此外如风俗、美术、文字、语言之变迁，产业、贸易之进步，外国之交通，则反无所记述。”恽毓鼎认为“此数语虽讥日本历史，实洞中中国历史之病。”旧史家唯司马迁特具宏旨，于朝局主尚、社会风土、边事原委，“皆能着时势变迁之概，有千秋眼光。班史犹稍得其遗意。自后汉以下，直为一姓兴废之书，与世界无涉。其不作《志》者，并一代典制而亦不详。至宋、明二史，直为官书而已。若夫考订批评之学，尤其末矣。近来新学发明，其论史裁，识见实超出前人。”(二，591)他甚至认为：“近今世运所趋，生人思想为之一变。从前学界各书，如汉宋之争，朱、陆、王之辨，儒释之分，以及陈陈相因之经解史论，靡靡无实之之词赋文章，无当事功之考据，骈枝歧出之着述，皆将渐就淘汰。以数计之，当可减去十之五六。余尝患书籍过多，耗人精神，费人日力，而人辑一编，家刻一集，灾梨祸枣，汗牛充栋，更为耗蠹之尤。倘能举以上所列而空之，唯存道德上、政治上之学说，纪载哲学家、实业家之所体验、发明，庶几执要钩元，人得读书之益，而世界收为学之用乎？”(二，583)隐去名讳，这番话说是出自十年后新文化派之口也不为过。
与思想追求相符，恽毓鼎的行事也不能以守旧一概而论。他反对废除中小学堂读经，鼓动教育会向倡导其事的教育部提出抵抗。可是对于南北志士提倡国民捐，他虽然不甚赞同，却许为盛举，而且担任顺直学堂学生国民捐联合会的临时主席。他更像是在努力做一个合格的民国公民，而不是不食周粟的遗老。其时“京师新会林立，范围皆务为广大，而不顾其能否实行。以政群党为尤甚。几欲举国家大政，汉满蒙回藏五大族风俗政教，悉包罗而干涉之。余戏谓虽以大总统作会长，内阁总理作副会长，恐亦未能踌躇满志也。此社政会力矫虚夸之习，专就社会利病所在，发为言论，达于议院及地方长官，以谋兴革而进安全，庶几可收实益。”(二，586)恽毓鼎任会长的社政进行会提出的多项意见，如化除省界，多设工厂和养济院收纳乞丐，民国冠服必须用中国材料，禁赌，禁止女伶演淫戏等，都不是站在与民国为敌的立场，而是正面表达自己的诉求，以求改进。尤其是该会的回教阿訇王宽等提议西行赴回疆，劝导回民勿受俄藏之愚，与中央抗拒，更是显然维护民国的统一和权威。
8月，孙中山到京，受到热烈欢迎。9月3日，恽毓鼎等人以“孙中山素持民生主义，与社政进行会宗旨悉符，函约相见。因与副会长李毓如丈、协赞唐修之、评议长孔仰恭代表全会，于十钟往访。宾客满堂，皆有求于中山者。”(二，606)5日，恽毓鼎等又赴孙中山茶会，来宾二百余人，孙中山致辞，“盛称北方气象胜于南方，从此猜嫌可以尽释，并畅论开放中国政策。”(二，607)章炳麟等也各有演说。10月25日，社政会第一分会成立，恽毓鼎“登台演说社会主义、社政会宗旨，并与诸会员约三事：一、会员当以人民为前提，抱定民生主义，热心毅力切实进行，期达利民初意。二、会员当以名誉为重，严守规则，尊重公德，不尚意气，不争权利，使社政会在世界有极大名誉。三、总会、分会当视同一家人……同心合力，使多数人民享最大之幸福。”(二，614)单看这样的要旨，很难想象是出自冥顽不化的旧人之口。
10月31日，梁启超在湖广会馆开茶话会答谢各界，恽毓鼎应邀前往，与梁启超互道仰慕之忱。恽毓鼎自称“向往任公十余年”，对其演说“甚不满于民国政治现象，谓前清政治机关完备，特腐败耳，得其人则法固可行。民国将机关拆卸殆尽，甚至并要件而失之。若不荟萃人才，亟谋建设，前途之危险不堪言”颇有同感，认为“皆平实不张皇”(二，615)。
恽毓鼎虽然社会活动繁多，内心却并不情愿，觉得“新立之会林立，大率皆为己之学，言国家言国民，特幌子耳。”(二，594)与不少讲官相似，恽毓鼎也是属于自视甚高而不得志的一类。1911年10月1日恽毓鼎49岁生日当天，已经去官的他为自己定的座右铭是：“达则为良相，穷则为良医。用我则施之政事以济一时，不用则垂为学说以济百世。”(二，550)其所向往的还是从事医学，尤其是发扬光大中医。民元10月间，外间盛传其将得国史馆长。恽毓鼎觉得“虽较行政官员为可居，然非吾愿也。吾平生大愿，欲请巨款设一极大医学，以中医《内》、《难》长沙书为主，唐宋元名家为辅，而以泰西医学参之，附立伤科、产科、兼立医院，以为实地练习，药物检查，所以杜药肆伪混。开中华四千年未有之业，造亿万姓健全之福。此愿若遂，竭终身心力为之，不限止境，不营他业，庶几不虚生斯世乎？”(二，615)清季恽毓鼎曾奏设医学堂，“经理多不中程，又以款绌而废，至今以为憾事。倘得由国家发款，岁得十万金，在京师建绝大校舍，延聘名家，参以西说，而于其旁兼建医院，以资实验，收效必宏，中医庶有昌明之一日。虽使余终身从事于其中，亦所愿也。”(二，608)
在医学研究会全体会员大会演说时，恽毓鼎详尽阐明了自己对于中医的看法和抱负：“中国古圣贤医学，实能兼西学之长。凡生理解剖、实验化学，《内》、《难》、长沙、孙真人皆详其功用，而六经气化之说，精细分明，确有凭据(此等处皆引经说以证明之)，无分毫影响，断非西医所能梦见，盖其程度尚不足以语此也……吾辈如能以西人研究科学、心理学、算学之心思眼光，研究《内》、《难》、长沙《千金书》，必能契古圣之心源，发前人所未发，中国医学将有大放光明之一日。否则，我不自求，泰西明达者流渐知《内》《难》诸书之可贵，以深锐心力代发其藏，而华人反师西人以求中医之微言大义，岂不大可耻乎？此实吾党之责也。”(二，613)所说确有见地。一个世纪过去，中医的存废问题至今众说纷纭，不能适当解决。如果当时能够用其所长，恽毓鼎本人及中医的命运或许都会有所改变。
恽毓鼎一方面继续向逊清皇室尽臣民的忠义，另一方面则努力适应民国公民的身份。其建立极大医学的梦想，就并不排除由民国政府主导。12月20日，恽毓鼎投票选举众议员(二，620)，并认为伶人田际云(想九霄)当选大兴县议员“玷辱议会甚矣”(二，622)。除夕夜，恽毓鼎照例赋诗一首：“万马光阴挽不还，又随烛影照衰颜。妻能知足家门乐，儿解分劳老境闲。故国遗踪轻似叶，一年今夜重于山。永和癸丑明朝是，水竹何时却闭关。”(二，628)其心境跃然纸上。
恽毓鼎的观念行事准则，在一封致兄长的信中有明确详细的表达，只是很难用今日的观念来理解，他说：
民国虽建，大难方兴。风俗之奢淫，人心之诈巧，至吾苏而极。劫运之交，殆将不远。直隶淳朴俭苦，犹存老辈典型。恒赵深冀之间，至今尚奉宣统正朔，确守遗经，不知革新为何事。窃以为元气淳厚，一时未易散也。至于北京为争名之地，非闲野所宜居。青岛托庇外人，尤非所愿。又凡都会码头，生活程度过高，只便仕宦经商，而不便久寓。愚意拟于恒赵深冀间，择其文质相间者而卜居焉(过于固陋之处，用途虽省，而培植子孙则不相宜)，终其身为北人，不复作首邱之想矣……摄政三年，亲贵遍布朝列，卖差卖缺，竟成市场，正人屏诸卑闲，危论付之不省。稍有知识者，皆知国将亡矣。革命军兴，推到恶浊政府，士农工商翘首以盼幸福，不料自私自利之见，更甚于专制之朝，统一无期，秩序不定，胶胶扰扰，如在梦中。志士心灰，外人齿冷。此中局面，万不能长。以愚意测之，满清无望中兴(亲贵之心死矣)，共和决难成立，待其水益深火益热，有大英雄者起而收之，以君主之名，实行共和之政，吾中华将有雄视全球之一日。惜我辈不及见耳。我生不辰，其谓之何！弟燕暂栖巢，唯以看书、写字、赏花为功课，安贫习俭，为得过且过之谋。平日喜用脑力，此心不能无所寄着。而近来新发明之学理，实有胜于旧说者，以余力从事钻研，亦颇获餍心之乐。始而挽发作道士装，亦可通行社会，无如发根以逆挽而痛，且奇痒不可爬搔，其苦万状。继乃思身体发肤，贵乎适意，吾岂好辫哉！何必自寻苦吃！遂于亡国百日后四月初五之夜，毅然截而髡之，于是种种者变而濯濯矣……都中尚有一部分为清朝之官，如弘德殿、实录馆、崇陵工程、二陵、八旗、内务府、钦天监之类，具折谢恩，请安请假，皆直达内廷，钦奉上谕，有时亦有交片，盖用法天立道小玉玺，五大臣署名(两太保，内务三臣)。每日亦有宫门抄，称为宣统四年，仍用旧历。真自来未有之怪局。此为外间所不知之事，聊为两兄言之，幸勿传播，或生波折也(二，593)
仔细揣摩，恽毓鼎可谓文化遗民，只是其安身立命的文化不得不附着于君臣纲常的政体之上，难以自拔。
壬子新正，早就赋闲里居的叶昌炽(1849-1917，字兰裳，又字鞠裳、鞠常，晚号缘督庐主人。原籍浙江绍兴，后入籍江苏长川。光绪十五年进士)还不敢相信自己已经身在共和时代。辛亥元旦，他曾在日记中写道：“行年六十三矣，德不加进，欧风浸灌，新国民新少年如饮狂药，吾辈如陈人宿物，旧时所学，尽成土苴。过新年后，只可蛰居不出，即以此日为始。”(25)可以说，对于叶昌炽而言，清朝虽在，山河已经变色，他也心如死灰。武昌起事以来，经过近半年的内心挣扎和独自发泄，他只能面对现实。对于南京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极尽讽刺，又表示“吾侪小民，但知有皇上谕，焉知总统令，从此黜涉不知，不复污吾笔墨。”(十一，6883)虽然他期望平安，可是“天下安有无君父无政无学之国可以保治安哉？”(十一，6899)民国的一切，在他看来一无是处，因而随时借题发挥，纾解胸中愤懑。如蚊虫叮人肤吃人血以为粮，叶昌炽即联想到“如今之政党，杀无赦。”(十一，6974)凡旧友同僚出任民国官职者，都感到可惜可恨，顿有云泥之隔。总之一句话，民国不成其为世界，所以宁可与世隔绝。
湘中大儒王闿运(1833-1916，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咸丰举人，湖南湘潭人)于壬子正月初二才得知清帝逊位的消息，在他看来，“清廷遂以儿戏自亡，殊为可骇，又补廿四史所未及防之事变，以天下为神器者可以爽然。”(26)两天后，王闿运作了两首感时诗，“北望邮尘千里昏，杜陵忧国但声吞。并无竖子能成事，坐见群儿妄自尊。元纪沐猴妖谶伏，楼烧黄鹤旧基存。请君莫洒新亭泪，且复清春指杏村。”“家家守岁岁仍迁，愁对清尊画烛然。大壑藏舟警半夜，六龙回日更何年。宪期缩短难如愿，游宦思乡且未旋。若补帝京除夕记，料无珂 咏朝天。”(五，3161)可以窥见其心境。对于新政，他同样不满，以为造成军界学界的种种悖逆，使得读书人言行不一，“诗自忠节，行自叛逆，诗言涕泪，而方贺新国”(五，3162)。“整军兴学，遂令人不知顺逆，何邪教之迷人如此，惜不令孟子拒之。”(五，3163)不过，王闿运年近八旬，名满天下，好帝王之学，并没有愚忠清室之意。后来他就任国史馆馆长和参政之职，虽是礼遇，也算是身心都踏入民国了。
附录：文中所引各日记主人的齿序：王闿运—1833，沈家本—1840，叶昌炽—1849，张謇—1853，徐世昌—1855，那桐—1856，郑孝胥—1860，绍英—1861，恽毓鼎—1862，吴虞—1874，许宝衡—1875，朱峙三—1886，胡适—1891，吴宓—1894，叶绍钧—1894。
注释：
①关于日记与历史研究的相关性，详见拙文：《日记内外的历史——作为史料的日记解读》，见吕芳上主编：《蒋中正日记与民国史研究》(上册)，台北：世界大同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第67-80页。
②《汪荣宝日记》，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稿本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稿本丛书》，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56页。后李家驹与汪荣宝商议，未将此节写入条文。本文征引各日记，除首次出现以文尾注标出所有信息外，后续一般仅夹注卷、册及页码。
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市档案馆编：《湖北实录馆•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10、325、329页。相关各处记载日期有所出入。
④(24)恽毓鼎着、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61页，第578页。
⑤《汪荣宝日记》，第1059、1077页。
⑥(17)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376页，第1705页。
⑦《沈家本日记》，[清]沈家本撰、韩延龙、刘海丰、沈厚铎整理：《沈家本未刻书集纂补编》(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342页。
⑧《朱峙三日记》，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2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66-267页。
⑨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叶圣陶集》(第十九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75页。
⑩(11)吴宓着、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108页，第198页。
(1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1)，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0页。
(13)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下册)，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709页。
(14)《徐世昌日记》手稿。
(15)《绍英日记》(第二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281-283页。
(16)许恪儒整理：《许宝衡日记》(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97-398页。
(18)陈衍：《石遗室诗话》(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95页。
(19)《顺天时报》1914年7月16日。
(20)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0页。
(21)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六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62页。
(22)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荣孟源审校：《吴虞日记》(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页。
(23)参见谭悦：《清代逆伦行为的认定与量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25)叶昌炽：《缘督庐日记》(10)，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584页。
(26)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五卷)，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3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