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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卢淑樱：图像、杂志与反日情绪——以《东方杂志》(1928－1937)为例

【原文出处】《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津)2013年3期第63～73页
【作者简介】卢淑樱，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助理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儿童史和性别史研究。
【内容提要】从清末到民国，各式各样的画报陆续出版，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向读者介绍新的信息、影像与概念。以知识分子为读者对象的《东方杂志》，也刊载了一些照片和漫画，丰富了杂志的表达手法，加深了读者的印象；透过转载国内外杂志的图像，更可以凸显《东方杂志》关心的时事问题，并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关注，增强了杂志的社会影响力。南京国民政府《东方杂志》刊载的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关的照片和漫画，说明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报刊杂志已经灵活运用图像，佐证文字内容，增强媒体的说服力；将文字、照片、漫画共冶一炉的特性，加速了反日讯息的传播。以杂志作为文化制成品的历史研究视角，进一步丰富、完善了新文化史的分析框架。
【关 键 词】《东方杂志》/中日关系/新文化史
一、茫茫字海中的图像
报刊杂志纪录了社会的改变，也成为推动这些改变的工具。文字是报刊杂志的编辑、作者和读者沟通的主要渠道，而随着印刷术不断发展，愈来愈多的报刊杂志刊登照片、图画、漫画等图像数据，既丰富了报刊杂志的表达方式，又可增添趣味性。就新文化史角度而言①，杂志是一种文化制成品，文字和图像就是这种文化制成品传递讯息的途径。如果要了解文化制成品如杂志怎样推动社会改变，除关注杂志的内容外，还要了解这些内容是通过什么途径传递予读者，而读者又是怎样接收和挪用杂志的内容，从而做出相应的变动，最终酿成改变。换言之，新文化史是通过生产、传播、接收、挪用等过程，了解杂志如何改变社会。新文化史的分析框架，有助于研究者讨论杂志如何推动社会的改变。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东方杂志》内刊登的照片和漫画为例，阐释图像如何辅助文字，传递反日讯息，以及讯息的传播过程等。此外，笔者还探讨了读者接受与挪用杂志内容时所遇到的困难及需注意的地方。
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②，始创于1904年，到1948年停办，期间共停刊四次③，是民国时期中国最长寿的杂志，也是畅销杂志之一④。从创刊到抗战前，《东方杂志》的主编先后由徐珂、孟森(1868－1938)、杜亚泉(1873－1933)、钱智修(1896－1948)、胡愈之(1896－1986)和李圣五出任。从1928年至1937年，胡、李二人是《东方杂志》的主编。这本综合性杂志，内容涵盖多方面，杂志的创刊号申明：
本杂志略仿日本太阳报，英、美两国而利费Review of Review体裁，除本社撰译、论说，广辑新闻外，并选录各种官民月报、旬报、七日报、双日报、每日报名论要件，以便检阅⑤。
换言之，《东方杂志》广集各报的内容，再附以社论和译文。经二三十年的发展，《东方杂志》演变为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论文于一身的刊物，尤其着重分析国际形势。此外，该杂志亦涉及文艺、教育、家庭与妇女等范畴。杂志在1911年，由原来的三十二开扩大至十六开。该杂志每期约有一百页至一百四十页，但遇上特大号出版时⑥，页数会增加一至两倍⑦。
《东方杂志》的读者对象是知识分子。据该杂志在1934年所做的调查显示，读者包括大学生与教员(30％)、中学生与教员(30％)、政界人士(20％)和海外华人等(20％)⑧。此调查固然有商榷之处，但却反映出《东方杂志》在知识界苦心经营的某些结果。
历来有关《东方杂志》的研究并不多⑨，采用新文化史角度研究者更少。学者又倾向把《东方杂志》视为历史材料，而且重文轻图。纵有韩丛耀等人曾研究1904年至1919年《东方杂志》的图像，但着眼于照片和图画，漫画因较少收入插图之内，故作者未有作详细讨论⑩。文字固然是《东方杂志》的编者、作者和读者沟通的主要媒介，但也刊登了相当数量的图像，包括照片和漫画。
照片可记录人、物、事情的瞬间影像，再活现在受众眼前。自19世纪末，中国的报刊杂志逐渐刊登图像数据，这归功于近代印刷术的改良(11)。从第一期起，《东方杂志》已刊载图画和照片，最初名为“图画”、“插图”，每期刊登十幅“精美图画”(12)。虽然插图没有收入杂志的目录，但其位置一直在所有文字栏目之前，形成杂志先图后文的版面设计。到1932年，《东方杂志》正式出版，每期约有十六页，每页刊登最少三幅照片。初时画报安插在杂志的中间部分，1932年10月杂志复刊后，被调回杂志的开首，仅次于目录。由插图到东方画报，照片绝大部分时间都位于杂志的开首，可见图像在当时中国报界的重要性，编辑会利用照片吸引读者注意，或者为杂志的主题作引子。《东方杂志》的内容涵盖国内时事、国际政治、社会、科技和文艺。画报另设编辑主理(13)，而照片或由读者投寄，或向国内、外新闻通讯社购买(14)。
与画报相比，中国漫画杂志的起步较迟。漫画是以简单线条，夸张、幽默、嘲讽的手法，把人、物、事件的特点跃然纸上。由于线条和构图简单直接，容易明白，所以漫画广为大众接受。据毕克官研究，清末上海出版的《时报》、《民报》，已刊有讽刺画，可谓早期的漫画(15)。不过，及至1925年，丰子恺(1898－1975)把日文“漫画”翻译成中文，漫画一词才正式出现(16)。加上漫画会于1928年在上海成立，大力推动漫画创作和训练人才，遂令20世纪30年代有“漫画时代”的美誉(17)，以上海为例，从1934年9月到1937年6月，已经出版了十七本漫画杂志，包括着名的《时代漫画》、《上海漫画》等。
漫画原本散布于《东方杂志》各栏目，到1925年才设有专栏；自1934年2月起，漫画成为常设的栏目(18)。同时，《东方杂志》也没有专用或特约的漫画家，而是转载其他中外报刊杂志的画作；偶尔也会刊载本地的漫画作品。
虽然《东方杂志》是以文为主、图为副，而且图像内容又偏向时事新闻，既没有《点石斋画报》的猎奇、志怪，又缺少了《良友》、《玲珑》那份时尚感，更欠缺了《上海漫画》、《时代漫画》的尖酸刻薄。然而，探讨《东方杂志》的图像，有助于了解杂志采用什么方法向读者传递讯息，并贯彻综合性杂志把文字、照片、漫画共冶一炉的特性。
二、亦文亦图：反日讯息的传播
综观国民政府时期，《东方杂志》有关日本帝国主义的报导，不外乎批评日本侵略中国领土、欺凌中国百姓、威胁世界和平等。相似的观点，也见之于其他报刊杂志。《东方杂志》的特别之处，在于刊登雄辩滔滔的文章之余，同时善用图像画面，加深读者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感。本节将详述该杂志的图像如何配合文字数据，反映日本帝国主义的负面形象。
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在20世纪初不断膨胀。自1919年巴黎和会，日本取代德国接管东三省，到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逐步实践占领全中国的计划。从1928年起，日本先后占领沈阳、建立满洲国、怂恿华北各省和蒙古成立自治政府，到1937年7月7日，日军策动卢沟桥事变，中国开展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
为实现占领全中国，日本开始实施殖民计划。有研究指出，日本政府早在1915年，已计划把农民和退伍军人殖民中国。迄至沈阳事变，已有一千四百个农民家庭共约四千五百人，移居中国东北(19)。到1936年，日本政府决定在未来二十年内，把一百万个农民家庭约五百万人迁往满洲(20)。为使更多日本人能永久居留，日本促使满洲国政府进行土地登记，把沼泽、空地、弃置土地收归国有，同时逼令中国农民离开家园，到上述的荒地开垦(21)。表1是1930年和1935年关东州与南满铁路地区的人口分布。在短短五年间两地的日本人数量不断上升。纵使中国人仍占半数以上，但日本人口的增幅惊人，分别为37.7％和91.7％；相反，两地中国人口的增长率不足20％，分别为16.5％和18.4％。《东方杂志》关注日本欺压中国东北的农民。据沈越石和瞿明宙分析，自“满洲国”成立后，引入了大批日本和朝鲜移民。为使他们有足够的可耕地，中国农民就被迫迁离(22)。着重分析的政论文，较难令读者感受到当地人民被迫离乡别井的痛苦，所以《东方杂志》同时会用上文艺作品，加强渲染日本殖民政策的祸害。短篇小说《白旗堡》，讲述当地民众如何奋起对抗日本。小说以当地一位老孀妇的经历作为开端：自从日本入侵白旗堡，夺去老妇赖以维生的农地和猪，藉此鞭挞日军的贪婪无道(23)。如要进一步掀动读者的情绪，莫过于让他们看见“满洲国”和其他日本占领区的实况，照片就能发挥此功能。
1936年11月，《东方杂志》刊出了东北农村的近貌。这里本为张学良管治的地方，良田连绵阡陌纵横，九一八事变后被日本占据，并且积极实行移民计划。昔日的良田，变成了日本和朝鲜移民的家园。
由于迁居“满洲国”的日本移民来自贫穷的乡村，日本政府要花大量金钱资助他们(24)。庞大的支出令日本政府和军方却步，因而减慢移民速度。为解决粮食生产和建设问题，“满洲国”政府决定限量输入中国劳工。1934年，有三十八万八千名中国人到满洲国工作(25)。当杂志的文章批评“满洲国”政府阻止中国工人到该处工作，影响他们的生计(26)，《东方杂志》则关注到“满洲国”的华工的人身安全。1937年第11期，《东方杂志》刊出一组题为《不容忽视：华工出关！》的照片，显示了大批中国劳工等待出关到“满洲国”工作的情形。在照片中摄下了几位等候者无奈、焦虑的表情。纵使照片所拍摄的都是活生生的工人，但文字说明却写道：“最近有华工数千人在天津募集，被遣出关，去替伪国做工。在这个津海河浮尸层出不穷的时候，华工出关不应再予忽视。”画报编辑只是提出问题，并未给予读者任何答案，不过字里行间已隐约表明，出关的中国工人可能遭遇不测。到下一期的《东方杂志》，华工出关和遇害的因果关系不言而喻。在一幅由两部分组成的题为《出关•浮尸》的照片中，上半部是一大群渴求工作的中国劳工，聚集在天津大东公司门外等候，而下半部则是在天津海河发现尸体的照片。杂志附带的说明如下：“‘大东公司’在津招募大批苦工，遣送出关，去替‘伪国’做工；图为募集苦工待发之情形。津海河源源的卷来了无名的浮尸。浮尸何来？那只有滔滔的流水才明白吧。”尽管编辑淡然说只有河水才知浮尸从何而来，但答案已呼之欲出：到“满洲国”的华工，九死一生，甚至尚未出关，已在天津遭遇不测。
自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在占领区虐待华工的资料陆续出版。根据这些数据显示，20世纪30年代，大批中国劳工被诱骗甚至拐带到“满洲国”，他们既得不到应有的待遇，更有不少人被虐待至死，甚至有日资公司为了省下工钱，在工程完结时杀死他们(27)。战后的战争罪行审判，日本军方承认在战时剥削和虐待亚洲劳工：工作条件差、欠缺医疗和休息已属等闲，不工作便没有粮食更是对待劳工的基本方针(28)。研究照片不仅着重它呈现了什么影像和如何被展示，拍摄者藉照片宣示的姿态和立场同样重要(29)。有关华工到“满洲国”干活的照片说明，几幅照片和寥寥数十字，已可清晰地表达日本加害中国劳工的讯息。透过聚焦华工的神情、巧妙的照片安排，再配合以暗喻方式撰写图片说明，画报建构了到“满洲国”工作和浮尸的因果关系，凸显日本不仅侵略中国领土，还运用各种伎俩，诱骗中国劳工，甚至夺去他们的性命，把日本残害中国平民百姓的讯息表露无遗。
上述关于日本掠夺东北农田和限制华工出关的报导说明，采用不同的表达方法，可带出截然不同的效果。《东方杂志》的文章以理性分析见称，作者罗列史实、事例与数据，有根有据地说服读者，日本军国主义严重影响东北人民的生计。另一方面，照片就以感性的手法，动之以情，通过展现大片日资农场、华工无奈的表情、排队等候出关的人龙和尸体的模样，杂志利用视觉刺激读者的感观，引发他们对东北人民的同情和对日本军国主义仇恨。由此可见，《东方杂志》内的文字和照片不仅可以互为参照，更可利用本身的长处，反映日本帝国主义的负面形象。
日军进行经济掠夺之余，也利用鸦片残害中国百姓。1937年，《东方杂志》刊登天津、华北等日本租界和占领区的情况。《某方在天津之经营》和《毒化华北》两组照片，分别由吴宝基和梁模拍摄，应该是读者投寄的照片。两人不约而同地凸显了在日本管治下的中国土地，变成了黄赌毒的天堂。其中所见的日资洋行，不是淫窟、烟馆，就是走私机关，甚至有专门生产化学武器的工厂。其中梁模的照片显示，天津的日租界竟然可公开贩卖吸食鸦片的工具。吴宝基更摄下一个个深受毒害、皮黄骨瘦的青年、妇女和小孩。摄影师和编辑希望藉照片带出，日方不禁止甚或鼓吹毒品，是企图借此残害中国人的身心，减低反抗力量，正如杂志附带照片的副题所言：“摧毁我们民族血脉的阴谋”。
日本利用鸦片消减中国人的反抗情绪是不争的事实。国际联盟的鸦片顾问委员会(Opium Advisory Committee)曾经强烈谴责日本以鸦片作为侵略手段(30)。然而，出于财政和军事考虑，日本在中国种植和贩卖鸦片。在“满洲国”尚未建立之前，日本军方已在关东地区实行鸦片专卖，以鸦片收入支持对华侵略。“满洲国”政府延续鸦片专卖政策，每年所得的收入更高达约三千万圆。以鸦片养战同时影响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部署，例如1933年日军入侵热河，目的就是夺取大片罂粟种植场(31)。
在日本租界或占领区内的鸦片烟馆，亦非全属日人所有，不少由朝鲜人经营，英国政府所做的调查报告可支持此论点(32)。另外，据一位从1934年至1937年间居住在天津日租界的美籍妇女忆述，当地朝鲜人经营的烟馆受到治外法权保护，国民政府不能向他们征收税项(33)。从遍地日资农场、烟馆，到满街待业华工、瘾君子，《东方杂志》透过照片，把在铁蹄下生活的中国东北人民，活灵活现地展示在读者眼前，令到远离占领区的民众，也可得见当地的惨况。这些震撼的影像，既能催化读者的同情心，加深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又可附和杂志作者的分析，可谓一举多得。
漫画是《东方杂志》另一种常用的图像表达手法。漫画是时代的记录、艺术家的自白，也是有效的政治宣传工具(34)。抗战前夕，日本帝国主义是《东方杂志》漫画的重要题材。例如，1935年合共二十四期杂志中，有八期的漫画内容涉及日本帝国主义；到1936年，数目更上升至十期。以下将会探讨《东方杂志》的漫画如何勾勒日本帝国主义的邪恶本质。
20世纪30年代中，日本采取两种对华政策。表面上，日本政府仍然维持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企图以外交谈判解决两国的纠纷。1934年，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经济合作计划，即所谓中日经济提携(35)。有《东方杂志》作者不畏言，日本从来都是“口是心非”，所谓经济合作，只属空谈；假使中国答允，如同签订“卖身契”(36)。甚至有作者揶揄，所谓中日经济合作，实质是“以有易无”(37)。
利用夸张的漫画图像，更能凸显中日经济合作的不公平。《东方杂志》曾转载了一幅取自上海《新闻报》的漫画，挖苦所谓经济合作，如同被人掴一耳光后才得吃一口糖，而且是甜中带苦的咖啡糖。这个比喻正好说明，中日经济合作只是骗人的谎言，中国根本得不到丝毫利益。
另一方面，日本军方继续进行军事挑衅。继扶植溥仪建立“满洲国”，又在察哈尔、河北、山西和绥远煽动所谓自治运动，试图联合地方军阀和亲日势力，抗衡国民政府(38)。《东方杂志》在1935年第4期上刊载了丁悚一幅题为《伤心曷已》的作品(39)。这幅漫画描绘了华北自治一幕：察东四省被绘画成于家门外玩耍的小孩，而躲在屋旁的人口贩子，伸出那只长满毛发、巨大如怪物的右手，欲拐走小童，无能为力的母亲，只站在门前叫喊。漫画不独叱责人口贩子的恶行，也在怪罪在家门外玩耍的小孩，暗示察东四省脱离中国自治的做法极其危险，不仅损害国家统一，更引来存心不良的日本进一步侵占中国。1934年，日本进一步策动蒙古自治运动，漫画家就把日本中喻为贪得无厌的猫儿，虽然已吃过了东四省这一顿饭，但仍虎视眈眈悬挂在半空的鱼儿——蒙古。
把日本丑化为动物、妖怪，是这两幅漫画的共通点，以凸显侵略者贪婪、残酷、邪恶的本质；同时又可衬托出中国人受欺压的凄惨，鼓动民众为正义而战，奋起反抗日本入侵。类似的手法，到太平洋战争时期尤其显着。美国官方和传播媒体刻意把日本形象非人化。猴子、猩猩、狒狒、狗、老鼠、毒蛇、响尾蛇、蠕虫等，皆为战时在美国流行的日本形象，又把日本人的英文“Japanese”改为“Jap”，利用语言矮化日本。透过从民族和文化层面贬低对手，有助提高人民及军人的士气，并在阵前杀敌时，减轻士兵的罪恶感和心理负担(40)。
日本帝国主义不独为中国民众带来苦难，还破坏国际均势，甚至危及世界和平。日本因不满国际联盟谴责其扶植伪满洲国，在1933年毅然退出此组织。鉴于此，当年《东方杂志》的春季特大号便以“太平洋现势之分析”为题，而丰子恺(1898－1975)的作品《恼人春色》成为该特大号的封面(41)。这一期的封面以红色为主，夺目之余又能带出危险的意思。漫画呈现出在一片满布炮弹和铁丝网围栏的土地上，小草和野花却徐徐生长，蝴蝶也因为春回大地而四处飞舞(图九)。丰子恺这幅作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无限生机的春天，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野心，却使区内的气氛日益紧张，战争一触即发，令大好春光蒙上了阴影。他的漫画恰到好处地表达了特大号的主题：日本帝国主义对太平洋区内和平的威胁，充分发挥了漫画不言而喻的特点。
日本原是1922年九国公约和1930年的伦敦海军条约的缔约国，到1936年，却拒绝再遵守这些国际限武条约，并积极扩充军力。《东方杂志》批评，日本把限武条约视作“废纸”，力图建立全世界最强大、最精锐的海军，目的是要成为亚洲霸主(42)。更有作者认为，此举不仅破坏亚洲地区的均势，更加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机会(43)。《东方杂志》刊登了一幅来自南京《时事月报》的漫画，图中的美国山姆大叔与日本武士比拼吹气球，比喻两国的军备竞赛。日本武士的气球比山姆大叔的巨大得多，表示日本誓要成为全球海军霸主。以吹气球比喻军备竞赛，亦带出其危险性：气球愈涨大，愈加速爆破的机会，喻意了世界大战一触即发。
在另一幅题为《不要小看了他》的漫画中日本被喻为一名踏着高跷的小军官，正欲拳击比他高大一倍的将领。以小击大的比喻，凸显了新兴的日本挑战英美等传统西方大国的野心，列强不可掉以轻心。从另一角度而言，《东方杂志》转载这幅漫画，是要借此揶揄日本只是个小国，却偏要装成大国的模样，而且更不自量力，四处挑衅。日本的野心并非止于成为亚洲霸主或跟西方列强平起平坐，还要统治全世界。在《东方杂志》内，有一幅名为《日本——吞噬世界的东方章鱼》的漫画，把日本绘画成头带军帽的章鱼，其触须正向世界各处伸延，最终要吃掉整个地球，嘲讽日本企图征服全世界的野心。从上述撷取的杂志漫画可见，日本帝国主义已不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冲突，更影响世界和平，是引发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东方杂志》的图像与文字是两个独立的系统，分属不同的栏目，既可互不关连，但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文字是《东方杂志》的编者、作者与读者沟通的主要途径；此外，杂志的编辑也会运用照片和漫画，协助传播讯息。特别是部分《东方杂志》照片来自读者投寄，更可得见编者、作者与读者之间对日本帝国主义议题上的交流。图像的优点是简单、直接。以照片为例，它犹如一面镜子，可以留住人、物、事情的瞬间状态，再活生生地呈现于远方读者眼前。照片的另一优点，在于它能表达非笔墨可形容的神情和感觉。因此，20世纪30年代有学者认为，照片足证新闻的真伪，同时可引发读者的兴趣，增加新闻的趣味性(44)。至于漫画就以嬉笑怒骂的手法，讽刺时弊，而且忠奸、好恶分明。相对于滔滔雄辩的议论文，照片、漫画是软性宣传，可透过感官接触，实时掀起读者的情绪，达至宣传反日的效果。同时，图像又可佐证文章作者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指控，缔造出图文互为参照的效果。因此，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东方杂志》，也广泛运用各种图像，宣传反日。
图像亦可引导读者想象日本侵华的祸害，激发他们的反日情绪。在抗战前，日本主要侵袭中国东北地区，最接近南方的攻击是1932年的上海一二八事变。换言之，战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民众尚未经战火洗礼。如何使远离战火的民众同样感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祸害，一起同仇敌忾？报刊杂志扮演了重要角色。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强调，共同的文字语言，再经过印刷术的传播，可使相同文化背景的民众，在同一时间下想象并建构出共同的国族身份(45)。《东方杂志》也有相似的功能。身处“满洲国”和日本占领区以外甚至海外的读者，透过文字、图像和杂志的流通，看见日本侵华的暴行，想象战争的残酷，从而激发他们的反日情绪。
三、图像、杂志与新文化史分析
报刊杂志除了反映政治和社会的改变，也是推动这些变革的工具，而新文化史就提供了研究杂志影响的方法。新文化史关注文化制成品的产生、传播、接收与挪用整个过程，强调文化的动态，创造者、文化制成品和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46)。所以，采用新文化史的进路，有助于了解文化制成品如杂志怎样推动政治和社会的改变。欧美学者在20世纪70、80年代已开展相关的研究(47)，但这课题在中国史学界仍有待发展，原因之一是关于读者接收和挪用的数据零散不全，难以寻找，论证也相对困难。本文的第二部分已剖析了《东方杂志》如何利用图像传播反日讯息；这一节会浅谈考究杂志讯息的接收与挪用时需注意的地方。
不论是研究杂志历史还是新文化史，都不能回避受众接受的问题。要找出答案，首先要知道什么人看这本杂志，如何阅读，怎样理解个中内容，然后才可以进一步解答如何挪用杂志数据。我们可以从杂志的读者对象、销量、读者响应、私人纪录(如日记、书信、文集、回忆录等)，以至社会舆论对杂志内容的批评与讨论入手，寻找蛛丝马迹。此方法有如大海捞针，数据可遇不可求，但却可找到最有力和实质的证据，说明杂志的确能使读者动容。
其次是阅读模式，即读者怎样阅读报刊杂志。据说1930年间，女学生们每人手执一册《玲珑》杂志(48)。然而，分享报刊杂志才是当时的阅读模式。李欧梵与黎安友(Andrew Nathan)的研究说明，清末至20世纪初，中国的识字率只有20％，而且以男性为主并集中在城市。读者并非每人手执一份报刊杂志，而是众人轮流分享，他们彼此更可能互不相识。据学者估计，一份报刊由十至二十人共同分享。过期的报刊杂志，会以较便宜的价钱转卖，继续流传，直到不能再传阅为止。例如在1906年，成都的学生会把清政府禁制的《新民丛报》分拆为单页，在宿舍内偷偷传阅。到20世纪20年代，在大城市出版的日报，沿长江的支流传到乡村，民众仍然是聚集一起，恭敬地听人朗读新闻，又或把报刊张贴在墙壁和木板，让路人阅读(49)。类似的情况亦出现在20世纪初的山西。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的研究指出，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10年代，报刊的内容是经商旅口传带到山西的乡村，但内容不免被增删润饰。以口述方式传递新闻，并不代表报纸未能在山西流通，而是当时能阅报的人实在太少。季家珍(Joan Judge)指20世纪头十年，全中国只有1％的人口能够阅读报纸，但沈艾娣认为她高估了数目。沈艾娣以刘大鹏(1857－1942)的日记说明，在北京出版的报纸，需时四至五日便可流入山西，但其他地方出版的却要等待二十日至两个月，原因是需求太大，报纸经过多次转手才到达山西。到20世纪20年代，军阀和政党纷纷投放资金办报，充当喉舌，令报纸的数量增加，县政府亦增设阅报室；然而，地方办的报纸，立场有欠中肯，阅报室也只是面子工程，经常无报纸可读，店铺、学校、乡公所和村公所成为市民日常阅报的地方(50)。20世纪初国人阅读报刊杂志的模式告诉我们，杂志的销售量不能完全反映实际的读者人数。
当上述建议的方法一无所获，可以从读者群出发，考究他们与政治和社会变动之间的关系，从而推论杂志的接收与挪用。《东方杂志》以知识分子为本，而他们又是民国时期反日活动的中坚分子。除学生发动罢工罢课，不少读书人参与抗日电影、歌曲、街头剧、文学作品的创作，以及在报刊杂志发表伟论。既然《东方杂志》在知识分子群中人所共知，实际上亦有不少学校和公立图书馆订购这本杂志(51)，我们可以推论部分参与抗日活动的知识分子是《东方杂志》的读者。尽管我们没有证据显示读者看罢《东方杂志》后，便会上街游行，抵制日货；然而，杂志至少可以营造出日本帝国主义即将吞噬中国的压迫感，提醒读者时刻要注意敌人的一举一动，从而加重国内的反日情绪。这种由推论所得的答案，无可奈何地比较模糊，而且欠缺实质的证据支持，但却点出了文化的影响并非你踢一脚、我动一动的必然和直接反应，而是透过文化制成品不断地流传，酝酿出一股氛围、讨论空间，从而推动对政治和社会的改变。
不过，类似的推论方法并不适用于剖析《东方杂志》图像数据的影响。照片和漫画是一种简单、浅白、一针见血的表达方法，上至学富五车之人，下至贩夫走卒都能明白其意思。众所周知，《东方杂志》的时事图像印刷精美，又是本受欢迎的综合性杂志，但绝不代表目不识丁者会主动翻看杂志的照片、漫画，尽管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挪用指读者看毕杂志后，如何把内容加以转化、再运用，是文化传播的最后阶段。如同处理杂志讯息的接收，要了解读者怎样挪用杂志讯息，查看私人纪录、日记等死功夫在所难免。有趣的是，《东方杂志》广泛转载国内外杂志的漫画，以支持自己的观点，本身就在挪用其他报刊杂志的内容。例如在日本违反国际限武条约，扩充军备一事上，《东方杂志》转载了南京《时事月报》、上海《大美晚报》、意大利米兰Guerin Meschion的漫画。除引证杂志的分析，加强说服力，此举也可显示《东方杂志》的观点与其他报刊无异，甚至可跟国内外有名报刊杂志的水平看齐。同时，《东方杂志》转载其他报刊的漫画，说明了图像有其影响力，可以引起同业的注意，辑录转载。
转载国外漫画的另一用途是避过国民政府的新闻审查。特别在1935年中，国民政府颁布《敦睦邦交令》，禁止反日活动，包括一切可能伤害中日关系的报导(52)。因此，不少文字媒体被逼改用“某国”、“某国人”形容日本及其人民。类似的表达手法，在《东方杂志》也屡见不鲜。转载国外报刊的漫画，可保证在新闻审查期间，《东方杂志》仍有源源不绝的反日漫画，可供应用。
总括而言，以新文化史的分析框架探讨杂志的传播、接收与挪用，有相当的难度，但这种方法却可开拓出全新的视野。研究报刊杂志不再是聚焦于文章的内容，文字以外的表达手法、报刊杂志的传播途径、读者的阅读和接收方式以至杂志内容的挪用，以上种种都标志着报刊杂志在政治、社会和文化史上的重要性，值得我们作深入的探讨。
四、总结
杂志不仅反映社会时事的转变，同时推动社会和政治的变革。文字是报刊杂志传递讯息的媒介，随着印刷技术日新月异，报刊杂志刊印照片与漫画的数目，愈来愈多。不论是照片还是漫画，都可留住特定时空下人、物、事情的影像，作为时代印记之余，也是摄影师和漫画家的自我表白。报刊杂志利用图像表达讯息，既可增加新闻的趣味，刺激读者的感观，又能丰富报刊杂志的表达方式。同时，图像如漫画可以在严密的新闻审查下代替文字，以轻松幽默的手法讽刺时弊，抒发文字所未能言者。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东方杂志》发挥了传播媒体的职能，向读者披露日本侵华的来龙去脉和最新消息，除了使用传统的文字媒体，又运用了照片和漫画，揭露战场、占领区的实况，或甚以嬉笑怒骂的方式，把日本帝国主义贪婪、邪恶的本质跃然纸上，进一步掀动读者的反日情绪。《东方杂志》亦文亦图的表达手法，说明民国时期，中国的报刊杂志已可灵活地运用各种方法，表达相同的讯息，同时引证杂志作为文化制成品的一种，是推动民国时期政治和社会改变的重要工具。
注释：
①新文化史肯定文化对推动政治、社会和经济转变的重要性，着重挖掘历史事件和人类行为背后所稳藏的深层文化意义。参见Lynn Hunt, e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洪长泰：《新文化史与中国政治》，台北：一方出版，2003年，第1－19页。
②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由夏瑞芳(1872－1914)、鲍咸恩、鲍咸昌和高凤池在上海创立，是民国时期中国最大的出版社。公司最初是印制会计簿、广告，及至1893年，改为编印教科书。1903年，商务印书馆开设编辑所，由张元济(1867－1959)领导，负责编辑杂志、书本、教科书。其后，更陆续开设尚公小学校(1906)和东方图书馆(1926)。在1932年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在闸北的总部、尚公小学校和东方图书馆均被炸毁，损失惨重，到同年八月，才重新运作。在抗日战争期间，公司总部先后搬到长沙、香港、重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商务印书馆分裂为四家公司，分别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继续经营。有关商务印书馆历史，参见叶宋曼瑛：《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张人凤、邹振环译，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法］戴仁(Jean－Pierre Drége)：《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7》，李桐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③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东方杂志》第一次停刊，到1912年4月复刊。第二次停刊是由于1932年的一二八事件，商务印书馆位于上海闸北的厂房被炸毁，印书馆的运作瘫痪。第三次是1937年8月抗日战争爆发初期，日军进攻上海，《东方杂志》被迫停刊至同年10月。最后一次是因为太平洋战争，于1941年11月至1943年2月停刊。1949年，王云五主理的台湾的商务印书馆，于1968年7月把《东方杂志》复刊，到1990年6月停刊，共出版了二十三卷。黄良吉：《东方杂志之刊行及其影响之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18－24页。
④根据1931年中国邮政局资料，经邮递最多的杂志是《生活周刊》，每期销量高达十二万五千本；其次是《机联会刊》，每期四万本；第三位每期销量达二万本，共有九本杂志，大部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早在20世纪10年代，《东方杂志》每期的销量已达一万五千本。到20世纪30年代初，《东方杂志》、《英文周刊》、《儿童世界》和《儿童画报》是商务印书馆最受欢迎的杂志，故在一二八事变后，这几本杂志率先复刊。由此推论，《东方杂志》是1931年销量排第三位的杂志。史和、姚福申、叶翠娣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页；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404页。
⑤《新出东方杂志简要章程》，《东方杂志》1904年第1期。
⑥特大号始于1932年，每年四次，分别在第6、12、18、24期刊登，每次讨论不同的题目。自1933年起，特大号分别订名为新年特大号(第1期)、春季特大号(第7期)、夏季特大号(第13期)和秋季特大号(第19期)。到李圣五接任主编后，特大号维持每三个月出版一次，但再没有限定在哪一期出版。
⑦特别是1932年10月复刊后，《妇女杂志》、《教育杂志》和《小说月报》并入《东方杂志》内，成为妇女与家庭、教育、文艺等栏目。
⑧李圣五编：《读者、作者与编者》，《东方杂志》1934年第14期，第301－302页。
⑨黄良吉：《东方杂志之刊行及其影响之研究》；李盈慧：《抗战前三种刊物对中日问题言论之分析——〈东方杂志〉、〈国民周报〉、〈独立评论〉之比较研究》，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3年；张杰：《论清末的东方杂志》，河北大学历史学系硕士论文，1995年；Lo Shuk Ying, "Images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in Eastern Miscellany, 1928-1937," M. Phil. Thesis,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998；罗娟：《〈东方杂志〉》与新文化运动》，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1999年；范永聪：《〈东方杂志〉与近代中国文化的变迁》，香港浸会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张碧月：《〈东方杂志〉之救亡思想言论的演变(1904－1937)》，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8年；王征：《〈东方杂志〉在清末(1904－1911)的历史文化身份》，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丁文：《“选报”时期〈东方杂志〉研究(1904－1908)》，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⑩韩丛耀等：《中国近代图像新闻史》(第二册)，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11)中国的报刊杂志早在19世纪80年代已刊载照片。当时中国流行三种印刷方法，分别是平板、凹板和凸版印刷术。1884年创刊的《点石斋画报》，是平板印刷的典型。工匠首先把图像刻在凝胶上，再造成石板、锌板或铜板。此方法只能勾划出图像的外形，而且解像度有限。1900年左右，照相版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令报刊杂志出现人物和风景照片。在1904年创刊的《东方杂志》，经历了由石板印刷过渡至铅印制板的转变。另外，德国人Karl Klic改良并简化凹板照片印刷术，造就高质素和颜色照片印刷。这种技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由欧洲传入中国，而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应用此技术的首家公司。及至20世纪3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再增添欧美广泛使用的德国制照片印刷机Kaeruy Barve。先进的印刷技术，促使《东方画报》于1932年面世。参见萨空了：《五十年来中国画报之三个阶段》，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二编》，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年，第408－415页；陈申等：《中国摄影史》，台北：摄影家，1990年，第101页；赵君豪：《中国近代之报业》，载《民国丛书》(第二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第47－50页、第175－185页；《三十五年来中国印刷术》，《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194－195页。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载《民国丛书》(第二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第251页；韩丛耀等：《中国近代图像新闻史》(第二册)，第599－600页；M. Burch, Colour Printing and Colour Printers, Edinburg: Paul Harris Publishing, 1983, pp. 221－222.
(12)《新出东方杂志简要章程》，《东方杂志》1904年第1期，(章程)第2页。
(13)初时，《东方杂志》并没有刊登画报编辑的名字，直到三十卷十四期(1933年7月)才把他们的名字刊登。从1932年至1937年7月，史风汉和冯仲足先后担任《东方画报》的编辑。
(14)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国民丛书》(第二编)，第264－265页。
(15)毕克官认为，《点石斋画报》并非漫画杂志，因为其图像源于图画和照片，且缺少了讽刺的意味。毕克官、黄远林：《中国漫画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第16页、第20－22页。
(16)洪长泰：《新文化史与中国政治》，第4页。
(17)毕克官、黄远林：《中国漫画史》，第91－97页。
(18)从1925年到1927年年底，《东方杂志》创立了《国际时事漫画》一栏，其后改名为《内外漫画》和《时事漫画》。到1932年10月复刊，漫画附于《现代史料》内，名为“世界小讽刺”。但不是每期都会刊登漫画。
(19)F. C. Jones, Manchuria since1931,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p. 85, p. 87.
(20)Kungtu C. Su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anchuri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53.
(21)孔经纬：《新编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445－446页。
(22)沈越石：《日军占领下之满洲》，《东方杂志》1934年第20期，第49－56页；瞿明宙：《日本移民急进中的东北农民问题》，《东方杂志》1935年第19期，第61－71页。
(23)适夷：《自旗堡》，《东方杂志》1933年第2期。
(24)1932年，日本政府花费100544日圆，研究日人移民满洲的可行性；之后，又花了207850日圆资助约500名日本人到满洲。由于这批移民太贫穷，日本政府要额外补贴每个家庭1360日圆，作为交通和经济援助。李作权编：《经济掠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49页；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东北经济掠夺》，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657－658页；Elizabeth Boody Schumpeter, "The Population of the Japanese Empire," in Elizabeth Boody Schumpeter e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Japan and Manchukuo 1930-1943: Population, Raw Materials and Industry, New York: The Macmillian Company, 1940, p. 68.
(25)Jones, Manchuria since 1931, pp. 87-89.
(26)叶作舟：《日伪禁止华工出关》，《东方杂志》1935年第8期，第3－4页。
(27)宋梅英编：《日伪暴行》，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89－500页。
(28)Arnold C. Brackman, The Other Nuremberg: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s, New York: Quil, William Morrow, 1987, p. 254.
(29)Alan Trachtenberg, Reading American Photographs: Images us History, Mathew Brady to Walk Evans, Farrar: Hill and Wang, 1989, pp. xvi-xv.
(30)Amleto Vespa, Secret Agent of Japan: A Handbook to Japanese Imperialism, London: Victor Gollancz Ltd., 1938, pp. 98-99.
(31)John M. Jennings, The Opium Empire: Japanese Imperialism and Drug Trafficking in Asia, 1895-1945,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 1997, pp. 81-85, p. 87.
(32)F8960/27/87(No. 187), in The Opium Trade, 1910-1941, Vol. 6, Wilmington, Del.: Scholarly Resources, 1974, p. 4; F10393/27/87(No. 650), in The Opium Trade, 1910-1941, Vol. 6, p. 7.
(33)Bea Exner Liu, Remembering China 1934-1945: A Memoir, Minneapolis, MN: New Rivers Press, 1996, p. 10.
(34)例如，十八世纪的英国和德国，漫画经常用于讽刺皇室、政客的私生活和个人操守。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政客也精于利用漫画作为竞选宣传，攻击对手。抗日战争期间，漫画成为宣扬抗日以及共产党打击国民政府的宣传工具。Thomas Milton Kemnitz, "The Cartoon as a Historical Source,"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4, No. 1, The Historian and the Arts, Summer, 1973, pp. 81-93; Chang-tai Hung, 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chapter 3.
(35)［美］柯博文(Parks Coble)：《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1931－1937)》，马俊亚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74－280页。
(36)李权时：《中日问题随感》，《东方杂志》1937年第1期，第404－405页。
(37)白苇：《论“中日经济提携”》，《东方杂志》1935年第8期，第29－44页。
(38)Winston Kahn, "Doihara Kenji and North China Autonomy Movement, 1935-1936," in Alvin D. Coox and Hilary Conroy, eds., China and Japan: Search for Balance since World War I, Santa Barbara: ABC-Clio, Inc., 1978, pp. 177-207.
(39)丁悚(1891－1972)，字慕琴，浙江嘉善人，自幼学习中国画和西洋画。自清末起，他开始漫画创作，内容多反映时局政治。五四时期，丁尤其活跃，但五四运动后，则主力从事教学工作。1928年，他与一班志同道合的画家成立上海漫画会。20世纪30年代开始，丁转入电影制片厂从事美术设计，直至解放后。丁悚的漫画主要采用中国传统的线描画法，以讽刺、幽默的方式，反映社会现状和百姓的生活。他的儿子丁聪(1916－2009)也是当代中国着名的漫画家。有关丁悚生平，见戚再玉编：《上海时人志》，上海：展望出版社，1947年，第3页；洪长泰：《新化史与中国政治》，第5－6页；毕克官、黄远林：《中国漫画史》，第32－36页；毕克官：《中国漫画史话》，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48页。
(40)John W. Dower, War without Mercy: Race &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 New York: Pantheon Book, 1986.
(41)丰子恺(1898－1975)，原名润，又名仁、仍，号子觊，后改为子恺，笔名TK，浙江崇德人，是当代中国的散文家、画家、文学家、美术与音乐教育家。丰子恺曾师从李叔同(1880－1942，法号弘一大师)和夏丏尊(1886－1946)，深受两人的佛学和教育思想所影响。1919年，丰子恺到日本深造音乐和艺术，但因为盘缠用尽，不足一年就被迫回国。丰子恺先后在不同学校教授美术和音乐，并于工余从事漫画创作。抗战期间，他与家人先后在贵州、广西、四川、陕西四省辗转流徙，战后回到杭州，1949年，定居上海。文革时期，丰子恺被批打斗，及至1975年因肺癌去世。丰子恺融合了中西绘画方法创作漫画，他早期的作品善于描绘平民百姓的生活点滴和人间情味，后期常作古诗新画。关于丰子恺生平，见丰一吟等：《丰子恺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陈星编：《丰子恺年谱》，杭州：西泠印社，2001年。
(42)王正廷：《海军军缩会议之成败》，《东方杂志》1935年第1期；江鸿治：《一九三五年海军会议的观察》，《东方杂志》1935年第1期。
(43)徐敦璋：《日本退盟与世界均势之影响》，《东方杂志》1935年第1期，第51页；良纯：《五国海军会议之经过及日本退出会议之影响》，《东方杂志》1936年第6期，第19－32页。
(44)纵使赵君豪认为在民国时期，照片可证新闻的真伪，但事实并非如此。例如1938年美国《生活杂志》(Life)刊登的一幅中国婴儿于上海南站废墟嚎哭的照片，在2000年证实是摄影师王小亭的设计照片。赵君豪：《中国近代之报业》，第48页；"The Camera Overseas: 136000000 People See this Picture of Shanghai's South Station," Life, October 4, 1937, p. 102；邢定威：《新闻显影剂：王小亭观看的力量》，取自台湾新闻记者协会，http://www.atj.org.tw/newscon1.asp?number=1244。
(45)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 ed., London, New York: Verso, 1991, chapter 3.
(46)洪长泰：《新文化史与中国政治》，第8－9页。
(47)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学者开始注意报印刷媒体(包括报纸、期刊杂志、书本、小册子、海报、图画等)如何制造舆论及影响平民的日常生活，最终推动政治改变如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革命和俄国革命。参见Robert Darnton. 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édie, 1775-1800,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1979; Jack R. Censer, and Jeremy D. Popkin, eds., Press and Politics in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Robert Darnton, and Daniel Roche, eds., Revolution in Print: The Press in France, 1775-1800, Berkeley,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1989; Roger Chartier, The Culture of Print: Power and the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tr., Lydia G. Cochran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Bernard Bailyn, and John B. Hench, eds., The Press &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1; Louise McReynolds, The News under Russia's Old Regime: The Development of a Mass-Circulation Pres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48)张爱玲：《谈女人》，《张爱玲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54页。
(49)Lee Ou-fan and Andrew J. Nathan, "The Beginnings of Mass Culture: Journalism and Fiction in the Late Ch'ing and Beyond," in 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and Evelyn S. Rawski,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360-395; Andrew J. Nathan, Chinese Democr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 146.
(50)Henrietta Harrison, "Newspapers and Nationalism in Rural China 1890-1929," Past & Present, No. 166, Feb., 2000, pp. 181-204.
(51)例如，广州的岭南大学、安徽省立图书馆和国立北平图书馆便有收藏《东方杂志》，见《私立岭南大学一览》，广州：岭南大学，1933年，第237页；陈东原：《安徽省立图书馆概观》，《图书馆学期刊》1934年第4期，第547页；《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藏中文期刊目录》，北平：国立北平图书馆，1936年。
(52)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王海、何洪亮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3－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