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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马克锋：同情参与反思——戴季陶与辛亥革命

【原文出处】《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1期第57～71页
【作者简介】马克锋(1961-)，男，陕西富平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内容提要】 戴季陶通过宣传西方近代文化、抨击清王朝、鼓动革命等方式对其表示了充分的理解与同情；戴季陶对辛亥革命的主要贡献不在其直接参与军事行动，而是其文化思想与政治理论的建树；戴季陶对辛亥革命发生原因、成功与失败的分析，表现了他的思想深度。
【关 键 词】戴季陶/辛亥革命/宣传
戴季陶是一个在学界颇多争议的人物，辛亥革命爆发时仅仅20周岁。关于戴季陶的研究，已经取得一些成果。①相对而言，关于戴季陶与辛亥革命关系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为此，本文试图通过同情、参与和反思三个层面，对戴季陶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探讨，以拓展对其思想及实践的认识。
一、　中国同盟会的同路人
戴季陶作为中国同盟会的同路人，主要是指其1905年留学日本到1911年下半年加入同盟会这段时间。戴季陶，名传贤，字季陶，晚号孝园，笔名天仇。原籍浙江湖州，1891年生于四川广汉。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时，戴季陶只有14周岁，在当时的留学生中也只能算是小弟弟。《中国同盟会总章》中对于发展会员没有明确的年龄标准，只是这样规定：“凡愿入本会者，须遵守本会定章，立盟书，交入会捐一元，发给会员凭据。”但参照后来公布的《同盟会公开时代之章程》第五条之规定：“凡中国人已经成年，具普通知识，赞同本会宗旨，由会员二人以上之介绍，经评议部认可者，得为本会会员。”②通过前后比较发现，同盟会成立时，对发展会员还是有年龄限制的，其条件就是“成年”。因此，按照这个条件，14岁的戴季陶是不符合入会要求的。俞尉刚在《戴季陶与同盟会》一文中，围绕前人对戴季陶何时加入同盟会的诸种说法做了详细考辨，否定了戴季陶1909年、1910年加入同盟会的说法，认为“戴季陶大约是1911年下半年在南洋槟榔屿加入同盟会的”。③对此，我没有异议。而且，翻阅戴季陶后来撰写的回忆母亲的《黄太夫人哀启》，也明确有“避难南洋，入同盟会”的语句。④
戴季陶尽管参加同盟会比较晚，但他本人与同盟会的历史渊源还是比较深的。十四五岁的戴季陶，时常参加或旁听同盟会的会议，对孙中山及革命党人抱有敬仰、同情和理解，可以说是同盟会的童子军。对此，后来戴季陶多次回忆说：“回想本人第一次见到总理，是在东京同盟会成立的时候，那时本人还是一个十余岁的小孩子，自不敢说从此就认识总理。不过看见总理对同盟会同志的演说，知道总理是一个革命家，想到总理一定是很伟大的”。⑤“记得从前我们革命党在东京开会，那时我才十五岁，坐在下面静听先进者的伟论。当时有一位感情不知几何热烈的同志，在那儿演说。那时他演说的情形，我现在还记得清楚。他从下面一跳跳到台上，大声三呼：杀，杀，杀！于是全场的感情都紧张起来，同呼杀杀不止！他的革命的感情，可说热烈至极了”。⑥“在同盟会时代，总理经年在外奔走革命，本人很少有见到总理的机会。总理的家属是住在南洋的槟榔屿，他的两位小姐，每天从我学习两点钟的国文，我虽然常常到他的家里去，可是总理居留在南洋的时候很少，没有同我在南洋晤谈过，因此这时本人对于总理还不大认识。”⑦俞尉刚在《戴季陶与同盟会》中指出：“从《戴季陶集》来看，最早发表的是1909年12月到1910年3月的《宪法纲要》，而最早论及同盟会的文字当是1912年4月25日发表的《天仇之泪》。在这以前有不少谈论政党和批判康、梁及同志会的文字，其主旨是与同盟会相一致的，但都没有提到同盟会的事，而此后在关于责任内阁等问题的文字中多次论及同盟会，强调了同盟会的重要性和无奈的现实状态。”⑧这段话中，讲戴季陶的政论“其主旨是与同盟会相一致的”的观点，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是随后的一句话“但都没有提到同盟会的事”，我却不能苟同。我们知道，中国同盟会成立时是个反对清朝的秘密组织，一直是清朝统治者镇压的对象。戴季陶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他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因此，在同盟会成为公开组织之前，戴季陶不提同盟会的事，无论是对于自己还是对于革命组织都是一种保护，合情合理。
1909年结束留学，回国谋职，在苏州的江苏地方自治公所担任教习，讲授法学。此时，国内立宪运动持续高涨，戴季陶也一度热衷于讨论立宪问题，撰写了《宪法纲要》、《法学通论》及大量社评，对清政府主导的君主立宪运动寄予希望。有学者指出：“戴氏在此时的政治观点是比较模糊的，相对倾向于君主立宪。”⑨1909年11月，由于人事变动与官场恶习，戴季陶被迫离开苏州，前往上海，开始供职于新闻媒体，特别是在担任《天铎报》主笔期间，戴季陶以其犀利的文笔，敏锐的思想，深邃的洞察力，对上至满清王朝，下至国民劣根性，均做了比较透彻的剖析与批判，展现了戴季陶对民主政治的向往与追求。
其一，介绍西方近代文化，倡导思想自由。戴季陶留学日本的目的之一，据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最大的希望，我们最出劲干的，就是要想把欧洲的文化全部运输到中国来，改革我们的中国。”⑩因此，戴季陶充分利用媒体，介绍和宣传西方近代思想，以启迪国民，唤醒民众。在《人道主义论》、《社会主义论》、《无政府主义之神髓》等论文中，戴季陶对这几种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西方思潮给予高度评价。关于人道主义，他说：“人道者，仁道也，爱人之谓人，即爱人之道而已。人道主义四字，今之政治家望而疾走，一若言及人道，则绝对反抗政府者。夫人道主义诚与政府为敌，然所反对者，野蛮之政府也。苟政府而亦以仁为心，爱民如一，则人道主义且欢迎之不暇，又何反对之。”(11)关于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者，人类之福音也，除魔之天使也，社会幸福之大则也，世界平和之始基也。凡以上所举富者贵者之跋扈，君主政府之专横，贵族大臣之骄奢，皆于社会主义昌明后可以除之。”(12)戴季陶指出：“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世界主义也。凡为人类，凡为组织社会之一分，苟尚有半点良心者，其对于社会主义无不赞同之”。(13)关于无政府主义，戴季陶指出：“无政府主义则唱人道之真平等真自由者也。盖政府存在一日，则恶政府一日不灭。”“其反对者，非无道之政府，则恶劣之官吏，再不然则横暴之资本家也。”(14)在《今年逝世之两大伟人》中，戴季陶对托尔斯泰、南丁格尔给予崇高敬意。他说：“托尔斯泰者，世界之大父也。其心性则慈善，其宗旨则纯正，其人格则高尚，其主张则自由平等，至于文章才华犹余事也。世界人士受先生感化者，不知几万万人。以俄国政府之专横，亦且重之敬之。大哉先生，美哉先生，而竟逝世，吾为世界人士痛哭之不置也。南丁格尔女士者，世界之大母也。人格、心性、宗旨、主张，与托尔斯泰先生同一慈善纯正高尚自由平等也。自女士发起红十字会而后，各国军人其受赐岂浅鲜哉！以‘天使’呼之，诚至当也。大哉女士，美哉女士，而竟逝世，吾亦为世界人士痛哭之不置也。”(15)戴季陶对西方近代思潮的介绍，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革命党人在思想理论宣传上的不足。
其二，激烈抨击满清王朝，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批判意识。戴季陶指出：“二十世纪之国家，人民的国家也。二十世纪之政治，人民的政治也。二十世纪之法律，人民的法律也。故共和政治为最进化之政治，而自治制度为最进化之制度。”(16)按照这个新标准，清朝专制政府已经失去了统治资格，其执政合法性也受到质疑。戴季陶认为，从1910年开始，清政府已经面临全面危机，内忧外患，朝不保夕。他说：“列强环伺，土地日削，国权日堕，危殆险迫如垒卵之今日乎？英兵则进据片马，俄则行遣军使于吾国，日本则耽耽逐逐，欲遂其东进西进南进北进之心已久，法则指戈而北之志愈坚。此外患也。亲贵专横，民贼猖獗，人民之自由日夺，社会之秩序愈紊。此内忧也”。(17)因此，戴季陶将清政府定位为恶政府，警告国民不要对此存有幻想。他说“今日之政府，恶劣专横之政府也。其对内也，手段极其恶辣，限制极其严密。而对于外人，则除退让断送之外，无他术。”(18)戴季陶又说：“吾国今日之现状，自政府以至于人民，腐败堕落极矣。”(19)失望、愤恨之情溢于言表。
清政府为了缓和国内矛盾，挽救统治危机，从1906年起实施以君主立宪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1909年到1911年恰好是这一运动的高涨期。对此，戴季陶敏锐地观察到，清政府所谓的改革，纯粹是缓解统治危机的权宜之计，并不是想彻底完成政治转型，实行民主立宪政治。因此，戴季陶对清政府的立宪做了系统批评。如实行官制改革，就变相为给官员涨工资。他说：“改革官制之举将行，而加增官俸之说遂炽。呜呼！今日之政治，其一举一动未有不先以皇室亲贵官吏为前提者。皇室之经费如何也，亲贵之权利如何也，旗民之生计如何也，官吏之俸禄几何也，人民未受新政之半点利益，而实际上之负担则不知加增几许。未有改革政治之说以前，政府犹畏人以聚敛奢侈病民等词责之也，而今则侈口于泰西之政治，于是专制之政体益固矣。悲哉！”(20)戴季陶指出，清政府所导演的立宪，完全是一场愚弄人民的骗局。他说：“庚戌(1911年)之政府，皇族专横之政府也。数年来，朝廷日以立宪召国民，人民以朝廷以至诚待人也，亦无不以至诚报之。然孰意‘立宪’二字，实政府愚民之手段耳。自调合满汉之说起，朝廷谕旨皆以‘不分畛域，汉满并用’，为言实则畛域之见日甚一日，不惟私于满人，且私于亲贵。枢政要津，无不以近支王公贝子贝勒任之。军机也，陆军也，海军也，内政也，外交也，其权同归于皇族。王子王孙充满朝局，不问其智识如何，学术如何，经历如何，年岁如何，苟为竹圆一业即可专揽大政。资政院者，国民议会之基础也。而其议长之位亦委之，于贝子。嗟乎！皇族神圣，小民蝼蚁；皇族万岁，小民万死；皇族万能，小民鹿豕。吾不禁为吾侪小民哭矣。”(21)1911年5月，责任内阁宣布组成，总共13个国务大臣中，皇族占了9位。被人称之为“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其实，早在四个月前的1911年1月18日，戴季陶就写了《皇族内阁》一文，早已作出了“将来之内阁，皇族内阁”如此精确的预言。他说：“组织内阁之议定自朝廷，组织内阁之实发诸皇族。此外之大员，绝无可作总理大臣之希望也。此外之自命政治家者，更绝无可作各部大臣之希望也。享此特权者，皇族而已。故吾敢绝言之曰：将来之内阁，皇族内阁也。”(22)对于预备立宪机构、未来国会——资政院，戴季陶通过对议员之知识、议员之政党、议员之良心等的分析，同样表示悲观失望。他说：“今日之资政院，其于人民有害而无利也。以人民之脂膏而供此辈自私自利之民贼，且从而刮剔之，冠裳倒置，不亦悲乎！”(23)
康有为、梁启超、杨度等人积极赞赏并参与了清末君主立宪运动。对此，戴季陶予以抨击。他说“康有为、梁启超辈人格之卑劣，全国人士所共知也。议员等不惟不排斥，且从而欢迎之，假名为‘开党禁’。夫康有为、梁启超辈政纲何在耶？既无政纲，则必不能谓为政党。”(24)在《哭庚戌》一文中，戴季陶将康有为、梁启超、杨度等人称为“旧民贼”，将孙洪伊、易宗夔、雷奋等人叫做“新民贼”，一一予以讽刺、臭骂。他说：“康有为、梁启超、杨度、顾鳌等旧民贼而复活于庚戌年者也。康梁之罪，吾已屡次笔诛之，其罪恶已大曝于天下。稍有人心者，无不洞烛其奸。杨度亦数年前之自命志士者也，今则以一四品京堂数百薪资，竟甘愿自卖其身于专制政府之下，而更俨然自得。吾国今日政府愚弄人民之罪恶，杨度教之者十七八。”“孙洪伊、易宗夔、雷奋、王敬芳等新出现于运动界之民贼也。……雷奋、易宗夔等以人民代表之议员，而甘为诸民贼作嫁，借资政院之名附会卖国奴，而孙洪伊、王敬芳等更狼狈为奸，不顾国民之生死存亡，惟求个人之富贵利禄，致无知愚氓惑于伪语，认仇作父，于庚戌国民史中存一大污点”。(25)对于康有为、梁启超主导的保皇会的政纲及其活动，戴季陶也予以批评，认为其并没有崇高的政治追求，只是欺骗而已。他说：“康有为、梁启超等无所谓宗旨也，无所谓学问也，其言其行，诈欺而已，其目的金钱而已”，最终得出了“康、梁者，大骗子也”的结论。(26)在此，戴季陶将政见分歧者视为“大骗子”、“狗彘不食之人”，扬言要“食其肉寝其皮”(27)，属于愤激偏颇之语，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值得我们省思。但从当时的特定时代分析，却表现了戴季陶鲜明的不妥协的革命立场。
其三，鼓动革命，主张通过武力推翻满清王朝。君主立宪道路既然不通，革命自然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戴季陶利用国内媒体呼吁革命，将海外革命的声音传播到国内。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特殊的时代条件及戴季陶个人的因素，这种鼓动革命的声音还是比较微弱的，比起当年邹容的《革命军》来，有不少距离。国会请愿运动失败后，戴季陶预言“政府党与人民必有血肉之激战”。他说：“今后之国民幸福，绝非可以平和而得，政府党与人民必有血肉之激战。渐进而中立观望者亦渐知人民之天职而反对政府，又渐而政府党中有以天良发现而反对政府者有之，有势力不敌而依附人民者有之。而兹而后，恶劣政府之生命绝矣。”(28)也就是说，清政府的末日快到了。因此，戴季陶号召民众以“热血黑铁”的暴力方式，推翻清朝统治。他说：“今则政府之心毕现于二十三日之上谕矣，国民若尚有一线之血气未死，而欲享自由之幸福乎，唯热血黑铁而已”。“当此之时，吾民之急宜注意、急当奋兴者，武力之奋斗而已矣，强硬之反抗而已矣。”(29)1911年初，戴季陶则明确发出了辛亥革命的呼吁。他说：“辛亥年者，皇族与平民激战之好时期也。”(30)号召人民在辛亥年发动革命，与清政府决一死战。
总体来看，戴季陶虽然不是同盟会员，没有带上革命者的标签或符号，但他的言论，却无疑代表了一个坚定的革命者的追求。在理想和追求上，他已经与同盟会员高度契合，融为一体。从形式上看，他固然不是一个革命党人，但从内容上看，他早已超越改良而成为一个激进的革命党人。戴季陶对满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批判，对君主立宪运动及康有为、梁启超的批判，敏锐预见并较早嘲讽“皇族内阁”，以及他对清末君主立宪运动“名虽立宪，实则专制”的精辟概括，(31)无不显示出他那敏锐的政治观察力。
二、辛亥革命的参与者
戴季陶因为在《天铎报》激烈反满的思想言论，触怒了两江总督张人骏，面临被拘捕的危险。为了躲避拘捕，戴季陶不得已远避南洋。在槟榔屿，戴季陶参与主办《光华日报》，全力鼓吹革命。1911年下半年加入同盟会，开始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参与反清革命大业。1911年4月28日到1912年3月28日历时11个月的时间，是戴季陶思想言论的一个空白期。在唐文权、桑兵编辑的《戴季陶集1909－1920》一书中，这段时间没有任何戴季陶的文字。于是，戴季陶在南洋的活动、言论以及何时加入同盟会，至今依然是一个谜。
武昌起义发生后，戴季陶回国投身革命。戴季陶参与辛亥革命的具体活动，概括起来，主要有这么几次：参加武汉保卫战和攻打招商局的战斗；参与了上海光复的筹划和行动；秘密潜入大连，筹划和组织了东北光复，革命党人蓝天蔚就任关外大都督后，戴季陶被委任为关外都督府交通部长。这个职务，也是时年20周岁的戴季陶在辛亥革命中所担任的最高职务。因此，后来戴季陶在回忆他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时，主要强调了他参与东北光复的经历。戴季陶回忆说：“直到辛亥年阴历八月十九日(阳历十月十日)，革命党在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我才由南洋动身到东三省去。这是我第一次离开文字生涯，直接接受总理的命令，从事于革命工作。”(32)随后，南北和议成功举行，中华民国建立。戴季陶的主要工作回到老本行。1912年3月，戴季陶与周浩在上海共办《民权报》，以“为本党宣传革命主义”为宗旨，激烈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鼓吹继续革命，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中上层知识分子普遍喜欢阅读政治态度比较温和的《民立报》，“但一般革命热情较高的读者和向往革命的青年学生都欢迎《民权报》”。(33)总的来看，戴季陶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不是在军事及武力反清方面，而主要表现在舆论宣传和时政评论上。下面对此作一梳理和分析。
其一，议会政治与民主选举。南北新旧政治势力相互妥协中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政府，其中隐含着巨大的矛盾和冲突。在以孙中山为首的新的政治势力看来，建立中华民国，就必须实行以议会为主导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政党轮替，地方自治，新闻出版自由，共和政治替代君主统治，民主政治取代君主专制；在以袁世凯为首的旧的政治势力看来，建立中华民国，只是一种政治统治的更替与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什么三权分立，什么民主共和，都不过是形式与幌子，中国文化与传统的现实国情决定了中国只能是强人政治或权威政治，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在中国缺乏基础和土壤。因此，在民国初年，两派围绕内阁制与总统制产生了激烈争论。革命派主张实行内阁制，目的是防止总统专权；袁世凯等主张实行总统制，要求议会依附总统，行政优先立法。对此，当时讨论极为热烈。戴季陶从革命者的立场出发，主张建立议会制度，实行一院制，现任官员不得担任议员。他说：“国会者，人民之发言及监督政府机关，而国家之立法机关也。故若不认国家之成立，由于民意，则亦己耳。若此论不能摇动，则国会之必非由纯民意组织而成者，必不能有国会之价值。且国会所以与行政机关并立，而行政官所以不能作议员者，其根据即在此。盖议会纯为代表人民之机关，议员纯为人民之代理者，其间决不带政府之臭味也。若其界限不明，则与政府机关之报纸舆论，实同一价值也。故主张一院制，实为根本上立论。今目中国，吾人所以主张一院制者，盖不欲于国民议会中再生一阶级。”(34)一院制即参议院，前提必须是“国民之正式选举”。他说：“以法理及办法论之，唯有先由各省全部改选议员，另组织新省议会，再由省议会互选议员，组织国会，然后国会之价值定，人民之公意合，庶稍有裨于共和前途，始能与共和之义符。”(35)戴季陶认为，成立国会是解决国政的前提条件。他说：“国会不成立，则国政无解决之一日”。(36)在此，戴季陶不断呼吁通过选举产生国会。他指出：“立宪政体之精神，无论为君主，为共和，莫不在于选举。故国会即为国家之精神，地方议会即为地方之精神。无完全之国会，则其国必为专制，无完全之地方议会，则其地方必为专制。若徒冒共和之名，而不实行正式选举，则较君主立宪之国，尚且不及，遑言共和？故今日而欲争理政务，使一切行政事宜，皆归于理，以洗旧日专制之毒，则非全国改弦更张，以组织正式之民选议会不可。”(37)因此，在国会没有产生之前，戴季陶不遗余力地鼓吹选举，认为如果解决了政治架构问题，不但能够调动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而且其他诸如财政、军政、外交、内治等问题也能得到有效解决。他说：“虽然，今日之参议院，其形式上固立于立法之置位者也，则要求速议决选举法，而正式宣布之，而国会，而省会，而县会，皆一律组织完全，人们早一日实行选举，则对于国家之责任心，可日增高度。国家有正式之立法机关，则国家之组织，始可称完备。中央政府及各省之行政官厅，有监督之机关，则职权可易归统一，而后财政问题也，军政问题也，外交问题也，内治问题台也，始可相率就绪。”(38)戴季陶总结说：“由是观之，财政问题，为目前救亡之一大问题，而选举问题，实为中华民国建国根本上之问题。此二问题不解决，则一切问题，皆无从着手也。”(39)在权力架构上，戴季陶认为国会应该超过总统，总统不能有解散国会之权力，而应该受国会约束，“宁可议院专制”，“绝不能仍总统专制”。他说：“且此次《约法》所以不认大总统有解散参议院之权者，盖以吾国共和制度新立，国基未固，若与大总统以过大之权，恐且有野心家利用之，以帝制自为。今日吾国之状态，宁可议院专制，使法制有可改良之极，决不能仍总统专制，启后世专横之祸。”(40)戴季陶指出，实行政党政治是解决中国危亡的唯一途径。他说：“故欲救中国危亡，定政府之内讧，以唯一之政策，收健全之效果者，舍完全之政党内阁而外无他策。”(41)议会政治、政党内阁是民主宪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态度决定了其政治倾向。
其二，剖析同盟会。在戴季陶看来，一个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必须有明确的主义、政见与政纲。通过认同相同的主义、政见和政纲，进而组成一个强大的团体，充分利用议会这个政治平台，阐发自己的主义、政见和政纲，使其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说：“政党以政治为前提，即以政见相结合。故政党者，党于主义，党于政纲，而非党于人也。主义之发生也，每渊源于学说。而学说之发生也，更不能离乎事实。故政党之主义，即由政治上之经过或社会之研究而来者。主义既定，乃有政纲。政纲者，施其主义于政治上之纲要也。政纲既定，政策乃生。政策者，准据其主义，实行其政纲于政治上之方策也。”(42)当然，这是比较理想的政党。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始终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政党。一种是：“能于一切政治上之设施，细心研究而熟筹之，定公正之政纲，为健全之进行，则国民因政党诸公促进之力，获美善之法律政治，享自由、平等、博爱之福”；另一种是：“徒结虚名之团体，图党员之增多，而略于促进政治之方策，坐令政治上之实权实力，悉归诸野心家，或无政治能力者之手，将来之政治法律，仍腐败如曩者，而国民亦徒得共和之美名，受专制之实祸”。(43)
对于同盟会在近代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与地位，戴季陶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同盟会者，中国之革命党也。在共和未成，同盟会未改为政党之前，同盟会所守之主义，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者而已。中国之革命，由于政治不良而生，而最能引起一般人民革命之思潮，即种族问题。是故中国革命之成功也，不曰‘革命成功’，而曰‘光复’，此二字实吾国革命史最特色之一也。又进政治革命，废君主而为共和，是亦主义贯通之一事实也。又进则社会革命，此即改为中华民国同盟会一政党后，所以执民生主义，即国家社会主义之所以也。”(44)
但对于革命胜利后的同盟会，戴季陶对其表示失望和不满。他说“天仇前十日尚作箴政党之文矣。嗟乎，孰意可悲可哭之事，竟有甚于前日之所言者乎？昨日之同盟会上海机关部成立会，其现状若何？身临会场者，未尝不为同盟会哭，为中国政党哭，并为中国哭也。天仇同盟会人也，然为同盟会之前途、中国政党之前途及中国国民之前途计，殊有不能己于言者。夫同盟会者，非人人知其为中华民国开国之唯一政党乎？其现状胡为若是之可悲也？且政党所以谋政见统一，即所以谋国民进行一致。此一小部分中之分子，犹不能统一，且不能求一小时一刻一分之统一，则所谋全国统一，求国利民福者果何在哉？”(45)关于会场的混乱状况，戴季陶用其记者的视角，作了极为生动的现场报道：“始也，无明白之宣布，是办事人无秩序也；既则已经明白宣示，而众人全不能了解，是会员无秩序也。名称问题，一言可决者也，而彼此争持；争之不已，继以骂詈嘲笑，会场秩序遂至大乱。悲观者怆然去之，其留者，立者立，坐者坐，喁喁私语者，垂头丧气者，哑然独笑者，纷杂错乱，不可名状。”(46)如此现状，只有让戴季陶“欲哭之而无泪”了。对于同盟会一盘散沙的历史原因，戴季陶作了分析。他说：“当组织之初，总理之任人，既未免失之轻，而愿任事者之自信，亦未免太过，能任事者，则又放弃其责，致组织之初即不周密，会场主持更无条理，分子不健全为根本问题，而会场秩序所以紊乱，吾殊不能为执事者谅也。”(47)在戴季陶看来，一个政党内部尚且不能统一，还谈什么世界统一、国家统一，以此资格去提倡主义，不过幻想罢了。因此，戴季陶对新旧政党均表示失望。他说：“今一党之一部分且不能统一，所谓国家主义、社会主义者，亦幻想而已矣。夫新组织之党，吾已深具悲观，而旧有之党更足令吾痛哭。”(48)
1912年6月，因为袁世凯专断及政党政争，唐绍仪辞去国务总理一职。对此，戴季陶连续发表政论，反对混合内阁，主张建立政党内阁，完成政治转型。戴季陶认为，唐绍仪内阁垮台的原因，表面上看是政见分歧，实质上是党争所致。他说：“唐之为总理也，共和党中人极力欲推翻之。夫欲推翻唐绍仪一人，在事实本可不必十分研究。独怪所以欲推翻之者，其主张并不因唐之政见如何，亦不因唐之政策及手段与共和党反对否，不过以唐为同盟会员，遂非推翻之不可。此为可怪耳。天仇亦曾着论斥唐之非矣，然天仇之所以斥之者，盖天仇对于政治上之意见，以为国家危急之时，不可借款，条件失败，不可借款，无统筹全局之明细预算，尤不可借款。熊希龄所为，正举吾之政见而反之。而熊之所以如是者，唐实尸其咎。故唐虽为同盟会之重要人物，而天仇不私为之辩护者也。至若不问其政见之若何，熊希龄为共和党中人，则非运动之为总理不可，唐绍仪为同盟会中人，则非反对之排斥之不可，徒为一人一党之荣辱，而置国家于不问，嗟乎！”(49)戴季陶将此次共和党倒阁行为称为“政海之恶潮”，是完全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大局的自杀举动。他指出：“比日以来，共和党之报纸，反对同盟会益烈，言论态度，一若发狂。盖其意，则唐之去，尽全力以反对同盟会，惟欲使同盟会失败而已，国家之存亡不顾也，则所谓外交问题也，边防问题也，工商问题也，军事问题也，更置之不顾也。嗟乎！吾不知以国家政治为前提之政党，其行为之卑劣，道德之堕落，何竟若是。虽然，同盟会之价值，不必因共和党之攻击而遂丧失也，共和党之价值，更不必因攻击同盟会而遂增加也。国事危矣，外人之侵略，以及我之腹心矣，一旦国亡家破，共和党人亦为奴隶而已。”(50)政党倾轧造成政局不稳，国内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新生的中华民国迟迟不能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险象环生。对此，戴季陶表现出无限担忧。他说：“唐绍仪出京后，北京之政界，竟成一纷乱之世界，而国家亦遂陷入无政府之状况。”“嗟乎！时局危急矣。满蒙之亡，既在旦夕，疆藏之危，即在目前，而山东之德，云南之英，固日伺可乘之机而肆其侵略手段也。”“中国当贫弱危亡之秋，再使农荒其田，商荒其业，全国之大乱立起矣。且外人之承认问题，所以不能即见诸事实者，盖见我之政府，我之国会，皆在未定。前三日外电亦谓外人俟中国国会开后，始行承认民国。则当此临时政府期内，若不急图政府之健全，促国会之成立，恐未承认而干涉至矣。”“嗟乎！中华民国可以亡矣。”(51)戴季陶如此激烈批评共和党人，目的是捍卫新生的中华民国，在舆论上澄清对同盟会的各种妄评，用心良苦。
1912年5月，参议院议决国会应采用两院制，定名为众议院与参议院。8月25日，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等合并组建国民党，推孙中山为理事长。在宋教仁的积极推动下，国民党开始全力投入议会竞选。对此，戴季陶给予认同，并予以高度评价。戴季陶认为，中华民国作为中国由君主专制向民主立宪政治的转型与过渡时期，必然会产生进步与保守两种政治势力的激烈较量。大致而言，主张三民主义的革命党人与主张社会主义的激进党人形成进步阵营，主张君主专制与君主立宪者形成保守阵营。“为民主立宪政治而争战者，至今固甚占势力。而为君主专制而争战者，亦甚欲维持其势力。”(52)进步与保守势力的较量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进步势力要战胜保守势力，必须发展和扩展其阵线，同盟会联合其他政党组建为国民党，便是进步力量大联合的展示。戴季陶说：“当此时也，进步派之人士，苟不互相联络，互相结合，为一致之进行，则进步党之势力失，保守党之势力盛，共和之维持不可期，而少数人政治上之专横将复活矣。为维持国民公意建设之共和计，并合主张进步之党为一，以谋政治上之统一，盖事实上所不容缓者，此国民党之所以成立也”。(53)戴季陶指出，国民党是中国进步力量的结合，其具有的“猛勇精进”的精神，将是中国新生的希望所在。选择国民党，中国就有复兴的希望；选择共和党，中国可能就面临亡国危险。他说：“‘国民党’三字，今则不过初在北京扬呱呱之第一声，其结合之程度，以及将来之发展如何，皆在未知之数。惟吾人自思想上、历史上观察之，则国民党所以成立者，盖进步之国民所结合也。夫今后中国之国力，日进月步，非为最大速度之猛进不可，而一般国民，对于国家事业社会事业上，非以猛勇精进之毅力以维持之不可。不进则退，不强则亡，敷衍旧日之行动，运用旧日之人才，以维持现状，为永久之计划，是终非计也。故今日勿论彼共和党之主张若何，党纲若何，党德若何，而以时势论，亦绝不能使今日之中国日趋于强盛，即彼保守之性，已足亡中国而有余。此吾所以深望进步之国民结合大政团，以猛勇精进之精神，抗委靡腐败之国家也。”(54)戴季陶对国民党寄予很大期望，“今首倡革命终成大果之同盟会，既与其他拥护共和之党派相提携，而组织国民党，则回思革命失败之原因实况，再不能容此辈守旧之人物，专制之习气，存留于政治界、事业界。以猛进精进之精神，造成进步之国民的国家，而图中华民国政治上、道德上、科学上、思想上之发达，是即中华民国前途之大幸也。”(55)
其三，抨击袁世凯。袁世凯作为辛亥革命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当事人：清朝政府危机时刻任命的总理大臣；中华民国首位正式大总统，其政治角色的突然互换，一直到现在也是学者不断述说的历史话题，争论不休。不论是说他窃取革命果实也好，还是说他出任大总统是历史的选择也罢，那都是事后研究者从不同视角所得出的结论。我们还是把镜头移到历史现场，通过戴季陶的眼光，仔细考察一下戴季陶笔下的袁世凯。粗略翻阅戴季陶文集，我们发现，从袁世凯上台伊始，戴季陶就连续发表了《胆大妄为之袁世凯》、《袁世凯之罪状》、《讨袁世凯》、《袁世凯专横无道》等文章，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做了系统揭露和批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袁世凯背离民意，肆意打压、排斥和残害革命党人。在中华民国内阁组建上，对黄兴出任陆军总长出尔反尔，以工商、农林等“于重要国权无甚关系之位置”安排革命党人。戴季陶指出：“袁氏既电孙总统慰留黄兴，又使唐绍仪面留，措辞恳切，木石生感，经几次磋商，黄兴始允继任。及唐电告袁氏，袁忽反悔，谓陆军非段祺瑞不可，不然，彼则辞总统之职。前后判若两人，显系另具野心，故意要挟。盖恐陆军之权，操诸民党，将有不利于彼也。”“且对于革命中健全分子，置之又恐民党反对，用之又恐阻其私图，故仅以工商、农林等，于重要国权无甚关系之位置，令民党中有声望者居之，用心之狡而险，尽已至己。谭人凤宿学名士，向称刚直，又负时望，仅位以粤汉路督办，此尤险狠之最者。就此种种观之，袁世凯之用心，盖昭然若揭矣。”(56)张振武为武昌首义之元勋，威胁到黎元洪的地位。黎元洪利用袁世凯各省指派两名代表到北京开会的名义，与袁世凯秘密合谋杀害了张振武与方维。对此卑劣行径，戴季陶予以揭露。他说：“袁世凯利用此机会，既可以多杀革命健儿，又可借以买黎元洪之欢心，一举两得，何乐不为。张、方遂于此袁、黎阴谋之中，不知不觉而丧其生命矣。张、方之被杀也，袁世凯与黎元洪谋杀之也。义愤所激，全国忿痛，以软弱无能之参议院，亦愤激而欲提出弹劾案。”(57)戴季陶指出，“张振武固无政治上犯罪之证据，而袁世凯之杀之也，则有政治上之意思。盖不容革命起义者之再为政治活动而已”。一针见血地戳穿了袁世凯残害革命党人、消灭潜在政敌的龌龊心态。戴季陶强调，袁世凯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民国法律，属于犯罪。他说：“袁世凯之行为，非特违法，破坏法律也，破坏约法也”。“袁氏之行为既为侵害国宪，即为犯叛逆罪之一项，即所谓破坏宪法之罪也，是即叛逆也”。(58)1913年3月，国民党灵魂人物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即便遇害人宋教仁在弥留之际还对袁世凯抱有期望，社会舆论要么将此事归结于党派政争，要么认为是南北政见分歧所致。对此，戴季陶旗帜鲜明，明确提出这是“专制与共和之激战”，矛头直指以袁世凯为首的中央政府。他说：“今日者，中国之政治上人物，乃为穷凶极恶之杀人犯，政府之机要机关，乃为穷凶极恶之杀人机关，是满政府不过腐败，而现政府乃残酷无人道，天理绝灭，纲维沦亡，法律政治，悉为乌有。”(59)悲愤之情溢于字里行间。戴季陶愤而指出：“此次刺杀宋先生者，并非专为杀宋先生也，实杀欲巩固中华民国者耳……刺杀宋先生之案，非南北意见冲突也，非真政党之政见冲突也，专制与共和之激战而已，破坏共和之先声而已”。(60)戴季陶论说犀利，思想深邃，点到了袁世凯的要害及“宋案”的本质。
第二，袁世凯培植党羽，结党营私，意欲帝制。根据我看到的资料，戴季陶多次指斥袁世凯“意欲帝制”，是最早指出袁世凯有复辟帝制野心的人。1912年4月26日，戴季陶在《讨袁世凯》一文中指出：“袁氏病民病国之行，日以加甚，俨然帝制自为，且较亡清为尤甚。夫忠告不见信，骂詈不见畏，举国人民之痛苦，亦毫不加惜，是弃民也，是杀民也”。(61)同年7月27日，在《兵力专制中之政海潮》一文中，围绕段祺瑞即将出任第三任总理，戴季陶指出：“斯说出后，袁党之报纸，遂发解散参议院及总统集权之说。以此数者齐观之，则袁氏之欲为皇帝，及专制党之欲拥袁世凯为皇帝，其机盖已迫矣。”(62)同年8月7日，在《什么民国》一文中，戴季陶指出：“以民国之公仆而曰‘钦差大臣’，对于袁世凯之命令而曰‘恩命’，曰‘钦命’，是以袁世凯为皇帝也。而袁世凯前此之命令，且大赞扬之，是深喜倪嗣冲之能拥之为皇帝也。嗟乎！袁世凯之欲作皇帝，及其狐群狗党之欲拥之为皇帝也明矣。”(63)袁世凯培植党羽，网络势力，为日后复辟帝制作人事布局。对此，戴季陶一一举例罗列之。比如，“张作霖为胡匪中之着恶，残杀民党，虐害地方，国民之公敌，人道之蟊贼也。且私结外人，潜通宗社党。五色旗下，宁能容此辈暴贼横行无忌耶？袁世凯乃任其坐拥重兵，肆杀民党，作宗社党之伥灵，为外国人之鹯獭，是与借刀杀人何异？”(64)又如，“周自齐之为人，何如柏文蔚，而袁畀以鲁都督；赵尔巽残杀民党，私通满逋，卖国虐民，无所不至，而袁任之；赵秉钧捕杀民党，反对革命之事，尽人皆知，而谓为有功民国。”(65)再如，“陈璧之卑劣，人所共知者也，其反对革命之事，故无论已。当满清时代，犹且以贪婪卖国而黜职。民国成立，不杀之已属宽宥，而袁乃欲援为心腹。”(66)戴季陶严正指出，袁世凯的一系列举动，严重违反中华民国法律，包藏祸心已经昭然若揭，其阴谋野心一旦得逞，人民将会再次堕入专制深渊。他说：“袁氏遂一人之私，以各省都督之位置，为安置私人之地，公然任命都督。夫由民选而后加总统委任，已与中华共和国之性质悖谬，而况纯以一人私意，任一人所私之私人。即舍法理而言事实，所委任之人能合民意犹可也，其所任用之人固无一人能合民意，且皆为国民罪人。苟放任之而不问，则将来各省都督，皆为其爪牙，一旦袁世凯破坏共和，实行其专制手腕，则各省都督皆其心腹，吾民之死命遂为袁世凯所制矣。故袁世凯之任用各省都督，与满清设各省驻防之意，实无以异。”(67)
面对袁世凯不断蚕食革命果实，一步步走向专制独裁的举动，革命党人在“二次革命”之前，基本上持隐忍、妥协、退让的态度，某种意义上助长了袁世凯的反动。对此，作为革命派中为数不多的强硬者代表，戴季陶表示了极大遗憾。他在《呜呼维持大局》一文中，对于革命党人从武昌起义到“宋案”发生之间一系列的退让作了清理。如对南北议和中袁世凯的武力紧逼，革命党人没有以兵力制约之，理由是“维持大局”；在组建第二届临时政府中，袁世凯一意孤行，打着“钦命全权”的旗号，自行任命总理，革命党人没有坚持原则，理由也是“维持大局”；按照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决议，中华民国本应建都南京，袁世凯理应赴南京就职，但因为袁世凯发动兵变，革命党人对此姑息容忍，理由又是“维持大局”；对于陆军总长一职，本来应该由革命党领袖黄兴出任，但袁世凯出尔反尔，最后由其心腹段祺瑞担纲，“显系深具野心”，但革命党人没有奋起抗争，理由同样是“维持大局”；围绕内阁人选，袁世凯公然指派段祺瑞率军警到参议院，并扬言解散参议院的举动，参议院中的革命党人明明知道袁世凯违法，却一味因循退缩，予以通过，理由又是“维持大局”；袁世凯与黎元洪密谋勾结，联合枪杀了武昌首义功臣张振武，革命党人空前义愤，但却没有实行反击，仅以一质问了之，理由还是“维持大局”。戴季陶指出：“共和国之大关键，即为民权。维持民权，乃真为维持大局。二年以来，民党诸志士，一一助长民贼，反自解曰：维持大局。嗟乎！大局果能维持乎？今日者，政府竟同谋杀我国民矣。一误不堪再误，吾敢一语断之曰：中华民国之局，非民贼破坏之，‘维持大局’之志士以姑息破坏之也。吾国民其醒矣。民贼一日不去，大局一日不宁；民权一日不张，大局一日不固。除民贼以张民权，此则维持大局之善策也，舍此惟自尽耳。”(68)
戴季陶主张通过武力消灭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民贼，并不是在“宋案”发生之后。戴季陶一直坚持武力反袁的立场，并矢志不移。早在1912年4月，戴季陶就发出了除掉袁世凯的呼吁。他说：“吾民苟欲维持中华民国之国体，欲保全中华民国之存在，则袁氏不除，终不能达其目的。嗟乎，吾绝于袁氏矣。非吾绝之也，袁氏自绝于吾民，吾亦国民之一，欲不绝之而不能也。夫革命方成，人心未死，苟中华民国之男儿，尚有血性，则罪大恶极之袁世凯，岂忍听其专横乎？”(69)同年5月20日，戴季陶在《民权报》醒目位置发表《杀》讨贼檄文，公开鼓动枪杀袁世凯。“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仁也；遂革命之初志，勇也；慰雄鬼在天之灵，义也；弥无穷之后患，智也。”(70)戴季陶因此招致祸端，被捕入狱。戴季陶这种言论，尽管有过于激烈的非理性成分，但却充分表现了他那彻底革命和不与专制势力作妥协的大无畏的勇猛精神，应该站在特定的历史情景下予以肯定。
三、辛亥革命的反思者
对于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当事者或亲历者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思和检讨。孙中山在辛亥革命爆发7年之后撰写《孙文学说》时，比较系统地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自身原因。他把败因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党内高层干部认为孙中山“理想太高”，不适合中国实际。孙中山说：“不图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谓予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是以予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若为革命领袖时之有效而见之施行矣。此革命之建设所以无成，而破坏之后，国事更因之以日非也。”第二，自认德才不够，难以担当如此重任。他说：“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者，此固予之德薄无以化格同侪，予之能鲜不足驾驭群众，有以致之也。”第三，深刻的思想根源，即传统的“知易行难”说。他指出：“吾党之士，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难免有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之咎也；而其所以然者，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此思想之错误为何？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也。”(71)孙中山以革命家、战略家的胸怀与智慧去分析辛亥革命的败因，给我们深化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以很大启示。
戴季陶对辛亥革命的成败，一直在做着反省与检讨，其“辛亥革命的假成功和癸丑革命的真失败”的论点很有新意。(72)戴季陶的检讨与反省，概括起来，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辛亥革命发生于公历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因此，戴季陶最初是将辛亥革命称之为“八一九革命”。戴季陶指出，这次革命只是形式上获得成功，但实质上却失败了，所以他后来把它称为“假成功”。他说：“则知八月十九日革命所以起，亦知八月十九日革命之所以形式上成功，而实质上失败”。(73)在戴季陶看来，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中国传统的革命思想。中国传统革命思想的渊源在传统经典《周易》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易》之《革卦》所演绎出的“夫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早已深入人心。戴季陶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首先强调尊君，即服从英明的君王，但是，在尊君的同时，又倡导反抗暴君。后者显然是讲革命的合法性。他说：“吾国本为君主之国，故尊君思想为国民之一历史的思想。然对尊君有一限界，此限界为何？即反抗暴君之思想是也。故古来学者之主张，以为君不可弑，而一夫则可诛，孟子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此盖举尊君思想与革命思想之限界而明白申论之者也。后世行革命者，恒借据于汤武，盖为此也。八月十九日之革命，其根本思想之一，亦出于此。”(74)其次，攘夷思想，即传统民族意识。这种思想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国民对于其民族，恒具一自尊自爱之念，而对于他民族，则恒存一同仇敌忾之心”，成为“吾国民爱国心之原素”之一，具体到中国历史，“孔子作《春秋》亦严华夏之辨，而史家着书，胡、元不列于正统也。满清以东胡民族入主中华，吾民族对之，常存一非我族类之心”。(75)辛亥革命志士很自然地把此历史遗产作为其革命的思想渊源。“最近革命运动之起也，其鼓吹革命之论着，以及革命军屡次之文告，皆由攘夷思想所蕴藉而成者，占最多数，而明末遗民所着之《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等书，更为运动革命之利器。虽满清之据吾国也久，人民敌忾之心已渐消失，然而读是书者未尝不恍然自觉，革命党以三民主义为本旨，而民族主义居其第一，亦以此也”。(76)再次，近代欧洲思想。近代欧洲民权思想、法国革命与北美独立深刻地影响了辛亥革命。戴季陶指出：“自西力东渐，而欧洲之思想，亦随国力以侵入焉。最有力者，则为民权自由之思想，而最引起青年国民思想上之丕变者，则法国革命、北美独立之二大事实。青年之留学于外国者，与居国内而读西籍者，未有不受此思潮之感化，卢梭、孟笛斯鸠之说，尤风靡一时，改革政治之风潮，乃一起而不可遏。故凡稍受欧洲思潮之感化者，其论政治必以民权自由为归，特主张民权自由者之中，其程度有不同，故派别遂各异耳。”(77)中国传统革命、攘夷思想与西方近代民权自由思想共同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思想来源。戴季陶说：“主张革命者于旧时固有之革命思想及攘夷思想外，复受近世民权主义社会主义之陶融，故主张革命不仅革除满洲皇统为足，且于革除满洲皇统之外，以实行民权主义之政治，图谋社会主义之幸福为归着焉。”(78)对于中外思想来源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戴季陶作了分析和估价。他认为，相对而言，近代欧洲民权主义、社会主义思潮表面上汹涌澎湃，实质上产生巨大影响的还是中国固有的革命与攘夷思想。戴季陶说：“在八月十九日革命以前，鼓吹革命与实行革命者，其脑筋中之热潮，恒以‘民族’二字为发动之先锋，多数国民即不知民权自由与乎社会主义之实质为何，而一闻及革命排满，则数千年历史的遗传之思想，油然发露，而不暇问及革命之实质。革命党亦以一提倡攘夷主义与历史上之革命主义，则多数国民已心喻三千余年历史之程序而赞成革命，亦毋庸极力解说革命之实质。于是民权自由与乎社会主义之理转晦，而历史的旧思潮反占势力于国民之脑中。八月十九日之革命，所以形式上造成共和立宪国，而实质上乃否，最大原因，厥在乎此”。(79)另外，外力入侵激发了此次革命。戴季陶说：“以上所论，盖自思想上论明革命思想之渊源者，此外更有一最大之事实上原因，实使吾国不能不图改革者，则外力之侵入是也。”(80)戴季陶用其精练笔墨描述了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遭受的外来压迫之后指出：“由是观之，则革命思想上之原因，由于上所述之三端，而事实上之动机，实起于外力之侵入。”(81)戴季陶最后总结说：“是以论八月十九日之革命，不能独就一方面观察，有历史上思想上之远因，有内乱外患之近因，交相逼迫，而后乃成，徒指一点，以概全局，终有武断之诮也”。(82)戴季陶从历史、文化及现实等维度对辛亥革命发生原因的分析，深刻透彻，鞭辟入里，达到了惊人的高度。
其二，关于辛亥革命的成功。戴季陶认为，辛亥革命是一次“假成功”的革命，即形式上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但实质上却是武人专制独裁。因此，他对于辛亥革命后的时局表示极度失望和无奈。尽管如此，戴季陶对辛亥革命仅取得的形式上的成功，还是一度表现了礼赞和期许。首先，戴季陶认为，这次革命推翻了传统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倡导民主、自由、宪政等，远远超越了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式的革命，具有现代意义。他说：“而八月十九日之革命，则并帝位而革去之，使数千年帝国一变而为共和国，数千年之专制政治一变而为立宪政治，此至不同之点也。”(83)又说：“《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及《约法》，皆具此实质及形式，故即为中华民国最初之宪法也。此根本法成，而中华民国为立宪国之形式已具，是八月十九日革命之结果所产生者，即为一共和立宪国，是以八月十九日之革命与历史上经过之革命大有不同也。”(84)戴季陶还指出：“然而国体既由八月十九日之革命变为共和，政体既由八月十九日之革命变为立宪，是国民似已自觉由古及今政治上之大病源，而有以芟除之矣。”(85)在此，戴季陶反复强调辛亥革命已经不是中国历史上此伏彼起的王朝更替，而是具有许多近代新元素的新式革命。尽管戴季陶没有提出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从他的诸多论述来看，这种论点已经呼之欲出了。其次，辛亥革命的成功是人民公意的集体表露，是广大国民浴血奋斗的结果。戴季陶说：“民国之成立，非仅由数十百千革命党之意志而成者也，全国人民之公意也。假使无全国人民之公意，即使有数十百干革命健儿流血以赴之，挥泪以激之，亦不能使民国克底于成也。……自革命之说出，而全国之心思，皆趋向于革命。武昌一举，全国从风。当革命军与清军激战之时，全国人民，其大多数闻革命军胜而喜，闻清军胜而忧；忧与喜之间，即表示其赞同反对之意志者也。惟全国人民之心志皆一，夫然后革命功成，而共和国建。故日民国之成立，全国人民之公意也；革命之军，特人民公意之代表而已。第一次之总统，即代表全国国民而行公共之善意者也。是有征焉。第一任总统之誓词曰：‘颠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此誓言，即明认中华民国之成立，为国民之公意，而政府即代表人民之公意者也。故中华民国，即确立于全国人民公意之上。而颠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三事者，则人民所发表之公意也。中华民国，为中华民国国民公意所建设，是即国民所发之公意，以中华民国而表现也”。(86)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创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都是国民公意的体现，反映了历史的进步和时代潮流。无数革命先烈和志士，对民主共和、自由平等充满憧憬和期望，以一种乐观向上的积极心态投入革命，促成了中华民国的建立。戴季陶指出：“今日之革命成功，成功于乐观，非成功于悲观也。假使当日之先烈，不能认定革命为可成功之事，而具乐观的精神，吾知今日必不能达成功之目的。此次革命战争之伟人，假使鉴于前次屡次之失败，而徒具悲观，吾知今日亦必不能有新共和国出现也。共和国者，吾国民以勇猛精进之精神，奋斗血战而获得也。”(87)纵览戴季陶的整个言论，他对辛亥革命成功或礼赞的文字不是很多，但尽管如此，其对辛亥革命还是持肯定态度的。
其三，关于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关于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后世学者分别从内外原因作了分析。所谓外因，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革命力量以及西方帝国主义的干预；所谓内因，革命党人在革命过程中离心离德，党内严重分歧，使本来就处于相对弱势的革命力量遭受削弱。戴季陶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主要围绕革命党人内部的矛盾、摩擦、分歧及对立面的关系而展开。
首先，辛亥革命缺乏彻底性，即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与广度。从地域来看，革命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南方，北方依然如故；革命主要发生于地方，中央枢纽丝毫未变。戴季陶说：“此次之革命，以性质论，国民对于政府之人物政策而行革命也，其最要者，则对于国家最高机关之中央政府而行革命也。虽然，以事实观之，则此次革命所欲达之目的全未达也。革命之影响所及，略见变更者，仅南方各省而已。”“革命事业之所及者，仅各地方，而中央政府所在地，既未有革命事业之发生，其人物亦并未受革命之淘汰，故今日之现状，依然犹故也”。(88)从革命成功后建立的中华民国领导机构人员组成来看，革命党人屈指可数，而旧官僚却比比皆是，充斥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机构。戴季陶说：“是当日之中央政府，所去者仅满清皇帝之名号，而政府之一般人物，以及政府而外守旧派之潜势力，仍未革也。新人物之入政府者，则彼辈极力排斥之。试观今日政府之人物，非全为守旧派中之顽固官僚乎？政府而外之对于中央政府活动者，非仍守旧派之人物乎？由此观之，则革命之结果所得者仅‘中华民国’四字”，多么令人悲哀。(89)戴季陶还说：“吾国初由专制进为共和，新法制既未成立，旧法制无由全破。而一般执政者，仍旧日之劣官败吏，中央及地方之政治，仍旧日之遗制也。嗟乎！蒙专制政治、腐败官吏以共和之美名。彼辈既不知共和为何物，革命既成，共和之名义既立，亦未建一完美之新制，以感化陶融旧目之腐败官吏，使其心脑中，留一共和之影象，使一般国民确知共和为何种政治，人民有何种权义。”(90)戴季陶指出：“吾国所以推翻专制政体，而易以共和政体者，最大目的，则为排除官僚政治。然而一年以来，在位者仍旧日之官僚也。此种腐败官僚，既握政治上之大权，故一切施政，未有不肆专制者。如以兵力胁迫参议院之事、唆使兵变之事、残杀志士之事、以命令代法律之事，种种罪恶，书不胜书。虽有《约法》，等诸具文。所以然者，则以政体虽变，而政治上之人物如旧，故政治方针亦如旧也。”(91)的确，中华民国是通过南北和谈以一种新旧妥协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这种方式本身便使得此次革命蕴藏严重危机。戴季陶在当时即看到了这一问题，表明其思想的敏锐与深邃的洞察力。
其次，数千年专制政治的流毒是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革命成功，民国建立，当政者与普通国民理应具备平民精神、乐观精神、进步精神。只有具备这些精神，才能保证新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戴季陶指出：“今日之中国，民国也，是应以有平民的精神者为要；今日之世界，活动的世界也，是应以有乐观的精神者为要；今日之社会，进步的社会也，是更应以有进步的精神者为要。”(92)而所有这些近代精神，在当时中国却严重缺失，政治运作在民国的名号下依然按照传统政治体制的模式运转。对此，戴季陶在辛亥革命发生一年后就指出，中华民国成立后之所以举步维艰，就是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政治作祟所致。他说“中华民国出现于世界者，于今年余。此一年中，一切政治，曾无能满人民之意者。推其原因，则以数千年之专制流毒，仍存在于今日故。”(93)中国传统的政治专制思想和意识，严重吞噬了革命的成果，于是出现了“名为共和，实则专制”的局面。“今则政界人物仍亡清官吏，法制渊源，仍亡清旧习，政治之设施如故也，法律之制定如故也，人民之思想如故也，社会之风习如故也，顽固保守，一如曩昔。而名义上则别之日共和，其不至紊乱以底于亡也几命。”(94)“中国虽一跃而为民国，然而学者之思想，人民之知识，无一不为守旧顽固之风。”(95)“多数无智识之国民，对于共和立宪政治，实毫无所感觉。在革命以前，知‘共和’二字者，亦寥若晨星，而旧日学说思想，于共和亦毫无所关。孔子所谓‘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实深印于一般人民脑里，故对于政治，并无丝毫与近世之宪法政治相同者。”(96)此种现实，使戴季陶看到了中国专制政治的潜在能量，对新建的中华民国保持了谨慎的乐观。
再次，革命党人没有坚决贯彻三民主义是造成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涵盖民族、民权、民生三大方面，是一个包含革命建国的系统思想和系统工程，三位一体，密切关联，相互支撑，缺一不可。但是，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却犯了顾此失彼的片面错误，过分强调民族主义而忽略了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完整而有机的三民主义逐渐演变为不成体系的二民主义或一民主义。戴季陶指出：“直到满清倾覆，民国成立之时，中国的民众，还没有晓得三民主义之名，革命党人，仅知三民主义之名而不知三民主义之实，既然不知，当然就无从说到行了。”(97)“抑更有进者，当革命运动之初起也，报纸之鼓吹，人力之运动，其最使一般人士感动者，则为民族思想。若夫共和政治之精神，则当日鼓吹革命诸人，并未尝十分致力也。试一翻旧时鼓吹革命之书，即可知其故矣。以民族思想鼓吹而成之革命，则其结果亦止达于民族主义之目的。最初则大多数人民，并无爱共和之心，即鼓吹革命者之中，亦乏共和之思想。”(98)“革命以前，主张实行共和立宪政治者，厥为革命党，实则革命党中多数人恐亦并不十分明白共和国体为何种国体，立宪政治为何种政治。且满清时代，所以发生革命之原因，由于历史上之革命思想与攘夷思想。革命党主张共和，主张实行宪法政治，此是在以后。”(99)主张实行宪法政治，但也是很不彻底的，只是盲目抄袭、照搬。戴季陶指出：“辛亥以前，许多同志都把民生和民权掉了，只晓得一个民族。民国成立以后，有些人知道民权了，但他们都是不彻底的，只抄袭欧美限制选举权的会议制度。这原非本党的主义——不是本党的整个的三民主义的意思。”(100)戴季陶指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宋教仁是中国革命的第一个罪人。他说：“可惜当时一般党人，完全不明白民生主义的重要，而且许多的人，简直可以说是没有为民生而革命的良心；实际上负党务重责的宋钝初，就是第一个不明白民生主义的人！把先生的三民主义连名称都从政纲当中剔除了去！当时宋钝初的政治活动，第一个工作，就是排去革命同盟会的革命性；第二个工作，就是排除了三民主义的名实；第三个工作，就是用丢了革命性和主义的一群政治势力集团为基础，去与反革命的官僚妥协，以图在短时期内，掌握政权。公平地批判起来，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实在是桃园渔父。”(101)至于宋教仁是否革命的第一位罪人，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戴季陶对革命党内对于三民主义的分歧的分析，还是有一定深度的。
此外，对革命党人内部的分歧、矛盾与不团结，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以及所遇到的经济困境等造成革命失败的诸种原因，亲历辛亥革命的戴季陶均感同身受，也做了程度不同的分析，而且有不少真知灼见。限于篇幅，在此不做过多评述。
总之，本文通过对戴季陶同情革命、参与革命到反思革命思想与实践的系统分析，试图展现和还原戴季陶作为一个辛亥革命积极参与者的正面角色。不论戴季陶后来思想的发展与变动如何，他作为中国辛亥革命的先驱之一，通过其犀利的文笔和深刻的观察力，积极投身于革命之中，随后且一直在关注和反思这场伟大的革命。戴季陶对晚清立宪运动“名为立宪，实为专制”的揭露，在国内刊物鼓吹革命，公开声讨和抨击民初当权者袁世凯，系统反思和总结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等，都是一笔值得后人珍视的精神财富。
注释：
①陈天锡编的《戴季陶先生编年传记》、《戴季陶先生文存》、《戴季陶先生文存续编》、《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续编》等，还有非正式出版的《戴季陶先生年谱资料》(四卷)、王更生着《孝园尊者——戴传贤传》；俞尉刚：《戴季陶与同盟会》，《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03期；马佩英：《戴季陶政治思想论》，《史学月刊》，1997年03期；黎洁华：《论戴季陶的民族主义》，《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01期；周德丰：《评戴季陶的文化哲学与历史哲学》，《人文杂志》，1996年04期；李洪河、阎海涛：《论五四时期戴季陶的社会政治思想》，《理论界》，2006年1期；刘利民：《近20年来戴季陶研究综述》，《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04期等。
②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7、49页。
③俞尉刚：《戴季陶与同盟会》，《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03期。
④《戴季陶集》，上海三民公司，1929年，上卷，第59页。
⑤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续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71年版，第118页。
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戴季陶主义资料选编》，第201页，1983年。
⑦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续编》，第118页。
⑧俞尉刚：《戴季陶与同盟会》，《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03期。
⑨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前言，第2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⑩陈天锡编订：《戴季陶先生文存》第2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59年，第501页。
(11)(12)(13)(14)(15)(16)(17)(18)(19)(20)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第102，171，252，253，252，273，268，259，266，189-190页。
(21)(22)(23)(24)(25)(26)(27)(28)(29)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第241，236，237，238，248-249，281，281、278，197，198、269页。
(30)(31)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第241，217页。
(32)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续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71年，第118页。
(33)转引自黎洁华等：《戴季陶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9页。
(34)(35)(36)(37)(38)(39)(40)(41)(42)(43)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第325，327，333，404-405，405，406，478，436，406-407，317页。
(44)(45)(46)(47)(48)(49)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第432-433，360，360，360-361，361，426-427页。
(50)(51)(52)(53)(54)(55)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第429，429、431，511，511，512，513页。
(56)(57)(58)(59)(60)(61)(62)(63)(64)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第341、342，648，508，637，639，361，478，490，339页。
(65)(66)(67)(68)(69)(70)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第341，362，362，649，362，389页。
(71)《孙中山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04-105页。
(72)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第2页。
(73)(74)(75)(76)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第717，718，718，718页。
(77)(78)(79)(80)(81)(82)(83)(84)(85)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第718-719，719，719，719，720，721，717，722，723页。
(86)(87)(88)(89)(90)(91)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第606，461，513，513，548，604页。
(92)(93)(94)(95)(96)(97)(99)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第562，604，548，563，700，675，700页。
(98)(100)(101)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戴季陶主义资料选编》，第142，210，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