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徐志民：敌国留学——抗战时期在日中国留学生的生活实态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抗日战争-徐志民：敌国留学——抗战时期在日中国留学生的生活实态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徐志民：敌国留学——抗战时期在日中国留学生的生活实态
《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5期，注释从略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的丰硕成果和留日学生的回忆录、日记等文献中，虽或多或少地涉及其留日期间的生活状况，但专门研究并不多；而且，正如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侧重于清末民初而相对忽视抗战时期，关于留日学生生活的零星介绍亦大多集中于清末民初，即使是20世纪30年代留日学生生活的介绍和研究，也往往仅限于七七事变之前。缘何抗战时期留日生活研究长期受到学界冷遇？一则抗战时期在日中国留学生多为伪政权选派，这段留学经历不仅不光彩，反而成为他们在抗战胜利后的“污点”，以致备受社会歧视，遭受各种“调查”和政治运动的冲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为社会重视；二则这些留日学生鉴于战后的社会大环境，刻意隐瞒或遗忘战时的留日经历，不愿甚至不敢留下战时留日生活的资料，以致研究资料相当缺乏，这也是学界鲜少问津的重要原因。然而，抗战时期中国留日学生的在日生活，不仅体现了各伪政权在与日本关系中的尴尬地位，而且反映了战时日本对华殖民侵略扩张政策，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战后初期的中日关系。
20世纪90年代后，抗战时期在日中国留学生群体逐渐引起中日学界关注。有学者开始介绍抗战时期在日中国留学生的抗日救国活动，其中周孜正利用留日学生参加战后国民政府的甄审提交的“自传”材料，重点分析了汪伪政权留日学生的经费来源、赴日原因以及他们的战时留日行为，为研究抗战时期中国留日学生生活奠定了基础；河路由佳、周一川、刘振生等学者，则对战时部分在日中国留学生进行调查、采访，获得一些有关留日学生生活的口述资料。“关于留日学生，河路由佳、周一川等取得了先驱性的成果”，但正如川岛真指出的，“不得不承认其对当时情况的实证研究仍然不够充分”。基于此，笔者以既有资料和研究成果为基础，辅之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原始档案，从社会生活史的视角，试图还原这一特殊群体在日的学习情况、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的概貌，以弥补学界相对忽视抗战时期留日学生研究的缺憾与不足，尽力呈现这一时期中国学生留日生活的复杂面相，探寻战争与留学之间的互动与影响。
一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此时正值日本各地学校放假之际，中国留日学生已有人在事变之前回国，也有人留在日本度假、参观和实习，面对突如其来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多数尚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人心惶惶，无心向学。如，由11名留日学生与1名日华学会职员组成的房州馆山消夏团，无心度假，随即解散。分散于日本各地的中国留日学生纷纷涌向东京的驻日留学生监督处，“群请资送回国”。蒋介石接到教育部的这一汇报后，于8月11日训令财政部拨付1万元，资助留日学生返国。大多数留日学生积极准备回国之时，屡屡遭到日本警察的刁难和羞辱。据回国的留日学生沈某说，自七七事变以来，“东京警视所即派大批刑事，监视中国留日学生。每一留学生处，每日必有三四刑事来检查行李，实不堪其扰。且态度傲慢，毫无礼貌……留学生在东京车站，设遇军人出发而送行者高呼万岁，群众见该留学生不呼，亦必加以斥辱。”这更加刺激留日学生的民族情感，也愈发归心似箭。
为“安抚”和“挽留”中国留日学生，1937年8月3日，日本文部省通令接受中国留日学生各校，要求其教职员以“大国国民”之“胸襟气度”，切勿“刺激”中国留日学生，以免使其陷入恐惧不安之中。10月13日，文部省又决定对七七事变后“逾期”未返校的留日学生给予“休学”的便利，即使未缴纳学费亦保留其学籍，尽量使留日学生早日返校学习。虽有个别留日学生在七七事变后返回日本继续留学，但多数留日学生在日本大举侵华之际不愿再回“敌国”求学。10月8日，中华民国驻日留学生监督处关闭。到11月1日，中华民国在日留学生由七七事变前的3995人，降至403人，仅为原有人数的10%。
不过，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扶植建立的伪满洲国，1937年11月在张家口扶植成立的伪蒙疆联合委员会，1937年12月在北平成立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3月在南京成立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以及整合后两者于1940年3月成立的汪伪政府，成为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中国方面选派留日学生的主体。据统计，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各伪政权先后选派约8000名公、自费留日学生。那么，在日军疯狂侵华的战争时期，作为日本“盟友”的伪政权选派的留日学生，他们的专业学习是否受到战争形势的影响？
其实，战时日本对这些留日学生早已撕掉了战前暗中培养亲日分子的虚伪面纱，代之以赤裸裸地培养“日中亲善”的“楔子”和“大东亚新秩序”建设的“协力者”。如，外务省对满事务局制定的“满洲国”留学生指导方针中，明确规定将“满洲国”的留日学生，培养成适应“满洲国”现在与未来需要的技术人员、专家和一般的领导者，“成为在东亚各国范围内率先协助日本的示范性人才”。1941年11月28日，外务省欧亚局局长阪本瑞男致文部省专门学务局局长永井浩的《留日学生指导方针（案）》中，指出留日学生要学习日本的“优秀技能”，接触日本国民性的“真髓”，认识到实现日本的“新秩序建设之理想正是其母国繁荣的至善之路”，从而成为“协力”日本的人才。1943年6月26日，外务省条约局局长安东义良致函大东亚省总务局局长竹内新平《关于留日学生的指导件（案）》，仍强调对于留日学生“以八纮为宇的大精神为基础，以培养真正的各国各地的指导人才为目标”，理解和信任“皇国”，“学习皇国优秀的学术技能”，形成正确的“大东亚建设认识”并为之挺身而出。这些关于留日学生培养的指导方针中，除了明确灌输“大东亚新秩序”和殖民奴化思想外，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学习日本的“优秀技能”。
根据日本政府规定的前述中国留日学生“指导方针”，这些留日学生总体上失去了自由选择专业的权利，只能按照日伪当局的相关规定以学习理、工、农、医各科为主，逐渐改变了清末以来留日学生以文科为主的专业结构。1940年5月30日，外务省再次强调日本各校录取中国留日学生的方针，要求尽可能多地录取学习理、工、农、医科者，以配合其殖民开发掠夺，服务于其侵华战争政策。翌年5月，汪伪政府教育部颁布《修正国外留学规程》，明确规定重点选拔学习理、工、农、医等专业的留日学生。伪蒙疆政权留日学生也被“限学农业、师范、兽医、军事、医学、政经等科”，以致他们抱怨日本人对其研究科目限制过多，仅仅奖励实业研究，限制研究政治或其他社会问题。一些留日学生虽通过升学或以其他方式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成功”地规避日伪的专业限制，但整体而言，理科留日学生逐渐增多却成为不争的事实。据统计，中国留日学生在1936—1938年间学习文科者仍占多数，到1939年，学习文、理科者的人数基本持平，随后理科留日学生逐渐增多，到1943年“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中文科生有485名，而理科生达605名，战前一直以文科生为主的状况在战时发生了逆转。
同时，向中国留日学生传授日本“优秀技能”的重要任务，也决定了日本政府、学校和相关教育机构，在课程设置方面基本符合专业学习的一般规律，无法过多地直接掺杂殖民奴化的内容。如，战时留学东京工业大学的米国均回忆说：“东京工大是不上政治课的。”1938年4月25日，京都帝国大学工学部出具的冶金科留学生何泽明的学业成绩证明书中，包含物理化学、数学解析、地质学、机械工学、无机化学、金属加工法、冶金学特论、采矿学概论等科目，均为理科课程。千叶医科大学留学生孔禄卿参与写作的《抗人血色素沉淀素制作的一个方法》和《关于人类粪便中型物质的证明》，是非常专业的医学研究论文，从中丝毫看不出“大东亚建设认识”的影响。东京帝国大学第一高等学校的马钟援，1938年的学习科目，包括修身、英语、历史、地理、哲学概论、心理、伦理、法制、经济、数学、自然科学、体操等，没有专门强调“日中亲善”或刻意灌输奴化思想、“大东亚新秩序”的科目。尽管“修身”课主要承载了宣扬日本皇道精神，或进行亲日、崇日教育的任务，但这一科目早在明治维新之初的1871年就已设立，并非战时特为增设。
战时日本学校对中国留学生的教育中，究竟有无专门灌输殖民奴化思想的课程？日本政府对此并无相应规定，主要由各校自行掌握。1938年3月，外务省文化事业部令接受“中华民国”、“满洲国”留日学生的各校，调查留日学生的学业成绩，随后各校都汇报了本校留日学生的学习科目及相应的学业成绩。据此，笔者发现部分学校设有“特别讲义”、“殖民政策”、“殖民学”、“模范国民论”、“国民道德”等课程。如，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经济学部，神户商业大学、长崎高等商业学校等，设有“殖民政策”课；东京商科大学，还设有更具殖民色彩的“满蒙事情”课程；北海道帝国大学农学部开设“殖民学”课程；明治专门学校应用化学科、东京高等蚕丝学校等，设有“特别讲义”；早稻田大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与帝国女子专门学校，分别开设“模范国民论”和“国民道德”科目。所谓“殖民政策”、“殖民学”，主要是宣扬日本在占领区内的“开发”与“建设”政策及理论。所谓“模范国民”或“国民道德”，据“满洲国驻日大使馆”参赞野田清武对留日学生所言，就是要他们“仔细观察日本人是如何做好天皇陛下的赤子的”。不过，这类课程为数极少，即使在开设的院校、系科中也仅有一两项。可见，日本政府虽有向留日学生灌输殖民奴化思想和宣扬日本皇道精神的意图，但在学校教育中仍是以专业学习为主。
不仅如此，战时日本政府和学校为避免在教学中过度刺激留日学生，以实现其留学教育的培养目的，反而自我“节制”，主动删减教材中有关日本军国主义色彩的内容。主要从事在日中国留学生预备教育的东亚学校，于1938年9月出版的《东亚日本语辞典》，就是该校教师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认真编撰，完全以中国留学生学习日语为目的的辞典，很少掺杂殖民奴化思想或军国主义的内容。据1940年12月日华学会教育部调查，东亚学校使用的教材，也只是将战前该校使用的《日本语入门》、《日本语读本》等教科书重版，或将公立学校的国定教科书中充满日本国家思想、与战争相关的内容谨慎地删除后选作教材。
在课堂教学中，除一些有极端军国主义思想的教师外，一般日本教师似乎并未因日中之间爆发战争而影响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态度，他们大多继续认真教课，热心帮助中国留日学生学习。据东京商科大学留学生张景柏回忆，1942年10月入学东京商科大学本科时，根据学校规定，需要在入学之初选择一位教师作为自己的指导教师，一位“会计学”教师井藤半弥叫嚣：“支那人、满洲人、朝鲜人、台湾人，一概不要。”但讲授“产业配置论”的佐藤弘教师接受了他，且允许他选择与中国相关的题目。战时留学京都帝国大学史学科的汪向荣回忆说，指导他的冢本善隆教授上课时，“讲一个题目后，指定参考书，下一次课就用三分之一时间问学生的想法和意见，并不要你同他一样，……你有想法可以提出来。我记得为太史公争论过”，足见其课堂气氛尚比较自由。东京高等农林学校的丁一认为日本“教员热心上课，非常充实”；陈一民曾被“负责农场实习的加茂善治，率先垂范，挥汗如雨工作的样子感动”；董振亚感觉石井悌老师讲授的昆虫学课程非常有趣，故选修其不少课程。一些日本教师还特别“照顾”这些来自殖民地的留学生。如，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董锡慧，刚入学时因日语听力不过关，听课很吃力，教授数学分析的龟谷俊司对其单独辅导；东京女子医学专门学校的王纫卿，得到吉冈校长的帮助，感激之情“至今犹存”。由此可见，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道天职与留学之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原始宗旨，有时会超越战争环境下殖民教育政策的束缚，彰显了更多的人性光芒。
战时日本学校和教育机构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教学管理相较战前更加严格，规定留日学生“有操行或学业不良等情形，认为有背留学之趣旨时，停止补给其学费”，甚至开除、遣送回国等严厉处罚。1941年1月10日，内务省警察讲习所所长桥本清吉致函外务省东亚局局长山本熊一，指出“中华民国”预科留学生、“国民政府”警政部总务司科员余振炤，凭其父为警政部特殊警察署副署长的地位，与艺妓饭泉爱子交游，并约为婚姻，且归寮迟到、勤务懈怠、长期缺席、成绩不良，遂决定开除出所。这既反映了当时留日学生中仍有人沿袭清末民初的一些留日学生的陋习，也反映了战时日本对留日学生的管理比较严格，尤其对培养直接协助其在占领区实施殖民统治的警官的管理更为严格。如，内务省警察讲习所规定，为便于“中华民国”留日警官学生的集体训练和学习，即使携带妻子同赴日本留学者，至少在读预科期间的半年，必须入住集体宿舍，其中只有每周六可以在外住宿。
战时环境下留日学生已失去战前相对宽松的活动自由，不得不将主要精力与时间转移到学习上，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反而取得了优于战前留日学生的学习成绩。1938年4月25日，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部长前田鼎向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提交了该校医学部4名中国留日学生的学业成绩，陈万居、王和成、苏景阳、苏景明4人的解剖学、生理学、医化学、免疫学、病理学、药物学等科目考试中，除陈万居的医化学一项不合格外，其余每人的各科成绩皆为“正规合格”。1939年4月11日，东北帝国大学总长本多光太郎向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汇报了该校法文学部中国留学生孙经灏的学习成绩，其中伦理学80分、教育学78分、中国哲学史讲读75分、社会学80分、西洋古代哲学史85分、宗教史65分、英语70分、英文学80分。比对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的战前与战时中国留日学生的学习成绩单，可以见到，战时留日学生的各科成绩中获得“甲”、“乙”，或“优”、“良”，或高于70分之科目明显多于战前留日学生，他们的学业成绩总体上优于战前留日学生。但也可以看到，这些留日学生的成绩多数是“合格”，“优秀”的相对为少。
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作为殖民地伪政权选派的留学生本身有诸多的学习不便，另一方面则因为日本政府和学校对中国留日学生推行“知识封闭”和“教学保密”，最明显的是对中国留日军事学生的教学限制。其实，近代中国人赴日学习军事以来，日本政府就对中国留日军事学生采取各种警惕和防范措施。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虽接受中华民国和“满洲国”的留日士官生，但是分别施教。七七事变后，中华民国留日士官生集体回国，而“满洲国”和1940年3月成立的汪伪政权继续派遣留日士官生。日本政府对于这些所谓“盟国”之留日军事学生，不仅一如既往地戒备和警惕，而且挑拨彼此间的关系，以便“分而治之”。如，伪满留日士官生的宿舍、教学单设一处，且与日本士官生隔离开来；单独组建“满洲国学生队”，其教学计划、进度虽与日本士官生基本一致，但涉及军事秘密内容则区别对待；在伪满士官生与日本士官生合并演习时，绝不让伪满士官生扮演中队长或小队指挥员；蒙疆地区的留日士官生虽并入“满洲国学生队”之中，但在教育和训练时则分开进行，且日本人时常挑拨两者关系，激起两者之间的不和与仇恨。
日本政府一方面在军事院校警惕、防范、限制中国留日军事学生的专业学习，另一方面却要求普通留日学生与日本学生一起参加军事训练，使其掌握初步的军事知识，以待其回国后服务于日本的侵略战争。东京高等农林学校留日学生陈一民，指责这种军事训练经常以中国城市为假想攻击目标，而作为中国留日学生的他无法接受，故时常逃避军事训练课。该校负责留日学生教务的教师，也注意到了这种矛盾，虽然“作为原则，留日学生应该参加军事训练，但参加与否往往任由留日学生自由选择”。不过，多数留日学生并非如此幸运，不得不忍痛参加军事训练课，甚至伪蒙疆政权选派的喇嘛留日学生也有“军事训练课”。正因为如此，一些喇嘛留日学生回国后，被派到特务机关工作，对尚未被日军侵占的蒙疆其他地区，以及外蒙古和苏联开展间谍活动。
1941年12月深陷中国战场的日本又发动太平洋战争，长期的战争消耗加之败局初现的战争形势，使在日中国留学生无法正常学习。1941年11月28日，外务省欧亚局局长阪本瑞男致函文部省专门学务局局长永井浩，提出指导留日学生选择学校时，尽量避免集中于东京，而应考虑选择教育设施完备的地方学校以分散入学。同年10月16日、11月1日，文部省相继发布命令，要求1941年度毕业者缩短学制3个月，1942年度毕业者缩短学制半年，并率先从专门学校和实业学校开始实施。1942年11月25日，文部省再次发布指令，命各校缩短学制半年。张景柏回忆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三年制的专科改为两年半。所以我本应该1943年3月末毕业，却在1942年9月提前毕业”。其他大学的学生尤其是文科生，不是被动员“勤劳奉仕”，就是强征入伍，遂致不少教授空下来特别为留学生开讲座。据姚颂恩记述：“我们得以切实与各教授接谈的机会。他们表面上不得不拥护军国主义，而实则均已测知日本不久必败，心中有怨曲而莫敢道言！我们时常聚集好些同学到先生家里听讲，得益殊多。”东京商科大学留学生李树国，在1943年除“学徒出阵”和“勤劳奉仕”外，尚可正常上课，但到1944年几乎无课可上，每天无所事事。
随着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实现大反攻，并相继取得塞班岛战役、莱特湾海战、硫磺岛战役的胜利，夺取了美国B—29轰炸机直接空袭日本本土的前沿基地，在日中国留学生与日本国民一样也经历了疏散、空袭，甚至原子弹爆炸。1944年12月，日本政府阁议通过《留日学生教育非常措施要项》，将就读于日本各大学的留学生集结于盟军空袭较少的京都帝国大学，将就读于日本各高等专门学校的留学生分别疏散至日本各地，伪满洲国和伪蒙疆政权的留日学生主要疏散至日本的东北地区，伪中华民国的留日学生疏散至京都、大阪、山阴地区，东南亚各国的留日学生主要疏散至日本的中国、九州地区。陈一民回忆道：到1945年，由于战争迫近日本本土，留日学生的行动更加不自由，主要是集中管理，因而无法上课，甚至到了无法继续留学的地步。1945年8月6日，广岛文理科大学留学生初庆芝，在学校阅览室学习时，遭遇原子弹爆炸的袭击，所幸因阅览室为钢筋水泥结构没有倒塌和其穿白色上衣所受辐射较少而幸免于难，仅被阅览室的书架砸伤。
于是，战争后期不少留日学生因无法正常学习而提前回国。如，留日学生董锡惠、陈舜翘、王兆民等人，因家中来信催促而回国；汪伪政府派遣的第三批留日学生也因无法正常学习和生活，强烈要求回国，最终于1944年冬退学回国；还有留日学生在战争逼近日本本土时，试图搭乘疏散船只或邮轮悄悄回国，甚至一些日本人也奉劝中国留日学生回国。1945年3月，日本政府阁议通过《决战教育措施纲要》，决定从4月1日起，除国民学校的初等科外，原则上其他各校停课1年。1945年3月刚刚赴日的刘铁铮，在东京的“满洲国”留日学生会馆时常遭受空袭的恐怖，即使被分派到新澙医科大学后，因学校停课而无法学习，在日本滞留4个月后于7月回国。不过，仍有一些留日学生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归国。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初，在日本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尚有428人。1947年1月，国民政府颁布《留日学生之召回办法》，他们相继奉召回国，近代中国的留日史至此才算真正意义上的结束。
纵观战时在日中国留学生的学习情况，可以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中国留日学生虽在课程设置、选用教材、课堂学习、教学管理、学制年限等方面受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不太大，但作为殖民地伪政权选派的留学生，已失去了战前相对自由的专业选择权，且在战争环境中只能逆来顺受，埋头学习。后一阶段，由于战争长期、持续的消耗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政府在“总力战”体制下压缩学制，动员“学徒出阵”和“勤劳奉仕”，严重影响了留日学生的正常学习。尤其是战争后期，留日学生在空袭与疏散的间隙中艰难求学，遂致不少人因无法学习而提前回国。日本政府虽曾设想利用学校教育之机会向他们宣传日本皇道思想和武士道精神，灌输各种殖民奴化思想和侵略战争理论，但从学校教育的实践看仍是以专业技术学习为主。因此，日本政府希图培养亲日分子和推行“大东亚新秩序”建设“协力者”的洗脑教育，除了有限的课堂教学方式外，更多的是通过对留日学生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的潜移默化，即重点是依靠社会教育。
二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直接影响着在日中国留学生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在空袭频仍、物资匮乏的战争后期，留日学生的生活陷入窘境，吃饭和住宿都成为严重问题。日本政府、学校和留日学生“辅导”团体、机构等，则不停地向留日学生灌输“日中亲善”和殖民奴化思想，以及调查、监控他们的思想动态、朋友往来等精神领域的活动。
具体而言，战时在日中国留学生日常生活中的衣和行，与战前差别不大，且与日本学生也大致相同；但在食住方面，与日本学生大不相同，并深受战争形势的影响。日本学生虽有人吃住在学校，但不少人仍是在家吃住，且有近在咫尺的家庭支持；留日学生则远离故土，且因战火往往导致汇款不济，即使公费留日学生也常有解款不及时的情况，加之战时日本物价腾贵、黑市盛行，留日学生时有断炊之虞。幸而此种情况在日本侵华战争初期并不明显，这可以从1937—1938年间相继入学东京高等农林学校的“满洲国”留日学生张德义、谭贵忠、解启英的留学生活中略见一斑。如，张德义初入该校的前几年，时常去银座的咖啡店听音乐；谭贵忠每周与日本人一起做礼拜，还经常参加学校的滑雪部、登山部、游泳部、汽车部等众多团体的活动；解启英说他于1941年升入北海道帝国大学后，粮食不足的问题才日益显现。可见，1941年前的日本侵华战争尚未过于影响在日中国留学生的温饱问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仅中国沦陷区各伪政权财政困窘，而且日本国内也出现了物资不足的问题，尤其在盟军切断东南亚殖民地与日本本土之间的海上补给线后，日本国内更是陷入生产、生活资料极为匮乏的困境，这一灾难很快便波及留日学生。据董锡惠回忆：“1942年日本国内粮食紧缺，生活越来越困难，仅靠庚款补助费已无法维持生活……黑市物价很贵，饿着肚子学习的事情已习以为常。”广岛高等师范学校留日学生王毖说：1943年以后日本“粮食短缺，实行了供给制，米饭里掺黄豆”。到1944年夏，东京商科大学的留日学生“每天实行配给制，三顿饭三个饭票，每顿给一小碗，主要吃大豆”。身为“满洲国”原驻日公使丁士源堂弟的丁一，在1944年也常抱怨所配给的食物吃不饱。甚至伪满皇帝溥仪的弟弟溥杰，在1943年秋至1945年2月再次留学日本期间，亦因日本物资匮乏，不得不依靠从“满洲国”为其送去生活用品。据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留日学生贾玉琴回忆：留学之初的1942年，学校每天都有十二三名学生轮流值日做饭，但到1945年后学校实行配给制，每名学生每日仅玄米六两，故因营养不良而患上脚气、心脏病者不少。由此可见，战争后期留日学生的吃饭已成为严重问题。
在住宿问题上，战前日本除了军警院校和个别学校为留日学生提供宿舍外，大部分留日学生是租房而居，而战时留日学生则根据日伪政权要求，首先入住留日学生相关机构、团体经营的宿舍。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后，其留日学生的住宿问题，由伪满驻日大使馆负责。1935年6月，“满洲国”留日学生会馆建成后，代替大使馆负责初到日本留学者的住宿和日本风俗习惯的培养。伪满留日学生孙用致回忆说：“到东京的留学生会馆住宿，普通的可以住宿一年，但入学东京地方之外的学校者，住宿三个月就要离开。”不过，留日学生离开会馆后的住所和去向，必须及时向伪满驻日大使馆报告，且大使馆有权指定这些留日学生的住所。原本以中国留日学生的住宿问题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的日华学会，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主要负责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维新政府及汪伪政府的留日学生事宜，特别是其公费留日学生的住宿问题。如，内务省警察讲习所指定，伪临时政府留日警官学生的集体宿舍是日华学会经营的“和平寮”，而伪维新政府留日警官学生的集体宿舍是其“致远寮”。善邻协会则负责蒙疆地区留日学生的接收和教育，并协助解决蒙古族留日学生的住宿问题。
其次是居住学校宿舍。战时大部分学校都为留日学生提供宿舍，甚至规定他们必须统一住校。如，“东京女子医学专门学校规定学生必须住学校的宿舍，留学生们也不例外。宿舍是4人一个房间，吉冈校长为了让留学生尽快掌握日语，把留学生分散开在各个房间，1名留学生和3名日本学生共住一室”。东京高等农林学校亦提供宿舍，该校宋秉彝等3名留日学生即“在驹场宿舍与日本学生一起生活”，且总体上感觉“宿舍生活比较快乐”。1942年1月赴日留学的贾玉琴，考入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入住该校集体宿舍。1942年冬，初到日本的吴新在东京实习3个月，暂居东京妇人会馆，同年底考入大阪女子高等医学专门学校后，统一居住学校宿舍，当时“学生每四个人一个宿舍，大家一块上课，一块就餐，我当时就和另三个日本学生住在一起”。也有一些学校在学生预科阶段并不提供宿舍，仅在学生考入本科后提供宿舍。如，董锡惠和陈舜翘入学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两人成绩优秀，第二年的考试全部合格，在三年级时被编入本科，成为本科生……住进学校宿舍，开始了同日本学生完全一样的生活”。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日本政府极力劝导留日学生不要集中于东京，尽量到地方院校分散入学，其中也有地方院校便于解决留日学生宿舍问题的考虑。
再次是租房而居，这是战前中国留日学生最主要的住宿方式，战时则主要是初到日本的部分自费留学生，以及就读于各语言学校或个别未能提供宿舍的学校的留学生。战时日本虽有不少人对中国留日学生抱有偏见和歧视，但也有一些日本家庭欢迎他们前来租房，甚至将其视为家中一员。如，伪满留日学生高秉正租住在一个名叫青木的人家，这个共有4人的日本家庭对其非常亲切，并鼓励他努力学习。战时留学大阪女子医学专门学校的单纯，租住在仅有3人的赖木家中，彼此相处甚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物资匮乏时代，她们4人多次集体回赖木的家乡求取食物。董锡惠升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本科之前，“在教会的英语班学习时提到自己正在找住处，当时正好在场的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学生北野晴正，就提出自己家的二层空着，与母亲商量后可以决定是否出租。一周后，董锡惠和萧淑英一起搬入了北野家……董锡惠讲，在北野家的两年的生活非常充实，4人像一家人一样，早晚一起吃饭。董锡惠和萧淑英跟北野晴正的母亲学习日语和日本的风俗，日语进步很快”。高田师范学校留日学生李万春，还与房东的女儿美智子恋爱、结婚，并于1943年3月一同回国，他们夫妇二人在抗战胜利后担任吉林大学日语教师。
最后是寄宿日本人家。留日学生丁一因家庭与日本人的关系，在14岁赴日留学时，寄宿在日本原海军大佐村上正之助的家中，但毕竟感觉“生活不自由”；陈一民则比较幸运，在其生活艰辛、租房困难时，获得家住府中站附近的粟谷鹑二的“关照”，得以暂时免费寄宿在他家。对此，陈一民在战后一直深怀感激之情。总体上看，无论是通过家中关系的寄宿，或是日本人家的免费借住，都是留日学生住宿方式中的个例，或者说是极少数。
由于大部分在日中国留学生集中居住，容易形成相对固定的日常生活交往圈，从而既便于日本政府、学校和留日学生相关团体、机构集中灌输各种亲日奴化思想，又便于限制他们与圈外人员的交往。如，在日本政府和相关学校的“指导”下，在日中国留学生以日华学会、“满洲国”留日学生会馆（1936年6月成立的“满洲国”留日学生会总部就设于该馆内）、善邻协会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伪中华民国、伪满洲国、伪蒙疆政权留日学生三大生活交往圈。1941年11月28日的《留日学生指导方针（案）》中，明确规定：“对于留日学生之间的联络，各学校及辅导团体负责人应充分注意，给予必要的‘善导’，尤应戒备国情各异、地区不同者之间无限制的联络、接触。”即原则上限制三方留日学生交往。如，善邻协会在其经营的“经国学园”内，拉拢蒙古族留日学生，组建了“蒙古留日学生会”。但是，1940年4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教育学专业的蒙古族学生白金山，因长期在吉林生活而不懂蒙古语，结果在申请加入时遭到该会拒绝，使他“对本民族产生了陌生感和距离，并时常感到有些失落和惆怅”。由此可见，战时日本国内的留日学生相关团体、机构，往往以伪政权的辖区来划分留日学生，并非以其名称标榜的地理、民族划分。
在这些留日学生集中居住的地方，日伪当局挂着“大东亚圣战”的宣传条幅，要求留日学生齐唱日本国歌“君之代”，“夜以继日”地宣扬“日满一德一心”、“日中亲善”和侵略有理，蛊惑留日学生支持日本的侵略战争。在“满洲国”留日学生会馆的四楼，经常悬挂这样的条幅：“现在与美英的决战日益激烈，在此兴亚还是灭亚的关头，切望留学生诸君宜如战场上的士兵，保持必胜的决心和气势，挺身投入，以达成留日的目的。”吴新回忆起暂居东京妇人会馆时说，在那里“日本人为了宣传爱国忠君思想，实现‘日满一德一心’而每天早晨要求我们唱‘君之代’”。孙用致也说，在“满洲国”留日学生会馆居住时，“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皇居遥拜（‘满洲国’皇帝）和宫城遥拜（日本天皇）……我们虽然为了接受新的教育而住宿会馆，但心中并不认为‘满洲国’是个独立国家。每天的事情，就是日本人教我们唱日本的国歌和‘满洲国’的国歌。我们小声唱日本的国歌，唱‘满洲国’的国歌则不出声”。可见，这种赤裸裸的殖民奴化说教，更易激起留日学生的抵触情绪。
鉴于此，日本外务省与文部省、大东亚省等商定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留日学生“善导”。这种善导的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全面掌握留日学生的校内外生活，即留日学生就读的各校不仅要了解他们的校内生活，而且要采取措施，加强学校与留日学生校外寄宿的房东团体或个人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切实掌握留日学生的“全部生活”。二是在留日学生就读的各校之间设立联络指导机构，加强留日学生就读的各校之间，以及各校与留日学生相关团体、机构之间的联系。1943年6月26日，外务省条约局局长安东义良致函大东亚省总务局局长竹内新平，提出在大东亚省设立关于留日学生指导的协议会，负责对留日学生辅导机构的监督与指导，以整合留日学生的辅导机构，并以“国别”或地区为原则，对留日学生辅导机构实行一元化统制。三是限制中国各地留日学生之间的联系，“善导”留日学生与日本学生之间的交往，鼓励和资助他们与日本学生共同旅行、共同住宿、共同研究、共同“修养”和联谊活动，同时避免这种交往陷入毫无节制的弊端。这反映了战时日本既试图通过留日学生与日本学生交往，加深二者之间的感情，培养留日学生的亲日思想；又因战时财政吃紧和军事戒备的需要，不愿使二者“无限制”接触。
这种拉拢留日学生的“善导”，不仅不能获得留日学生的真心接受，反而使其心中愈发充满悲伤与仇恨。董锡惠就说：“在留学中，看到日本军队在哪里取得了‘胜利’、某某地被‘解放’等的宣传以及庆祝会的召开，想到日本的军队在中国残杀中国人，心中充满了悲伤和仇恨。”虽然一些日本教师和学生在生活中“善意照顾”这些来自日军占领区的中国留学生，但也有一些日本教师和学生非常傲慢，对留日学生自然不自然地流露出优越感。当日本人看到臭虫，大喊“南京虫”、“南京虫”时，东京商科大学留学生李树国非常讨厌地反喊“东京虫”。宋秉彝不堪忍受日本学生常骂“蒋介石是混蛋”，时常与日本学生争辩。更有甚者，1945年初，在府中市榉木大道上漫步的陈一民与4名朋友，竟被日本人无端包围、殴打。中国留日学生对日本人的感情日益恶化，在日本败局已定的战争形势下，更多的日本人开始戒备和敌视中国留日学生。
日本政府也进一步加强对这些所谓“盟国”的留日学生的监控。中国留日学生除课堂学习外，相当一部分时间在居住的宿舍，自然他们的宿舍就成为日本政府监控的主要地点。其实，早在伪满洲国建立后不久，已投降日本并出任伪满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省长的熙洽，就曾在东京成立“满洲国”留日学生俱乐部。即使是如此亲日者所办的留日学生组织，当时亦有两名日本特务担任该俱乐部的事务员，以监视熙洽等伪满要人与留日学生之间的往来。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对留日学生的监视更加严格。留日学生较为集中居住的“满洲国”留日学生会馆的“馆长是陆军少将，他有特别的钥匙，能进入全部的房间。我们白天上课的时候，他们进入我们的房间，翻箱倒柜的调查”，甚至留日学生半夜点灯准备复习考试，也要提前申请。日本特高警察利用学生外出上课的机会，偷入留日学生宿舍搜查更是家常便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随即发布《关于外国人旅行等的临时措施令》，进一步管制留日学生在日本的活动。该令规定：中国留日学生到东京府外旅行，或者从日本其他府县到东京上学，甚至在回国的情况下，都必须得到其所属警察署的辖外旅行许可证；居所最好不要变动，如若变动，须24小时内向所属警察署汇报变动后的地址。在留日学生会馆或留日学生相关团体、机构经营的宿舍居住者，搬离会馆或宿舍后，也须向原会馆或原宿舍登记新的住宿地址。诚如后来研究者所言：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的管理从战前特定监视‘危险人物’，转到无差别监视方针。换言之，在将中国留日学生视为‘事业同志’的同时，害怕其转换为事业破坏者，严密地监视起来”。留日学生张景柏感觉：“四年半的留学实际上就好象〔像〕总是被人监视的状态，直到今天还总觉得有一个影子跟着自己。”抗战胜利后，留日学生向国民政府呈交的“自传”中，对此也有所反映。留日学生朱丽春即谈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国内气氛更加紧张，留日学生“受敌人严厉监视和限制”，虽谨言慎行，有时也难免发生“祸灾”，以致人人自危，尤其是“精神上所受种种刺激，实为毕生难忘”。
日本政府调查、监控留日学生的思想动态和朋友往来，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压力。1938年4月1日，日本警视厅外事课以“进一步推进留日学生的指导保护”为名，增加30名负责“中国留日学生思想运动”的职员，加强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思想监视和精神管控。如，战时日本的一些学校图书馆和书店中，虽有关于马列主义的进步书籍，“但你中国人看，就是违法行为”。熊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的某留日学生，仅仅因为阅读艾思奇所着《大众哲学》一书，就被日本警察关押了好几个月。留日学生吴新与同学在神户港游玩时，偶遇一些中国劳工并交谈几句，结果便遭到日本警察的调查。如前所述，日本政府还要求各校监控、限制中国各伪政权留日学生之间的联络，试图以对各伪政权的认同取代对中国的认同，最终形成亲日、崇日和对东亚“霸主”日本的认同，从而理解、协助和支持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
总之，战时在日中国留学生生活中的衣和行，虽与战前基本相同，但在食、宿和精神方面却备受日本侵略战争之苦。首先，饮食问题受战争影响最为明显。抗战初期，日伪政权为拉拢留日学生、收买人心，“拨付足够的学习生活经费”，以致留日学生的生活用度和饮食甚至优于战前。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长期化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留日学生则与日本国民一样经历了配给制、饥饿与逃荒，甚至更为悲惨，可以说吃饭已成为首要问题。抗战胜利后，滞留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优先获得食物配给权，体验了一回作为战胜国国民的荣耀与自豪。其次，战前以租房而居为主的中国留日学生，虽在战时相对集中地入住留日学生相关团体、机构经营的宿舍或学校宿舍，但其目的并非为了解决留日学生的住房难题，而是为了便于集中管理和监控。最后，从战前日本政府对留日学生的个别监控，到战时的无差别监视；从战前重点调查留日学生的反日言行和物质生活，到战时全面监控留日学生的思想动态和精神生活，使留日学生精神高度紧张，备受压抑。在这种从物质到精神领域的严密监控中，中国留日学生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很难开展各种独立的社会活动。
三
七七事变前的中华民国留日学生，在被监视的情况下仍有一定的社会活动自由度，包括发起抗议示威、退学回国运动等，但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伪政权选派的留日学生已失去了公开反抗的可能。一是留日学生主要来自日军在华侵占区，其家族、财产、生命，以及所依赖的傀儡政权，都毫无安全保障可言，且有人本身就是受日本政府的选拔与资助而赴日留学，故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之时自然反抗乏力。二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发起后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留日学生的监控和管制，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日本特高警察和便衣特务的监视之中，更不用说集体活动。三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烧杀抢掠的同时，对在日留学的中国学生也毫不手软。如，伪满留日学生刘士衡被捕后，供出留日学生高世嘉是国民党员，结果他们都被杀害。在如此高压、恐怖的氛围中，中国留日学生自然没有战前那种积极组织或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兴趣”了。
然而，对于日本而言，中国留日学生只有“接触我国民性的真髓，率先体会我新秩序建设之理想正是其母国繁荣的至善之路，从而培养成协助我们的人才”，才是日本政府和各校、各机构实施留日教育的最终目的。战时在日中国留学生如何才能接触日本国民性的“真髓”，才能体会到“大东亚新秩序”建设是中国繁荣的“正途”？除了前述课堂教学和日常生活的潜移默化、不断灌输之外，日本政府、学校、留日学生相关团体和机构，还刻意安排一系列的迎送聚会、“夏期修炼”或“冬期修炼”、修学旅行、参观访问、“名人”讲演、联谊交流等“亲善”活动。这些活动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沿用战前已有的社会活动形式，在战时赤裸裸地灌输殖民奴化思想；二是战时精心创办的宣扬“兴亚”思想和“大东亚新秩序”，以及要求留日学生理解、配合和支持其侵略战争政策的各种活动。中国留日学生虽无法独立开展自己的集体活动，却必须参加上述社会活动。
日本政府、学校和留日学生相关团体、机构，沿用战前之社会活动形式开展的社会活动，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参拜神宫、神社，修学旅行和游览名胜古迹。在战前中国留日学生可以结伴而行，或自由参加学校组织的这些活动，重在切身感受日本文化，但战时这些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使留日学生体悟日本皇道、武士道的“精髓”，理解所谓“日本精神”。日本学者川岛真指出：“感受日本精神，将其应用于统治，在这一问题上，‘留学’被赋予了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留学生在日本学习，并且在日本各地游历，可以说留学生的‘游历’对于日本社会来讲发挥了上述重要作用。”因此，战时中国留学生初到日本，一般是先参拜各地着名的神宫、神社，然后是短期的参观实习，了解日本的风俗习惯。如，张景柏与同学们于1940年刚到日本神户，就被迫集体参拜伊势神宫和参观奈良，然后再去东京的“满洲国”留日学生会馆入住。孙用致也说，刚到日本，“首先参拜梶原神宫和伊势神宫”。谢慕嫄1942年赴日后，一边在东京各地参观实习，一边在“满洲国”留日学生会馆内练习茶道、插花，体会、学习日本的风俗习惯。中国留日警官学生也被定期组织参拜神宫、天皇御陵，以及到东京附近的府县实习。善邻协会则组织伪蒙疆政权留日学生，参拜神社、遥拜皇宫，宣讲武士道精神，甚至向留日喇嘛灌输：“佛教广大无边与日本精神无别”，以及“从宗教角度看日满蒙的亲善”等，实为亲日、崇日教育。
日本政府还特别资助各校和教育机构，每年定期不定期地组织留日学生修学旅行和游览名胜古迹，以此作为“训育”留日学生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中国留学生“训育”费的报销要求，1939年5月，相关各校和教育机构汇报了1938年度组织“中华民国”和“满洲国”留日学生修学旅行、参观日本名胜古迹等“训育”活动，其中包括明治专门学校组织本校中国留学生游览阿苏山，广岛高等师范学校组织本校中国留学生赴山口县旅行，广岛文理科大学组织本校中国留学生参加铁道省指定的青年徒步旅行（旅行路线是山口县长门峡——萩——萩芳洞），京都帝国大学分别组织本校“中华民国”留学生参拜伊势神宫、“满洲国”留日学生到奈良实习旅行，第一高等学校组织本校中国留学生到郊外旅行及参观历史遗迹。各校和教育机构还利用课余时间，组织留日学生参观工厂、“模范村”，在毕业前夕到日本各名胜古迹进行“圣迹旅行”，目的在于使留日学生加深理解“日本精神”。
二是利用假期举办“夏期修炼”、“冬期修炼”。中国留日学生战前自由报名参加“夏期修炼”，消夏避暑、锻炼身心，但在战时则成为“体悟团体规律生活的真义，彻底理解勤劳奉仕之精神”的一种强制性活动。“满洲国”留日学生会从1937年组织留日学生“夏期修炼”，对于被指名参加而“因个人原因不能参加者”，需要“向学生会本部提交记有不参加理由的申请书作为证明文件，因家事关系的要有地方长官证明书，因学校关系的要有校长证明书，因疾病关系的要有官立或公立医疗机构的诊断书，且附有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信件”，获允缺席“夏期修炼”者，必须参加“冬期修炼”；无故缺席者将受到“严厉处分”，可见这种“修炼”已非留日学生的自由选择，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夏期修炼”是每年7月中旬至8月下旬组织留日学生到日本的田园、山岳、海滨活动，每项活动一般组织一两期，多则三四期，每期10天左右。一般情况下，当年新入学的留日学生和预定翌年毕业者要全部参加，并在每一期修炼活动结束后，发给结业证书，作为他们日后任官、就职的参考凭证。“冬期修炼”因为寒假时间短、气候转冷，所以主要是到田园活动。其他如东亚振兴会、东亚育英会、日华学会等留日学生相关团体，每年暑假、寒假亦组织留日学生进行“夏期修炼”、“冬期修炼”。
三是组织留日学生与日本国民开展联谊活动，使其直接接触日本国民的生活，以加强两者之间的感情。战前日本国内的日华学生会、“留学生同情会”及日华学会等团体，虽也曾组织过留日学生与日本国民的联谊活动，但战时此类活动的频率大大增加。如，东亚育英会对资助的在日中国留学生，每年给予一次旅费，将他们召集到东京，与该会会长及工作人员进行联谊和交流。伪山西省公署顾问甲斐，拉拢一些在山西工作过的日本高级官员成立“日晋会”，并于1943年由伪山西省公署出资在东京涉谷区购置一栋小楼，命名“日晋寮”，作为山西籍留日学生的活动据点，举办各种宴会、游园和参观活动。大阪朝日新闻社每年举行留日学生招待会，并将这些留日学生分别请到一些日本人的家中做客。如，吴新就曾被请到一个地方官家里做客，且受到对方的热情接待，但她觉得这种招待过于礼节性，虽无不妥之处，“却令人觉得与对方有距离”。因此，这种形式上的联谊活动，很难弥合侵略战争在日本国民与留日学生之间形成的鸿沟。
日本政府、学校和留日学生相关团体、机构，为从情感、思想方面蛊惑留日学生配合和支持其侵略战争政策与行动，还精心创设一些活动。一是外务省直接组织一些迎来送往的晚餐会、茶话会等，意在联络留日学生与日本政府有关部门、人员之间的感情，竭力营造“日中亲善”的氛围。1939年3月1日，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通过《文化事业部关于“满洲国”及“中华民国”留学生举办首届送别晚餐会件》，主要内容包括：送别晚餐会的对象，是“满洲国”及“中华民国”留学生的本年度毕业者；送别晚餐会的主旨，是进一步密切日本有关部门与留日学生之间的关系，指导留学生毕业回国后与日本方面永远保持联系；之后每年都要举办留学生送别晚餐会；送别晚餐会召开的同时，通知日本驻外使领馆采取使归国留学生与当地日方机关加强联系的种种措施。3月23日，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在外务次官官邸召开了首届“满洲国”及“中华民国”留学生毕业者送别晚餐会。会上，提前安排留日学生段贵图和陈东达分别代表“满洲国”、“中华民国”留学生致辞。文化事业部长三谷隆信鼓励这些被认为“优秀的学生”，在毕业后继续致力于“学问研究”，为“日中亲善”和东亚“和平幸福做出贡献”。
外务省还不时召集中国留日学生参加各种茶话会。1939年10月16日，三谷部长致函东京帝国大学总长平贺让等16所学校和留日学生教育机构负责人，通知10月28日下午两点在小石川区白山御町东京帝国大学附属植物园内，召开中国留学生茶话会。28日，茶话会如期举办。三谷部长在会上宣扬：“歼灭日本和中华民国的共同敌人共产主义，高扬东洋本来之道德，求得东亚之和平与大陆诸民族之幸福是我国的目的，为实现该目的，我们期望组建新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共同迈进建设东亚新秩序。”表示“北京临时政府和南京维新政府推荐的留学生，学成归国之后必将与我国相互提携帮助，为东亚永远的和平与大陆的发展做出贡献，而日中两国国民之间的提携帮助最为必要的是，两国国民能够相互认识两国的实情，各位留学本国多年，其间对日本的实情特别是风土人情充分了解，冀望各位将来以两国的亲善提携为重要任务”。为鼓励和争取中国留日学生参加这些晚餐会、茶话会，外务省文化事业部还根据他们距离东京之远近，补助那些居住在东京府外而参加此类活动的留日学生的旅费。这些所谓“亲善”活动，对于远离故土的留日学生而言确实具有一定的诱惑，以致不少留日学生虽憎恨日本军国主义者、特高警察和便衣特务，却往往对日本老师、同学抱有一种相对亲近的感情。
二是举办各种“兴亚”思想训导会、“大东亚新秩序”建设讲演会等，灌输各种“侵略有理”论。如，第一高等学校在1938年就召集留日学生参加了11次思想“善导”训话，几乎每月一次。东亚振兴会京都支部，在日本败局已定的1944年仍举办“兴亚”思想普及讲习会及学术成果发表会，努力“启发”留日学生。1941年3月，伪蒙疆政权首领德王第二次访日之际，在东京召开了蒙疆留学生座谈会，向留日学生鼓吹民族分裂谬论和“兴亚”思想。同年6月22日，汪精卫被安排在东京帝国大学大讲堂对600名汪伪政权的留日学生进行“训示”。汪在“训示”中大谈“爱中国、爱日本、爱东亚之心理，并合如一”，提出以日本、“中国”、“满洲”三国为中心结成东亚“轴心”，强调“国民政府”与日本之间“诚心诚意”、“同心同德”、“善邻友好”的“铁则”。汪“训示”后，据说留日学生进行“长时间的热烈讨论”，“一同衷心感铭，愈发自肃自戒，纷纷发誓刻苦学习，以迈向建设大东亚之路”。这种虚假的形式显然满足了日伪的心理需要。1942年3月，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访问日本时效仿汪氏，在“满洲国”留日学生会馆，向伪满留日学生发表了《为建设亚洲新秩序而努力》的演讲。其实，这些言论并不能真正令留日学生信服。如，日本学界名流、驻外使节在东京商科大学与留日学生座谈时，竟说日军进驻“满洲”是为保障日本安全，该校留日学生李树国对此暗中质疑。
三是强迫留日学生访问日本侵华战争元凶，慰问日本战死者的遗属，参加日本战死者慰灵祭，组织留日学生祈愿“大东亚战争”必胜等，这些是留日学生最不愿参加的社会活动。伪满留日军事学生就被组织“有计划地集体访问一些日本侵华巨头，如日本关东军司令长官或在伪满任过要职的人物。日本人称之为‘访问先辈’”。面对在祖国和家乡烧杀抢掠的侵略者，这些留日学生又不得不装出恭敬的样子。留日学生单纯回忆说，至今记忆最深的，就是留学时期被派往战死的日本将军家中进行“亲善”活动。但是，他们又不得不去，因为这些都是学校或留日学生相关团体组织的活动。如，东亚振兴会在1944年多次组织留日学生参加“大东亚战争”慰灵祭，组织留日学生在6月1日到明治神宫、11月5日到靖国神社祈愿“大东亚战争”胜利，9月17日悼念战死的海军大将中村良三。这种强迫留日学生祭祀、悼念侵略者的行为，极大地刺激了留日学生的民族感情，甚至一些善意的日本学生也不愿留日学生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
总之，日本政府、学校和留日学生相关团体、机构，组织或“邀请”留日学生参加的这些社会活动，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参与者的被动性。战前中国留日学生往往既是活动的组织者，更是积极自愿的参与者；他们参加日本政府、学校和留日学生相关团体、机构组织的一些社会活动，是以自愿为主。但是，战时组织在日中国留学生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主要是留日学生就读的学校或教育机构、留日学生相关团体、日本外务省及其他日伪机构，留日学生成为这些活动的被动参与者。（2）内容的欺骗性、蛊惑性和侵略性。综观战时在日中国留学生参加的这些社会活动，可知其重点是宣扬日本文化的优越性，鼓吹“日满一德一心”的一体关系，高唱“日中亲善”和日、“满”、“华”三国“轴心”同盟，呼吁留日学生认真体悟“日本精神”，协助日本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祈愿“大东亚战争”必胜等，灌输“日本侵略有理”。（3）活动的强制性。这些社会活动对于并非没有任何国家意识的留日学生而言，自然不愿参加，往往是能躲则躲，“避而远之”，但多数情况下难以逃避，或者是躲过一次却躲不过下一次。如前所述，缺席“夏期修炼”者必须参加“冬期修炼”即是如此。
战时在日中国留学生虽可与日本学生共同旅行、共同研究，但他们要像战前一样独立地开展集体活动，则较为困难和危险，以致不少留日学生不愿参加其他任何社会活动。因为“留学生的宿舍经常有特高警察来‘访问’，留学生的集体活动非常困难”。所以，董锡惠赴日后只是学习，“从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其实，“当时的留学生，特别是女留学生，像董锡惠这样的情况应是普遍现象。”沈殿成指出：“伪蒙古自治政府选送的留学生，因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较少参加政治活动和联谊活动，与其他中国留学生接触较少。”而“冀东留日学生由于处于防共、反共、联日的白色恐怖氛围中，因此，多数冀东学生埋头书本，不问政治”。 “中华民国”和“满洲国”的留日学生，在日本警察、特务的严密监视和管控下，大多只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日文’书”。
然而，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严酷形势下，有的中国留日学生秘密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据已有研究成果和掌握的资料可知，伪满洲国、伪中华民国、伪蒙疆政权选派的学生赴日后，虽在学习、住宿、日常交往等方面受到日本警察和特务的监视，但有些留日学生并未真心接受亲日教育，反而“以各学生宿舍为中心开展抗日活动”。1938年4月赴内务省警察讲习所留学的中共党员汪叔子，不仅在“满洲国”留日学生会馆内重建“中共东京支部”，而且多次在会馆秘密开会，制订支部组织纲领和抗日工作计划，如策划破坏日军后方军事部署，密谋袭击日本和傀儡政权的重要官员，秘密收集日军情报，暗中联络华侨，宣传反战思想等，直至1939年2月19日被日本警视厅逮捕。3月30日，内务省警察讲习所所长安藤狂四郎以汪叔子“渡日以来，伪装学习，实则批判日本情势……秘密纠合同志，制造流言蜚语，意图扰乱后方”为名，将其开除出所。
除中共系统的留日学生开展抗日活动外，国民党方面的留日学生，也在日本各地的留日学生中秘密发展成员，暗中搜集日军情报，建立“中华救国团”等抗日团体；即使处于中共与国民党之外的其他党派的留日学生钱崖，亦建立反战情报组，搜集日军调动和侵华行动计划，并设法传递给国民政府，反映了战时在日中国留学生摒弃派别之争、政见分歧携手抗日的爱国情怀。1940年11月，伪满建国大学第一期学生赴日修学旅行期间，汪伪政权派遣的一批留日学生就与他们秘密接触，暗中宣传抗日救国，获得建国大学学生的共鸣和支持，并商定联合抗日救国的途径和方法。不幸的是，回到“满洲国”的建国大学学生与留日学生之间的频繁联络，被关东军宪兵队察觉，遂致数十名建国大学学生被捕入狱。不过，日本军警的镇压并未阻止留日学生的抗日救国活动。一些留日学生暗中散发传单，宣传反满抗日活动和邮寄抗日贺年卡，或者采取不与日伪政权合作的抗日态度，这些留日学生零星开展的抗日活动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面对“有人说祖国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在日本”的质问，留日学生回应说：“我们应不应该害怕如此批判？我们应该先向自己问:我们来日的目的在跟日本合作，还是因为敌国，所以来日本？然后从更加客观的立场来得出结论。如果结论就是后者——因为敌国，所以来日——我们就是很认真和爱国的学生。”确实，大多数战时在日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政府、学校和留日学生相关团体、机构的裹挟下，在日本军警、特务的监视、管制和镇压的恐怖气氛中，不得不与日本“合作”，被动地参加其主导的各类社会活动，或者将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其实，消极“合作”也是一种无声的抗争。更何况，当时仍有不少留日学生身在“虎穴”，却心思抗战，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活动。已在享受和平生活的现代人，没有理由，也不应该过多苛求抗战时期的“敌国留学”者。
抗战时期在日中国留学生的生活实态，具有明显的战时色彩和深刻的伪政权选派之烙印。首先，他们失去了战前留日学生的那种相对自由，可以说“从招生到回国后的职业选择一切都是预先安排好的”。其次，日本侵略战争尤其是战争后期的形势，不仅严重干扰了他们的留学生活，而且使其时常面临生命危险。再次，留日学生时刻承受着分裂式的精神折磨。他们在号称“友邦”实则“敌国”的日本留学，一方面对其殖民奴化教育活动佯装恭顺、强颜欢笑；另一方面又有来自内心深处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在日本警察、特务的监视下强压愤懑，无法对正遭受侵略的祖国施以援手，其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1944年9月，董锡惠从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获得毕业证书后，曾言道“不知是高兴，还是难过，还是惭愧”，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战时在日中国留学生复杂矛盾的心理。最后，他们以对日“合作”，或消极“合作”，代替了战前留日学生与日本政府之间直接的冲突，使战火纷飞下的留日生活呈现一派“和谐”景象。
然而，战时日本将中国留学生培养为配合其侵略战争政策的“协力者”，视作关乎“新东亚建设”事业成败的大事，已然背离了留学教育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正常轨道。日本政府注重向留日学生传授“优秀技能”的同时，更加重视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灌输殖民奴化思想和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谬论。但是，日本侵华战争中的烧杀抢掠暴行，以残酷的事实教育着这些亲身感受日本国内侵华战争狂热的留日学生，加之作为殖民地伪政权选派的留学生的无奈与耻辱，不仅使他们心中难以真正形成侵略者一厢情愿的亲日思想，反而更易激发他们的民族情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留日学生孟广琏就指出，日本煞费苦心培养留日学生，“以备他日亲善之用”，但“中国人终究仍是中国人，造就出来的人才回国后是为中国用的”。其中，一些人在战后初期利用留日所学积极参加对日遣返和审判日本战犯工作，更多的人则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优秀人才，留日学生米国均、肖向前等还为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努力，这些都反映了日本侵略者的初衷与历史结局的背离。科技不分国界，学问没有畛域，被战争赋予太多政治目的的留学，既不会支持侵略者发动的战争，也终究无法阻止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