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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何卓恩：台湾大学接收改造中的“国界”与“省界” ——基于《罗宗洛日记》(1945-1946)的观察
作者简介：何卓恩，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台湾与东亚研究中心，武汉 430079原发信息：《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广州)2016年第4期 第93-103页
内容提要：台北帝国大学的接收和改造，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在台行使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以罗宗洛为代表的教育部台湾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人士，除了处理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已然改变的主从关系，还需要面对新出现的外省人与本省人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从有“国界”、无“省界”，到“省界”显、“国界”隐的潜变。大学接收中突出体现的是不分省籍的告别殖民地地位的急切期盼，接收后的大学改组则越来越彰显外省人士与本省人士具体利益诉求的差异，使接收初期合作无间的省籍关系出现裂隙，甚至影响到本已达成的国族认同。
台北帝国大学的接收和改造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在台湾行使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李东华、杨宗霖编校的《罗宗洛校长与台大相关史料集》(含罗宗洛当时撰写的接收报告书、接收日记、当时载之报端的讲辞，给后任者的信函，以及事后的回忆录等)的出版①，逐渐引起学界重视。罗宗洛是中国政府委派接收台北帝大的主要负责人，在完成接收并改造成国立台湾大学的过程中充当了最重要的角色。他留下的这些珍贵史料，不一定能够解决有关台北帝大接收和改组中的一切历史问题，却足以反映这一过程的概貌和基本矛盾。其中接收日记，除第一次出差重庆期间停记之外，从受命到达台湾的第一天到辞职离任，每日有关接收的大小事宜均有记录，实为迄今发现的有关台北帝大接收最详尽、最真切的文献。本文将以《罗宗洛日记》为主要依据，结合其他文献，对中国政府接收改造台北帝大过程中中国人与日本人，外省人与本省人的关系略作探讨②。
一、从台北帝国大学到国立台湾大学
1945年8月中国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台湾回归中国，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的教育设施与其他设施一样面临中国政府的接收和改造。根据国民政府教育体制，台湾中小学和高等专科学校由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负责接收和重建，台北帝国大学的接收和改造则归教育部管辖。1945年9月中旬，教育部长兼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在重庆北碚召集在当地的中央研究院的几个所长谈话，分别指派接收不同大学的任务，其中指派罗宗洛到台湾接收台北帝国大学③。因事情紧急，他们被要求立即收拾行装上路。罗宗洛提议苏步青、陈建功、蔡邦华、陆志鸿、马廷英5人随往，得到支持④，朱家骅又派了秘书王泳作为教育部督导员陪同前往。
台北帝国大学成立于1928年，初设文政及理农两个学部，台湾光复时已扩展为文政、理、农、医、工5个学部，本科学生863人，另有预科生586人，医专生318人。学生以日本在台人员子弟为主，台生比例很低(本科165人，预科73人，医专113人)，尚有极少数的朝鲜学生⑤。学校设备精良，师资力量雄厚。朱家骅交代罗宗洛的接收原则有三：要完整接收，避免损失；接收后即筹备复课，暂可留日籍教师担任功课，以后找到合适的人再替换；暂时一仍旧贯，求得稳定，以后逐步按中国的大学规章改正⑥。
罗宗洛、马廷英、陆志鸿于1945年10月17日到达基隆(其他人员稍后到达)，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起于是日。当日记载：“(乘坐美国旧军舰)上午十时望见陆地……十二时抵基隆，下午……终于登陆。基隆同胞出迎者甚众，吾人被导至邮政局大厦中休息。当地人士以茶点招待，女学生殷勤进茶，各面有喜色……六时许抵台北，沿途各站皆有台胞伫立欢迎，车过时欢呼挥手，状极愉快。”到达住所(台北大学总长官舍)，“驿前灯火辉煌，同胞以万计夹道欢呼，情形之热烈，为余平生所仅见，足见台胞民族意识之盛旺”⑦。他们对台北帝大的接收工作自此热烈支持气氛中展开。
当时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长官陈仪尚未到达，台湾光复仪式尚未举行。为了工作顺利开展，罗宗洛吸收台北帝大唯一台籍教授杜聪明和台湾第一个哲学博士林茂生加入他领导的教育部台湾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分别负责医学部和文政学部的接收，分配随后到达的苏步青、陈建功、蔡邦华分别负责理、农、工三学院的接收。接收的方式，经多次商议决定分步骤开展：首先分头去各处参观，充分了解实际情况；在基本了解情况后，开始与大学当局接触，并令他们全面编造人员、图书、仪器及药品等清册；随后对这些清册与实物对照进行逐一清点；俟完成，最后正式接收。
在第一阶段，罗宗洛一行费时约三周，分头以“个人名义访问各教授，并参观其研究室之设备”，“与在大学任教之本省人士谈话听取其报告”，“与本省学生谈话听取其报告”⑧；10月30日，罗宗洛等到大学本部与帝大总长安藤一雄见面，指示接受方针，要求其从速准备好财产、设备和机构、人员清册，进入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正式接收并清点财产，11月15日上午十时举行大学交接仪式，罗宗洛偕教育部台湾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成员陆志鸿、马廷英、杜聪明、林茂生及教育部督导员王泳等出席，安藤一雄率原帝大各部部长及各部门负责人参加，安藤委“森本庶务课长交出种种印信、清册，经余(罗宗洛——引者注)检点后，交由陈英湛君收下……随即至学生课、农学部、会计课、南方资源科学研究所、理学部接收，各出会计账簿由余盖章……下午一点半，继续接收图书馆、预科、文政学部、南方人文研究所、工学部等处，三时半完毕”⑨。日方共移交大学及各部官印85枚，清册65个⑩，象征主权转换。财产清点工作量巨大，接收人员人手不够，遂动员在台大服务的台湾同胞，如助教、讲师等青年20余人和高年级的台湾学生分片进行，历经一月完成。实际开展中正式接收的时间有所提前，主要是受到教育部的来电催促所致。
接收后的大学名称，初仅取消“帝国”二字而冠以“国立”，称“国立台北大学”，后根据教育部指令确定为“国立台湾大学”(11)，教育部任命罗宗洛代理台湾大学校长职务。依照中国学制，罗宗洛将国立台湾大学进行了一些必不可少的改造，分设系、科，各“学部”改称“学院”，并将文政学部划分为文学院及法学院，再加上理、医、工、农共为6个学院、设22系。原有的大学预科，改为先修班。
二、中国人与日本人
台北帝国大学原创于日本殖民者，所以它的接收，直接相关的是兼有战胜国和被侵略国双重身份的中国政府，与兼有战败国和侵略国双重身份的日本政府之间的关系。具体就大学而论，便是代表“帝国”方面的安藤一雄当局与代表中华民国方面的罗宗洛一行。在接收过程中，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始终是最重要的一面。从罗宗洛日记观察，总体上，对于中国接收人员的指令，日人采取了配合的态度，但也出现不满之表示。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按照自然情感，来台外省人最容易有报复和傲视的心态，但教育部派出接收台北帝大的这批学者，却基本上能够抑制这种情绪性心态，着眼于民族根本利益而理性从事。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肩负教育部赋予的三项指示；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大多是学界信服的优秀学者，有完全的信心兵不血刃而折服日人。
接收人员中，且不论杜聪明和林茂生皆为日人熟知的台湾知识精英，外省来台的罗宗洛、陆志鸿、马廷英和随后到达的陈建功、苏步青、蔡邦华，也都有在日本长期求学的经历，且服务于或曾经服务于教育界，是学有专长、能够深刻体会专业价值的着名科学家。这些与日人方面有交集的特质，对于从日人手中接收大学的使命来说，相当有利。他们与台北帝大日籍教授之间，不少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师友关系，在接收过程中运用得当，自然会产生助力。仅从罗宗洛日记所反映者看，日比野教授与罗氏均曾受教于坂村，因此两人“相见甚欢”(12)，不日还“送坂村师着书《植物生理学》来，并附情辞恳切之信及三年前坂村师至彼之信”(13)；山根教授为罗氏师辈，“在札幌时待余甚厚”；松本教授系罗氏留学时代的老友，“相见之下，悲喜交集”；松本的助教授山本和太郎则“与余同学”(14)；涩谷教授“亦札幌同学也”；后藤教授乃挚友，见面即“握手拥抱，喜极而涕”，告以乃师坂村教授曾来台湾，“屡念及余”(15)；矶永吉教授为“高吾师坂村先生一级”的长者(16)；奥田教授“与坂村师甚亲密”(17)；早板教授为马廷英之师兄，“于余为大先辈”(18)。师友相见，畅叙旧情，在因战争胜败而产生的接收关系中，无疑能够发挥缓冲敌对情绪的客观功能。
而就日人方面看，虽然大学当局未必甘心将其“手创”的大学拱手奉送中国，但战败的处境使得他们不得不放低姿态，表现出诚意来换取可能的利益。10月30日罗宗洛等与安藤总长见面后，他们即提出切望中国接收大学后继续“扩充其设备，发展其机构”；在此前提下，“学生、生徒之学业，希望不致停顿，而在可能范围之内，教职员之研究，希望亦能继续”；并表示大学现有教职员“均愿以其所体得之知识与技术，对于台湾以及华南方面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之探究，农工业之开发，医疗卫生之普及，协助中国政府”(19)。留用、延续和发展的期待，尽管未必没有更深一层的心计，但至少在形式上与中国政府教育部决定大学续办、日籍教授原职续聘，以及中国台湾省长官公署决定日籍学生继续上课的政策并不矛盾，可以想见会得到罗宗洛的正面回应，而在得到这种正面回应之下，帝大当局自然失去了讨价还价的正当性。
而且，日籍教授毕竟属于学界人士，有别于军界战犯。他们中有白鸟教授那样的“巧言令色”者(20)，以及一些抱有帝国主义思想和企图者，却也不乏人格正直，甚至有对军国主义颇有反感者，如“松本先生人品学识均较优秀，将来宜招集优秀之青年从之学习”(21)；古生物学权威早板“为人正直豪爽，系纯正之学者，出语辛辣，不畏权势，颇为日本军部所嫌恶云”(22)；农业实验所所长矶永吉“自言自大学毕业后，即来台，在此服务及今已卅五年。一生心血尽费于兹，此身行作台湾之士，已在整理着作《稻作讲义》。不幸战争勃发，所内驻兵，所员被征从军，致工作停顿。言下切齿于军人之无智”(23)。教授的学者身份，心态上比较倾向于在学言学。接收人员第一天接触日籍教授，日比野就与其谈及“台大已有18年历史，设备甚新，接收后愿继续扩展，勿使停顿”，这一看法后来证明代表了多数日籍教授的共识。有的日籍教授还主动为大学的日后发展出谋划策。如建议乘接收之机将大学在台中的两处山林农场连成一气，作为以后生态学的研究基地和创造林科的基础(24)；力劝保存特色鲜明，“规模之大，设备之美，非札幌所可比拟，实为东洋第一”的农艺化学教室，“以为造成农艺化学人才之摇篮”(25)。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中国接收人员所采取的策略步骤和处理问题方式，克服了日方可能的消极抵御心理。罗宗洛等一开始就有意识地避免简单化接收方式，而以访友式的沟通了解为起步，到达台北即席不暇暖进行访问教授和参观设施的工作，从10月19日到30日，每天都有参访行程，表现出令日人钦佩的诚恳和负责的精神(26)。在此过程中，针对过渡状态中出现的有损学校和有碍教授生活的情况，尽可能协助加以排除。如当了解到原住大学官舍的山根教授，一时难以寻获新居，“前日立命迁出，非常狼狈”时，罗宗洛“不禁惶然，无地自容”，表示“虽非我所要求，但人借我名义要求，我当负此责任。明日必须前去‘请罪’”(27)。次日果然至农场访山根告以住宅无须急迁(其他教授亦然)，山根非常高兴(28)。当涩谷教授偕庶务课长森本留治郎来报，“国军第107师迫击炮队士兵约400人，口称奉师长命入驻大学，顽不肯退”，罗宗洛遂派马廷英前往说谕，兵退。这种处理方式，表面上对日方是一种“迁就”，实质上却显示了以德报怨的大国风范，对日人也是一种感化，有利于大学接收第一原则“完整接收，避免损失”的彻底实现。罗宗洛在日记中表示，接收“工作进行至为顺利，日方颇有诚意”(29)。
接收后的国立台湾大学，不少日人教职员继续在校发挥原有职责，日人子弟也继续在台接受教育。日人向新的学校当局提出的更多是一些有关生活待遇问题和日籍学生教育资格问题。
关于生活待遇，日人的目标主要是维持原有水准不致降低，且各人去留自主。原帝大总长安藤一雄一再向罗宗洛提出要求，包括一般薪酬标准(30)和多数教授的普遍愿望(31)，也包括对“颇有思归”教授的通融(32)和一些教授的特殊诉求(33)。除了本校日籍教授，与大学业务有关的校外日本技术人员也屡屡向大学当局求助。如1945年12月初原工业研究所所长池田铁作来访，以台湾技术协会会长资格邀罗氏等出席协会恳谈，“称技术协会拥有各种技术之专家，对台湾之产业各有独特之意见”，要求合作。罗宗洛以初到斯地，一切生疏，表示需待巡游全岛后再行会谈。当月巡游全岛完成，1946年1月底台湾技术协会再次邀请罗氏等举行中日两国技术者恳谈会，池田铁作虽“言欲以日人在台湾之经验，对于新台湾之建设有所贡献云”，罗宗洛当然看得出，“实则彼等前途极不安定，生活亦苦，欲余等向长官进言，俾有所改善”耳(34)。对于这些日本教职人员的生计和去留，罗宗洛采取尽量优容的做法。
日籍学生教育资格问题，根据罗宗洛所记，接收前夕，“安藤总长来谈，希望认日籍学生为留学生，余未允，许请示教部”(35)。接收后日生上课受到民族热情高涨的台籍学生阻止，前总长安藤更四访罗宗洛。第一次：“前总长安藤来谈，医学部学生不准日生上课，杜聪明似无力制止，彼欲以前总长资格向长官有所请求，余告以余等之决意，彼乃退去。”(36)第二次：“安藤前总长来谈，言医学专门部学生之父兄闻专门部有取消之说，相与集议，咸谓彼等之祖先来台殖民，业经二世，现虽战败，无意言归，其子弟亦无法回国就学，希望能与本省人同受教育云云。余唯唯否否不予以明确之回答。日本侨民之无意回国，可谓显然。”(37)第三次：“安藤一雄偕森于菟(前医学部长)来，言医学部日籍学生，虽于上星期六开始上课，但日籍学生代表前往中国学生处要求此后和好相处时，为中国学生所拒，恐有危险，今日起又不敢上课，欲余出告示晓谕云云。余允考虑。”(38)第四次：“前总长安藤一雄前谈医专三年级台湾学生不允日籍学生实习，特来报告，又言日籍学生已尽量谨慎，但仍不为台湾学生所谅，可否召集日籍学生予以训话，最好规定‘日籍学生须知’，俾有所遵循云云，语带讽刺。余漫应之。”(39)在这一过程中，安藤由一再请求，到语带讥刺，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不满。
罗宗洛以“漫应之”应对安藤的“语带讥刺”不是没有根据的。教育部交代的接收原则，只允在教授不足情况下暂时续聘日籍教授，并未涉及在读的日本学生问题，其要求“继续上课”也没有谈到日本学生是否在继续上课的范围之内，允许日生照常上课是出自省公署的优待政策，按照制度，教育部管辖的国立大学可选择不执行。这些学生基本上是在台日人的子弟，日人以种种原因，多不愿返国，所以借藤上树、得寸进尺，不仅要求校方保证维持期间日生上课的权利不受“干扰”，而且要求永久与本省人同受教育，并确定其“留学生”的地位。安藤之外，医学专门部日籍学生父兄志愿代表原田、八十川、赤司等人也曾来校请愿，希望医专恢复正常功课，将来医专取消，中国学生可转入预科，希望日本学生同样办理。这些超出教育部指示范围的要求，校方难以满足。罗宗洛感觉到“在今日之状况下，中日学生势难和平相处，而陈公洽取优待之政策，允日生照常上课，招致许多困难，日人又不自量，得寸进尺，提出种种要求，实属无理”(40)。不过，日人得寸进尺时，大学接收已经完成，日方已经不再具有关系主体的资格，而变成被动的关系对象了。在此情况下，经罗宗洛等向长官公署交涉，1946年1月中旬乃把全部日本学生遣送返国，而获聘日籍教授则继续留任(到1949年8月傅斯年校长任内，国内教授已可完全取代，才全部遣返回日本)。
应该说，中国从日本手中接收台湾大学，过程基本平顺。接收时表现出“颇有诚意”的日方在接收后出现“语带讽刺”的情况，主要是因为中国民众在光复台湾时所释放的去殖民化激情，与日人欲长期居留台湾的心理期待之间存在明显的落差，这种落差恰巧与日人交涉角色中的主客易位相应，未构成明显的敌对事件。
三、外省人与本省人
来台外省人与台湾本省人之间，起初彼此毫无嫌隙、完全信任、不分彼此。
据罗宗洛日记，他们一行到达台北时，台湾籍医学教授杜聪明与省公署接管台湾的先遣人员林忠一起前往迎接，双方一见如故。罗氏约请杜聪明次日上午谈话，告知政府接收政策，了解大学详情和日人、本省师生想法(41)。随后几乎每天杜氏都会与罗宗洛、马廷英、陆志鸿等见面，罗氏等也委以其向台籍师生解释政策之责，并热情邀约他一同参加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共同进行接收工作。杜聪明欣然表示接受。后来探听得在台湾同胞中颇有名望的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林茂生，请其加入，亦得愉快地接受。接收后成立的“校务维持委员会”、“校务会议”，这两位台籍人士都是当然的成员。
杜、林二人加入后，罗宗洛每遇重大问题，都会优先征求他们的意见。其中杜聪明因为原在帝大任职，熟悉情况，受征询的机会更多。为了大学日后改造开展得更加顺利，罗氏等人经常就学科存废和发展问题，征求杜聪明的意见。如：10月19日，“所谈系预科应否存在问题。杜君主张废去预科，将学生并入高中。此意见虽与余相反，但颇有理”(42)；11月10日“晚杜聪明兄来谈，对于医专合并问题有所商讨”(43)；11月27日“晚杜聪明兄来谈医学专门部事，决定一、二、三年生转入预科，毕业后再入大学医学院”(44)。而有关大学医学部的事务，更是授命杜聪明全权处理，他“负责办理接收的单位很多，包括台北帝大医学部、台北医专、台北帝大附属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日本赤十字支部及附属医院等等”(45)。11月5日，杜聪明在全校接收前十天，实现医学部及其附属机关的接收。大学维持期间，医学院、医专先后发生台籍学生擅自进行“解放式”(即解散日籍学生)的事件，杜聪明说服和“镇压”不力，罗宗洛、马廷英、陆志鸿等人亲自出马，召集本省教职员、学生谈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警之以纪，大力协助解决。而教师聘任方面，也充分尊重杜聪明，“杜聪明兄提出整理医学院人事之具体办法，教授除武藤一人外，皆留任，此外皆以中国人补充”(46)。杜聪明教授任职25周年的日子，大学联合台北市政府特别举办了祝贺会和宴会(47)。
林茂生原本不在台湾大学任职，加之他所负责的文政学部，由于与意识形态关系紧密，不便多留用日籍教授，而国内教授又一时接济不上，根据省公署和大学维持委员会的意见，在接收后事实上处于暂缓运作的状态，所涉事务不多。但罗宗洛对于林氏十分尊重，不仅授命其代理改组后的文学院长(48)，授权他审查文学院拟聘教师资格，就文学院未来发展提出意见，而且委派他兼任先修班科主任，全面负责先修班教学和管理。彼此之间，气氛融洽。
罗宗洛等对于其他本省教职员，也相当关心和重视。接收前，曾有在医学部服务之台湾医学者六七人至罗寓讨论日籍教授问题，提出“目下在职之日籍教授着名者不多，而台湾医学者优秀者甚多，可取而代之”，“日籍教授向来压迫台湾人，不使抬头，留之亦未必肯热心指导”两条理由，主张日籍教授无需留用(49)。这种意见虽不可行，却使罗宗洛等外省人更真切体会到在日据时期本省员工所受的歧视，接收以后，其一面续聘日教，一面“对台湾人员普遍升级，并任用大批新助教(50)，以体现光复做主之意。一些教师对续聘日教等过渡性措施不太理解，有“此大学究以日人为主抑以中国人为主”“光复的是台湾抑是日本”等愤激之语(51)，罗氏乃专门召集本省职员谈话，请其理解教育部政策，协助接收，并保持秩序(52)。最后总算得到谅解，他们还怀着极大的热情废寝忘食地参与了接收校产的清点工作，使大学接收顺利完成。
改制为国立大学后，台湾大学的教师和职员聘用，既贯彻了稳定大学运行的宗旨，也体现了中国人当家作主的目标。新聘的教授和职员，只要是当时在台湾的中国人可以胜任的，都尽量聘用中国人担任：包含台湾本省人和来台外省人。据台湾大学向台湾省参议会一届一次会议提出的报告书，接收之前大学共有教职员1841人，其中本省人士仅有600人，位次较高的仅有教授1人和助教授1人。接收后，大学着力于“设法裁遣日人，拔擢本省人士”，留用日人以技术上必须者为限，获聘者264人，而本省人士获聘任教者已达134人，增加幅度显着(53)。
对于台籍学生，来台接收人员感受到他们回归祖国的满心期待。日本刚刚投降，台籍学生即与其他中等和专科学校学生结成“台湾学生联盟”，在台北“台湾第一剧场”集会，提出“训练自治精神”、“发扬中华文化”的行动纲领，努力于辅导国军进驻台湾，协助维持本岛秩序，宣传三民主义，普及国语运动，推动新生活运动，建设三民主义之新台湾(54)。在日人统治下的台北帝大，台湾学生常受日生欺侮，现在得翻身，急切“欲乘此机会将日人在台势力一扫而光”(55)。接收前学生代表向罗宗洛等表达学生联盟之决议，声明四点：(1)为使台湾教育彻底祖国化，应注意中国精神及国语之普及；(2)日人及日籍教师应遣送回国，必须将日人之势力一扫而光；(3)缺乏技术人员及学术人才时，宁招聘欧美优秀人士，不用日人；(4)如因日人之退出，而致大学之程度降低及产业停顿，学生等愿负其责(56)。
罗宗洛、陆志鸿、马廷英等理解学生的正当要求，同时谆谆告以不得不利用日本人才之苦心，而且提出日籍教授是我国战利品的说法，劝学生等放宽心胸，不可以一时感情而误百年之大计(57)。为了解开学生心结，接收之初，罗宗洛等专门召集本省学生讲话，循循善诱，指出：“在目前状况之下，酌留日籍人员，为不可避免之事，官厅犹如是，何况学校。学术无国境，尊师重道，为吾国数千年来之信条，诸君对于日籍教授，尊以师礼，不可以一时意气，为不敬之行动，更应爱惜光阴，殷勤为学，使人知我台北大学不但设备好，教师优，即学生亦为全国首屈一指者。如此，则本大学才不愧为国立大学矣。”又说：“我国做人，以忠恕为主，忠者律己应严，恕者待人应宽，日人过去压迫台湾同胞，是日人的不是，但我们不可施以报复，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应该不念旧恶，发挥大国民的气概。何况这个局面是暂时的，不久，政府必有妥善办法，望诸君善体斯意，保持秩序。”(58)
接收人员的晓谕，有些学生能够接受(59)，有些却仍然激烈反对，乃至“以学习国语为辞”(60)拒绝上课。他们最不能接受的，是接收后仍然要和日本学生一起上课。接收当日及次日，医学部和医专台籍学生先后自作主张召集日籍学生举行解散仪式，命日籍学生从此不要来校上课，并对尝试上课的日生进行强力阻止。在校方一再沟通和努力下，日生虽得照常上课，台生却仍明确拒绝日生“和平共处”的要求，在精神上吓阻日生。学生在这件事上并无错处，接收人员乃决定满足学生心愿，遣送日生返国的决定就是因此做出的。此后，台湾大学的学生由原有本省学生和先后新录取的先修班学生、大学部学生以及从日本转学回来的台湾留学生构成，实现了完全的中国化。
可见，来台外省接收人员纵然在执行教育部和省公署政策过程中，与台湾本省教职员和学生之间，产生过意见分歧，但这种分歧主要是针对如何处理日籍教授和日籍学生，对外省人员本身并无不信任、不信服；而且，分歧的焦点，是本省人要求大学彻底去日本化、彻底祖国化，这在根本上，与外省来台人员情感和意志完全一致。所以，当分歧解决或化解后，双方都能够真诚相待，互相配合，出现具体问题也能协商解决。
然而，随着大学改制和改造，一些具体的矛盾开始出现。最为突出的是大学的经费出现难以为继的危机，战争炸毁的设施无法修缮，优质师资无法延揽。罗宗洛苦于教育部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之间的相互推诿，数度提出辞职。建设高水准大学的理想与这种官僚主义造成的严峻现实撞车，使台大师生渐生失望，本省人对在台掌权外省人的欢呼雀跃之情不再。其次，与经费危机相联系，一些正面的冲突也开始在本省人与掌握校政的外省人士之间萌生。其中附属医院罢诊事件，便是一次影响较大的典型例子。事情发生在1946年2月9日至4月8日罗宗洛赴重庆述职和争取经费期间，原委和经过大致是(61)：
台湾大学接收时，根据帝大时期医学部和附属医专的惯例，在为其附属医院聘任编制内医师的同时，还将一批编制外助理医师留用，前者有“委任状”(聘书)，后者无“委任状”。无委任状者中还有“有给”(有薪)与“无给”(无薪)的差别，这些职位绝大多数为本省青年医务工作者担任。帝大时期，他们受到日人的歧视，升迁机会很少，负气出走者时常有之；大学国立后他们即陆续向学校提出改革动议，任无给职助理医师者，希望能补日人离去后余下之有给职务，仍无给者亦要求学校能发委任状。罗宗洛赴渝述职离台登机前，曾向送行的医学院长杜聪明交代，可尽快提出名单给代理校务的总务长陈建功，能办即办。
2月下旬，杜聪明向校方提出助理医师名单70名，请求补发委任状，其中30名无给职请改为有给。代理校长事务的陈建功则以请求委任人数众多，且无薪改为有薪，将使本已难以为继的学校预算雪上加霜，未敢贸然作主，答复兹事体大，须留待罗校长返校决定。这个答复未能令名单中之当事人满意，遂一再催促；而陈建功亦一再表示不便轻易办理。求拒之间，双方情绪也逐步升高，3月19日名单中之当事人推派代表前往校长室陈情，据称接见者校长办公室主任秘书周颂久(外省人)态度强硬，称“祖国无此制度”，“罗校长对此事并无任何指示”，“因为预算尚无着落，尚无法补足编制内职员”、“校长不在，委任状不能发”、“无聘书的人，不是台大职员，故无权作要求”，引起代表强烈不满，返回医学院后群情激愤。21日下午杜聪明院长召集全院职员开会，以“职员一同”名义草拟“要求书”，正式向学校提出书面通谍，限学校于本月22日午后5时实现编制内原额补足和编制外无给职者发出委任状，否则“大学当局，应负一切责任”。由于校方未予妥协，22日第一附属医院宣布罢诊，25—27日第二附属医院继起响应，两院已有委任书及有薪之医生，亦均参加，事态遂致扩大。4月1日医学院学生亦开会发表声明支持罢诊运动；医学院基础学教室(即教研室)全体职员，向学校提出决议书，要求解决此事。师生的决议和声明主张，均超出事件本身范围，有涉及“学校民主化”及改革学校机构之说。情形趋于复杂，而渐有严重之势(62)。
罢诊事件迅速成为社会新闻事件，《台湾新生报》《民报》《人民导报》等媒体密集跟踪报道，而台北市长游弥坚也亲自邀约对立双方协调商谈，无法达成协议。好在4月9日罗校长即返回履职，迅速接见罢诊代表，做出决定：发放无给职委任状；编制内有给聘书暂时保留，待行政院通过台大预算后，将在预算许可最大限度补充缺额；赞同大学民主化，台大将尽量制度化。10日下午全体罢诊医员召开会议，决定自次日起复诊，事件落幕。
在这次事件中，杜聪明的角色尤其值得观察。杜聪明是台湾本省人中第一个接触罗宗洛等外省来台接收人员的，当即被邀加入接收队伍，还受到完全不分彼此的信任和重用，但在这次事件中却表现暧昧。他本人有着校务委员的身份，应属校方的一分子，然因这次事件以他所拟定的一份名单而起，他的情感立场便难免依违于校方与职员方之间，甚至实质上倾向于职员。当罢诊之议出，没有证据表明他曾经有力劝止，而且决议罢诊的院会就是他主持召开的(63)；而当罢诊渐趋扩大之时，他所充任的角色亦只是调停，而且调停中还增设了“改正校务当局的官僚态度”的条件(64)。后来罗宗洛返台，罢诊职员代表亦由杜氏引领接见(65)，杜氏还在介绍事件过程中对职员方多有维护。
罗宗洛的低调而快速的处理，使罢诊事件终得平息。对于事件的是非，当时《台湾新生报》有持平之论：一方面，就学校当局来说，“学校当局，办法没有错，但在答复时言语态度之间，或有忽略轻视对方要求的地方，而致引起反感……办法虽是，而应付较差，或是使这事难以转圜的原因吧；同时，这事件迁延时间太长，早应该电请罗校长明白答复，不应延宕，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就职员方面来说，“要求委任书，要求给薪，是正当的事，只要有过去的成例可援，或是学校事实上可以办到，社会自有同情与公论，当然可以办到。现在以罢诊为手段，未免有点迹近要挟，学校对此极感棘手，依则系受胁迫，且开恶例，不依则事态扩大，影响全校”。何况“我们以为学校当局并未拒绝各位的请求，不过要各位等罗校长回来解决，这短少的期间，各位应可等待。各位的要求，并未绝望，而遽出以罢诊的手段，未免有点躁急”(66)。就事论事，两相比较，罢诊的做法似乎比校方更难谅解，但是罗宗洛在征求各方意见之后(67)，终决定不给参与者处分。
大学接收时“竭诚协助”的台湾本省人士，接收后却出现不愉快的“罢诊风波”，主要是因为他们面对的问题逐渐从民族认同转向了具体的实际权利的争取。光复既已解决，这种转向相当自然，倘若居于掌权者地位的“外省人”能谦和以对，坦诚沟通，放软身段，应不至于激化成为严重对立事件。遗憾的是，由于罗校长出差在外，代为处理校务的陈建功、周颂久等不便擅自主张，在与本省籍职工沟通上又存在瑕疵(有评论归咎于“周主任秘书一个人的专横”和被周主任秘书滥用的“专制的制度”(68))，致使本省员工和师生火上浇油，双方矛盾上升。这里牵涉到的正是光复后本省籍员工相关切身利益的处理方式与“外省人”从接收台湾到改造台湾过程中的角色转换及其处事方式的冲突。
四、结论和余论
台湾光复所发生的“国界”问题，主要是台湾同胞的去殖民化和国族认同问题，也有在台日本人对中国政府和接收人员的态度问题。这两个方面，从台湾大学接收前后的情形来看，基本没有意外。台湾师生的民族意识，没有因为殖民时代的皇民化教育而淡化，反而随着殖民者的失败、随着回归祖国怀抱而更加炽烈。台湾大学的原主办人，对于中国政府派来的接收人员，一方面争取在“在学言学”的框架内维持其实质的存在和利益，另一方面在主权性质的移交方面，于接收人员所显示的泱泱大国风范之前，也大致展现了作为战败国国民应有的配合态度。
关于台湾地区“省界”问题(或省籍问题，即本省人与外省人——主要是外省当权者的隔阂)的出现，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始于光复后外省人的来台，一种认为是“二二八事变”之后的事(69)。从接收台湾大学的情况看，这两种意见都不完全确切。其实，台湾光复、罗宗洛等外省人来台之初并没有“省界”问题，相反突出的只是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国界”问题，是台湾师生认祖归宗的兴奋和去殖民化的急切期待。台湾本省人士杜聪明、林茂生以及台湾大学学生一般都能主动支持和配合外省接收人员的工作；外省接收人员也能充分尊重台湾本省人士，注意发挥他们当家作主的作用，对于一些师生爱国心切的激烈要求，也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图说服。“省界”问题也不是到“二二八事件”才出现。固然“二二八事件”影响到台湾大学，出现了要求“台湾人当校长”的“强行接收大学”活动，杜聪明、林茂生等人士都曾程度不同参与其间，确实相当清晰地显示了本省人对外省人的不满，但这一切并不是突然发生的，罢诊事件标志着接收初期合作无间的省籍关系已经出现裂隙，“有国界、无省界”的形势已经潜变到“省界显、国界隐”的局面。
台大罢诊事件不是孤立事件，显示“省界”裂隙在台湾光复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确已产生。由于当时国民党忙于内战，所派到台湾掌权的一些“外省人”不仅习于简单粗暴，而且行为不检严重。林茂生所办的台北《民报》曾激烈抨击国民党当局接收台湾后的一些不良表现，台中知识界刊物《新知识》连篇发表感慨：“我们要和平，有兵的人还要打；我们要民主，操政的偏要自己做‘主’；我们要自由，有权的人要把持生杀人民的‘自由’；我们要建设，他们要破坏要贪污；我们要进步，他们却要在倒退中求个人的利益”(70)；“六百万的台省人，现在对‘光复’不仅不感到兴奋，反而个个都有点近于‘讨厌’的情绪”(71)；痛斥“打碎了旧枷锁，又有了新铁链”(72)。一些外省来台新闻记者也感受到“台省人民现在正在五十一年来从未有的苦闷里。在胜利时怀抱着过高的热望，但现在他们是失望了，由失望而沉入悲观的深渊里”(73)；“内地人(即外省人——引者注)对于台湾人的威严，和征服者(指日本殖民者——引者注)对于被征服者，实在没有什么两样”(74)。实际上，在罗宗洛日记里，更早就记载了来访人苏绍文少将谈到的“台湾人对于光复之感想”——“去了一只狗，来了一只猪，猪之工作不及狗，唯食量甚大云；又云光复以来最高兴者有三种人：小偷、强盗、赌徒是也”(75)。内战胶着下，国民党当局一再丧失纠错时机，裂隙不仅未能及时弥合反而越长越大，日益延伸出事务面以外的“自治”性诉求，影响到本已达成的国族认同。据何兆武先生回忆，1946年秋天他曾到台北建国中学教书，一次去商店买东西，按照在大陆的习惯要求减价，老板娘的回答是“不行，这不是你们中国”(76)。这位台湾普通店主的说法印证当时的台湾确有本省人在内心深处不认同中国，并存有对“中国人”的偏见。由此观之，“二二八事件”的发生，毋宁是迟早的事。
相对来说，台北帝大的接收比台湾省政府接收做得成功。“据日人方面及本省人方面之批评，此次接收台湾，以大学之接收为最完善，而接收人员中亦以接收大学者为最廉洁云云。”(77)但由于权力和权利的处理上存在瑕疵，在罗宗洛离台回重庆述职请款、陈建功代理校务期间，还是发生“台湾光复后第一次的不祥事件”、“台湾最高智识分子第一次的风潮”(78)，这一发展与从日人手中接收之初“台胞民族意识之盛旺”相对照，与一年后“二二八”悲剧事件相联系，不禁令人叹惋。
①文革时期罗宗洛在牛棚中作为“交代材料”而撰写过接收台北帝大的有关回忆，这些材料连同所保存的当年接收台大、任职台大时的日记，1968年曾被内部刊印为《罗宗洛回忆录》，见者甚少。1998年8月-2000年4月，上海《植物生理学通讯》始将其连载，公诸社会，使这段历史在今人面前得以生动呈现。然限于刊物的学科性质，较少引起人文学者注意。台湾大学历史系李东华教授多年研究本校早期历史，得到相关资讯后，与保存上述资料原稿的罗邦煦先生联络，恢复连载中讳隐之处，连同台湾大学档案中遗存的若干资料、若干台湾报刊资料，合集成《罗宗洛校长与台大相关史料集》(以下简称《史料集》)，2007年由台大出版中心出版。
②有关教育部对台北帝国大学的接收，大陆地区的研究成果有杨荣庆的《光复初期国民政府对台北帝国大学接收及改制的困境——以罗宗洛、陈仪之争为中心的考察》(《台湾研究集刊》2011年第1期)，就罗宗洛与陈仪的治校理念和他们在师资、人事、经费上的争执进行了专题论述。台湾地区代表性成果是李东华教授的论文《罗宗洛与国立台湾大学之接收改制》(《史料集》代引言)及《光复初期(1945—50)的民族情感与省籍冲突：从台湾大学的接收改制作观察》(《台大文史哲学报》2006年12月号)和欧素瑛博士的专书《战后初期台湾大学的再出发(1945-1950)》(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后两者均以1945-1950年的台湾大学为观察对象，但李文重在综论罗宗洛、陆志鸿、庄长恭、傅斯年掌校期间本省人士民族情感的变化过程，欧书则主要论述的是大学人文、医学、农学等学科的学术研究进展情况。这些着作(尤其李东华教授的论文)都对本文所涉论题直接间接有所探讨，本文也多有资鉴，特此致谢。
③《罗宗洛回忆录》，《史料集》，第114页。另据黄宗甄，教育部之所以委派罗宗洛接收台北帝大，与战争结束前夕罗宗洛曾向朱家骅提出教育部日后接收帝大的建议有关，见黄宗甄：《科学巨匠：罗宗洛》，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8页。李东华由此认为朱家骅这项借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见《史料集》，第6页。
④⑥《罗宗洛回忆录》，《史料集》，第114、115，115页。
⑤⑧罗宗洛：《接收台北帝国大学报告书》，《史料集》，第156，166页。
⑦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5年10月17日记事，《史料集》，第199—200页。
⑨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5年11月15日记事，《史料集》，第225页。
⑩罗宗洛：《接收台北帝国大学报告书》，《史料集》，第168页。
(11)台北帝国大学本来有时也简称“台北大学”，罗宗洛在接收前即经常使用这一名称，接收后罗宗洛的讲演，发表在《台湾新生报》，便使用“国立台北大学之展望”为题(11月21日)。1945年11月10日，教育部曾以高字第57333号公函，提请行政院院会讨论将“台北帝国大学”更名为“国立台北大学”，但经1945年11月20日行政院第721次会议决议名称改为“国立台湾大学”，行政院秘书处于11月24日以公函复知教育部(据黄俊杰、孙震：《傅斯年与台湾大学的教育理念》，《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年第1期)。在罗宗洛日记中，1949年12月19日罗宗洛等巡访台湾全岛回到台北，接“教育部送到公文三件，其一派余为国立台湾大学代校长”。
(12)(14)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5年10月19日记事，《史料集》，第202，202、203页。
(13)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5年11月6日记事，《史料集》，第219页。
(15)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5年10月20日记事，《史料集》，第204、205页。
(16)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5年10月26日记事，《史料集》，第209页。
(17)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5年10月30日记事，《史料集》，第214页。
(18)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5年10月22日记事，《史料集》，第206页。
(19)罗宗洛：《接受台北帝国大学报告书》，《史料集》，第167页。
(20)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5年11月14日记事，《史料集》，第225页。
(21)(25)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5年11月9日记事，《史料集》，第222，222页。
(22)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5年10月22日记事，《史料集》，第206页。
(23)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5年10月26日记事，《史料集》，第209页。
(24)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5年11月4日记事，《史料集》，第218页。
(26)见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当日记事，《史料集》，第201—212页。
(27)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5年10月19日记事，《史料集》，第202页。
(28)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5年10月20日记事，《史料集》，第204页。
(29)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5年11月15日记事，《史料集》，第225页。
(30)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6年1月19日记事。安藤提出聘任日人教授时希望注意：“(1)日人于本年俸外，每年有三次赏金及退职赏与；(2)各人因官阶及任职先后俸给颇有差别，将来仍请保留此等差别；(3)与中国人相比较时，位置较高之日人，其薪给不可低于位置较次之中国人。”《史料集》，第274页。
(31)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6年4月13、17日记事，《史料集》，第287、289页。
(32)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6年2月4日记事，《史料集》，第283页。
(33)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6年4月11日记事，《史料集》，第286页。
(34)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5年12月3日、1946年1月30记事，《史料集》，第236、281页。
(35)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5年11月10日记事，《史料集》，第223页。
(36)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5年11月22日记事，《史料集》，第229页。
(37)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5年11月24日记事，《史料集》，第230页。
(38)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5年11月26日记事，《史料集》，第232页。
(39)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5年12月5日记事，《史料集》，第237页。
(40)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5年11月26日记事，《史料集》，第232页。
(41)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5年10月17、18日记事，《史料集》，第200页。
(42)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5年10月19日记事，《史料集》，第203页。
(43)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5年11月10日记事，《史料集》，第223页。
(44)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5年11月27日记事，《史料集》，第233页。
(45)杜淑纯：《杜聪明与我》，台北：国史馆，2005年，第232页。
(46)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5年11月30日记事，《史料集》，第235页。医学部原有日籍教授18人(含1人兼职)，杜聪明提出留用17人，实际留用14人，只多辞退3人，基本上体现了杜的意见。杜聪明同时着力培植和提拔台籍师资，亦得到校方支持。见《杜聪明回忆录》，台北：杜聪明博士奖学基金会，1982年，第117—118页。
(47)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5年11月25、26日记事，《史料集》，第231、232页。
(48)据杜淑纯《杜聪明与我》转述，罗宗洛本拟聘请林茂生为正式的文学院长，为陈仪所反对。见该书第232页。李东华的研究也指出，林茂生当时未被直接聘为文学院长，原因之一是陈仪力主文、法两院意识形态色彩浓厚，性质特殊，宜大陆学者担任院长，以利传播中华文化。见李东华：《论陆志鸿治校风格与台大文学院(1946.8-1948.5)》，《台大历史学报》第36期，2005年12月，第280页。
(49)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5年10月26日记事，《史料集》，第211页。
(50)《罗宗洛回忆录》，《史料集》，第117页。
(51)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5年11月15日记事，《史料集》，第225页。
(52)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5年11月17日记事，《史料集》，第227页。
(53)国民政府档案[二(2)1522]，陈鸣钟、陈兴唐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年，第370—371页。
(54)《标榜三民主义，组织台湾学生联盟》，《台湾新报》1945年9月29日。
(55)杜聪明转述，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5年10月18日记事，《史料集》，第200页。
(56)(57)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5年10月21日记事，《史料集》，第205，206页。
(58)黄得时：《从台北帝国大学设立到国立台湾大学现况》，《台湾文献》第26卷4期、27卷1期合刊，第237页。
(59)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5年10月22、23日记事，《史料集》，第206、207页。
(60)罗宗洛：《接受台北帝国大学报告书》，《史料集》，第179页。
(61)罗氏《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6年2月9日—4月8日因出差在外而中断，关于事件相关描述主要参考和借助李东华《光复初期(1945—50)的民族情感和省籍冲突：从台湾大学的接收改制作观察》(《台大文史哲学报》2006年12月号)第192—194页和欧素瑛《战后初期台湾大学的再出发(1945-1950)》第54—55页之相关叙述。
(62)社论：《台大附属医院罢诊平议》，《台湾新生报》1946年4月5日。
(63)《台大附属第一医院职员提出要求书》，《民报》1946年3月22日。
(64)《杜院长の斡旋も空し罢诊事件ますく纷纠》，《台湾新生报》1946年3月27日第4版。
(65)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6年4月9日记事有“颂久兄报告医学院罢诊经过，杜聪明亦来谈”；10日记事有“下午杜聪明率医院代表四人来谈话，结果允明日起复诊”。《史料集》，第286页。值得注意的是，先前罗宗洛日记在提到杜聪明的时候，常加“兄”为后缀，罢诊事件发生后，则未再用此后缀。
(66)社论：《台大附属医院罢诊平议》，《台湾新生报》1946年4月5日。
(67)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6年4月10日记事有“其后台湾科学振兴会代表施江南等四人来陈述对于此次罢诊风潮之意见，语多袒护闹事之人。四人去后，(新生报)记者周某来访，其态度大体与施江南等无异”(《史料集》第286页)；17日记事有“徐庆钟、陈绍馨以本大学毕业生先辈资格来谈，希望对于医院罢诊风潮主责任者，从宽办理”(《史料集》第289页)。显示罢诊行为之发生，得到社会之同情。故尽管有“林茂生、许汝铁报告医学院派人来煽动先修班及本部学生情形”(12日记事，《史料集》第287页)，罗氏仍决定宽谅。
(68)《台大附属医院罢诊问题》，《人民导报》1946年4月8日，第1版。
(69)前者如杨渡在评论光复初外省人士到来后引起台湾偷牛屠牛的现象时，就指出“它意味着社会秩序开始混乱了”(杨渡编着：《激动一九四五》，台北：巴扎赫出版社，2005年，第79页)。后者如陈芳明认为，战后台湾社会内部的政治紧张与文化矛盾冲突，台湾社会国家认同问题的出现，都“铸造于一九四七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这个“主要的分水岭”(陈芳明：《为了不让历史重演》，《二二八事件学术论文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88年，序言)。
(70)翔(王思翔)：《光复纪念》，《新知识》第1期，1946年8月15日，第1页。
(71)赖明弘：《光复杂感》，《新知识》第1期，1946年8月15日，第11页。
(72)杨逵：《为此一年哭》，《新知识》第1期，1946年8月15日，第13页。
(73)暮时：《台北来鸿》，福建《中央日报》1946年4月29日。
(74)丁文治：《感慨话台湾》，上海《侨声报》1946年5月26日。
(75)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6年1月18日记事，《史料集》，第273页。
(76)何兆武：《上学记》，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246页。
(77)日比野教授语，见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1946年1月8日记事，《史料集》，第268页。
(78)邱山水：《台大附属医院罢诊问题》，《人民导报》1946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