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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邱澎生：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的辩证

呈献在读者眼前的《新史学》「物质文化」专号，收录有三篇论文、三篇研究讨论以及一篇书评。如同许多历史上或大或小的事件，这个专号的形成也有其结构因素与偶发因素。受限篇幅，我略去几种可能的偶发因素，先谈诸种结构因素中的一项选择性亲和：这次专号其实反映台湾史学界标举「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议题重要性的一股集体研究风气。
1999年9月，《新史学》(10卷3期)几乎做成了一部物质文化研究专号，[1]而约与此同时登场的，却是此后台湾史学界持续七、八年的强?#123;日常生活与物质文化议题重要性的集体研究风气，这股风气至少有两个直接源头。
先谈第一个源头。1999年9月，熊秉真催生了「物质文化、日常生活与中国」读书会，每月一聚，主要由十位左右成员轮流报告自己有兴趣的相关研究题目，有时也趁便邀外宾引言并与成员座谈，至2001年8月止，共举行有十五次读书会。[2]2002至2003年，再由熊秉真委请巫仁恕、王正华组织「消费 / 文化」读书会，在多次聚会中，除邀请林丽月报告〈奢侈论──明清消费观念的几个问题〉，也请几位领域专家带成员共同研读欧洲历史上的「奢侈」观念演变专书，以及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米勒(Daniel Miller)、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等社会科学家撰着的经典作品。[3] 2003年8月，熊秉真主持的国家科学委员会整合型计划「近世中国的物质、消费与文化」开始执行，总共分为八个子计划，内容包含明清「金石毒」、明清商业知识中的「物产」、近世中国的玩具与游戯文化、明清消费观念的文化史考察、清代专业剧场、清末民初的「古物」论述、明清食谱文化以及普洱茶的社会生命史等。至2005年7月计划结案，共举办「器物与记忆──近世江南文化」、「无时或忘──近世中国的文化记忆与物质环境」、「好物乐生──近世中国的物质、消费与文化」等国际研讨会。于此期间，熊秉真并主编出版《睹物思人》论文专书(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3)，六篇论文大致包括唐宋「园林论述」、明清「斗蟋蟀」文本的社会与政治论述、明清戯曲的时空想像、近代中国都市「从油灯到电灯」以及上海「石库门」里弄集居空间等主题。
第二个源头则是2001年元月正式开始执行的王汎森与李孝悌主持之中央研究院主题研究计划「明清的社会与生活」。此下三年内，这个主题计划陆续举办「中国的社市生活──十四至二十世纪」、「中国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过眼繁华──明清江南的生活与文化」等三次大型国际研讨会。其中部份论文经审查结集后，在2005年陆续出版一部专书(《中国的城市生活》，收录13篇论文)，以及一期期刊专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0期的「明清社会与生活」专号，收录五篇论文)。[4] 2006年元月，李孝悌主持的三年期中研院主题计划「明清城市文化与生活」开始执行，九个子计划内容包括明清江南城市中的「时尚、豪宅、情色、节庆、寺院、感官之娱、城市文学」以及城市居民的「认同政治」与「工作习惯」变迁；[5]同年十月，则结合计划成员与来自美国、日本与欧洲学者共同举办「由帝制晚期到近代初期──江南的城市生活」国际研讨会。[6]
儘管参与两计划的研究者稍有重叠，但经常参与读书会、研讨会并一起合作出版的台湾史学工作者，仍约有十五至二十位。这些集体研究者来自不同学科，有几位文学、心理学与人类学家于其中都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但若以人数论，则仍以史学家居多；至于参与计划或重要活动的史学家，虽也有专治魏晋南北朝佛教、唐代社会文化乃至近代中国史者，但主要研究领域仍是以明清史为大宗。
台湾史学界从事物质文化或日常生活议题研究的学者，当然不限于上述两个来源集体研究计划的参与成员，诸如中国中古佛教的物质文化，日据时期台湾民众的参与博览会经验、近代上海的大众娱乐文化与百货公司等课题，这些主题都已有学者做出扎实而精彩的研究。然而，若以研究工作的「活动形式」而论，则在台湾强?#123;研究物质文化或日常生活议题的史学家，绝大多数都曾参与到熊秉真、王汎森、李孝悌主持的上述集体研究计划。儘管个别研究者针对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议题也已做出很好成绩，但就活动形式与总体气氛而言，一股集体研究风气实已构成近七、八年来台湾史学界标举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为重要议题的主要推动力。
除了集体研究活动形式之外，强?#123;「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两项议题的相互结合，也是另一项显着现象。2003年8月至2005年7月间国科会补助的「近世中国的物质、消费与文化」整合型计划，熊秉真写道：「本计画拟由微观而宏观，分由国内较有基础的历史、人类学、文学与艺术学等领域之学者的合作着手，以八个子题，进行三个角度的分析。一是物或物质文化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中所见的时空变化。二是近世中国物质与消费市场之形成。三是各种物质与文化互动中所反映的集体价值观与社会心态之研究」，这项集体计划基本上将「物质文化」列为核心议题；而在1999年11月6日(周六)下午的「物质文化、日常生活与中国」读书会上，导读人熊秉真则强?#123;《私生活史》系列套书以及《日常生活史》等专书在欧美史学界的创新性与典範性，[7]同时，这次读书会的书面资料也定名为〈再窥究竟──浅说晚近隐私与日常生活的历史探索〉，熊秉真在导读日常生活史研究成果冲击西方史学乃至社会科学的同时，也以「中国史的内蕴、外发与对话」为努力目标与读书会成员共勉。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不仅同时用以整合不同研究者，也被视为是相互补充的两项重要议题。
由王汎森、李孝悌先后主持的「明清的社会与生活」、「明清的城市文化与生活」两项计划，则持续强?#123;西方史学「日常生活史」的重要启发，并直指「生活史在台湾史学界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由两期集体研究的计划名称，都可看出「日常生活」是这项研究的核心问题意识，主持人要做的是：将生活史「与思想史、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相结合」，将生活史研究既用以「勾勒历史上人们生活的状态及其变迁」，也「帮助我们梳理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经济史的问题」。与此同时，「物质文化」则被视为是「一个已经被提上议程，却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李孝悌指出台湾史学界近年有关「中古时期的椅子、茶 / 汤，以及明清时期的流行服饰、轿子等细微之物的研究，令人耳目一新」，[8]而在颇能代表「明清的社会与生活」计划成果的《中国的城市生活》所录十三篇文章中，有关古玩、器物、黄鹤楼、传统京城街道、新式「大马路」乃至于涉及茶馆、酒楼、黄包车、妓院、鸦片馆的多篇研究，则被特别?#123;入「微观 / 微物的历史」这项课题分类。李孝悌计划成员所做「物」的研究，结合到近年来台湾史学界出现的轿子、椅子、服饰、游具、麻将、绣鞋等既有论着，并对此做了评论：「这些琐细、不急之物」，如何能和「更宽广的历史、社会脉络」产生关连，并因而製造出「更大的意义」，大概是许多研究文化史和生活史学者「共同的焦虑」。[9]无论是否在计划名称中标举「物质文化」，这当然是这些「日常生活」研究者共同关怀的重要主题。
本文受限于体裁与篇幅，不宜也不可能综论上述集体研究的成果。而之所以要介绍台湾史学界有关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议题的集体研究现象，除了有简单的纪录功能外，主要仍是要表明《新史学》出现这期「物质文化」专号的某种「结构因素」。虽然专号的三篇论文、三篇研究讨论与一篇书评的作者并非全源于上述集体研究成果，但至少，无论是由编者筹划邀稿、作者撰写旨趣与对话内容，乃至于到审查人的评论倾向，这七篇文字出现于此专号，都与台湾史学界兴起的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研究风气具有颇强烈的选择性亲和。
当然，「结构因素」也可有远近之别，若台湾史学界相关集体研究风气为近期内的结构因素，则1982年分由商业、政治与社会史讨论十八世纪英国「消费社会」(consumer society)诞生着名专书的出版，[10]以及以下十年间欧美史学有关欧美「消费社会」与「消费主义」(consumerism)所做的亮眼集体研究成果，还有这波欧洲史热点波及于欧美任职的中国史研究者，便都是远一些的结构因素。[11]值得注意的是，海外几位优秀的中国史史家持续在物质文化研究上做出重要学术成果，很快地，中国史研究也不再只是片面地接受欧洲史学的启发，开始回头挑战欧美史学有关消费社会与物质文化的讨论内容与方向。柯律格(Craig Clunas)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之一，本期专号很荣幸邀得他以英文撰写的研究讨论〈物质文化──在东西二元论之外〉(Material Culture Beyond the East/West Binary)。柯氏基于自身长期研究明清视觉艺术与物质文化的丰富研究，并结合Lothar Ledderose、冯客(Frank Dikotter)、高彦颐等学者的新出专着，[12]重新反省「十八世纪既是(欧洲流行)中国风(chinoiserie)的世纪，也是英国跃居全球霸权的世纪」这一历史事实，在我看来，作者由物质文化种种具体研究抨击「东西二元论」的主张，既对十八世纪英国「消费社会」这一看似欧洲「自给自足、自生自发」的欧洲史命题提出有力质疑，也其实是在呼吁由各地物质文化的交互影响、彼此融合历程这一视野重新改写人类的「世界史」。
所谓远期的结构因素，仍有更多可说的内容，它并非只限于「西方」外来的影响，也有「本土」的根源。至少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部份中国史研究者即已开启一些有后续影响的新议题。以台湾的明清史研究而论，无论是徐泓对明代江、浙与华北地区「社会风气」变迁的开创性研究，或是林丽月与陈国栋有关十六至十八世纪之间明清「禁奢」政策争议与「反禁奢」思潮传播的讨论，[13]其实都影响深远。
本土与外来的相关物质文化学术成果如何影响台湾史学界？本期专号巫仁恕的〈明清消费文化研究的新取径与新问题〉一篇研究讨论，有更全面的综合。他不仅试图把明清消费文化研究放入「世界史」的脉络中，也将相关研究区分为「奢侈」社会风气的意义、流行时尚的作用、消费行为反映的社会权力关係?#123;整以及社会群体藉消费建构身份认同等四方面的学术成果；除了强?#123;这四方面学术成果带出的新取径之外，巫仁恕在结论中也反思明清消费文化研究存在的一些「仍待解决的大问题」，并指出消费研究进一步深化妇女史研究的可能性。
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两项研究议题之间应该具备何种关係？连玲玲的研究讨论则对此提出诤言。评介多部内容涉及「近代中国日常生活」的英文专书，连玲玲将这些主要研究近代中国城市史的专书放入欧美史家开创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史学脉络内，她强?#123;：欧美「日常生活史学」原本是由批判「社会科学式史学」只由「超越个人的形塑力量、社会结构与过程」的研究视角为出发点，欧美「日常生活史学」的关键旨趣应是设定在「方法论及知识上的突破」以及「树立新的研究典範」；两相对照，连玲玲严肃反思了近代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倾向与限制：「如果日常生活研究只专注于描写中下阶层的生活细节，殊难超越原有的研究架构，形成一新的典範」，更大的潜在问题是：「它使研究者的眼光日益狭窄，不厌其烦地详细叙述各种琐碎事物，却不能从中说明其历史意义」，如此，则「历史学家的工作只剩下在旧报纸杂誌堆里寻找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谈、再将之拼凑成『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史』」。这究竟是「典範抑或危机」？连玲玲提供读者做反思。连玲玲的研究讨论虽是对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可能限制做批评，但也同样内含了对物质文化研究不应只是详叙「各种琐碎事物」而「不能从中说明其历史意义」的批评。
柯嘉豪(John Kieschnick)的物质文化研究专着，则很难在连玲玲的批评範围内。柯氏任职台湾史学界，他累积多年来所做中国佛教与物质文化的研究，出版为英文专书《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冲击》。柯氏此书藉由同时分析佛像、念珠等涉及佛教教义与科仪的「佛教物品」本身以及椅子、精製白糖、写经印书、兴造与维修桥樑等受佛教密切影响的「非佛教物品」，使本书不仅能由物质文化视角重新界定佛教的「宗教」意含，也由佛教如何冲击中国物质文化而更加深我们对所谓「佛教传统」(“Buddhist tradition”)的既有认识。[14]
本期专号邀得林圣智评介这部重要专书。除介绍本书各章所论佛教「圣物」、僧服、念珠、如意、写经、寺院、桥樑、椅子、蔗糖、饮茶等种种物质文化的演变内容外，书评还特别点出柯嘉豪由于长年研究《高僧传》而可能形塑此书「由物论人」的主要研究取径：「如同本书所见，如何连结并诠释物品与使用者之间的关係，正是物质文化研究中深具挑战性的部份」，林圣智由此书读到的是：对于柯嘉豪而言，「物品本身仅是一个研究的起点，关键还在于藉由探讨物品的製造过程与使用方式，进而彰显出使用者对于物品的认识与心态」。极富意义的是：做为一名艺术史与艺术考古研究者，林圣智对本书由物质文化视角挑战宗教史研究的丰富成果，也提出进一步「由物论物」的可能讨论方向：除了「物与人的关係」外，「在某些状况下，物与物之间的关係也颇值得玩味」，以唐代埋藏舍利习俗而论，其中所运用的「金、银、玻璃等多样化质材的器物与组合」，其实也具有某种「层级性的序列关係」，林圣智因而宣称：「进一步了解物与物之间的关係，亦有助于认识物与人的关係」。
除了书评与研究讨论，本期专号收录三篇论文。论文作者不限于史学家，但文章本身则至少具有以下两个共通特色：一是类似于柯嘉豪以物质文化视角挑战既有的宗教史研究取径，三位作者也由物质文化视角分别挑战中国上古盐业史与历史考古研究、明清「士人文化」思想文化史研究以及欧洲有关「自然史」的科学史研究。综合来看，「物质文化」作为一种特别的研究视角，帮助研究者不断创新并深化自身所处的研究传统。二是更有自觉的跨学科研究：无论是陈伯桢结合考古学与历史学所做的「盐的社会生活史」，或是王鸿泰试图综合历史学与艺术史有关「赏玩文化」或异或同的研究取径与成绩，乃至于李尚仁以「科学研究的物质文化」让科学史、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与广义的科技与社会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udies)更密切地相互对话，都展示了作者跨越并扩大自身专长学科的丰沛企图心。
物质文化的研究议题，其实原非一般历史学家所擅长；相对说来，部份人类学、考古学乃至于艺术史家在这方面已累积不少重要成果。有人类学家清楚表明：物质文化研究在学术创新上的各种可能性，「并不在于研究方法上，而更在于对文化基本性质(the nature of culture)的认知上」；「做为学界成员的我们，透过对人们如何看待与运用各种不同物件(objects)的具体研究」，尽最大努力去认识这些人群的日常生活世界，并对其「发挥同理心」，毕竟，这些物质文化正是「我们所研究的人群赖以创建(他们自身)真实世界的(具体)方式」。[15]黄应贵基于自身多年所做台湾原住民田野研究，也同样指出：「物与物质文化研究最大的贡献，也许不在物自身性质的探讨上，而是对文化本身的探讨」；以台湾东埔社布农人种植经济作物与「培育」水稻的长期历史为例，黄氏论证了物与物质文化的研究视角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当地人如何由其原有的基本文化分类概念来理解外在的历史条件而(进一步)创造新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秩序」。[16]至于人类学家敏茨(Sydney Mintz)探讨1750年至1850年间蔗糖如何逐步渗透英国社会大众饮食习惯的历史过程，则已然是经典之作。在指出食糖由原先贵族王公享用的奢侈品转变成劳工阶层日用饮食不可或缺的民生必需品的同时，敏茨精彩论证了十八、十九世纪之间英国经历的饮食习惯与消费型态改变，其实是近代世界经济体系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直接结果；透过对食糖如何进入「英式下午茶」等日常饮食的分梳，Mintz一方面带出英国人民「饮食习惯」选择此项「文化」因素对世界经济与英国产业的作用，另一方面则具体澄清了工业革命以降工厂制度对劳工家庭饮食习惯的鉅大冲击，[17]这也等于是细緻并丰富了所谓「工业革命」这一影响近代人类史重大历史运动的内含，也让当代人们更加理解自身所处「文化基本性质、新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秩序」的来龙去脉。这些重要研究都使「物质文化」议题不断呈显学术创新的多种可能性。。
更细緻地理解人们自身所处的「文化基本性质」，也可能导向如何改造现存社会结构的现实关怀，这也构成物质文化研究中的应有之义。马克思在分析「布尔乔亚社会」的「商品拜物教」时，早已特别留意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明显表现出来的「庞大商品堆积」现象，[18]他并从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作逻辑：「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求，驱使布尔乔亚奔走全球各地，让它四处栖身，四处定居，四处建立关係」，而「不戮力改革生产工具，也就是生产关係、总体社会关係，布尔乔亚便无立足之地」，因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基本性质」做了全面性批判：「等级、永久之物化为虚无，神圣之物遭到亵渎，人最后被迫冷眼观看自己的生活位置、观看人我之间的关係」，[19]这相当于是马克思做的物质文化分析，而他意图改变「人我之间关係」的现实关怀也呼之欲出。自1989年东欧社会主义党国体系崩解以来，欧美史家研究「消费社会」议题也有更清晰的现实关怀，马克思观察到的「庞大商品堆积」现象被再次导入新的设问方式：「现代西方经济体制改造了物质世界，并且看来因而也同时稳定了社会与政治」体制，职此之做，消费社会的诞生是否即同时意含了一种更加稳固社会政治体制的确立？[20]这已是一种有关物质文化研究的新提问；当然，理解「消费社会」如何稳固社会政治体制的奥秘，也并不一定表示非得失去对现实社会的批判立场。
相比于人类学家对「文化基本性质」的细緻思考，或是对照欧美史学界1980年代以来有关「消费社会、消费主义」议题的丰富成果，乃至于深入理解自身所处物质世界与日常生活的古今之变，这些知识上的学术创新与政治上的现实关怀，都使台湾史学界涉及物质文化的个人与集体研究显得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间。[21]这期专号的七篇论文、研究讨论与书评，希望能提供读者更多深入理解物质文化研究的可能性。毕竟，在可见的未来，由于各种结构与偶发因素的汇合，台湾史学界的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集体研究风气极可能是方兴未艾，如何让物质文化研究更富学术创新意义？值得大家集思广益。无论是要藉物质文化研究深化学者原本专精的研究领域，或是要透过物质文化研究扩大不同学科的细緻对话，在我看来，更好地赋予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两项研究议题的「辩证」效果，可能是其中一项重要策略。所谓「辩证」效果，我主要指的是：一方面讨论各项物件及其相关社会现象的物质文化演变内容，藉以增进对日常生活结构演变与意义建构的理解；另一方面则同时努力「发挥同理心」并带着批判性的现实关怀去探究日常生活的古今之变，进而凸显物质世界变动背后所黏着贴附的「新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秩序」。这是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研究间的一种辩证关係，对未来无论集体或个人研究而言或许亦是值得考虑的关键策略。
本文原刊登于《新史学》17卷4期，2006年12月，多谢作者惠寄电子版供读与思（www.readthink.xilubbs.com)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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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专号得以编成，要特别感谢七篇文稿作者以及所有审查人。而主编甘怀真付出心力甚多，林美香等几位编委、沙培德(Peter Zarrow)、王正华、马孟晶、廖宜方与助理编辑刘欣宁都倾全力帮忙；同时，甘怀真与陈正国也给我此篇文字不少指正。赖众人协力才有此专号，深深致谢。
**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
[1] 该期《新史学》收录〈文人雅趣与商业书坊──十竹斋书画谱和?#123;谱的刊印与胡正言的出版事业〉、〈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衣裳与风教──晚明的服饰风尚与「服妖」议论〉三篇论文以及一篇书评(〈文化如何影响经济？评Samuel Adrian Adshead, Material Culture in Europe and China, 1400-1800: The Rise of Consumerism〉)，但因稿源缺乏相关研究讨论而未被标以「物质文化」等任何专号名称。
[2] 十五次读书会中，有七次研读包含Craig Clunas讨论《长物志》与「视觉物品本体」(the body of visual material)两部专书、文人画「职业画家」、洋银与明清「市场文化」、斗蟋蟀手册、工作习惯与日常生活等明清史研究主题与史料，另外八次则为古代与前近代中国「私」的问题(一次)、佛教对中国中古物质文化的影响(一次)、宋代物质文化记忆与日常生活(一次)、中国中古史上的荔枝(一次)，欧洲日常生活史研究专书选读(两次)，以及人类学物质文化相关研究导读(两次)。各次读书会报告题目与内容大纲，都收录于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会」专属网址：http://mingching.sinica.edu.tw/chinese/reading/reading_01_main.html/。
[3] 如邀得陈正国导读倍力(Christopher Berry)《奢侈的观念——概念及历史的考察》(The Idea of Luxury: A Conceptual and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何乏笔(Fabian Heubel)导读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拱廊街计划」(The Arcades-Project)、谭昌国导读米勒(Daniel Miller)《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Material Culture and Mass Consumption)、刘巧楣导读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出类拔萃——判断力的社会批判》(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各次读书会附有颇详细的资料，可见「明清研究会」相关网址：http://mingching.sinica.edu.tw/chinese/reading/reading_03_main.html/。
[4] 专书与期刊专号的出版经过与文章简介，可见：李孝悌，〈序——明清文化史研究的一些新课题〉，收入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5)，页xxxv；巫仁恕，〈导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0(台北，2005.12)，页i-vi。
[5] 李孝悌主持「明清城市文化与生活」中研院主题计划的总计划及九个子计划主要内容，都刊载于该计划的专属网站：http://citylife.sinica.edu.tw/intro.htm。
[6] 研讨会大部份论文都刊于「明清城市文化与生活」网站：http://citylife.sinica. edu.tw/harvard.htm。
[7] 《私生活史》(A History of Private Life)有五卷，第一卷的法文版出版于1985年，英译本出刊于1987年。《日常生活史——重构历史经验及其生活式样》(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Ways of Life)德文原版为1989年，英译本出刊于1995年。欧美史学界有关「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情形，可参见：蒲慕州，〈西方近年来的生活史研究〉，《新史学》，3：4(台北，1992)，页139-153。
[8] 李孝悌，〈序──明清文化史研究的一些新课题〉，页v。
[9] 李孝悌，〈序──明清文化史研究的一些新课题〉，页xxv-xxix，特别见页xxvi。
[10] Neil McKendrick, John brewer and J. H. Plumb, 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Europa Publications Ltd., 1982).
[11] 我这裏特别指1989至1991年间欧美史家进行的「十七、十八世纪的文化与消费」(“Culture and Consumption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计划，以及这项集体研究于1993、1994与1995年陆续结集出版的三部重要论文专书。介绍欧美这波研究「消费社会」集体计划的来龙去脉，以及以欧洲近代消费社会为代表的「世界史解释」模式如何可能受到日后中国或其他地区物质文化研究的「地方性解释」的挑战与影响，可见柯律格的讨论：Craig Clunas, “Modernity Global and Local: Consump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4:5(1999), pp. 1497-1511. 更新的回顾可见：Jonathan White, “A World of Goods: The ‘Consumption turn’ and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History,” 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 3:1(2006), pp. 93-104. 至于欧洲史研究成果「波及」欧美研究中国史家论着，我则特别指的是柯律格的《长物志》研究专书：Craig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柯律格此书不仅影响台湾不少艺术史研究者，也影响一些历史系师生，如在徐泓教授1992、1993年间的台大历史研究所课堂，师生们即共同研读了柯教授这本专书。
[12] Lothar Ledderose, Ten Thousand Things: Module and Mass Production in Chinese Ar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Frank Dikotter, Things Modern: Material Culture and Everyday Life in China (London : Hurst & Company, 2006). Dorothy Ko(高彦颐), 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13] 徐泓，〈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9)，页144-159；徐泓，〈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页152-154。林丽月，〈晚明「崇奢」思想隅论〉，《台湾师大历史学报》，19(台北，1991)，页215-234；陈国栋，〈有关陆楫「禁奢辨」之研究所涉及的学理问题──跨学门的意见〉，《新史学》，5：2(台北，1994.6)，页159-179。
[14] John Kieschnick, The Impact of Buddhism on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特别见页292。
[15] Daniel Miller, “Why Some Things Matter?” in Daniel Miller ed., Material Cultures: Why Some Things Matt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p. 3-21, 特别见页19。
[16] 黄应贵，〈物的认识与创新——以东埔社布农人的新作物为例〉，收入黄应贵主编，《物与物质文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2004)，页379-448，特别见页443。
[17] Sidney W. Mintz, 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1985).
[18] Karl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by S. W. Ryazanskaya, ed. by Maurice Dobb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2), p. 27. 在这部《政治经济学批判》(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印出八年后，《资本论》第一册问世，而《资本论》的正文开宗明义，马克思即又重述这段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庞大商品堆积」的字句。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译，《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第1卷，页47。
[19] 马克思、恩格思着，管中琪、黄俊龙译，《共产党宣言》(台北：左岸文化，2004)，页92。
[20] John Brewer & Roy Porter, “Introduction,” in John Brewer & Roy Porter eds., Consumption and the World of Goods (London: Routledge, 1993), p. 1.
[21] 余舜德将史学界有关物质文化的相关研究区分为「物质文化」本身以及「由物论史」(history from things)两种路径，并建议将舒适感、味觉、嗅觉等「身体经验脉络」导入物质文化的研究，便又是人类学家提供了另一种学术创新的可能性。参见：余舜德，〈物与身体感的历史——一个研究取向之探索〉，《思与言》，44：1(台北，2006.3)，页5-47。
本文原刊登于《新史学》17卷4期，2006年12月，多谢作者惠寄电子版供读与思（www.readthink.xilubbs.com)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