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敏：论近代外国侨民的“上海情结”——以“上海问题”争论为中心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王敏：论近代外国侨民的“上海情结”——以“上海问题”争论为中心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王敏：论近代外国侨民的“上海情结”——以“上海问题”争论为中心

作者简介：王敏，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 200235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研究》(成都)2016年第1期 第141-149页
内容提要：1927至1931年间，所谓的“上海问题”，即上海租界的出路问题，引发了外侨与国际人士和中国人之间的一场争论：国际人士和中国人指责外侨歧视华人和维护特权地位，导致“上海问题”无法解决。面对这些尖锐的指责，外侨亦不肯缄默，以谁对上海的发展贡献大、谁是上海的主人、未来的上海是中国的上海还是世界的上海等问题予以回应。外侨所争虽有维护既得利益的一面，且难以掩饰其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但深入考察这场争论可以发现，外侨回应的依据、提出的观点和主张，却揭示出中国学界所熟知的叙事模式所未能完全涵盖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多重面相：主张上海租界发展的独特性自有其现实依据；商业利益的正当性则出自西方近代的自由贸易理念，同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全球化紧密相关，以今天的角度观之，与全球化发展的大势有一定契合之处。
关 键 词：近代外侨/“上海问题”/上海情结/自由贸易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此后中国五口通商，外国人遂络绎来华。他们来自世界各地①，数量亦相当可观②，其职业身份除了外交官和传教士之外，还包括商人、银行家、工程师、律师、医生、租界市政机构的职员、警察等等，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长期在中国生活，在中国拥有投资或者产业，并且积极参与通商口岸的地方事务。除外交官外，这些来华外国人通常被称为外国侨民(后文简称“外侨”)。③
在近代来华外侨之前，也曾经有过外国人来中国长期生活，或者就此定居中国，如北宋时期在开封定居的犹太人④，明朝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等。⑤但是，就其规模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而论，古代来华外国人与近代外侨不可同日而语。近代外侨的在华活动对近代中国口岸城市的现代化乃至于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变迁有直接和深刻的影响，也是推动中国全球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此，他们的在华活动也应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构成部分。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美侨、俄侨、日侨和来华犹太人已有所关注⑥，但还不够充分：一是未能涵盖近代来华侨民的主体部分；二是研究的角度比较单一，如对俄侨和犹太人的研究，主要是对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难民群体的研究，他们在中国的生存状况及其遭遇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因此，近代外侨研究存在多角度、多方面深化研究的可能，如作为长期在中国居住又参与口岸城市地方事务的外国人，他们的身份认同如何？作为来自另一文化背景的外国人，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他们自身的利益与中国口岸城市和近代中国变迁的关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代外侨并非一个失语群体，他们不但最先在近代中国口岸城市设立书局和报馆等文化机构，而且对中国事务非常关注，在发表言论方面也相当活跃。他们如何观察与评论中国的现状？对中国的未来有何期待？尤其是那些来自欧美的外侨，是否对中国持东方主义立场？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近代来华外侨研究中有待拓展的领域。本文以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发生在外侨与国际人士和中国人之间一场关于“上海问题”的国际性争论为中心，对外侨在此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态度和所持基本观点，即所谓“上海情结”，进行深入分析，以期从新的角度拓展和深化对这个与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紧密相关的外侨群体的研究。
一、“上海问题”争论的由来
“上海问题”的核心是上海公共租界(后文简称“上海租界”)的未来政治地位问题，诸如上海租界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交还中国等。
“上海问题”出现在1927年前后，同其时的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有着直接关系。国际上，1926年底，英国政府发表对华备忘录(即十二月备忘)，表示准备放弃在华特权，以平复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在中国国内，武汉国民政府于1927年初强行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此后，随着国民党领导的北伐军胜利进军，矛头似乎直指上海租界。国民党占领上海后，又掀起收回上海租界的宣传活动，“上海问题”一时成为中外关系当中一个突出的问题。⑦国内外舆论亦对此十分关注，发表了不少批评上海租界当局和上海外侨的言论，特别是一些国际人士认为“上海问题”解决的关键是上海外侨应放弃特权，向中国人让步。由此引发了外侨与中国人和国际人士之间长达四、五年的一场国际性争论，争论的高潮共有如下三次。
第一次发生在国民党占领上海之后，主要围绕“上海自由市”方案展开。1927年6月4日，在欧洲知识分子中很有影响的左翼报纸英国《曼彻斯特卫报》(The Guardian，后文简称“卫报”)发表署名为“中国之友”的来稿，为“上海问题”设计了一个解决方案，即仿照波兰港口城市但泽⑧，建立国联监管下的“上海自由市”。这份方案共19条，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上海自由市”的版图为大上海(Greater Shanghai)，这个区域不再以租界为中心，而是以吴淞为中心，以30英里为半径。(二)中外合作管理，但应借鉴外国的市政管理经验。(三)设立国际性市政管理机构——理事会，这个机构依据国联批准的法律或规章，由中、英、美、日、法、德、意、瑞士等国籍的人士组成。该理事会若干年选举一次，轮流选举一个由理事会指导的类似于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执行机构。(四)保持中立原则。上海自由市是商业与工业的共同体，在任何冲突中都将保持中立地位，由国联和美国担保其中立。(五)继续维持治外法权。(六)中国各级政府的税收政策不适用于租界。此外，方案还包括法庭、税收、邮政等方面的具体设想。这份来稿提出，“上海自由市”方案实现的前提是中外合作，只有中外合作，才能确保上海的世界性商业和工业领导城市和远东贸易中心的地位，但是要实现中外合作，需要中国人一定程度上承认外国人在上海的权利和他们对上海的贡献：“中国人有必要承认外国人的权利，不要要求废除或者是交出不属于他们的东西”。具体而言，就是中国人“伸出友谊之手，真诚地承认正是外国人的首创精神、外国的企业、外国的管理和外国的保护造就了今天的上海，并且这也将是对未来的‘上海自由市’的贡献。”⑨《卫报》同时配发社论《上海问题：中国人的打算》(Shanghai Problem:What the Chinese Propose)，支持这个方案。
7月19日，上海最有影响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News)转载此文，并配发社论，反驳《卫报》，指责《卫报》所代表的一些言论机关是死脑筋(die-hard)，认为这个方案建议把中国这个富庶的、人口众多的区域交给国联，会被中国人看作是帝国主义，会激起中国人的反感和仇恨。[1]12月10日，上海另一份英文报刊《密勒氏评论报》(the Weekly Review)也发表了一篇来稿，题为《中国人反对上海“自由市”的设想》，反对《卫报》提出的中外共同商议解决上海问题，理由是上海是中国的领土，任何一个关于上海未来政府的组成方案都应出自中国，而非共同商议。来稿还明确提出但泽方案不可行，但泽的历史是英国和列强在那里投资的历史，凸显的是列强侵略、剥削的历史。中国和列强的关系亦是如此。[2]
第二次争论发生在1929年7月，诱因是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纳税华人会议主席王晓籁对美国记者代表团发表的讲话。美国记者代表团由美国十多家着名大报代表组成，由卡内基和平运动基金会资助来远东考察，上海是其中的一站。⑩7月初，美国记者代表团抵沪。9日，王晓籁设宴招待，并在席间发表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一是主张中国完全收回租界司法权，二是抨击上海公共租界在公园等市政设施的使用和参政权等方面对华人的不平等待遇。王氏在讲话中特别提到，在公共租界，华人占总人口数的96%，所纳市政捐税在55%以上，但是华人在租界市政管理中的地位与权利与此极不相称。此外，华人教育经费很低，只相当于工部局乐队每年的经费。王氏提出，上海租界华人的不平等地位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希望美国报界能够披露这一真相。[3]
第三次争论由美国《波特兰俄勒冈人报》(Portland Oregonian)发表的一篇题为《上海地位》(the Statusof Shanghai)的来稿引发。来稿作者是一位美国人，参加过1929年10月召开的太平洋关系学会京都会议(11)，并且随后来上海考察。此文主要介绍京都会议上与会代表关于上海问题的讨论，提出上海问题的症结主要是因不平等导致的种族对抗和仇恨，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中国人在民族主义情感的驱使下要求主权。虽然华人缴纳60%-70%的市政税，但他们在市政管理中不享有代表权。其二，很长时间内存在种族歧视的传统——华人被排除在外滩公园，被外国警察辱骂和殴打，五卅惨案的发生等。作者评论说，“我们自己的革命传统使我们想到这些情况在唤起和强化民族情感方面的影响。”其三，上海一直有战争的机器和军队。作者讲到其在上海的观感：“我看到的是，这个港口有13艘战舰，此处有三个国家的数千军队，还不包括外国市政当局的万国商团。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这样的武力炫耀自然会激起炫耀武力的反应，并且没有人知道冲突何时发生。”[4]
1930年2月5日，《字林西报》转载此文，并同时刊发社论《在华外国人》(the Foreigner in China)，对此文的观点表示强烈不满：“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抗议海外孜孜不倦地培育和被广泛相信的印象，即上海英国人是吝啬的‘死脑筋’，没有思想，只想攫取更多，放弃更少。”认为海外人士的这些批评是出于不了解和不承认上海情况的独特性。上海的现状有很多缺点，甚至是不正常的，但这种不正常是出于现实的需要，至少它解决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问题。[5]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中日关系成为关注焦点，“上海问题”遂淡出人们的视野，关于“上海问题”的这场国际争论亦随之停止，而且这场争论亦未对其时中国与英国等列强之间的治外法权和租界问题的谈判进程产生实质性影响，特别是上海外侨的呼声并未影响到英国外交部既定的对华政策。但是，各方表达的观点及其背后的理念却颇值得深入探究。这场争论中，中国人将外侨等同于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国际人士眼中的外侨则是不明世界大势、只知道维护自身在中国既得利益和特权地位的顽固分子，外侨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当然，外侨也不肯缄默，以追问一系列相当尖锐的问题方式予以回应，这些问题包括到底是谁造就了近代上海的繁荣发达？谁是上海的主人，谁是上海的客人？未来的上海是中国的上海还是世界的上海？这些追问流露出的委屈和愤懑情绪，此处权且称之为“上海情结”。本文从“上海情结”入手，试图藉此揭示“上海情结”背后某些中国学界所熟知的史学叙事模式所未能完全涵盖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多重面相。
二、上海的发展是谁的贡献
外侨追问这一问题，回应的是中国人要求收回上海租界的主张。
自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以来，中国以主权为由，要求收回列强在华设立租界的实际管辖权(12)，特别是“五卅运动”后，中国民族主义日益高涨，使得中国收回包括上海租界在内的列强在华设立的租界获得了极为有利的政治环境。事实上，1927年以来，中国已同列强交涉，陆续收回列强在汉口、九江等地的英国租界。中国似乎可以仿照先例，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一鼓作气占领上海租界。但实际情况是国民党并未采取那样的行动，相反，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之后，蒋介石在会见中外记者时，明确表示不会使用武力解决租界问题。[6]但是，尽管如此，中国迟早都将收回租界，这是大势所趋，无论外侨还是国际人士，对此都十分明了。因此，上海租界的主权是否是中国的，并无争辩的意义，外侨所争的是上海的繁荣发达，上海发展成为现代都市到底是谁的贡献。一位署名吉尔伯特(Rodney Gilbert)的外侨在《字林西报》上发表文章，提出上海是纯粹的外国人的创造，“在1861年前，这块由中国人的‘上海城’(按，指上海县城)管理之下的地方只有一些破烂的茅草房”，上海的中心区域外滩“原是废弃的不能种植庄稼的土地”。但是这里在几十年间却发生了神奇的变化，原因是“外国人投入的精力、勇气、信念和希望把这里变成了10层的高楼，这里的地价是上海城的100倍。”[7]《字林西报》发表的一篇社论也这样评论其时外侨在上海问题上的态度：“外国人声称，中国人划租界给他们居住，是因为在中国的土地上他们不受欢迎。他们被丢在这块沼泽地，并且被告知说随他们在这里怎么过。外国人花了五十多年时间把这块沼泽变成了一座令人赞叹的城市。很清楚的是，他们被限定住在那里，也就是说那里是他们的聚居地(ghetto)，事实也正是这样。没有人管他们。这座令人赞叹的城市的建成，中国当局并未出过力。”[8]
中国以主权为由要求收回租界，理直气壮，但是外侨历数自己对上海的贡献，也不是向壁虚构。开埠前的上海虽然已是繁荣的商港，上海县城也已经有五百多年的历史(13)，但是，作为世界级大港的上海和现代都市的上海，其成长的根基不是在中国人居住的上海县城，而是县城外黄浦江边一片划为租界的荒滩。上海的繁荣，主要在租界，租界是商业中心、工业中心；上海城市的现代化也主要体现在租界，这里最早从西方引进现代的市政设施及市政管理制度，这里安全、方便、舒适、整洁。不仅如此，自清末以来，上海租界一直是华界在市政建设、管理方面学习的榜样，对此，一些中国人在公开场合也坦率承认。如1926年5月初，孙传芳就淞沪商埠督办职之时，在其就职演说和稍后会见上海商会的谈话中，都称赞租界良好的市政管理，提出华界应向租界学习，为将来收回租界做准备。(14)1929年太平洋关系学会京都会议上，中国代表鲍明钤在发言中表示，上海租界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真正的自治和高效管理的教科书，中国人对此多多少少都心存感激，同时租界也为人身权和财产权，进而为工商业和贸易的繁荣提供了保障。[9]
上海外侨认为，上海的繁荣主要是外国人的贡献，或者说是上海外侨的贡献，是上海外侨多年经营的结果，但现在中国人以主权为由要求收回，要求控制租界，完全忽视了他们的贡献和他们应得的权利，这是外侨“上海情结”的构成因素之一。
三、谁主谁客
所谓谁主谁客，是指谁是上海的主人谁是上海的客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指谁是上海租界的主人谁是上海租界的客人。外侨追问这样一个问题，主要是回应歧视华人的指责。
外侨被指歧视华人，主要有两个依据，其一是关于租界公园禁止华人进入。上海租界建有多座市政公园，如外滩公园、虹口公园、兆丰公园等，但通常情况下，均不对普通华人开放。(15)20世纪20年代以来，特别是“五卅运动”以后，在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租界公园拒绝华人进入的问题逐渐演化成为对中国人具有侮辱意味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传说(16)，并且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美国密西根州的一份刊物《德宝独立报》(TheDearborn Independent)发表了一篇题为《如果你是一名中国人》的文章。文中写道：在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上海，统治这座城市的西方人将中国人视为劣等民族，这里的外滩公园的门口，赫然贴着“狗(除非拴着绳子)和中国人免入”的规章。作者并借用一位中国人之口发表议论说，“如果你是一名中国人，在你的国家最重要的城市发现外国人张贴的这个规章，会作何感想？”[10]另一份美国报纸《俄勒冈人报》更批评说上海有种族歧视的传统，华人被挡在外滩公园之外，外国警察对华人的辱骂和殴打以及发生“五卅惨案”等，都是种族歧视的表现。(17)上海的美国人办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也就上海租界公园开放问题发表评论：
像世界上许多大城市一样，上海有很多公园和休闲场地，每年靠纳税人的钱来维护和拓展。但是和其他城市不同，上海的公园虽然依靠华人和外侨缴纳的公共税收支持，而且据说华人缴纳税收占90%，但是这些公园不对华人开放。只有穿洋装的华人才有可能因为被当作是日本人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人得以侥幸逃过公园守门人的眼睛，溜进公园，其他华人都不能进入公园。(18)
其二是关于华人参政问题，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关于设立和增加华董问题。同公园问题一样，华人参政问题也不是“上海问题”出现之后产生的新问题，而是早已存在。(19)但是对于上海租界当局和外侨而言，此问题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公园开放问题，因为华人能否进入工部局董事会以及在董事会当中占多少席位，关乎外侨能否独占或者是控制上海租界的市政管理权。在此问题上，上海租界当局亦受到来自各方的抨击，除了前文提及的1929年7月王晓籁在宴请美国记者代表团时的讲话之外，同年11月太平洋关系学会京都会议上，中国代表鲍明钤的发言中也提出上海租界的华人人数及缴纳的税收均超过外国人，但是却不享有相应的市政管理权。[11]
无论是公园开放问题，还是华董问题，国际舆论的指责和中国人的抨击不但持之有据，而且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华人缴纳了税收的大部分，却不享有相应的权利，这显然有违包括外侨自己在内的欧美人所信奉的平等理念。因此，对外侨来说，这些指责似乎难以招架。但他们还是提出了自己的辩解，即所谓“主客说”。外侨主张华人原本没有权利居住在租界，为逃避中国的战乱、饥荒以及中国政府的横征暴敛，或者说是出于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考虑，才逃到租界避难，“出于逃避他们自己的官员的镇压，或者是因国内的动荡，他们的生命和财产缺少安全，或者是与他们来自的地方的混乱相比，他们更喜欢这里的秩序、整洁和安全，中国人来租界居住。但是无论如何，中国人绝不是受邀来这里的。”[12]“华人在租界的地位如同宾馆里的客人”。[13]这种观点并非个别外侨一时激愤的言论，而在其时上海外侨当中普遍存在。1929年的太平洋关系学会京都会议上，上海租界工部局总董费信惇在回应中国代表发言时，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20)
出于对做客者的包容，租界当局允许华人在租界居住，换句话说，外侨才是租界的主人，华人是客。不仅如此，华人还是租界繁荣的受益者。因此，无论是公园开放，还是华董问题，作为客人和受益者的华人均不应再向租界当局提出过分要求，这就是外侨回应来自各方的指责的基调。
以主客说来解释上海租界的不平等华洋关系，似乎有意避开了有目共睹的种族歧视问题，因此，将其看作外侨的回应策略，亦未尝不可。但另一方面，外侨的这一主张亦是源于上海租界独特的发展历程，特别是上海租界华洋杂居形成的独特背景。上海租界设立之初，依据1845年《上海土地章程》，中国当局并不鼓励华人居住在租界。(21)但是，租界设立不到10年，情况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先是1853年小刀会起义后，大量华人涌入租界避难。1854年，通过修订《上海土地章程》，租界当局允许华人在租界居住下来。此后，或出于逃避中国的战乱，或为了谋生，华人源源不断来租界定居。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租界近100万人口中，华人占95%以上，租界面积迅速扩大(22)，并且形成了越界筑路区域。(23)但是这同时导致了一个令中国当局颇为尴尬的局面：即自清末起，中国一直试图遏制租界扩张，可租界不断扩张的事实依据恰恰又是源源不断的华人涌入，导致租界地皮紧张和空间狭小。因此，在外侨看来，无论是因战乱，还是出于逃避中国政府的苛捐杂税，亦或是寻求发展机会，华人涌入租界，根本原因是中国自身出了问题。不仅如此，在外侨看来，这种情况尚未发生根本改变，当时的中国仍不是一个法治国家，中国的政府仍然是一个专制独裁的政府，在它直接管辖的区域，华人根本不享有任何政治权利。《字林西报》在反驳《波特兰俄勒冈人报》时就提出，“在中国的任何一座城市当中，中国人都不享有这种权利(按，指参与市政管理的权利)。”[14]《字林西报》在反驳王晓籁时，措辞更为尖锐：“更为重要的是那么多的华人认为值得住在外国租界。如果(上海租界歧视华人的)情况像王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令华人倍感受压迫，公正执行得如此地糟糕，工部局如此地不平等，巡捕如此地残暴，那么那成千上百的华人为何不离开，去到他们自己的官员统治的闸北和南市那里去居住？”[15]
出于外侨和上海租界当局的包容，华人才得以居住在租界，并且成为租界繁荣的受益者。但是华人对此不但不领情，还要求与外侨同等的地位和权利，这在外侨看来无异于得寸进尺，这是外侨“上海情结”的第二个构成要素。
四、上海是中国的上海还是世界的上海
外侨对来自各方的指责的回应尽管针锋相对，且言之有据，但是上海租界地位迟早将发生改变，或者说租界最终将归还中国，中国人将控制租界，这是大势所趋。外侨对此心知肚明，他们争辩的目的并非是拒绝交还租界或者继续保持外侨的特权地位。事实上，在争论“上海问题”的几年间，上海租界工部局董事会设立了华董席位，外滩公园等租界市政公园于1928年6月1日起对华人正式开放，租界当局也在为逐步交还中国人租界的市政管理权做准备。外侨争辩上海的繁荣发达到底是谁的贡献，谁是上海的主人谁是上海的客人等问题，意在申明外侨对上海的贡献和上海租界现行制度的优越。外侨最希望看到的是租界在交还中国之后，上海仍然实行现有的制度，即自治与法治，且仍然是开放的上海，外侨仍然可以像以往一样在此经商、居住。也就是说，外侨期待的是租界交还中国之后的上海是中国的上海，更应该是开放的上海，或者说是世界的上海。但是上海能否顺着这个方向发展呢？外侨认为这取决于中国的发展状况。就现状而言，如果像中国人要求的那样，立即将租界交还中国，由中国人控制，上海将无法维持其开放的大都市地位。因为一旦立即将租界交还中国政府或者是交给华人管理，就会在上海实行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的制度，这会给外侨的商业活动和生活带来极大的影响和不便。一位外侨曾专门调查，假如上海立即交由中国政府管理，并且实行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的制度，外侨将承担更多的费用以及其他方面的诸多不便：
首先是关于护照和签证。依据这位外侨的计算，办理临时护照和正式护照将花费￥10.20，每次离开上海的签证费￥9。而且程序繁琐，申请护照耗时7至9天，办理签证耗时2-3天。
其次是关于税收。外国人需要支付五种不同的税，这些税占每个人总资本的5%。同时，每种物品要缴纳印花税，还要支付商业簿(business book)，每本1角，其余1分。不仅如此，每天会有各种部门的人来拜访，检查是否有印花税被漏掉。这位外侨讲述了自己在这方面的亲身经历：有一次因为票据簿忘记盖图章，被罚款￥50。这位外侨在信中写到：“最有趣的事情是如果这些官员发现一切都井然有序会很不满意。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发疯的。他们想发现一些问题，然后强迫你去买印花税，他们会因此获得15%的回扣。”
其三是关于中国的警察。“警察无处不在，当然，他们只讲中文。外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纠纷都在警察局解决，而且每次都是在中国警察的陪伴下到那里去。在警察局从来不会有翻译或者是负责任的官员，你不得不和那些苦力等等待在一起，往往是在第二天早上，更高一级的官员才会到来。”“正如你的那些黄包车夫一样，对他们来说，每次你支付的钱似乎都不够多。你不得不和他一起前往或者是被拖到警察局，在那里等更高一级的官员到来，通过翻译，告知你谁是对的，谁是错的。”
此外，外侨还会遇到许多不便，“所有公立医院的医生都是中国人……生命在这里是无足轻重的，你会发现自己就是在他人口袋里的东西，毫无分量。”[16]
当然，外侨最为担忧的问题是中国那些层出不穷的不合法的税，一位署名为Action的外侨在《字林西报》发表自己关于上海问题的观点时说，“如果那些不合法的税(按，指中国政府征收的税)付诸实施，巨大的灾难必将落到很大一部分的外国公司和外国个人的头上，前者将倒闭，后者会失业。”[17]
不仅如此，外侨对中国的市政管理水准也颇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即使是已经学习上海租界市政管理多年的上海华界，市政建设和市政管理水准与租界相比差距仍然很大，而且深受中国现行制度的影响。如果中国人接管租界，上海的市政管理将跌回到上海华界甚至是中国其他城市的水准。在1929年的太平洋关系学会京都会议上，费信惇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他举例说，一次上海发生霍乱，大上海特别市向工部局求助，经调查发现起因是自来水污染。而这个事件的发生又同自来水管理部门的经理有很大关系，此人由大上海特别市政府任命，缺乏专业素质，是一位毫无经验且未受过训练的年轻人，被任命为经理完全是出于政治方面因素的考虑。费信惇明确表示说，中国现有的市政管理水准还达不到上海租界的水准，在这种情况下将上海租界交还中国，将导致混乱，包括外国人利益在内的上海的商业利益将受损，因此立即交还上海租界的条件还不成熟。[18]
那么何谓“条件成熟”？从争论中外侨表达的观点来看，主要是指中国人要学会运用租界现行的代议制，而现状是中国人距离完全学会运用这一制度还相差甚远。中国人欲收回租界，前提是应在他们自己管辖的区域——上海华界表现出他们已具备这个资格，“当他们在南市或者闸北证明了他们的能力时，再讨论那些极端排外者，诸如虞洽卿(24)、余日章(25)、王正廷(26)，或者是他们的同胞们的权利，提交他们作为未来的公共租界管理人的证书。”[19]
外侨的反驳颇慷慨激昂，他们表达的观点自然极易招致批评，诸如维护既得利益和特权地位以及为推迟交还租界寻找借口等等，其中最为显而易见的是维护外侨在上海的商业利益。对此，外侨并不讳言。《字林西报》发表的一位外侨来信就坦率表示：“当我们说拯救或者是放弃上海的时候，不是说拯救或者是放弃那些建房子的红砖，或者是那些供我们出行使用的道路，而是与我们的生活、生存相关的我们致力于其中的商业、事业和贸易。”[20]
但是如何看待外侨的这些既得商业利益？其时中国方面主流的声音是，外侨这些利益的获得依托不平等条约，是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是掠夺，也是中国贫困的根源所在。(27)但是外侨认为不是这样，一位英国侨民公开发表言论，声称他们希望的是同中国进行和平贸易，他们所追求的是正当的商业利益：
我们不希望剥削中国人；我们没有领土的目的；我们只希望和平贸易。当中国可以给我们同样的保护、公正和方便的民用设施的时候，正如我们目前根据英中之间的条约所拥有的那样，我们第一个欢迎修订或者废除任何不必要存在的不平等条约。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想这代表了所有在华英国人的心声。(28)
通过自由贸易获得商业利益，这在已经有了几百年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西方人的观念中，本是天经地义，却被中国人认为是剥削者、掠夺者，这也是外侨“上海情结”的另一个主要构成因素。
外侨自认为是近代上海城市的创造者，正是几代外侨的奋斗才把上海从一个普通的中国县城变成了世界着名的大港、繁荣的现代都市。但是令外侨感到委屈的是，他们的贡献不但不被认可，反而被中国人称为掠夺者、侵略者，被国际舆论当成是既得利益和特权地位的维护者。外侨自然可以起而相争，但是这场争论的态势却似乎是势比人强。此处所谓的“势”，就是其时的国际和国内政治环境，或者说是政治形势。其一是指世界大势，即“一战”后以英国为霸主的殖民主义体系渐趋瓦解，在这种国际格局之下，与殖民主义相伴生的对殖民地人民的种族歧视极易激起美国人为首的一些国际人士的恶感。美国在“一战”后迅速崛起，有取代英国成为新霸主之势，而且美国没有殖民的不光彩记录，特别是在世界范围内各殖民地国家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美国人的批评与时代非常合拍，显得格外理直气壮。以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眼光观察上海问题，上海外侨就成了国际舆论的众矢之的。其二是指中国的国内政治形势，即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持续高涨的民族主义。中国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与此前的民族主义相比有一个变化，即清末以来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内省式的，这种内省式的民族主义认为中国的贫穷、落后问题出在中国自身，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受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反帝式的或者说排外式的民族主义成为主流，或者说成为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29)尤其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以此为推动，废除不平等条约，废除治外法权，收回租界是其时外交活动的重要内容，治外法权、租界等等问题，均在国家主权的强势话语面前失去正当性和合法性而纷纷败退。由此角度观察这场争论，可以发现中国和国际舆论一方主要借助了这个大势。
面对来自各方的指责，外侨奋力相争，无论是外侨对近代上海发展的贡献，还是上海以何种方式交还中国，其基本出发点是对上海租界自身的独特性和商业利益的正当性进行辩护，其主张虽有维护其既得利益的一面，且难以掩饰其优越感，但也反映出中国学界所熟知的革命史叙事模式所未能涵盖的一些面相：上海租界的独特性自有其现实依据，商业利益的正当性则出自于西方近代的自由贸易理念，同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全球化紧密相关。以今天的视角观之，似与当今全球化发展的大势有一定契合之处。
①据研究，仅在上海，外国侨民国籍最多时达58个。参见熊月之《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31页。
②据统计，仅在上海，1900年，外国人人数为7396人，1905年为12，328人，1915年为20，924人，1930年为58，607人，1942年为150，931人。参见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表4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41页。
③本文所谓“外侨”不完全等同于近代来华外国人，主要指其中长期在中国居住的，他们或者在中国经商，或者在中国工作，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中国拥有产业或者投资。
④参见宁平《历史上的开封犹太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4卷第5期，2001年9月。
⑤详见[美]邓恩(GeorgeH.Dunne)着，余三乐、石蓉译《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⑥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有汪之成《上海俄侨史》(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年)、陈祖恩《上海日侨社会生活史》(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王健《上海犹太人社会生活史》(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熊月之《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等。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有[美]何振模着，张笑川、张生、唐艳香译《上海的美国人社区形成与对革命的反应(1919-1928)》，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此外，克利福德着《帝国被宠坏的孩子：上海外侨和1920年代的中国革命》一书中也涉及上海外侨。(详见Nicholas R.Clifford,Spoilt Children of Empire:Westerners in Shanghai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the 1920s,Middlebury College Press,Published by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Hanover,New Hampshire 03755,1991.pp.268-272)。
⑦详见拙文《上海何去何从——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上海问题”政策述论》，《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5期。
⑧但泽(Gdansk，德文为Danzig)是一波兰港口城市，位于波罗的海岸，历史上曾长时间被普鲁士王国和德国占领。“一战”结束后，波兰人欲收回但泽主权，但是德国人在此占多数，波兰人占少数，后根据凡尔赛条约的相关条款，成立“但泽自由市”(Free City of Danzig)。但泽自由市是国联监管之下的独立的准国家(Quasi-State)，有自己的立法、国歌、国会和政府，外部事务在波兰的控制之下。波兰可自由使用其港口、邮政、联合海关等。
⑨这份方案首先在1927年6月4日的《曼彻斯特卫报》上发表，后转载于上海《字林西报》。详细内容参见“The 'Free City of Shanghai'”,The North-ChinaHerald,July 23,1927,pp.157-158.
⑩美国记者团主要成员如下：庄蔼士(《圣鲁意快邮报》总主笔)，费恩趋(卡耐基基金委员会助理秘书)，辛默士(史克立浦好沃德报纸公司驻华盛顿记者)，葛乐克(《大西宪法》新编辑主任)，李雍(《华盛顿星报》副主笔)，魏格斐(《岷尼亚日报》评论记者)，鲁维士(《母斯敦报》记者)，雷格(《春田共和报》记者)，赖德(《芝加谷日报》记者)，福莱士(《纽约报知论坛报》驻华盛顿记者)等。代表团于1928年4月24日出发，经檀香山赴日本横滨、东京、大阪、神户等处，一个月后前往中国东北，先后考察了奉天、哈尔滨、大连、北平、天津、济南、青岛等地后至上海。参见《美记者团今日可到·定期回国》，《申报》，1929年7月8日，第四张(十四)；《美记者团昨日抵沪·团员一览》，《申报》，1929年7月9日，第四张(十三-十四)。
(11)太平洋关系学会英文名“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亦称“太平洋国交会”、“太平洋国际学会”等，是1925年成立的非政府性国际组织。学会以研究太平洋地区诸问题的学术机构自居，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在1927年、1929年和1931年召开的会议上，上海问题都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上海租界工部局总董费信惇曾出席1929年的京都会议，并与中国代表就上海租界问题交换意见。参见拙文《中英关系变动背景下“费唐报告”的出笼与搁浅》，《历史研究》2012年第6期。
(12)1919年1月，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战”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在向大会提交的《中国代表提出希望条件说帖》中，中国代表要求废除治外法权和收回租界。这是中国首次在正式的外交场合要求列强交还租界。参见徐公肃、蒯世勋《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232-235页。
(13)公元1292年，元朝中央政府把上海镇从华亭县划出，批准设立上海县，标志着上海建城之始。
(14)1926年5月4日，孙传芳就淞沪商埠督办职演说：“淞沪为中国商场最着之地，工商业之发达，交通之便利，在在能引人以无限之愉快。然揆之实际，上海之精华所在，大多在租界以内，华界市政交通之种种腐败，实有急待改造之趋向。”并提出“收回公廨、收回租界，皆为吾人今后之责任。”(《督办之演词》，《申报》，1926年5月5日，第四张，十三。)同日，孙传芳在与各界人士座谈时又谈到：“淞沪介乎两省之间，又为全国商业中心。如将来治理得宜，再推而至于两省，即可越日本而上。好在租界之规模已在，吾人只需取其善而去其恶。”(《督办之谈话》，《申报》1926年5月5日，第四张，十三。)1926年5月5日，孙传芳假上海总商会宴请社会各界，发表演说：“诸君记得我上次在上海的时候，我就曾表示一种意见，想在上海设一个机关，把地方的行政权集中在一处，使他有能力可以改良原有的市政，筹备未开的商埠，解决外交上的悬案，渐渐把租界以外的上海，造成功一个模范市，然后以模范市的成绩，为要求收回租界的根据，这是我生平所抱的一个最大的志愿。因为我走到有租界的地方，心里就非常难受，不但是因为有了租界，丧失了我们的国权，尤其是因为无论那(哪)一处地方，从租界走到华界，就好像是过了一条阴阳河，租界是阳界，华界是阴界，华界的马路建筑卫生，没有那(哪)一件能与租界相比，这是我们国民最大的耻辱，比丧失国权，还要可耻得多。近几年来，中国国民渐渐的(地)有了觉悟，异口同声的(地)要求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但是空口要求，是不中用的。收回租界，一定要有收回租界的预备。我这一次创设淞沪商埠督办公署，就是想要做出一种成绩来给友邦人士看看，为将来收回租界的一种总预备。我这种志愿，早已经有了。上次到上海，就预备实行起来。”“至于淞沪商埠的界限……南北包括吴淞龙华，东西包括浦东沪西，把租界包围在中间。只要我们争气，不怕租界不能收回，国际不能平等。”(《孙传芳演辞》，《申报》1926年5月6日，第四张，十三。)
(15)1868年，上海租界第一座市政公园外滩公园建成开放，但是通常不允许普通华人进入。20世纪以后，又有虹口公园和兆丰公园建成，亦不对华人开放。自1881年以来，租界上层华人曾经多次以华人已缴纳相应市政税为由，向租界当局提出租界公园对华人开放的要求，但均被拒绝。详见拙文《论近代上海公园开放》，《史林》，2011年第1期。
(16)关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的专门研究，详见Robert A.Bickers and Jeffrey N.Wasserstrom,"Shanghai's ‘Dogs and Chinese Not Admitted' Sign:Legend,History and ContemporarySymbol",China Quarterly,No.142,June,1995,pp.444-466.
(17)此文曾在《字林西报》转载。参见“The Status of Shanghai”,The North-ChinaHerald,Feb.11,1930,p.240.
(18)"Andthe Municipal Band Played on",The China Weekly Review,April23,1927,p.194-95.本文作者应为时任《密勒氏评论报》主笔的美国人鲍威尔(J.B.Powell)。
(19)华董问题指设立和增加工部局董事会华人董事问题。工部局董事会是上海公共租界最高行政机构，一般有7-9名董事。自1854年设立以来，董事一直由外侨担任，华人没有资格当选。“五卅运动”期间，华人向租界当局提出设立华董要求。1928年4月，3名华人被推举为工部局华人董事，1930年，华董增至5人。
(20)参见《第三回太平洋问题调查会大会支那问题圆桌会议议事录》(租界及居留地问题)，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日文档案，档案号：调-0341，0046-0047。
(21)主要体现在《上海土地章程》的如下规定之中，即在租界地界之内的本地居民“不得自相议租，亦不得再行建房、招租华商。”商人“亦不得建房转给华民租用。”参见史梅定主编《上海租界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683页。
(22)租界面积最大时达33，503亩。
(23)1925年，上海租界当局在界外总共筑路39条，总长75公里。租界当局在此设警巡逻，向道路两侧的业主(包括华人)征收捐税。
(24)上海商界领袖人物，时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
(25)时任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
(26)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主张废除列强在华治外法权和收回租界的积极推动者。
(27)详见南京国民政府1931年5月公布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时事新报》1931年5月14日，第1张第3版。
(28)参见“Is Shanghai Worth Saving?” The North-ChinaHerald,August 13,1927,p.268.
(29)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相关论述，参见张海鹏主编、王奇生着《中国近代通史·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第七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35-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