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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张艳国：李大钊、瞿秋白对俄国道路的认识
作者简介：张艳国，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心教授。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京)2016年第201610期第175-200页
内容提要：
李大钊和瞿秋白是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道路的重要宣传家与理论家。他们运用唯物史观研究、阐释俄国道路，针对革命道路、革命手段和革命目标，俄国国情与革命和社会建设关系，群众、阶级、政党和国家之间关系，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社会发展动力与革命主体，思想、意识和观念因素的社会作用等问题，展示了代表历史发展方向、时代水平的先进认识。在理论指导、思想基础与价值认知相同的前提下，他们的认识又各具特点，存在差异，但共同展示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道路的思想睿智与科学认知，成为人们认识从俄国道路到中国道路的思想窗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珍贵思想资料与当代中国道路发展的思想资源。
俄国道路即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李达、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周恩来、张太雷、瞿秋白等人聚合而成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群体，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选择作出了突出的历史性贡献。其中李大钊和瞿秋白的贡献尤其值得研究。他们二人具有20世纪20年代先进中国人特有的素养和品质，拥有宽广而敏锐的世界眼光，对俄国道路的认知超迈而深入。从十月革命开始，李大钊即开始研究俄国道路，发表30余篇专门论述俄国革命的文章。①瞿秋白虽较李大钊晚出，但他求学北京时就开始关注俄罗斯文学，赞赏十月革命，进而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特别是实地采访苏俄，多角度地考察俄国实践，留下100多万字的着述，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苏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问题。②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群体中的其他人，亦在宏观理论层面从不同角度关注并研究道路选择问题，贡献卓着，但就对俄国道路的认知而言，其成果却显得相对零散和薄弱。李大钊和瞿秋白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群体中研究俄国道路的双子星座，其代表性、典范性、论述的系统性及深入性、理论影响的深远性，均非常突出。
思考中国道路，③在当时最科学最现实的思维路径，是借助俄国道路。④十月革命为这一思维路径提供了客观依托。但有此依托，不等于就可以展开思想的自然过程。当时最先进的思想者，之所以能够依此路径展开思想行程，端赖其知识背景所塑造的超拔识力，而这些认识成果汇聚为时代潮流，反过来又凸显其识力的超拔。⑤就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时代任务而言，根本目标是指明中国道路的最终归宿(共产主义)。至于达到这一归宿的中国方案与民族途径(以农村包围城市)，则是下一步的时代任务。正是在这一根本目标上，李大钊与瞿秋白深刻认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不仅如此，他们还对中国道路从俄国道路出发的理论起点、理论内涵等，作出了具有文本示范价值的贡献，值得人们从中国近代史、革命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角度，循着“人物—思想—时代—社会实践”的社会关联和逻辑联系，进行一番“对话与理解”式⑥的深层思考与理性分析。
再进一层分析，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新文化运动前后，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谷底”。⑦在历史的谷底与谷峰思考，其难度与价值，当然不一样。整部中国近代史已经证明，在历史谷底，哪一种政治势力能够给出关于中国前途命运的科学答案，哪一种政治势力就能引领历史发展的方向。而李大钊和瞿秋白围绕俄国道路的一系列思考与见解，恰好展示了处于历史谷底的先进中国思想家的超拔目光、理论高度与认识智慧，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超越性、先进性与科学性，验证了当代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历史渊源与历史理据。学术界对李大钊和瞿秋白的经历、着述、思想转变等，均有成熟研究，⑧唯对二人认识俄国道路之比较研究，尚付阙如。⑨因此，在世界将迎来十月革命100周年的时候，考察李大钊、瞿秋白关于俄国道路的思想成果，对于我们深入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中国道路的历程，无疑具有回到初始时期思想起点的意义和价值。
一、关于革命道路、革命手段与革命目标
思考俄国道路的目的，在于为中国寻出路。李大钊与瞿秋白基于唯物史观的共同理论立场与方法，已经认识到俄国之路为中国所必走。但他们思想的深刻性在于，在必然性的前提下，不仅看到，而且努力揭示道路的曲折性。他们认识到，过程与必然在现实中结合，不会简单合一。曲折属于过程，而道路归乎必然。所以，在苏俄历史进程的初始期，他们就精准地预测到社会主义前途的世界潮流指向与中国未来的必然归属。正是基于对历史规律性的认知和把握，他们坚定地树立起共产主义信仰，自觉地选择做以共产主义为依归的职业革命家。
在李大钊的观察中，俄国革命既具有标志历史发展阶段的划时代价值，又具有决定世界走向的全球意义。如此重大之变革，必然经历最大的牺牲和痛苦。他说：“余尝考之，一世纪新文明之创造，新生命之诞生，其机运每肇基于艰难恐怖之中，征之历史，往往而是。……其最大之成功，固皆在最大牺牲、最大痛苦之后。”⑩这是历史辩证法的科学认知，也是历史所昭示的事实。因此，针对俄国革命所造就的“世界新潮流”，他特别提醒人们注意，“第一，须知一个新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危险。……这新纪元的创造……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第二，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人们应该做好“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11)显然，李大钊将俄国革命置于人类历史的整体之中，说明并非只有俄国革命才会造成痛苦，而是凡“新纪元”皆然，这就为革命的必然性提供了学理支撑，抽离了因恐怖痛苦而拒斥革命的心理。李大钊言词中所蕴含的历史统一性、普遍性、必然性、规律性思想内涵，昭然可见。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重要基石，即将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多样性、偶然性与曲折性，置于必然性与规律性的前提下去考察，同时丝毫不忘它们之间的统一性与辩证关系。
瞿秋白对俄国道路的观察，因具有实感，故更加具体。他作为记者到俄国采访之际，正值苏俄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瞿秋白看到，由于经济困难，在新经济政策实施前，苏俄部分原已废除的剥削制度不得不予以恢复。瞿秋白说：“工厂中的技术师，除应得薪俸及日粮以外，还可以得分红。(按这一点很可研究。初革命的时候政府要取消资本家的利息，同时实行薪给平等的制度，后来行不通，才改的。)”(12)新经济政策实施后，他敏锐地看到，某些“让步”措施，如废除余粮收集制、开放自由商业和引进外国资本等，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因此，“让步”只是共产主义人间化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即使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复活，只要政权掌握在布尔什维克人手中，就可以使它变成巩固政权、保障民生的手段。在社会主义原则与现实可行性之间，瞿秋白坚持了原则性与灵活性、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有机统一。显然，在坚定信仰历史必然性的前提下，瞿秋白更多地看到了历史进程的复杂性。
毋庸讳言，在暴力革命问题上，李大钊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十月革命后，他逐渐放弃了反对“以暴易暴”的主张，但进化论和调和主义的影响尚存。对十月革命，他赞同采用暴力方式。早在1918年三四月间致林伯渠的多次信件中，李大钊就详细介绍了十月革命的一些情况，使林对“如何联系群众，如何组织军队，在实际生活中有些新的认识”。(13)但暴力革命是否是革命的必然形式，李大钊产生过些许犹豫。1921年，他说：“列宁认为想建设新世界的组织，先有大破坏始有大建设。这种改造世界的新思想，是不是尽美尽善，是另一个问题；从事实上说，他们的精神是很好的，进步是很快的。现在俄国所行的政治是手段，不是目的；将来俄国改造成什么样子，还不能定。可是将来与世界改造有绝大的影响，是无疑的。”(14)这种思想上的不够肯定，是李大钊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时代印记。但是，李大钊很快便树立了暴力革命的思想。1922年纪念辛亥革命时，他在《敬告国人书》和《敬告劳动者书》中提出，“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来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来实行‘暴力革命’”。(15)1923年，更是提出：“政权的夺取，有两种手段：一是平和的，一是革命的。采取平和的手段的，大抵由宪法上、议会上着手……有许多社会主义者鉴于平和的手段的失败，乃悟改造的事业非取革命的手段不可。革命的方法，就是无产阶级独揽政权。这种革命的运动，有失败的，有成功的。失败的如德奥是，成功的如苏俄是。”(16)从1921年到1923年，经过大约两年的思考与观察，李大钊明显地认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而且具有了无产阶级专政(独揽政权)的思想。这一思想乃是由“鉴”而“悟”，与他所谓“许多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转变过程是一致的。
瞿秋白则较早地认识到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从旅俄开始，他就成为坚定的革命论者。在俄期间，他系统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实践教育，对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给予热情赞扬，对俄国工人阶级在革命中表现出的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精神品质给予崇高礼赞；他更希望中国无产阶级也能像俄国无产阶级一样，具有坚定的不折不挠的革命精神。他说：“我国无产阶级只寄希望于你们这些勇敢的俄国工人，你们为全人类的幸福而英勇奋斗，建立了苏俄社会主义共和国，正在实现社会主义原则，克服种种困难，与黑暗势力进行斗争，历尽千辛万苦，而始终没有灰心丧气。”(17)这里，瞿秋白实际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如何俄国工人化的问题，这在中俄两国历史与现实条件较之西欧更为接近的条件下，显然并非空想。中国的产业工人队伍虽然弱小，但五四后的历史表明，它的革命性与团结性，同样是非常强大的。
关于俄国革命的目标与意义，李大钊和瞿秋白一致认识到十月革命是一个全新的革命。由此，俄国正开辟着一条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的社会道路；它是要打破资产阶级统治的枷锁，走社会主义道路，带领人民当家作主；俄国革命的目标不仅仅只是为着俄国无产阶级获得解放，它还要走向世界，担负起解放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责任，它是一场世界革命。二人侧重点的不同在于，瞿秋白主要是从俄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来看十月革命的理想目标，而李大钊不仅重视指导思想，还深刻地把俄国革命与以往的革命进行比较，揭示了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李大钊刻意比较了不同范畴、不同性质的近代革命，重点以法、俄革命为例，区分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国家革命与世界革命，指出：“法兰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纪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着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18)对于俄国革命目标，他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讲得更清楚，“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19)李大钊深刻揭示了俄国革命的划时代意义，在当时社会不啻一声惊雷，可谓独领思想界和革命界之风骚。瞿秋白则从实践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角度考量俄国革命，揭示革命的目的意义。他说：“我们也知道，你们——俄国的无产阶级是伟大导师马克思的光辉思想的第一批继承者和传播者，你们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正在首先实现这光辉的思想。按其性质和意义来说，你们社会制度的全部内容，你们的经济和政治的总方向是国际主义的。你们的无产阶级政府对别国人民没有任何侵略意图，它愿为解放全世界被压追的人民而斗争，它正在进行这样的斗争。”(20)这实际阐释了俄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理论渊源与价值取向，也正是中国需要依照俄国道路而行的缘由所在。显然，无论李大钊还是瞿秋白，尽管抱着强烈的救国思想，却没有陷于狭隘的民族主义。他们既具有世界革命思想，也具有世界一体化思想，是在世界的格局中思考中国，在思考中国中关照世界。这一特点，在当时的整个中国思想界，时代感最强烈。
当然，李大钊、瞿秋白二人看待俄国革命道路、手段和目标具有角度不同等差异，但由于思想本质与总体目标一致，故其相互关系，乃是并育而不相害。至于说暴力革命是完全采取俄国革命的方式，还是具有中国革命的特有方式，显然，他们还不具备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主客观条件。但是，他们也察觉到了中国革命不会是俄国革命的简单复制。因此，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说，他们的思想确实具有起点的意义。他们认识到，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会经历苦难过程、付出惨痛牺牲，而革命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人士都应该对革命道路充满信心，一往无前。(21)这些重要理想，在政治坚定性的前提下，无疑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根苗。李大钊、瞿秋白思想之超拔，由此彰显。
二、关于俄国国情与革命和社会建设的关系
列宁等人论述俄国革命，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为基础，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性与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地域性、民族性相结合。在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重要的思考维度，就是考虑到俄国不同于西欧的具体国情。而马克思关于“卡夫丁峡谷”的着名论述，即直接与俄国的具体国情相关。(22)李大钊和瞿秋白对俄国国情与俄国革命和社会发展阶段关系的思考，遵循了列宁的思维路径。此后，从国情出发，进而将国情凝练为社会性质，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基本特征。
李大钊和瞿秋白一致认为，实行社会主义，必须尊重俄国的特殊国情。由于这一特殊国情，李大钊认为，十月革命后，俄国社会存在一个政治过渡阶段。无产阶级专政是俄国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经阶段，“随着阶级的消灭，统治与服属的关系亦全然归于消灭”。(23)一方面，资产阶级有复活的可能性，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手段；另一方面，“为保护这新理想、新制度起见，不能不对于反动派加以隄[提]防。……阶级全然消灭，真正的伊尔革图克拉西，乃得实现。”(24)他认识到，由于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可能复活，所以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在维护劳工政权方面具有特殊意义，政治上出现的这种过渡形态既合乎具体国情，也符合马克思的预想。而瞿秋白则对俄国社会过渡性的复杂性，认识愈加全面。他认为，苏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具有俄国国情的痕迹。他不仅从政治上分析俄国国情对俄国社会发展形态的影响，而且还看到俄国经济发展状况、人民群众思想文化水平和国际环境对其社会发展状态的影响。瞿秋白认为，十月革命后，战时共产主义和随后的新经济政策就是过渡形态的体现。他说：“苏维埃制度不过达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的过渡时期罢了”。(25)瞿秋白清楚看到，俄国国内经济水平低下，小农经济占有重要地位，要实现共产主义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尤其是随着国内国际战争的结束，战时共产主义在生产力如此落后的条件下很难继续实施下去。他还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虽然向小农和资本家让步，但从实际出发却是必须的，虽然它只是一种过渡形态。他指出，“于小农经济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其势小农为资产阶级，和工人——无产阶级之间利益必相冲突，而农民对于社会主义的改造绝不感其兴趣，反觉和他经济地位不相容的政策不能忍受。于是所谓‘农工之关系’不得不重新整顿，自然要用这种相当的过渡的新政策。”(26)这是完全正确的看法。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这是从现实性上实现社会主义，但绝不是放弃共产主义理想。
瞿秋白还敏锐而深刻地看到俄国国内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尤其是少数民族与俄罗斯民族之间的差异更加突出，这就要求国家必须帮助不发达地区越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他说：“这些民族文明程度不一，有的绝对没有现代工业，因此也没有所谓‘无产阶级’。于是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了。共产党对于这问题的解决方法，唯一的原则就是：‘提携各幼稚民族越过资本主义时代，而直达于共产主义的建设。’”因此，他认为，苏俄在国内实行民族自治、发展大工业、提高生产力是当务之急。这种“迂回曲折的过渡办法”一方面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并不有损于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因此，瞿秋白对苏俄共产党的大胆实践给予高度赞扬，他说：“从共产党民族政策上看来，确为世界历史上开一新纪元，理想的实现，本必须经几度的人间化。”(27)对于这个必经的“社会主义过渡时代”，瞿秋白的认识是很深刻的。的确，共产主义理想在实践过程中无法脱离实现它的具体条件和特定社会环境；反之，就会走向事物的反面。苏俄共产党实践社会主义，敢于根据特殊国情而采取实事求是的政策，不仅对于此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对于人们科学认识共产主义的理想与现实、目标与起点产生了深刻影响。
瞿秋白还认识到，苏俄政府此时所处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已经大为改观，当时共产党政权已经比较稳固，国际敌对势力的军事干预已基本不存在，内战也已结束，苏维埃政府的主要精力转向了国内经济建设，因此，国内政策的调整和转变是一个必然趋势。他说：“劳农政府行新经济政策已有一年多了。革命的怒潮时代……且告结束，从此当入建设时代，——经济实际的改造恢复，于此小资产阶级经济的俄罗斯中，无产阶级国家自当具极浓厚的‘过渡色彩’，——此种国家形式的完成遂有紧迫的必要。”(28)苏俄在这个时候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社会生产力，然而战争的破坏、小农经济的顽固使苏俄的经济发展必须借助外国资本主义的某些力量，如技术、管理经验、资金和设备等等，在国内适当地容许发展资本主义。对此，瞿秋白认为，资本主义可以为共产党人所利用。他针对苏俄和美国、英国签定的租让合同说：“如果能照他们计划做得去……农工业上的工作者，都成真正的无产阶级，全国而有一统一的组织无产阶级独裁制的基础巩固，精神上物质上的能力都已十分充足，资本家的经济侵略政策又何足怕呢。”(29)显然，在瞿秋白的思想中，已经具有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因素。
瞿秋白进一步看到，俄国人在思想文化上的独特性，尤其是他们的国民性，对十月革命后的政治形态产生了影响。他说，“俄罗斯东方式而西方的国民性和马克思急激的彻底的预言式的学说混合起来而形成现实的政治状态”，俄国人具有“只顾达到目的，不管手段的善恶好坏”、“守旧性”、“附和性”和“无政府的倾向”等等，使得“劳农政府的政策始终不能满他们的意”。(30)俄国人固有的国民性，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尊重，务实地对农民让步。
不难看出，李大钊对俄国国情、社会发展阶段及其形态的认识，集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主题上，突出了革命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重要性，这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巴黎公社经验总结的原则，对此后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31)而瞿秋白经历过苏俄的实地考察，因而在分析俄国革命后的社会走向时，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更显示出职业革命者的灵活性和实事求是的品质。特别要看到，苏俄共产党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求实精神，自此在瞿秋白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成为他探索中国革命的有益借鉴。后来，他在大革命时期指出：“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不可一日或缓”。(32)这是瞿秋白在受到俄国道路启发后，最早提出中国革命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即实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33)这一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源头，成为中国共产党此后长期坚持的精神品格和实践品质。(34)瞿秋白关于“过渡”的思想，同样意义非凡。因为，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非也是向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过渡”。
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国家的关系
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非常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处理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共产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有重要收获。李大钊和瞿秋白“取法苏俄”，当然对此问题格外关注。
唯物史观在历史的主体领域，必然表现为人民史观。李大钊是我国最早系统宣讲唯物史观的人，故他必然会肯定革命群众力量的伟大，将之视为历史前进的动力。他说：“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35)但是，倘若群众不能形成为阶级，就不能表现出整体力量；群众运动需要发动和引导，而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就需要一个团体去组织和训练群众，强化其阶级力量；在俄国，这个团体是俄国共产党。李大钊指出：“俄罗斯共产党，党员六十万人，以六十万人之大活跃，而建设了一个赤色国家。这种团体的组织与训练，真正可骇。”(36)李大钊在研究俄国革命时，已经按照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构建了人民群众—阶级—政党—国家的序列，并廓清了这一序列的内在互动关系。在这个序列及互动链中，李大钊尤其重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已经认识到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对革命运动极端重要。
李大钊体认到，政党与群众的关系无法割裂。党的建设和发展需要群众，而群众需要政党来组织；政党从群众身上吸取力量，并领导群众推进革命。李大钊说：“因为团体的训练和民众的运动，是互为因果的，即团体的训练愈发达，民众的运动愈有力；亦惟民众的运动愈发达，团体的训练才愈高明。……所以我们现在要一方注意团体的训练；一方也要鼓动民众的运动，中国社会改革，才会有点希望。”(37)尽管李大钊并没有说明群众是通过怎样的途径促使党的发展和自身建设，但从其思想中可以看出，他已经认识到人民群众运动的辐射宽度和力度。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党领导群众运动完成革命任务，李大钊的这一系列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路线和“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传统与作风的思想源头和历史起点，具有很高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38)还要看到，这不仅对他此后的革命生涯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还对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农民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发挥了积极作用。(39)
瞿秋白也认识到人民群众同俄国共产党的关系是革命中的重要关节点，但他的认识重点则在于党对群众的有效指导和有力领导。瞿秋白说：“共产党的运用政权，全仗着党内组织的精密，办事的敏捷。……于此可见共产党之精神是在于使最有觉悟最有知识最有才能的人运用政权，指导群众。”即便是军事状态解除后到了和平时代，“工人的民主主义”实现时，共产党对群众的指导还有必要。他所谓的“运用政权”原则，就是“高级人员应当接近下级人员，无党农民工人应当受感化等等，仍旧是说明‘在上本有觉悟者向下去接近在下者、未觉悟者’”。(40)在瞿秋白看来，作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共产党人，有义务和责任对落后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指导，帮助他们提高思想水平。
在群众、无产阶级与国家关系问题上，李大钊和瞿秋白都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巨大力量，同时也看到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应该动员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但是，李大钊对俄国农民阶级的认识并不完全准确，他没有把俄国农民阶级看作一个比较重要的革命力量。李大钊认为，无产阶级的力量是伟大的，他们能够夺取政权，也能够搞好国内的建设，而且“他们底精神，不止于能维持本国，并可以代表世界无产阶级的精神”。李大钊认为应该动员农民群众，但他们的绝大多数是不可能参加革命的。因此，他特别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说：“无论如何，俄国革命决不能靠全体的农民，少数智识阶级应该努力拿新思想灌输到农民的心理中，使他自己论断是非。……智识阶级的责任真是重大，真是要紧。”(41)李大钊甚至认为，因为“运动愚钝的农民去实行革命是不可能的事”，因此要“全将注意集中于现代俄罗斯的动的要素，就是为革命原动力的智识阶级”。(42)在领导群众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作用固然重要，但也要适当估量他们的作用，因为他们只是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一部分，是首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分子。显然，李大钊把知识分子作为“革命原动力”，过高强调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对此，瞿秋白的观点恰好相反。由于有俄国实地考察的优势，瞿秋白对俄国国情的了解显然更深刻。他说：“农民人数居全俄百分之八十，群众运动的力量非常伟大。十月革命以‘农民均分土地’为口号，所以大得农民的同情。……不得他们的同情决不能成就此‘社会革命’的伟业。”在瞿秋白看来，没有农民阶级支持，无产阶级很难夺取政权；在大工业还没有发达前，俄国的建设也离不开农民阶级。瞿秋白认为：“劳农政府既能利用农民而成立，以后的社会改造事业也非特别注意于农民不可。”(43)随着认识的深化，李大钊也越来越重视农民的作用。1919年，李大钊曾提出：“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44)这段话还是立足于对农村与农民的“开发”和“解放”，农民是被动的一方，而非自觉与被依靠的一方。但到大革命时期，已经成为中共重要领导人的李大钊认识到，被“开发”和“解放”的农民一旦“觉醒起来”，就不再仅仅是被动的一方，而是可以“形成一个伟大的势力”。(45)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集会上，发表着名的《青年运动的方向》演讲，提出青年知识分子到工农群众中去。(46)这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李大钊的上述思想。
在政党与阶级、国家关系上，李大钊认识到在夺取政权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是相当重要的。他在论述团体训练与无产阶级革命关系时，表现出对俄国共产党取得成就的由衷钦佩和对中国成立共产党组织的极大关切；(47)但对俄罗斯共产党与无产阶级、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它们之间的关系怎样，还缺乏分析和论述。尽管如此，李大钊对无产阶级政党重要作用的论述，还是十分深刻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具有重要意义。
与李大钊相比，瞿秋白不仅认识到在夺取政权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具有重要作用，而且还注意到苏俄在国内建设时，共产党与无产阶级、苏维埃政权之间是一组很重要的关系。瞿秋白认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应该处于革命的核心地位，无产阶级的权力和国家政权都应该掌控在这一部分人的手中。(48)他说：“俄罗斯现在实行无产阶级独裁制，是共产党的宗旨。所谓无产阶级者——工人，他们本身无知识无觉悟的居大多数，于施行独裁的最初期，不得不由主张这独裁制的共产党负指导的责任。……共产党实为现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上的主干。共产党本身组织问题，其重要不下于苏维埃机关的组织问题。”(49)在瞿秋白看来，在政党与阶级、国家三者关系上，共产党在这三者中处于核心地位，共产党自身建设与无产阶级自身利益和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有着必然的直接联系。一个强有力的共产党可以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和建设，也可以在政治上更好地代表他们的阶级利益；同时，也可以更好地领导国家建设。瞿秋白认为，十月革命后，在俄国国内，群众、阶级、政党和国家之间是一个“相互为用”的关系，即良性互动关系。瞿秋白说：“职工联合会是共产党与群众之间的连系。俄国工人国家的机体全筑在群众上。各机关，国家的、共产党的、职工会的相互为用，有弊相救，有利相济。”(50)瞿秋白对这三者关系的概括是准确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依靠群众；没有群众的支持，任何建设都无法展开。瞿秋白的这个观点在日后的中国革命工作中得到贯彻，1925年他致信鲍罗廷时指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实行积极的政策和在工农大众中开展强有力的工作，才能取得领导权和将革命进行到底。”(51)历史证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三大法宝”之一党的领导，就包含着瞿秋白的思想智慧。
李大钊和瞿秋白在对群众、阶级、政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上，认识并不完全相同，主要是因为他们各自对俄国社会有不完全相同的关注点。李大钊对十月革命前革命中的群众、阶级、政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关注得多，而对革命后的这个关系关注得较少；另一方面，他还缺乏对俄国农民的真切了解。而瞿秋白有着“饿乡纪程”的实践，能够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考。
四、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
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群体中，李大钊和瞿秋白是运用唯物史观的普遍规律学说来认识“俄国道路”，并以此分析中国革命问题的先进人物。
在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认识和理解上，李大钊主要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问题，而瞿秋白不仅看到俄国革命中生产关系出现的变革，而且还意识到生产力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重要性。
李大钊指出，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时，人们就应该打破这种生产关系，为生产力发展开辟道路；十月革命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为新文明、新世界的创造提供了有效方法。他说，十月革命是要“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52)打破这种“生产制度”的结果是，“从今以后，大家都晓得生产制度如能改良，国家界线如能打破，人类都得一个机会同去作工，那些种种的悲情、穷困、疾疫、争夺，自然都可以消灭。”(53)李大钊这里讲的“生产制度”其实就是指生产关系，俄国十月革命就是打破旧的生产关系、旧的所有制，创立社会主义新型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李大钊看来，俄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大有益于生产力发展。他说：“照俄国说，社会主义于发展实业，实在有利无害。换言之，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还不如用社会主义为宜。”(54)显然，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更能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瞿秋白对俄国革命变革生产关系的认识与李大钊一致。他指出了改造“经济组织”的重要意义和历史进步性，认为：“社会改造之中心问题在于经济组织之整顿，推翻旧的，创造新的。俄罗斯革命的价值就在于他经济改造政策的适当与否而定。”瞿秋白这里提出的“经济组织”，实际上是指生产关系。但是，瞿秋白的认识并没有停留在革命对生产关系的改造上，他还意识到生产力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重要性。他说：“新经济政策中最重大的原则，就是概括的提高‘生产力’，及间接扩充振兴‘国有企业’。”(55)在他看来，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和内战，俄国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理想中的共产主义无法实现，生产关系一定要与其现有生产力水平相适应，才能取得更大发展。瞿秋白说：“俄国欲实行共产主义，最大的障碍，在于其工业农业之不发达。……现在俄共产党的能力差不多完全灌注于恢复经济上面。经济政策，即因此而定。”(56)苏俄的共产主义建设不是空中楼阁，实现共产主义需要生产力水平逐步提高。新经济政策虽然部分地牺牲了社会主义原则，但归根到底是局限在社会主义体制内的，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改革要立足于历史发展阶段和具体国情这一根本原则。
至于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原理的理解，李大钊和瞿秋白表现出较大差别。李大钊在肯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同时，对“决定”的理解显得比较僵硬，瞿秋白则能比较全面地认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李大钊十分强调经济基础的重要作用。他在与胡适进行“问题与主义”论战时，就很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没有颠覆，经济组织后[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都解决了。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57)在李大钊看来，“经济基础”是决定其他相关项唯一的要素，这虽抓住了理论核心，但忽视了其他因素，这体现了初始学习、理解唯物史观阶段的不成熟特征。恩格斯曾经对西方当时类似机械理解“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提出过批评。(58)李大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但他的理论基点无疑是正确的。
瞿秋白对“俄国道路”的分析，总是将它立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视野之下。他并不认为经济基础一旦发生变化，共产主义就会如影随形地实现。他在分析苏俄帮助其他落后民族跳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进入共产主义问题时，就很重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他说：“共产主义是‘理想’，实行共产主义的是‘人’，是‘人间的’。他们所以不免有流弊，也是自然不可免的现象，如单就‘提携小民族，使越过资本主义的过程而并达于共产主义’的大政方针，及他们首领的深自警惕，抱定宗旨，不折不挠的去实行，这种态度看起来，虽不能断定他们最后的成功，然而必是见他们实行自己的理想而并且能深切研究实际生活中之状况及对付他们的相当办法。——这是中国人所应当注意的。”瞿秋白看到苏俄对经济基础改造的历史意义，就是落后地区也可以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瞿秋白在俄访问期间，正是苏俄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期，他利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准确分析了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以及出现的问题。瞿秋白认识到苏俄小资产阶级经济十分强大，指出：“原新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俄罗斯——共产党政府，为什么不能即刻实行生产品(农业、工业一概在内)公有制……除以革命战争、内乱之故，经济窘急，须极振兴大工业，而不得不用此种奖励农工增加生产力之新政策为解释外，我们还可以发见一纯粹的经济上的原因：就是‘俄国是小农经济的国家’。”(59)俄罗斯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经济”特性，决定了执政后的共产党必须以新经济政策来恢复和发展生产力。至于这种政策导致资产阶级在一定范围内复活，瞿秋白也运用这一原理给以解释说明。他说：“新经济政策实行以来，俄国国内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复活，发现种种奇妙不可思议的现象。种种阶级，种种政党，种种社会组织之间，勃生错综杂乱不可名状的变化。旧政治思想死灰复燃……遂成一幅十月革命后第一次发现的‘新’景象。”(60)显然，瞿秋白在分析“俄国道路”时，准确运用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这一原理。
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分析的角度还是在分析的重点上，特别是在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把握上，两人的思想并不完全相同。
五、关于社会发展动力与革命主体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向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而社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李大钊和瞿秋白在分析俄国道路的过程中，一致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动力理论。
李大钊对俄国革命进行了深刻的阶级分析。他说，俄国革命从根本上说，就是一场阶级之间的战争。他提出：“他们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合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61)他还说，“俄国革命起于一九一七年，惹起世人的注意，并非单是一国政治变更，实在是世界的革命，是平民阶级对资本阶级的战争。”(62)级斗争能够实现经济革命，促进社会进步。他在分析俄国罗曼诺夫家族的覆灭时说：“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有许多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很吃了这个观念的亏。”(63)这一论断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来说，具有本质性的意义。
瞿秋白同样从阶级斗争着眼分析俄国革命。他说：“苏维埃政府，十月革命，步步证实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革命的伟力各方面的发展，几十次困苦的战斗全赖于两革命阶级——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在十月革命时这两阶级结合—巩固的协约，消灭帝国主义的战争，收得大工业与土地。”(64)同时，他认识到阶级斗争具有世界意义，说：“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在于世界的经济改造。”(65)显然，观察俄国革命，李大钊与瞿秋白一致坚持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根本方法。
但是，阶级斗争的主体是谁，李大钊和瞿秋白的表述却不完全相同。李大钊认为是“平民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瞿秋白虽认为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但认为在斗争过程中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是同一阵线的同盟。李大钊的“平民阶级”是否等同于瞿秋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值得讨论。毫无疑问，瞿秋白所说的无产阶级是指工人阶级。他说：“所谓无产阶级者——工人，他们本身无知识无觉悟的居大多数，……‘已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职工联合会，乃是共产党，所谓‘有觉悟有知识的无产阶级’。”(66)瞿秋白把工人阶级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无知识无觉悟的工人，一部分是有觉悟有知识的工人，也就是共产党。而李大钊虽然看到了农民在社会革命中的积极作用，但根据俄国革命经验，他所说“平民阶级”概念的重点显然不是指农民阶级。李大钊在论述俄国革命是“平民阶级对资本阶级的战争”中，认为农民是不参加革命的，俄国革命决不能依靠全体农民。他说：“俄全国人口有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是农民。农民的气质，和中国人差不多，保守性重，沉沦在无情、愚昧、忍耐、服从的种种恶习惯，全是专制压迫的结果。……做革命中心的人，是工人、学生和爱自由的贵族们，职业阶级皆赞同革命，这些人占百分之二十，其余百分之八十，是不参加革命的农民。……希望农民革命是很难实现的”，“俄国革命决不能靠全体的农民，少数智识阶级应该努力拿新思想灌输到农民的心理中，使他自己论断是非。”(67)李大钊认为，作为俄国人口主体的农民大多数是不参加革命的。他虽然认为知识分子可以用新思想来影响农民，但希望农民全部能够参加革命是不可能的。李大钊所说的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平民阶级”，应该是指工人、学生、少数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这其中当然包括具有自由思想的贵族们)、职业阶级，可能还包括少数对大地主资本家不满并具有新思想的农民。(68)总体上看，这些人都是深受资本家压迫并认识到这种压迫的人。
显然，李大钊和瞿秋白最大的区别点体现在对俄国农民阶级的认识上。李大钊认为俄国广大农民不可能参加革命；而瞿秋白看到，在十月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是并肩战斗的，因而认为，“共产党的策略，必须以最大多数最低级的无产阶级为主体，进而联合一切劳动群众，——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等”，(69)即形成了工农联盟。两人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差别，关键在于对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前的具体情况和对俄国革命的了解和认识有所不同。李大钊还受到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等人无政府主义思想中对俄国农民分析的影响。李大钊认为俄国农民具有“保守性重，沉沦在无情、愚昧、忍耐、服从的种种恶习惯”，并非没有道理，但关键是俄国农民受资本主义压迫，同样能够起来革命，能够同无产阶级结成同盟。而瞿秋白则基于对苏俄国情的具体考察，认为农民“奇特的国民性很有力量而且很可用”，“共产党既执政权”，无产阶级就必须联合农民。(70)
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国内经济建设中，瞿秋白认为阶级斗争依然存在，但阶级斗争的作用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而李大钊对十月革命后俄国国内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认识还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瞿秋白说：“阶级斗争的罢工运动，在资本主义国家以破坏其国家为作用，在无产阶级国家之中以保护利益亦即以求正当的机关实业而作用。本来阶级不消灭斗争亦是不能消灭的，不过形式不同而已。”(71)瞿秋白认为十月革命后俄国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但这种阶级斗争不是为破坏国家，而是为“巩固其国家”。(72)对此，李大钊的思想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起初，李大钊认为，俄国革命后阶级已经被消灭。他说：“俄、德起了社会革命，世人又造出一种新名辞来，叫做什么‘平民独裁政治’，就是说这种政治是平民—阶级的‘狄克铁特’(Dictator)。……平民政治的真精神，就是要泯除一切阶级，都使他们化为平民。”(73)此时，李大钊还没有意识到俄国革命后还会存在阶级。但他的这种思想只是短暂的，随着他对唯物史观理解逐步加深，就意识到十月革命后俄国社会的阶级斗争依然存在。他说：“然俄国的政治现状尚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他们要由这无产阶级统治别的阶级，所以他们去用‘伊尔革图克拉西’，似尚带用着统治(Rule)之意。大权皆集中于中央，而由一种阶级(无产阶级)操纵之；现在似还不能说是纯正的Ergatocracy，不过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而已。”(74)显然，李大钊已经认识到俄国那时的政治是无产阶级对别的阶级的统治，并且已经认同“无产阶级专政”。
如何看待生产力发展所起的社会推动作用？李大钊把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和根本动力常常结合在一起思考，他对唯物史观中的阶级斗争和发展生产力的理解是全面的。李大钊说：“马氏学说受人非难的地方很多，这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算是一个最重要的点。盖马氏一方既确认历史——马氏主张无变化即无历史——的原动为生产力；一方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就是说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75)尽管阶级斗争学说在当时受到很多非议，但李大钊积极肯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不过，李大钊对社会发展“原动力”的理解，也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起初，他对“原动力”认识还有一点模糊，甚至还出现过矛盾。1920年，李大钊说：“饥饿是变革的原动力。法兰西大革命，饥饿是重要的原因；俄罗斯大革命，饥饿也是重要的原因。”(76)次年，他针对十月革命又说：“我们应该把那些农民、无产阶级、工人、职业阶级，看作一种另外的要素，而全将注意集中于现代俄罗斯的动的要素，就是为革命原动力的智识阶级。”(77)李大钊思想的矛盾性也恰好说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确有一个思想过程，这是符合认识规律的。而瞿秋白则在苏俄接受了比较系统的唯物史观理论，对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观点的认识显得更加清晰。瞿秋白运用这个理论分析了生产力发展与实现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他说：“工业政策上的根本职任，在于发展巩固国有的大工业。大工业团结劳动者，而加以训练，即所以巩固无产阶级独裁制，而为共产主义之根据。如果没有发达的工业，亦决不能实现共产主义。”(78)显然，瞿秋白已经认识到生产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根本作用；而且，瞿秋白还明确认识到，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大工业的发达，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
从社会发展动力论到革命主体论，李大钊与瞿秋白共同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虽然所得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但都对于认识中国社会，具有借鉴意义。特别是瞿秋白关于俄国农民的思想，对于认识中国农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作用，借鉴意义尤其重大。
六、关于思想、意识、观念的社会作用
相对于社会革命，文化领域的革命要困难得多。旧思想、旧观念和旧文化不会随着革命的结束而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而是总要像梦魇般地缠绕着人们，“死人抓住活人”。(79)因此，无产阶级必然要对旧社会旧时代所积累的“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80)李大钊和瞿秋白思想超拔性的一大重要体现，在于不仅深刻论述了社会革命，而且极其重视文化革命。
李大钊和瞿秋白看到，俄国人的思想文化观念对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产生了重要影响。李大钊努力探寻俄罗斯文化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张力，认为俄国人所具有的人道主义精神对社会变革有重要作用。他说：“俄人今日，又何尝无俄罗斯人道的精神，内足以唤起其全国之自觉，外足以适应世界之潮流，倘无是者，则赤旗飘飘举国一致之革命不起。且其人道主义之精神，入人之深，世无伦比。”尤其是俄国兼具东西文化的长处，利于俄国创造世界新的文明。他说：“由于俄人既受东洋文明之宗教的感化，复受西洋文明之政治的激动，‘人道’、‘自由’之思想，得以深中乎人心。故其文明，其生活，半为东洋的，半为西洋的，盖犹未奏调和融会之功也。……世界中将来能创造—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81)瞿秋白则从俄国人的国民性和对传统文化的重视角度来认识。他说：“俄罗斯文化的伟大，丰富，国民性的醇厚，孕育破天荒的奇才，诞生裂地轴的奇变，——俄罗斯革命的价值不是偶然的呵！社会之文化是社会精灵的结晶，社会之进化是社会心理的波动。”(82)尽管他们分析的角度不一样，但都看到了俄国文化对革命所起的促进作用，这对于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革命中发挥的作用，具有启示意义。
在考察俄罗斯文化上，李大钊和瞿秋白还有一个非常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对俄罗斯文学特别重视。这显然不是因为他们都共同拥有文学爱好或兴趣，而是为了思考文学与革命的关系。他们都认为，俄罗斯文学对社会现实题材的关注与思考，起了宣传革命思想、改变人们观念的作用。李大钊认为，俄罗斯文学“社会的色彩之浓厚”，“人道主义之发达”，促进了革命的发展，成为“其胚胎酝酿之主因”。他还说：“俄罗斯文学之特质，既与南欧各国之文学大异其趣……故文学之于俄国社会，乃为社会的沉夜黑暗中之一线光辉，为自由之警钟，为革命之先声。”(83)李大钊把俄国文学作为启蒙革命思想的一种工具，认为它孕育了俄国革命。尽管瞿秋白与李大钊的分析不完全一样，但也像李大钊那样，给予俄罗斯文学很高评价。瞿秋白把俄国革命的爆发与俄罗斯文学结合起来，认为考察一个国家的变化，就应该考察该国家该民族的文化，而文学作品是俄国文化的反映和样品。他说：“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远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84)在瞿秋白看来，俄国文学作品中反映的思想是俄国革命的动因之一。李大钊与瞿秋白，由于都身处新文化运动的洪流当中，做着破旧立新的文化革命工作，出于对俄国革命的钦慕，又抱着对破除旧文化、建立新文化的“同情共感”，因此，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聚焦在俄国革命上。
革命的新文化不会自然而然产生，也不会自动进入人民头脑，总是需要先进文化工作者作为时代的引领和推手。李大钊和瞿秋白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巨人和先进代表。他们都认识到要改变人民群众思想中落后的观念，破除束缚社会进步的旧文化旧思想，就必须对广大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和文化启蒙。当然，在具体方法上，譬如，在对新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的认识上，他们两人的确存在较大差异。
在李大钊看来，现代新文明需要知识分子把思想宣传到人民群众中去。他说：“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智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在那阴霾障天的俄罗斯，居然有他们青年志士活动的新天地，那是什么？就是俄罗斯的农村。”(85)李大钊认为，新思想的传播主要依靠知识分子，通过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这种新思想才可能深入到农村农民中。李大钊的“先进文化传播论”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因为在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针对反对中世纪封建文化遗留、传播进步启蒙文化时说过，“最简单的做法莫过于设法在工人中广泛传播上一世纪卓越的法国唯物主义文献”。(86)特别要看到，李大钊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观点，对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譬如，1942年5月，毛泽东在陕北发表着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知识分子到工农群众中去，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为工农大众服务，这里边就有李大钊的思想要素。(87)
但瞿秋白并不认为在俄国宣传新思想只是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认为，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主要是依靠俄国共产党，依靠无产阶级自己。他说：“无产阶级为自己利益，亦即为人类文化担负历史的使命。凡在现实世界中，为现实所要求以达这‘新’使命的，则社会意识的表示者都不推辞：代表此一阶级的利益，保持发展人类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已经破产。”(88)瞿秋白很机敏地运用了阶级学说和阶级分析方法，明确指出新文化的创建需要无产阶级自己，而不能指望其他任何人。但是，由于俄国无产阶级整体思想水平并不高，他们还需要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去指导，改变俄国工人阶级以及人民群众的“精神饥饿状态”进行切实的“精神上的救济”。(89)特别值得肯定的是，瞿秋白还具体分析了十月革命后俄知识阶级队伍的状况，认为“知识阶级之分化”已是客观事实，必须警惕一部分反对劳农政府的反动知识分子，“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自当预有防范”。(90)在先进文化建设与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关系上，李大钊和瞿秋白所产生的差异，关键是在对俄国知识分子的认识上。李大钊承认并看到知识阶级同劳工阶级能够打成一片，而瞿秋白则更深入地看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并不是知识分子队伍的全部，这就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非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了区分，而非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包括了李大钊所说的到农村宣传“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李大钊对俄国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俄国革命上，对俄国革命后的文化建设思考得相对少一些。而对于十月革命后俄国社会旧文化的抵抗和反扑，瞿秋白则关注得更多，因为他身处俄国，实地感受了俄国文化建设的真实状况。
瞿秋白认识到，相对于改造旧制度，文化革新更为复杂。旧文化具有相对的社会独立性，必然会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同新文化产生激烈冲突。虽然革命力量是强大迅疾而锐不可挡的，但革命毕竟不能在特定时间内迅速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瞿秋白指出：“风起潮涌的自由战激励他们驱逐地主，打破封建遗毒的偶像。等到农民得胜，初赖共产党的指挥操纵，分到了土地，小资产阶级心理发现，屡次为白党利用扰攘多时。实际生活的教训和社会心理的内力如此之显着呵。”瞿秋白对革命后俄国农民的小资产阶级心理的认识也是深刻的。同时，他还提醒，人们的宗教信仰也很难一下子改变。1921年劳动节，恰好是耶稣复活节，人们自发来到教堂，与共产党组织的劳动节游行规模偏小形成鲜明对比，这使瞿秋白的思想受到很大震动。他深切认识到，在肃清旧时代的落后文化时，新旧文化的斗争多么激烈！瞿秋白指出：“一东方古文化国的稚儿，进西欧新旧文化，希腊希伯来文化，剧斗刚到短兵相接军机迫切的战场里去了：炸爆洪声，震天动地，枪林弹雨，硫烟迷闷的新环境，立刻便震惊了‘东方稚儿’安恬静寂的‘伪梦’。——新文化的参谋处，一面要定攻击西欧旧文化之战略，一面要行扑灭东欧半封建文化遗毒的抗拒战斗力之计划。……无怪搏战所用的力量如此之重，战争过程活现得如此之剧烈。”(91)瞿秋白把新旧文化的冲突看成一场激烈战争，新文化的战斗力强劲而新锐，旧文化的抗拒力保守而顽强。瞿秋白的观察与认识，无疑是深刻的，对无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与旧文化作斗争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92)
李大钊和瞿秋白分析思想文化观念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深化了对社会革命的认识，为探索中国新文化建设道路积累了宝贵经验；他们的立论重点，起到了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的作用。
综上所论，作为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关注俄国革命的先进分子，李大钊和瞿秋白对俄国道路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既有很多共性共识，也有各自的特色特点。
就共同点来说，李大钊与瞿秋白都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精英，是中国先进分子中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都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拓荒者和引路人；他们具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担当精神，充满迎接救世曙光的虔诚和热情，执着不舍，率真无畏，灌注着现实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一致把俄国道路看作中国革命的灿烂明天，回答了时代所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怎么走的最根本问题。他们的共同点，产生于新文化运动时期风云激荡和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93)产生于那个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一代先进中国人特别是先进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时代忧患和社会关切，产生于崛起于新文化运动并迅速成长起来的“文化新人”所共有的时代精神和时代品格。(94)
同时，也要从国际角度予以观照。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深深地吸引了李大钊和瞿秋白，特别是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对俄国道路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深受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影响，必然由思想自觉进而融入组织自觉。这种组织关系，既反映在理论、思想、政策、政治层面，也反映在不同时间、地点和人物交往、论题的侧重性等层面。譬如，在共产国际成立后的半年时间内，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主席团拟任主席布尔特曼就与李大钊建立联系，并到天津会见了李大钊，(95)向李大钊介绍了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一书，还讲述了工人阶级在十月革命中的领导作用。这当然会加深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国家理论的理解。双方彼此印象深刻，布尔特曼后来称李大钊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96)1920年初，共产国际驻天津联络员鲍立维(中文名白烈伟)与李大钊在天津几次见面并开会，涉及在中国成立“社会主义者同盟”问题。(97)这对李大钊坚定走俄国道路具有强烈影响。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事务负责人魏金斯基经鲍立维和北京大学俄籍教授伊凡诺夫介绍，结识李大钊，并通过李大钊与北大进步学生开始密切接触；魏金斯基与李大钊商谈了中国建党问题，并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洽商建党事宜。(98)期间共产国际对李大钊思想影响的深刻性，可以多方面印证，例如李达在回忆中即说：“由于多次的交谈，一些当时的马列主义者，更加明白了苏俄和俄共的情况，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99)
与李大钊一样，瞿秋白接受俄国道路，同样是思想选择的结果。在魏金斯基来华的下半年，瞿秋白在俄共(布)党员优亭介绍下，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身份，偕俞颂华、李宗武到俄国采访考察。在苏俄，他极其兴奋地阅读了一批尚未翻译成中文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以及《共产国际》、《社会主义史》等书刊，结识了《真理报》主笔美史赤略夸夫、着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教育部长卢那察尔斯基等文化名流，全程采访了俄共第十、十一次大会并写下三万多字的长篇通讯，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东方大学旅俄支部组织生活，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两次受到列宁接见并同列宁有过简单交谈，全程采访全俄第九次苏维埃大会并采写了通讯，在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把列宁的报告以及其他会议文件及时译成中文寄回国内党中央。(100)从1920年11月21日抵俄到1923年1月8日回到中国，瞿秋白在苏俄整整工作两年多时间。从他学习、采访、考察、交流、参加政治活动的内容来看，苏俄、共产国际对瞿秋白思想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深刻的。(101)譬如，在俄国，他对国人发出深情呼唤，“中国人亦应当用一用心，俄国革命史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呵！”(102)另一方面，共产国际也主动邀请中国代表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会，向中国先进分子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如1920年，维连斯基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声称：“坚持在东亚各国人民当中开展共产主义宣传的工作。”(103)李大钊和瞿秋白就是在此政策要求下，同共产国际建立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可想而知，他们从思想、理论一直到政治组织关系，最终确立以共产主义为救国救民的奋斗目标，“苏俄道路”从中发挥了多么巨大的作用。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共产国际对中共及对李大钊、瞿秋白等人的指导乃至领导关系更加直接。从苏俄、共产国际方面探究李大钊与瞿秋白在俄国道路及其相关问题上的思想认识，有利于更深刻地观察和理解李大钊和瞿秋白从俄国道路到中国革命的思想演进，也有利于在个案层面认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当然，也要辩证地看到，李大钊和瞿秋白在对俄国道路及其相关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差异和特性，这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常的。从总体上和根本上讲，都属于同中之异，是同一个阵营内的不同看法和差异性理解。
李大钊与瞿秋白是革命路上的同志和师友，但李大钊年长瞿秋白整十岁。年龄差异会影响他们接受新知的先后难易，也会影响他们对相同问题的认识角度与程度。李大钊与瞿秋白携手推进中国革命事业，是伟大的革命者、播火者和思想者，这是他们的一重社会身份。另一方面，李大钊是大学知名教授，而瞿秋白是报刊记者，他们对问题各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能排除职业因素对他们思想的影响。李大钊与瞿秋白都是俄国道路的探索者，但处于不同的空间方位，不同的经历自然造成认识的差异。李大钊身在国内，“自束发受书”，“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主要是通过报刊、书籍资料以及社会交往了解俄国情况。(104)瞿秋白则在实地探究，“来俄之前，往往想：俄罗斯现在是‘共产主义的实验室’，仿佛是他们‘布尔塞维克的化学家’依着‘社会主义理论的公式’，用‘俄罗斯民族的原素’，在‘苏维埃的玻璃管里’，颠之倒之试验两下，就即刻可以显出‘社会主义的化合物’。西伯利亚旅行的教训，才使人知道大谬不然”。(105)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给予瞿秋白更高评价，确也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旁证：“瞿秋白曾在俄国学习两年，他是唯一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瞿的确是唯一能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实际情况的同志。”(106)
总之，李大钊与瞿秋白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分析俄国道路，其成果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宝贵思想财富，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珍贵思想资料，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互动的一个宝贵案例。他们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思想早期的论证者与阐述者，也是中国革命话语概念最初体系的塑造者，其思想一脉贯通至今。
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李大钊烈士碑文》中说，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他发表了许多热情地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李大钊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页)
②毛泽东在建国初说，“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757页)
③中国道路作为理论概念，笔者认为目前包含三项涵义：在旧民主主义时期，指走向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指最终走向社会主义，路径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在当代，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道路的核心指向，是中国向何处去。在当代，中国道路的核心指向，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参见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李大钊、瞿秋白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初始阶段的历史人物，回答的时代课题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④俄国道路的核心指向，同样是最终走向社会主义。但它达致目标的路径，是首先夺取城市，然后取得全国胜利。中国道路与俄国道路目标一致，但路径不同。列宁说，俄国道路是相对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道路”而言(《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7页)，可见，俄国道路也有其民族性。在总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处于正在进行时状态中的中国道路将如何进行？后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实践检验，给出了科学答案，即以农村包围城市。
⑤毛泽东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0—1471页)宋庆龄在阐释孙中山思想时说：“他(孙中山)认识到，必须走列宁的道路，以俄为师，走中国共产党唤起民众、领导国民革命的道路。”(宋庆龄：《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人民日报》1966年11月13日)中国人在革命实践意义上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乃始于十月革命。中共早期人物在接受共产国际领导之前，其对俄国革命的认识，完全是思想行为，还不具备组织性，这就愈发凸显出其思想的先进、识力的超拔。故中共早期人物认识俄国道路，大体而言，经历了单纯由思想自觉到组织与思想双重自觉相统一的两个阶段。李大钊与瞿秋白不仅横跨两个阶段，且均贡献突出。
⑥章开沅说：“必须通过潜在无声的对话与历史人物沟通以形成理解。……即设身处地，把自己设想成处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根据确凿史料分析前人思想与行为的成因与后果，这样才有可能窥见其心灵深处的奥秘。”(章开沅：《实斋笔记》，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324—325页)
⑦刘大年认为，近代中国农民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没有挽救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沿着下降线发展，五四运动以后的30年里中国革命是沿着上升线行进的。即以新文化运动时期为“谷底”之意。(刘大年：《中国近代史诸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8—69页)近代史学界关于“沉沦”与“上升”问题之讨论，言论颇多，兹不赘述。
⑧主要有《李大钊传》编写组：《李大钊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朱成甲：《李大钊早期思想和近代中国》(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朱志敏：《李大钊传》(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年)；刘建军等：《李大钊思想评传》(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朱成甲：《李大钊传(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裴赞芬、宋杉岐：《李大钊与早期中国共产党》(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年)，以及日本学者后藤延子：《李大钊思想研究》(王青等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等。李大钊文献搜集整理工作成绩突出，已经出版四卷本与五卷本全集两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瞿秋白研究主要着作有丁守和：《瞿秋白思想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陈铁健：《瞿秋白传》(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年)；王铁仙：《瞿秋白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杨慧：《思想的行走——瞿秋白“文化革命”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季甄馥：《瞿秋白与中共党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张秋实：《瞿秋白与共产国际》(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等。相关文献汇编，有史习坤编：《瞿秋白研究资料》(两册，北京：中国民族学院科研处，1982年)，而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共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998年陆续出版)最为周全而权威。
⑨有两篇关系密切的博士学位论文，即潘祥超的《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1年)和王永乐的《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史进程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2013年)。
⑩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1日。
(11)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0月15日(实际出版时间为1919年1月)。
(12)《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4页。
(13)林伯渠：《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1页。
(14)李大钊：《俄罗斯革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3月21日。
(15)《李大钊传》编写组：《李大钊传》，第130页。
(16)李守常：《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在北京大学经济学会的演讲》，《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第3号，1923年1月16日。
(17)《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第168页。
(18)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1日。
(19)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0月15日(实际出版时间为1919年1月)。
(20)《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第176—177页。
(21)李大钊牺牲前夕，写就《狱中自述》，说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李大钊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0页)李大钊和瞿秋白都以生命为代价，为他们所宣扬的革命理想、信念、意志、品格作了价值诠释。
(2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1页。
(23)《李大钊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2页。
(24)《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4页。
(25)瞿秋白：《十月革命与经济改造》，《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3年11月7日。
(26)瞿秋白：《劳农政府之“农民政策”——新经济政策与人民之舆论》，《晨报》1921年11月1日。
(27)《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第184—185、190、194页。
(28)瞿秋白：《苏维埃俄罗斯之立法》，《时事新报》1922年8月17日。
(29)《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第201页。
(30)《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第224—225页。
(31)有研究者指出，受俄国“十月革命”的震撼，李大钊依据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参见闫纪建：《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2期)
(32)《瞿秋白论文集·自序》未刊稿，今存影印件。转引自王铁仙：《瞿秋白论稿》，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5页。
(33)有研究者认为，“瞿秋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奠基人、开拓者”，“是最早意识到马克思主义运用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参见胡丰顺：《试论瞿秋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8期)
(34)一般认为，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中共中央六届六次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这一论述，与上述瞿秋白所论高度一致。
(35)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0月15日。
(36)S.C(李大钊)：《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曙光》第2卷第2号，1921年3月。
(37)S.C(李大钊)：《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曙光》第2卷第2号，1921年3月。
(38)有研究者指出：“李大钊群众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最早渊源，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的重要思想武器”。(参见杨明光、刘国有：《试论李大钊的群众思想》，《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39)1926年9月，毛泽东在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把李大钊关于农民运动的研究成果收入《农民问题丛刊》，作为该所第六期学员的学习资料，“为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农民运动，提供了有益借鉴”。(参见裴赞芬、宋杉岐：《李大钊与早期中国共产党》，第257页)
(40)《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第207—208页。
(41)李大钊：《俄罗斯革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3月21日。
(42)李守常：《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
(43)瞿秋白：《劳农政府之“农民政策”——新经济政策与人民之舆论》，《晨报》1921年11月1日。
(44)《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4页。
(45)《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128页。
(46)毛泽东说：“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65—566页)
(47)李大钊以俄国革命为榜样，深感中国尚“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所以“不能实行改革事业”。(李大钊：《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曙光》第2卷第2号，1921年3月)
(48)无产阶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领导权思想的提出，瞿秋白起着重要的思想引领作用。丁守和认为，即使不说瞿秋白是最早的提出者，也“确实是最早提出者之一”。(丁守和：《瞿秋白思想研究》，第4页)此说在学术界有代表性。
(49)《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第203—204页。
(50)瞿秋白：《全俄共产党第十一次大会》，《晨报》1922年8月29日。
(51)《瞿秋白给鲍罗廷的信》(192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573页。
(52)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0月15日。
(53)李大钊：《新纪元》，《每周评论》第3号，1919年1月5日。
(54)S.C(李大钊)：《社会主义下之实业》，《曙光》第2卷第2号，1921年3月。
(55)《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第257、289页。
(56)瞿秋白：《十月革命与经济改造》，《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3年11月7日。
(57)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
(5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04页。
(59)《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第194、274—275页。
(60)瞿秋白：《新经济之因 旧政治思想之果》，《晨报》1922年10月13日。
(61)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0月15日。
(62)李大钊：《俄罗斯革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3月21日。
(63)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
(64)瞿秋白：《赤俄之第四年》，《晨报》1922年8月16日。
(65)瞿秋白：《十月革命与经济改造》，《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3年11月7日。
(66)《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第203页。
(67)李大钊：《俄罗斯革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3月21日。
(68)有研究者认为，在李大钊的语境中，“平民”一指集合意义上的人民，二指占社会成员或国民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三指平等、自由之民。李大钊“平民”范畴的多义性决定了其“平民主义”意蕴的多维性。(参见杜鸿林：《李大钊人民群众观述论》，《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69)《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第480页。
(70)《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第226页。
(71)瞿秋白：《全俄共产党第十一次大会》，《晨报》1922年4月22日。
(72)《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54—255页。
(73)明明(李大钊)：《平民独裁政治》，《每周评论》第6号，1919年1月26日。
(74)《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4页。
(75)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
(76)孤松(李大钊)：《变革的原动力》，《新生活》第41期，1920年10月17日。
(77)李守常：《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
(78)瞿秋白：《十月革命与经济改造》，《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3年11月7日。
(7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3页。
(80)《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1页。
(81)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1日。
(82)《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04页。
(83)《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233、234页。
(84)《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248页。
(85)守常(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晨报》1919年2月20日。
(8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7页。
(87)毛泽东指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又说：“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48、877页)由此可见两者思想的关系。
(88)《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48页。
(89)《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第222—223页。
(90)瞿秋白：《新经济政策之因 旧政治思想之果》，《晨报》1922年10月24日。
(91)《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98、84页。
(92)有研究者指出，瞿秋白认为，知识分子不是文化革命的主体，文化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有可能。(参见陈朗：《瞿秋白的知识分子论与“文化领导权”》，《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4期)
(93)对此，《李大钊全集》的整理者杨琥、王宪明认为：李大钊的诗文，是与他所处的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李大钊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李大钊所处时代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外大通”。(参见杨琥、王宪明：《走近李大钊 理解李大钊——编注〈李大钊全集>的几点认识和体会》，《党的文献》2014年第6期)
(94)参见张艳国等：《思想文化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67页。
(95)时间记载略有出入，据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43页)为1919年夏天；而朱文通主编《李大钊年谱长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83页)则为1919年9月21日。
(96)参见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史事综录》，第543—544页。
(97)参见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史事综录》，第544—545页。
(98)参见朱文通主编：《李大钊年谱长编》，第296页。
(99)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7页。从保存于苏共中央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11)英文版看，李达的回忆是准确的。该文件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由李大钊、陈独秀策划拟定的。核心思想就是取法苏俄，走俄国道路。《宣言》宣示：“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结果，使俄罗斯的阶级争斗变作劳农专政的方式。所以在其他国家内的阶级争斗也日见紧迫，他的趋向是向着与俄罗斯的阶级斗争一样的方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再说罢，这并不是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征，也是全世界历史发展的特征，而且这种阶级争斗的状态，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得要经过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一九一九—一九二四)，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6—77页)
(100)参见刘小中、丁言模编着：《瞿秋白年谱详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06页。
(101)张秋实：《瞿秋白与共产国际》，第88页。
(102)瞿秋白：《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二次全俄共产党大会》，《晨报》1921年9月23日。
(103)《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摘录)》(1920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9页。
(104)《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230、226页。
(105)《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93页。
(106)《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3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