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王 杰：关于“中山学”的几点思考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孙中山-王 杰：关于“中山学”的几点思考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王 杰：关于“中山学”的几点思考

十年树木，百年树学。
如果把章士钊先生1903年梓行的《大革命家孙逸仙》① 视为孙中山研究之始，迄今已百载有余。审视百年孙学的价值与得失，突破显学的光环与困惑，探索科学的真谛与前景，建立“中山学”，此正其时！——诚为孙中山研究科学发展之契机！本人学养不逮，权作立“学”“擦边”之思。
辉煌的回眸
《大革命家孙逸仙》面世，虽开启了孙中山研究之先河，但及至武昌首义、民国建立，孙中山研究才步入广阔的空间，学人得以从各个维度展示研究伟人的生平、思想和革命事功之所获。据统计，在1912－1949年的38年间，出版的孙中山研究着作和资料图书共1780余种，其中着作（包括全集、文集、选集等）有242种，阐释孙中山着作的书籍有287种，研究专着1150余种，传记、简史72种，年谱15种，墨迹、画册12种，还有文学作品3种。此外，在报刊发表的文论860多篇。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迄今60年间（1966－1976年正常的学术研究中断），史料得到大力发掘，《孙中山年谱》、　《孙中山选集》、《孙中山藏档选编》　（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长编》、《孙中山辞典》、《广东省志·孙中山志》、《孙文选集》以及《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　《辛亥革命回忆录》等资料相继出版，有力地推动了孙中山研究的荣盛。专着（含论文集）计有200余部，论文2000余篇。随着定性分析向实证研究过渡，多元研究手段的引入，交叉学科理念的渗透，深化与细化的拓展，孙中山研究日渐摆脱传统的思想桎梏，走向理性求是。自1961年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至2008年的“孙中山与中国社会”博士论坛为止，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计有50余次，其中“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与亚洲”、　“孙中山研究述评”、　“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孙中山与世界”、　“孙中山与振兴中华”等反响不凡。20世纪80年代以降，孙中山研究的学术团体（队）稳步发展，30多家研究所（会）建立，全国性与地方性研究互促互动，既培养了一批学人，又凝聚了大批有志者，有力地推动该项研究长盛不衰。广东省中山市孙中山研究和资源利用领导小组于2009年设立研究生“孙中山研究论着奖”，旨在鼓励青年学子投身孙中山研究事业，培养人才，这一举措对推动孙中山研究事业的发展诚为一大福音。
历经一个世纪、几代学人的辛勤耕耘和积累，孙中山研究经已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一门“显学”、史学阵地的一块“学术高原”。
隐忧的现实
1990年以降，伴随学人研究兴趣重心由政治史、思想史转向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加上孙中山研究的起点高企，令不少门外者望而却步，祖国大陆的孙中山研究事业较前相对“失宠”；台湾地区前些年受“台独”思潮和史学本土化观念的干扰与打压，孙中山研究也蒙受“毁灭性”的打击。从总体上看，孙中山研究出现“滞胀”，发展遭遇制约。
问题一：缺乏宏论的支撑。过往的孙中山研究，多见个案、具体的史实性陈述，乏见“集团作战”与宏论的引导与支持。孙中山的传记和生平，多属细节概述，以传录事迹为主，少有对国际、国内重大事件影响的分析，缺乏对孙中山同他所处环境的洞察，少有理论的提升。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大陆60年来自尚明轩《孙中山传》（1981年版）之后，偶有茅家琦的《孙中山评传》令人眼前一亮，却还未见一本有份量的大传问世，这不能不说与缺乏长足的理论建构与厚重的历史阐释有关。③
问题二：史实尚待“寻珍”。百十年来，一些具关键性的史料如“伦敦蒙难”孙氏如何进入大使馆，孙氏在日本是否面晤康有为，孙氏与“满洲租借”、与“中日盟约”、与南北各军阀、与联俄等问题，仍有待“珍品”之史料佐证。未知的如英国、日本、俄罗斯以及东南亚各国的档案史料，已知的如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四川德阳市档案馆及台湾“党史馆”的史料，尚待发掘或再发掘。史学研究既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瞒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④ 史料是治史之基石，重要史实的揭橥，乃治史之关键。
问题三：主观倾向明显。毋庸讳言，孙中山研究领域，仍显存主观倾向，杂挟情感色彩，时见为亲者讳，为尊者讳。对不同记载的资料，往往对“不利”资料或回避，或轻率否定。某些论着，近乎宗教崇拜，把孙中山神化为至高无上，其伟大气质和思想智慧似乎与生俱来，步步攀升，并无曲折迂回。如是，难以从孙中山的社会实践中透视历史诉求与时代特征。缺失历史感和时代感的阐释，势必造成孙中山与时代脱节，同政党民众分离，其思想发展变得毫无规律可循。民国年间，一些学者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有意抬高孙中山的地位，于是不顾历史真相给以许多溢美、拔高之词。⑤ 这显然有悖于理性。
问题四：纵横捭阖式微。个案、细节研究导致研究趋于琐碎化，缺乏综合、宏观与整体的审视，乏见纵横捭阖式的宏论。单兵作战，闭门造车，不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过多囿于具体问题，忽略学科交叉，对各学科共有的孙中山文化背景关注不够，其结论自然缺乏共性支持，显得单薄无力。如何引入多学科的理论，从广度和深度、宏观和微观等层面推进整合性研究，既是时代发展之要求，也是学人求变之正道，更是孙中山研究求新之必需，诚为当下之急。
立学与突破
上述问题与不足，既是挑战，亦是契机，恰好说明孙中山研究远远没有穷期。鉴于孙中山研究目前仍不失为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人物研究中特色独具、成果最多的课题，其本身凸显出顽强的学术生命力，对当今社会有影响力和感召力，对学人有理喻力和吸引力。伟人说过，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⑥ 孔子的思想风行中国社会上千年，孙中山的思想则为中国的民主共和摇旗开路。它们不愧为两个时代的旗帜！孔学经已立了两千年，期间古圣先贤以个人命名的，亦有墨学、王学、陆学等。孙学之揭橥，既理所当然。也势所必然也。
1.论“学”。
墨子说：　“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悬）。”⑦既往称“学”者，并非一般性研究，是为一门系统化、理论化、学术化的学科。如理科的数学、物理学、化学，文科的哲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人类学，还有很多正在形成的新兴学科、前沿学科或交叉学科。中山学树“学”，与之共通者，就是对“孙中山”这一特定对象作理论化、系统化的认知。
经已名世之“学”，约有三类：一类是某一地域以儒学为主的学术文化。如西汉初年的“鲁学”、“齐学”；宋代的“关学”、“洛学”、　“濂学”、　“蜀学”、“闽学”等。一类是为当代学者青睐的地域文化，如“晋学”、“楚学”等。此等多以本土历史文化为对象，如“晋学是以山西古代文化为研究客体的地域文化学科”，或“主要是研究山西及其相关地区在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人文现象的学问，其时空范围，包括自远古至近代以来的山西地区”。⑧ 楚学以周代的楚国历史文化为主体，涵括楚文化的渊源和流变，以及与其并世共存的其它地域或国家文化之比较研究。⑨ 一类是饮誉海内外的显学，如“敦煌学”、“徽学”。其长盛不衰，乃在于有“新材料”和“新问题”的支撑。敦煌学初始以敦煌文书为对象，随着敦煌汉简、吐鲁番文书、西域文书的大量出土，海内所藏敦煌绢纸绘画等美术品的问世，敦煌学的研究对象逐步扩大到敦煌乃至吐鲁番和丝绸之路沿线出土或保存的所有文物和文献。⑩ 与敦煌学媲美，徽学“显赫”，乃因于20世纪50年代大量文书（总数不少于30万份）的发现，还有不少明清典籍（约4000余种）、谱牒（约1500种），以及不少的明代民居的烘托。其学深矣！
2.何为“中山学”。
孙学的提出，最早应属孙中山本人。他将1918年所着《心理建设》取名《孙文学说》，并于1920年作过解释：“譬如道统，也是把个人来做代表的，如说‘孔子之道’；又如宗教亦然，如说耶稣教、佛教之类；学说也是这样，如进化学叫做‘达尔文学说’；我中国讲良知的，也叫做‘阳明学’。又如一种政策，也可以个人代表，如孟禄主义，即是代表防备欧洲政策的。以上都是以个人来代表的。我这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也可以叫做‘孙文革命’”之学(11)。他对邵元冲说：“平日所治甚博，于政治、经济、社会、工业、法律诸籍，皆笃嗜无倦。”又说：“凡一切学术，有可以助余革命之知识及能力者，余皆用以为研究之原料，而组成余之‘革命学’也。”(12) 可见其博大精深，范围广远，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兼容，是一种通才的学问，其精髓即以革命、建国为纲。
学人中最早提出孙学者，台湾张益弘也。他的《孙（中山）学纲要》，于1985年在台北恬然书社初版（1996年再版）。张氏强调孙学的学术价值在于：东西文化的综合，三大主义的统一，科学哲学的融汇，是为自成一说。
本文认为，中山学，作为一门学科，应该涵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对孙中山本身的研究，二是对孙中山研究的研究，三是对发展孙中山的研究。
对孙中山本身的研究，首要是还原其历史真面，从“史料学”上回答历史的孙中山“是什么”？傅斯年说：“史学即史料学。”史料学是孙中山研究中最艰辛也是最富内涵的基础研究，面涉整个世界和多个语种。此层面起码含三个要素：一是以孙氏“个体”为核心，即以其生平事迹、思想演进和社会活动、事功是非为主体；二是与之直接交往、间接影响的“群体”与事件，兼及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历史土壤，用以展示“绿叶荷花”、“领袖群伦”之画卷；三是对“孙中山”思想对后孙中山时代的“流变”研究。如孙中山思想如何演进为多个流派（诸如戴季陶、萨孟武、周佛海、胡汉民、蒋介石等），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民革党人对孙学的理解，及其在华人社会的影响。
对孙中山研究的研究，是审视孙中山研究的成果，从“学术”上回答孙中山毕生诸多的“为什么”？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说：“历史学家有双重的责任，一方面发现少数有意义的事实，使它们变成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把许多不重要的事实当作非历史事实而抛弃掉。”(13) 换句话说，要鸟瞰学人研讨孙学的得失，检讨史家是否将孙中山的精华与糟粕进行科学的扬弃，从而提出宏观的学术把握，提取“经世致用”因子，用以发扬光大。
对发展孙中山的研究，是从战略的高度探讨将孙中山的遗产转换为现代启迪、未来价值和世界取向，从“政治学”上回答“孙中山”还能为今天和明天“做什么”？意大利哲人克罗齐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强调“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14) “孙中山”于今仍令今人感“兴趣”的遗产多矣：取法乎上的顺潮取向、民主共和的崇高理想、祖国统一而振兴中华的宏愿、天下为公而不名一文的高尚情操、百折不挠的革命斗志、和谐共处的文化理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品格等等，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食粮，它将永远激励世人为自由博爱的伟大理想而献身。
3.何以建设“中山学”。
任何学科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为满足现实的认知需要，回应时代的主题，为今人乃至后世提供镜鉴与激励。
（1）中山学贵在有魂。　“中山学”横空出世，要建设具旺盛生命力的“科学”学科，必须铸造“中山学魂”。“中山学魂”的要素有三，曰：中山魂、史家魂、团队魂。
“中山魂”——通过分析各类奇闻逸事或无数孤立的原生态貌，寻找孙中山与各种人（事）物间的内在联系，阐释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如何在特定时空构成一个统一的过程，揭示其隐在的“天机”（客观规律）。孙中山本人的“魂”就在于：迎汇世界民主进步之潮流，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富强而奋斗终生。其理想、精神、斗志、品格，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他所留下的最有价值、最能给人们启迪的思想遗产，正是洞见本质的民族精华。
“史家魂”——治“中山学”的学人要关注国家命运，置身于民族振兴的伟业，以学术为天下己任，富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真理不能辱的人文精神；不唯书，不唯上，敢于将孙中山的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为国家、民族的振兴与发展，提供精神与智力支持。做彻底的唯物主义学者，捍卫学术真理，随时挺身。如是，史家之魂，何其可尊可贵！
“团队魂”——要求中山学的团队凝聚一大批甘于为孙中山研究事业献身的史学同仁，其领军人物甘于奉献，善于集体攻关。团队中和团队间加强互助互动，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方针，营造自由讨论、自由批评的宽松的氛围，既使中山学散放出独特的学术魅力，又使之与社会大变革、大发展的实际和谐同行。如是，润物无声般促进学术与现实互动，使中山学走出殿堂，步入坊间，跻身民众，迈向现代化和世界化。
（2）中山学贵在创新。孙中山研究要再造辉煌，必须推陈出新：加强学科整合，攻坚创新；发掘新材料、提出新问题、借鉴新理论，促进学术创新；勇于自我否定，在批评中创新。
加强学科整合，攻坚创新。学科整合（integration），含横与纵向的交叉、外延。中山学是一个内容庞杂的学科，如果没有重点，资源不集中，将难以在重大问题上获致突破。中山学的前途，亟需关注重大问题，寻找突破，彰显其价值，提升新学科的地位。孙中山研究的整合，要在实质功能上，阐明孙中山为激发民族情感、复兴民族精神与文化的思考途径；在道路取向上，揭示民主共和为近代中国的荦荦大端，在不同文化的融汇中“取法乎上”才是潮流正道。相关学科协同作战，自然成为“中山学”首选路向。
发掘新史料，借鉴新理论，促进学术创新。“科学之目的，在求定理，然定理必经过假设之阶级而后成。初得一义，未敢信为真也，其真之程度或仅一二分而已，然故假定以为近真焉，而凭藉之以为研究之点，几经实验之结果，浸假而真之程度增至五六分，七八分，卒达于十分，于是认定为定理而主张之。其不能至十分者，或仍存为假说以俟后人，或遂自废弃之也。凡科学家之态度，固当如是也。”(15) 因此，先前“存疑之处”仍需谨慎借用，　“所谓昔以为直而今见其曲，昔以为平而今见其坳，实科学研究法一定之历程，而其毅然割舍，‘传信不传疑’，又学者社会最主要之道德矣。”(16)
学术创新是科学发展必循之自然法则。“要创新，就不能囿于传统定见或成说，而是要不断突破，不断更新，把学术推向前进。”(17)“学术研究就是要讲出人所不知、人所未讲的东西，前人或时人已经讲过的东西，你扯开再大的嗓门重复，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同时，学术研究一开始也不会有现成的东西摆在那儿供你使用，全得靠你自己去挖掘、去发现。”(18)
创新不外乎新材料、新问题、新方法。傅斯年等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时强调“扩充材料，扩充工具（方法）”、　“益其观念”、“引出新问题”。陈寅恪说：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19) 未来“中山学”发展，不是论文数量上的扩充，而是在发掘材料的基础上，加强宏观和微观的融合，推动理性的深思，使孙中山研究臻于至善。
关于新史料。“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20) 每一次重要的史料开拓，往往伴随着史学的进步，并导致新风格或新流派的投世。 “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它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21) 孙中山在欧洲（英国、法国、俄罗斯等）的史料，乃是孕育“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原始素材。此前学人都是通过个人努力去获取。要系统完整搜集，需要长时段大范围的协作。日本外务省档案是解开同盟会与“中日盟约”内幕的钥匙，于今仍未露庐山真面目，令人望眼欲穿。美国《中华新报》、　《少年中国报》等，是承载着孙中山与美国关系的“新大陆”，亟需开发。呜呼！国内的档案馆查阅之难，学界尽人皆知，姑且不赘。
关于新问题。中山学要有问题意识。一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深化。比如，关于“五权宪法”思想、权能区分思想，理论上有否内在的矛盾？实践上如何破题？又比如，孙氏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来督导军政、训政、宪政？ “党首先要受训练”，应作何解？孙中山为何未将这一思想进一步发挥？身后的党人对其遗教领会了多少，曲解了多少，实践效果如何？关于民生主义，学人多认为还有许多问题不是很清楚，需作更深入的研究。(22) 二是对前人的结论敢于“否定之否定”。比如，可否对孙中山的“领袖地位”作求是的“质疑”，从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到中华革命党，其领袖权威如何？他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怎样？“中日盟约”是否“卖国”？对孙氏“领导”能力质疑，并非对之不敬，而是对他愈挫愈奋精神的褒扬！三是从长时段、大范围审视提出新思考：孙中山的历史遗产何在？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有哪些？他对世界被压迫民族影响程度如何？等等。这对于深化孙中山的研究，或许可别见“柳暗花明”。
关于新方法。“凡一种学问，能扩充它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实验学家之相竟如斗宝一般，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语言学和历史学亦复如此。”目前的孙中山研究，已有很高的起点，在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上也有新的突破，正在向进一步深化拓展过渡。“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23) 在方法上，除采取历史研究、比较研究、数据分析与回溯研究法外，应注重整体与系统的研究方式。运用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的近代化理论和方法对孙中山作全景研究，必将引起研究范式和研究框架的转变，有利于拓展孙中山研究的苍穹，给孙中山研究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同时利于发挥史学关注现实、服务社会的功能。
（3）开展“大中山”研究。历史人物不管其思想与实践表现如何，归根到底都是时代的产物。“每一时代中须寻出代表的人物，把种种有关的事变都归纳到他身上。一方面看时势及环境如何影响到他的行为，一方面看他的行为又如何使时势及环境变化。”(24) 只有明了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及环境的繁杂，才能寻觅其思想和实践的历史意义。　“凡真能创造历史的人……不但要留心他的大事，即小事亦当注意。大事看环境、社会、风俗、时代，小事看性格、家世、地方、嗜好、平常的言语行动乃至小端末节，概不放松。”(25) 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的方法对孙中山进行整合，将孙中山的思想和活动与中国近代史、世界近代史融会贯通，以拓展未来孙中山研究大势。
微观历史研究提倡多向度视角，主张历史的区分和具体化，通过对隐微细节的重建，再现其复杂性和多面相。因此，除了孙中山的“相关研究”，“边缘研究”也不能忽略，将那些名不见经传，留下“惊人之笔”的“小人物”纳入研究视野，追溯其独特的生存状态，还原多姿多彩的本态，以达历史真像之再现。
长时段的宏观历史观以“大历史”为口号，提倡在更大的时空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历史表象之下更深层次的运动。如布罗代尔所说：“对历史学家来说，接受长时段意味着改变作风、立场和思想方法，用新的观点去认识社会。”(26)
微观探讨与宏观研究相结合，一是对孙中山的某一个具体问题要联系其“前村后店”，进行多维度、综合性的观察；把握和审视是宏观的，切入和描述是微观的，将宏观和微观、长时段与短时间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史学风格。二是对孙中山的思想活动联系整个社会发展，从总体上综合评论，才能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换言之，研究孙中山，不能仅停留在59年（1866－1925）间，必须拓展时间跨度，将其置身于近现代中国的长时段之中。
（4）融汇海外的研究成果。梁启超说：“其实清儒最恶立门户，不喜以师弟相标榜。凡诸大师皆交相师友，更无派别可言也。”(27) 过往孙中山研究，多是运用国内的资料，对海外的资料和新的研究成果较少加以评论或吸收。“泰西各国，交通夙开，彼此文化亦相匹敌，故甲国史料恒与乙国有关系。即甲国人专着书以言乙国事者亦不少。”(28) 吴相湘在《孙逸仙先生传》“自叙”中说：欧美有关中国近代、现代历史与人物的研究已超越中国学人之前。因为：外国有许多档案馆、图书馆完全公开，应用方便；外国人有基金会给予研究费，可远赴国外去实地搜集史料并进行访问；外国人根据其本国史实经验以观察；外国学人对史事人物可以毫无忌惮地批评。(29)
打破封闭状态，广为阅读海外资料，吸取海外成果，融中外成果于一炉，乃是孙中山研究的必由之路。吴相湘的《孙逸仙先生传》运用了大量外文资料与外国学者的成果。吴氏称：1959年在伦敦阅读外交部档案卷中有关“伦敦蒙难”文件，1960年在东京外务省发现美国国会图书馆显微影片目录刊载“遗失”的1897年以后的档案，由是得知孙先生早期革命活动真相，这是所有中外书刊从未记载有如此翔实的。(30)孙中山在国外生活16年，与国际友人的交往频繁。国外所藏的有关资料当不在少数。孙中山脚踏世界搞革命，研究孙中山的学人，安能闭门造车焉？
坚持开放的研究性格与治学态度，吸取海内外的成果，积极推动海峡两岸和国外的学术交流，从比较中寻找差距，在切磋中扩大视野，以争鸣促进学术进步，将“中山学”的新成果推向海外，融入世界，善莫大焉！
（本文的资料收集和构架建构蒙韩明章同志大力帮助，谨志谢忱）
注释：
① 荡虏丛书之一，乃黄中黄（章士钊）从日人白浪庵滔天（宫崎寅藏）着作《三十三之梦》中摘录有关孙中山革命事迹之内容译编而成，1903年9月刊行。该书为最早向国人介绍孙文革命的宣传册子，国内由此书而知重孙中山。
② 尚明轩《民国时期的孙中山研究》，《学术月刊》2003年第4期。此统计，系根据《孙中山研究总目》（团结出版社1990年出版）和《孙中山着作及研究书目资料索引》（中山大学图书馆等1979年编印）。凡一书数版者，均不重复计算。
③ 据笔者知，还有一本《孙中山详传》（上下册），内容东拼西凑，漏洞百出，与学术风马牛，不足挂齿也。
④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⑤ 台湾传记文学社《扩大研究“国父”生平运动》，《传记文学》第7卷第5期。
⑥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507页。
⑦ 《墨子闲诂》卷一，法仪第四。
⑧ 杨秋梅、张有智《推动晋学研究，建设文化强省》，《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⑨ 黄尚明等《楚学国际研讨会综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⑩ 荣新江《敦煌学：21世纪还是“学术新潮流”吗？》，《中国民族》2005年第1期。
(11) 《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393页。
(12) 《与邵元冲的谈话》，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5页。
(13)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页。
(14) 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
(1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16)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17) 李世愉《学术的生命就在于不断创新》，《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02期。
(18) 李醒民《学术创新是学术的生命》，《光明日报》2005年11月1日。
(19)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6页。
(20)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学衡》2卷45期。
(21)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1928年10月，第5页。
(22) 耿云志《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的意见》，《蓼草续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77页。
(23)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1928年10月，第6页。
(24)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页。
(25)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页。
(26) 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7页。
(27)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28)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
(29) 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自叙，远东图书公司1982年版，第6页。
(30) 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自叙，远东图书公司1982年版，第1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