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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权力的空间意象——《癌症楼》的新文化地理解读

权力的空间意象——《癌症楼》的新文化地理解读
叶超、谢瑜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出现了“空间转向”，空间成为多学科关注的焦点[1]。在人文社科领域，空间研究主要有2个理论源泉：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和福柯的权力空间理论[2～4]。前者试图构建一种(社会)空间的认识论，后者揭示权力、身体和空间相互作用的实质。虽然两者都强调社会与空间之间的交互作用，但列斐伏尔坚持结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福柯是反结构主义的[5]，这个根本立场上的区别也决定了他们各自的理论特点。作为一门传统的空间科学，(人文)地理学在受这些思想和理论影响的同时，也为空间研究提供更丰富的素材[6]。在新文化地理学中，借助后现代、后结构、后殖民以及女权主义等理论与方法，研究社会、政治、性与空间的问题，强调景观的多重意义，在1980年后已蔚然成风，并涌现大量成果[7～10]。新文化地理学延伸了福柯与列斐伏尔的空间哲学，并结合地理学的空间尺度进行了深入阐发，其中尤其强调权力与空间之间的复杂作用机制。相比西方学界，中国大陆文化地理学理论建构不足，对社会问题缺乏关注，在21世纪之前主要用传统的空间分析方法看待社会文化现象，近年来开始借鉴新文化地理理论阐发空间、景观、地方与社会文化变迁的作用关系等问题，传统的空间研究范式由此被打破[11]。新文化地理理论被引入中国后，空间的多重意蕴及其跨学科方法被强调和实践，学者们有的关注理论谱系的梳理与建构[12]，有的结合具体案例进行本土化尝试[13～15]，有的则努力使其通俗化[16]。
新文化地理学促进了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其研究方法中，有一种往往被忽视，即文本解构法，也就是以小说、诗歌及隐喻的文本揭示“图像化空间”的含义[17]。传统文学地理主要探讨文学作品的地理环境与空间分布，以及文学的地域差异和时空变化规律[18，19]。随着网络化时代的到来和社会流动性的提高，这种分析思路面临着区域要素影响弱化的难题。新文化地理恰恰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和方法[20]，地理学研究中对空间意象的注重促使学者关注文本中地理要素的主观建构[21，22]。文本中的空间不同于现实的具象空间，它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与独特的时代背景相关，但这也使文本承载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敏锐观察，对社会空间具有更直观的呈现作用。在国内研究中，文本中的空间往往被简化为故事发生的场所，多从文学理论角度探讨文学与空间的关系[23]，从空间与权力关系视角解构文本的研究非常缺乏。因此，选择典型文本进行新的解构是有趣而重要的。
俄罗斯着名作家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是一部空间意象复杂的伟大作品。索氏善于通过压缩的空间和时间来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社会关系与环境、制度之间交互作用的实质[24]。其几部着作都有明显的空间象征，《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里将空间设置为一个劳改营，《第一圈》里构建了一个“天堂岛”的空间，《古拉格群岛》象征遥远、孤立、与世隔绝的劳改营。这些意象依托于具象的现实空间，却有更深刻内涵。本文选择《癌症楼》为典型案例，试图从新文化地理视角解构空间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并探讨文本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1 索尔仁尼琴与《癌症楼》
1.1 索尔仁尼琴简介
索尔仁尼琴出生于1918年，在单亲家庭中成长，一生跌宕起伏。大学主修数学、物理的同时兼修哲学、文学和历史，文理兼修使他的作品既具理性批判色彩又有浪漫的人文情怀。卫国战争爆发后，他应征入伍并获得功勋，但1945年因言获罪而被捕入狱，刑满释放后又遭流放，经历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劳改营生活[25]。这段经历使得他对监狱、劳改营的描写非常真实。
索尔仁尼琴是着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作家，他继承了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早期的作品虚构成分较多，后期偏向政治化和纪实[26]。他对俄罗斯文化和社会现实有着深刻体察，于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2 《癌症楼》的写作背景、作品结构及其空间类型
索氏构思这部小说始于1955年，当时他在塔什干治疗癌症，1963年以这段经历为基础开始写作《癌症楼》。小说成稿后却屡遭封禁，直到1968年才在瑞士苏黎世出版。《癌症楼》分为2部36章，每一章都讲述看似松散但具有内在联系的故事。小说以体制内官员鲁萨诺夫住院开始，通过另一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与医院体制的矛盾来推动情节发展，进而为读者展开了一幅癌症楼的生活画卷。小说中主要出现的空间场景有癌症楼及其中的病房、楼外小径、流放地等。癌症楼是中心景观，其建筑格局是紧凑压抑的：“窗户上装有铁栅栏，一个房间里排着被褥齐备的床铺。每张床上有一个吓得不知所措的人”。癌症楼的制度严格且强制：院方按时为病人提供定量分配的食品，病人无权知道自己的治疗方案，他们的储物柜被定时检查，他们也不能随意外出或散步；医生和病人从不共享信息，但医生和病人都不得不面对异常拥挤的工作室、病房和楼道。小说中还写到这样一些细节：病房本应安装广播，它被视为文化普及的标志，却不停地播送“非要你了解的新闻和非要你欣赏的音乐”；在楼梯平台上挂起一幅标语“病员们!不要互相谈论你们的疾病!”，红布白字，非常显眼[25]。
病房是癌症楼的核心景观，是一种典型的社会空间。在癌症楼外，小径和流放地这2个空间意象被作者赋予不同的意象。科斯托格洛托夫散步的小径的氛围是美好的：“对面几栋楼那儿稀疏的路灯和窗户的光线十分柔和。小径上几乎已没有人走动。当后面附近一条铁路上没有隆隆驶过火车的时候，这里就会传来均匀的潺潺流水声——一股湍急的山洞之水在那边楼房后的悬崖下面奔流、飞溅”[25]。流放地的空间意象则更为诗意：“能看到星星，而不是看到被探照灯照亮的夜空，而以后哪怕永远也醒不过来也可以，在炎热消退的时候，沿着草原上的小路走到楚河那儿去，在水较深没到膝盖的地方，坐到沙底上，让两腿顺流而放，就这样久久地坐在那里，动也不动跟对岸的苍鹭竞赛”[25]。
1.3 文本解构法
文本解构是对文本的内容、结构进行分析、排列和重组，发掘隐含知识的过程，其哲学基础源自德里达提出的解构主义。德里达认为语言或文本使得解构成为可能，而解构往往是对(话语、强力等)权力的对抗[27]。由此可以看到文本并非“逻辑”的、客观的、绝对的表达，而是作者的创造，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会随着读者所处的时代、知识、情感的不同而焕发出新的意义。解构主义为文本解构提供了哲学基础和方法论，但也很容易陷入过度解释和相对主义的争论，本文无意介入这一问题，而是立足于地理学的空间尺度对《癌症楼》进行拆解。
对《癌症楼》的文学解读大多分析人物和情节，对多层空间及其与权力的作用缺乏关注。从宏观上看，小说中描写的空间场所形成了一种权力关系：以癌症楼为中心，其它为边缘；从微观角度看，空间内的设置、制度也能反映出权力运作的痕迹。这2种空间作用方式反映了癌症楼无所不在的权力控制，增强了作品的象征意蕴和批判内涵。“在文学作品中，社会价值与意识形态是借助包含道德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地理范畴来发挥影响的”[28]。小说如何将复杂宏大的具象空间引申为抽象空间，从而反映空间安排与权力间的交互作用，是本文分析的关键。
2 宏观尺度的空间与权力
文本中对空间的描写是零碎和散乱的，运用文本解构法，通过梳理典型的空间意象，用关系图的形式表达(图1)，就可以直观地看到《癌症楼》中空间结构所呈现出来的权力关系。
图1 《癌症楼》中的空间场所与权力作用
Fig.1 Interactions between space and power in Cancer Ward
按文本聚焦程度的不同，可以将小说中的空间划分为中心与边缘。处于中心位置的是象征集权政体的癌症楼，权力从这一空间发出，对周围的空间产生作用。首先，权力试图通过禁止病人散步来达到对小径的控制；其次，它是使科斯托格洛托夫遭遇战争、入狱、流放的根本原因，它控制着战场、监狱和流放地；再次，权力对小说另一位主人公鲁萨诺夫起着规训作用，它创造了从属于中心的空间意象。癌症楼外的围墙进一步确立了中心和边缘的对立关系，围墙外的空间意象在文本中并没有过多涉及，它们是小说中的边缘空间，但权力却越过病人无法走出的围墙，渗透到边缘地带，同时也受到来自边缘的反抗。
小说中的空间意象始终与时间和人物相穿插，因而不能忽视这两个因素的隐含意义。从时间尺度看，“现在”无疑是小说描写的重点，文本中突出了受权力制约的、受死亡阴影笼罩的“现在”，而“过去”和“将来”则寄托了作者的浪漫情怀。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小说主人公和各式各样的人物构成了多种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与不同尺度空间作用形成一种社会空间。
文本所体现的中心与边缘的对立、时空交错的特点和人物对比关系，构成了权力机制的宏观体系。在微观尺度上，权力与空间的作用也无所不在。
3 微观尺度的空间与权力
3.1 癌症楼内的权力空间尺度及其象征
小说中不同的空间有着不同的象征意义(表1)。癌症楼是故事集中发生的场所，也是权力作用的主要空间。它是一个不自由的地方，处处有着控制，权力通过显性和隐性两种方式渗入楼内各空间单元和人物。
显性作用方式主要体现在楼内的空间设置、医院管理制度上。国家权力机构将医院建造成上述空间格局显然是为了更好地管理病人。医院的管理制度也能表现这一点。从表面上看，病人对自己的身体情况和治疗方案完全不知情，医生则凭借专业地位而成为癌症楼的权力发出者；但医生同样处于一种压抑的空间之中，他们要面对异常拥挤的病房和楼道，他们也受到癌症楼及其所代表的普遍意识形态的压制。
《癌症楼》中隐性权力的作用更值得重现。正是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发现隐性权力运作的痕迹，因为“越是日常化的权力运作往往越容易被人们所忽视，而实际上这是最有效的方式”[29]。癌症楼日常生活的空间包括平台、诊室以及病房等，它们也是隐性空间权力的发出地。平台上的广播无疑是权力宣传的最好工具，它无处不在又具有强制性，通过声音的散播将意识形态语汇植入空间的各个角落，空间中的人会不自觉地受到广播的影响。权力正是通过这样细微的方式，配合一系列强制制度，将癌症楼里的每一个人纳入它的控制之中。平台上的标语具有更浓厚的规训意味，病人们互相谈论疾病、互相安慰或寻求解决的方法本来是有助于他们的心理健康的，但权力不仅不允许，而且将病人单独化，禁止他们参与治疗，只需无条件接受医院的安排即可。诊室是医生与病人交流的场所，但以“治病”为理由可以堂而皇之对病人实行从身体到精神的控制。
图2表示了这2种权力作用方式以及癌症楼中的空间场所在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处于中心的平台对于外围的诊室和病房有着规训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单向的，由中心指向边缘。这类似于福柯在分析全景敞视模式中的圆形监狱例子：在这个圆形建筑中，被关押在环形边缘的人是无法互相看见的，只有处于中心了望塔的人才可以看到他们[4，30]。在小说中，病人们就像是被关进了这样一座环形监狱中，他们被禁止相互了解和谈论病情，更无法了解自己的治疗措施。权力通过这种机制渗入医院职能，病人会逐渐丧失自主性，成为一个个驯顺的肉体。癌症楼象征了一个极权体制下的国家机器，通过建立审查制度，安装宣传工具等将权力渗透到社会之中，并借助不同尺度的空间单元与规训措施形成一种独特的社会空间。在这种社会空间内，一方面通过全景敞视模式使个体在进入空间后不自觉地扮演体制安排的角色；另一方面也使得依托空间的权力以隐蔽的方式得以对对象进行有效控制。
3.2 病房的空间意象
病房既是权力进一步作用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反抗得以表达的空间。病房虽小，但社会等级结构严整：除了特权人物鲁萨诺夫和流放者科斯托格洛托夫外，还有工人、年轻人以及少数民族等。病房中的等级结构既是现实社会的缩影(人与人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和情感)，又在不断地反抗着现实制度(例如奥列格对医院制度的质疑)。病房代表了个体对权力规训的一种反抗：没有人评判对错，不同的话语透露了人物的不同身份和性格，他们的观点在这里交流碰撞，创造了一个远离广播和标语的独特空间。社会空间不断地被社会关系生产出来，它又不断地生产出社会关系[31]。这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个体在反抗权力空间的同时，也生产了知识、话语和行动，并创造了新的空间，这印证了列斐伏尔的观点：空间的实践界定了空间，它以空间为其前提条件，同时在辩证互动中改造空间[2]。
图2 癌症楼内2种权力作用方式
Fig.2 Two interacted modes of power in cancer ward
3.3 楼外空间的意象
除癌症楼之外，散布小径与流放地也同样值得重视。这两个空间与癌症楼无所不在的权力控制形成鲜明对比，象征着对中心的逃离和反抗。
比较文本中形容不同空间的语言，可以看出作者对小径和流放地的描绘更有人情味，这说明空间类型不仅是纯粹地理意义的划分，也打上了人文主义的烙印。正如迈克·克朗所说，“文学作品中的地理含义比简单的地理情感更微妙[28]”。科斯托格洛托夫是一个不自由的个体，但他的不自由并非来自癌症，而是医院。医院剥夺了他的许多自由：散步、独处、仰望星空、休息甚至同女人谈话的权利，当然最重要的是了解和决定自己治疗方案的权利。而这些他可以在楼外小径中幻想，可以在想象中的、偏远的流放地无人干涉地获得。楼内与楼外的对比实则是不自由与自由的对比，受控制与不受控制的对比。如果把前者看作主人公不得不处于的社会空间，那么后者就是自由的想象和精神空间。
从空间比较上来看，散步的小径相对于癌症楼是边缘化的，流放地相对于整个国家更是边缘化的。中心是一个“权力集装器”，它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还是一个意识空间，对中心的关注往往是以漠视边缘为前提的[32]。但作者在文本中却赋予边缘更多的关注和美好的愿景，它象征着对“中心”的挑战。作者在文本中不断构建边缘空间来表达对中心权力的反抗，在对流放地的描写中达到了一个顶峰，这个极度边缘化的地方也是最为自由的地方，虽然绝对的个体自由是不存在的，但作者在这里赋予后两种空间完全自由的意义。如果说癌症楼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力空间，那么散步小径和流放地就是游离于此的另一种空间。文本在揭示强大的社会权力空间的同时，也在提示着微茫的自由与希望空间。
4 结论与讨论
空间与权力是新文化地理学的一对主题词。空间政治是许多学科都涉及的论题，但正是地理学的尺度概念和工具使得这一抽象概念能被更好地理解。尺度不仅有宏观与微观、显性与隐性之分，也存在时间、空间与社会交互作用的辩证，通过尺度去切入空间政治无疑是(文化)地理学的优势。空间政治与文本之间紧密联系。《癌症楼》描绘了以癌症楼为中心的权力控制体系，医生和病人不仅服从宏观结构的控制(行动路径和生命轨迹被固定于癌症楼)，更受到微观空间中“福柯式”的权力制约(病房设置、管理制度、标语广播等的规训作用)，这一控制体系同时也被象征性的反抗空间所挑战(病房中的质疑，楼外小径的美好想象)。文本中的空间意象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一个值得继续探究的文化地理课题。
在传统研究中，文本往往被视为虚构的或过于主观的，但通过《癌症楼》的文本解构可以看到，文本中的虚拟空间实际上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反映：病人在医院中被强制接受治疗，权力中心则抱着拯救生命的绝对真理掌握所有的资源，以医生为工具，对病人的肉体和精神加以控制。索氏想表达的是一种对以所谓崇高目的为外表的社会权力的批判。空间是这种权力游戏的工具，但它同时也规定、驱动了规训与反抗的作用过程。正是这多种空间构成了一个“异托邦”——每一种文化、每一种文明都存在着这样的空间，一方面它与现实场所并存，另一方面又与现实场所相抗辩，不断地重复表象、解释甚至颠覆它[33]。
文本的作用在于构建另一种真实的、或更一般化的权力“景观”。以《癌症楼》的小而特殊的空间见极权社会这个大而一般的空间，各个阶层的人物化约为性格鲜明的主人公和引人入胜的故事，从而进行了更生动、具体的呈现和表达。当然文本正如空间的样态与实质一样，也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它与空间、权力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还有待更深入的探索。
原载于：《地理科学》(长春)2015年第12期,第1585-1590页。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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