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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唐弱水西山羁縻州及保宁都护府考

唐弱水西山羁縻州及保宁都护府考
郭声波
古代名“弱水”者有多处，仅青藏高原就有雅砻江、澜沧江及大渡河诸说，因关乎本文所论唐代“弱水西山”羁縻府州及保宁都护府地理范围，不可不先为辨证。
雅砻江说以冯汉镛《东女国疆域考》和周维衍《隋唐两女国——两〈唐书·东女传〉辨证》两文为代表[①]，他们根据两《唐书·东女传》东女国“居康延川，岩险四缭，有弱水南流，缝革为船”之记载，认定唐代东女国所在的弱水即今雅砻江。冯以为康延川在今甘孜县城附近的生康，周则说“康延川”即“甘孜”的对音。
此说的要点是以隋唐之弱水为汉之若水，最有力的理由是“弱”、“若”同音。至于“岩险四缭”、“缝革为船”，那是川藏间常见的景观，未必只能甘孜的雅砻江才有，显然不能成为雅砻江说的理由。当然，笔者不否认“弱”、“若”同音，但是也要看到，古时地名音同而地异者屡见不鲜，如汉时巴蜀有潜水、湔水，“潜”、“湔”同属“床”母，是为同音，而各指今嘉陵江、毗桥河。因此，当其它条件不相矛盾时，同音或近音关系或可作为地同而字异的解释，反之则否。今按汉代若水的地理状况与唐代东女国所在弱水历史地理状况并不吻合，如今甘孜县城所在的雅砻江河谷略呈东西向，宽约10公里，长约15公里，并且比较平坦、开阔，不存在“岩险四缭，弱水南流”的情况；又甘孜一带的雅砻江河谷气候严寒，风力劲疾，除可种少量“寒麦”而外，根本不适合桑麻生长，而东女国却可产丝絮，并曾作为向吐蕃的岁贡。不仅如此，“弱水”与“若水”的地名含义也不相同：“凡水道由于水浅或当地人民只用皮筏交通的，古人往往认为是水弱不能胜舟，因称弱水，古籍所载‘弱水’甚多。”[②]故“弱”字并非译音，解义当如其字；而“若水”则不然，“若”本应是“诺”，汉晋间两字可以通用，唐时文献也称今雅砻江为“诺矣江”，并说诺矣江即“古诺水也”[③]。“诺矣”，《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卷中《昌州》和明《蜀中广记》卷三六《东川军民府》都作“纳夷”，意译“黑水”，“矣”、“夷”是彝语“河”的意思，“诺”、“纳”，是彝语“黑”的意思，此指河水色深或色浊。既然历史地理状况、河名字形含义均不相同，那么称唐之“弱水”为汉之“若水”，就很难为人所接受了。
澜沧江说主要见于李绍明《唐代西山诸羌考略》一文[④]，其理由是首先锁定“有弱水南流”的东女国在藏东昌都及甘孜州一带，而在这一带临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诸城中，“惟昌都历来为藏东府”，所以“弱水”应指昌都所在的澜沧江。
按此说亦过武断。两《唐书》中“有弱水南流”的东女国已东与茂州、雅州相接，显然不能先就把大渡河排除在外，而且唐宋时代昌都地区重镇首推察瓦岗(今左贡)和马儿敢(今芒康)，元明时代昌都地区的万户府、招讨司分别置于磨儿勘(今芒康)和馆觉(今贡觉)，是时昌都默默无闻，根本就不是一方首府。昌都旧译察木多，是藏语“(两河)汇合处”之意，其名始见于明中叶达赖二世时[⑤]，建城史也只有200多年，为明末黄教兴起后因康区藏民进藏朝佛、经商频繁而出现的交通城镇， 怎么能说它“历来”为藏东首府呢?
关于大渡河说，李敬洵有一段很好的论证：
作为唐蕃分界的弱水，指的就是大金川上游。另据《安多政教史》记载，流经三杂谷(Tsha ba khag gsun)之水，总称为弱曲(Rva chu)，下游为大金川(Chu chen)。唐人所说的弱水，应当是指弱曲。东女王所在的康延川，就是隋代的葛延，亦即清代的葛喇依。其地素为“金川巢穴，形势险要”，大金川由北向南流经其前，这和康延川“岩险四缭，弱水南流”完全一致。[⑥]
笔者虽对“康延”即“葛延”说不敢苟同，但很同意康延川即大渡河上游大金川之说。清代的葛喇依又译葛拉围，在今金川县城北不远的噶尔乡，据《嘉绒藏戏》考证，此处早在唐蕃战争以前就已由近代金川促浸部落的祖先建为官寨(宫殿)[⑦]；此处河谷呈南北向，东西宽仅2公里，南北长10公里，大渡河上游大金川纵贯其间，顺河而下不远即至可产桑麻的丹巴县。且《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载：“贞观十九年，右亲卫中郎将裴行方讨茂州叛蛮，大破之，穷其部落，西至乞习山，临弱水而还。”胡三省注：“蜀之西山有弱水。”裴行方以一孤军讨茂州叛蛮(羌)，绝不会远征至雅砻江，更不会到达昌都澜沧江一带，固然应如胡氏所说，弱水乃在距西山不远处，即今大金川河段。显然，大金川的历史地理环境与唐时东女国的情况才是吻合的。
将“弱水”与“西山”连在一起不是笔者的发明，唐颜真卿《鲜于(仲通)公神道碑》(《全唐文》卷三四三载)就曾提到：“天宝六载，……郭公(虚己)将图弱水西〔山〕(之)八国，奏公入觐。”要之，本文用“弱水西山”指称西山以西的大金川及其上游地区非无根据。限于篇幅，这里只能对弱水西山地区羁縻府州及保宁都护府的建置沿革与交通地望进行初步研究，至于其部族分布、社会文化等，则当属之另文。
一、建置沿革
唐朝初年在大金川及其上游地区先后设置的乐容州都督府及剑、洪、研、探那、忋、毗、河、干、琼、犀、龛、陪、如、麻、霸、｛左石右阑｝、光、至凉、蚕、晔、梨、思帝、戍、统、谷、邛、达违、万卑、慈、融洮、执、答针、税河、吴洛、齐帝、苗、始目、悉多、质、兆、求易、托、志德、延避、略、索京、柘刚、明桑、白豆、瓒、酋和、和昔、祝、索川、拔揭、鼓、飞、索渠、目、宝剑、津、柘钟、纪、徽、宝、恤、归德等68个诸羌羁縻府州，本文称之为“弱水西山六十八州”。其中洪州原作“拱州”，乐容州或作“乐客州”，后有专条订正。谷、邛州或作“谷邛州”，今依《旧唐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旧唐志》)松州序；万卑州或作“卑州”，兆州或作“眺州”，今依《新唐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新唐志》)。
这68州除剑、洪、柘钟3州可知分别置于永徽元年和显庆元年外[⑧]，其余各州始置年代史失其载，只知道它们最初属于松州都督府管辖。但据上引《资治通鉴》载裴行方西征一事可知，其始置上限不得早于贞观十九年，又据《旧唐志》松州都督府序，仪凤二年经整比后犹存30羁縻州，则其始置下限不得晚于仪凤初年，当然这是一个极为宽松的上下限，如果要再具体一些，笔者认为它们很可能是在显庆、龙朔年间设置的。具体分析如下：
《旧唐志》所载松州都督府诸羁縻府州有始置年代者，最晚的是显庆元年的洪、柘钟2州，在此以前每次所置羁縻州，不仅始置年代，就连族属来源都交代得很清楚，所以可以认为“弱水西山六十八州”中失载始置年代的州，应是置于显庆元年以后。
又，唐中叶舂桑、白狗羌常被吐蕃驱使进攻岷江西山，显然他们都是弱水西山地区靠东的部族。两《唐书·党项传》说：“白狗、舂桑、白兰等诸羌，自龙朔已后，为吐蕃所破而臣属焉。”唐朝本来对弱水西山地区的控制就比较松弛，龙朔以后既然其东部地区也被吐蕃吞并，则唐朝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在弱水西山地区继续增置羁縻州。
关于“弱水西山六十八州”的罢废，从舂桑、白狗的情况来看，应与吐蕃的侵略有关。吐蕃侵入弱水西山地区，可从西北经由白兰、东北经由赐支河曲、西南经由故附国3路。东北路的赐支河曲贞观间已置为16羁縻州，乾封以后方始受到吐蕃攻击[⑨]，西南路以吐蕃当时用兵多集中于青海方向观之，亦非用兵之道，而西北路的白兰早在显庆年间即被吐蕃攻陷而于龙朔年间被彻底吞并，此后即收其兵以为军锋，不断侵攻唐朝边鄙[⑩]，因此“弱水西山六十八州”开始失陷的时间，当与龙朔以后白狗、舂桑、白兰诸羌为吐蕃所破而臣服的时间相一致，即应于麟德元年后自西北面首先被突破。
面对吐蕃的蚕食，咸亨元年唐朝在松、茂西境增设了翼州都督府，企图以此加强对西山、弱水之间众多羁縻府州的控制，但是该年唐军在大非川战役中遭到惨败，吐蕃更加紧了对南线剑南道地区的进攻，势如破竹，数年之间，频寇叠、芳、扶州，侵陷“赐支河曲十六州”及“弱水西山六十八州”之太半，诱降当、悉州诸羌，松、翼、茂州大震。作为因应之策，唐朝的举动只是于仪凤二年撤销寄治于悉州的翼州都督府，残存的正州和羁縻州复归松州都督府，翼州迁回岷江河谷要地翼针县；松州都督府对原翼州都督府残存的羁縻府州进行“整比”——即调查清理；茂州都督府则于仪凤三年在通往弱水西山及白兰地区的咽喉要道——今鹧鸪山口东侧发“兵募”修筑安戎城。总之是尽量收缩防线，力保松、茂，而于沿边羁縻府州则力有未逮，任凭吐蕃摧残。据仪凤二年的整比结果，除柘钟州已升为正州并更名柘州外[11]，当时只剩下弱水地区的乐容州都督府及剑、洪、研、探那、忋、毗、河、干、琼、犀、龛、陪、如、麻、霸、｛左石右阑｝、光、至凉、蚕、晔、梨、思帝、戍、统、谷、邛、达违、万卑、慈州共30羁縻府州(其中蚕、梨2州据《新唐志》咸亨二年一度罢废，后当复置)，其余37个羁縻州不用说早已陷于吐蕃。
这残存的30羁縻州也没有维持多久。永隆元年，吐蕃在黄河上游击败李敬玄率领的唐军，随即转往剑南，攻陷茂州都督府西境要塞安戎城，于是吐蕃“尽收诸羌之地，东境接于松、茂”，松州都督府原辖羁縻府州除内徙者外，已全部丧失，“弱水西山六十八州”宣告最后瓦解。至于“弱水西山六十八州”的内徙州，据《新唐志》仅有乐容州都督府和万卑、宝、恤、归德(以上关内道)、飞(茂州境)诸州。
关于安戎城首次被攻陷的时间，自来其说不一，因牵涉到“弱水西山六十八州”的下限，有必要略加辨析。
考《旧唐书·吐蕃传》引玄宗语云：“此城仪凤年中羌引吐蕃，遂被固守。”似云失于仪凤年间，而《资治通鉴》卷二○二则作调露二年(永隆元年)：“永隆元年秋七月，……先是，剑南募兵于茂州西南筑安戎城，以断吐蕃通蛮之路。吐蕃以生羌为向导，攻陷其城，以兵据之。”藏族史书也说：“土兔(己卯)年之翌年(按即调露二年、永隆元年)，噶尔之次子赞婆与吐谷浑大臣卓波率兵三万抵黄河上游一带之城堡与村庄，与(李)敬玄军战。汉军败绩。……吐蕃军后撤，转回古朵，前往四川，攻陷茂州安戎城。”[12]均与玄宗所说有异。考《旧传》在引玄宗语之前尚有语曰：“仪凤三年，……又令益州长史李孝逸、巂州都督拓王奉等发剑南、山南兵募以防御之。其年秋，敬玄与工部尚书刘审礼率兵与吐蕃战于青海，官军败绩，审礼没于阵，敬玄按军不敢救。……往，剑南兵募于茂州之西南筑安戎城[13]，以压其境，俄有生羌为吐蕃乡导，攻陷其城，遂引兵守之。”可见李敬玄之败与安戎城之失的确同在一年，然而《旧传》此处接于仪凤三年后却是有误，“其年秋”当作“调露二年秋”或“永隆元年秋”，两《唐书·高宗纪》及《册府元龟》卷四四三均可为证。遗憾的是，《旧传》作者并未觉察这样的错误，为求前后一致，反将玄宗的话语作了小小的删削，于“仪凤年中”后删去“筑”字，“羌引吐蕃”前删去“俄”字，遂惑人视听于千年之后。
“弱水西山六十八州”两《唐志》虽归之于松州都督府，而考诸史实，咸亨、仪凤间却曾一度划归新置的翼州都督府。而翼州都督府之沿革，诸志所载却多有歧异，今不得不再费些笔墨考证一番。
翼州都督府，《旧唐志》翼州条云咸亨三年置，上元二年罢，而静州条却云咸亨元年置，仪凤二年罢。《太平寰宇记》(以下省称《寰宇记》)翼州条与《旧唐志》翼州条相同，《新唐志》翼州条不提都督府，只说“翼州咸亨三年侨治悉州之悉唐，上元二年还治翼针”。《舆地广记》静州悉唐县条则云：“咸亨元年悉州徙治左封，而以悉唐置翼州都督府。仪凤元年，翼州还治翼针，乃于悉唐置南和州。”这是说翼州都督府咸亨元年置，仪凤元年罢。总之，其始置年有咸亨元年、三年两说，罢废年有上元二年、仪凤元年、二年三说。
按诸说虽有歧异，但大都载明翼州都督府是在悉州自悉唐移治左封县时设立的，《新唐书》所谓“翼州侨治悉州之悉唐”，从地理方位看不大可能，因为悉唐县在悉州极西近边徼处，距翼州本土太远。又考诸史志，载明悉州移治左封县时间的有《旧唐志》悉州、静州条和《新唐志》悉州条，都一致肯定是在咸亨元年，所以笔者认为翼州都督府应是置于咸亨元年。所谓置于“咸亨三年”者，盖由《旧唐志》翼州条始误“元”字为“三”字，其后《寰宇记》、《新唐志》因沿其误所致。
至于罢府时间，仪凤元年说最晚出，可置不论。上元二年与仪凤二年两说各有所据，似可解释为上元二年罢府，而翼州仍侨治于悉州，至仪凤二年，翼州方还治翼针。但是从设置翼州都督府的动机来看，却又不能支持此说。咸亨元年，为了反击吐蕃对陇右、剑南边鄙日益猖獗的侵扰、蚕食，唐朝遣薛仁贵率十余万众自陇右道出大非川以讨吐蕃。翼州都督府之设，一方面是因为松州都督府的羁縻府州太多，另一方面也应与配合此次军事行动有关——加强剑南道边防以备不测。与此相应，翼州都督府之罢废也应与唐军的失利有关。考吐蕃于大非川击败唐军后，从上元三年到仪凤二年，连续两年对叠、芳、松、翼、茂、扶一带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入侵，尤其是仪凤二年那一次，使当州及翼州都督府府治所在的悉州羌蛮叛附吐蕃，直接动摇了翼州都督府的基础，所以，与其说翼州都督府废于上元二年，倒不如说废于仪凤二年更有理由一些。
翼州都督府存在时间太短，它管辖哪些州，有没有羁縻州，史书都没有记载，这就给我们留下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我们知道，翼州本身一开始就是茂州都督府属下的一个羁縻州，后来才升为正州，并且脱离茂州都督府另设了都督府。以理度之，既然要析置新的都督府，一定是因为茂州都督府或相邻的松州都督府所辖羁縻州数越来越多，需要另置机构以分其职。从地理位置看，翼州都督府治地在悉州，即今四川黑水县东，而悉州又与当州、柘州同处在一个地理单元——今黑水河上游，故原属松州都督府的悉、当、柘3州最有理由割属翼州都督府。另外，松州都督府辖下的“弱水西山六十八州”分布在“赐支河曲十六州”西南，距松州太远，也应割属翼州都督府管辖，翼州都督府府治由岷江河谷的翼针县西移黑水河中游的悉州左封县，应当就是为了适应这一需要。至于茂州都督府的羁縻州，均隔在高峻巍峨的滴博岭—冉山(今大白—鹧鸪—梦笔山)以南，没有必要割拨给翼州都督府。
弱水西山地区沦为吐蕃属地后，成为吐蕃向东扩张的基地之一，吐蕃藉其人力物力，不断骚扰岷江西山地区，对唐朝剑南道构成严重威胁。唐朝的策略总体上是集中兵力，伺机反攻，特别是对安戎城的争夺极为重视。开元二十六年王昱攻安戎城不克，二十八年，章仇兼琼策动安戎城吐蕃守吏内应，终于收复此城，由此重新打开了通向弱水西山地区的门户，同时也隔断了吐蕃从青海沿川滇走廊南下巂州、云南的通道。当然，随着安戎城的收复，唐朝也变被动为主动，开始酝酿更大的军事行动。天宝年间鲜于仲通的西征“弱水西山八国”及保宁都护府的设置，就是唐朝积极谋求反攻吐蕃，恢复原有疆界的一大举动。
保宁都护府起置时间如《旧唐书·玄宗纪》所载：“天宝八载闰六月己丑，剑南索磨川新置都护府，宜以保宁为名。”又据颜真卿《鲜于(仲通)公神道碑》，保宁都护府系天宝中剑南行军司马鲜于仲通西征弱水西山地区诸羌八国后所置：
天宝六载，……郭公(虚己)将图弱水西〔山〕(之)八国，奏公入觐。玄宗骇异之，即日拜尚书屯田员外郎兼侍御史、蜀郡司马、剑南行军司马。既略三河，收其八国，长驱至故洪州。与哥舒翰陇右官军相遇于横岭，鸣鼓而还。……至是，遂拜公为蜀郡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中丞、持节充剑南节度副大使。公当重任，既竭丹诚，射讨吐蕃摩弥城，拔之。改洪州为保宁都护府，堑弱水为蕃汉之界。
“弱水西山八国”，原作“弱水西之八国”，按文中说鲜于仲通收降八国后，即以弱水为蕃汉之界，没有提到将八国部民从弱水西向弱水东迁移，显然八国原本就在弱水以东，至少其主体部分是这样。所谓“弱水西山八国”，就是“弱水、西山之间的八国”或“弱水、西山一带的八国”的意思，唯其如此，方能解释“收其八国，长驱至故洪州”一语，因为故洪州所在之索磨川即今马尔康县梭磨河，就在弱水之东。如果说八国都在弱水之西，那么不仅前后文自相矛盾，而且也无法解释“弱水与西山之间又是什么势力所居”这样一个问题。所以笔者认为“西之”必为“西山”之误，这一点很重要。
“故洪州”，松州都督府属下之羁縻彭州贞观五年至七年间叫洪州，贞观七年以后直到高宗仪凤、永隆间没于吐蕃，在长达40多年时间里都叫彭州〖HT6SS〗14〖HT〗，按称名以久的习惯，后世当称之为“故彭州”，而不应称为“故洪州”，因此笔者认为这里所谓“故洪州”，非指彭州旧名，而是指两《唐志》所载显庆元年以内附钵南羌伏浪恐部落所置之羁縻“拱州”，治今四川马尔康县城，临梭磨河，在松州都督府西南(“拱州”即“洪州”之误，考详后)。而彭州，业经考证是在赐支河曲岸——今青海省玛曲县阿万仓乡南俄特河口[14]，位于松州都督府西北，原属陇右道，永徽后方割属剑南道，显然位置靠北一些；洪州，在“河曲十六州”西南，位置较之彭州靠南一些。这就是笔者认为“故洪州”实指故“拱州”的理由。
天宝六载鲜于仲通军与陇右道哥舒翰军相遇于“横岭”，当非至“故洪州”时事，而是略地“弱水西山八国”时前锋越过“八国”，经黄河(“三河”之一)上游白兰地区到达大积石山与哥舒翰军之偶然际遇。“弱水西山八国”即后来于贞元年间内附安置于鹧鸪山口以东西山地区的哥邻、白狗、逋租、南水、东女、弱水、悉董、清远、咄霸9国，其中，弱水国是东女国的附庸，故常将东女、弱水视为一国，称“八国”。他们是永隆元年以后吐蕃在“弱水西山六十八州”故地以原住诸羌为基本部民建立的藩属国，天宝时犹尚居住于“三河”——即赐支河(黄河)、江水(岷江)、弱水(大金川)之间。“横岭”在“三河”地区之北，盖即陇右道与剑南道军事活动的界山——大积石山(今阿尼玛卿山)。当时哥舒翰军正与吐蕃在赤岭(今青海日月山)地区激烈争战，其游骑或侦骑抵达大积石山一带与鲜于仲通军前锋相遇是完全可能的。
摩弥城，宋本《历代地理指掌图》之《唐十道图》作“么弥城”，其南有清远城，其北有米通勃罗山。清远城即清远国都城，以图中位置度之，约在今四川阿坝县一带，则摩弥城当在其西北的白兰国境，甚或就是白兰国都城，在今青海达日县一带；“米通勃罗山”疑即鲜于仲通军前锋所达“横岭”的蕃语称呼，“横岭”意指横在陇右道与剑南道之间的界山，“勃罗”从发音来看或许与“白兰”有一定关系。不过，即使仲通军到达过白兰，充其量也是袭击吐蕃军的一次短暂的军事行动，没有征服白兰，因为白兰国并不在“八国”之列，至天宝十三年，白兰国仍是吐蕃属国(见《册府元龟》卷一七○)。
保宁都护府直接管辖的下属机构主要是5所军镇，即杨谭《兵部奏剑南节度破西山贼露布》(《文苑英华》卷六四六载，以下简称《露布》)提到的万安、柔远、明威、平戎及保宁都护卫(故洪州城)等5城，每城置城使、副使等汉官，以备戍守。平戎城本安戎城，开元二十八年收复后更名，原属茂州都督府，后割属保宁都护府。
保宁都护府既置于“弱水西山八国”地区的腹心地带索磨川，而“弱水西山八国”又已置于唐朝疆域之内，理应由某一沿边都督府或都护府管辖，那么还有什么理由不认为它们就是保宁都护府管内的羁縻属国呢？又据两《唐书·东女传》，八国“旧皆分隶边郡，祖、父例授将军、中郎将、果毅等官，自中原多故，河陇尽失，皆为吐蕃所役属”，所谓“旧皆分隶边郡”，即指隶属于保宁都护府一事。“边郡”者，保宁都护府也，非指松州都督府和翼州都督府，因为松、翼都督府统治时代尚无“八国”。因此笔者提出，“五城八国(连弱水实为9国)”，就是史书失载的保宁都护府的基本行政单位，就如西域“四镇十六国”之于安西都护府一样。只不过“弱水西山八国”是否像西域十六国那样既保留属国地位又设有羁縻府州，尚未见明确记载。至于贞元年间八国内附时所赍 “天宝中国家所赐官告共三十九通”[15]，只能说明天宝年间保宁都护府的确对八国行使了统押保护职权，这些官(封)告就是当时朝廷封赐或授予诸国部落酋长以国王、将军、中郎将、果毅之类官爵的凭证，其中是否含有羁縻府州的都督、刺史，尚有待新的资料加以证明。不过，在吐蕃统治时代，“弱水西山八国”内部仍然实行“州县”制度，倒是有据可查的，如：
章仇兼琼《请令吐蕃入奏奏》(《全唐文》卷四○五载)：“吐蕃白狗国及索磨等诸州笼官三百余人出奉州，望准女国等例简择，许令入奏。”所谓“诸州”，自然指吐蕃境内索磨川诸州。这是开元年间的事。
又，两《唐书·东女传》载：八国“自中原多故，河陇尽失，皆为吐蕃所役属，其部落各置县令十数人理之，岁输丝絮于吐蕃”。所谓“县令”，即是如党项羁縻府州那样，以小部落为州，每州再分十数县，故每部落得有县令十数人。这是安史之乱以后事。
上述两则材料显示，吐蕃境内的羁縻州县，可能是对唐朝原有羁縻州县制度的沿袭，不像是吐蕃的发明。从而推测，“弱水西山八国”在天宝年间隶属于保宁都护府的时候有可能依部落实行过羁縻府州制度，只是因为为时甚短，其府州名称失传罢了。
保宁都护府天宝十二载曾成功地抵抗过吐蕃为重新打通南下通道、支援南诏叛唐而发动的一次大规模入侵。此事不见于正史，仅见于杨谭《露布》，故甚少为人所知。《露布》所记战事原无纪年，仅有月日(正月五日至二月五日)，严耕望、李敬洵俱定为天宝十四载[16]，笔者不敢苟同。按《露布》起首有“伏惟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陛下”句，查《旧唐书·玄宗纪》，玄宗此尊号是天宝八载闰六月加上的，至十二载十二月，已改上尊号曰“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故可肯定《露布》断不可作于天宝十二载十二月以后。又，《露布》中提到“伏以南蛮乱德，恃险偷生，吐蕃举国兴兵，资其叛逆”，是知此文作于天宝十载四月南诏阁逻凤击败鲜于仲通，叛唐附蕃之后。天宝十一载九月，唐改诸卫士为武士，而《露布》中保宁都护府正有“武士”一千余众。综合以上诸条，足可证明杨谭《露布》作于天宝十一载九月至十二载十二月之间，准确地说，它反映的是天宝十二载正月五日至二月五日之间的弱水西山战事。
在这次战争中，保宁都护府官长以下有董姓、党姓羌酋八国招讨副使、羽林大将军、羽林将军、骁卫将军、武卫将军、武卫翊府中郎将等军官，统八国子弟八千余众，与都护武士府健儿一千余众共同作战，这无疑又是保宁都护府确曾统领八国的有力证据。保宁都护府的罢废时间未见记载。按天宝十二载抗蕃战争胜利结束以后，除白狗、南水2国于天宝十三载重新内属(他们可能在战争之初一度降附吐蕃)外，东女(含弱水)国也率其部落全部内属(以前保宁都护府只领有其弱水北岸境土)[17]，这表明保宁都护府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在扩大版图。天宝十四载安禄山乱起，唐朝无暇西顾，便为吐蕃乘虚而入提供了绝好机会。两《唐书·东女传》说：东女等国“自中原多故，皆为吐蕃所役属”，提示保宁都护府之罢废与吐蕃趁安史之乱侵取八国有关。乾元元年有记载说：“西山子弟兵马使嗣归诚〔王〕董嘉俊以西山管内天保郡归附。”[18]按天保郡治天保军，在平戎城东南(今四川理县米亚罗镇)，董氏既云“归附”，显然在此之前已曾叛附或陷于吐蕃，那么在天保郡西边的平戎诸城必已不保。由是可以断定，保宁都护府全境之最后失陷，必在乾元元年。
乾元三年剑南节度使高适上《论西山三城置戍疏》，反对在西山地区置戍，他说：“今所界吐蕃城堡而疲于蜀人，不过平戎以西数城矣。”[19]这句话的意思是：现在与吐蕃接界而使蜀人疲于奔命的城堡，不过是平戎城以西的几个小城罢了。这些小城大致不出故洪、明威、柔远、万安诸城，其中的故洪城已成为吐蕃节度所在，故可知高适所谏置戍“三城”应即明威、柔远、万安3个已成为唐蕃瓯脱的废城。
保宁都护府不像是以西突厥部落酋长为官长的崑陵、濛池那样的羁縻都护府，而是如同安西、北庭那样的正都护府。杨谭《露布》所提到的保宁都护府官长如摄保宁都护马仙童、保宁都护府长史钟景等，都不是羌酋而是“久戍边隅”的汉人流官，都护府的一千余名“武士健儿”，也不是八国子弟。推究唐朝设置保宁都护府的深意，恐不仅在于羁縻八国，《新唐志》说：保宁都护府“领牂柯、吐蕃”，意指保宁都护府准备作为唐朝经略牂柯和吐蕃的跳板。我们知道，弱水西山并不与贵州高原上的牂柯相连，牂柯从唐初起就一直处于黔州都督府羁縻之下，且距保宁都护府十分遥远，恐非保宁府鞭长所能及。但考虑到一些史籍(如《新唐书》等)都曾将天宝十一载杨国忠报告的“破蛮众于云南，拔故隰州等三城”一事(见《资治通鉴》)误记成“拔故洪州等三城”，所以不能排除所谓“领牂柯、吐蕃”，是唐宋时有些不谙边疆地理的内地人误以为保宁都护府位于云南地区而生出的想像，而在唐人的常识中，云南正是夹在牂柯和吐蕃之间的，如白居易《蛮子朝》诗云：“臣闻云南六诏蛮，东连牂柯西接蕃。”所以笔者怀疑《新唐志》的“牂柯”当为“三河”或“云南”之误。总之，天宝中期正是唐朝向外扩张的鼎盛时代，要说唐朝企图把保宁都护府建成经营吐蕃及云南诸蛮的前沿堡垒，是完全有可能的，甚至可以认为，如果不是安史之乱中断了唐朝经营吐蕃和云南的进程，保宁都护府也许真会成为继安西、北庭、安东、安北、安南、单于都护府之后的第七大边疆管理机构，但要说它还想管领牂柯，则是不太可能的。
鲜于仲通西征“三河”有功，后来却因南征云南惨败被贬，功过皆着，而长期以来，世人言及仲通皆与西洱河之败并提，绝少提及其意义不亚于征服云南的弱水西山之捷，其原因盖以仲通乃杨国忠党与而为人所不齿故也。由是而致保宁都护府沿革始末晦隐不彰，资料奇缺，至今甚少有人研究，笔者所知唯日本人藤泽义美早年撰有《唐朝云南经营的考察——特别是保宁都护府的设置》一文，载于日文杂志《史潮》44号(1951年)，惜无从看到原文，未敢妄加评论。
二、交通与地望
弱水西山地区相当于今四川阿坝州西部，多高山峡谷，交通格局受制于河谷走向，境内较大河流如杜柯河—绰斯甲河—大金川(即弱水)、色曲、俄热河、马尔柯河(麻尔柯曲)—脚木足河、阿柯河(阿曲)、梭磨河、小金川等河谷，成为联系境内各地主要的传统交通线。对外联系的孔道，东有羊拱山口通恭州，鹧鸪山口通维州，巴朗山口通涂州；西有多绒山口通利豆、大硖；南出夹金山可至雅州，出大金川可至嘉良，出大雪山可至附国；北出作柯河、马尔柯河可至白兰；东北则与赐支河曲多处相通。
根据这样的基本交通格局，我们可以大体复原唐代有关弱水地区一些较大史事的活动路线。如：
贞观元年，维州白狗羌邓贤佐部举族西走，即经鹧鸪山口进入梭磨河、脚木足河谷，定居于今马尔康县北部。其后白狗国于开元末、天宝初数度遣使经奉州(治今理县朴头乡)入朝，也是经由此道。
天宝六载至八载间，鲜于仲通率军西征吐蕃属下弱水西山间八国，前锋曾到达横岭，与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游骑相遇，则其主力最北处可能沿鹧鸪山口—壤口—阿坝—班玛一线经咄霸、清远、南水3国到达白兰地区。其西最远处则沿梭磨河到达哥邻国故洪州城，不一定八国境俱至，诸国偏远者可能是闻风而降。 天宝十二载，吐蕃故洪、腊城、里囊功3节度会攻唐保宁都护府5城[20]。腊城不详具体所在，贞元中腊城节度又攻巂州，故疑其在今四川甘孜州境；里囊功当即贞元中进攻巂州的曩贡节度，在今四川冕宁、九龙县境。吐蕃军盖取南路，由东女国境渡弱水溯梭磨河攻故洪、柔远、明威、万安诸城，进围平戎。唐军则从西山诸州调集人马分两道出蓬婆岭(今羊拱山)、滴博岭(今大白—鹧鸪山)由东向西依次解救诸城之围。
贞元十七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分兵九路进击吐蕃，其中一路由雅州经略使路惟明与三部落主赵日进等率兵三千分别出灵关、夏阳进攻逋租、偏松等城(《新唐书·韦皋传》)。按灵关在雅州北，今宝兴县南，《四川通史》第三册考逋租城在今小金县沃日河一带极是，笔者更进一步定在今小金县沃日乡，即故炎州，则路惟明行军路线当自雅州越夹金山口进攻逋租城。
虽然弱水西山地区的交通格局较为清楚，但史书中却缺乏该地区各州里距，故“弱水西山六十八州”的大部分皆无法推断其地望，只有极少数可据其州名作一粗略考察。
“弱水西山六十八州”中只有一个羁縻都督府——乐容州都督府。乐容州，《旧唐志》松州序作“乐客州”，《寰宇记》松州序作“乐容州”，《新唐志》松州都督府内徙羁縻州有“乐容州”，关内道党项州都督府中有“乐容州都督府”，领东夏州。笔者的推测是，《旧唐志》的“乐客州”当为“乐容州”之误，本为唐显庆间以东女羌地所置之羁縻都督府，因为唐初的弱水西山诸羌中只有东女羌作过盟主，并且蔚为大族，最有理由设置羁縻都督府，所谓“其大者为都督府”是也。其地望，盖在东女酋长驻地康延川中，今金川县噶尔乡，相传此地有大金川最早的官寨(宫殿)，嘉绒人称为“嘎林格坡让”，安史之乱以前已毁于唐蕃战争[21]，可资佐证。咸亨后受吐蕃侵逼，其酋长率一部内迁陇右道，久之，又迁关内道。其间经唐朝调整，乐容州都督府充实了一些内徙的党项部落，演变为党项羁縻都督府。
洪州，两《唐志》及《寰宇记》作“拱州”，《资治通鉴》卷二○○作“栱州”，显庆元年以钵南伏浪恐部落置。钵南即白男，后与从岷江上游迁来的葛延(戈人)共建哥邻国，居于今马尔康县梭磨河流域，而据有关史料，天宝八载置于“索磨川”(即今梭磨河谷)的保宁都护府即是以“故洪州”置[22]。既然“拱州”、“栱州”、“洪州”都在区区一梭磨河谷之中，那么可以断定它们应是同一州名的不同写法。其中“洪州”一名出现频率较高一些，如保宁都护府有“故洪城”，后来吐蕃有“故洪节度”，所以笔者以为“拱”、“栱”应为“洪”字之误。《寰宇记》又载，恭州“北至故洪州三百七十里”。这是关于“弱水西山六十八州”唯一的里距记载，十分珍贵!按恭州治今黑水县西之沙石多乡，“北至故洪州”，是指出恭州北门后西北行，出今羊拱山口至梭磨河上游中壤口，然后顺梭磨河而下，南行又转西行三百七十里(约当今157公里)至钵南羌地之故洪州，正是今马尔康县城所在[23]。因地形限制，全程绕了一个S形弯道，总体方向却是向西，古人据出门初始方向记述方位而致总体方向不确是屡见不鲜的，不足为怪。假如拘泥于“北”字硬要一直往北探寻，那么恭州直北三百七十里处却是河曲党项之羁縻阔州，缘木而求鱼，岂可得乎?严耕望将故洪州定在今红原县上、中、下壤口之间，距离恭州太近，显然未符“三百七十里”之数，但他也不同意故洪州在恭州北，而怀疑“北”字是“西”之坏讹[24]。
剑州，永徽五年以内附特浪生羌卜楼部落置[25]。特浪羌本部原居今小金县境，永徽二年与夹金山东南的辟惠羌一起内附茂州都督府，置为32羁縻州。卜楼附于松州都督府，当系因故北徙之一部落。据其喜居碉房的生活习性推断，卜楼部落不可能北迁到赐支河曲党项地区，也不可能西迁到当时尚未归属唐朝的弱水西山腹心地区，权衡再三，觉得置之于弱水西山东边靠近松州都督府与茂州都督府的三交界地区——即今红原、马尔康两县交界处之刷马路口一带——较为合理。
探那州，“探那”与“特浪”音近，当为一支特浪羌部落，推测可能在今丹巴县东部，靠近小金县汉牛区处。
龛州，“龛”，疑为“康延”约音，州在今金川县勒乌乡一带，开元年间东女国建为列维坡让伊哲，后称勒乌围[26]，图2中简称列维城。
思帝州，隋唐之际今黑水河上游有涉题羌，“思帝”与“涉题”音近，疑州亦在靠近涉题羌的索磨川上游刷金寺地区。
明桑州，“明桑”与“迷桑”音近，疑在今阿坝县城一带。
悉多州，“悉多”与“悉董”音近，疑在今壤塘县北部。
索川州，当以“索磨川”为名，又考其属先陷吐蕃诸州之一，应在索磨水上游，今红原县壤口一带。
鼓州，《册府元龟》卷九七五载天宝元年白狗国有狗舟川笼官薛阿丰来降，“狗舟”，疑即“鼓州”之讹译，狗舟川，当在今马尔康县北部沙尔区之青平沟。
飞州，据宋代地志，宋代茂州附近有羁縻飞州，当系唐代内徙者。州将又有汤姓，当出原东女及悉董(即渠步羌)。又考飞州故土陷于唐仪凤二年以前，在弱水西山地区北部，东女、渠步中，渠步在北，故推测飞州羌原即渠步羌，在今壤塘县北部。
柘钟州，上元二年更名柘州，《元和郡县图志》(以下简称《元和志》)云在静州西北六十里、恭州东北一百里，州城四面险阻，西北一百里有大雪山，又名蓬婆岭，即今羊拱山主峰大雪山，蓬婆水(今打古河)经州南流三十里与安戎水(今黑水河上游)合。据此可知柘州在今黑水县打古河中游河谷中，即E102°55′·N32°10′。严耕望将柘州定在打古河(楚纳克河)与黑水河(雅尔隆河)交汇处[27]，则是把静、柘二州间里距过短估计为三十至三十五里的结果，并且所定经纬座标也因使用的是民国旧地图而略有误差。
另外，从大的范围来看，乾封二年至仪凤二年间先陷于吐蕃或受其威胁的融洮、执、答针、税河、吴洛、齐帝、苗、始目、悉多、质、兆、求易、托、志德、延避、略、索京、柘刚、明桑、白豆、瓒、酋和、和昔、祝、索川、拔揭、鼓、索渠、飞、目、宝剑、津、柘钟、纪、徽、宝、恤、归德38州，可能分布在弱水西山地区北部，因为当时吐蕃用兵方向正在青海一带。至于咸亨元年置翼州都督府时所领之羁縻乐容州都督府及剑、洪、研、探那、忋、毗、河、干、琼、犀、龛、陪、如、麻、霸、｛左石右阑｝ 、光、至凉、蚕、晔、梨、思帝、戍、统、谷、邛、达违、卑、慈30府州，则应分布在弱水西山地区南部。如图1。
关于保宁都护府所领9国及5城的地望，史无记载。其9国，笔者撰有另文考证东女国在今金川、丹巴县境，哥邻国(系钵南与西迁葛延羌合并)在今马尔康县南部，白狗国(系西迁白狗羌)在马尔康县北部，逋租国(系千碉与特浪、敛才、大左封诸羌合并)在今小金县境，南水国(系那鄂羌)在今班玛县境，弱水国在今金川县北部及壤塘县南部，悉董国(系渠步羌)在今壤塘县北部，清远国(系迷桑羌)在今阿坝县西部，咄霸国(系舂桑羌)在今红原县西南部及阿坝县南部。东女、弱水2国大部分境土在弱水南，天宝八载“堑弱水为蕃汉之界”时，大概只有该2国在弱水北之部分境土，至天宝十三载东女国率部落全部内属时，蕃汉之界乃推进到今大雪山脉。其5城，除故洪州城前已考在今马尔康县城，平戎城亦可考定在今理县西鹧鸪山口东侧。如图2。
平戎城本安戎城，《通典》、《元和志》、《旧唐志》载柘州南有安戎江，安戎城位于静州西一百里、恭州南八十里、天保军(即保州)西北八十里[28]。据《元和志》、《寰宇记》所载里距考证，静州在今黑水县东红岩乡，恭州在今黑水县西沙石多乡甘石坝，又诸志载天保军(保州)在定廉县西北一百三十五里，即今理县西米亚罗镇，故安戎城的定位应以今理县西境鹧鸪山口东侧、刷经寺二道班北侧(E102°45′·N31°55′)为宜，相信今后考古工作者在此会有所发现。这里距静州实有一百七十里，《通典》谓“一百里”者，盖取百位整数略去七十里余数也。严耕望也曾据上述记载将安戎城定在芦花城(今黑水县城)以西[29]，但他所用座标E103°·N32°按今地图却在黑水县城南10公里处，所以仍让人有些云里雾里；蓝勇认为安戎城“正当唐安戎水西源，又当明清古道的雅克夏山口东附近”[30]，虽比《中国历史地图集》置于今小金县境更为合理，但他将恭州定在今红原县刷经寺镇，即置安戎城于恭州东侧，与《旧
唐志》总序关于安戎城“在恭州南八十里”的记载相悖，使其对安戎城的定位也略有差误。其实安戎城所在的安戎江源头应是今黑水河南源，即马河坝沟，在今鹧鸪山口东侧刷经寺二
道班附近，距离雅克夏山口尚有数十里之遥。
另外的万安、柔远、明威3城由前引高适《论西山三城置戍疏》可知，皆在平戎城以西，故洪城(时已为吐蕃故洪节度驻地)以东。按唐朝之所以于平戎城以西、故洪城以东置城，无非出于应援、保护保宁都护府治故洪城及平戎城的需要，如此，则今马尔康县沿索磨河之中壤口(当恭州要道)、刷马路口(当平戎城要道)、梭磨乡3处位置适中，最具置城价值。又考杨谭《露布》，天宝十二载唐军出西山解平戎以西诸城之围的顺序是明威、柔远，最后才是万安，所以推知今中壤口为明威城，刷马路口为柔远城，梭磨乡为万安城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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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分别载《西北史地》1985年4期、《历史地理》第八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②] 《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786页。
[③] 樊绰：《云南志》卷二《山川江源》，赵吕甫校注本。
[④] 《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载。后冉光荣等《羌族史》采用其说。
[⑤] 《西藏地名》，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藏族社会历史调查(四)》，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⑥] 李敬洵：《四川通史》第三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页。
[⑦] 雀丹：《嘉绒藏族史志》，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118页。
[⑧] 见《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下》剑南道诸羌羁縻州条和《资治通鉴》卷二○○。柘钟州，《通鉴》作“柘州”，据本文注11所考，柘州显庆间初置时名柘钟州，因改。
[⑨] 郭声波：《党项发祥地——唐初“河曲十六州”研究》，《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⑩] 详《唐会要》卷九八《白狗羌》，《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羌传》，《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党项传》。
[11] 诸地志不载更名事。今从柘州始置年有显庆元年、三年、上元二年、仪凤二年诸说推断，柘州显庆初置无县，应为羁縻州，而松州104个羁縻州中只有柘刚、柘钟州名带柘字，且柘钟州列名靠后，故疑其为柘州初名，上元二年始置县，方得为正州并更名，仪凤二年改隶松州都督府。
[12] 释迦仁钦德：《雅隆尊者教法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汉文版，第23页。
[13] “往”，《资治通鉴》作“先是”，指李敬玄之败以前；“兵募”，即“征募之兵”。中华书局本断“往剑南兵募”5字为一句，大误。
[14] 郭声波：《党项发祥地——唐初“河曲十六州”研究》，《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5] 见《旧唐书》卷一四七《东女国传》。《唐会要》卷九九《东女国》“官告”作“封告”。
[16] 分别见《唐代交通图考》〖ZK(3〗(［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年版)第四册第974页、《四川通史》第三册第159页。
[17] 见《册府元龟》卷一七○《帝王部》、卷九七七《外臣部》。
[18] 《太平寰宇记》卷八○保州条。又见《旧唐书》卷四一《地理志》。
[19] 《旧唐书》卷一一一《高适传》。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以该文作于肃宗上元元年(乾元三年)，孙钦善《高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同，今即依之。
[20] 见前引杨谭《露布》，《全唐文》本误“功”为“邛”。
[21] 雀丹：《嘉绒藏族史志》，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118页。
[22] 见《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下》及前引颜真卿《鲜于(仲通)公神道碑》。
[23] 此处唐里与公里的换算系根据拙文〖ZK(3〗《“河曲十六州”交通与地望考》提出的松州—扶州间里距换算公式，即西山地区每唐里约当今0.4255公里。又，沙石多乡至马尔康县城公路里程为152公里。
[24]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年版，第979～993页。
[25]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下》，卷二二一上《党项传》。
[26] 雀丹：《嘉绒藏族史志》，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118页。
[27]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年版，第979～993页。
[28] 《通典》谓恭州西南到平戎城百一十里，当误。
[29]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年版，第979～993页。
[30] 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