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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云南回族入缅商路与移居点考

云南回族入缅商路与移居点考
——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为中心
吉松久美子
[内容摘要]缅甸的少数民族“潘泰人”(Panthay)是祖籍云南的回族穆斯林及其后裔。本文主要研究他们移居缅甸的情况。滇籍穆斯林从事云南与东南亚地区的跨境马帮贸易有悠久之历史。潘泰穆斯林就沿着这些贸易商路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期定居下来，尤其是在英国殖民时期。在此期间，潘泰商人主要通过如下五条路线往返：孟拱、八莫、畹町、邦隆(班弄)和景栋。本文根据作者的实地调查资料，系统论述和考证了云南回族在不同时期经由这五条商道移居缅甸的概况。
[关键词]云南回族/潘泰人/入缅商道/穆斯林移民/定居点/研究
一、引言
在缅甸生活着一支祖籍云南的回族或者说他们的子孙①，本次报告旨在解释在缅语中被称为“班迪”的他们，是何时及怎样移居到缅甸的。
云南回族在移居缅甸之前，通常以马帮商队形式从事着云南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就移居而言，这些交通道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定居地也就是集中在过去的马帮中转站。因此，本人于1996年9月到1997年3月②，以及1998年3月和1999年2月前往缅甸进行了实地考察，听取了他们利用交通道路和建立清真寺的情况报告，调研了缅甸滇籍回族聚居区的成立过程。本报告以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前期这些社区的出现为中心，介绍各个商贸道路聚居区的形成过程。
此前对中国西南和东南亚经济圈的贸易活动的相关研究着作(这里只举作者及出版年，着作名称参见文后参考文献)，主要有：萩原1956，Prasertkul 1989，栗原1991，加藤1994。从这些报告中，我们可以了解到19世纪到20世纪的贸易道路的大概。接下来关于泰国北部定居的滇籍回族的研究有：Soonthornpasuch 1977，福布斯1987a，1987b，1988a，福布斯和亨磊1997，今永1989，1992，横山1994，吉松1998，松本2002，对云南回族移居泰国清迈的研究很详细。从泰国清迈到缅甸关于纵断商路的研究，主要来自从事该贸易的回族马帮帮主的报告(马桢祥1965，马泽如1982)，从中我们可以把握更加具体的状况。此外，只有关于缅甸邦隆(班弄)和曼德勒(瓦城)的报告：福布斯1986，1998b，福布斯和亨磊1997，希尔1982，松本2002。我通过本次实地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记录，主要有郁素甫1958、邦隆潘泰人文化组织1990和明光熙1990年的文章和书，成为我们了解缅甸滇籍回族穆斯林移居历史的珍贵资料。本报告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尽可能地解释回族在缅甸全国的移居情况。
二、关于旅居缅甸的回族
旅居缅甸的回族虽然是指用缅语称呼的“中国穆斯林”③，实质上则指从云南陆路迁移而来的滇籍回族及其后裔④。缅语发音为“班迪”，日文片假名写作パンテ(潘泰)、也有的写作バンゼ一(“叛贼”)，バンゼ一(“叛贼”)的写法，大多来自英语。之所以这样，是由于英国殖民官员对19世纪后半叶的云南回族反清起义，采用了缅语的称谓，叫做“潘泰人叛乱”，此后，这种用法就在英文文献里广泛流行开来。但是关于パンデ一(“叛贼”)一词起源的说法，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证明。
本次调查在缅语圈使用的是“潘泰”，在掸语圈使用的是“潘塞”或“帕西”。更进一步而言，“潘塞”是在萨尔温江以西使用⑤，“帕西”则在掸邦以东流行，但这两种称谓和“潘泰”一样，其用法的来源都没有得到解明。“潘泰”的用法仅仅限于从云南来的回族穆斯林，“潘塞”和“帕西”的用法，在意思上具有更强的伊斯兰含义⑥。
掸邦东部称呼云南人经常使用“和人”。据调查“和人”并不是汉族和回族的区别，从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由于长途马帮贸易通常是由回族商队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所以“和人”也就同回族具有了相同的意思。此后，汉族也逐渐加入了贸易，随着汉族的逐渐扩大，在现今的泰国北部，新中国政权成立之后，大量逃亡而至的国民党残部士兵和难民以及他们的后裔则形成了“和人”的核心。
缅甸政府并没有把定居缅甸的回族认定为缅甸的一个“土居民族”，缅政府在法律上虽然也把他们作为归化的公民对待，但是在统计时仍然归为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人。根据1993年国情调查的统计，他们的总人口数是2965人⑦。由于归化公民在法律上有制约，所以为了逃避限制，旅缅的滇籍回族登记为“中国人”的也很多，因此据推测其实际上的总人口数应该在一万几千人⑧。他们现在大多从事小买卖和转手买卖，居住地集中在过去贸易中转的地方。
三、历史背景
穆斯林出现在云南是在13世纪的元代。在蒙古政权下，他们作为“色目人”被委以重用，回回官员、士兵、商人和工匠等大量迁往云南。时任云南平章政事的赛典赤·赡思丁也是出身于布哈拉的穆斯林。此后王朝的兴亡也决定了他们命运的曲折。明清两朝时，回族在中国也享有自由迁徙的特权，并维持了他们作为伊斯兰的贸易和优势。结果，他们不仅在国内的贵州、四川、广西等地，而且在缅甸、老挝、越南，以及从西藏到印度的内陆贸易商路上也得到了发展。
云南及周边由海拔达6000米高的山脉构成了云贵高原，高原之南有缅甸掸邦高原、泰国北部和老挝，还连接了越南的山地。澜沧江(湄公河)和怒江(萨尔温江)在高原上雕刻出的深深峡谷，它们的支流也冲刷出了众多的盆地(坝子)。其间居住着各种民族，他们的生产形态各异，山地民族是靠狩猎采集和刀耕火种，在坝子里的民族则是从事水田耕作。其中种植稻谷的民族自称为泰语系的民族，在今天云南的西双版纳和德宏州，泰国北部和老挝等地，古代有的民族则属于被称为“勐”或者“勐阿”的小国，势力大的“勐”则构筑起自己的城墙，发展自己的势力⑨。
在这样的地形里，最适合长途跋涉的交通工具莫过于云南马。这样就出现了组织起来的云南马队，他们从一个坝子到另一个坝子从事商品运输和贸易，这种马队就被称为马帮。马帮不仅从事在各“勐”之间开设的市场上进行贸易，他们在途中也和山地农民进行物物交换，使得各地区各民族间的经济活性化。在清朝前期，在云南从事这种马帮贸易的主要为回族，进入19世纪后，从事该类贸易的汉族人也急剧增加。因此双方不仅在贸易方面，而且在矿山的开采和土地的利用方面也开始起了冲突，长期的民族纷争和昆明发生的军队屠杀回族的事件，在1856年就引发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回民反清起义。杜文秀在大理建立了回民起义政权，1872年大理被攻陷，次年，回民义军最后的据点腾越(今腾冲)也被清军攻占。尔后在清政府的政治高压下，许多回族穆斯林被迫逃离云南进入缅甸。此时缅甸的雍籍牙王朝灭亡，英国于1886年在缅甸建立了殖民地，这也是促成他们移居缅甸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贸易的道路
本次调查，确认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主要利用的五条主要路线(见地图1)，主要路线之外又有很多条支线，此报告取各自中转站命名，即经由孟拱的商道，经由八莫的商道，经由畹町的商道，经由邦隆的商道，经由景栋的商道。云南自古以来分为东西两部分，作为交通运输的要道，西部是位于洱海盆地的大理，东部是位于滇池盆地的昆明(云南府)，五条主要路线中，前面的四条经由保山(永昌)连接大理，景栋商道的起点是位于云南东部的昆明。
(一)经由孟拱的商路
孟拱商路的起点是腾冲，从大理方面的商队一般是在腾冲交替的，从腾冲到万莫(音)，之后渡过伊洛瓦底江，穿过锡温岩宾(音)向着孟拱前行。通过卡梅因(音)，在隆肯渡过乌尤河，以道茂矿山为目标，经隆肯南下进入杭巴矿山。从孟拱向北转，也有通向德罗的道路(地图2)。
如前已述，这条贸易通道经由密支那，实际上，通过密支那的南面4—5公里处的锡温岩宾。密支那是缅甸一个邦的首府，它的前身是1895年英国蒸汽船航路上溯到达的波止场町，也是铁路铺设到达的县府所在地。为此，作为传统的贸易道路和必须经过的道路不可或缺。
孟拱作为贸易中转地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世纪，《后汉书》提到了从云南到缅甸的克钦邦有一条横过印度到达孟加拉湾的道路。进入13世纪后，形成了从葡萄到阿萨姆和从孟拱到胡岗谷地，最后抵达印度迪布鲁格尔的两条定期使用的商路。作为贸易中转站的孟拱，其起点是云南省的永昌(今保山)，这里存在着摆夷土司长期利用的道路网络。1824年的英—缅之争，导致了边境的封锁，贸易终止。本次调查，笔者确认了孟拱到德罗的贸易道路，这是条在和印度之间的贸易终止后，维持了琥珀和黄金产地的胡岗谷地之间的少量往来的商道。
地图1　19-20世纪初云南回族马帮入缅甸贸易五条干线图
①孟拱商道图　②八莫商道图　③畹町商道图
④邦隆商道图　⑤景栋商道图
从德罗到印度的贸易道路，在乌尤河上游发现了新兴的翡翠矿山，乌尤河上游作为翡翠生产的地方在13世纪就被中国人知道，中国的官兵来探询矿脉是在1790。此后，不断地发现矿脉，乌尤河西岸的道茂矿山，之后的马高矿山也是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前半叶的贸易道路的终点站。
自从翡翠山的矿脉发现以来，大批云南人前往乌尤河西岸开矿，产生了大量的客乡人。在20世纪初的头10年里，在亚马拉普拉的中国寺庙里记载的中国人的名字就有6000人之多。其实，死亡的人数应该是这个数字的几倍。经由孟拱出德罗基，这里过去是马帮通向腾冲的道路。在本次调查中，我没能确认它们的使用者。
翡翠矿的开采权由居住在其周围的克钦人所独占，中国人大多是作为买卖商人在采掘期的夏季(3到5月)到来。季节劳工通常随马帮的往来而活动，他们也经常居住在矿山的周边。缅甸滇籍回族最初到达的定居点的终点地是杭巴，定居时间约在20世纪初。1910年左右，大约有10家50人生活在杭巴，他们于1928年建立了清真寺。据说在1913年时，杭巴的马锅头马自立在旱季12月来到之后，组成几百匹骡马的马帮，驮着泡菜、豆腐、干面、香辛料、板鸭、点心，以及大量的食品、锅、斧等器具来到杭巴。马帮通常在雨季到来(即5月)前，把买下的翡翠运回中国。
地图2　孟拱—八莫商道图
到了1942年太平洋战争日军进攻缅甸时，人们为了逃避战火，不断地逃离马高，在缅甸的回族聚居区逐渐消失。只有其中的14、15家回族，沿着贸易商路回到伊洛瓦底江西岸的锡温岩宾，于1945年时建立了一座礼拜堂。当时在锡温岩宾也聚居了大量从腾冲逃难而来的人，据说一时间聚居了30来家。但在1947年中—缅边界封锁后，作为中转地的锡温岩宾失去了商业价值。到50年代时，大半居民移居到了密支那的新街区，密支那是上缅甸的中心地，建有连接瓦城(曼德勒)的铁路。
换言之，初期到达缅甸的滇籍回族人，从中国经济圈移居到了缅甸经济圈。从孟拱开始的泰语系各土司地于1769年在清军的败北下，在缅甸王朝下重组了行政机构，并一直持续到了英国占领后的直接统治，但是和中国的关系并没有多大的改变。经笔者询问，在以腾冲为起点到缅甸王都的道路上，却没有经由八莫的马帮。他们在密支那建立清真寺是1977年以后的事了。密支那的滇籍回族人口，1988年到现在是41家230人。
(二)经由八莫的商路
经由八莫的商路也是以腾冲为起点(见地图2)，马帮由腾冲抵达八莫的行程在7天左右，他们在八莫以南乘船可沿伊洛瓦底江而下。但绝大多数旅居缅甸的回族，始终是在腾冲和八莫之间往返，乘船前往瓦城从事贸易的人很少。由于1889年在瓦城和仰光之间铺设了铁路，他们往返两地进行贸易的情况得到了证实，仰光也成为了缅甸滇籍回族的终点地。对于缅甸的滇籍回族而言，这条道路是一条官道，它的使用早在元朝末期就开始了。本次调查也证实，早在1870年代，从瓦城就可乘船抵达仰光港，方法是先乘船渡过卡鲁卡塔(音)，从陆路到本标，再次乘船前往仰光，证实了这是一条官道。
八莫商路与经由孟拱的商路一样，是从古老的道路到达南海，八莫商路也是“贡使道”，沿着伊洛瓦底江的中游修建了缅甸各个王朝的王都，从王都溯江而上到八莫下船，经陆路到达腾冲，之后到达大理，然后到达云南省府昆明，甚至可以抵达北京。13世纪马可波罗在永昌府听说的道路就是这条⑩。
18世纪时往返于腾冲和八莫之间的马帮有2000头骡马和3000—4000头牛，大量的棉花被运往中国。如在1870年时，有记载说每月平均约有300匹骡马到达八莫。但是，他们继续往南下的情况却比较罕见。笔者采访了八莫以南定居的中国人，本次调查以此为基础。
八莫商路是棉花贸易的主要通道，但随着1938年昆明到腊戌的滇缅公路的开通(11)，经由兴威使用汽车和铁路的情况变得专门起来，于是经由八莫的传统商路便被废弛了。从腾冲到八莫的距离很近，对于往返经商的旅缅回族而言，虽然八莫并没有成为他们的常住地，但一度在这里滞留的人数仍然很多，但是他们没有在此建立清真寺。1998年到现在，在八莫居住有回族4户人家14人。此外，在仰光定居的滇籍回族是大理政权的政治流亡者。杜文秀的“义子”哈桑为挽救即将覆灭的大理回族政权，在1872年(可能经由八莫)从大理前往伦敦求援。但被英国政府婉言拒绝，他回到仰光后知道了大理被攻陷，便在英国的保护下，在仰光生活下来(12)。但这并没有成为旅缅回族聚居区形成的契机。仰光建立云南回族清真寺是在1916年左右(13)。聚居区的形成推定为20世纪初。1996年到现在，仰光的滇籍回族人口约250家，1200—1300人。
(三)经由畹町的商路
经由畹町的商路起点是保山或腾冲，从畹町可以分三个方向进入缅甸国内，到达瓦城、南渡和抹谷(见地图3)。
地图3　畹町商道图
笔者本次调查中最古老和引人注目的是通往南渡的道路。从畹町沿瑞丽江直下进入南坎，从此地到南渡有贸易的道路。早在13世纪时中国人就知道南渡富藏银矿，17世纪时云南大量的劳工外出挣钱就达到此地，矿工也差不多全是回族。此后，云南由于叛乱而导致了矿山的荒废，1860年最终放弃了此地。进入英国殖民时期后，南渡银矿再次被发现，从1906年开始采掘后又引来大批劳工流入。接受调查的一位报告人是原籍楚雄的一个商人，他的父亲在1910年左右经保山到达南渡经商贸易。他证明了马帮从云南去缅甸的时候，运出大量的茶叶和劳工，从缅甸返回云南时则运回堆积如山的棉花。但由于南渡距离云南很近的缘故，只偶尔有外出劳工经过此地，故他们没有在此修建清真寺。
接下来是到达瓦城的贸易道路。这条商道以保山为起点，从畹町、兴威、昔卜、皎梅等摆夷各邦通过，陆路则直接到达了缅甸的首都。但是在这条商路上往来的马帮规模很小。1889年英国军队进驻腊戌，腊戌成为北掸邦的行政中心，并建成连接瓦城的铁路，故马帮仅仅在腊戌和保山之间往返，所以，本次调查并没有得到具体的贸易道路的信息。
根据文献的记载，15世纪在伊洛瓦底河东岸的阿瓦作为首都进行了迁移，明朝军队对阿瓦进行了进攻。这条道路是包含了46个丘陵和29条河流的困难行程，所以，经由八莫连接云南和缅甸的道路并不是主要干线。进入19世纪后，缅甸首都每年只有一次小规模的云南马帮在旱季到来。
1857年缅甸王定都瓦城后，开始有大量的云南马帮到来。瓦城滇籍回族聚居区的前身就是马帮的野营地。下面是关于瓦城滇籍回族聚居区的建立的一份详细报告，引自瓦城滇籍回族学者纳光永的论文(Maung Maung Lay 1999)：
贡榜王朝时，为了征收各种宝石的税收，缅王把都城迁往了瓦城，任命旅居缅甸的滇籍回族玉石商为税官，拨给城墙外西南角建立唐人街。他们只是经由八莫到缅甸首都来的玉石买卖回族商人，但是和同业的汉人却经常发生流血事件，缅王只好命令旅缅回族退出唐人街，拨给了一块新的居住地。于是杜文秀派人在回族马帮的营地，把邻近所有的商铺统一规划，向缅王要求提供给旅缅回族人居住，并获准建立了清真寺。缅甸初期的清真寺是由大理政权的资金援建的。清真寺工程花了两年的时间，于1868年竣工(14)。房顶是中国的样式，该寺建成的时候有十至二十家回族人住在这里。
从以上记述可以推定，云南回族旅居瓦城的时间大概在1860年左右，由此在缅甸国内形成了较早的旅缅回族聚居区。
这条贸易道路上主要的旅缅回族人口，大概如下——腊戌有125户1000人(1992年到现在)，韦温(同上)约有110户500—600人(1998年到现在)，瓦城有217户(瓦城华裔清真寺董事会编1997年)约1500人(1999年到现在)。
最后是到达抹谷的商道。该商路的走向，是从畹町出南坎前，先往西通过勐密到达抹谷，这是英国占领时期开拓的一条道路。抹谷的宝石矿早在13世纪时在缅甸就广为人知，且因各个王朝的关系而加深。但旅居缅甸的滇籍回族能够进出缅王的王宫则是在19世纪后半叶的事情。1870年移居瓦城的旅缅回族宝石商人，据说是在缅甸王朝被英国军队进攻而教唆去的。
滇籍回族在抹谷定居的正常化，始于英国人占领时期。他们于1890年建立了清真寺(15)，当时有30—40户回族居住在此。进入1890年代后，从腾冲和大理来了更多的外出挣钱的人，而且英国政府对马帮运输也有所要求。英国殖民政府为了采掘矿石，必须从瓦城运各种器材如发电机和水泵过伊洛瓦底江前往抹谷，他们就雇用了大批回族马帮，这在西方人的旅行记里记有这样的盛况。随着回族定居者的增多，他们在抹谷组织了大量的马帮。到了1900年前后，来往于抹谷和大理之间的回族马帮不仅从事玉石和宝石的贩运，也从事日常生活用品的交易。现在的抹谷以清真寺为中心，定居于此的滇籍回族全部居住在一个城角上。这也是缅甸唯一的这样一个都市。1998年到现在，居住在抹谷的回族人家有120—150户，总人口在600—700人之间。
(四)经由邦隆(班弄)的商路
关于邦隆(班弄)的历史，福布斯氏(Andrew D.W.Forbes)的研究十分详备。经由邦隆的贸易道路和经济圈，在福布斯的论文里已经提到。这条商路以邦隆为起点，分别向南北延伸，向北到达中国保山，向南连接了泰国的夜丰颂(见地图3)。
本次调查以旅缅滇籍回族往返贸易为主题，邦隆是旅缅回族的故乡，位于沿滇缅边境线的果敢(中国名叫麻力坝)一带。清朝军队镇压云南回族起义后，溃败的大理政权的回族士兵逃入缅甸，到处流转，1875年得到佤族土司的许可而定居邦隆，这就是旅缅回族的历史。在19世纪末英国殖民当局编制的地名志里，也有邦隆来源的记载。
事实上有关回族入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年前：“1658年追随明朝最后的一个皇帝永历帝的回族士兵，在1662年被缅甸引渡回昆明，因永历帝被害，再次逃到了缅甸，在戴氏的指导下定居下来，在果敢县修筑了城墙。”传承中的前半部分追随永历帝的回族士兵是历史事实，但是后半部分的戴氏在果敢县修筑城墙却不知真伪。听说在果敢县也有清真寺，但居缅回族移居果敢的信息并不完全。回族和清朝军队在果敢的决战有1891年探险记记载，另外，哈威也报告说邦隆回族的故乡是云南。
从邦隆向北的贸易道路是果敢—镇康—保山。他们专门在中国购买食盐、食品和日常用品，从邦隆有时候往果敢运输茶叶。与此为辅的是向南面的贸易，马帮在瑙连渡过萨尔温江，沿途经过当阳、勐崖、杰迪曼珊、莱卡、勐榜、南桑、勐乃等摆夷土司地，最后到达泰国的夜丰颂。他们从邦隆运出鸦片，收取现金，在掸邦购买农具，在夜丰颂购买火铳。特别是在英国统治初期，不安定的社会环境促使火铳成为商品。
1894年，位于掸邦南部的东枝成为了行政中心，同时也成为了重要的贸易中转地。移居邦隆的回族人于1898年建立了清真寺(16)，他们同泰国的贸易也经由东枝开展起来。进入英国殖民时期，邦隆与掸邦南部的行政地东枝和腊戌的往返贸易也产生了。马帮在索布科(Sobuketo)渡过萨尔温江，在腊戌购买棉花和棉制品，经邦隆运往中国。但是和东枝不同的是，三天便可到达的北部的腊戌并没有成为他们的滞留地。
从1945年到1949年，当阳和腊戌作为贸易的中转地聚集了大量的旅缅回族，当阳在1959年建立了清真寺，部分回族商人开始流入贸易道路的缅甸一侧。大量的擅长于英语和缅语的旅缅回族聚集到了作为北掸邦行政地的腊戌，大多数则落脚在当阳。1949年，更多的回族流入当阳，据说当时的人数到了几千人。1965年由于缅甸政局动荡，开始出现了从当阳经由腊戌移居到眉谬的移居者，他们于1985年在眉谬建立了云南人清真寺。主要城市的回族人口，当阳1997年到现在是1200—1500人，东枝1996年到现在是1500—2000人。
(五)经由景栋的商路
景栋商路和上面的四条商道不同，其起点是位于云南东面盆地的昆明。这条商道的主要从事者是通海和峨山的回族马帮。他们在昆明买入商品，然后南下，最后目的地是泰国的清迈。进入20世纪后，马帮的贸易范围更加扩大，南下到了泰国的南邦、帕府、程逸、沙功那空，或从帕尧到湄索，或从清迈经湄萨良到缅甸的毛淡棉。此外，从泰国的清迈出发，沿湄公河而下，可到达老挝的琅勃拉邦(见地图1)。马帮运输的商品有云南的生丝、毛料、锅、斧及铁铜制品，还有鸦片。他们在掸邦和泰国北部购买棉花、象牙、毛皮等土产品，在毛淡棉购买西药和针剂等。
本次调查确认了19世纪末昆明和景栋之间的两条主要贸易商道(见地图4)：从昆明或思茅下，经勐往、勐遮、勐昔到勐卡，从勐往到勐海、勐昆下打洛，是到景栋的道路(17)。从景栋到清迈也有两条道路：从景栋经过勐宾、勐萨、勐东、勐杭，从芳县到达清迈，也有经清莱到达清迈的道路。
关于云南和清迈之间的贸易道路，16世纪末到清迈的英国商人也有提及，他们记载说经由景栋到泰国清迈的云南商人多是回族马帮，云南和泰国北部王都连接的贸易道路当时已存在。但是关于贸易的其他文献提到的却是西方列强到了这个地方。17—18世纪滇—缅—泰之间的贸易情形怎样，他们又是如何逐渐消亡的，就不是很清楚。
20世纪前半叶，曾经活跃的云南回族马帮跨境长途贸易活动，在反清回族起义失败后，因为生活的穷苦而再度复兴起来。回族马帮在1875年左右主要是向南发展，与此相对应的是，在泰国清迈也建立“和人”(滇籍穆斯林)的清真寺。该寺建立时间虽然记载的是1917年，但在1907年左右，旅居清迈的滇籍回族已在家里建有礼拜堂。到19世纪末期，美塞也建立了云南清真寺(18)。这就是我们了解到的云南回族定居泰国清迈的早期情形。
地图4　景栋商道图
回族在景栋的定居比清迈又稍晚一点。景栋的清真寺是由马宗培于1920年建立的，他是定居景栋最早的云南回族人。由此可知，云南回族在景栋出现的时间是在1910年左右。定居景栋的滇籍回族，1996年到现在有140—150家，人口超过1000人。在这条商路上的大其力，也有滇籍回族定居。他们于1970年代建立了一座清真寺，但是之后的调查欠详。
五、贸易的商品
回族马帮的贸易物品在各条贸易线上也有所差别。云南和东南亚之间的贸易有以下的特点：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前半叶，云南需求最大的商品莫过于棉花。滇西的大理主要经由八莫而来的缅甸产棉花，滇东到昆明则是经由景栋缅甸掸邦和泰国北部运来的棉花。关于棉花贸易的故事我们听到了很多。接下来需求量也很大的是贵重金属物品。产自孟拱乌尤河西岸的翡翠，德罗的琥珀和黄金，抹谷的玉石和红宝石，南渡的银等，也由马帮经由畹町大量运往云南。从事贵金属加工买卖而滞留缅甸的华人占了很多。至今宝石的生产也是当地主要产业之一。除此之外，缅甸产的鹿茸、象牙、虎皮、虎骨、水獭皮、麝香等特产，也主要经由景栋商道由回族马帮大量运进云南。但是从绝对量而言，并不是占多数。在滇—缅边界周边种植的茶叶也被马帮大量贩运到昆明和大理，贩运到缅甸、泰国的茶叶也很多。
另一方面，由云南输出的铁、铜、锡制品也很引人注目。例如：有锅、斧、鼎、牛马的铃铛、渔具以及生活用品。云南是中国可数的几个矿山地带之一，但在19世纪前期矿产量逐渐减少，随之而来的出现了贸易代替品，于是鸦片也进入了贸易物品之列。为了对抗英属印度输入的高价鸦片，云南当地开始种植罂粟。进入20世纪之后，作为同东南亚贸易的硬通货，云南的鸦片逐渐起到了同白银相同的交换地位。1917年由于中国禁止鸦片的输入，部分运到昆明的鸦片卖给了广东商人，其余大部分则运往缅甸、泰国和老挝。邦隆的鸦片贸易就是这样的例子。缅甸掸邦禁止买卖鸦片是在1923年，瓦邦全面禁止生产、贩卖和吸食鸦片是在1965年。
贵金属、鸦片及生丝也是从中国输出的重要商品，此外还有毛布、斗笠、染布、人发等。东南亚各国相继出现唐人街后，主要作为华人消费品的中国产的辛料(八角、草果、花椒等)、牛干巴、干面条、乳扇和豆腐等食品，以及香油、点心等礼仪物品也大量输出。孟拱商道上的马高和畹町商道上的抹谷就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地的例子。最后，跨境往来各国的回族马帮也肩负起了各国货币的交换和流通的责任，货币也成为了贸易物品的重要构成部分。
六、结语
综上所述，综合以前的研究成果，结合笔者的实地调查资料，对于移居缅甸的滇籍回族的考察已经非常清楚：他们是沿着从云南到缅甸的贸易道路沿线而逐渐形成聚居区的。他们移居缅甸的时间在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前半叶，使用的贸易道路主要有五条，他们刚开始时是沿着贸易道路到各个终点站地，或者沿着边境线的避难地到移居地，进入英国占领期后，沿着贸易道路、终点地以及中转站逐渐出现了聚居区，但在靠近云南的终点地却没有出现聚居区。
我们通过对各个交通贸易道路的观察，在经由八莫连接大理和贡榜王朝首都的主要商道上往来的回族很少使用瓦城到仰光的水路。因此，八莫虽是从腾冲到达的目的地，但由于距离太短的缘故，并没有成为回族的一个常住地。虽然有经由畹町到缅甸王都的道路，但因行程异常艰苦的缘故，只有一年一次的小规模马帮的造访。缅甸王都瓦城建立了回族聚居区，他们于1868年时在大理杜文秀政权的资助下建成了清真寺。进入英国占领时期后，经由畹町的贸易道路十分活跃，回族开始向缅甸的银矿、南渡的红宝石和玉石产地抹谷迁移，抹谷于1890年建立了清真寺。此外，当腊戌成为北禅邦的行政地后，也成为了回族马帮的目的地，但由于距离太近的缘故，出现回族定居还是在共产党政权成立之后。经由邦隆的贸易道路是作为避难地而开辟的。部分云南回民反清起义军因被清军追击而逃到邦隆，并于1875年建成了自己的聚居区。他们最初的定居地据说是戴家寨，关于移居戴家寨的时间却没有定论。在定居邦隆之后，他们的贸易网络扩大到了北到中国的云南省，南到泰国的广大范围内，从事鸦片和武器的交易也有所扩展。他们在中英边界线确认后归入了缅甸。东枝成为了行政中心之后，回族马帮也把它选作重要的中转站，邦隆的部分居民移居至此，并于1898年在这里建立了清真寺。邦隆商道在此后成为了避难的通道。难民们在当阳和腊戌，以及1960年代以后在乌尤河谷形成了新的聚居区。北端的莫岗是通往云南腾冲的琥珀和黄金产地，连接着翡翠矿山的乌尤河上游。20世纪初作为终点地的杭巴成为旅缅回族的定居地，他们于1928年建立了清真寺。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逃离了杭巴，1945时移居到了锡温岩宾。但马上就遭遇了中—缅边境的封锁，导致贸易停止。
在东面有经由景栋连接昆明和泰语系各族的大都市清迈的贸易道路，部分旅缅回族在20世纪逐渐移居到了泰国的国内。他们从泰国南部开辟了一条到达缅甸毛淡棉的长途贸易通道。在19世纪末，回族首先在泰国清迈形成了聚居区。英国占领时期，作为行政中心的景栋也出现了回族聚居区，他们于1920年建立了清真寺。
为更好地了解回族在缅甸的移居，英国占领时期当地政府与回族的友好关系，也是促进聚居区形成的一个因素，英国殖民官员十分看重旅缅回族的马帮运输。此外，他们和贸易方的关系，例如他们与泰语系各民族和佤族以及克钦族的关系，邦隆回族和佤族关系的资料，泰语系各族有关于通行税和贸易税的话题，当地民族结构的变化，旅缅回族是怎样通过经济和政治方式对文化产生影响等，都是我们今后需要继续研究的课题。
注释：
①清代称呼穆斯林为回教徒或回回，当时在云南有百万之众。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他们被认定为“回族”。1990年全国总人口有860万人，其中50余万人生活在云南。
②作者利用大东文化大学海外短期研究计划，曾在仰光大学中央图书馆做客座研究员。
③1989年缅甸联邦国名从Burma改为Myanmar。但也有Burma和Myanmar同义的解释。为方便起见，本文以Myanmar为国名，以Burma为民族名。
④“潘泰”是西方人的他称，他们自称是“回回”或“回民”，操缅语时也自称为“班迪”。
⑤克钦邦包括了密支那周边。
⑥“潘塞”(“帕西”)有时候被分为Ke-“潘塞”和“嘎拉”-“潘塞”，Ke是中国人，“嘎拉”则有印度人的意思，“潘塞”也被翻译为伊斯兰，表明了该词的核心构成是伊斯兰(穆斯林)。
⑦进入大学和私营企业经营等有限制(松本2000)。
⑧笔者以本次调查得到的数字作为推定的基础。
⑨“掸”是泰语系各族在缅语中的别称，泰语西部方言的一部分称“掸语”，“孟”进入缅语后变为“Mun(Mon)”，汉语记为“勐”，这是给各摆夷土司地冠以的地名。
⑩马可波罗从永昌府“到达八莫，花了两天半的时间”，“从此地开始，连续十五天，道路很艰难，经常遇到大象、猴子之类的野生动物，穿过原始森林”，最后到达王都蒲甘(马可波罗12000：435)。
(11)英国铁路的终点站从腊戌到边境的南坎1910年铺设了路基，但英人对中国贸易道路不甚热心，由于日军封锁了海岸线，为确保物资的运输变成急迫的事情，于是英国和中国沿着原来的贸易道路铺设了从昆明到下关，从下关到畹町的路基。
(12)译者注：此处所谓的杜文秀“义子”哈桑，即旅居缅甸的云南文山籍回族商人刘道衡，哈桑是他的伊斯兰经名，他曾于同治九年(1870年)上书杜文秀，建议大理政权派使结好英法，以抗清廷，未被杜文秀采纳。于是他擅自做主，私刻杜文秀帅印，拟成《呈英皇表》，对外自称杜文秀“义子”(实际上他仅是腾越回民义军首领柳映仓收养的“义子”)，经与英国殖民当局联络安排，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从缅甸仰光启程，经英属印度赴英国伦敦求援，英国政府未予应允，无果而返，英人把他与杜文秀妹妹老姑奶一道安置在仰光定居，直到去世。详见田汝康《杜文秀对外关系以及刘道衡“使英”问题的研究》，刊《民族学报》第一期(云南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
(13)仰光云南清真寺始建于1916年，刻碑时间为1962年，重建时间为1996年(清真寺，马国美访谈)。
(14)瓦城云南清真寺纪念碑有如下的记载：“本寺始建于清同治六年，公元1868年，奉云南省大理府杜公甫文秀元帅之命，特遣马都督麒龙亲临曼德里建造而成遗留至今。”但是同治六年是公历1867年，一年误差的原因不太清楚。
(15)最初的清真寺在1901年摄有专门照片，随着英国采掘红宝石矿山，1911年转移至此，并在这里建立了清真寺，历经多次修缮，保存至今。
(16)建立者是在邦隆出生的中医马四五梭(“五梭”即阿洪，笔者对其曾孙的访谈)。
(17)大致介绍了从思茅经景洪到打洛的贸易道路，马宗培的孙子说此路为“新路”。贸易道路经过景洪的变更，从勐海到景洪这一段道路，所有的文献未确认。
(18)今永在清迈城东的清真寺建立之前，介绍了在北门建立的清真寺，王侯也承认了它们的存在，但是松本说人们把纳八三的遗体运回了中国，并没有完全的定居地。
参考文献
日文
[1]安藤顺一郎.清嘉庆、道光年间滇西汉回对立及回族起义的背景考察[J].史学杂记，2002，(8)：46-47.
[2]今永清二.泰国北部中国人的伊斯兰社会的形成[J].伊斯兰的都市性研究报告，1989，(9).
[3]东方伊斯兰[M].风乡社，1992.
[4]江口圭一.中日AHEN战争[M].岩波新书，1988.
[5]大野彻.英领缅甸[Z].东南亚学讲座·东南亚的国际关系第9卷[C].弘文堂，1991：32-54.
[6]王柳兰.泰国北部的云南穆斯林社会[A].中国穆斯林研究会第四次例会论文[C].东京都立大学，2003.
[7]栗原悟.清末民初云南的交易圈和运输网[J].东洋史研究，1991，(50)：126-149
[8]加藤久美子.西双版纳的贸易道路[A].新谷忠彦编.黄金四角地带——缅甸的历史、语言与民族[C].庆友社，1998：222-261.
[9]张承志.从回教看中国[M].中公新书，1993.
[10]根本敬.缅甸国民的要件：“血”和“地”的理论及对国家的忠诚[Z].缅甸研究会，2000.
[11]萩原弘明.近代缅甸棉花输向中国的中心：关于缅甸的贸易道路[Z].1956年文科报告第5号历史编第2集[C].
[12]爱拓松男译注.马可波罗东方见闻录(1-2)[M].平凡社，2000.
[13]松本光太郎.云南穆斯林和他们的迁居[A].吉原和男与铃木正崇主编.扩大的中国世界和文化创造(第一部)[C].弘文堂，2002：265-293.
[14]横山广子.佛教国的穆斯林[A].小野泽正喜编.亚洲读本·泰国[C].河出书房，1994：164-172.
[15]吉松久美子.回族的迁居及其饮食文化的变迁[A].原隆一编.风土·技术·文化[C].未来社，1998：95-132.
[16][英]爱德蒙·李奇着，关本照夫译.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M].弘文堂，1995.
中文
[1]缅甸瓦城华裔清真寺董事会.缅甸瓦城华裔穆斯林户口册[Z].1997.
[2]马祯祥.泰缅经商回忆[A].云南文史资料选编(第九辑)[C].1965：209-220.
[3]马泽如.云南源信昌商号经营概况[A].云南文史资料选编(第十六辑)[C].1982：70-95.
[4]马光福.马光福先生对邦弄缅华回族发展及演变的历史回忆叙(下)[A].邦隆居缅回族概史[C].1990.
[5][缅甸]明光熙.滇缅边境邦隆回教百年沧桑见闻录[Z].1990.
西文
[1]安德森(John Anderson).经八莫入滇西探险报告[R].加尔各答：政府出版署印本，1871.
[2]伯朗格(Francis W.Belanger).毒品·美国与坤沙[M].曼谷：Duang Kamol出版社，1989.
[3]克里斯汀(John Leroy Christian).现代缅甸政治经济发展调查[R].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42.
[4]柯林斯(Maurice Collins).晚年的君王[M].曼谷：阿瓦出版社，1996.
[5]克劳福德(J.Crawfurd).出使阿瓦宫廷日记[M].伦敦：Colburn出版社，1834.
[6]道森(Dawson).缅甸地名词典·八莫地区[M].仰光：缅甸政府出版署，1912.
[7]伊文斯(Barins Evens).1872年潘泰使团的遗产[J].东南亚研究，1985，(1)：117-128.
[8]费琦(Ralph Fitch).1583-1591年伦敦商人费琦船长航行暹罗至景迈行纪[A].珀切斯朝圣记[C].纽约：AMS出版社，1965：165-204.
[9]福布斯(Andrew D.W.Forbes).泰国北部的滇籍穆斯林——秦和人[A].福布斯氏主编.泰国的穆斯林：卷1[C].印度比哈尔：Soma Prakassan出版社，1988.
[10]福布斯.云南回族移居缅甸瓦邦班弄小史[J].穆斯林世界，78(1)：38-50.
[11]福布斯.19世纪末20世纪初秦和人与泰国北部的马帮贸易[J].东南亚史学刊，21(1)：1-47.
[12]福布斯.回族穆斯林在云南与泰国传统贸易中的地位[J].Marchands et homemes d’ affairs asiatiques dans I' Ocean Indienno et la Merde China 13 -20 siecles，Paris： Editions de I' Ecoledes Hautes Etudesen Sciences Sociales.
[13]福布斯.缅甸的滇籍穆斯林——潘泰人[J].穆斯林少数民族事务研究所学报，7(2)：384-394.
[14]福布斯与亨磊(David Henley).金三角的商人——和人[M].曼谷：Teak出版社，1997.
[15]乔治(E.C.S.George).缅甸地名词典·宝石矿区[Z].仰光：缅甸政府出版署，1962.
[16]哈威(G.E.Harvey).1932年瓦邦摘要[Z].仰光：缅甸秘书处，1933.
[17]赫尔兹(W.A.Hertz).缅甸地名词典·密支那地区[Z].仰光：缅甸政府出版署，1912.
[18]希尔(Ann Maxwell Hill).熟悉的陌生人：泰国北部的云南人[D].伊利诺大学，1982.
[19]林长宽.缅甸的滇籍穆斯林——“潘泰人”语源考[J].穆斯林少数民族事务研究所学报，1991，(2).
[20]纳光永(Maung Maung Lay).缅甸瓦城滇籍穆斯林社区的由来[J].缅甸史研究，1999，(1)：91-106.
[21]欧可诺(Scott OConnor).温柔的东方[M].伦敦：Paul Strachan Kiscadale出版社，1904.
[22]邦隆潘泰人文化组织编印.邦隆潘泰人史(缅文)[M].1990.
[23]普莱瑟库勒(Chiranan Prasertkul).19世纪的云南贸易：中国西南跨境贸易的功能系统[A].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院编印.亚洲研究专论(第44辑)[C].1989.
[24]斯考特(George J.Scott).上缅甸和掸邦地名词典(第一编第1-2卷；第二编第1-3卷)[Z].仰光：缅甸政府出版署，1900.
[25]斯莱登(E.B.Sladen).斯莱登少校1871年八莫探路报告册[R].议会报告第251号：1868-1869.
[26]素特普(Suthep Soonthornpasuch).清迈城的伊斯兰认同：两个社区的历史和结构比较[D].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77.
[27]唐博士(Dr.Thaung).云南回族兴衰史研究[A].缅甸研究学会11周年纪念文集(第一辑)[C].仰光出版.
[28]郁素福(Mohammed Yusf).邦隆潘泰人史(缅文)[A].瓦城云南回教清真寺报告[C].1968.
[29]王建平.和谐与冲突：云南回族社会的一个历史视角[M].瑞典隆德：学生文库，1996.^
【专题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8年09期
【原文出处】《回族研究》(银川)2008年2期第10～18页【作者简介】[日本]吉松久美子，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国际关系学部助理教授。
转载自人大复印报刊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