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发展-魏文享:“钱王”王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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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魏文享:“钱王”王炽


晚清时期,英国的《泰晤士报》曾对百年来的世界富豪进行统计,当时积贫积弱、讯息封闭的中国竟然有一人上榜,并且还排在榜单的第四位,他便是云南巨商王炽。在中国,因为他在传统金融业方面的巨大成就与影响力,也被贯以“钱王”的美誉。
作为晚清赫赫有名的巨商之一,王炽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他曾因生计艰难,弃学习商;曾于两军对垒间,独入敌营,胆识过人;曾结帮贩卖,贸易全国;又创立票号,贷行天下;于乡梓国家急难之时,不吝钱财,一掷千金,被封为“一品商人”,王炽的名字响彻大江南北。可叹的是,如今很多人只知红顶商人胡雪岩,却不知有王炽。直到电视剧钱王问世之后,知名度才有所提升。其实,王炽的为商之谋,为人之道,足为后世嘉习。

王炽,字昌国,号兴斋,因排行第四,又称“王四”。王氏先祖原居江苏南京山阴县,后迁至云南。道光十六年(1836年)四月十二日,王炽生于云南弥勒县十/寨(今虹溪镇)东门街。十四岁时,父亲病故,三位兄长也先后因病早故。家计窘困,空徒四壁,靠母亲织布售卖和缝缝补补为生。
母亲为求出人头地,还是希望王炽能够学些本领。在他七岁时,送至私塾读书。如此坚持数年,生活实在无以为继,方让他弃学习商。1852年,王母变卖首饰凑得本银二十两,让他在本地购土布挑至竹园、盘溪贩卖,又将那里的红糖购回销售。
凭着天资聪颖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王炽不久便攒下了一些本钱。他寻思,云南交通不便,长途贩卖利润更高,于是招集人手,组建了一个自己的马帮。马帮规模不大,但由于王炽胆大机敏,侠义守信,不几年之间已经在滇南一带小有名气,人称“滇南王四”,在各乡里镇都有了一批稳固的客户群。
这时的王炽还有一个入仕的机会。1856年,建水回族首领马如龙等聚众响应大理杜文秀义起事,攻占开远后向弥勒进攻。
本地乡绅连辅廷倡办团练,赏识王炽机敏过人,练达多能,委其为东门街练目。王炽即以贸易所得之资招集乡勇,组织武装团练,以护桑梓。费用不足时,他还亲冒矢石,兼理贸易。后两军对垒,王炽集乡勇拼死抵抗,毫无惧色。后见寨小力危,难以相峙。王炽见势不支,于是牵牛担酒,亲赴敌军马云峰军营为其母祝寿。
马云峰赏佩其胆识,视为英雄,弭兵和议乃成,十八寨得以躲过兵灾。后来,地方官府以王炽历年功绩,保其为参游武职,又拟委其至广西任职,王炽皆辞而未受。这段战事充分显示了王炽的勇猛与胆识。当时的马帮贸易不仅路途遥远,更兼途中山匪横行,没有一定的自卫能力是难以长期进行的。经过短暂的中断,王炽又恢复了其经商生涯。经过战场冲杀的王炽声名更为远播,此后他的马帮行走各地,基本上畅通无阻。
1863年,他到达重庆。见这里商业繁盛,水陆繁华,远胜弥勒,适于设庄贸易,遂决意在此经商。他打出“滇南四王”旗号,率马帮商队贩卖于云南、四川之间。两年之后,资本渐厚,于是在重庆购置房屋,正式设立“天顺祥”字号,并于昆明、叙府增设分号。昆明的天顺祥发展不顺,但重庆商号则发展迅速,不数年而获巨资,成为当地响当当的商号。

云南之票号最早有山西帮之百川帮、宝丰隆,总号设在山西平遥县,云南的本地票号势力弱小。王炽因商铺的发展及商路的开拓,急需资金周转。同时,他也发现川、滇省内及跨省贸易日益频繁,票号大有可为。同治十一、十二年间,王炽在昆明三牌坊邱家巷开设“同庆丰”,并赴重庆仿山西票帮规例,改组天顺祥,承揽银两及资金的转运承兑业务。
之所以以同庆丰为号名,传因王炽在昆明收庄曾经发誓永不来滇设庄,故此次在昆明设号,另以同庆丰三字为标牌,虽各有不同,实际收支同一。票号虽然开设,但是否能够实现由贸易到金融的转型却还是面临挑战。天顺祥虽然信誉不错,开局也还顺利,但要想与山西票号一决高下,却还实力悬殊。
经营票号者多以安全、信用为第,但靠马帮贩运起家的王炽却有冒险家的天分和想象力。光绪初,曾任云南巡抚的唐炯奉命督办川盐,急需银十万两。由于布政司无银可拨,唐炯只得向商界筹借。向重庆各商界洽借,无人响应。王炽细加思量,认为此次筹银方面可解盐茶道之急,借此结交唐炯,找到官场上的靠山,另一方面若“天顺祥”在十天内凑足十万两白银,则可向世人展示“天顺祥”的实力,促使人们放心来“天顺祥”存兑银两。在盐道张海槎与之商谈时,痛快地表示愿意借款。唐炯闻报尚有疑虑,急召王炽相问,他表示十天内将凑足送交唐府。王回后立即清点存款,又以办货为名,密向各号筹借,八天内凑足十万银两。
凑足了银两后,王炽并未直接将银送去,而是特意安排挑夫百余人,打出“天顺祥”的名号,浩浩荡荡,敲锣打鼓,绕城数圈达至官府,一时间轰动全城。这一绝世无双的广告策划使“天顺祥”名闻遐迩,几达到妇孺皆知的地步。王炽的身价由此更著,跻身于川滇流富商之列。
既协助官府解了燃眉之急,自然受到官府器重。在唐炯的支持下,王炽开始代办盐运汇兑这一大宗买卖,业务有了根本改观。他以“同庆丰”为总号,“天顺祥”为分号,于各地遍设店号。在云南省州县较大的商品集散地如滇西大理、保山,滇南思茅、蒙自、个旧,滇东东川、昭通、曲靖先后设分庄或办事处,均可在沿途票号凭票取款;省外则京号在北京,申号在上海,江号在南京,常号在常州,汉号在汉口,粤号在广州,渝号在重庆,叙号在叙府,蓉号在成都,黔号在贵阳。
此外在香港,越南海防亦驻专人。同庆丰还在云南兼营房地产,修建昆明同仁街,在弥勒、宜良等地广置田产,年收租息千余石。
光绪六年(1880年),王炽接母噩耗,回籍奔丧,乃由李耀廷代理重庆号务。后来,王炽留滇主持,正式调李耀廷为渝号管事,坐镇重庆。李耀廷原是天顺祥的合作伙伴荣茂公的管事,老成千练,深为王炽所赏识。荣茂公倒闭后,王炽代李垫偿还债款,请李进号。在天顺祥内予李入股,李无资,王炽让他占人力红利股十股,后又不断增加。李耀廷不负所托,成为重庆天顺祥的支柱人物。自此,王炽自己坐镇昆明,以昆明滇号为总号,总理各埠事务,以重庆为分号,分理外埠事务。
王炽究竟身价几何?有人统计说,自光绪十三年至宣统三年共25年间,全号红利即达389万余两,时人称“同庆丰富过半个云南”。王炽成为名震南北的“钱王”,“同庆丰”、“天顺祥”则被誉为票号的“南邦之雄”。

近代经商,最难处理的就是官商关系。经营要想大成,多离不开官府的支持。这里所说的官商关系,并非是指以商贿官,或者官商勾结,而是指政府与商界的业务与制度联系。山西票号得以隆兴,当然与民间贸易紧密相关,但其主营业务中,各级官府官票汇兑也占了很大份额,徽州盐商富甲天下,则与明清以来的纲盐制度密切相关。至于何家兴旺,何家发达,当然会有私相授受的情况,但是很多时候公道与私利、公谊与私情是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大盐商享受盐纲垄断之利,自然也须为国报效捐资,以为后继。在封建体制之下经商,如果对这一点不能明了,要么被官府逼榨,要么被官府驱逐,要想获得垄断厚利,无异于缘木求鱼。
王炽显然对这个时代的商道有独到而深刻的认识。在票号的经营过程之中,他重德重义,以信为先;在个人生活上,王炽富而不奢,勤俭持家。这使他赢得了民众及商界的尊敬,也在无形之中提高了他所经营企业的可信度。
在近代的特殊年代,经商如为政,单纯的经营之道还不足以立世。王炽远超他人的地方在于敢于仗义疏财,以私财解地方国家之困,在问题纾解之后,再名正言顺,摘取收益。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军情紧急,而饷银不继。云南巡抚岑毓英饬昆明各汇号月借饷银六万两,无敢应者。王炽毅然独任,他说:“设粮饷不继,兵勇哗溃,大局将不可收拾,区区私财尚何有耶?”同庆丰各号前后垫借六十余万两。为便于行军所城,商定由同庆丰印发临时银票,票面金额,分为十两、五两、三两、二两或几钱不等,持此银票,即可向昆明、蒙自两地同庆丰号兑取现银。并派有随军办事处,便于兑收银票,由于同庆丰信用卓著,见票即兑,军无欠饷之困。会办云南军务前湖南提督鲍超也曾向天顺祥挪借银十万两。战事结束后,岑毓英返滇,紧握王炽的手说:“微子力,吾事几不办。”还给他一个赐额,上题“急公好义”四个大字。
同庆丰并非无所收益,还军后垫借之款及利息都全部收回。岑、鲍二人还将王炽垫借军饷事奏闻朝廷,诰封王炽为候选道员。自此,同庆丰声名益著,且与地方官府建立了良好关系,凡协款、丁银、丁赋均归其专办,优势无人能及。
同庆丰还参与地方矿务的招股事务。1887年,朝廷鉴于云南铜政毫无起色,派唐炯为矿务督办,专理滇铜。唐炯到云南后,即成立矿务局,设立招商矿务公司,并奏派王炽任公司总办,招股则由同庆丰各地分号协理。这件事如果圆满成功,同庆丰也将获得不错的利润。可惜的是,洋务企业,官督商办,商利多被侵夺,王炽垫银数十万两,未能收回投资。
王炽最让人称赞、也是最为惊险的成功之举是在1900年。这年正值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由北京出奔西安,费用浩大,供给难继。王炽令西安天顺祥源源接济,有求必应,务保两宫用度无虞。一方接济,一方赚钱。在战乱之时,北京的王公贵族纷纷携款外逃,而金银及重物不便携带,王炽下令北京天顺祥号照常营业,冒险代存王公卿相之巨金,并廉价购入货物。待八国联军退出北京,秩序恢复,天顺祥所存之货陆续售出,获利数倍。慈禧太后回京后,对王炽大为赏识,下旨召见,后因慈禧病重,未能召见,由朝廷赐予三代一品封典。
这些救危解困之举事后看来或者不以为然,但当时,没有哪一件不是冒着破产甚至生命的危险来进行的。有人说这是王炽交结官府,但从求利的角度看,风险未免太大。这其中,透露的不仅是王炽的胆识和谋略,还有他的公义爱国之心。
至于从纯粹公益的角度,王炽的义举也是不胜枚举。1881年,他在家乡虹溪倡办东门私塾,集资购置学田。
1889年,他联合其他士绅创办“兴文当”,以利息收入维持经正书院学生伙食学杂费,以期振兴云南地方文化,因名“兴文当”。1890年,晋陕大旱,全国发起秦晋捐,王炽捐银二万两,
获圣旨旌表,赐“乐善好施”,被李鸿章称之为“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1903年11月,王炽因病在昆明逝世,年六十八。这位富商巨贾的灵柩在其家眷的护送下,魂归故里。虽然在他死后数年,他的钱业王国逐渐没落,但他的创业故事、营商谋略、浮沉轨迹、豪情义举,一直是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最为灵动的音符。至今,仍在十八寨的青山绿水间萦绕回荡。
王炽年表:
道光十六年(1836年),亲变卖首饰凑得本银,开始贩卖土杂物产。
咸丰六年(1856年),马如龙起义,王炽出资招集乡勇,以护桑梓。
同治三年(1864年),打出滇南王四旗号,经营马帮商队。
同治五年(1866年),在重庆设置“天顺祥”商号,并在昆明、叙府增设分号。
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昆明设同庆丰,并改组重庆天顺祥,向金融转型。
同治十二年(1873年),垫银十万两给官府办理盐务,轰动全川。
光绪六年(1880年),母逝,后王炽留滇主持,调李耀廷为渝号管事,坐镇重庆。
光绪七年(1881年),在虹溪倡办东门私塾,集资购置学田。
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垫借饷银六万两,后复十万两,助战事得胜。
光绪十三年(1887年),协助唐炯办理云南铜矿招商。
光绪十五年(1889年),联合地方士绅创办“兴文当”,以利息收入维持经正书院。
光绪十六年(1890年),晋陕大旱,捐银两万两,获赐乐善好施。
光绪十八年(1892年),捐资修建泸州铁索桥,获朝廷封典。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两宫西奔,西安天顺祥源源接济,北京天顺冒险代存王公巨金,并廉价购入货物。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病卒于昆明,归葬十八寨,天顺祥,同庆丰由其长子鸿图承。
本文刊于《竞争力》2007年第10期,感谢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所硕士云嘉南提供稿件。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0/5328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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