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谭其骧先生的五星级文章及学术活性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谭其骧-谭其骧先生的五星级文章及学术活性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谭其骧先生的五星级文章及学术活性

张伟然
岁末在广州，一位学兄闲谈学术时偶然用到了“活性”一词，我觉得这个概念很好，可以用来表达一些非常微妙乃至于有时很难言传的感觉。现在我想用它来谈谈先师谭其骧先生。
谭其骧先生的学术成就当然是举世闻名的。他主编了煌煌8册《中国历史地图集》，那是一套里程碑式的着作，建国后史学界最重要的两项基本建设工程之一。此外他还主编了《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主编了《辞海?历史地理分册》。这些都是大型的集体项目。他个人的论着则并不多，没出过专着，没编过教材，只发表过一些单篇的文章。到70多岁才编定平生第一部论文集，即198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水集》上、下两册；他去世后葛剑雄先生又给他编了《长水集》续编，1995年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他一辈子的个人着述大体也就是这些了。
可是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谭先生从21岁（1932）开始发表论文，到1991年一病不起，他的学术生命持续了整整60年。
我这句话有特定的含义。我并不认为一个人活着、不停地在写文章出东西就算是在延续他的学术生命。茅海建、刘统两位先生曾在回顾建国50年军事史研究的文章中曲终奏雅说，有些人在学者的心目中已经死去。这个意见我很同意。我说谭其骧先生的学术生命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尽头，是因为他在有正常思维的生命状态中，一直保持着学术的活性。
泛泛而谈很难讲出个什么名堂，还是来看文章。我觉得得对文章进行筛选，也就是说要分类分级，要不然没法谈。首先可以分为三类：好文章、一般性文章、烂文章。后两类在此可以置之不理，且单说好文章，我认为可以设三点标准：
1．问题宏大：要么问题本身很宏大，要么它牵涉到的问题大；
2．文本复杂：必须投入一定的工作量；
3．手法新颖：或者是资料的获取途径，或者是对资料的处理，要有智慧。
简而言之，须有大问题、大功夫、大智慧。此外当然还须考虑一些不言而喻的条件，比如：独创性（提问或结论）、独立性（工作过程）；还须照顾技术性因素：一篇文章在写作中或发表时被分成了若干部分，那就合而观之。这些都不必说得过于繁琐，仅以前述三点而论，要通通满足也实在很困难，因此我觉得还可以分级：三点都满足的，五星；满足两点的，四星；只满足一点的，三星。
用这个方式来考量，我估计我们很多人的成绩单将很难看。但是可以惊讶地看到，在谭先生的三本《长水集》里，随便怎么抠，五星级的文章都有一个不得了的数字。我个人原认为有30篇，经与学兄师长讨论，觉得可以合并、去掉几篇，仍有24篇。兹按写作年代依次开列如下（篇目后的年份为写作年/初刊年，前者不详或系同一年则仅注后者），并尽可能地略述理由：
（1）《讨论两汉州制致顾颉刚先生书》（1931/1980）：虽然不是一篇论文的形制，但问题实在宏大，提问能力实在高明，解决过程实在完满。顾颉刚先生的附说可以表明它的价值：“藉此可以明白古人治学方法的不正确”，“现在经过这样的辩论之后，不但汉武帝的十三州弄清楚，就是王莽的十二州也弄清楚，连带把虞舜的十二州也弄清楚了。对于这些时期的分州制度，二千年来的学者再没有象我们这样的清楚的了！”
（2）《湖南人由来考》（1931/1932）：中国移民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其研究方法在当时非常前卫，迄今仍是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常用方法。着名史学家林增平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掀起一波近代湖湘文化研究热潮，自称便是受此文启发。
（3）《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1933/1939）：不仅很漂亮地证明近代湖南人中存在大量蛮族血统，解决过程坚强有力，而且对解释其它地区的居民由来有启示意义。文末提出一个很天才的思想：“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窃以为蛮族血统活力之加入，实有以致之。”大概无法统计这句话在近十数年中被论述湖湘文化的各色人等反复转引过多少次。
（4）《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1934）：魏晋南北朝史的经典名篇。前人未尝不知那次北人南迁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关键，奈史料不明，无处下手。谭先生以侨州郡县为线索，将问题解决到非常清晰的一个程度，充分展现了他的过人才思。文末称：“隋唐而后，南北文野声名之比，终非汉魏之旧矣。”开启了一个重要的文化地理思路。
（5）《播州杨保考》（1940/1941）：极尽因小见大之能事，内容十分丰富。论证杨保并非如明初宋濂所称为宋代杨业之后，实出自当地古代土着族类；并展开讨论杨保同化诸族，以及其移殖境外、遗裔。文章没有提出进一步的结论，但以实例为涉及南方土着民族的移民史研究以及谱谍资料的利用作出了示范。
（6）《秦郡新考》（1947）、《秦郡界址考》（1944）：前文从史料中逐一核实有秦一代设郡除内史外有46并有可能为48，较前人执着于从数目谈秦郡前进了一大步。至此，秦郡问题基本上解决。后文为政区地理（时称沿革地理）的研究提出了新的重要学术问题。
（7）《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1947）：首次发掘出政区变迁的内在含义。创造性地提出：“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而其设县以前所隶属之县，又大致即为开发此县动力所自来。”我很奇怪何以谭先生在《长水集》自序中述及这一时期有分量的作品时不提此篇，在我看来，此文所表现出的智慧简直匪夷所思。从枯燥的沿革地理中竟能演绎出一部活生生的地方开发史，真不知他的灵感是谁给他的。用现代地理学的术语来讲，这就是最简单、直接、有效的替代指标法。
（8）《〈汉书?地理志〉选释》（1957/1959）：虽然是写给初学者看的，但任何人读过之后都不会觉得它程度太浅。谭先生并不在意它的读者有多无知，而只关心他们应该要做到有多好，因此他在文中举重若轻，尽情地展示。很多人觉得教初学者并不需要多高的水平，这篇文章足以证明那样的想法有多荒谬。不折不扣地就是一篇历史地理典籍的研读法、历史地理研究的方法论，只可惜在《汉志》103郡国中只选注了6个。
（9）《蔡文姬的生平及其作品》（1959）：《长水集》中为数不多的几篇非历史地理论文之一，生动地展现了古典文学研究中欠缺些什么，历史学者又能为它做些什么。顺便说一句，很多人都只注意到谭先生的文章学术含量很高，却不大注意他的文章从形制上看也极为漂亮。不仅谋篇布局章法谨严，遣词造句也很考究。他的文章有一种节奏感、韵律感，实在可称得上典雅大方。
（10）《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1962）：谭先生在《长水集》自序中说“我自以为这才是一篇够得上称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论文”，可见其得意之情。由黄河下游的安流追溯到中游的水土流失，由水土流失联系到植被，由植被想到土地利用方式，由此发黄河长期安流的千古之覆。尽管在地理学框架中这一观点不无可商（主要是量的问题），但在历史学领域，能把问题做得这样深邃，已经可以算极致了。
（11）《鄂郡启节铭文释地》（1962）：这篇文章当然应该和它的余响《再论鄂君启节地理答黄盛璋同志》（1963）合读，梳理了当时楚国境内水陆交通状况。既是对铭文中地名的合理考释，又是对当时地理环境（尤其河湖水系）的研究心得。圆融贯通，纵横无碍。
（12）《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1973）：之前有《关于上海的成陆年代》及“再论”之作，此篇在获得考古新资料的基础上踵事增华，由自然环境而推及人文，重在前者。并世学人侧重自然环境则多疏于人世变迁，偏重人文历史则多不顾自然背景，此文深得地理学综合研究之旨。且文章结构清朗，显豁无比。
（13）《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所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1975）：含汉初长沙国南界、汉初长沙国西南边区的八个县治、水道名称的演变三部分，看似琐碎，所涉及的却是西汉长沙王国境域变迁（当时有学者径以《汉书?地理志》所载西汉末年政制释汉初长沙国）、政区界线划分、秦代县数等宏大得不得了的问题。
（14）《〈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1978）：无话可说。谭先生在《长水集》自序中已经说过：“这是我的一篇得意之作。古今学者讲到汉以前古黄河全都只知道有一条见于《禹贡》的河道，谁也不知道还有其它记载。如今被我从《山经》中找出这么一条经流凿凿可考，远比《禹贡》河水详确得多的大河道来，怎不令人得意！”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帮他得意。
（15）《云梦与云梦泽》（1980）：无话说。邹逸麟先生曾有评价：“澄清了一个千年疑案”，“实际上是一篇江汉洞庭平原区地貌变迁和地区开发史的论文”，“对研究长江流域湖泊平原的变迁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地质钻探资料也已证明了它结论的正确性。
（16）《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1981）：该文第五部分是“结论十二点”，以谭先生惜墨如金、简洁明了的作文风格，其内容之丰富、重大可知。《长水集》自序对此未作评价，我个人觉得它无论从哪方面都比上述第（15）篇有过之而无不及。
（17）《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1981/1988）：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20多年的心得，其重要性已经超出历史地理学而上升到整个历史学领域。也许可以说是历史地理学在它出现（1934）的前半个世纪内为历史学所作的最大的理论贡献。
（18）《论〈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1982）：对《山经》所涉及地理问题的一次全面清理。如果谭先生耐得烦，将《山经》的原文都附上去，并且罗列一些前人陈说，那就是一部专着，而且还是高质量的——因为里面有那么多别人无法梦见的真知灼见。文本非常完美：先交待学术史，再讨论方向和里距，然后逐一考证，到最后与《禹贡》进行比较，认定《山经》的写作地点应肯定顾颉刚先生的周秦河汉之间说，写作时代得把顾先生的《山经》早于《禹贡》说颠倒过来。前人关于这两部先秦地理名着孰先孰后的讨论不知凡几，但因都没有搞清《山经》地物的具体所在，因而那种讨论大抵迹近无根，对二书地理价值的比较也无非隙中窥月。此文为先秦地理的研究开一新境界。
（19）《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1984/1986）：此文的写成颇有点戏剧性。提纲是谭先生在1957年发现问题之后迅即写成的，他以此在那年5月作了一个校庆学术报告并油印分发给海内同好，以为万事大吉。不料时过20多年有人以其所赠提纲敷衍成专文公开发表，并号称是自己多年钻研的收获，谭先生气不愤，这才将提纲找出来撰写成文。我们得感谢那位大侠，要不然以谭先生的性格和倥偬，我辈小子很可能就没有看到这篇文章的福份。没话说。邹逸麟先生早已阐述：“我国境内河流除黄河外，要数海河水系变迁最大。但海河水系形成于何时，以前所有学者都没有搞清过”。即此可知该文的份量。文末有一个后记，解释何以对旧作只“改写”而“不增加任何新的内容”：“我可不是主张抱残守缺，研究历史地理可以只在故纸堆中讨生活；这是因为寒斋只有这些旧籍勉强齐备，过此就得跑图书馆、资料室，就不是我这个衰老而残废的人所能办得到的了。”落款署“1984.7.15.改写脱稿后挥汗书此。”每次我看到先生的这类文字，都感动得想流泪。
（20）《唐代羁縻州述论》（1986/1990）：题称“述”，其实通篇是“论”。称“述”的目的大概一是谦虚，二是文气的需要（去掉这个字念起来音节不谐调）。讨论的时代限于唐，其实可作为研究历代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纲领性文献。
（21）《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1986）：任何人做这类题目，恐怕都难免空空只手，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但这篇文章题目大，内容实，耳目新，令人不能不佩服其思维行走线路的巧妙。然而谭先生的巧又巧得风格沉雄，绝不让人看着他在讨巧。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指导性文献。
（22）《中国历代行政区概述》（1987）：《集》中的文本是1984、1987年先后发表的两个文本的组合，为此我们要感谢葛剑雄先生。文中先叙述历代政区的实态，然后谈演变的规律，涉及政区数量、幅员、层级、官员诸方面。在最后“几个应予注意的问题”中又着重谈到了唐宋的郡名以及旧时代文人习用的地名古称、别名，我觉得可以就这一部分发展出一个专题研究，就叫：文学地名学。
（23）《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1988）：约2500字，分8部分，谈的是海南岛与大陆的关系史，附论梁隋间高凉洗夫人功业及隋唐高凉冯氏地方势力。考定海南岛自西汉弃珠崖、儋耳二郡后，直到隋代才重归大陆版图，发千年之覆。完全是一部专着的规模。
（24）《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1990/1992）：谭先生的绝笔。上篇是发凡，由谭先生口述、葛剑雄先生执笔；下篇是举例，仅写成谈历史人口地理的第一部分。造化弄人，如今我们只能欣赏它的残缺美了。尽管如此，露出云端的这部分早已是一幅神龙的模样。
除了上述这些，谭先生当然还有一些好文章，但我觉得那些都不能跟这24篇相比。例如，《新莽职方考》（1934）从问题来说足够大，文本也很壮观，末尾还附考了新莽郡县官制以及改汉郡县名通例，但我觉得那主要是一个钩稽、爬梳、归纳的工作，智慧含量不太够。《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发现》（1941/1942）从牵涉到的问题来说足够大，但方法较为普通，文本也较为简单。再有，《太湖以东及东太湖地区历史地理调查考察简报》（1974/1980）从文本的复杂及智慧的含量来说都程度很高，但毕竟只是一个考察报告，问题欠宏大，而且篇末还注明当中包含了张修桂先生的两点看法。要之，谭先生的文章篇篇都有个人的见解，但五星级的文章大概就是上面这24篇。若算上三星级的，应该有40篇左右的样子，那些姑且不说它。
从这24篇我们可以看出若干问题。其一是，过去我们老有人觉得谭先生的论着不算多，他本人也在《长水集》序中自况写文章出手很慢，现在看来那样的印象欠准确。在五星级文章的层面上，谭先生的论着之多是骇人的。我没盘算过他的同辈人中有多少人能达到那样的水准，就目前而言，一般的教授大概有那么两三篇就算不错，有五六篇的话就可以算很好的教授了。
当然，谭先生在当教授前他的五星级文章也只有4篇，那一年他31岁（1942），加上其它文章，共31篇。到1949年，他的五星级文章增加到7篇，应该说，也不是一个不得了的数字。令人惊讶的是后面。他于1978年中风，从此半身不遂，可是他出五星级文章的速率并没有因此而衰减，反而还大大高于以前。这以前47年（1931-1977），即使扣除解放初耽搁的2年、文革中耽搁的3年，也还有42年，五星级文章13篇，平均每年0.31篇；而这之后到他最后病倒（1991）不足14年，五星级文章为11篇，平均每年0.79篇。后14年的年出产率为前42年的2.55倍！
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尽管我们可以为这一现象找出许多客观理由，在前42年中，谭先生有很多时间花在了别的事情上。诸如：他年轻时编《禹贡》杂志经常要为作者改稿甚至写稿，后来又为生活而辗转奔波，经历抗战、解放等社会大动荡，建国后搞集体项目一搞就是20来年，等等。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后14年他已是衰年有病之身，中间好几次小中风在医院一躺就是几个月，而且还要带学生，还要应付身为社会名人而纷至沓来的各种杂事。在时间上后14年他也绝对得不到充分自由的。
那么我们只能说，在后14年他有足够多的东西要写，随便出手都是五星级文章。我觉得这个解释比较能说明问题。从文本上看，他早年的五星级文章虽然也美轮美仑，但晚年的文章更大气磅礴，臻于澄明洞澈之境。这显然与他中年以前的积累分不开的。他晚年的文章有些是对中年所做具体工作的提升和总结，如《中国历代行政区概述》、《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之类；而有些则是将中年的发现撰写成文，如关于黄河故道、海河水系、唐代羁縻州诸篇。在《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一文中，他述洗夫人功业时写道：“笔者察觉此事约已五十年，惜未能见诸笔墨”。我相信类似的发现他还带走了不少。因为就在我从他问学的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他就说出了很多让我闻所未闻、自己也根本想不到的想法。悠悠苍天！如果还假他以年，谁知道还有多少珠玉会蹦将出来？
小时候常听老师们念叨一句话：“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言下颇有不屑之意。如今读着《长水集》，我想，一个人如果真能读书死，那该是多么值得羡慕的事。
2005年1月11日初稿，16日改定
来源:学术批评网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5987&type=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