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二十世纪的中国古都研究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考古-二十世纪的中国古都研究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二十世纪的中国古都研究
华 林 甫
（中国人民大学）
二十世纪古都研究的成绩，本该由古都学会领导们来总结，朱士光会长发表过具有总结性的《八年来中国古都学研究概述》一文[①]，不过那是十四年前的了。笔者近年承担了教育部课题《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学术史研究》，里面涉及历史城市地理的世纪总结，就不能不对古都研究的成就有所考虑。这里仅是一份初稿，点到为止，很不成熟，既没有古都典籍整理内容、也不涉及学术普及领域，敬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对于学界前辈，一律不加“教授”、“先生”、“女士”、“老师”等称呼或头衔（引文原有的除外）。
二十世纪的古都研究，可以分为：j 古都学理论与规律性研究，k 七大古都研究，l 其他普通古都研究，三个层面来加以总结。
一、古都学理论与规律性研究
史念海提出了古都学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近二十年前，他的《中国古都学刍议》[②]分析了建立中国古都学的基础和必要性，认为当时条件已成熟，并阐明了古都学定义、任务、特点及研究方法等，既总结了以往古都研究的一些经验，又指明了今后古都研究方向。他的《中国古都概说》[③]提出了古都和中国古都学的定义，具体论证了广义的古都一百八十七处、狭义的古都六十四处，并论述了研究中国古都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定义是：中国古都学是研究中国古都的形成、发展、萧条或至于消失或经过改革成为新的城市的科学，它不仅研究这些古都演变的过程和现象，而且研究其中演变的规律，以为当前的城市建设服务。这一定义明确了中国古都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目的，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从而为奠定了古都学的理论基石。其《中国古都的变迁与文化融通》[④]提出：将古都研究提高到文化的层面进行综合的研究，是这门新兴学科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将古都文化与当代文化结合起来，探讨其中彼此融通的关系，将进一步提高古都文化研究的应用价值。其另一论文《中国古都形成的因素》[⑤]探讨了形成古都的自然、经济、军事、因素和社会基础，具有古都共性；《中国古代都城的萧条与破坏》[⑥]探讨了古都萧条与破坏的四个方面：政治变化的作用，战争的冲击，自然条件的变化和民族关系的影响。他的着作《中国古都与文化》[⑦]是研究中国古都学理论与实践的典范之作。
尹钧科《古都学与城市历史地理学》[⑧]依据《中国古都研究》第一至八辑将古都研究成果归纳为十个方面[⑨]，认为：无论从研究对象、范围、方法、目的来说，古都学与城市历史地理学具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古都学是城市历史地理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同时，他有指出其根本区别在于：古都学要研究古代的都城制度，包括都城数量、择都的基本理论、都城规划建设的基本模式及定都与迁都的理论与实践等[⑩]，并且指出：中国古都学史是空白！他还考察了古代对于都城的五十种称谓，认为有些名称如“首善”、“长安”等可以推陈出新而古为今用[⑪]。
古代都城选择，存在着什么原则？这就像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一样，原则须经得起历代各种史实的检验。侯甬坚总结了古都选址通用的区域中心地原则、内制外拓原则、故地人和原则、因地制宜原则等[⑫]，迄今未见异议。
春秋、战国的都城特点，刘敦愿《齐国故城所体现的国家职能及早期城市特点》[⑬]对齐国故都临淄作了复原，指出当时城址选择及其形制布局都与阶级矛盾激化有关。田岸《曲阜鲁城勘探》和张学海《浅谈曲阜城的年代和基本格局》[⑭]认为鲁城曲阜是两周早期城址，城内有一条中轴线，这是我国古代城市“采用中轴线布局最早的一座故城”。对先秦古都进行系统研究的，有曲英杰着《先秦都成复原研究》[⑮]，其《齐都临淄复原研究》[⑯]的结果表明：春秋战国时临淄城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面向略向西斜，城垣每边设城门三座，大都有交通干道与之相连。
关于都城制度，杨宽着《中国都城制度史研究》是一部权威着作[⑰]，分为中国都城的起源和发展、宋代以后都城制度的变革及其重要设施两大部分，对首都、别都、都城布局、“城”与“郭”连结、封闭式都城结构、唐宋之际都城重大变化以及宋元明清各断代的首都均作了细致、深入而富有系统性的研究。二十年前，他还论述了商代的别都制度，认为郑州商城是商代前期的别都、牧（朝歌）是晚期别都[⑱]。张光直主张夏商周三代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圣都”和各有若干迁徙行走的“俗都”，认为圣都不变，是先祖宗庙的永恒基地；俗都虽也举行日常祭仪所在，却主要是王的政、经、军的领导中心，而俗都屡变的原因是以追寻青铜矿源为主要因素[⑲]。李民《南亳、北亳与西亳的纠葛》曾提出夏、商经常为两都或数都并存的观点[⑳]。张国硕着《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21]就夏商时代的设都制度、离宫别馆制度、都城选址制度、军事防御制度、规划布局制度等专题进行了充分论证，多有新意，例如主张当时施行主辅都制是学术界首倡（认为主都不变迁或少变迁，而辅都屡变迁），否定夏商都城屡迁的观点自成一家之言，“是迄今研究夏商时代都城制度最全面、最系统、最为深入的学术专着”（李民序）。马世之《关于两周都城遗址的探索》[22]，对我国早期都城的形成、发展及特点都作了认真探索。王健认为：尽管夏商周三代的都城名称、数目、具体地望争论很大，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三代都城的数量很多，绝不会只有单一的都城[23]。唐代以后的都城制度，魏国京考证了唐代渤海国的五京制度[24]，华林甫提出辽五京、金六京制可能与新罗五京制度有源源关系[25]。辽代实际的政治中心在捺钵，而非五京，军国大事、武臣任命都在春、夏、秋、冬四捺钵进行。至于这些捺钵故地在今何处？观点很多，下面只是傅乐焕的说法：春捺钵在长春州鱼儿泺，即今吉林大安市西北月亮泡；夏捺钵在庆州东北永安山下，在今内蒙古巴林右旗西北察罕木伦河河源的察干城东北；秋捺钵在庆州西境诸山，在今林西县北部一带；冬捺钵在永州东南三十里广平淀，永州位于西喇木伦河与老哈河汇合处（今开鲁县、翁牛特旗、奈曼旗交界处）[26]。程妮娜《金代京、都制度探析》[27]认为，金代京、都制度最初是在照搬其他民族制度的基础上，融入女真民族传统的政治特征而形成的；在金朝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上，京、都制度不断调整、变革，在女真统治集团对国内各地各民族的种族统治运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金代京、都制度上承辽宋、下启元明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万明《明代两京制度的形成及其确立》[28]将明代两京制分为初创、变化、确立三个时期，详细论述了该制度形成的全部过程。阎崇年《清初三京与都城三迁》[29]认为，努尔哈赤居住十六载的佛阿拉城（一作费阿拉城）、界凡城不能算作都城，兴京、东京、盛京依次为迁徙都城的关系，盛京与北京还有首都与留都的关系。白洪希《清朝关外都城辨》[30]除认同阎崇年的观点外，认为萨尔浒也不能算作都城。
都城制度表现于郊区则为首都圈，叶骁军首次提出了古代首都圈的问题，将首都圈划分为直辖区与外围区，认为古代首都的“大郊区制”值得今天城市政区制度借鉴。
关于陪都制度，叶骁军与朱士光合撰的《试论我国历史上陪都制的形成与作用》[31]是一篇力作。该文探讨了陪都制度的起源，历史上多京制的形成与发展，陪都的类型、地位与作用，最后还将陪都地理位置归纳为三个时期，非常全面。作者认为，陪都制度起源于西周，三类陪都中第一类是能对首都起重大辅助作用的（如西周洛邑、隋唐洛阳、明代南京），第二类是政治象征性的（如东汉帝都南阳、唐代北都太原、明中都、清盛京），第三类是徒具形式（如东晋南朝称洛阳为西京、唐河中府、明兴都）。并且，作者揭示了陪都位置变迁的一个有趣现象，即：宋以前陪都位置多呈东西向布局，自宋至清陪都为南北方向，民国时陪都又呈东西方向分布但向南平移了约四百公里。陪都的个案研究论着，有王剑英着《明中都》[32]、渠川福《我国古代陪都史上的特殊现象——东魏北齐别都晋阳略论》[33]等。
关于都城的共性与变化规律，俞伟超《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34]系统地阐述了我国古代都城各历史阶段的特性。朱玲玲《中国古代都城平面布局的特点》[35]根据地下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探索了我国古代都城平面布局特点，如整齐划一、中轴线、宫殿为主及宫殿高台化等。郭黎安《魏晋南北朝都城形制的几个问题》中对曹魏邺都、六朝建康和北魏洛阳三城形制、渊源等问题提出新的看法，如认为都城均有纵贯南北的中轴线，宫内前朝后侵的布局已成定制、主要商业区已由城内移到城外等[36]。李绍连[37]则对中国古代都城性质的演变提出了见解，他说：中国古代都城从单纯的政治、军事堡垒，发展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都市，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阎崇年早就提出了历代都城变迁的大十字形特征，即自汉至宋的都城自西而东迁移，北宋以后的都城在南北迁移[38]；庞德谦《试论我国古都变迁的地理轨迹及其规律》从人文地理角度探讨了我国古都变迁的地理轨迹大势，认为从三皇五帝到清代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东向西、又从西向东，从中向南、又从南向北的发展变化过程[39]。龚良《我国古代都城选址刍议》[40]探讨了我国古代都城选地的一般规律，即政治上控制全国局势、军事上之险固作用、充裕的物产、便利的交通，以及自然环境的影响。焦书乾《我国古都城市的历史地理特征》[41]论述了古都城市历史地理的一般性特征、空间结构特征、规模等级特征和职能特征。朱士光研究过古代都城的礼制建筑[42]，姜波还专门研究了汉唐都城的礼制建筑，均颇有特色[43]。
关于古都城内的坊里制度，朱玲玲有专门研究[44]。她认为：作为居民单位的“里”最早见于西周铜器铭文中，系地域组织，因有围墙而呈封闭状态；东汉以后开始出现“坊”的名称，“坊”即“里”，历史上“坊”、“里”并用，是在城市中周围有像堤防似的围墙围成的单位；隋唐以前，坊里制的特点的严格封闭性，宋代以后坊里制崩溃而“坊里”作为基层单位得以保留。
研究古都的论着，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主要的还有：刘庆柱着《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45]、叶骁军着《中国都城发展史》与《都城论》[46]、陈桥驿主编《中国都城辞典》[47]、阎崇年主编《中国历代都城宫苑》[48]、李洁萍编着《中国历代都城》[49]、丘菊贤等编着《中华都城要览》[50]、刘德岑着《中国历史地理丛书·古都篇》[51]、吴晓亮着《中国七大古都名胜与文化》[52]，以及中国古都学会每年编辑的《中国古都研究》[53]等。
二、七大古都
目前的“七大古都”学说，有一个发展、完善过程。在20年代，学术界将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并列为五大古都；30年代加入杭州后，“六大古都”之说盛行，1983年出版了陈桥驿主编的《中国六大古都》一书[54]；但谭其骧院士1982年提出“七大古都”的说法，认为邺（安阳）作为古都的重要性并不在杭州之下[55]。随后，陈桥驿又主编了《中国七大古都》一书[56]。
那么，究竟什么叫“大古都”？什么样的古都才能算“大古都”？这是就是九十年代中期古都研究的热点。自从1993年马正林发表《论确定中国“大”古都的条件》一文[57]、提出确定大古都的五个条件后，学术界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马正林的结论是：“安阳不具备古都的资格，也就无所谓大了；因此，中国只有六大古都”。为此，邹逸麟发表了《也谈安阳是否够格列为中国历史上的大古都》[58]，认为即使按照马正林提出的五个条件，安阳也无愧于列入中国大古都之列。徐建春《也论确定中国大古都的条件》[59]认为：“古都既是一个具有历史文化积淀的综合体，又是一个具有复杂空间结构的地域综合体，因此确定古都（当然包括大古都）的标准也应是综合性的”。陈桥驿主编的《中国都城辞典》前言，重申列入“大古都”的两条标准，赞同包括安阳在内的七大古都的事实[60]。王世恩《殷邺安阳是中国的“大”古都》[61]一文，也不同意马正林观点。葛剑雄《论中国的大古都的等级及其量化分析——兼答安阳能否列为“七大古都”》一文[62]，独辟蹊径，论证了对古都作量化分析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了量化分析的九项主要指标，借以作为古都间可以作对比的主要因素，并以南京、杭州为例作了仔细的评估，得出的结论是：“安阳的综合指数高于杭州，列于‘七大古都’是当之无愧的”。这种量化分析方法，拓宽了古都研究视野，也使中国古都学会关于“七大古都”的决议更具有的坚实的学术基础。笔者坚信：真理愈辩愈明，随着这一领域研究的继续深入，古都学的大厦必将会建立在牢固的科学基石之上[63]。
七大古都的具体研究，成果丰硕，即使写一部专着也容纳不下，笔者这里仅勾勒一个粗线条的轮廓。
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又是七大古都中保存最好的一个都城，开展对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可以为规划改造首都提供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侯仁之院士是建国后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城市地理的开创者，他对古都北京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至今无出其右者，在其出版的许多论着如《历史地理的理论与实践》[64]、《侯仁之燕园问学集》[65]、《历史地理学四论》[66]、《侯仁之文集》[67]、《北京历史地图集》[68]中，论述了北京的地形特点、聚落兴起、园林分布的一些规律、历代建都过程、都城布局的发展演变，以及水源开发、宫廷广场的演变等重要问题，并为今天首都的改造、利用及规划等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69]。以后又结合城市规划，他对邯郸、淄博、承德等城市兴衰也作了全面考察[70]，给后人以重要启迪。1991年，他又倡议对北京周围地区进行“区域链”的研究[71]，有的论着已开始响应[72]。侯仁之在《北京城：历史发展的特点及其改造》一文[73]中，概述了北京原始聚落的形成条件和过程、原始城址的迁移和元大都城的兴建、明清北京城规划设计的特征以及解放以来对旧北京城的改造，阐明了今天作为首都的北京城的历史和地理的基本特征、条件，总结了三十年来改造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毫无疑问，这篇文章对于北京市当前的建设和今后的规划具有重大价值。
高松凡《历史上北京城市场变迁及其区位研究》[74]论述了元明清至民国时期北京市场的发展变迁，运用地理学计量学派提出的中地论，分析了历代北京城市市场空间分布的中心地结构的形成演变及其影响市场区位的主要因素；高松凡《明代北京城市场演变及其分布》[75]详细论述了由以棋盘街——前门“朝前市”为中心、东有灯市、西有西市（西四）、加上各坊店铺市场、庙市及其它集市所组成的明代北京城的市场整体，认为明代北京城的市场是在元大都城市基础上演变发展的结果，奠定了今日北京市场分布的基本格局。于杰等着《金中都》[76]对金定都燕京及其修建、中都的平面布局作了详细的考察与复原；陈高华着《元大都》一书[77]对元大都的历史和城市面貌作了简要的叙述，是北京史研究方面的一个可喜的成果。阎崇年研究了明初定都北京的四弊、六利，认为利大于弊[78]。尹钧科《十八世纪北京的城市建设》[79]认为当时大规模重修或新建宫殿、王府、寺观，使北京城市建筑更为完备，而大力整治街道沟渠和彻底改造城外大道，以及西郊“三山五园”为主体皇家园林的修建，使人们更能领略到十八世纪北京城市建设的辉煌。
在《北京古运河与城市供水研究》[80]一书中，作者蔡蕃依据大量文献资料，经过野外实地踏勘，对历史上北京的漕运和城市供水排水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与教训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和探讨，澄清了一些历史疑难问题，为今后北京地区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提供了历史借鉴。这为历史地理研究如何紧密地为现实服务开拓了新方向。
研究北京古都的最新成果有两种，一为侯仁之主编《北京城市历史地理》[81]，一为尹钧科等着《古代北京城市管理》[82]。
西安是自周秦以来历经十三个朝代建为都城，是建都时间最长、历史文化遗产最为丰富的古都。马正林着《丰镐——长安——西安》[83]、武伯纶着《西安历史述略》[84]、王学理着《秦都咸阳》[85]、张永禄着《唐都长安》[86]等着作都对西安古城作了全面研究。徐卫民着《秦都城研究》[87]系统地讨论了秦国和秦王朝都城的结构和变迁，将战国秦都与其他国家都城进行了比较，指出就普遍性而言秦国与各国都城具有规模广大、依山依水修建、在都城附近修建离宫园囿、以宫殿为主体则选中轴线等内容；独特性则主要表现在都城形制上，如有宫城而无郭城等。这种全景式研究，视野开阔。李令福《秦都咸阳兴起的历史地理背景》[88]对都城的迁徙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也作了很好的论述。
由于考古工作者在西安附近不断有所发现，提供大批实物资料，为西安历史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使我们对历代在西安所建都城有了更准确的认识。例如关于西周艹京的地望，旧有八说，卢连成《西周金文所见艹京及相关都邑讨论》[89]认为，艹京位于周原，推定其具体位置在今陕西扶风县刘家村。史念海《龙首原和隋唐长安城》[90]非常精辟，认为隋唐长安城建在龙首原上，与汉长安城不同，龙首原高亢，隋唐长安城正是利用参差不平的地形，区别皇城、宫城和外郭城以及官署民居的划分，显得错落有致；龙首原既高亢，供水可能成为问题，隋唐长安城却开凿渠道，引交水、义谷水等入城，遍及各处，较汉长安城更为方便。这都显示隋唐长安城对于自然环境的善为利用，值得后世珍视。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91]是一部巨着。马正林《汉长安城总体布局的地理特征》[92]、《唐长安城总体布局的地理特征》[93]是姊妹篇，前文认为：汉长安城充分利用龙首原以北的有利地形，修筑了高大雄伟的城墙，规划出宫殿，居民和市场区，街道宽广，商业发达，开创了中国都城的新规制，同时开凿了昆明池和供水渠网，第一次成功地解决了城市供水问题，对今天的城市供水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后文为我们展示了隋唐长安城宏伟壮丽的图景，从当时城建布局的整齐大方，高低错落有秩，水面利用合理，风景秀色宜人等方面，可以看出设计师顺应高坎、冈原、洼地之势，因地制宜巧妙安排的匠心。同时也充分说明了设计者对地形的熟悉，城址选择的得当，值得我们借鉴。马正林《论西安城址选择的地理基础》也是一篇力作[94]。李小波《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95]认为城市是文化的载体，都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化风貌的体现，汉长安城法天象地、灿若星辰，唐长安城周易礼制、政通人和，其规划思想反映了从天文到人文的转变。辛德勇着《隋唐两京丛考》[96]运用翔实的文献资料、丰富的碑传墓志以及大量的考古发掘材料，对隋唐时期西京(长安)、东京(洛阳)城坊、宫、殿、门、第、宅、寺、庙、观、塔、都亭驿、钟鼓楼、武则天明堂等内容及其相关问题作了大量细致的考证和研究；其《唐长安城坊建置丛考》[97]指出了前人许多不确切甚至错误的看法，对唐代首都长安城的杨国忠山第、三戟张家、凌霄门等二十五处建筑物名称、位置或年代作了缜密的考证，纠正了前人的许多失误。龚胜生《唐代长安城薪炭供销的初步研究》[98]是一篇颇具特色的文章，它对唐代长安城薪炭供销的管理、年耗薪柴的数量、薪炭产区、薪炭运输以及樵采的后果等问题作了细致的研究，指出：“能源是城市的动力，薪炭是点燃城市文明的火花”，认为樵采的直接后果是森林的破坏，间接地引起自然环境的恶化。王维坤对隋唐长安城与日本平城京作了比较研究[99]。
总结西安都市发展过程中的用水问题，对解决西安市的工业、农业、绿化、生活和风景区的用水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黄盛璋等通过实际考察，确定了一些渠道的具体线路，对今后西安市的水源和风景区规划，特别是曲江池水库的开凿和南山诸水的利用，有直接参考价值[100]。
杨德泉《试谈宋代的长安》[101]认为唐末以后长安虽遭彻底破坏,已非国都,但在宋代仍在各方面渐次恢复,不失为西北重镇,在全国仍居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研究西安的最新成果，是朱士光主编《古都西安》[102]，有51.6万字之巨。
洛阳是着名的“十朝古都”，解放后大力开展考古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使我们对周代的王城、成周及汉魏故城、隋唐故城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史为乐在考索洛阳早期都市历史的基础上[103]，其《简论洛阳古代都城遗址的变迁》[104]认为洛阳都城遗址的变迁显示了逐渐西移的趋势，并就这一趋势产生的原因作了周详的探讨。很多论着一谈到洛阳的早期历史，大多认为西周初年营建了王城和成周二城，王城在西，成周在东。对于这种传统观点，史为乐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在《西周营建成周考辨》[105]中，通过对成周的营建及其名称变化的历史考察，得出西周初年就所营建的王城和成周实质上是一城，王城是成周的一部分的结论[106]，确证了周公所营洛邑即成周，并考定出西周的王城应在今天洛阳王城遗址附近。李民《说洛邑、成周与王城》[107]对以往认为成周、王城是西周初同时营建的两座城的传统看法提出了质疑，也认为洛邑、成周、王城三者实为一体。史龙身《洛阳文化地理特征论纲》细究了一个地区文化发展诸特征[108]。
对长安、洛阳两大古都联合研究也有新的进展。杨鸿年着《隋唐两京考》[109]从城、市、街、坊、官府五个方面38个问题对长安、洛阳进行了比较深入而又广泛的探讨。王仲殊《中国古代都城概说》[110]，马得志《唐代长安与洛阳》[111]和徐苹芳《唐代西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112]等三篇文章综合了历年考古发掘的成果，结合文献资料研究，对古代长安、洛阳的形制、布局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作了全面的概括。
李长傅着《开封历史地理》[113]、吴涛着《北宋都城东京》[114]是两部研究开封的专着，周宝珠着《宋代东京研究》一书是系统、深入地研究北宋首都开封的力作。孔庆赞《北宋东京四城制及其对金中都的影响》[115]不同意传统的东京三层城说，认为东京应是外城、内城、皇城和宫城组成的四城制，并且对金代中都建设的影响作了简要分析。周宝珠《宋代东京城市经济的发展及其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一文[116]，主要研究了两个问题：一，东京城市经济的巨大发展及其特点；二，东京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国际城市。邹逸麟《宋代惠民河考》[117]、陈代光《北宋时期的开封》[118]对开封历史地理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
研究古都南京的论着有赵松乔等《南京都市地理初步研究》[119]、蒋赞初《南京城的历史变迁》[120]、王文清《南京古城的兴起和发展》[121]、牟复礼《1350—1400年的南京》[122]等。郭黎安着《六朝建康》[123]是一部系统探讨作为古都的建康城的专着，全面考证了它的城市布局、城墙、城门、园林、外围城堡及实州郡县、侨州郡县，否定了历来认为建康宫有三重宫墙的传统论点，并对建康的气候、生态、自然灾害、饮食、服饰、风俗、语言、治安予了足够的重视，绘制出复原推拟图，而且对建康与外围重镇京口、历阳、寿春、盱眙、淮阴和长江中游重镇的荆州江陵、襄阳、寻阳间的关系作了比较研究，颇有创新。
“杭（州）之西湖，如神之有目”[124]，竺可桢主张西湖是一个海湾遗存的潟湖[125]，章鸿钊同意并作了补充[126]，而徐建春《杭州史地新探》[127]力驳西湖为海湾泻湖说，提出了西湖是河口湾湮废之后留下来的水体的新观点；文章也不同意杭州城区成陆始于东汉的观点，并认为早在六千年前业已成陆。魏嵩山研究了杭州城市的兴起及其城区的发展[128]。林正秋着《南宋都城临安》[129]是作者多年研究临安城的一部力作，对南宋都城各方面作了深刻研究，内容十分丰富，多有新见。傅崇兰《论明清时期杭州城市的发展》[130]对以往人们认为杭州在南宋时是鼎盛时期，至明清时“中落”了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明清时杭州虽非政治中心，但其经济发展大大超过了前代。
安阳被列入七大古都，是经过一番激烈争论的。邹逸麟增写了陈桥驿主编的《中国七大古都》安阳的内容。朱彦民着有《殷墟都城探论》[131]。奚柳芳《邺城地理说》[132]从照顾到大古都完整性等角度出发，提出将安阳与邺城合并的建议，就是略微调整行政区划，将邺城划为安阳的一个市辖区，以使邺城获得一个发展的契机。
三、普通古都
关于普通古都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现依时代顺序综述如下。
尧都平阳的传说，虽还没有得到考古学上的直接证明，但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和已有的考古成果间接地表明它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说明包括临汾地区在内的晋西南地区是华夏文明的直接起源地，是中国历史的主要源头。这是王社教、朱士光在《尧都平阳的传说和华夏文明的起源》一文[133]中表述的观点。早在70年代，河南登封王城岗两座城堡（属龙山文化中晚期）的被发掘出土，夏都问题的讨论又趋热烈。发掘者认为，该城堡可能是夏都阳城，杨宝成《登封王城岗与“禹都阳城”》[134]则提出疑义，通过C14分析和树轮校正得知遗址的年代已“远远超过了”后人制定的“夏代纪年范围”，加上在古文献中“禹都阳城”的地望众说纷纭，目前仍有争议，因此不能确定所发现的城堡就是夏代的都城。
关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关系，安金槐认为偃师商城略早于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是商代早期的“西亳”都城遗址，郑州商城是商代中期的隞都遗址[135]。韩光辉《商代城市地理述论》[136]持类似观点，探讨了城市兴起的地理背景、城市规模及其功能分区、城市职能与城市性质。许顺湛《中国最早的两京制——郑亳与西亳》则持有异议，认为该两城基本同时，郑州商城是都城、偃师商城是陪都或桐宫[137]。郑州小双桥遗址从1990年被发现和经过1990年、1995年两次考古发掘以后，有的学者一再论证这就是殷商仲丁所迁的隞都[138]，邹衡《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隞（嚣）都说辑补》[139]对此观点加以肯定；然方酉生《小双桥遗址为仲丁隞都说商讨》[140]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实物资料认为，下此结论为时尚早，仲丁所迁隞都应当是郑州商城。
针对学术界提出的苏州城营建最早不超过汉代和吴国国都可能在朱方的观点，吴奈夫《春秋吴都研究的若干问题》[141]进行了驳辩，以详尽的史料和文物考古资料证明了苏州是春秋后期的吴国都城所在，而虎丘是尚待证实的吴王阖闾陵墓。钱林书《战国时期的七国都城》[142]对战国都城作了简要的概括。随着楚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对楚都丹阳地望探索也很热烈。
黄淼章认为：赵佗建都番禺是广州古代城市最重要的时期之一，为广州城市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者解释“番禺”是“岭外番邦蛮夷之地”的意思，又推定赵佗南越国都城的四至大致范围：南界在中山四路向南约300米处，西界大约至今人民公园，北界与宋代子城北界相接，东界在今仓边路[143]。
对于北魏由平城迁都洛阳的原因，钮仲勋《论北魏孝文帝之迁都》[144]从历史地理视角分析了北魏迁都的政治、经济原因及其所造成的后果，而安介生《北魏代都人口迁出考》[145]则从人口迁移的角度分析，认为促使孝文帝迁都的原因固然很多，而代都地区难以解决的饥旱问题应是其中较为关键的。要子瑾《魏都平城遗址试探》[146]认为，北魏前期首都平城遗址在今山西大同市北御河西侧的白马城，而非大同市东五里御河东岸的古城村。1960年夏，方永发现了青海湖西岸布哈河下游谷地的伏俟城[147]，黄盛璋《有关吐谷浑故都——伏俟城的若干历史地理问题》[148]对该城的创建年代、与入藏线路的关系以及《宋云行记》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浦士培《中、韩江陵之比较研究》[149]比较了它们之间的异地同名、建都置府、共度端午、佛教兴盛四方面。
李昆声《南诏大理城址考》[150]、赵鸿昌《唐代南诏城镇散论》[151]、林荃《南诏城址概说》[152]三文系统考证了唐宋时期今西南境部分唐城、部落城、吐蕃城、南诏城的分布特点、功能、位置、遗址和历史沿革。
景爱着《金上京》[153]依据作者多次实地考察的结果，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对金代上京城的规模、建筑、规律布局、建置沿革、经济状况、社会生活等问题作了周密的、全面的考察，订正了有关旧着中的某些误解，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和前人未及注意的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独立的见解。朴真奭《关于东夏国首都及其位置的考证》[154]指出蒲鲜万奴的东夏国的南京是由延吉市附近的土城和城子山山城两者联合构成，而且在一般情况下前者（土城）是主要的，后者（山城）是次要的；南京只是它的临时中央所在地，东夏国东迁以后的首都是开元，大体在今黑龙江省牡丹江中下游流域。
兴庆府是西夏都城，由于文献匮乏，对于该城的许多问题学术界一直有争论。汪一鸣《西夏建都兴庆府的地理基础》[155]分析了西夏建都的军事、自然地理、农业经济、交通条件及其利弊，认为背靠贺兰山、面临黄河的形势造就了兴庆府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优势。刘菊湘《兴庆府的规模与“人形”布局》[156]一文论证了银川老城是兴庆府故址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其规模也不在银川老城与高台寺之间，“人形”完全是府城内的布局，与贺兰山离宫等无关。
四 、 结语
1983年10月成立了古都学会（首任会长史念海），每年召开学术讨论会，一直坚持到现在并将继续坚持下去，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
在1984年南京的古都会议上，古都学会曾提出了古都研究的十一类课题[157]；1990年朱士光指出过古都研究五个方面的不足；谭其骧也曾建议研究的范围应该扩大、研究工作应该深入。所有这些计划和期望，现在看来有些是做到了，而有些课题正等待着各位专家、学者和各地方的文化工作者去努力。
二十世纪初以来、特别是近来二十多年的古都研究，已形成一支以中国古都学会为主干的研究队伍；对中国古都开展了多层次多类型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关中国古都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已获突破性进展；学术研究为古都所在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服务已取得初步成效。所以，笔者相信：出于古都学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的企盼，古都研究在二十一世纪里一定会得到更加充分、完善、健康的发展，从事古都也必将大有可为！
（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1辑）
í 本文原为提交“郑州商都3600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都学会2004年年会”的论文。承蒙好友王社教研究员提出宝贵建议，谨致谢忱！
[①] 朱士光《八年来中国古都学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
[②] 原载《浙江学刊》1986年第1、2期，后收入《中国古都研究》第3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出版）、史念海着《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7月出版）。
[③]《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1992年第2期，后收入史念海着《中国古都和文化》。
[④]《陕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4期，后收入史念海着《中国古都和文化》。
[⑤] 载《中国古都研究》第4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出版）；后收入史念海着《中国古都和文化》。
[⑥] 载《中国古都研究》第7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出版）；后收入史念海着《中国古都和文化》。
[⑦] 中华书局，1998年7月。
[⑧] 载《中国古都研究》第12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
[⑨] 1建都的地理条件和社会历史背景；2建都的朝代及起讫时间和累计时间；3都城的规划设计特点及城市建设过程；4都城的城址变迁及其原因；5都城的职能演变及其历史地位；6都城的历史文化风貌及其保护；7都城的交通、园林、文物、民俗等专题研究；8古都的保护、改造、建设与开发；9我国古代都城的转移及其原因；10中外古都的对比研究。
[⑩] 尹钧科《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及其在古都学研究中的地位》（《中国古都研究》第1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将都城制度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含义：一为封建王朝选择建都之地的理论原则与地理条件，二为各个朝代实行一都制还是多都制，三为古代都城规划设计的理论与方法。
[⑪] 尹钧科《中国古代对都城的称谓》，载《中国古都研究》第7辑。
[⑫] 侯甬坚《中国古都选址的基本原则》，载《中国古都研究》第4辑。收入侯甬坚着《历史地理学探索》第65页~第8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⑬]《东岳论丛》1982年第5期。
[⑭] 均载《文物》1982年第12期。
[⑮]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⑯]《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1辑。
[⑰]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
[⑱] 杨宽《商代的别都制度》，原载《复旦学报》1984年第1期，收入《杨宽古史论文选集》卷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
[⑲]张光直着《中国青铜时代》二集第15页“夏商周三代都制与三代文化异同”。三联书店1990年5月。
[⑳] 载《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1985年增刊。
[21] 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
[22]《中州学刊》1987年第5期。
[23] 王健着《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5月。
[24]《唐代渤海五京制度考》，《博物馆研究》1984年第3期。
[25] 华林甫着《中国地名学史考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26] 傅乐焕《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辽史丛考》第36页～第172页。中华书局，1984年。
[27]《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3期。
[28]《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
[29]《中国古都研究》第4辑。
[30]《辽宁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31]《中国古都研究》第3辑。
[32] 中华书局，1992年5月。
[33]《中国古都研究》第4辑。
[34]《文物》1985年第2期。
[35]《历史地理》第4辑。
[36]《江海学刊》1985年第1期，《中国古都研究》第2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
[37]《试论中国古代都城性质的演变》，载《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
[38]《中国古都研究》第2辑“后记”。
[39]《宝鸡师院学报》1991年第1期。
[40]《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41]《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
[42] 朱士光《初论我国古代都城礼制建筑的演变及其与儒学之关系》，收入《中国古都研究》第14辑（三秦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43] 姜波着《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月。
[44] 朱玲玲《坊里的起源及其演变》，载《中国古都研究》第3辑。
[45] 文物出版社，2000年7月。
[46] 分别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5月、甘肃文化出版社于1994年10月出版。
[47]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48] 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6月。
[49]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作者先前曾编有《中国古代都城概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出版。
[50] 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
[51]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3月
[52] 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
[53] 第一辑由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出版，第二辑、第三辑、第四辑仍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86年9月、1987年3月、1989年3月出版。后来的出版单位有北京古籍出版社、三秦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等，迄今已出版了十九辑，共收论文533篇、532万字（统计数字据朱士光在2004年年会上的发言）。
[54]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出版。
[55] 谭其骧《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载《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第1、3期。
[56]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出版。冯天瑜等所着同名的书，系电视片的文学本，不在本文论述范围内。
[57]《陕西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
[58]《陕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收入《中国古都研究》第11辑。
[59]《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第3辑。
[60]《中国古都研究》第14辑。
[61]《中国古都研究》第14辑。
[62]《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第1辑。
[63] 参见冯贤亮《“七大古都”说论辩始末》，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11期。
[64]《历史地理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65]《侯仁之燕园问学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
[66]《历史地理学四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出版。
[67]《侯仁之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68] 北京出版社，1988年；二集仍由北京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三集正在筹划中。
[69] 侯仁之《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载《地理学报》1951年1、2期；侯仁之《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载《北京大学学报》1955年1期；侯仁之《北京的地形特征与地理位置》(英文)，载《燕京社会科学》1950年1期；侯仁之《戾陵遏与车箱渠》，载《北京日报》1961年11月2日；侯仁之《现在的北京城最初是谁建造的》，载《北京日报》1962年5月31日；侯仁之《北京旧城平面的设计改造》，载《文物》1973年5期；侯仁之《天安门广场礼赞》，载《文物》1977年9期等。
[70] 见《历史地理的理论与实践》第308页～422页。
[71] 侯仁之《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历史地理学专刊
[72] 徐兆奎《滦河流域的两个古代别都》，《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历史地理学专刊。
[73]《历史地理》第2辑。
[74]《地理学报》第44卷第2期，1989年。
[75]《环境变迁研究》第5辑。
[76] 北京出版社，1989年。
[77] 北京出版社，1982年。
[78] 阎崇年《明永乐帝迁都北京述议》，载《中国古都研究》第1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出版）。
[79]《历史地理》第十六辑。
[80] 北京出版社，1987年。
[81] 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5月。
[82] 同心出版社，2002年4月。
[83] 陕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
[84] 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
[85]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
[86] 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
[87]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
[88]《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4辑。
[89]《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3辑。
[90]《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辑。
[91] 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
[92]《陕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4期。
[93]《历史地理》第3辑。
[94]《陕西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
[95]《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96] 三秦出版社，1993年。
[97]《文史》第37辑。
[98]《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3辑。
[99]《西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100] 黄盛璋《西安城市发展中的给水问题以及今后水源的利用和开发》，载《地理学报》1958年4期。
[101]《陕西师大学报》1983年第4期。
[102] 西安出版社，2003年12月。
[103] 史为乐《洛阳早期都市历史考索》，载《中国古都研究》第3辑。
[104]《历史地理》第9辑。
[105]《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
[106] 史为乐认为：春秋时周平王由镐京迁都成周，住在王城，此后的历史记载中“成周”之名逐渐被“王城”所取代；而原来在成周之东、后来称为“成周”的地方，本是成周的东郊。《左传》等文献中的所谓“城成周”，决不是指西周初营建的大邑成周，而是指春秋以后与王城相对而言的成周，亦即汉魏洛阳故城旧址。他认为现代学者的错误，追根溯源最早出在《公羊传》。其后相沿因袭，加上秦之后某些古籍的散佚，致使一些学者对当时情况感到茫然。
[107]《郑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108]《洛阳师专学报》1987年第2期。
[109]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
[110]《考古》1982年第5期。
[111]《考古》1982年第6期。
[112]《考古》1982年第6期。
[113] 商务印书馆，1958年9月。
[114]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
[115]《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
[116]《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
[117]《开封师院学报》1978年5期。
[118]《地理知识》1982年第5期。
[119]《地理学报》1950年第17卷。[120]《江海学刊》1962年12期。[121]《南京史志》1988年第5期。[122]《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3辑。[123] 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元月。此前，她曾发表《试论六朝时期的建业》一文，载《中国古都研究》第1辑。[124]《东坡全集》卷九十九（收入《四库全书》）。《雍正浙江通志》卷267引作“杭之西湖，如人之有目”。[125] 竺可桢论文载于《科学》第六卷第四期，1921年。收入《竺可桢文集》第18页至第20页（科学出版社1979年）。[126] 章鸿钊论文载于《科学》第九卷第六期，1924年。[127]《杭州师院学报》1990年第5期。[128]《历史地理》创刊号。[129] 西泠印社，1986年。
[130]《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
[131] 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
[132] 收入奚柳芳着《奚柳芳史地论丛》第62页至第72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
[133]《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辑。
[134]《文物》1984年第2期。
[135] 安金槐《试论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早晚关系》，收入安金槐着《安金槐考古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安金槐《试论郑州商代遗址——隞都》，见《安金槐考古文集》及李伯谦编《商文化论集》（上册，文物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
[136] 载《中国古都研究》第12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
[137] 原载《中原文物》1996年第2期，收入《许顺湛考古论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及李伯谦编《商文化论集》（上册）。
[138] 陈旭《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即隞都说》，载《中原文物》1997年第2期。收入李伯谦编《商文化论集》（上册）。
[139]《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4期。[140]《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141]《苏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142]《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第2期。[143] 黄淼章《南越国番禺都城对广州早期城市发展的影响》，载《中国古都研究》第14辑。[144]《山西大学学报》19916年第4期。[145] 收入《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146]《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3辑。[147] 黄盛璋、方永《吐谷浑故都——伏俟城发现与考证》，《考古》1962年第8期。收入黄盛璋着《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齐鲁书社，1982年。[148]《历史地理》第2辑。[149]《中国古都研究》第14辑。
[150]《云南文物》第26期。
[151]《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
[152] 收入《南诏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
[153] 三联书店，1991年12月。
[154]《延边大学学报》1981年1、2期。
[155] 载《中国古都研究》第1辑。
[156]《宁夏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157] 它们是：1、古都的形成条件及其发展变迁； 2、古都的建置与沿革；3、古都的自然环境及其评价；4、古都及其腹地的研究；、5古都的经济与文化；、6、古都的战争史与兵要地理； 7、古代都城的规划； 8、古都的国际交流与国际地位； 9、外国古都的介绍与论述； 10、古都的旅游资源及其保护与复原； 11、古都的保护与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