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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近五百年来玉米在中国境内的传播

近五百年来玉米在中国境内的传播
韩茂莉
提要：玉米是16世纪中期传入中国的重要农作物，在近五百年的传播历程中，形成东南海路、西南陆路、西北陆路三条入境传播路径。本文在肯定三条传播路径并存的前提下，指出经由东南海路一线完成的传播空间在国内占主导地位，且无论经由哪条路径，以移民为主要形式的人口流动是推动玉米在中国境内传播的主要动力。并强调经由三条玉米入境传播路径形成的传播区域与中国自然地理格局十分吻合，这样的结果与作物在传播历程中通过环境适应，选择适宜生存的品种直接相关。
关键词：近五百年 玉米 中国境内传播路径
玉米为禾本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学名Zea mays L，起源于南美洲，7000年前美洲印第安人已开始种植玉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把玉米带到西班牙，随着世界航海业的发展，玉米逐渐传到世界各地。大约16世纪中期，玉米传人中国，此后在中国各地的流传过程中逐渐有了玉蜀黍、苞米、棒子、玉茭、苞谷、珍珠米等俗称。玉米与中国传统旱地作物粟、黍、小麦等相比，不仅产量高，而且对环境有较强的适应性。所以一经传入即被百姓接受，不但取代了粟等旱地作物的地位，迅速在全国扩展，而且改变了传统粮食作物的种植结构。玉米作为高产作物，它的传入不仅促动了近五百年中国人口增殖与土地开垦，而且与中国地理环境结合形成了自己的传播路线，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由于中国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复杂性，事实上玉米在中国国内传播路线已不是单纯的农学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解读近五百年中国社会经济空间格局的一把钥匙。目前学术界虽就玉米入境路径等问题进行过探讨，但从整体上看所涉及的层面尚不能完成对这一作物传入中国后的空间过程形成全面认识，基于这样的原因，本文立足于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对这一问题展开全面分析。
一
从历史地理学角度考察玉米，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传播路径与传播时间。有关传播路径早在20世纪50年代罗尔纲就提出16世纪60至70年代玉米由福建传人中国说，此后万国鼎、何炳棣、陈树平、郭松义、曹树基等相继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在罗尔纲基础上，增加了西南陆路、西北陆路两条入境路径。近年向安强就此进行了总结，并指出各类观点主要存在一条路独行与多条路并存的分歧。①为了对上述三条入境传播路径形成全面认识，不妨回顾一下历史文献对此留下的相关记载。代表东南海路的历史文献主要有万历七年(1579年)广东《龙川县志·物产》所载：“粟、大米、珍珠、小黄”，文中“珍珠”指玉米。万历四十年(1612年)福建《泉州府志·物产·麦之属》：“郁麦，壳薄易脱，故名。晋江出。”此处“郁麦”指玉米。以及今人杨钦章撰写的《十六世纪西班牙人在泉州的所见所闻》转引了万历三年(1575年)前往泉州的奥斯定会士对泉州一带农村“田地里种植着稻谷、大麦、玉米、腰子豆、扁豆”的描述。②以上广东、福建的记载可以作为东南海路入境传播路径存在的证据，根据这些记载初步推断玉米通过这条路径传人中国大约在16世纪70年代。与东南海路出现时间相近，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大理府志·物产》载：“耒麰之属五：大麦、小麦、玉麦、燕麦、秃麦。”万历四年(1576年)《云南通志》在云南府、姚安府、顺宁府、北胜州、鹤庆府、永昌府、蒙化府、景东府条下均有“玉麦”的记载。这些记载不仅表明了西南陆路的存在，而且将玉米传入云南各地的时间定在16世纪60年代左右。证明西北陆路存在的记载主要来自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平凉府志·华亭县物产》：“番麦，一曰西天麦。”这不仅是中国境内种植玉米的最早记载之一，也是西北陆路说的主依 据。 在对历史文献进行审读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三条玉米入境传播路径的出现虽略有早晚之别，但彼此间互不相关，各成体系，并独立实现各自的传播历程。中国疆域广大且自然环境复杂，这一切决定了玉米三条入境传播路径同时存在，并各成体系的地理基础。虽然从时间上三条传播路径形成略有早晚之别，但由于东南、西南、西北地区之间的地理阻隔，东南沿海地区与西南、西北内陆不仅存有距离差异与山河险阻障碍交通的问题，而且三个地区具有完全不同的人文与自然环境，故三条传播路径中，无论哪条最先介入传播过程，都很难在一二十年内将新作物带到其它地区，与三条玉米传播路径相关的三个区域各自经历着独立的传播过程。导致三条玉米传播路径独立完成传播过程的原因在地理阻隔之外，还存在农作物被引入新地区后的环境适应问题，事实上作物的环境适应也就是新品种的诞生过程。在中国的地理背景下，东南、西南、西北存在很大的环境差异，东南地区暖湿、西南地区温湿、西北地区冷干，置于这三类完全不同自然环境中形成的玉米亚种，各自都带有环境赋予的遗传基因，如东南海路一线当源于东南亚地区；西南陆路来自缅甸等国；西北陆路则取古丝绸之路，一个生物学常识告诉我们，适宜冷干环境的作物品种骤然被移植到暖湿环境中，其生长状态必然不理想，桔渡淮北上而为枳就是这样的事例。因此作物异地传播必然需要经历环境适应过程，达到作物生理特征与生态环境的整合，而这一过程却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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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尔纲《玉蜀黍传入中国》，《历史研究》，1956(3)。万国鼎《五谷史话》，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9～34页。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世界农业》，1979(4—6)。陈树平《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0(3)。郭松义《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清史论从》，第7辑。曹树基《玉米和番薯传人中国路线新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4)。向安强《中国玉米的栽培和引种》，《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3)。
②杨钦章《十六世纪西班牙人在泉州的所见所闻》，《福建论坛》，1985(1)。
玉米作为外来作物需要在传播过程中完成环境适应与文化认同，现在需要回答的是玉米在各地的环境适应与文化认同究竟需要多长时间?以下几例可以作为我们探讨这一问题的线索，《本草纲目》载“玉蜀黍种出西土，种者亦罕”，《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虽为蕲州(今湖北蕲春)人，但为了撰写《本草纲目》行遍今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如罗尔纲所言《本草纲目》采辑始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终于万历六年(1578年)。故李时珍所看到“种者亦罕”应为16世纪50～70年代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普遍情况。这样的情况大约持续了近百年，至乾隆年间玉米逐渐摆脱“种者亦罕”的现象，仍以李时珍家乡所在的湖广一带为例，这时已经成为山区农家不可缺少的粮食作物。乾隆二十二(1757年)年修撰的《荆州府志》载：“玉米，荆属傍山及州田多种之。”①乾隆二十三年修撰的《沅州府志》载：“玉蜀黍，俗名玉米……此种近时楚中遍艺之。”②乾隆三十年修撰的《辰州府志》载：“居民相率垦山为垄，争种之以代米。”③这些文献记载显示玉米从“种者亦罕”到“遍艺之”，大约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事实上这样的传播与环境适应速度不仅限于李时珍家乡一带，全国其它地区也大致如此。浙江境内种植玉米大约从乾隆年间开始，《分水县志》载：“苞芦……邑向无此种，乾隆间江闽游民入境租山垦种。”④经过近百年垦种，至光绪年间“山乡海滨皆植之以代粮食。”⑤直隶一带玉米的传人时间虽在清初，但至乾隆年间种植并不普遍，“土不多种，为园圃间有之”。⑥至光绪年间境内“种此者颇多，早晚皆宜”。⑦推究起来上述两例从“土不多种”到“植之以代粮食”均经历了百余年的历程，虽然各地经历的环境适应与文化认同周期未必都是如此，但这些事例对于我们讨论三条玉米入境路径的关系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长达百年的环境适应周期不仅反映了玉米作为外来作物，从立足到形成优势的时间进程，而且也透露一个重要信息，即玉米对环境适应的周期在一定程度上障碍了远距离的异地传播，更不会出现一些学者观点中强调的某条入境路径承担中国境内全部传播过程的现象。⑧上世纪八十年代陈树平在《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一文中曾指出东南海路、西南陆路、西北陆路三条玉米入境路径并行存在，这一观点提出后，面临的重要挑战是文献中类似“玉蜀黍种出西土”的记载，故本文在重申这一观点时首先不能避免的就是对文献中相关记载的解读。李时珍《本草纲目》载：“玉蜀黍种出西土，种者亦罕。其苗叶俱似蜀黍而肥矮，亦似薏苡。苗高三四尺，六七月开花成穗，如秕麦状，苗心别出一苞，如棕鱼形，苞上出白须垂垂，久则苞拆子出，颗颗攒簇，子亦大如棕子，黄白色。”⑨此后类似的记述很多，如明人田艺蘅《留青日札》：“御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清人张宗法《三农记》：“御麦产于西域，曰番麦”等。就这些记载不难形成一种印象，西北陆路一线与玉米在欧亚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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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乾隆《荆州府志》卷18《物产》。
②乾隆《沅州府志》卷24《物产》。
③乾隆《辰州府志》卷15《物产考》。
④光绪《分水县志》卷3《食货志》。
⑤光绪《上虞县志》卷28《食货志》。
⑥乾隆《献县志》卷3《食货》。
⑦光绪《束鹿乡土志》卷12《物产》。
⑧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曹树基《玉米和番薯传入中国路线新探》。
⑨[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23《谷》。
的传播源地存有更密切的联系。其实就其方位来讲无论东南海路还是西南陆路，与玉米第一传入地欧洲相比，均存在“御麦出于西番”的方位关系，用“御麦出于西番”来标识三条传播路径中任何一条与欧洲之间的方位关系都不为过，况且文献中也存有“玉麦，种出印度，所谓印度粟也”这样的记载。①由此看来类似“玉蜀黍种出西土”这样的记载不能作为判定哪条传播路径处于主导地位的依据。三条玉米入境传播路径并存是由中国地理环境与外来作物环境适应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一结果下围绕各条传播路径形成各自的传播空间，并与当地农作物相互结合，构成与当地生态环境吻合的种植制度。
二
在肯定了玉米进入中国存在三条传播路径之后，另一个需要解决就是这三条路径所承担的传播量问题。中国自然地理与玉米环境适应周期决定玉米传入中国后，连接东南、西南、西北三个登陆地的传播路径分别承担不同区域的传播进程，但由于区域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差异三条路径承担的传播量各不相同，总的来看通过西南、西北两地而实现的传播空间很有限，在全国具有决定意义的传播过程基本由东南一线完成。
文化信息的传播过程与人口流动密切相关，早在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F 拉采尔就明确指出人口迁移与文化扩散、文化传播的对应关系，人是文化的载体，因此人群的流动，就构成文化信息从一地传向另一地最便捷的途径。与所有文化信息一样，玉米作为物质文化的一种，在中国境内传播同样需要通过区域之间人口流动而实现，因此我们追寻自明代中后期以来中国人口迁移的轨迹，就不难勾画出玉米传播的路径。
曹树基撰写的《中国移民史》第五、六两卷是目前为止研究明清时期移民问题的力作，这部着述明确指出明代以来西南、西北两地不仅不存在人口大规模向外迁移现象，反而均为外来移民迁入区。其中“云、贵地区在明代初年是以军人屯垦为主的军事移民区，虽有民籍人口迁入，但不成规模。至明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大批民籍人口进入这一区域，使云、贵地区出现流民问题”。这一时期进入云、贵两地的流民以江西人为主，仅云南一省流民总数就约在30万左右，占当地民籍、军籍人口总数的15—20％。②八清以来，楚、蜀、黔、粤之民更是“携挈妻孥，风餐露宿而来，视瘴乡如乐土”。③移民数量之大，几近当地人口总数之半，如曹树基指出的那样，迁入开化府、临安府、广南府、普洱府、沅江州、景东厅六地的移民竟占当地人口总量的48.1％。此六地之外，其它府州也同样聚集了大量移民。④明清以来云南等地以迁入为主的人口流动特征决定了这一地区文化传播的主流方向为进入型，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仅不会形成在地理学上具有意义的外向型玉米扩散区，而且还会在移民的影响下，实现新一轮的文化介入，这样的文化介入甚至包括当地原有文化信息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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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润生《尔雅谷名考》卷2《戎菽》附录。
②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5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10—411页。
③民国《昭通县志稿》卷6《氏族》。
④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卷，第164—172页。
化或提升。如云南原本是玉米最早传入中国的地区之一，明清时期“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穷民往搭寮棚居住，砍树烧山，艺种包谷之类”①，在开山艺种玉米的潮流推动下，由移民再次带入云南境内的玉米，不仅强化了当地原已存在的文化信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替换了原有的价值认同。如咸丰《邓川州志》就有这样的记载：“御麦，蜀人谓之包谷。”这时人们在接受蜀人对玉米称呼的同时，也认识到日后人口繁殖，山区全需仰仗玉米为生这一趋势。在肯定人口流动趋势与区域文化信息传播方向一致这一基本事实之后，我们也并不排除玉米传人云南以后，存在伴随人口小规模外迁与区际之间流动而导致种植范围拓展的现象，如湖南靖州所植玉米“别有一种，名云南粟，清明种，小暑熟，颗粒略小而软。”②从这一玉米品种的名称来看，很有可能与西南陆路的传播有关。湖南一带接受玉米的主要路径虽然来自江西等东南一线，但个别地区借地理之便，直接从西南获得玉米种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靖州与贵州接壤，无论地理上，还是文化上都与西南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玉米很可能就是通过从云南经贵州的道路进入湘西的。但这些小规模人口流动而营造的扩展空间与信息强度都十分有限，最终导致经由西南陆路一线扩展的玉米种植空间主要限于西南云、贵、川三省。
玉米在西北一线的传播问题更为复杂，嘉靖《平凉府志》与万历《肃镇志》均记述了玉米，其中《平凉府志》载：“番麦，一日西天麦，苗叶如萄秫而肥短，末有穗如稻，而非实。实如塔，如桐子大，生节间，花垂红绒在塔末，长五六寸，三月种八月收。”《肃镇志》将玉米称为“回回大麦，肃州昔无，近年西夷带种方树之，亦不多，形大而圆，白色而黄，茎穗异于他麦，又名西天麦。”这两处记述玉米的方志均属甘肃，而位于西北陆路入口处的新疆却没有留下这样的记载，这就使我们很难判断出现在甘肃的玉米究竟是通过新疆，即丝绸之路传入的呢?还是经由国内其它路径传播的结果。在目前已经发表的相关研究中，曹树基力主西北陆路独自一路传入说，但在他的研究中同样没有说明为什么新疆一带没有相关记载。③更让人难解的是，新疆一带不但没有留下明代种植玉米的记载，即使进入清代种植量也很有限，在曹树基的另一项研究中列举了包括全国一百多个县在内的清代玉米集中产区，这里面不仅没有新疆任何一县，甚至甘肃也只有华亭县一处。④摆在面前的情况，不仅令人困惑，而且也责令我们必须改变思维方向。在对文献记载无争议的前提下，既不能否认玉米为“西夷带种方树之”这一事实，但也必须承认包括今新疆、甘肃在内的西北一线均不是玉米的最佳种植地点。需求是推动一种新作物扎根落户的基本动力，而西北地区受水资源短缺的制约，农业生产只局限在绿洲地带，绿洲上有限的土地小麦、谷子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绿洲之外的山地又被辟为牧场，这就使玉米失去扩展空间，少量的种植不仅没有使当地人赖以为生，更没有取代传统旱地作物小麦、谷子的地位而被广泛传播。这样的现象导致了我们看到的结果，即传入河西走廊的玉米种子不是来自新疆，而是直接由“西夷带种”。河西走廊一带的农业发展条件与新疆很相似，依托祁连山山地融雪滋养绿洲，两千年多年以来绿洲上相沿成习种植小麦、谷子等作物，玉米传人既不能取代原有的传统旱地作物，又因绿洲以外缺水的自然条件而无法拓展新的空间，其种植量自然不大，直至晚清、民国年间，甘肃各地玉米不为人们青睐的现象依然如故。乾隆《西和县志》载：“日以麦面为饽饼。”乾隆《甘州府志》：“食重羔、豚、鸡、鸭，谷、麦、稻、糯性温味甘，积数年不烂。”道光《山丹县志》：“食重羔、豚、谷、麦。”民国《灵台县志》载：“人民食用，全靠麦、米、杂粮，副之以黍、稷。”民国《天水县志》：“食品以黍、稷、荞、麦为多。”民国《高台县志》：“食主麦、粟，间以稻。”外来农作物传人新的地方，首先要在第一传入地完成对环境的适应过程，并形成与当地自然条件吻合的品种与种植规模，然后再进入新的传播历程。新作物在第一传人地所完成的环境适应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文化信息传播与扩散的首要条件是公众的认同，如果一种信息已经获得多数人的认同，那么人们必然将这一信息置放在社交的前台，并随时将其传递给他人。认同是文化传播的基础，新作物在第一传人地完成的环境适应就是一个公众认同的过程，如果作物没有在第一传播地得到普遍的认同，自然也不会形成理想的种植范围。如上引方志记载，很显然西北陆路一线玉米始终没有形成以种植规模为标志的广泛认同，同时也不具备高强度的信息源而将信息广泛扩散出去的条件。因此西北陆路和西南陆路的情况相似，均完成了玉米在局部地区传播，而在全国性的传播中不具备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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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道光《威远厅志》卷3《户口》。
②光绪《靖州乡土志》卷4《物产》。
③曹树基《玉米和番薯传入中国路线新探》。
④曹树基《清代玉米、番薯分布的地理特征》，《历史地理研究》(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9—291页。
玉米实现全国性的传播与扩散主要得力于东南一线。中国东南地区广泛分布着丘陵山地，进入明代以来随着人口不断增长，土地与人口矛盾日益突出，仅靠传统农作物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粮食需求，因此拓展山区开发力度，引进适应性更强的农作物成为山区民众的迫切希望，玉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适时、适地的传入东南地区。当然，玉米在东南沿海同样面临着环境适应以及与传统农作物竞争的问题，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从沿海到内地，玉米经历了复杂的传播历程。福建是玉米最初的传入地之一，这里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有限的沿海平原地带早已被开垦殆尽，在生存压力下人们不断涌向山区。东南各地福建、浙东一带山区开发很早，大约南宋时期福建山区已经出现梯田，“山化千般障，田敷百级阶”成为福建山区常见的景观。①山区自然条件复杂，人们在通过梯田等形式争取更多土地利用空间的同时，也根据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实行因地制宜、多种经营，宋人韩元吉就粮食作物因地制宜的特点给予如下总结：“高者种粟，低者种豆，有水者艺稻，无水源者播麦。”②除了粮食作物，桑、麻、果、茶、漆、桐等经济作物也在山区占有重要地位。福建等地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这样的传统不但形成了地无闲隙的土地利用特征，而且也为玉米进入增加了竞争力度。当然说到竞争必须提及与玉米几乎同时期传人的甘薯，甘薯“苗入地即活，东西南北，无地不宜。得沙土高地结尤多……天时旱涝俱能有秋”的特点，深受闽浙山区民众欢迎。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玉米在福建本土虽没有成为优势作物，却凭借福建移民在湘赣、川陕等地山区获得了绝对优势。
以福建为迁出地的人口流动现象从宋代就开始了，明清时期更为突出，对此曹树基指出：“明代中期，福建和广东的流民开始进入赣南。”最初这些流民只是在农闲季节进入赣南，并未定居，后来官府不断着手安插流民，部分流民转向定居状态。③从曹树基利用地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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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陈藻《乐轩集》卷1《建州途中即事》。
②[宋]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18《建宁府劝农文》。
③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5卷，第404—405页。
查资料所作统计来看，江西瑞金县清以前由福建移民建立的村落占这一时期村落总数的20.8％，兴国县占7.7％，赣县占8.0％，于都县占13.5％，大余县占7.5％，上犹县占6.0％，崇义县占7.25％，广昌县占23.0％，遂川县占15.5％，泰和县占3.5％，永丰县南部山区占32.5％，万载县占2.5％，修水县占12.0％，奉新县占9.0％，贵溪县占18.35，铅山县40.9％，玉山县16.0％，上饶县16.0％。这些数据均为福建移民村落与全县村落总数的比例，若仅取丘陵山区福建移民的比例会更大。与福建移民流向江西的同时，岭南广东一带也有大量移民进入江西。清代“摊丁入亩”政策推动了全国人口增殖，闽粤等地人口与土地矛盾更加突出，向外移民数量超过前朝。其中瑞金县顺治至乾隆时期福建移民建置村落占这一时期新建村落总数的17.5％，兴国县为20.9％，赣县为14.2％，于都县占9.1％，大余县占9.3％，上犹县占3.2％，崇义县占10.4％，广昌县占26.9％，遂川县占10.7％，泰和县占13.0％，永丰县南部山区占31.8％，万载县占8.3％，修水县占17.7％，奉新县占10.5％，贵溪县占26.7，铅山县39.5％，玉山县27.1％，上饶县27.9％。这一时期福建移民村落不仅提高了所占比例，而且绝对数额也有所增加。与福建移民增加同步，清代江西境内来自广东的移民也有增加的趋势。①福建、广东均为玉米最初登陆地点，虽然来自闽粤两地的移民在江西丘陵山地主要从事蓝靛、苎麻、烟草、油桐、油茶、甘蔗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但自己种植一些粮食作物②，解决部分粮食需求问题仍是十分必要的。在各类粮食作物中玉米、甘薯等凭借高产且对环境适应性强的特点，很容易被山区百姓认同，康熙年间赣州一带种植经济作物的山农不仅种植玉米等作物，甚至以此为主要食品。“赣农皆山农也，力作倍于平原，虽隙地无旷，其以茶、梓为业者则有铲岭、摘子诸事，劳苦尤甚，朝夕果腹多包粟、薯、芋，或终岁不米炊，习以为常”。③通过移民玉米从闽粤一带传人江西已不是初次为学术界注意到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就有文章指出：“明末清初，客家人大规模迁入赣南、赣北山区，将玉米从闽粤引入江西。”④至清后期玉米、甘薯等在一些山区已成为不可或缺的粮食作物，如道光《玉山县志》载：“田间作息无间且晚，以余力竭之于山，茶、桐、杉、竹及靛、薯、玉蜀黍。⑤”“苞芦即俗呼玉米者……太和人佃山种以为食”。⑥“种于山者日苞粟……山民半年粮也”。⑦“御米……宁州、武宁种最多，长年籍以为粮。”⑧“苞粟……山田不宜稻，村人广莳之”。⑨这些地方志的记载与我们的论述是一致的，即从事经济作物种植的山民一定要种植部分粮食作物来周济日常。江西境内以闽粤为主的移民虽然将山区经营核心定位在经济作物种植上，但他们以维持生存为目的而种植的玉米却在客观上推动了传播进程，并通过人口的进一步流动，将玉米从江西传入湖广、贵州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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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卷，第174—268页。
②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与赣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6(2)。
③同治《赣州府志》卷20《舆地志》引康熙旧志。
④施由民《论清代江西农业的发展》，《农业考古》，1995(1)。
⑤道光《玉山县志》卷11《风俗》。
⑥道光《鄱阳县志》卷12《土产》。
⑦同治《玉山县志》卷1《地理志》。
⑧同治《南昌府志》卷8《土产》。
⑨光绪《建昌县志》卷11《物产》。
“江西填湖广”与“湖广填四川”是从明初开始出现的一系列人口迁移浪潮，这次人口迁移过程虽然历经起落，但前后持续了几百年，通过一系列人口迁移活动，湖南、湖北乃至四川等地山区得到广泛开发，玉米等农作物也在这次人口迁移过程中进一步拓展了种植空间。清人方志中为我们留下很多种植玉米的记载，其中“湖南一省半山半水……至于深山穷谷，地气较迟，全赖包谷、薯芋、杂粮为生”。①“玉蜀黍俗名玉米，荆属傍山及州田多种之”。②通过这些记载可以了解玉米在湖广一带的推广历程，对此龚胜生指出：自乾隆初年湖广地区的土地开垦重心逐渐从滨湖低地转向山区③，伴随山区开发，玉米得到有力的推广。乾隆二十年前后玉米在湖广地区仅为零星种植，此后随着人口增加，不断得到扩展。湖南新化县位于湘西山区，乾隆二十八年前后“得包谷一种，俗名玉米，不畏旱涝，人工少而所获多。”④至道光后期“邵阳、新化、溆浦、辰溪等县……山谷多种包谷”⑤，玉米得到迅速推广。清后期各州府都有了玉米种植，如安仁县“山多石，间有可种杂粮者，不宜麦、黍，只种包菽、薯、芋之类”。⑥永州“通郡有之”。⑦乾州“居民争种以代米”。⑧宜都县“山田多种玉蜀黍”。⑨“恩施县”环邑皆山，高山以包谷为正粮”⑩。玉米分布区中，包括沅州府、辰州府、澧州府、永顺府、施南府、荆州府、宜昌府、襄阳府、郧阳府在内的湘西、鄂西山区构成主要产区。⑾
四川种植玉米是西南、东南两路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玉米通过西南陆路传人四川的年代约在清初康熙年间，由此形成的主要种植区基本偏于盆地西部与南部。⑿通过西南一线传人四川的玉米虽早，但其影响力度比较弱，在空间上并不具备地理学意义。将玉米推向整个四川盆地的传播路线仍然来自东南一线，在这一线的传播历程中“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活动分为两期，第一期发生在明初洪武年间，这一次移民不涉及玉米等农作物的传播问题；第二次为明末清初，这次移民的迁出地以湖南、湖北为多，此外广东、江西、福建，甚至陕西、河南都有民众人川。明末战乱的摧残，四川土着居民十不存一，“土着几尽”、“土着人甚鲜”成为当时文献记载中屡屡提及的境况，蓝勇认为四川土着残存占明代旧册的仅10—20％左右，外来移民几乎对四川人进行了一次大换血，外来移民中湖广移民最多，大约占移民总数的35％。⒀移民最初入川的动力在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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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9《陈奏湖南山田旱歉情形折子》。
②乾隆《荆州府志》卷18《物产》。
③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3—94页。
④乾隆《宝庆府志》卷28《风俗》。
⑤[清]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乙集《湖广奏稿》卷2《校阅两湖营伍并苗寨情形折》。
⑥同治《安仁县志》卷4《风土》。
⑦道光《永州府志》卷7《食货志》。
⑧同治《乾州厅志》卷13《物产志》。
⑨同治《宜都县志》卷1《地理志》。
⑩同治《恩施县志》卷7《风俗志》。
⑾龚胜生《清代两湖地区的玉米和甘薯》，《中国农史》，1993(3)。
⑿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184页。
⒀蓝勇《西南历由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58页。
旷土可耕，早期移民人川以后多数选择自然条件好的明代旧田，大约至康熙末年到雍正初年入川移民对明代旧田的插占已近饱和①，而移民的步伐却没有停止，从乾隆六十年(1795年)到宣统二年(1910年)川中地区人口由439万增至2249万，川东地区由137万增至723万，川西地区由451万增至1267万，这一百多年的前20年内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最高，川中地区达34.8‰，川东为43.3‰，川西为20.0‰②，如此高的人口增长率中除一部分为自然增长外，相当部分应来自于移民。这些来自湖广、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的移民本来就有种植玉米的传统，入川以后在水田已经耕垦殆尽、以垦山为业的情况下，自然选择玉米为主要粮食作物。大约嘉庆年间以后玉米在山区已占有绝对优势，“山居广植以养生”③，“山民以作正粮”④，“山地多种之”⑤，“山地种之多茂，贫民赖以资生”⑥，这样的记载见于四川各地方志。虽然清初玉米就已通过西南陆路传入四川，但那时种植范围有限，伴随第二次“湖广填四川”的人口迁移，玉米在四川境内实现了二次传播。这次传播信息来源于以湖广为主的东南一线，并通过以高于土着居民数倍的人口数额将玉米带入各地，实现了对于整个四川具有普遍意义的作物传播。当然第二次“湖广填四川”的人口迁出地并不单一，因此川东一带对玉米的称呼也不大相同，其中“南人呼为苞果，楚人呼为苞麦，河洛人呼为玉粱”⑦，这些由不同地方移民赋予的称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里玉米传播源复杂性与交叉性的特点。
作为东南一线玉米传播路线的继续，明清时期伴随湖广移民大量迁入陕南，玉米主要分布区从湖北伸向巴山，又从巴山伸向秦岭。巴山、秦岭所在的陕南地区，除汉中盆地外，大部分为山区老林，明以前这里的人口很少，明代荆襄一带的流民就开始进入陕南垦荒，入清以后随着人口不断增殖，贫弱民户在平原地带难以立足，纷纷移人陕南山区垦荒。乾隆年间陕甘总督毕沅给朝廷的奏文载：兴安州“从前多数荒山，后因两湖、安徽、江西、四川、河南等省民人前来开垦，数年中，骤增户口数十万。⑧”兴安州即今陕南安康县，由于人口增加很快，三年后陕甘总督李侍尧再奏则曰：“陕省兴安州，形式险要，户口较前增至数十倍，请改为兴安府。”⑨清代府与州虽属同级，但毕竟略显尊贵，而人口增加则为兴安州提升地位创造了机会。在移民的推动下，陕南人口骤增现象不仅限于兴安州一处，清人严如熤推测这一时期：“川陕边徼土着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⑩移民以超乎土着居民数倍的数量进入山区后，主要致力于玉米等旱地作物的种植。对此清人是如此记述的：“由陕西之略阳、凤县，东经宝鸡等县，至湖北之郧西，中间高山深谷，统谓之南山老林；由陕西之宁羌、褒城，东经四川之南江县，陕西之紫阳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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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第102—112页。
②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6页。
③嘉庆《彭县志》卷40《物产》。
④光绪《崇庆州志》卷5《物产》。
⑤民国《江津县志》卷11《风土志》。
⑥嘉庆《长宁县志》卷2《物产》。
⑦道光《城口厅志》卷18《物产志》。
⑧《清高宗实录》卷1087，乾隆四四年七月。
⑨《清高宗实录》卷1164，乾隆四七年九月壬寅。
⑩[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11《策略》。
至湖北之竹山等县，中间高山深谷，统谓之巴山老林。老林之中地方辽阔，宜种包谷、荞豆、燕麦。”①“南山绵亘两千余里，跬步皆山，土着本少，率系川楚等省贫民，或只身前往，或携眷而来，开垦荒山，种植包谷杂粮”。②玉米不仅遍植于陕南各县，而且普遍被垦山棚民视为正粮。可以肯定，自从玉米传入中国，陕南一带山区是玉米种植比例最大的地区，而将玉米带入这片深山老林的则是以荆楚、巴蜀为主的移民。
明清是历史上人口流动幅度最大的时期，当寻觅土地的百姓从长江流域来到秦巴山地后，并没有就此停住移动的步伐，一部分移民向北进入关中，并由此继续北上来到陕北垦荒，这支北上的移民对于推动玉米种植范围起了很大作用。清人卢坤所撰《秦疆治略》对此作了多处记载：长安县“山内川楚客民开垦山地”，蓝田县“江楚客民殆居大半”，周至县“自招川楚客民开山种地，近年各省之人俱有”，同官县“本地人不知开垦，多为客民所佃”，耀州“山后一带多半客民”，韩城县“本地百姓不谙开垦，以前未免抛荒，近来川楚客民陆续来此开种”，华州“近数十年川广游民沓来纷至，渐成五方杂处之区”，宝鸡县“山内多系川楚贫民，佃种山地糊口”。关中平原开发历史悠久，从来就是人多地少的狭乡，这些来自川楚的移民往往聚集在关中平原的边缘，从事玉米等农作物的种植，如华州南山一带川楚移民“租山垦地，播种包谷”就是一例。③当然在“租山垦地”为主的背景下，随着移民数额增加，也不乏将玉米推向平原的事例，其中扶风一带就留下这样的记载，这里“瘠地皆种包谷，盖南山客民作植之，浸及于平地矣”。④但从总体情况来看，移民能够在关中平原立足的毕竟少数，传统农作物中的小麦、粟等始终在这里占主导地位。经由关中进入陕北垦荒的川楚移民不多，主要分布在安定、靖边等地⑤，他们对于玉米北上传播同样具有意义。万历《新修安定县志》曾提到玉米，但此后一百多年内却没有留下陕北种植玉米的记载，乾隆年间延长县地方官员一度发布《示谕》劝民种植玉米，遗憾的是这一号召似乎一时没有生效，直至嘉庆年间才再度在《中部县志》留下种植玉米的记载。玉米在一百多年中不被提及不应仅是修志者的疏忽，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耿占军在《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一书中的相关论述对于我们认识这一问题有一定意义，他指出“陕北玉米的种植并未在明代的基础上有所扩展，甚或可能中断”，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万历《新修安定县志》提及的玉米，很有可能是为数不多的人员通过西北陆路以跳跃式传播将种子直接带入安定一带，因未在当地形成推广这种作物的社会基础，随即中断。玉米在陕北具有地理学意义的传播，仍与川楚移民相关，乾隆年间“随着外省移民大量涌入以及山地的大量开垦，玉米在陕南山区才得到普遍推广，并由此向北部的关中地区和陕北地区蔓延，大致在乾隆末年同州府、凤翔府开始种植玉米，嘉庆年间玉米传至菜州、鄜州等地，道光年间陕西省最北的延安、绥德、榆林地区都有了玉米种植”。⑥可以肯定陕北推广玉米种植与四川等地相似，经历了二次传播的过程，第二次传播是由川楚移民以渐进形式将玉米带入陕北，这次传播不仅范围、力度等方面均胜于前次，而且也是对玉米北上扩展具有决定意义的传播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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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宣宗实录》卷10，嘉庆二五年一二月壬辰。
②[清]托津《平定教匪纪略》卷38。
③[清]卢坤《秦疆治略》。
④嘉庆《扶风县志》卷4《赋役》。
⑤[清]卢坤《秦疆治略》。
⑥耿占军《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2—85页。
我们追寻湖广等地移民迁移路线考察了玉米在湖广、川陕等地传播过程后，需要再回到长江流域继续关注南方其它省份的传播路径。玉米在南方各地的传播比较复杂，其中安徽就是最典型的信息多向性省份。所谓信息多向性是指信息来源不止一处，且分别起到推动传播范围的作用。来自于明清地方志的记载显示，安徽接受玉米这一文化信息的主要地域有两个，一为闽浙，另为赣。“徽属山多地少，棚民租垦山场由来已久，大约始于前明，沿于国初，盛于乾隆年间……棚民亦因垦地成熟后，布种苞芦”①，这段文献说的十分清楚，徽州棚民垦山种玉米的历史可溯及明代，而参与垦山的“种苞芦者都系福建、江西、浙江暨池州、安庆等府流民。”②很显然在徽州从事垦山种玉米的棚民迁出地分别为闽、浙、赣三省以及本省内的池州、安庆一带，福建、江西、浙江均为循东南一路最早传人玉米的地区，由这里的移民将玉米带到徽州一带应是十分自然的事。至于安庆等古皖地种植玉米恐怕仍不能按照曹树基的理解，将其归为西北一路传播的结果，其中的道理十分明显，如前文所述通过丝绸之路东来的玉米传播，到甘肃陇东一带中断，从陇东至安庆间几乎没有互有关联的传播渠道，因此也不便将安庆与西北视为同一信息源传播的结果。安庆种植玉米与西北关系不大，却与东南一线存有关联。曹树基在《中国移民史》第五卷中列举了历史上安庆府宿松县迁入氏族的系列资料，其中明后期迁入江西籍氏族13个，清前期3个，分别占当时迁入氏族总额的65.0％与42.8％③，这一研究成果表明不仅明初，即使明中后期也同样存在江西等地移民进入安庆一带的现象，其中应不乏携玉米种而至的农民。因此虽然从表面看汇入安徽的玉米信息具有多源性的特点，但归根结底仍是东南一路传播的结果。
论及南方玉米传播过程还需关注一下浙江的情况，传入浙江的玉米或为闽粤，或为安徽传播所致，均系东南一路传播的结果。文献中涉及到浙江玉米的入境渠道可归为这样几条：光绪《分水县志》载：“苞芦，俗呼菉谷，邑向无此种，乾隆间江闽游民入境租山创种。”此处所言“江闽”人，“江”不知所指，“闽”为福建人无疑。光绪《宣平县志》载：“宣初无此物，乾隆四、五十年间，安徽人来此，向土着租赁垦辟。”光绪《开化县志》：“苞芦，种自安庆来，近年处处种之。”两条记载或言安徽，或言安庆，据此分析安庆为人浙垦山流民迁出地之外，也不能排除部分徽州流民加入这一行列。无论福建垦民，还是安徽垦民入浙时间均为乾隆年间，但事实上在此之前浙江沿海一带已经种有玉米，康熙《天台县志》称：“玉芦，俗呼广东粟。”这条记载不但将浙江境内种植玉米的时间向前推了一百年，而且通过玉米俗称为“广东粟”的形式，告诉我们一个信息，早期进入浙江的玉米来自广东，福建、安徽等地流民仅属于二次传播。
至于传入台湾的玉米无疑是以福建为主的大陆移民所为，其传人年代大约在清初，康熙《诸罗县志》就已经留下“番麦似黍而低，心吐花如稻”的记载，至清后期种植渐广，“农家每以继饔飧”。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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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道光《徽州府志》卷4《营建志》，《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②嘉庆《旌德县志》卷4《食货》。
③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5卷，第64页。
④光绪《苗栗县志》卷5《物产考》。
黄河下游各地河南记述玉米最早，嘉靖十四年《鄢陵县志》载：“麦，秋种，亦有春种者。大麦三月黄佳；小麦自黄皮蝤子之外，有白麦，御麦为最佳，其他曰红杆、曰铁杆、曰光头、曰倏儿之类，类难以悉举。”嘉靖二十七年《尉氏县志》、嘉靖三十年《襄城县志》、嘉靖三十四年《巩县志》以及万历二十二年《原武县志》均载有“玉麦”。玉米在山东的早期记载比较少，只有成书于万历十年至三十年之间的《金瓶梅词话》在西门庆的食谱中提到玉米面蒸饼。如何判断这些记载提供的信息，各家形成的结论是不同的。其中何炳棣提出传入河南的玉米来自于西南陆路，明代设在雅州、秦州、洮州、河州等处的茶马互市以及西南部族进京朝贡都可能将玉米带入北方①，这一推断缺乏文献的进一步支撑，很难在西南、河南间建构出可信的直接传播关系；曹树基则认为明代长江以北以“玉麦”、“御麦”相称的均为小麦的某一品种，绝非玉米②，对于这一观点我基本认同，明代河南各方志中以嘉靖十四年《鄢陵县志》对“御麦”的描述最多，相关文字清楚地表明这里的“御麦”不是玉米，而是小麦。其它几处记载虽然只言“玉麦”，没有多余的说明，但也不能排除存在与嘉靖十四年《鄢陵县志》同样的情况。山东与河南为邻，均属于黄河下游地区，因此山东对玉米的记载不仅在于山东自身，也有助于认识整个黄河下游地区的传播情况。成书于明万历年间的《金瓶梅词话》在描述西门庆食谱时，几处提及玉米蒸饼，这是否就能成为确认明代山东已经成为玉米扩展区域的证据呢?我认为对待这一记载需要十分慎重，西门庆在《词话》中被描写为富家阔少，奢靡是其生活的重要特征，而玉米在多数情况下是贫穷百姓果腹之物，能够端上西门家的餐桌，只有这种食物在山东是稀罕东西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因此这条记载不但不能成为山东一带种植玉米的证据，反而恰恰说明玉米并非本地所产，为西门庆这样的富户从其它地方购得。由于河南、山东两地都没有留下明代玉米确实传入的可信证据，我们还不能得出这一时期黄河下游地带已经成为玉米种植区的结论。
自清乾隆年间开始，伴随人口大幅度增殖，在粮食需求的推动下，玉米在全国各地广为传播，一向鲜于种植玉米的黄河下游地区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仅能在各地的方志中看到相关记载，而且成为继续北向传播的起点。乾隆《河南府志》载道：“玉蜀黍……叶间有苞，上垂须，苞拆子出，有赤白二种。”③为《河南府志》所载，应该视为这种作物在府辖区域内具有普遍意义，尽管各地都种有玉米，但山区的接受力度更大于平原，如乾隆《嵩县志》所言：“今嵩民日用，近城者以麦、粟为主，菽辅之；其山民玉黍为主，麦、粟辅之。④”与河南的情况相似，清代山东各府州均出现玉米，且在丘陵山地表现出更多的适宜性，“高田多包谷，洼田多穆”成为作物与环境之间的基本选择形式。⑤从河南、山东两地的地理位置分析，经由运河以及其它陆路交通，应是这里获得玉米信息的主要途径，而依循这些水、陆交通继续探寻，自然与东南海路传播路径交汇在一起，并将传播源再次指向东南海路。 乾隆年间既是黄河流域推广玉米种植的时期，也是北向传播的主要时期。清初康熙年间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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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
②曹树基《玉米和番薯传入中国路线新探》。
③乾隆《河南府志》卷27《物产》。
④乾隆《嵩县志》卷15《食货》。
⑤光绪《文登县志》卷13《土产》。
境内种植玉米的记载并不多，雍乾以降传播范围不断扩展，最初“土不多种，惟园圃间有之”①，至清后期已经成为各地习见的粮食作物了。至于玉米进入河北的传播途径，河南、山东都可以提供传播机会，光绪《遵化通志》有这样的记载：“玉黍秫，一名玉蜀黍，一名包谷，州境初无是种，有山左种薯者于嘉庆中携来数粒，植园圃中，土人始得其种，而分种之后，则愈种愈多，居然大田之稼矣。”②文中所及“山左”即指山东。从河北地理形势分析，沿太行山东麓一线受河南影响较大，而东部运河沿线则与山东有着更多的联系，玉米传播基本循这两条路线进入河北，并完成在河北的扩散过程。山西种植玉米受河南、陕西的影响较大，故有些地方将玉米称为“豫黍”，山西自然环境虽以高原为主，但玉米种植量并不大，汾河谷地是以小麦为主的粮食产区，故有“豫黍所产不多”的记载。③周围山区以晋东南种植最广，有“潞属广植”之说，这里的人们“每炊必需团为饼，与粥糜同煮，谓之圪塔；屑榆皮和之，切为条，谓之拨子”。④晋北地势虽高，但高寒气候对玉米生长不完全适应，因此种植量不大，以致于道光年间成书的《马首农言》完全没有提及玉米这种作物。
以上论述仅阐明了玉米在中国国内传播中的主要历程，事实上受自然环境与社会因素影响，传播历程的复杂性远在文字叙述之上。从明代中后期至清末，通过各路传播，玉米基本形成以明长城一线以南、青藏高原以东为界的主要分布区；民国初年至20世纪40年代后期，玉米种植空间突破原来的北界，不断向长城以北以及黑龙江北部扩展，并继川、陕、鄂三省交界处之后，玉米种植比例大的地区逐渐向华北、东北移动，在空间上形成连接东北、河北、山西东南部、川陕鄂三省交界、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呈东北—西南向弧形玉米集中分布区。
三
近五百年来玉米通过东南海路为主，西南、西北陆路为辅的三条入境路径，完成了在中国国内的传播进程，若对上述三条玉米入境传播路径在国内传播的空间历程进行总结，一个与中国自然地理格局十分吻合的结论摆在我们面前，即通过东南海路完成玉米传播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南季风区，由西南陆路实现传播的区域基本属于受西南季风影响的区域，而通过西北陆路传播形成的扩散空间则限于西北干旱或半干旱地区，传播路线与自然区域的对应关系告诉我们一个重要信息，即从表面上看玉米的传播过程是在无序状态下完成的，事实上受作物生态属性与自然环境的制约，无序传播中引进与当地自然环境特征相悖的品种往往被淘汰，留下的则是生态属性与当地自然环境基本适应的品种，这样环境选择的结果，必然在作物传播路径与自然区域之间形成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的建立不但营造了三条玉米入境传播路径独立完成传播过程的科学基础，而且也为解读作物空间传播格局提供一个重要线索。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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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乾隆《献县志》卷3《食货》。
②光绪《遵化通志》卷15《舆地志》。
③光绪《孝义县志》第4册《物产民俗》。
④光绪《山西通志》卷100《风土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