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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刘文鹏:从内陆亚洲走向江南(b)

3、如何面对江南的人与景？
江南的魅力不仅在于如画的风景，也在于那里的人。在清朝皇帝看来，江南至少有两大类人与帝国的稳定与繁荣息息相关，一类是富可敌国的江南商人，一类是把握着文化霸权的江南士人。如何更好地让这两大精英群体认同满族王朝的合法统治，从而更好地效命于朝廷，特别是要竭力避免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对帝国造成危害甚至走向反面，是清帝屡下江南的一个重要政治目的。
商人精英特别是扬州盐商的特权，对清朝的民族宗室统治和18世纪的盛世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乾隆帝借南巡之际，极力把商业精英培养成其民族宗室统治的财源。乾隆南巡之际，扬州盐商大规模捐献银子，达到数百万两之多。作者认为这种捐献在意识形态上具有两重意义，一是改变了商人自私、唯利是图、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形象；二也非常婉转而有效地说明朝廷和商业精英之间的互相依存关系。其实，扬州盐商的发达恰恰是清朝自雍正开始精心培育的结果。乾隆南巡更是将与商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推向极致。朝廷不断地给扬州盐商各种优惠政策，而盐商则大把大把地向朝廷捐献银子，使朝廷能够维系对大小金川和西北地区的战事。而另一方面，从1750年代后期开始，在盐商们的支持下满族官员竞相奢华，一些满族高官如两淮盐运使等逐渐被这些大盐商拉下水，使乾隆帝认识到腐败已经威胁到满族的世袭统治，威胁着崇尚勤俭到满洲风俗。1760年代，他处置了一些落水的满族官员。同时，当水利危机和军事危机过去后，乾隆皇帝针对这些大商人掀起了一场“回归纯朴”的运动，再次提倡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以遏制盐商奢华之风，避免他们对满族的民族的宗室统治造成更多的不良冲击。
这也涉及到另外一个团体：士人文化精英。汉族文化精英是在商人之外的另一个影响巨大的社会集团，他们不断寻求在科举考试和地方社会更广泛的霸权，可江南商人势力的膨胀也冲击着士大夫阶层的特权和地位。在这一方面，南巡使乾隆帝能够利用文人与商人之间微妙的关系，来使朝廷处于优势地位，对付这些内地的精英。同时，乾隆南巡时屡屡驾临紫阳书院等地，表现了朝廷对汉族士大夫的看重，特别是乾隆对“回归纯朴”的倡导，又符合江南士大夫精英阶层的精神需求。他一再表示，只有士人才能担负起领导社会回归淳朴的责任，所以回归纯朴也让士大夫从朝廷那里找到了反击商人膨胀势力的支持。当蒋氏家族为乾隆南巡捐出银两修葺道路时，他们像商人那样从朝廷得到封赏，但这个士大夫家族认为，比起那些奢华无度的商人，他们知道如何更好地使用这些钱，更知道如何去引导社会。从这个角度来看，作者认为长期的商业化和人口增长带来了这两个精英群体互相竞争，皇帝南巡使这两方面都明白，他们必须依赖于从朝廷得到支持才能稳固自己的地位。乾隆皇帝非常乐于坐观他们的明争暗斗，南巡则是从中驾驭的绝佳机会。
但不论如何，对整合意识形态的重视，使乾隆帝在江南士人身上用了更多的心机。乾隆帝把南巡也当作一个对文人士大夫及文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契机，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刻意地搅动着士人的进退和学界风气。鼓励士子进献诗赋是乾隆南巡期间的一个重大举措。乾隆帝屡屡对进献诗赋的士子进行专门考试，考试成绩优良者赐以举人名号，这种考试使他们更加具有声望和更加具有“士人”特色。乾隆前两次南巡1751和1757分别给予常州韩氏和钱塘梁氏授予官衔，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两家都是当地名族，明清以来一直有着显赫的家世。正如James Polachek 所说，1751年对清朝来说是个重要转折点，乾隆帝开始强调用诗赋作为选拔翰林的标准，一些有抱负的士人如朱珪等先后致力于此，并脱颖而出。这一手段，使那些在地方具有相对较强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可能要更多地依赖于朝廷的权威，相对于这些掌握地方文化霸权的诗人来说，朝廷更具有优势，更主动地掌握着士人的进退。
朝廷与江南士林的关系又集中体现在乾隆与沈德潜的关系上。乾隆对沈德潜可谓崇眷至极，曾曰：“朕与沈德潜，以诗始，以诗终。”[5]沈德潜在1749年退休后已经77岁，但乾隆帝依然保留了他的俸禄和官位，并一再提升，甚至荫及沈氏后人。乾隆的前四次南巡每次都对沈德潜赏赐有加，还专门写诗赞扬沈德潜。这些恩宠成就了沈德潜士林领袖的地位。致仕后的沈德潜回到苏州，陆续出版自己的诗文，而乾隆南巡时表现出的对诗文的看重，又促进了沈德潜诗文价值的飙升，全国士子趋之若鹜。沈德潜还领导着当地的文化活动如送春会等，并在1750和1760年代一直担任紫阳书院指导。在他努力下，紫阳书院成为汉学中心并成为帝国的最主要学校之一。沈德潜还仿效明代七子，组织出版了他的七个学生的诗集，其中有钱大昕、王昶和王鸣盛。这些学术精英都是汉学兴起的支持者，承袭了汉唐以来的文学界的复古运动。而沈氏一门的水火不容对手是袁枚。袁枚主张人的性灵和个人表达，批评沈氏一派复古的形式主义和对诗的政治功能的追求，批评沈氏对朝廷的迎合，认为除了那七个人为邀时誉外，没有什么人赞赏沈德潜。作者认为朝廷的这种恩宠保证了沈在苏州当地的文学地位，使他能够以此获取在地方更多的权威与声誉。反过来说，出身中等阶层背景的沈德潜虽然也是饱学之士，但他必须依靠朝廷的权威来获得在苏州望族士人中的领袖地位，能够在当地竞争激烈的文坛之上获得一席之地。
乾隆对江南文坛的积极介入，对沈氏一门无上恩宠，目的是获得对士林风气的引导权，获得江南文人的效命。南巡的特科考试为朝廷网络了一批文人，并把握了1750年代新的文化动向。钱大昕、王昶等人的经历非常能够证明这一点。1754年科举考试也产生了许多后来致力于考据学的学者，或在后来四库全书的修纂中起着巨大作用，包括王鸣盛、朱允，以及“南钱北纪”等，他们的地位得益于自己的天赋与苏州汉学运动中的地位，也得益于与沈德潜的关系。当他们入仕朝廷、将其才华服务于世袭朝廷时，“创造国家文本空间(textual space of state)”和“叙述帝国 （narrating empire）”，成为清朝民族的宗室统治思想的积极的代言人。
然而，文人与朝廷的合作也并非一帆风顺，当乾隆帝意识到沈德潜和徐述夔案等有着密切关系时，即使沈氏已经去世多年，乾隆帝还是推到其墓碑，剥夺了沈氏所有的荣誉。所以，虽然乾隆帝很努力地包容汉人精英，维系着与他们的微妙平衡，但一旦他意识汉族精英危害到民族宗室统治的基本原则时，特别是当扬州的盐商在腐蚀着世袭的旗人和包衣、当苏州的文人被发现在酝酿反满观点和忠明情绪时，乾隆帝也就毫不犹豫地打破这种平衡，对文人祭起压制的大棒。然而，朝廷对民族宗室统治意识形态的强调可能不但没有引起文人重视，相反加剧了他们的反满情绪。他与江南文人的关系的模糊性，恰恰如他和江南风景的关系一样。
乾隆帝一直通过诗来表明很多东西，特别是自己与江南风景的关系。乾隆帝是留下的诗在历史上数量最多，虽然他并未因此被认为是个诗人。在作者眼中，乾隆的御制诗是一种政治文化，是这个皇帝的民族宗室统治思想的集中体现。
过去我们一直在强调乾隆帝对江南美景的眷恋，不然怎么会有避暑山庄内景色迷人的烟雨楼？又怎会有清漪园中上对西湖长堤的模仿、对苏州街的移植？然而，南巡的乾隆帝真的像隋炀帝那样无限沉醉于江南美景吗？作者通过阅读乾隆帝的御制诗，体会到乾隆在面对江南美景时的复杂心理。
无论如何，乾隆帝还是在努力使自己从赏景逸乐的形象中脱离出来，以免产生认为他是荒淫君主的倾向。乾隆南巡最初以伴太后欣赏江南景观理由，似乎并没有什么效用，到第二次南巡之际的1757年，汉族文人对其以景色游览为目的的动机的批评，使乾隆不得不费尽心机地去应对。齐召南曾指出：我的母亲年事已高，作为一个孝子，我不应该登山下水去游览景观。听到这个话时，乾隆帝正陪着太后在浙江巡游。这些表明，奉母南巡的理由，并不是像乾隆帝想象的那样具有说服力。而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巡游赏景与统治之间的关系，而不使他们之间太紧张。军机大臣于敏中很早就意识到这种矛盾，他把皇帝即位以来的巡幸描绘成皇帝勤政和具有统治意义的礼仪行为。这使乾隆帝从中得到启示，精心地准备自己在江南的一言一行和举手投足，小心翼翼维系着塑造勤政形象和景观欣赏之间的平衡。
在“江南意”、 “入江南境”这些诗中，乾隆一再强调赏景只是在巡视地方的闲暇之际，而从来不会一味欣赏景观。“游金山寺用苏轼韵兼效其体”一诗中，乾隆帝很熟悉古代文人墨客笔下的江南景观，也表现出对苏轼笔下泛舟江上、欣赏夜景的向往，但他更愿意呆在金山寺中饮茶。换句话说，南巡期间乾隆帝只是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站在苏轼背后看景的远观者。“江月”一诗中，乾隆认为南宋偏安江南是因为江南美景迷惑住了文人士大夫，所以，美丽的扬子江月色是对军事纪律性、果敢性和战斗力的威胁。这样，乾隆对民族宗室统治意识形态的念念不忘，和苏轼的借景生情、情景交融的反差就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乾隆又把苏轼塑造为一个在钱塘有所作为的官员，勤政、务实、致力于水利建设的官员，正如他自己，是一位勤政的、仁慈的、孝顺的统治者。
南巡御制诗还对“马上治天下”的思想做了充分阐释。作者引用柯娇艳（Pamela K. Crossley）的观点，指出清帝国包容了汉族儒家文化但绝不仅仅是儒家文化，通过南巡诗，乾隆帝把传统“观民”一词赋予马背上之意，来宣扬和展示满族至上主义。 “即事”一诗中讲到：因思陆贾有名言，马上治之却又可（“ruling from horseback is actually quite valuable and appropriate.”）。在1750年代当清帝国的疆域正在极力扩张时，马上治天下的能力当然值得推崇。更重要的是，在处理内陆亚洲草原上蒙古族问题时，马上治天下使清朝能够把纪律严明继续注入到对天下的征服过程中，而此时，内陆亚洲因素也被带到江南。
乾隆对内地人民的仁政也要通过马背上表现出来，或者说宣扬马上治天下的合法性，既讲效率又行仁政，是乾隆南巡的一大主旨。他的南巡御制诗中，策马、马上等词语不断出现。他甚至规定，即使沿运河走水路时，每到一个省治、府治所在，都要弃舟登岸，骑马经过。因为他认为骑马不仅是一种军事行为，让百姓更加容易看到南巡的队伍，而且这样可以更加接近百姓，是对民生的体察，表现他仁慈君主的一面。这样，乾隆通过南巡把马上治天下的民族的宗室意识形态合法化，和视察水利、观民结合起来，作为在内地实施仁政、塑造自己勤政形象的工具。
4、如何应对民间舆论
经过前四次南巡，经过精心策划如何把王朝的意识形态加给江南士商，现在的一个问题是，江南的士商精英，或者说汉族人接受了这种意识形态了吗？在作者看来，1770年代的种种迹象表明，事情并非那么简单，乾隆帝高调推出的民族宗室统治的意识形态在受到种种质疑，于是在1780年，在距第四次南巡时隔15年之后，乾隆又发动两次南巡。官方所记载仍然是为视察水利，但作者认为其背后的真正动机是为解决政治统治合法性在1770年代备受质疑的问题。
傅恒在1770年代初期的突然去世留下了巨大的政治真空，加剧了那代满族人民族的宗室统治的领导危机。和珅的发达正是乾隆帝试图寻找新的世袭代理人的结果，体现了政治权力向新一代满洲亲贵转移的阵痛，所以无论是当时的人还是后世的历史学家都把1770年代当作清代历史的转折点。皇后风波让一般的人都认为乾隆生活放荡、对婚姻不忠。1776年的严譄案中，严譄提到很多人都认为皇后风波的原因是因为乾隆想在江南纳汉族妃子，并写奏折主张恢复那拉氏的名誉，请舒赫德代奏。1778年，陈济案中，陈济自称是乾隆妃子明贵人的哥哥，是“国舅”，并称“满汉一体”，直接威胁到清朝民族的宗室统治的基本观念，即统治家族血统的纯洁性。而乾隆帝竟然担心若将其驱逐回籍难免造谣生事，于是给他安排在内务府做事。锦县生员金从善在乾隆东巡回京路上跪呈“立储、复立后、纳谏、请施德”等事，其中“复立后”一条中金从善还要求乾隆帝为“皇后风波”下罪己诏。乾隆很重视，一一反驳后将金从善处决。在徐述夔“一柱楼诗案”中，更是牵涉出当初曾备受恩宠的沈德潜。这一系列的案件都或多或少地指向乾隆过去的南巡，特别是凸现出当初南巡期间废后风波在民间的巨大影响。或者说乾隆帝在南巡时费尽心机去贯彻民族的宗室意识形态，并没有得到民间认同，清朝统治合法性问题再次凸显，促成乾隆帝的最后两次南巡。书中作者借用约翰·汤姆森（John Thompson）的观点：“人们不会被动地接受意识形态，或者他们所服务的统治，而总是可能在攻击或否定这些形式和关系，或者对其极尽挖苦和讽刺，或想方设法拒绝在特定环境下意识形态的力量。”总之，清朝统治的建构，包含于意识形态的妥协和竞争的历史过程中。面对复杂的历史发展，1780年代乾隆帝重启南巡活动，是他构建意识形态、维护民族的宗室统治努力的继续，然而历史发展最终还是超出了他的直接控制。
（三）“新清史”的学术理路
对于此书的学术理论，作者在导言中非常明确地表示，自己的这一研究也从在清史研究中被称为“阿尔泰”学派（反对汉化观）的观念中受益匪浅，属于“以清为中心的清史”、或者简称为“新清史”的学术理路。其主要目的在于揭示20世纪以来在中国史研究中，被中国的民族主义掩盖了的、对满、蒙等少数民族主体性的忽视。[6]
十二年前罗斯基（Evelyn S．Rawski）和何炳棣 (Ping-Ti Ho)之间的那场激烈的论争应该被视为新清史学者将内亚因素注入到清史研究，并向传统的汉化观发起挑战的标志。多年后，司徒琳（Lynn A Struve）在评论这场论争时说：“从世界史的角度，这场辩论最终是关于清代是否通过将一个古老的农业文明带到了一个帝国扩张、政权发展的和文化精深的新高度而代表了内亚文化要素的连续活力，还是它是否代表了内亚民族独立力量被外亚文明最终淹没的一个相对温和过程的问题。”[7]尽管有论争，但显然，在过去十多年中，新清史的观念已经被广泛接受，并用以解释清代历史的各个方面。卫周安（Joanna Waley - Cohen）认为新清史在民族认同、多元文化、性别和帝国殖民记忆、战争和军事文化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8]米华健 (James Millward) 也归纳道：新清史的最显着特点就是对满族等非汉族人群，及其与中国内地和汉文化之间的关系重新关注，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情景之下而重新审视。对同种同质的“汉化观”下各种命题提出质疑，形成解构。其次，反对“中国中心主义”；相对于和汉人的关系，新清史认为满族统治精英和它的亚洲内陆的臣属（蒙古人、藏族人和突厥穆斯林）的关系更为紧密，清朝是一个不同于原来意义上的中国的帝国，“一个在亚洲内陆新的更加伟大的中华帝国实际是清朝的创造。”[9]第三，是对清帝国对整体性研究，新清史的学者认为，以往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学者所称的中国多指东南沿海一带，忽视了对北部、西北、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在此基础上形成对清朝的研究实际上缺乏整体性。
把满族认同、内陆亚洲因素注入到对清代皇帝南巡的政治行为中，注入到对清朝的意识形态的解读中，也是张勉治此书的突出特点。他在书中表示，对乾隆南巡的研究是从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10]那里得到启发。而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1）对清帝国进行整体研究。中国的汉族地区、满洲、蒙古地区、新疆、西藏，以及西南民族部落地区，在多大程度上曾经是经济独立（autarkic）的小王国？是什么机制让它们之间的联系得以加强或减少？帝国亚洲内陆的边疆地区对汉族地区产生什么影响？
（2）中央政府，特别是专制君主的基础。除了那些仆人（包括太监、包衣、旗人，以及学者型官员），皇帝还依靠哪些人来支持中央政府的利益、反对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政府通过把地主阶级的成员吸收进文官系统，真的就能够控制地主阶级吗？朝廷和商人及其他非官员阶层在什么程度上认可并进行接触？我们对中央政府的作用和权力的实施缺乏一个清楚的和全面的认识。
（3）满族研究。我们需要对清代早期的历史、对满族自身做更多的研究，也需要探讨满族的目标是什么？ 他们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帝国？
很显然，作者在书中是要以南巡为切入点，来回答弗莱彻的这些问题的，是要对清帝国的性质进行一个全面的界定。
首先，整体性研究视野将南巡与清帝国其他重大事务联系在一起。每个人都知道南巡和西师被乾隆帝视为关系帝国盛衰的两件战略性大事。我们也都能够对西师作出可圈可点的评价，可对于南巡，似乎很难捕捉到它的真正内涵。以往学界对南巡的定位主要有两点，一是把南巡当作清朝统治者满族倾慕汉化的主要依据，认为它表明以皇帝为代表的满族统治者接受汉文化，重视江南这个汉人的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把南巡看作皇帝安抚江南、控制汉族精英的主要手段。自20世纪初以来的很多学者仍然在延续传统士大夫的观点，对乾隆南巡的奢侈进行猛烈批评。现在看来，这些研究还是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倾向，没有发现和揭示南巡的“战略地位”，没有阐明在统治者自己观念中的南巡，没有发现南巡和帝国其他事件特别是和西师之间的内在联系。而张勉治在此书中，借助新清史的理路，把南巡当作清朝“民族的宗室的满族至上主义”意识形态的展示，清朝的皇帝在汉文化面前不再被动，而是以主动积极的态度进行改造，构建了南巡与清朝在内陆亚洲统治的整体性联系，使我们看到了南巡与西师之间的内在互动关系。
其次，作者探讨了皇帝南巡期间如何处理江南汉族商人和士人两大精英集团的关系，也探讨了民间对清帝南巡的反应。乾隆固然能够通过高超的政治手段驾驭商人、士人，让他们不得不依赖于朝廷的威德，但沈德潜的案例说明，尽管朝廷和江南士人之间曾经有过很愉快的合作，有过“双赢”，可是一旦触及到政治理念的底线，表面上的和谐便很难维系，即使像沈德潜这样受过朝廷太多恩宠的人也不自觉地滑向另一边，而费尽心机的乾隆帝也就毫不含糊打破那种微妙的平衡。至于民间舆论，或许只是道听途说，但它经常处于一种对朝廷意识形态的反动状态中，正是民间舆论让乾隆帝有了最后两次南巡，也让南巡有了太多的传说。这让我们看到在这个表面上的繁荣、强盛的多民族帝国，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与冲突在18世纪一直这样或明或暗地存在着，到19世纪也许会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直到清朝结束。在此过程中，它也决定了清朝在政治上总要面临的另一个问题：那就是统治的合法性到底如何确立？
第三，清朝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帝国，如何理解它的合法性？这个问题从清朝建立直至它结束一直是困扰它一个主要问题。显然，乾隆帝通过南巡想要表达的是“民族的、宗室的满族至上主义”，他要通过构建这种政治理念，整合汉族士人的意识形态，让他们接受满族人的意识形态，其目的无非是论证满族王朝的合法性。岸本美绪也曾将这样的问题归纳为“十六世纪问题”。即在十六世纪的大混乱中，旧的秩序已经崩坏，新的体制尚未形成，人或商品、货币的流动迅速活跃化。新政权到17世纪逐渐建立，包括中国的清朝、欧洲国家和日本，都是近世国家，都要回答16世纪遗留下来的问题之一就是，以何种正当性理论来处理这种多样性问题，以实现国家的整合。美国的阿尔泰学派的研究强调清朝国家的满洲特性，主张没有被完全汉化的满洲认同才是清朝成功的关键，也就是欧立德所说的满洲之道：不放弃武艺和质朴。清朝是一君万民的统治体制，不允许其他特权集团的存在。一方面继承明制，另一方面则极力保持和维系作为战斗集体的八旗的结合力和忠诚心，控制并整顿八旗组织，统合于以皇帝为中心的帝国之下。
张勉治此书通过对南巡研究更清楚的表明这一点，不但将新清史的观点推进到一个意识形态的层面，也在进一步揭示、修正着过去被中国强大的民族主义所掩盖的清代历史的内涵。然而，尘埃落定，张勉治的叙述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盛世繁荣下意识形态方面的暗流涌动；让我们看到，在政治、军事上的成功之外，具有民族主义内涵的意识形态的整合，对一个多民族的帝国来说多么具有挑战性，是一个无论是恩赏、武功，还是文狱、杀戮，都难以解决的问题。高傲的乾隆帝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也一直努力去改变，但似乎收效甚微。意识形态不统一导致的对满族人统治的挑战还将一直延续，一直影响着清帝国的方方面面。到二十世纪初这个王朝结束及结束以后，民族主义将走得更远，推动着中国人义无反顾地去呐喊、运动、战争和浴火重生，直至现在。
[1]《钦定南巡盛典》，卷首上，1a—b页。
[2] 张勉治（Michael G. Chang），2001年毕业于加州大学圣地亚戈分校历史系，现为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历史系副教授。自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张勉治就一直致力于清帝南巡的研究，其博士论文为《马背上的王朝：满洲少数民族宗室统治在中国的建立，1751——1784》。2007年，历经十年之功后，张勉治终于将其书稿付梓印刷，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3] 岸本美绪《“后十六世纪问题”与清朝》，《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2005年5月）。
[4] 韦伯此概念的英文为patrimonial bureaucracy，中国学者在反义词概念时常有差异。何怀宏在《世袭社会的解体》中将其翻译为“家产官僚制”，黄宗志则在《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中国乡村研究》第五辑， 2007）一文指出：“韦伯在他的两个理想政府类型“世袭主义君主制度”和科层制（“官僚制”）之间作了重要的区分。前者以一个把国家当作统治者个人领地的世袭君主制度为其特色；后者以一个非人格化的，带薪官僚阶层行使专业职能的现代政府为其特色。”
[5] 《清史稿》卷305。
[6] 罗斯基（Evelyn S.Rawski）Reenvisioning The Qing: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刊登于《亚洲研究学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96年11月第4期
[7] 司徒琳着 范威译《满学研究》第五辑，民族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8] 卫周安（Joanna Waley - Cohen）《新清史》(The New Qing History)，《清史研究》2008年1期。原文发表于Radical History Review, 第88期（2004年冬）。
[9] 米华健（James Millward）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新清帝国史：内陆亚洲帝国在清代承德的形成》），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2004。
[10] 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1934—1984），被认为是唯一在伯希和之后能和伯希和在掌握内陆亚洲研究语言和文献上抗衡的学者，而且也是在史学眼光上超过了伯氏的人。他的学术贡献主要在四个方面：即伊斯兰在华史，东土耳其史，蒙古史和满清史。Fletcher 很早指出满清统治手段的多样和灵活。在他为剑桥中国近代史第十卷所撰写的三章里，他也和费正清的重要观点持相反的立场。费氏以为中国近代的主要变迁发生在沿海，而 Fletcher 则认为晚清以来的情势变化，关键在内陆亚洲部分，只有照顾到满蒙藏突地区的稳定，帝国才得以延续。剑桥中国近代史第十卷出版后受到学界严厉的批评，唯独 Fletcher 所写的三章受到称许。可他英年早逝，未来得及出版太多成果，被认为是美国史学界的最大损失。现在美国的很多学者都认为新清史的发展受弗莱彻的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