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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甲午中日海上角逐与制海权问题

戚其章
在甲午战争中，日本获胜，中国战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对此，论者多有论列，见仁见智，各有说辞，皆给人以启迪之益。所不足的是，惟对战争结局与制海权的关系问题，则鲜有论者。本文拟作初步探索，权当引玉之砖。
　 战前中日海权观念之比较
海军战略的理论核心，是海权问题。对于中日两国来说，对夺取海上控制权的重要性的认识，都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便开始认识到，“取胜外洋，破浪乘风”为西洋“长技”（注：《林则徐集》奏稿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76页。），并主张建立一支能够纵横海上的“船炮水军”（注：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4页。），以夺敌人之所长。魏源继承和发扬了林则徐的海防思想，强调“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注：《魏源集》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70页。）。林、魏的朴素海权观在当时是超前的思想，曲高和寡，故“议军务者，皆曰不可攻其所长，故不与水战，而专于陆守”（注：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3页。），自在意料之中了。
到19世纪中期、特别是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海防问题始引起朝野的普遍重视。当时总理衙门有切筹海防之奏请，清廷发给沿江沿海督抚将军详细筹议。在他们的复奏中，观点歧异之处甚多，甚至针锋相对，或主海防，或主江防，或主陆防，或主塞防，或主海防塞防并重，不一而足。这些论者虽观点互异，各从不同的角度立论，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大都主张海陆之防不可偏废，而尤侧重陆守。如两江总督李宗羲提出：若论筹防，“仍以水陆兼练为主”，“尤以急练陆兵之法”。（注：宝ｙúｎ＠①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00，北平故宫博物院1929～1930年版，第2～3页。）李鸿章是当时海防论者的重量级代表人物，他主张在“北、东、南三洋须各有铁甲大船二号”，“专为洋面游击之师，而以余船附丽之”。这与“专于守陆”的主张相比，自然是很大的进步。但他主张设置外海水师铁甲船的目的是“随时游击，可以防敌兵沿海登岸”，所以特别强调：“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本。”（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卷24，第13、17～18页。）可见，他的海军战略只是建立在“守”字之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卷19，第47～48页。），也就是说专为“防敌兵沿海登岸”，实际上仍未跳出海岸守口主义的窠臼。
在近代中国，最早主张海军须采取攻势战略者是郑观应。他在1875年写成的《论水师》一文，即主张海岸炮台与海外水师相为表里，更要特别重视铁甲船的作用。此主张不无道理。“夫权者，无形之物也，视国力之强弱而已。力强则权大，力弱则权小，此一定之势，实无可争。”（注：《重兴海军议》，《时报》乙巳七月十七日；《东方杂志》2卷10期（1905年），第323页。）无形的海权是建立在有形的海军实力之上的。惟其如此，必以战为守。他指出：“查前代但言海防，在今日当言海战”，必须发挥大队水师在海外的“冲突控驶”作用，以“争雄于域外”（注：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8～129、215～216页。）。其见解比当时的海防论者更胜一筹，惜乎未见有响应者。
1879年发生的日本吞并琉球事件，再次唤起了朝野对海防问题的极大关注。是年秋，刚从外国学习归来的两位海军留学生刘步蟾、林泰曾上《西洋兵船炮台操法大略》条陈，更进一步提出：“求最上之策，非用铁甲等船自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译署函稿卷10，第7页。）此条陈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内阁学士梅启照奏称：“战、守、和”三字一以贯之，能战是根本，而“战则必须大铁甲船”（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7页。）。候补道王之春甚至提出：“将来出征剿，必须铁甲船数十号，以备战攻。”（注：王之春：《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77页。）这些言论颇受李鸿章赞赏，也使他的海防战略思想向前进了一步。他在《议复梅启照条陈折》中认为，外海水师“所以不能不设者，以其化呆着为活着也。……果能以全力经营，将来可渐拓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北洋三省皆在捍卫之中。”（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卷39，第34页。）“化门户为堂奥”是什么意思？对此，薛福成于1881年夏所草《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作了具体的说明：“北洋水师成军以后，……一旦有警，则以铁甲及大兵轮船分排横亘于旅顺、北隍城岛之间，扼截敌船，不使北上。即有一二闯越者，彼接济既断，又惧我师之袭其后，心孤意怯，必且速退。如此则大沽、北塘不守自固。燕齐辽碣之间，周围洋面数千里竟成内海，化门户为堂奥，莫善于此。”（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页。）李鸿章认识到海军的机动作战能力，且可将海防领域由海口拓展到远岛，自是一大进步，但他却不敢去想制海权的问题。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以后，提督丁汝昌以下多主张增置战舰，将来海上作战须采取攻势。1889年和1890年之交，丁汝昌曾在朝鲜全罗道西南角的长直路一带进行过探测，考虑到一旦中日发生战争即可以此处为舰队之根据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他致电李鸿章：“各舰齐作准备，俟陆兵大队调齐，电到即率直往，并力拼战，决一雌雄。”（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电稿卷15，第56页。）及至日本海军在丰岛海上袭击中国军舰后，左翼总兵镇远管带林泰曾又力“主执攻击论，将以清国全舰队扼制仁川港，进与日本舰队决胜负”（注：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卷7，刊年不详，第245页。）。连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也认为：“凡两国战事，隔海者以先得海面为胜。”“先得海面者”，夺取制海权之谓也。故他指斥：“借口守防，使海军逍遥无事”为“失机”，主张“严饬海军选择勇将，令在海面与倭决战”（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册，第105页。）。但是，李鸿章对这些意见皆未予采纳。消极的“保船”思想成为北洋海军作战的指导方针。在此情况下，就根本谈不上夺取制海权了。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虽大力发展海军，但海权观念相当薄弱。在发动甲午侵华战争之前，日本参谋本部对掌握制海权的重要意义也是认识不足的。当时，以参谋次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为代表的“陆军万能”论者，相信“果遇战争，但有陆军，已足言战”。至于海军的作用及掌握制海权的必要性，则未被重视。海军省主事海军大佐山本权兵卫对此提出质疑：“姑无论陆军如何精锐，果欲用之于海外，而不以海军取得海上绝对安全，终必归于败降，……夫海军之主要任务，则在掌握制海权，进而迫近敌地以压服之，或组陆战队登陆，占领据点，或掩护陆军前进，与敌抗战，或炮击敌国重镇，或杜塞敌国物资，或破其谋，或伐其交，多歧多端，任务复杂，若专视海军为陆军输送补助机关，是不知海军使命，不足与言国防用兵也。”（注：世界日报海事编译局编：《海事》，第9卷6期(1936)，第50～51页。）
山本权兵卫的意见受到日本军政首脑的高度重视。于是，参谋本部即根据山本的意见制定了海防统筹兼顾的作战计划，即所谓“作战大方针”。其主要内容是：第一，如海战大胜，掌握了黄海制海权，陆军则长驱直入北京；第二，如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则固守平壤，舰队维护海峡的制海权，从事陆军增遣队的运输工作；第三，如日本舰队大败时，陆军则全部撤离朝鲜，海军守卫沿海。（注：藤村道生着、米庆余译：《日清战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78页。）并以争取实现第一项为基本战略方针。
战争未起，而仅从中日双方海军战略的制定看，其优劣高下似已判然有差了。
　战争初期中日双方的海上角逐
1894年7月25日发生的丰岛海战，是日本海军为实施“作战大方针”而对北洋舰队进行的海上袭击。这只是小规模的海战，一般不足以影响战争的全局，更不能以此决定制海权究竟属谁。所谓制海权，就是舰队在海上行动的自由权。这正是舰队的命脉所在。惟其如此，作战双方都要力争主动。
日本为争得海上行动的主动权，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为贯彻既定的战略方针，日本军事当局着重抓了两件事：一是对日本舰队进行整备，先将常备舰队与西海舰队合编为联合舰队，以便于统一指挥。继之进行内部改编，下辖本队和三个游击队，以适应随时机动之需要；二是相机谋取舰队之前进根据地，即随着战局的发展，不断将前进根据地从朝鲜西海岸北移，以扩大对朝鲜半岛西海岸海域的制海权，从而掩护陆军陆续登岸，以实现“从海上应援陆军，使其完成进击平壤之功”（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册，第239页。）。
与此同时，日本联合舰队还采取了谋取海上主动权的各种手段。这些手段主要有三：
其一，冒挂第三国舰旗。这曾是一个疑案。据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黄海之战打响前日舰先“悬美国旗”，及至两军愈近始“尽易倭旗”（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册，第66页。）。论者疑之，大都不敢引用。查李鸿章电稿，内有旅顺及威海营务处致李电，皆称：“顷见日船在岛外游弋，间有挂英旗者。”（注：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电稿二，第876页。）再览总理衙门档，又发现两封电报，一是烟台统将孙金彪致李鸿章称：“昨德商自韩来谓，途遇倭船假用英旗”；一是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致李鸿章称：“查倭人狡计百出，其兵商各船往往假用他国旗帜，往来朝鲜海面，幸图影射。且借用他国旗号，时刻无定，见德船则升英旗，见英船或升法旗。”（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册，32～52页。）孙、丁所报情况是否属实？当时，总理衙门曾以此照会各中立国驻华公使。英国公使欧格讷(Nicholas R.O'Conor)复照认为：“查冒用他国旗号，所犯匪轻，该船应科以重罪。”但又称日本船是否曾用英旗“难以确知”（注：《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台北1972年影印本，第3466、3516页。）。故此疑案仍莫能明。前几年从日本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发现的《二十七八年海战秘史》未刊稿，终于揭开了这个谜。未刊稿中几次提到冒挂第三国旗事，如其一称：“为不使敌人觉察我们的侦察行动，特悬挂外国军舰旗帜，即12月8日和9日挂美军舰旗，10日挂英军舰旗。”（注：日本海军军令部编纂：《二十七八年海战秘史》（未刊稿，日本防卫所图书馆馆藏），卷4，第3页。转引自中ｚｈǒｎｇ＠②明《关于日本海军的〈二十七八年海战秘史〉》，载戚俊杰、刘玉明主编《北洋海军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至此，疑案始成为铁案。靠冒挂第三国旗的手段来逃避中国军舰的拦截，虽属侵犯第三国利益的不法行为，却使日本军舰能够浑水摸鱼，毫无顾忌地航行于黄海海域。
其二，扰袭北洋海军的基地。在战争初期，中日海军力量在总体上大致旗鼓相当，但在某些方面日本则占有一定的优势。尽管如此，并不意味着日本海军就具有战略优势，其海上主动权的发挥是受到相当限制的。因此，监控北洋舰队的行踪并打乱其部署，便成为日本海军此时的首要任务。为此，早在日本挑起战争之前，其海军当局便急调老牌间谍宗方小太郎到烟台，以担此重任。他曾两次潜入威海卫军港，又多次命所收买的奸细频繁往来于旅顺、威海、天津与烟台之间，随时掌握北洋舰队的动向，以经由上海转报日本国内。如在8月6日，他就将一份关于北洋舰队动静的密函，托公使馆书记官中岛雄带给上海的潜伏间谍黑井悌次郎转报东京。此报告断定中国海军“已舍去进取之策，改为退守之计”，建议以舰队“突入渤海海口”，将北洋舰队“诱出海面”，然后伺机“一决雌雄”（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册，第114～115页。）。日本海军当局对此建议十分重视，决定命各游击队不时游弋于渤海海口内外，并伺机对要港进行扰袭。从此，旅顺、大连、秦皇岛、成山、威海卫等处海面常见日舰的踪迹，使清政府难测日军之意图所在。8月10日，日本军舰突然对威海卫发动袭击，当地告急电报纷至沓来，清廷大为震惊。（注：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6（北平，1932），第36页；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866～867页。）此时，丁汝昌正率北洋舰队主力到达朝鲜大同江口，清廷当即降旨命其速回。这样一来，北洋舰队反而处处被日本牵着鼻子走，海上行动的主动权就自然地落到了日本手中。
其三，制造直隶海岸登陆的假象。在扰袭威海卫的同时，日本一面派舰队游弋于渤海，一面大肆散布“赴山海关、秦皇岛截夺铁路”的谣言，以示人以假象。李鸿章一时难辨真假，想到有备无患，当即向丁汝昌下令：“此正海军将士拼命出头之日，务即跟踪，尽力剿洗，清洋面为要。”（注：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电稿二，第876页。）总理衙门为查实此事，特约见英国公使欧格讷。欧格讷称：“现有一密信甚紧要：日本预备许多船，可以运二三万人，意在由海登岸内犯，数日即能到京。”问以：“他在何处登岸？”答曰：“山海关至北塘，处处皆可上岸。”又约见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彼亦有同见，认为：“恐明后日彼必设法上岸。”又谓：“我料他有两路：一由山海关，趋向近畿；一由牛庄，趋向奉天。”他们说得有声有色，充当日人的传话筒，不由得总理衙门的亲王大臣们不信。于是，清廷连连降谕，催促业已出洋的北洋舰队回航。如其一称：“倭船运兵驶赴北洋海面，意图登岸滋扰，事机甚紧，亟应加意严防。丁汝昌所带兵船现在何处？着李鸿章严饬令速赴山海关一带，遇贼截击，若能毁其数船，以足ｈｕàｎ＠③前愆。”其二称：“丁汝昌巡洋数日，何以未遇一船？刻下究在何处？尚无消息。李鸿章已专船往调，着再设法催令速回北洋海面，跟踪击剿。该提督此次统带兵船出洋，未见寸功，若再迟回观望，致令敌船肆扰畿疆，定必重治其罪。”在朝廷严旨催令下，丁汝昌率航迅赴“直奉海面巡缉”，发现“日船并未直赴山海关，大沽口更无日船游弋”，这才知道先前所传纯属“误听谣言”（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册，第31～36页。）。日人施出一个小小的手法，就逼得北洋舰队凭空地去捉迷藏，东寻西找而一无所获，怎能不处于被动的境地？
所以，尽管从理论上说，从战争爆发迄于中日海军黄海决战，双方都还未掌握制海权，但由于日本海军采取了上述手段，在事实上已经基本赢得了海上运动的主动权。
与日本的情况恰好相反，直到战争打起来以后，在清政府内部仍未形成统一的作战计划。朝中的主战派官员也好，李鸿章本人也好，都不能真正做到知己知彼，故不可能制订一套正确的战略方针。当时，中国海军与日本相比较，其优势有二：一是拥有7000吨级的两艘铁甲舰定远和镇远，为日人所畏惧；二是拥有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舰队，若集中领导，进行统一编队，其攻防力量必将加强，有利于争取海上主动权。日本大本营在制订“作战大方针”时，其主要的顾虑也正在此。但是，若将北洋舰队单独与日本海军相比，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这样一来，北洋舰队除两艘吨位大、装甲厚、重炮多的铁甲舰外，其余在数量、总吨位、舰龄、航速等方面皆有逊色，而速射炮一项尤为日方所独长。故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海军中将斐利曼特(Freemantle)评论说：“是役也，无论吨位、员兵、舰速，或速射炮、新式舰，实以日本舰队为优。”（注：世界日报海事编译局编：《海事》，第10卷1期(1937)，第41页。）这是实事求是之论。这足以说明，如果清政府能够扬长避短，发扬已有之优势，制订正确的海军战略战术，是完全可能争得海上主动权的。
将全国四支舰队集中编队，统一指挥，象日本海军所做的那样，这是个看似容易做到的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却成为难题了。当然，在清朝官员中，不是没有人认识到集中全国海军力量的必要性。如驻英公使龚照瑗即曾向李鸿章建议：“若有战争，必先在海面。我胜则不患倭不退，否则运兵饷必阻截。如真开战，度倭力势不能遍扰南洋各口，乘战事未定，将南洋得力各兵轮酌调北听差，以壮声势，……迟恐阻截，借口不前。”此建议非常及时，也非常符合实际，且具有预见性。如果它被采纳的话，那么，北洋不仅守口有余，还可以编为数队，近则巡游黄海，近控朝鲜西海岸，远则径窥日本近海，完全可以掌握海上的主动权。这对于日本侵略计划的执行来说，必定会增加极大的困难。然而，李鸿章却不这么看，他以为：“南省兵轮不中用，岂能吓倭？”（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册，第565、568页。）枢府诸臣更是昧于外情，完全不了解日本的战略方针及主动方向，不但下令调拨南洋数舰分防台湾，而且还想从北洋抽调军舰赴台防守。在这种情况下，北洋海军只能独力抗敌，正所谓“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卷78，第62页。）了。
退一步说，即使单靠北洋舰队自身的力量，只要战略战术对头，也不是不可能克敌制胜。对于北洋舰队来说，在稍处劣势的情况下，若能采取积极防御与伺机进攻并重的方针，以清军控制朝鲜半岛西海岸和渤海海口基地为依托，及时捕捉战机，给敌舰以沉重打击，从而获得黄海制海权，是有成功的希望的。但是，从战争爆发之前看，李鸿章即倾向守势，甚至盲目自信，夸口称：“就北洋防务而论，各口频年布置，形势完密，各将领久经战阵，固属缓急可恃，即甫经创办之海军，就现有铁快各艘，助以蚊雷船艇，与炮台相依辅，似渤海门户坚固，敌尚未敢轻窥。即不增一兵，不加一饷，臣办差可自信，断不致稍有疏虞，上劳宵旰。”（注：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4，第5页。）事实上，当朝鲜形势趋于紧张之际，丁汝昌每次率舰队出海游巡，李鸿章总要提醒他不可冒然接仗，“此不过摆架子耳”（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卷16，第2页。）。7月22日下午，丁汝昌拟率海军大队赴朝鲜牙山，认为“大队到，彼倭必开仗”，并表态说：“惟船少力单，彼先开炮，必致吃亏，昌惟有相机而行。倘倭船来势凶猛，即行痛击而已。”23日上午，李鸿章复电虽称“大队到彼，倭未必即开仗”，并讥丁胆怯，但他自己也并无把握，所以令丁不必出海，结果发生了25日济远等舰在丰岛被袭事件。否则的话，海军大队如按原定计划出海，当不致吃此大亏。26日，即丰岛海战发生的第二天，李鸿章为装样子，始令丁汝昌率舰出海，却又谆谆嘱咐：“汝即带九船往汉江洋面游巡迎剿，惟须相继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仍盼速回。”（注：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电稿二，第804～805页。）
此后，随着战局的发展，李鸿章也始终未放弃消极的守势战略。对于李鸿章的做法，丁汝昌是极为不满的。当7月23日制止海军大队出海的当天，丁汝昌便在致友人书中写道：“海军进止，帅意日一变迁，殊令在下莫计所从也。昨者之电，意在令昌亲带大队赴牙，今日之电，复又径庭。只有将应需所未备逐事通筹至足，以待调遣之明命耳。”由于李鸿章的朝令夕改，致使丰岛首战失利。不仅如此，丁汝昌此前提出以朝鲜大同江口为前进根据地的计划，也为李鸿章所否定。丰岛首战失利后，谕旨严责，言官交弹，都把责任归诸丁汝昌身上，他有口难辩，只能通过书简向友人倾诉：“大同江一口，当肇衅之始，叠经电请，……预筹水陆进踞协守，实见此着。水军中途有所驻足，陆军后路恃以疏通，并足以杜穷寇西窥之路。乃上月廿帅电谓不急。而防守该口之具，必期悉臻严固，实非咄可立办。……今内意，事到临头遽以赴守大同江口为急务，多布水雷，而水雷究何从出耶？此外，如协守之陆队，防口之炮台，漫无筹议。”（注：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9、213页。）在消极的守势战略指导下，战守皆失其宜，也就势所必然了。
李鸿章海军战略思想的核心是“保船”二字。山本权兵卫有云：“其无能掌握海权者，斯不克制敌以操胜算，此古今东西莫易之义，史乘往例，乃其雄辩明证也。”（注：世界日报海事编译局编：《海事》，第9卷6期(1936)，第50页。）而李鸿章却仅仅把海军看成是一种单纯的威慑力量，至于夺取制海权则是他从来不敢想的事情。所以，他很不放心舰队出海作战，因为他认为：“我军只八舰为可用，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近畿门户洞开。牙山军覆，何堪海军复被摧折？”（注：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6，第11页。）其畏敌心理暴露无遗！这正是李鸿章海军战略的要害所在。对于他的“保船”，还千方百计地加以辩解：
倘与驰逐大洋，胜负实为可知；万一挫失，即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急。惟不必定与拼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不特北洋门户恃以无虞，且威海、仁川一水相望，令彼时有防我海军东渡袭其陆兵后路之虑，则倭船不敢全离仁川来犯中国各口。彼之防护仁川各海口，与我之防护北洋各口，情事相同。观于前次我海军大队游巡不同江口，彼即乘虚来窥威海、旅顺，迨我海军回防，则倭船即日引去，敌情大概可知。……盖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用兵之道，贵于知己知彼，舍短用长，此臣所为兢兢焉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以求谅于局外者也。（注：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8，第28页。）
听起来似乎倒也头头是道。但主要的问题在于：靠消极防御的办法来“保船”，是不可能将船保住的，又怎么能够“制敌”？
日本舰队第一次扰袭威海后，李鸿章“恐日本大队船尾追入北洋”，电嘱丁汝昌：“此后海军大队，必不远出；有警则兵船应全出口迎剿。”（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册，第269页。）清廷也因有“日本俟我防懈，必有猛攻大沽之举”的传言，严谕丁汝昌：“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阑入。倘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注：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7，第26～27页。）这就等于认可了李鸿章的“保船制敌”战略，从而完全放弃了黄海的制海权。
　丧失制海权与北洋舰队的覆灭
在整个甲午战争进程中，战争初期十分关键。因为在战争初期，对于中国来说，是有多次采取攻势机会的。事实上，丰岛海战发生后的一段时间里，日本一方面还没有在朝鲜站稳脚步，而往朝鲜运兵又需要海军护卫，故不希望双方舰队及早决战；另一方面，一时尚不完全了解北洋舰队的意图，故暂时不敢运兵从仁川登岸，而将联合舰队的临时锚地设在朝鲜西海岸的南端，以便于进退。所以，从各方面的情况看，北洋舰队在此时采取进攻行动是有利的，而且有多种可供采择的切实可行的方案。例如：
（一）在7月28日以前，北洋舰队出动掩护，运送五、六营或更多的清军精锐从牙山登陆，以增援牙山驻军，不仅会避免成欢之败，甚至可能取得陆上首战之捷。
（二）在8月5日以前，趁日本大岛混成旅团南下尚未回师之机，也正汉城空虚之时，北洋舰队以主力战舰进扼仁川口，并护运10余营劲旅登岸，兼程突袭汉城，不仅该城唾手可得，且可断大岛混成旅团退路；再檄聂士成所部清军从南夹击，朝鲜战局必为之改观。
（三）北洋舰队在此期间完全有能力控制江华湾，因日本联合舰队在此处仅有少数船只往来，且其中多是弱舰，对其发动袭击，必可沉其数舰，给敌以沉重打击，有利于我掌握黄海之制海权。
由此可见，在战争初期，正是北洋舰队采取攻势的大好时机，但却未及时捕捉而稍纵即逝，终于铸成难以挽回的大错。
中国方面既自动地放弃了黄海的制海权，日本海军便一面将大量陆军和辎重护运至朝鲜，为发动平壤战役做准备，一面封锁大同江口，以配合陆军对平壤的进攻，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根据日本大本营制定的作战计划，日本联合舰队的下一步棋，就是寻找时机与北洋舰队决战了。黄海之役，实为中日海军主力的一次大决战。如果说前此是中方自动放弃黄海的制海权的话，那么，日方便是通过此战而夺得黄海的制海权的。
经过黄海海战，北洋海军力量大损，“失船五号，余多被损赶修”，已经无法“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了。李鸿章苦思无计，这才想起了当初龚照瑗从南洋调舰的建议，遂示意津海关道盛宣怀致电翁同ｈé＠④、李鸿藻，乞助成此事。其电云：“目前倭以全力图犯渤海，必不旁及南洋，可否请旨电饬南洋、台湾，暂调南琛、南瑞、开济、寰泰四船至威、旅帮助守护，暂听北洋差遣，以济眉急。”（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集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6页。）清廷决定“暂调南瑞、开济、寰泰三船迅速北来助剿”。南洋大臣刘坤一则要求免派，复奏称：“东南各省为财富重地，倭人刻刻注意，饷源所在，必须格外严防。……前敌与饷源均关大局，不敢不兼筹并顾，再四思维，各船实难暂离。”（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册，第127页。）李鸿章亲自致电乞请，也无结果。（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电稿卷18，第1页。）后形势愈趋危急，清廷再次降旨调南洋四轮北上，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虽不拒绝，却要求北洋派人将四舰管带全行更换，再率以北行。（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电稿卷18，第38页。）实是以此借口拖延不办。龚照瑗的话不幸言中了。
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李鸿章仍然寄希望于“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电稿卷78，第62页。）的方针。所谓“严防渤海”，其实办法无多，只能令北洋舰队游弋威海与旅顺之间。当时，北洋诸舰尚在旅顺上坞修理，不能整队出海。李鸿章电令在旅顺疗伤的丁汝昌：“不日直、奉必有大警。定、镇、靖、济、平、丙六船，必须漏夜修竣，早日出海游弋，使彼知我船尚能行驶，其运兵船或不敢放胆横行；不必与彼寻战，彼亦虑我蹑其后。……用兵虚虚实实，汝等当善体此意。”他还特意要求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先“择要修理，如炮台等，其木板舱房各件可缓”，只要能早日出海就行。相信“此二船暂往来威、旅间，日运兵船必不敢深入，关系北洋全局甚大”（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电稿卷18，第2～4页。）。本来，他的“严防渤海”方针就不是以实力为基础，又无别的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不过是摆摆架子而已，而随着旅顺口的陷落，最后连空架子也摆不起来了。
日本在辽东得手后，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提出了进攻威海卫和攻略台湾的新方略。此后，大本营决定组建“山东作战军”，并传令联合舰队协同陆军攻占威海卫，消灭北洋舰队。日本联合舰队制定了周密的掩护陆军登陆和协同陆军作战的《联合舰队作战大方略》，其中包括《护送陆军登陆荣成湾计划》、《鱼雷艇队运动计划》和《诱出和击毁敌舰计划》。
北洋舰队退守威海后，可战之舰仅余定远、镇远、靖远、来远、济远五艘。其中，来远舰在黄海之战中受伤最重，到旅顺紧急时才修好一半，因怕被敌舰堵在口内，勉强驶回威海。镇远舰又在驶回威海入口时被礁石擦伤，连修一个多月始勉强补塞，已难出海作战。这样，即使想采取攻势也绝无可能了。鉴于这种情况，朝廷谕李鸿章悉心筹酌。于是，李鸿章致电丁汝昌，提出了“水陆相依”的作战方针，令其妥筹实施方案了。丁汝昌与洋员、水陆诸将合议后，复电称：“倭若渡兵上岸来犯威防，必有大队兵船、鱼雷艇牵制口外。……若远出接战，我力太单，彼船艇快而多，顾此失彼，即伤敌数船，倘彼以大队急驶，封阻威口，则我船在外进退无路，不免全失，威口亦危；若在口内株守，如两岸炮台有失，我船亦束手待毙，均未妥慎。窃谓水师力强，无难远近迎剿，今则战舰无多，惟有依辅炮台，以收夹击之效。……倘倭只令数船来威，我军船艇可出口迎击；如彼船大队全来，则我军船、艇均令起锚出港，分布东、西两口，在炮台炮线、水雷之界，与炮台全力抵御，相机雕剿，俾免敌舰闯进口内。……要之，（威海）地阔兵单，全恃后路游击有兵，以防抄袭，方能巩固。”（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电稿卷19，第37～38页。）这个，“舰台依辅”方案，就是“水陆相依”方针的具体化。李鸿章认为“似尚周到”，并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根据当时敌我力量对比，北洋舰队被迫采取从近海防御退到守御海口的“舰台依辅”方案，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个方案必须有后路的保障，即丁汝昌所说“全恃后路游击有兵，以防抄袭，方能巩固”也。山东巡抚李秉衡亦有同见，认为“敌图威海，必先由后路登岸”（注：戚其章辑校：《李秉衡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553页。），并提出：“合观形势，非另有大枝游击之师，不足以资策应。”（注：戚其章辑校：《李秉衡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159页。）然而，此建议的战略意义并未为朝廷所重视，反而受到种种干扰，以致未能顺利实施。及至威海陆路失守，“水陆相依”已无可能，港内的北洋舰队余舰也就很难久撑，终于未能逃脱全军覆没的命运。
通过中日海军战略的对比，可知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打败，事非偶然。战争的胜负，不仅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而且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挥的能力。在以弱敌强的情况下，后者尤为重要。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即制定了以夺取制海权为目标及海陆统筹兼顾的战略方针，对其获得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相反，北洋海军却一开始即采取消极方针，自动把海上主动权让与敌人，以致在丰岛海战后错过了不少采取攻势的好机会；黄海海战后又完全放弃了黄海的制海权，只能坐视日军从花园口登陆以陷旅顺；其后被迫采取以威海基地为依托的海口防御方针，但在陆上后路全无保障的情况下，也只能走向覆灭。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开始创建海军，也达到一定的规模，但满足于浅尝辄止，缺乏真正搞上去的决心，并忽视了对近代海军战略理论的深入研究与掌握，以致与长达近30年的发展海军的历史机遇失之交臂，成为这场历史悲剧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应该永远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