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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书摘：高王凌：回忆创办留美历史学会的日子

转贴自：《在美国发现历史——留美历史学人反思录》
回忆起来，在美国成立一个留学生历史学会，并非是我个人的想法。据我后来了解，有好几个同仁都有过类似的打算，只是出于种种原因，力所未及而已。当时，中国大陆留学同学已在美国建立了经济学会和政治学会，社会学会一度也在筹建之中。
1986年秋天，我作为路思学者（Luce Fellow）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但我也不是到美国以后才有这一打算的。从个人的角度来说，颇有“一展身手”之意，但从客观立场，也可以说“事出有因”。因为在北京已有过类似的经验，这一次则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希望思想学术交流的大门再不关闭。
据朋友回忆，80年代初期，受到以经济改革为中心的社会变动的冲击，北京高校一批年轻的历史学者感到历史学必须改革创新，开始酝酿新史学运动，希望在思路和方法上有所突破。前前后后凑到一起，有李零、唐晓峰、刘北成、郭晓凌、郭方、阎步克、潘绥铭、尚晓原、徐小光、陈小于、李开元、王友琴（这五位后来都到了国外），以及已在美国的尹良武等人。又经宋丽娜联系，已故包遵信先生也几次参加，并预拟出版一套新编历史丛书。因此，在1986年夏天赴美前夕，我们几个朋友已一起商议建立留美历史学会之事（唐晓峰回忆）。我也把一些对史学的新探讨带到美国发表（如李零：“中国史学现状的反省”，《知识分子》1987年夏季号）。
所以到美国不过一月时间，经过与新、老朋友商议，我就去拜见魏斐德教授（F. E. Wakeman）。魏斐德是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此时担任全美社会科学理事会主席，我在北京曾跟他见过面，讨论一些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等）。在纽约的理事会办公室里，我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表示理解和支持。还热情的对我说，你们的打算也许不需要那么费劲，只要我们理事会通过，其实就可以了。这是完全没想到的，我的心情可想而知！
当然，终因理事会中某位华裔理事的不同意见（这里就不提他的名字了），我们的构想未能实现。我们还不得不走那条艰难的筹办道路。
首先面临的是筹资、注册等问题，它不是随便说说那样容易的。召开一个全美范围的大会，没有资助就不可能。其次，也许更重要的，就是跟各路的留学同学联系。与国内情况不同，在这里几乎每一个同学都会反问：为什么要办这样一个学会？如果听你说的不合心意，他可能就不来参加。为了联系这些历史学和相应人文学科的同学，我可是打了不少电话。
其中也有一些关键人物，比如说李岩吧。那时好几个同学提到她，说你如果能得到她的帮助，这事就大有希望；否则可能就办不成。言外之意，也就很难得到其他同学的支持。所以不久我就跟李岩通了电话，第一次去哈佛大学，就拜访了她。
我很幸运，李岩答应“出山”，参加学会的筹建工作。在随后的日子里，她几乎单独完成了那些法律事务（而且自己承担了不少经费支出）。这太重要了。没有她和其他朋友的努力，学会的成立是不可想象的。
在纽约协助我的，主要是王希。在那个暑假里，我们一起做了很多大会的预备工作，比如取款、联系旅馆等等。记得从银行里取出上千美元预付房租，走在纽约的大街上，还有一点紧张呢！
真的办起来，筹资好像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在1987年4月波士顿的亚洲年会上，我会见了梁恆和他的助手，幸运的获得了资助的允诺。
这样就可以全面的开展学会的组织和大会的筹备了。
8月，李岩完成了注册工作。学会遂以会长高王凌的名义在美国注册。
接着，取得基金会资助的数千美元，以为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留美历史学人（包括其他一些人文学者）开会之用。
9月，大会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召开。到会50余人，分别从全美各地赶来。
大会由高峥主持，我做了第一个发言，报告有关学会组建的一切。参加我们大会的有唐德刚教授，他鼓励我们新一代留美学子做一个“通吃派”（此文收入他的《史学与红学》一书在大陆出版）；黄仁宇教授也从纽约州赶来，为我们作了热情的演讲，还有其他朋友，和友邻学会的同仁来为我们贺礼。关于大家发言的内容，在香港有一篇全面的介绍。
经过在美国的十几个月时间，我进一步意识到中国事情的深刻性，非要一个长时期的文化建设不可（几年后余英时先生对我说须要50或100年时间），也不是个人的学术专业所能勾当的。所以回国以后，我就着手建立一个历史文化“交流中心”（在一定程度上与留美史学会相对应），也有朋友拉我一起组建一个（民间半民间）的包含多学科的“研究院”，或在一个大“俱乐部”里，为我们历史文化部分预留一席之地。尽管这些最终都未获成功，但谈到这些，也算是一个完整的交代吧。
我在大会之后不久，就回到中国。大多数朋友则留在了彼岸，留在了我的记忆的深处，不时唤起我的感念。
现在学会已经存在了二十多年来。它由一个“小宝贝”变成了一个“大小伙儿”。我已经不再参加它的工作，也很长时间没有和它联系。
一般人多不了解自己的人生是由谁安排、怎样安排？还以为是自由意志、自我选择的结果。其实，谁知道呢，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又是为了什么？有时突然想起来，竟会怀疑，这难道是我做过的事吗？……一切恍如隔世。
古人称三十年为“一世”，在这一世时间里，中国发生了“改革开放”，有大批学子来到了美国，这不是偶然的。这究竟有什么意义？到底对中国会起到什么作用？目前这还很难回答。我谨借此机会，祝贺我们那么多同学在美国学而有成，盼望我们的学会能够长久的继续下去，并向曾经赞助过我们的路思和其他基金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希、姚平主编《在美国发现历史——留美历史学人反思录》页503～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