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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读顾诚《南明史》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4
【原刊页号】167～173
【分类号】K1
【分类名】历史学
【复印期号】199812
【标题】读顾诚《南明史》
【作者】何龄修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正文】
南明史在中国史学中不是一个冷门。在清末民族斗争激烈的时候，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和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危机严重的时候，南明史的研究都曾掀起高潮。这里有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自从顺治初函可《再变纪》案、康熙庄氏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到乾隆借修《四库全书》大兴文字狱，将南明历史记录扼杀在腥风血雨之中，在《实录》、方志等史籍中又肆意隐瞒、歪曲南明历史，南明史的面貌遭到可悲的扭曲和践踏。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本身产生了恢复真相、探究它的发展及其意义的需要。这里还有社会的政治的需要。南明史有激发民族精神的教育意义。这就是每到那些特殊的历史关头，人们总是更加重视挖掘南明史固有的人文价值的原因。
因此，南明史研究有许多的成果面世。顾诚教授的《南明史》是一项最新的成果。我通读一遍，只觉得新意满纸，十分惊喜。它当然不是填补空白之作，但却代表南明史研究迄今为止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南明史纷繁复杂，记载隐讳混乱。从来的研究者，在南明史的局部问题、具体问题上做过许多工作，有所发现，但在全局上则往往只有大致的浮泛的了解，对南明史的全过程及其细节尤多模糊、迷误。我深深地感到，只有顾诚教授《南明史》对南明史全过程和具体问题做了精深的分析、研究。也就是说，只有顾诚教授一人真正前后贯通地、比较透彻地掌握南明史。现在史学着作的出版仍然不少，但其中草草撰成，错误百出，或虽似平稳、实则平庸的居多，而像顾诚教授《南明史》这样在史实和分析方面多所创获的则比较少见。我想，任何治史者只要涉及南明史，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这本书的观点，都不能不读它，对它所理清的史实，即使不愿意也不能不接受。
我在这篇不长的文章中，不可能对本书的成就、优点和缺点做全面的评述，只谈谈三点粗浅的读后感。
一
我读顾诚着《南明史》时第一个特别强烈的印象，是这本书非常重视史实的精确可靠。
历史研究是一个复杂的考察和思维过程。但史料的收集、鉴别和考证总是最先要通过的第一大关。不能确定史料所反映史实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不会对史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加工，找不到记载与记载、情节与情节之间的联系，就不能构成精确的史实作为进行分析、概括的坚实基础。研究历史而始终不懂得史料的鉴别和史实的考证，那充其量只是个半拉子而不能称为合格的史学家。
顾诚教授在长期的研究中，一直对每条史料都不轻信，对每项史实都不以成说为满足，而要进行严格的审视，有的要重新进行考证。这样的治学路线，集中、突出地贯彻在《南明史》一书中，概括成《凡例》第一条：“这部书以学术价值为前提。不满足‘言必有据’、‘无一字无出处’，而是力求在史实上考订准确。有些问题难以下结论，只好暂时存疑，同时在正文或注解中指出疑点所在。”严谨的高质量的追求，给本书带来许多突破。这是本书的一大优点和特色。
南明史有许多重大的关键性的史事。史可法和马士英定策继统、监国鲁王诸部在浙江的起义、隆武亲征和何腾蛟迎驾、郑成功和二张在沿海的抗清活动、郑成功与李定国会师广东之役、吴楚党争、孙李内讧、四川军阀内争等史事，记载混乱而影响巨大，本书都做了细致的清理，深入的考证，揭出历史真相。
以史可法等重建明朝政权而论，这是影响弘光朝历史发展的大事。一般都认为史可法与东林党人力主拥立潞王，并写信给马士英说明福王七不可立，而马士英联络主要将领抢先拥立福王，以定策功夺得实权，史可法被迫承认既成事实，又因七不可立信函而遭受挟制。本书揭出的继统定策过程更为复杂。东林党人最早掀起拥潞舆论。史可法当国大臣，处在既要照顾东林门户，又不能故违封建礼法舍亲立疏的尴尬境地，与马士英协议拥立桂王，并已决定去广西迎驾，但曾供役老福王宫内、时任凤阳守备太监的卢九德，却出面联络几个想夺取定策之功的将领拥立福王，马士英无奈，背叛与史可法的协议，改投福王。史可法还茫然不知，喋喋不休地说福王七不可立，不能不跌落陷井。本书揭出的这个过程根据充分，确凿可信。书中由此引出的对定策后果的分析，对史可法的批判，也就很有说服力。
又如隆武亲征和何腾蛟迎驾，本书揭发出何腾蛟不顾大局，对迎驾采取虚假态度，在隆武覆亡问题上实难辞其咎。对何腾蛟活动的考察，是南明史研究的又一突破。这一点对分析南明历史发展和重新评价何腾蛟具有重要的意义。
再如郑成功、李定国会师广东计划失败，海峡两岸的史学家都探讨过它的真相。大陆的郭影秋在《谈郑成功和李定国的关系》文中指出：“在郑、李的有关交涉中，李定国一直居于主动地位，而郑成功则显得有些被动，……他对于李定国‘会师五羊’的要求，并不是那末热心。”郭影秋认为，这是会师计划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注：《郑成功研究论文选》，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8页。）。台湾朱锋在《李晋王与郑延平》文中说：“郑成功却为了周旋议和，仅作了消极的会师或至误期失机，影响局势至巨。”他认为，如果李、郑衷心协调，及时会师作战，则不仅不会轻易失陷两广，而且很有可能规复南京，“进而反清复明运动又有进展的机运与灿烂的前程”（注：《台湾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6—247页。）。香港马楚坚在《郑成功应李定国勤王愆期试探》文中进一步指出，郑成功消极虚应，“实无勤王会师之心”，认为“此当与郑氏尚冀和议有关”，“郑清议和之误机宜”，李、郑“复兴决策略异之影响”（注：《郑成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157、 160页。后收入作者个人论文集《明清边政与治乱》，加副题《兼析南明屡奋不振之由》，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见第235、237页等。）。只有本书完全挑开遮蔽庐山面目的帷幕，明确指出，郑成功虽始终为明，但不愿毫无保留地服从明廷调遣，恪守臣节，而要求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对与李定国会师采取虚应故事的态度。本书从双方联络会师的时间表论证了郑成功的拖延策略，郑氏软禁李定国使者以及最终任命曾拥戴绍武，与永历大打内战的林察为南征水陆总督等史实，有力地证明了对郑成功所作的政治判断。
全书不仅对这些大事有精彩考证，就是对一些小的史实，前人记载或研究的失误也有辨析、纠正。《凡例》第五条说对各种史籍直至研究着作中“存在的谬误或偏见，在适当地方依据准确史料予以澄清，以免以讹传讹”。因此，全书充满作者对澄清史实所获的成果，兹不赘述。
本书为什么能做出这么多出色的考证，有这么多新的发现？史料很丰富，史料的利用很充分、很得当，是重要的原因。着者收集、阅读范围广泛，除治南明史者较了解的史籍必读以外，旁及罕见的管绍宁、辛升、余煌、王锡衮、连成璧、刘武元、胡有升、佟国器、耿兴宗、曹烨、洪若皋、曹大镐、素心室主人、柳同春等人一大批着作。书中广泛利用方志，而方志则尽量择取时间最接近的顺治、康熙本（约占所征引方志的一半），因为记载最及时，而且避免了《明史》刊行后和大兴文字狱后发生的严重的篡改。有新史料，或从习见史籍中挖掘出有新价值的史料，才能构成人所不知的新史实。研究方法科学，也是重要的原因。着者对史料本身的审查很严格，他判定为托名伪造的文献如刘彬《晋王李定国传》之类一概不用，他考证出《过江七事》不是陈贞慧而是姜曰广的着作，这就大大提高了这一文献的史料价值。这类考查具有很大的示范性。着者是考证的老手，善于发现记载的疑点、矛盾和联系，并且总是使用正本清源、刨根问底的方法，理清端绪，把问题搞个水落石出。书中为研究隆武朝的军事形势，曾指出南明当权人物总是夸张自己，留下材料虽多但不可信，因此必须借助于清朝档案。为澄清张名振、张煌言三入长江之役在时间和情节上记载的混乱，他利用明清双方资料的二重证据，依据清朝档案，参以张煌言诗文，再以当时亲身见闻者的记载作补充，得出都在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的可信结论。应该强调指出，还有思想上的原因。传统对思想的禁锢是很严重的。传统史学造成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郑成功等的高大形象。流行已久的成说像梦魇一样纠缠人的头脑，阻断人的怀疑和进一步思索。顾诚教授相反，完全遵循一种实事求是的思维，没有迷信，没有包袱，这样主导自己的研究工作。这应该是推动着者取得成功的更重要的原因。
二
我读顾着《南明史》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本书有鲜明的历史是非感，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史学是人文科学的一部分，是提高人的精神素质的科学。史学在史实清理、理论概括上都有很大的复杂性，而且它从来就有模糊的一面。分析社会问题，必须把问题提到适当的历史范围之内的要求，无疑使工作更为繁难。但这只是增加了史学研究的艰巨性和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并不能说明史学对于是非、对于正义非正义的问题可以采取模棱两可的抹稀泥的态度。史学如果对这一点失去敏感性，那将是很可悲的。
在这样关系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问题上，本书是旗帜鲜明，说话掷地有声，毫不含糊的。顾诚教授对明清易代的历史有自己的结论，即这次皇朝更迭是中华民族内部落后而ｐｉāｏ＠①悍的满族贵族勾结最反动的汉族官绅地主，窃取农民大起义胜利果实，坐收渔翁之利的结果。满族贵族建立清朝后，在较为先进的汉文化影响下，自身取得阶段性飞跃。清朝在一段时间里朝气蓬勃，国势强盛，对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奠定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满族贵族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引起国内政局大动荡，打断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常进程，也是不容忽视的。他坚决反对把既成事实都说成历史必然的观点，认定历史的必然性只有一条，就是社会要发展，要前进。因此，他强调指出，本书着重分析当时各派势力的成败得失，而以哪一种势力取胜对中国社会生产破坏最小，最有利于推动社会前进为褒贬的标准。在他看来，国内民族矛盾已上升为当时社会主要矛盾，满族统治的建立是以全国生产力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的。因此，人民群众抗清复明的民族斗争是全部南明史的主线，在这场斗争中的表现和对待这场斗争的态度，成为作出历史是非判断的基本依据。如果历史地加以观察，应该承认这是很合乎实际很正确的。
这一点在历史人物评价上得到很明确的体现。本书特别给人以别开生面的感觉的，首先是在人物评论上翻了一些旧案，或与陈说表现出较大差异。严厉的措辞，批判的锋芒，直指“一直被推崇为正人君子，描写成支撑南明政权的擎天大柱”的何腾蛟，指责他“妒贤忌能，误国误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为他在湖南战场上“挑起明军互相残杀，给清军以喘息之机”，“一手断送了复湘援赣的战略大局”，成为“一误再误，坐失事机”的“罪魁祸首”（注：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引文出自本书者，不一一注明。）。同样，对于史可法、刘宗周、瞿式耜、郑成功等曾被称为民族英雄的人物，也根据他们在实际生活中阻碍、贻误抗清复明事业的事实，给以批判。称刘宗周“迂腐偏狭”，追求“自我完美”，“以身殉名”，是本书独特的对他的严厉批判。但是，本书并非攻其一点，对他们完全否定。例如，《济尔哈朗进军湖南与何腾蛟被俘杀》节给何腾蛟全面评价，指出他“被俘后坚贞不屈，保持了民族气节”。
与此相同，本书对历来屡受恶评的马士英、钱谦益、孙可望等部分人物，则颇有恕词褒词。通过考察马士英的言行，本书一方面认为他“固然不是救时之相”，“秉政时毫无作为”，另一方面指出将他列为“奸臣”和“阉祸”实属“无中生有”，东林、复社人士加给他的种种罪名很多不实，论证其“末路”“尽力以抗清的实际行动改变自己过去的不佳形象”，“多次参加渡钱塘江攻余杭、富阳以及会攻杭州之役”，失败后“逃入四明山削发为僧，被俘就义，实属难能可贵”。对钱谦益，本书认为他曾“有苟且偷生之念”，“但他内心里念念不忘恢复明朝，实际行动上多次冒杀身之祸从事反清复明活动，也不容抹杀。”书中论述永历朝历史时，对最终降清的孙可望有许多批判，但仍然肯定他前期“功大于过”，曾创造出足以同清廷抗衡的局面，“除他以外没有任何人做到过”。
人是复杂的，多发展、变化。顾诚教授笔下的历史人物，鲜明、真实可信。这样评价历史人物，不仅完全贯彻了作者评判是非功过的标准，而且坚持了辩证的分析态度。是非清楚，功过分明，才能吸取历史教训，振奋民族精神，弘扬社会正气，推动事业进步。这种判断是非的理论原则，在全书研究其他历史问题、历史事件时一以贯之，例如“吴党”楚党之辨等，不一一细举。本书反复强调，“以是否死节作为忠佞的惟一标准，带有很大的片面性。临危授命固然值得肯定，因为他们在最后关头表现了民族气节”，但绝不能因此就掩盖有人此前种种损害抗清大局的不良表现。也就是说，既不能以一眚掩大德，也不能一俊遮百丑。一切都要实事求是。这应该说是人物研究中的不易之论。
作为全部南明史的主线，本书高度赞扬大顺、大西和其他农民军的英勇斗争，因此南明官绅对农民军的态度就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书中褒扬那些主张并以实际行动促进联合，以比较诚信的态度对待农民军的官绅，认为“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南明朝廷（从隆武政权开始）中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只有联合原大顺、大西农民军共同抗清才有复兴的希望。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学士堵胤锡、朱天麟、王化澄等人。”这样的观点我是赞同的。这不仅因为民族斗争是全民族官民共赴的斗争，而且历史证实：只有大顺军余部在湖广战场、大西军余部在西部战场、许多小股农民军在各地才取得了震撼全国的战果，开创出抗清民族斗争的崭新局面；南明官绅联合和依靠他们就取得胜利，阻碍和破坏联合必然招致失败。
有朋友问过：人数很少的满族为什么能打败南明，统治全国？这个问题很尖锐。明清易代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文明落后者战胜先进者的典型事件。本书没有集中论述过这个问题，但处处作分析，实际上做了完满的解答，即认为根本原因不是力量悬殊，强弱异形，而是内部凝聚力的差异，“各种抗清势力之间矛盾重重，互相拆台，甚至自相火并。”这是最深刻最宝贵的历史教训。自己打败自己。内耗、内争带来失败，带来灭亡。这是真理。
三
最后，谈谈顾着《南明史》的缺点。
本书对史可法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责史可法在定策拥立上犯了关键的错误，指责他是错误的“联虏平寇”方针的主要倡导者和执行者，这一方针导致弘光政权的覆灭。本书强调指出，史可法除怀有门户之见外，缺乏雄才大略和果断魄力。这些批判，在主要精神上是完全站得住的，正确的。但如果认为史可法不顾民族大义，一味苟且偷安，或者只想利用四镇保住南京小朝廷，以保住自己督师大学士头衔，则似嫌过于激烈，并不符合史可法的实际。历史人物评价，向来是历史研究中一个难点。史可法是一个忠荩有余、才具平庸的人。这个才，不是指一般的办事能力，而是运筹决策、救时济变的能力，领导国家的能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是理学的纲常名教的乳汁滋养成长的，他的政治理想是做“纯臣”，按纲常名教的规矩办事，实际上也受了理学的毒害。他的幕客彭士望、欧阳斌元曾力主他起用高杰、左良玉两军齐下南京清君侧，把大权夺回来，他听了骇然道：“君年少气锐，果尔，得为纯乎？”（注：彭士望：《耻躬堂文钞》卷首，陆麟书：《彭躬庵先生传》。）在史可法看来，临以军威，震惊皇上，不得为纯臣。他因此也害怕和疏远了这两位提出如此夺权主张的幕客。这就是他体现其原则的素质。从他的素质看，他只是一名太平宰相的人选。这一点不是今人才发现的，同时代人对此已朗若日星。夏完淳这样一名小青年，就明确说过：“史道邻清操有余而才变不足。”“用兵将略非道邻所长。”（注：夏完淳：《续幸存录》，《南都杂志》。）郑廉说得更具体：史可法“为人廉谨无大略，特治世之良臣，遇变则信国、叠山俦耳。其于驾驭笼络，应机济变，非其所长”（注：郑廉：《豫变纪略》卷八，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01页。）。 然而历史的发展却将可法推到了权力中心、救国领袖的位置。他的个人素质与他承担的任务不相适应。这是一个悲剧，既是南明的悲剧，也是史可法个人的悲剧。
南明的对手有两个：大顺农民军与清朝。孱弱的南明不能双拳并击是很明白的，不是联顺抗清，就是“联虏平寇”，二者必居其一。在当时条件下，作为南明决策人，倘若选择联顺抗清方针，显然非要具有高远眼光、过人勇略不可。实际上，真正采取行动实现联合农民军抗清，要等到李自成、张献忠牺牲和南明更加削弱以后（注：参看《中国史稿》第7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页。）。 在此以前要实现这种联合，存在传统观念上的障碍。史可法其人，特别在走错定策拥立这步棋以后，不能与饮“福禄酒”的大顺联合，导致战略方针的失误，应是很明显的。这就必然出现对清朝的态度缓和、退让。作为实际上的最高军事统帅，既不能全权自如地指挥军队，又没有比较牢靠的后勤保障，史可法不能贸然北伐，也受军事、政治、经济形势的制约。由此可见，造成悲剧性灾难性的结局不纯粹是史可法个人的原因。这样说一点没有为史可法掩饰、开脱的意思，他所处的地位使他应承担最大的历史责任。人们有权要求他少犯错误，冲破环境的桎梏，创造崭新的局面。我的说法只是想寻求对古人犯错误的根源的理解。史可法毕竟不是无足轻重的人物，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他都曾成为民族的旗帜。本书评价历史人物，应该说是实事求是，观点鲜明，态度平允的。认定凌＠②的“异常表现”不是左右逢源，效忠二主，暗通南北，而是深受“联虏平寇”方针的影响；这就明确表现了作者的科学尺度。为了澄清史实，改变对史可法等人一味叫好的评价，发生一点矫枉过正之处，也可以理解。
我觉得，本书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每个着作家都有权确定自己着作的范围。比如孟森的《清史讲义》，只写他研究过的问题。清朝一开始就碰上资本主义逼近门坎，在一个不算很长的过程中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断代清史不能不写。但他就是不写，关于清前期对外关系的历史一点也不涉及。当然，读者也可以从学术上对内容提出要求，说明中缺少什么。
从来撰着南明史，都限于南明政治、军事史。这是南明史的主体，应无疑义。南炳文着《南明史》，有对外关系一章，论述乞师日本、遗民东渡（注：实际上，遗民南渡，去越南、菲律宾、印尼等，皆不可忽视。）、郑氏海外贸易、南明与西方传教士关系等问题（注：参看南炳文《南明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2—377页。），是一种突破。但完整的南明史实在不能缺少经济史、文化史篇章。经济史应研究生产与财政。本书对财政略有涉及，但不专门。赋税的征派，沉重军费的筹措和争夺，都对南明政治、军事有严重的影响。南明在诗文、小说、史学、绘画等文化史领域都有成就，有的是重大成就。国破家亡之际，投笔从戎之时，颠沛流离之遇，舍生取义之场，都产生好诗。张煌言、顾炎武、韩绎祖、阎尔梅、魏耕、方文等是杰出的南明诗人，留下许多诗篇在思想、艺术上显示出震烁古今的辉煌。许多南明英烈的绝命辞、殉难诗，每篇（首）寥寥数十百字，无不铿锵有力，洋溢着长留天地的正气。还有许多有成就的散文，张岱、余怀、黄宗羲、王猷定、魏禧等都是着名散文家。甚至一些走出了国门的僧人的诗文集，如隐元隆琦《新纂校订隐元全集》（注：〔日〕平久保章编，开明书院1979年版。）、东皋心越《旅日高僧东皋心越诗文集》（注：陈智超编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旅日高僧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注：陈智超等编，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5年版。），也是生动的南明文学。这些都应论述。西吴懒道人《剿闯小史》（弘光刊本）、薇园主人《清夜钟》（隆武刊本）、漫游野史《海角遗篇》、古宋遗民（陈忱）《水浒后传》等是应归入南明文学范畴的小说，它们的特点和思想、艺术价值，也是要给以专门探讨的。史学是南明文化史上很具光彩的领域，因为他们大多寄寓着南明着作家的兴亡之痛。南明臣庶所着、始草于或成稿于南明的史书，如谈迁《国榷》、查继佐《罪惟录》、张岱《石匮书后集》等及其他许多纂辑资料、记录见闻的史书，构筑了挺拔而雄丽的南明史学大厦。绘画如八大山人、陈洪绶等的画，也需要论列。可见，南明岁月虽然短暂，但耿耿丹心、殷红热血却造成了许多文化珍品。《南明史》缺少经济史、文化史的专门章节，不能不使人感到缺憾。
地下复明活动也嫌探索不够。本书提到了钱谦益、李之椿等的复明活动，并且就地下部分与张名振、张煌言等北伐的联系做了精彩的阐发。但关于地下复明运动的来龙去脉和发展过程的研究，仍付阙如。实际上这是激烈斗争的另一条战线，也值得歌哭的一部分活动。连带的，关于浙东山寨的抗清活动，山寨与州县的地下联络、配合，钻研也较薄弱。上虞东山原督师李长祥说：“吾于会稽诸城皆有腹心，一鼓可集。”（注：李聿求：《鲁之春秋》卷一六，传第七之一，《山寨》一，《华夏》，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56页。） 李长祥在这里不是吹牛，举一例为证。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冬，清宁绍道陈谟、绍兴知府沈文理曾缉“获长祥伪军师张其焕、伪总兵陈木之、奸细朱伯虎三名”（注：《浙江巡按秦世祯为捉获潜通黄斌卿张名振人犯事揭贴》（顺治四年十二月），载《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 页。）。其中朱伯虎就是着名诗人、复明志士朱士稚，魏耕复明集团的骨干（注：参看何龄修《关于魏耕通海案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93年第2 期，第35页。）。可见李长祥与这个地下集团的联系。以顾诚教授的功力，在这些方面应能有更多的发掘，可惜他没有密切关注。因此，我觉得这既成为本书的一项不足，又是南明史研究的一种损失。
书中还有个别小的错误，或者还可进一步追究的地方，如谁是史可法答多尔衮书作者，是一个热门问题。本书相信黄日芳敢于公开刻印原草，而将着作权归于黄日芳，在脚注中并存异说，是很审慎的。我相信多人起草，博取众长，黄日芳原草只是众多草稿中的一份（注：参看何龄修《史可法扬州督师期间的幕府人物》，《燕京学报》新3期（1997年），第175—176页。）。这种问题完全可以再考虑一下，了结此公案。书中有个别词语不当，也待改进。
一本书总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以上我谈的各点，不一定对。不管怎样，这些并不妨碍本书作为一个新的史学精品的重大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