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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崔志海: 近三年来晚清政治史研究回顾

“晚清政治史”学科既是中国近代政治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时又与中国近代政治史学科有所区别，有其独立性。大致说来，中国近代政治史主要从革命史角度，探讨和揭示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历程；研究时段起于1840年鸦片战争，迄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晚清政治史学科的研究时段虽然也起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但迄于1912年的清帝退位；既研究晚清70年间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历史，同时也研究清朝统治阶级为维护其自身统治而采取的各种对策和活动，以及这一时期的官民、官绅关系，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派系和权力斗争，新兴政治力量的兴起，政制、法律和军事，边疆治理等等，研究内容极为丰富、庞杂。以下根据国内已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对2009-2011年度国内学界的晚清政治史研究作一扫描，以窥一斑。
一　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历史周年意识”
就2009-2011年度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来说，这是非同寻常的三年。在这三年里，适值晚清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周年纪念，诸如2010年为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110周年，2011年为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和太平天国金田起义160周年。受此影响，晚清政治史在过去的3年里表现出明显的历史研究中固有的“历史周年意识”。这首先表现在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上。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晚清政治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不仅宣告了清朝的灭亡，同时也在亚洲历史上创建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家，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2011年适值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有关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自然成为晚清政治史研究的一个最大热点。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学术界举办了一系列学术会议，并出版了大量有关辛亥革命的着作和文献资料(有关这方面的成果，有待进一步消化，兹不申论)；许多学术刊物都登载了有关如何看待和评价辛亥革命的文章。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尽管辛亥革命史研究表现出强烈的周年纪念意识，但学界基本上还是固守学术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对辛亥革命持一种客观的学术态度。例如，对于辛亥时期革命与改良两者之间的关系，现在许多学者就不再站在革命派的立场上，将两者绝对对立起来，而认为两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王建朗研究员在文章中就明确指出：“革命与改良并不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对立选择，革命派和立宪派都是要在中国建立起近代民主政体，要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只是在实现的手段上存有分歧。两者都主张扩大民权，但一个要限制君权，一个要彻底取消君权”，“辛亥革命是社会各阶层踊跃参与的一场革命，它不仅是革命党人的革命，也是曾经反对过革命的立宪派所参加的革命。立宪派以他们对革命的参与表明：革命是正确的选择，现实的选择。”①又如，对于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中提出的通过军政、训政，臻于宪政的“革命程序”理论，以往许多论着持批评态度，认为“低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与智慧”，郭世佑则在梳理该理论的形成及其在民初的实际运作之后，加以重新评价，认为“近百年的历史进程表明，人民素质不够就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在较大程度上制约着民国法治与宪政的成效”，并指出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后，因受形势所迫，未经训政而试图直接进入宪政，这正是民初民主政治遭遇挫折的原因之一，孙中山本人对此也有所反思。②再如对于辛亥革命所宣传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所进行的民族民主革命，既有学者撰文充分肯定它在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认为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各族人民从族类、王朝认同到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根本转变”，③“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具有新的时代特点，”④“辛亥革命在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上，具有极大的现代性，是中华民族历史融合的新起点；辛亥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上实现民族融合、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新阶段”，⑤“将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⑥但也有学者实事求是地指出辛亥时期中国知识界的民族国家认同观念并非一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在关于满汉关系问题上的看法和见解各有正确和谬误之处。⑦
此外，在对辛亥革命历史意义的评价上，学术界的视野也更为宽广，国内学者比较一致地主张有必要将它既放在一个长时段中加以审视，同时又放在广阔的国际视野中加以考察。其中，着名辛亥革命史研究专家章开沅先生颇有代表性地提出三个100年的观点，即总结辛亥革命前100年的中国和世界的状况，考察辛亥革命后100年来中国和世界的变化，展望今后100年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和人类所遇到问题；在此宏观背景下，重新看待和评价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思想和实践，避免历史研究“碎片化”。⑧针对近年学术界出现的一些否定辛亥革命的论点，着名辛亥革命史研究专家金冲及先生专门撰文，对清朝统治集团最后十年的情况作了全面的考察和分析，指出辛亥革命前夕清朝统治集团对外一味屈从，其政治腐败已到无可救药的地步，最终为民众所共弃，它的覆灭是必然的，谁也挽救不了；那种一相情愿地认为，如果让清朝政府继续存在下去，稳步地有秩序地进行改革，中国的现代化将会来得更快些的说法，终究是纸上文章，不当不实。⑨
2010年为义和团运动110周年，学界的历史周年意识虽然不及辛亥革命强烈，但受此影响，学界也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如相关学者就庚子年张之洞的动向及有无帝王思想展开学术争论。孔祥吉根据日本史学界新发现的宇都宫太郎日记及张之洞的表现，认为张之洞庚子年在内心深处存在独立称王思想。⑩李细珠和戴海斌则撰文提出商榷意见，认为孔祥吉先生的观点不能成立，张之洞庚子年的活动不足以证明张之洞有谋异动的野心，所谓张之洞庚子年的“帝王梦”之说难以成立。(11)此外，孔祥吉和戴海斌还就义和团运动中亲庆王奕劻和清朝官员李秉衡两位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12)
再者，承戊戌变法110周年之余绪，学界就戊戌时期的一些历史人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孔祥吉与日本学者村田雄二郎合作，以外务省档案为线索，并利用中岛雄编纂的《往复文信目录》，简述康有为在戊戌维新期间的重要活动，尤其是揭示百日维新后期光绪帝任命黄遵宪为驻日特命全权公使的直接原因并非出自维新派的推荐，而是日本方面的主动邀请，并指出此举引发了光绪帝亲自书写上谕、国书，并派遣军机与总署大臣与日本公使联络，试图推行联合日本，大举新政，以此来寻求变法的出路。(13)马忠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梁启超若干未刊书札，就戊戌时期李盛铎与康、梁之间的关系作了一些有价值的补正，诸如李盛铎、陈炽与梁启超等人曾有过合作创办日报《公论报》的计划，以及李盛铎在戊戌保国会前与康梁积极策划开会事宜过程中的一些具体细节等。(14)茅海建则积多年之研究，出版《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一书，计83万字，就康有为所着《我史》从甲午(1894)至戊戌(1898)的5年记录，逐条进行厘定，鉴别真伪，重建史实，并对康有为作伪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为读者澄清了以往许多似是而非的说法，也为研究者正确地使用《我史》乃至其他戊戌变法史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5)同时，茅海建还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张之洞档案”，就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动向推出5篇专题论文，这些专题论文资料翔实，考证严密，深化了对张之洞人物和戊戌年间政局的研究。(16)
2011年适值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爆发160周年，虽然学界反响不甚热烈，但《近代史研究》发表了3篇与太平天国时期历史有关的较有学术分量的论文。其中，吴善中的《太平天国圣库制度辨正》一文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并结合个人研究，就如何正确理解和认识太平天国圣库制度作了进一步的细致考辨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太平天国既然一直将所有公共拥有的仓库称为“圣库”，那么，将公共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制度称为“圣库制度”，是可以成立的。《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国库”就是“圣库”。而过去学者们认为圣库制度是一种“军事共产主义式的分配制度”，也仍是说得通的。(17)唐晓涛《神明的正统性与社、庙组织的地域性：拜上帝会毁庙事件的社会史考察》一文，改变以往学界多从信仰上帝为独一真神、反对偶像崇拜角度，对太平天国拜上帝会毁庙事件的性质和渊源所进行的解释，转而依据实地调查及各类官私文献，从地方历史背景进行重新解读，说明太平天国的发生发展有其更为复杂的地方历史背景。(18)崔岷《“靖乱适所以致乱”：咸同之际山东的团练之乱》一文，对太平天国时期山东团练的兴办及致乱之由做了考察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观点，指出引发团练与官府间的激烈冲突的原因除绅民自身的利益诉求和反抗官府盘剥的动机外，清廷的团费自筹与“督办团练大臣”政策、官僚制度对州县官的制约同样促成了团练之乱的发生。(19)
以上研究成果虽然不能完全说是“历史周年意识”的产物，但在过去的3年里，由于特殊的年份，晚清政治史研究表现出明显的“历史周年意识”，这不能不说是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特点。
二　告别革命范式　回归清史研究
长期来，“晚清政治史”学科作为中国近代政治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而丧失独立性，笼罩在“三次高潮”、“八大事件”的革命史研究范式之下。检视过去3年国内学者的晚清政治史研究，则明显摆脱了既往革命史研究范式的影响，回归晚清史研究的独立性。这一转向的一个明显标志是，学界晚清史研究的重心明显由关注革命转向关注对清朝政府的研究。学界通过加强对清朝政府方面的研究，极大地扩大了晚清政治史的研究领域。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明显加强了对清政府统治政策的研究。例如，孙宏年、许广智和赵君、徐君等撰文，就清朝政府的治藏政策做了有益的探讨。(20)苏全有发表系列论文，具体论述清政府在清末舆论和军队控制，以及在应对诸如丁未黄冈起义、长沙抢米风潮和武昌起义等危机上存在的失策。(21)李细珠和王敏也分别探讨了清政府在应对长沙抢米风潮和“苏报案”问题上的失策。(22)崔志海则探讨了清政府在对付康梁维新派和国内立宪派政策上的失误及对清朝统治的影响。(23)
其二、加强了晚清满汉关系史研究。《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集中发表了8篇与清代满汉关系有关的专题论文。其中，黄兴涛的《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一文，从中国认同角度，对美国的部分新清史学者片面强调中国与大清始终为两回事的观点提出质疑，强调不能把“满人特性”和“中国特性”两者简单地对立起来。(24)刘小萌《清代北京的旗民关系：以商铺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以清代京师内城商铺为切入点，就旗民关系的变化作了考察。(25)姜涛《关于太平天国的“反满”问题》一文，从太平天国“反满”的纲领性文件、攻占南京后对旗人的屠戮以及后期“反满”政策的转变等三方面进行考察。(26)李细珠对光绪三十三年(1907)慈禧太后化除满汉畛域懿旨出台的背景，官绅奏议讨论的问题及其应对之策，以及清廷满汉政策的新变化作了具体考察。(27)贾艳丽对辛亥革命爆发后满族旗人的反应及满汉关系的调整作了深入的考察。(2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还就满汉关系问题编辑出版了《清代满汉关系研究》一书。该书共收录41篇相关论文，内容涉及有清一代不同时期满汉关系的各个不同侧面，诸如军事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和文化关系等，是国内学术界有关清代满汉关系的第一部学术论集。(29)
其三、加强了对清廷朝政的研究。如崔志海的两篇论文，分别从内政和外交两个维度，对清末十年新政期间清廷朝政的变化做了具体考察和分析。其中，《美国政府对新政伊始清廷朝政的观察和反应》一文，通过对20世纪初美国政府对清廷朝政的观察和反应，具体揭示1901-1905年间清廷权力结构的变化、改革和保守势力的消长、清廷与列强关系的改变。(30)《摄政王载沣驱袁事件再研究》一文，利用美国档案资料，同时结合相关中文文献资料，对1909年1月2日摄政王载沣驱袁事件产生的背景及经过做了重新考察，说明载沣驱袁事件既是清廷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同时也受国际因素的影响，与当时中、美、日三国之间的外交有着十分微妙的关系；在载沣驱袁权力斗争的历史背后，同时也浮现出日、美两国较量的影子。(31)此外，国内学者还就光绪死因问题展开热烈讨论。钟里满、戴逸、崔志海等专家和学者，根据现代精密仪器在光绪帝头发中发现的大量砒霜，并结合相关档案和文献资料，认为光绪帝并非正常病死，而是被人谋害，砒霜中毒而死。(32)朱金甫、王开玺等学者则根据宫中光绪皇帝脉案资料，依然坚持光绪皇帝为正常病死，对光绪帝为他人谋害致死观点持审慎态度，认为此说尚有诸多不可信性，不可作为学术定论。(33)
其四、加强了晚清制度史的研究。在过去的3年里，围绕晚清制度史研究，国内学界发表了不少比较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内容涉及诸多领域，成果最为显着。首先，在晚清官制方面，杨国强、刘伟、欧阳跃峰等学者对晚清捐纳和保举的选官任用制度在咸同两朝盛行的背景、状况及对吏治的影响和利弊得失等做了有益的学术探讨。(34)与此相关，关晓红教授对晚清局所产生的渊源、类别，以及对规制的冲击和新政期间局所的改造等进行了系统考察和论述。(35)关晓红教授还就清末官制改革先后发表5篇专题论文，分别对清末官制改革与行政经费、晚清直省公费与吏治整顿之间的关系，以及清季外官改制的试办与实质、成效与困境，清季府厅州县改制的成效和意义等，作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揭示了清季政体变制和社会转型之复杂。(36)此外，李文杰对晚清总理衙门章京考试的要求、程序、内容、效果、特点以及该考试在40年间的演变等所作的考论，有助于揭示晚清时期“隐持”外交权力的庞大中层官员的来源和素质。(37)
在晚清财政制度方面，晏爱红就清代中期关于漕粮加赋的三次政策辩论作了考察，指出咸丰以降，原来恪守的不加赋祖制被打开缺口，此一改变揭示了太平军兴前后中国社会的巨变。(38)倪玉平对清代咸丰初年江浙漕粮海运中的省际矛盾作了考察和分析，说明无论是中央集权体制，还是督抚权重格局，区域集团利益始终存在，并不会随政治格局的变化而变化。(39)周育民根据清代档案和历史文献，对晚清鸦片厘金的起源和各省税率的沿革作了系统论述，指出清季鸦片厘金的征收实际上始于咸丰四年，至咸丰七年实际上已为咸丰帝所默认。洋药厘金自《烟台条约》生效后归海关统一征收，此后内地土药厘金税率也大幅度提高。庚子以后，土药厘金陆续改征统捐，收入激增，但为响应禁烟舆论和支持万国禁烟会议，清政府在倍增鸦片厘金的同时，取消了鸦片厘金统捐。(40)武汉大学的陈锋和暨南大学的刘增合分别对光绪中叶以来引介近代西方预算制度及清季的财政改革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和论述，并具体揭示清朝中央政府在推行财政制度改革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41)
在科举制和教育制度改革方面，徐毅对晚清科举经费从“福利教育”到“缴费教育”的转变过程作了颇有学术价值的考察和论述，认为晚清地方政府对于科举经费的筹支活动，既维持了科举制的运作，延续着“福利教育”的道路，同时又推动了科举制的废除，促成了从“福利教育”到“缴费教育”的转变，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42)关晓红教授就清末立停科举制的过程及其后果进行重新考察和分析，认为在张百熙、端方、袁世凯等人的推动下，清政府采取断然措施，终结科举制，但也遗留诸多问题。(43)汪婉以直隶为例，对晚清查学和视学制度做了深入考察，并与日本进行比较，指出近代中国地方视学制度虽源于欧美、日本，但省视学的职权范围又超出监督的一般定义，体现了清政府试图通过地方视学以达到加强中央对地方教育控制的目的。(44)
在晚清法制史研究领域，谢蔚对晚清刑部皂役收入变化及影响作了专门研究，指出皂役收入的多寡和构成直接影响清代基层行政的运作；晚清皂役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普遍化，既有人事的原因，更有制度的弊端。(45)史新恒对清末提法使的设立过程及其在晚清官制和法制改革中的意义作了较为具体的考察和分析，强调提法使作为承上启下衔接司法与行政的枢纽机构，在清廷法制改革的制度设计中具有重要的位置。(46)陈兆肆对清代自新所的演变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和分析，认为清代自新所的流变说明“晚清狱制转型并非仅为西方新式狱制的简单移植”。(47)黄鸿山就晚清洗心局、迁善局的出现与演变作了颇有学术价值的考察和分析，指出受西方教养院制度和社会形势变化的影响，晚清洗心局、迁善局不同于传统慈善事业只偏重于生活救助，而且注重思想改造，表现出拯救灵魂的努力，不但对后来的刑狱制度改革产生深远影响，且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48)孔潮丽对清代独子兼祧制度作了较为深入的论述，认为清代独子兼祧制度的确立标志着封建继承体制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准。(49)程郁通过对清刑律中与妾有关条法的考察，探讨妇女地位的复杂性，提出考察妇女在家族内地位时，起作用的并不只是社会性别，还有阶级与辈分等诸种因素。(50)吴佩林根据清代四川南部县衙档案，对清代地方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和途径提出自己的看法，强调由于各种原因，民间社会对纠纷的调解是有限而不是万能的，事实上相当多的民事纠纷仍然是诉诸衙门。(51)
其五、以客观态度重新审视和看待晚清史上的一些革命或正面事件。在这方面，以“苏报案”的研究最有代表性。在以往革命史的叙述框架之下，发生在1903年的“苏报案”长期来作为晚清一个革命事件而被大书特书，且多为正面形象，似无多大研究之余地，但王敏发表的2篇论文及专着《苏报案研究》在充分利用第一手英文档案和报刊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不但对苏报案的缘起、列强介入的原因和态度，以及案件的审理和清政府与列强交涉的内幕等作了深入的考察，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而且不被以往革命史叙述框架所囿，真实揭示了这一事件中两位英雄人物章太炎和邹容在法庭上的表现，并对苏报案发生后一百多年间中外报刊、政治宣传读物以及电影戏剧等文艺作品对章太炎和邹容英雄形象的建构过程作了系统的梳理和论述，从而说明苏报案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是如何被赋予各种政治意义并被意识形态化的，事件的主角章太炎和邹容又是如何被神圣化的。(52)王敏的研究一定程度改变了以往国内学界对苏报案的固化认识，更接近于真实历史。
最后，过去3年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呈现出的第三个特点是，研究重心明显后移，即学界的研究兴趣愈来愈趋向于甲午战争之后16年的晚清政治史，而对甲午战争之前50多年的晚清政治史的研究愈来愈趋冷清。这种后移倾向是晚清政治史学科发展的自然结果，还是学术之外的因素所促成，以及这种倾向对晚清政治史学科所产生的影响，显然也是值得学界检讨的一个问题。
注释：
①王建朗：《革命与改良：辛亥答案的再思考》，《光明日报》2011年10月31日。
②郭世佑：《辛亥革命与近代民权政治的两难——以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为中心》，《中国法律》2011年第4期。
③罗福惠：《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演进》，《史学月刊》2011年第4期。
④彭南生：《辛亥遗产：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新开端》，《史学月刊》2011年第4期。
⑤李良玉：《民族融合的新起点：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史学月刊》2011年第4期。
⑥许小青：《辛亥革命与近代民族国家认同》，《史学月刊》2011年第4期。
⑦崔志海：《辛亥时期思想界关于满汉关系问题论争的再考察：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中心》，《史林》2011年第4期；李帆：《辛亥革命时期的“夷夏之辨”和民族国家认同》，《史学月刊》2011年第4期。
⑧章开沅：《辛亥百年遐想》，《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4期。另参见金冲及：《一百年前和九十年前》，步平：《在时空背景下理解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4期；王杰：《超越百年路在何方——“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回顾与前瞻”高峰论坛纪要》，《学术研究》2011年第4期。
⑨金冲及：《清朝统治集团的最后十年》，《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
⑩孔祥吉：《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一以宇都宫太郎的日记为线索》，《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再释张之洞帝王之梦——兼答李细珠先生》，《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日本档案中的张之洞与革命党——以吴禄贞事件为中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11)李细珠：《张之洞庚子年何曾有过帝王梦：与孔祥吉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戴海斌：《庚子事变时期张之洞的对日交涉》，《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庚子年张之洞对日关系的若干侧面：兼论所谓张之洞的“帝王梦”》，《学术月刊》2010年第11期。
(12)孔祥吉：《奕劻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庐山真面目》，《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5期；《义和团运动中李秉衡的言行考察》，《清史研究》2011年第3期；戴海斌：《“误国之忠臣”?——再论庚子事变中的李秉衡》，《清史研究》2011年第3期。
(13)孔祥吉、村田雄二郎：《一个日本书记官见到的康有为与戊戌维新：读中岛雄〈随使述作存稿〉与〈往复文信目录〉》，《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14)马忠文：《戊戌时期李盛铎与康梁关系补正：梁启超未刊书札释读》，《江汉论坛》2009年第10期。
(15)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茅海建：《康有为与他的〈我史〉》，《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16)详见茅海建：《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之子张权、之侄张检、张彬的京中密信》、《张之洞与杨锐的关系——兼谈孔祥吉发现的“百日维新密札”作者》、《戊戌政变前后张之洞与京、津、沪的密电往来》、《张之洞与〈时务报〉、〈昌言报〉——兼论张之洞与黄遵宪的关系》、《张之洞与陈宝箴及湖南维新运动》，依次刊载《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3、4期和《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1、2、3期。
(17)吴善中：《太平天国圣库制度辨正》，《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
(18)唐晓涛：《神明的正统性与社、庙组织的地域性——拜上帝会毁庙事件的社会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
(19)崔岷：《靖乱适所以致乱：咸同之际山东的团练之乱》，《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
(20)孙宏年：《清朝末期达赖、班禅关系与治藏政策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1期；许广智、赵君：《试论清末驻藏大臣对近代西藏政局的影响》，《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徐君：《从“固川保藏”到“筹边援藏”：晚清西南边防意识之形成：以丁宝桢督川十年(1876-1886)为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2期。
(21)详见苏全有：《论清末新军的国家失控》，《学术研究》2009年第7期；《清末新军失控现象的另类解读：以袁世凯式军队控制为视点》，《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2卷第4期；《从丁未黄冈起义看清政府的危机应对》，《中州学刊》2009年第3期；《清末的舆论失控与政府应对》，《东岳论丛》第31卷第9期；《清末官员背离政府的成因探析——以孙宝瑄为例》，《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清末舆论缘何失控》，《求索》2010年第12期；《从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看清政府的危机应对》，《历史教学》2010年第24期；《从武昌起义看清政府的危机应对》，《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7卷第6期。
(22)详见李细珠：《清末民变与清政府社会控制机制的效能：以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矛盾为视点》，《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王敏：《从苏报案看晚清政府对政治危机的应对》，《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23)崔志海：《晚清维新派、立宪派的兴起与清朝的覆灭》，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研究室、湘潭大学曾国藩研究中心编：《晚清史论丛第三辑•湘淮人物与晚清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11-329页。
(24)黄兴涛：《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
(25)刘小萌：《清代北京的旗民关系：以商铺为中心的考察》，《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
(26)姜涛：《关于太平天国的“反满”问题》，《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
(27)李细珠：《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平满汉畛域思想与满汉政策的新变化：以光绪三十三年之满汉问题奏议为中心的探讨》，《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
(28)贾艳丽：《辛亥革命中的满汉冲突与调适》，《清史研究》2011年第3期。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编《清代满汉关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30)崔志海：《美国政府对新政伊始清廷朝政的观察和反应》，《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
(31)崔志海：《摄政王载沣驱袁事件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
(32)钟里满：《清光绪帝砒霜中毒类型及日期考》，《清史研究》2008年第4期；戴逸：《论光绪之死》，《清史研究》2008年4期；崔志海：《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死与美国政府的反应：兼论光绪死因》，《清史研究》2009年第3期。
(33)王开玺：《关于光绪帝死因的思考与献疑》，《晋阳学刊》2009年第6期；朱金甫：《再论光绪帝载湉之死》，《历史档案》2010年第4期。
(34)详见杨国强：《捐纳、保举与晚清的吏治失范》，《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刘伟：《清末州县官选任制度的变革》，《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赵晓华：《晚清的赈捐制度》，《史学月刊》2009年第12期；欧阳跃峰、关成刚：《邪恶之花未必只结罪恶之果：晚清社会转型之际捐纳的客观作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7卷第1期。
(35)关晓红：《晚清局所与清末政体变革》，《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5期。
(36)关晓红：《清末官制改革与行政经费》，《学术研究》2009年第11期；《晚清直省公费与吏治整顿》，《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清季外官改制的地方困扰》，《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清季外官改制的试办与成效》，《史学月刊》2011年第11期；《清季府厅州县改制》，《学术研究》2011年第9期。
(37)李文杰：《晚清总理衙门的章京考试：兼论科举制度下外交官的选任》，《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
(38)晏爱红：《清代中期关于漕粮加赋的三次政策辩论》，《史林》2010年第5期。
(39)倪玉平：《清代咸丰初年江浙漕粮海运中的省际矛盾》，《学术月刊》2009年第1期。
(40)周育民：《清季鸦片厘金税率沿革述略》，《史林》2010年第2期。
(41)详见陈锋：《晚清财政预算的酝酿与实施》，《江汉论坛》2009年第1期；刘增合：《西方预算制度与清季财政改制》，《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清季中央对外省的财政清查》，《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
(42)徐毅：《晚清科举经费研究：兼论从“福利教育”到“缴费教育”的转变》，《历史档案》2010年第1期。
(43)关晓红：《议修京师贡院与科举制的终结》，《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4期；《终结科举制的设计与遗留问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44)汪婉：《晚清直隶的查学和视学制度：兼与日本比较》，《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
(45)谢蔚：《晚清刑部皂役收入研究》，《史学月刊》2009年第4期。
(46)史新恒：《清末官制改革与各省提法使的设立》，《求索》2010年第10期；《效法西方话语下的自我书写：提法使与清末审判改革》，《历史教学》2010年第10期；《分科改制：提法使官制向近代科层制的演进》，《求索》2011年第6期。
(47)陈兆肆：《清代自新所考释：兼论晚清狱制转型的本土性》，《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48)黄鸿山：《拯救灵魂的努力：晚清洗心局、迁善局的出现与演变》，《史林》2009年第4期。
(49)孔潮丽：《清代独子兼祧制度述论》，《史学月刊》2009年第12期。
(50)程郁：《由清刑律中有关妾的条法看妇女地位的复杂性》，《史林》2010年第6期。
(51)吴佩林：《清代地方民事纠纷何以闹上衙门：以清代四川南部县衙档案为中心》，《史林》2010年第4期。
(52)王敏：《西方列强与苏报案关系述论》，《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反清•抗俄•反帝：苏报案英雄形象的建构》，《史林》2009年第4期；《苏报案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