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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康熙十八年京畿地震考略

康熙十八年京畿地震考略
刘奉光
【原文出处】《河北师院学报：社科版》(石家庄)1997年.增刊期第50～53页
地震学意义上的京畿地区指以北京为中心，半径约100 公里的局部地区，包括今北京市及密云、怀柔、昌平、房山、涿县、固安、武清、宝坻、三河、平谷等县，大致相当于清代京师顺天府的辖区。
康熙盛世又是多震多灾的年代，据《清史稿·志十九·灾异五》记载，仅京畿地区，“康熙三年（1664）三月初三（夏历），怀来、滦州地震……；四年，三月初二，京师地震有声……四月十五日，滦州、东安、昌平、顺义地震二次，房垣皆倾……七年、五月癸丑子时，京师地震；初七、初九、初十、十三又震……十八日，香河、无极、南乐地震……八年九月甲午寅时，京师地震有声……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宝坻、霸州、万全地震……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京师地震……十八年，七月初九日，京师地震；通州、三河、平谷、香河、武清、永清、宝坻、固安地大震，声响如奔车，如急雷，昼晦如夜，房舍倾倒，压毙男妇无算，地裂，涌黑水甚臭……二十六年九月丁亥丑时，京师地震……四十一年，十一月乙酉，京师地微震……四十四年，八月丁酉，京师地震……四十五年二月丙辰，京师地微震……四十四年，八月丁酉，京师地震……四十五年二月丙辰，京师地微震……五十八年，八月，密云、东安地震，有声如雷。”康熙朝凡六十一年间，京畿地区总共地震14次，平均约四年一次。地震烈度记述极简，且对京师地震犹为讳言。如对雍正八年（1730）地震的记载，《清史稿》（源于《清实录》）只记了“八月十九日，京师、宁河、庆云、宁津、临榆、邢台、万全、容城、涞水、新安、东光、沧州同时地震”字样，而俄国教士团学员、清廷理藩院通译伊·罗索欣所记《1730年京报摘抄》（俄文版）则记载俄历 9月19日，夏历八月十九日，公历9月30日的这次大地震共死七万余人。由此可见，康熙朝的地震灾难是极其深重的，而京畿地区则以康熙十八年的地震为剧。
对这次地震，《畿辅通志》，《香河县志》、《蓟州志》、《丰润县志》等许多地方志均有记载，但皆嫌简略，唯《三河县志·艺文志》所收任塾先生着《地震记》记述详尽生动：
地震志　任塾
康熙十八年己未，七月二十八日巳时，余公事毕，退西斋假寐，若有从梦中推醒者，视门方扁，室内阒无人。正惝间，忽地底如鸣大砲，继以千百石砲；又四远有声，俨数十万军马飒沓而至。余知为地震，蹶然起，见窗牖已上下簸荡，如舟在天风波浪中；跣而趋，屡仆，仅得至门。门启，门后有木屏，余方在两空间，春然一声，而屋已摧矣！梁柱众材交横，门屏上堆积如山，一洞未灭顶耳。牙齿腰肱俱伤，疾呼无闻者，声气殆不能继，因极力伸右手出寸许。儿蚡辈遍寻余，望见手指动摇，亟率众徙木畚土，食倾始得出。举目则远近荡然，了无障隔，茫茫浑浑，如草昧开辟之初。从瓦跞上奔入一婢，指云主母在此下，掘救之，气已绝，恸哭间，问儿蚡弟云：“汝辈无恙，余三十口何在？”答云：“在土积中，未知存亡。”乃俯而呼，省应者掘出之，大抵床几之下，门户之侧；皆可束以免，其它无不破胪折体，或呼不应，则不救矣！
正相对莫知所以，忽闻喧噪声云：“地且沉”，争登山缘木而避。盖地多拆裂，黑水兼沙从地底佳泛，有骑驴道中者，随裂而堕，了无形影，故致人惊骇呼告耳。倾之又闻呼“大火且至”，乃倾压后，灶有遗烬，从下延烧而然。急命引水灌之。旋闻动棺椁，夺米粮，纷纷攘攘，耳无一声。因扶伤出，抚循茫然不得。街巷故道，但见土砾成丘，尸骸枕籍。覆垣欹户之下，号哭呻咽，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历废城内外，计剩房屋五十间。有半不特栢梁松栋焂似灰飞，即铁塔石桥亦同粉碎。登高一呼，惟天似穹庐，盖四野而矣已。
顾时方署，归谋殡。孺人觅一裁工，无刀尺；一木工，无斧凿。不得已为暂藁埋毕，举家至晚不得食。仿佛所在疏之，犹（有）线面一筐，者以破瓮底，盛以，各就啖少许。次日，入报县境较低于旧时。往勘之西三十余里，及柳河屯则地脉中断，落二尺许。浙西北至东务里。则东南界落五尺许。又北至潘各庄，则正南界落一尺许。阖境似甑之脱环，人几为鱼鳖，岂唯陵谷之变已耶？
八月初一日，（第四天）銮仪卫沙必汉奉上谕，着户工二部堂官一员，查明具覆，施恩拯救。阁臣会议具请奉旨，着侍郎萨穆哈去。初六日，萨少农到县，散赈城南穷民五百二十九户。十六日，户部主事沙世到县，散赈乡村穷民九百四十一户，户各白金一两。十八日，又传旨通州、三河等处，遇灾压死之人查明具奏。九月十五日工部主事常德、笔贴式武宁塔到县，散给压死民人、旗人男女大小共二千四百七十四名口，又无主不知姓名人二百三名口——内孩幼不给，旗民死者另请旨，并无主不知姓名地方官料理外，将压死男妇一千一百六十八名口人给棺验银二两五钱，伊亲属具领讫。又先是，八月初九日，上谕通州、三河等处地震重灾地方分别豁免钱粮，具奏随奉。巡抚金查明三河、平谷最重，香河、武清、宝坻次之，蓟州、固安，又次之。最重者应将本年地丁钱粮尽行蠲免，次者应免十分之三，又次者应免十分之二。具疏题奏，奉旨依议，三河地丁应得全蠲。钦哉！皇恩浩荡，如海如天，民始渐得策立，骨肉相依。其不幸与流离鬻卖者十之一、二而已。
计震所及，东至奉天之锦州，西至豫之彰德，凡数千里，而三河极惨。自被灾以来，九阅月矣。或一月数震，或间一震，或微有摇抗，或势欲摧崩，迄今尚未镇静。备阅史册，千古未有，不知何以至此。虽然，九水七旱，天所见于尧汤之世者，岂关人事哉！
《地震记》分灾情、自救、赈济、议论四部分，情词动人，议论精当，具有较高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价值。此文有三大社会科学考据意义：
1、补正了《清史稿》所记地震日期。
《清史稿》云：“七月初九日，京师地震，通州、三河、平谷、香河、武青、永清、宝坻、固安地大震”，令人疑惑。依《地震记》所言，震中在三河县城，距京师约50公里，距三等震区固安、永清约90公里，距二等震区武清约80公里，为何《清史稿》称离震中较近的京师为“地震”，而称距震中较远的轻震区固安、永清等六县为“地大震”？这显然是用两种评价标准记述的。愚认为七月初九乃是京师微震日，三河特大地震日乃是《地震记》所言七月二十八，及《清史稿》所言“（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宣化、钜鹿、武昌、昌黎、新城、唐山、景州、沙河、宁津、东光、庆云、无极地震”之二十八日。盖依《地震记》所言，三河地震，东至锦州，西至河南彰德，余震再三，一月数震。史家或将余震日期错记为大震日期，而将大震并入京师预震、微震之中。想那清史作者，依靠间接史料，总揽万端，追记往事，哪比的上亲历之人精细准确。而《地震记》作于大震后数日，震情犹在，诸事日期排列合理，可想所记大震日期不会有误。故《清史稿》宜改为：七月九日京师地震，二十八日三河、平谷、通县地大震，香河、武清、宝坻次之，蓟州、固安、永清又次之，波及宣化、钜鹿、武邑、昌黎、新城、唐山、景州、沙河、宁津、东光、庆云、无极。余震数月不息。
2、体现了清廷的恤民政策。
据《地震记》所言，震后四日，清廷才派官员查灾，震后十日才开始赈灾。这对京畿赈灾来说，反应太迟钝，效率太低下。这充分显示了封建官僚制度的弱点。但赈济既开，能在一县之内散赈穷民一千四百余户，殓葬死者两千余人，并减、免灾区赋税，这对忙于征战的清廷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中官吏循私枉法之事固然难免，赈济不力也是实情，这或许就是“流离鬻卖者十之一、二”的原因；然而这恰恰辩证地、令人信服地印证了康雍乾盛世一贯的富民政策。据《清史稿·圣祖本纪》载：
（十八年秋七月）庚申（即二十八日，可证上述七月九日之误），京师地震，诏发内十万赈卹，被震庐舍官修之。壬戍（三十日），召廷臣谕曰：“朕躬不德，政治未协，致兹地震示警。悚息靡宁，勤求致灾之由，岂牧民之官苟取以行媚欤？大臣或朋党比引用私人欤？领兵官焚掠勿禁欤？蠲租给复不以实欤？问刑官听讼或枉平民欤？王公大臣未能束其下致侵小民欤？有一于此，皆足致灾。惟在大法而小廉，政平而讼理，庶几仰格穹苍，弭消珍戾。用是昭布朕心，愿与中外大小臣，共勉之。”
……是岁，免顺天、江南、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湖广等省二百六十一州县灾赋有差。康熙赈灾之心并非偶然，恤民之策亦非苟为，他的政绩可证。据《圣祖本纪》载：
（十二年十一月）庚午，诏民间垦荒田亩以十年起科。
（二十四年四月）辛丑，诏以直隶连年旱灾，逋赋六十余万尽免之，并免今天正赋三分之一。
（二十八年正月）诏免山东地丁额赋……癸巳，诏免江南积欠二十余万。
（三十二年正月）甲子，诏朝鲜岁贡黄金木棉永行停止……八月甲戍，免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四省明年地丁税粮……（十一月）甲子，诏免顺天、河间、保定、永平四府明年税粮。
（四十二年七月）己巳发帑金三十万两，截漕五十万石赈山东。山东有司不理荒政，停其升转。
（四十三年正月）辛酉，诏曰：“朕谘访民瘼，深悉力作艰难。耕三十亩（108市亩）者，输租赋外，约余二十石（万斤）。衣食丁彳，取给于此。幸逢廉吏，犹可有余。若诛求无艺，则无以为生。是故察吏所以安民，要在大吏实心体恤也。”……（十一月）甲戌，诏免顺天、河间二府及山东、浙江二省明年税粮。
（四十九年十月）甲子，诏曰：“朕临御天下垂五十年，诚念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迭次蠲租数万万……惟体察民生，未尽康阜，良由生齿日繁，地不加益……自康熙五十年始，普免天下钱粮，三年而徧。直隶、奉天、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九省地丁钱粮，察明全免。历年逋赋，一体豁除。其五十一年、五十二年应蠲省分，时候旨”……十一月辛卯朔，诏凡遇蠲赋之年，免业主七分，佃户三分，着为令。”此外，康熙秉政的54年中，总共减免3251州县次灾赋，这在封建社会史上是罕见的。乾隆时代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据《清史稿·高宗本纪》载：
（乾隆十年）六月丁未，普免全国钱粮。谕曰：“……我皇祖在位六十一年，蠲租赐复之诏，史不绝书，普免天下钱粮一次。我皇考无日不下减赋宽征之令，如甘肃一省，正赋全行豁免者十有余年。朕以继志述事之心……特颁谕旨，丙寅年直隶（十八年）钱粮，其通蠲之。”
乾隆的诏谕总结了康雍乾盛世一贯的富民政策，而康熙十八年抗震救灾的史实则说明这种富民政策并不是空话。
3、表现了民众天命观的变化
中国自古信仰一种半信天半信人的天命观。康熙皇帝曾和欧洲传教士、科学家长期接触，学会了不少天文学、数学等方面的知识，但他仍然认为地震是人事不善，上天示警。但民众在漫长的历史上，以实践证明了天灾和人事没有直接的联系。《地震记》的作者一方面对地震频频、千古永有的因由困惑不解，一方面又联想到尧、汤明君亦遭九水七旱，康熙盛世反而灾异繁多，于是得出了天灾与人事无关的结论。这说明封建社会民众的天命观已有了较大的科学成分。然而在科学高度发展的当代，还有人把必然产生的地震看作是吉凶之兆，岂不怪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