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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1959—1961年三年灾荒的文学书写

1959—1961年三年灾荒的文学书写
张堂会
【原文出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期。
【作者简介】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邮编 236037
【内容提要】当代文学对1959—1961年三年灾荒作了大量生动形象的书写，1976年之前是以一种隐性的方式书写；1976年之后，伴随国家拨乱反正的需要，对其展开了政治层面的反思，强调国家与历史的宏大叙事；民间视角的饥荒书写还原了普通人的生存状态，知识分子视角的灾荒书写关注大历史中知识分子个人的命运，意在重建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批判的精神。三年灾荒的文学书写的意义在于重建三年灾荒的文化记忆，拒绝对历史的遗忘。
【关键 词】三年自然灾害 当代小说 灾荒书写 文化记忆 1959—1961年，中国大部分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但时至今日对于这个特定时段的称谓还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1960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始承认国家经济陷入困境，《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称“过去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三年自然灾害”的称谓开始流行。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公报指出，“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随后，新闻媒介、官方文件以及各级领导人讲话都是众口一词地指称“自然灾害”，“三年自然灾害”经过不断的重复，最终演变成了那个困苦年代的代名词。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32年来的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已经明确地称之为“严重困难”时期。知识界对于三年饥荒的原因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也都各执一词，金辉[1]、王维洛[2]等认为1959—1961年风调雨顺，不存在什么“自然灾害”之说，主要是人祸的因素；而有人认为是九分天灾，一分人祸[3]；陈东林对两种说法进行了折中，认为“天灾”、“人祸”各占一定的比例。[4]其实，早在1961年5月，刘少奇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5]
文学是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折射出复杂的历史意蕴。从灾荒发生一直到1976年，文学一直在回避这种棘手的现实，但在浩然、陈登科等人的创作中还是对此作了隐性书写。“文革”之后，配合拨乱反正的国家意识形态召唤，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开始涉足这一禁区；刘庆邦的《平原上的歌谣》、智量的《饥饿的山村》、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等写出了底层民众的悲惨现状；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方方的《乌泥湖年谱》刻画了饥荒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展现了一幅幅饥饿与强权暴虐下的灵魂炼狱图。新世纪以来，身居海外的虹影、严歌苓也把笔触伸向这一领域，写出了《饥饿的女儿》《第九个寡妇》等佳作。
一 隐性的灾荒书写（1959—1976）
无论怎样，1959—1961年都把“灾荒”这个新中国本不该出现的字眼深深地镌刻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马罗立在《饥荒的中国》一书中对灾荒作了一个简略的解释，认为“灾荒者，基于天然原因而致食粮供给之失败也”。邓拓以阶级分析的眼光总结归纳了中国几千年的灾荒史料，对“灾荒”下了一个精辟的定义，认为灾荒“乃是由于自然界的破坏力对人类生活的打击超过了人类的抵抗力而引起的损害；在阶级社会里，灾荒基本上是由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失调而引起的人对于自然条件控制的失败所招致的物质生活上的损害和破坏”[6]。“灾荒”是“灾”与“荒”的合称，“灾”即“灾害”，“荒”即“饥荒”，重点在“饥荒”上，“是天灾人祸之后因物质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短缺所造成的疾疫流行、人口死亡逃亡、生产停滞衰退、社会动荡不宁等社会现象”。[7]
“灾荒”在现代文学中频频出场，一方面是为了表现中国的愚昧落后，而更多情况下是左翼文学的一种叙事策略，是为了激发劳苦大众的阶级仇恨，为其翻身解放作斗争动员。“现代文学对灾害书写不仅仅是为了展示灾害，更主要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叙事策略，是激发民众抗争的一种手段，所以现代作家以各种方式反复渲染与强调灾害的苦难特性，目的是为了衬托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斗争的政治合法性。当代文学的灾害书写显然也是以苦难作为底色来表达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与认同。”“当代文学灾害书写接续了现代文学灾害书写的现实主义传统，延续了现代文学对苦难书写的现代性叙事模式。”[8]反观三年灾荒时期的文学创作，无一例外对当时的灾荒保持沉默，原因在于允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过上幸福生活的社会主义国度怎么可能会有饥荒存在呢。所以作家极力回避现实的苦难，高唱社会主义“艳阳天”，从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很难寻觅到“三年灾荒时期”的踪迹。但现实的灾荒作为一种巨大的灾难，总会给作家心理带来或多或少的影响，逼迫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意无意地来回应这种存在，采用编码与遮蔽的方式进行灾荒的隐性书写。这在浩然、陈登科等人的创作中都有所体现。
浩然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真实情形是：“饥饿的社员却等不及（麦子成熟），恨不能一口就变成面条、烙饼填到嘴里。有的社员在坡里干活，常常停住活计、直起身，掠一把半青半黄麦穗子，搓下粒子就塞进嘴里生吃生吞；上坡、下坡的路上，也有一边走路一边掠麦子往嘴里送。”[9]而在其《艳阳天》中，这种苦难却被编码成一种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而自我牺牲的高尚行为。萧长春发现饲养员马老四把粮食省给牲口吃，自己却偷偷地吃野菜，就叹了口气说：“四爷，您过得太苦了，我不能忍心……”马老四说:“长春哪，苦是苦，还能苦几天呢？长春，你不要再这样说了，再这样说，就是瞧不起四爷了……我们是农业社，专门生产粮食的，不支援国家，反倒伸手跟国家要粮食，我愧的慌。你对别人就说，马老四不缺吃的，不管吃什么，都是香香的，甜甜的，浑身是劲地给咱们社会主义效力啊!”[10]浩然的创作不但无视他人的苦难，对自己家庭的苦难也有意地遮蔽。浩然回忆儿子上幼儿园时的情形说:“送进戏剧学院幼儿园的二儿子蓝天，实在受了罪。每周一送他的时候，他如同上屠宰场那样躲逃哭叫；周末接回来的时候，浑身都是屎。两周下来，孩子瘦成皮包骨头，他母亲整天以泪洗面，也瘦下去一圈。实在可怜!”[11]浩然的小说《葡萄架下》的幼儿园却是另一番情景。谭五婶为了使其他妇女解放出来参加劳动就在家里办了一个幼儿园，为此而日夜辛劳。为了孩子，自家架上的葡萄一粒也舍不得吃，就因为对自己的孙子偏了点心眼，儿媳妇就批评她自私自利，说她“没有按着一个保育员的身分要求自己，现在是人民公社，是一个大家庭，所有的孩子都是我们的后代，都是我们的指望，人家既然把孩子交给咱们了，就是人家看得起咱们，厚待自己的孩子，薄待别人的孩子，那可不对啊!”[12]一粒葡萄都可以引发出对个体私心杂念的批判，由此也可看出当时灾荒的程度。
《葡萄架下》以对个人道德的评判遮蔽了现实的物质匮乏，从而虚构出一种公正幸福的集体主义生活。纵观当时的文学作品，呈现的是物产富饶、幸福安康的生活图景。《大豆摇铃的时节》《桃子熟了》《鱼的神话》《碧螺春汛》《茶花赋》《荔枝蜜》等一大批散文传递出的是农林渔牧业喜获丰收的信息，哪里存在什么三年饥荒呢？其实，作品中物产的丰富恰恰是现实物质匮乏的一种隐喻方式，是不出场的“灾荒”的另一张脸的神话。“1959年至1961年三年间的经济困难，苦难的中国人在饥饿中挣扎，更苦难的是他们的生命竟然少有人去记载，无数的生命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一时期的中国文坛到处都是‘艳阳天’，即使偶然涉及，也是被编码成考验人的意志力，铸就某些人的崇高品质的材料。在这个意义上说，浩然创作的历史遮蔽并不仅仅是个人创作的悲剧，而应该是一个时代悲哀。”[13]
但“灾荒”时刻在以缺席的方式发挥着它的作用，让作家无处遁形，甚至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陈登科的《风雷》就是一例。小说描写了“黄泥乡”陷入困境，没有烧草，粮食紧张，人口外流，对淮北平原上的三年灾荒情形作了隐性书写。当年安徽大学中文系批判《风雷》小组的批判文章就说：
他曾供认：“我写合作化，就是指责这三年。”书中所谓“灾荒严重，粮食紧张，烧草困难，人口外流”,“合作就是共产，干的一样活，吃的是一样饭，穿的是一样衣服”,“白天黑夜的干”，“不要命”，等等，显然是影射我国三年暂时的经济困难，恶毒攻击党的三面红旗。[14]
撇开政治上的上纲上线不谈，这篇文章确实敏锐地发现了在“合作化”外衣下“三年灾荒”的身影，在“灾荒压顶”之际，许多群众或是贩运货物、或是编织芦席，“各找门路”，“各自谋生”，不愿走集体化道路，因而被指责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在另一位批判者的文章中也同样指出了《风雷》是对三年灾荒的曲折表现：
祝永康是在“灾荒压顶”，“军心不振、士气涣散”，“粮食紧张”的所谓关键时刻，带着大批“救命”的粮食，从天而降，飘飘飞来的。祝永康的出场，使“阴霾满天”的黄泥乡马上出现了“积雪融化”、“河水解冻，大地回春”的场面，而且在他那“春雷一般轰鸣”的吼声之后，一场闹粮风潮，便立即烟消云散了。《风雷》中的祝永康俨然是一个力能回天的“救世主”[15]
确实，在灾荒的重压下，农民士气低落，唉声叹气，没有什么能比救济粮对他们更有诱惑力与感召力。因此，祝永康是带着救命的粮食才能使“阴霾满天”的黄泥乡出现“河水解冻，大地回春”的场面。
二抵抗遗忘的文学书写（1976年至今）
1．“拨乱反正”召唤下的灾荒书写
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配合拨乱反正的政治需要，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盛行一时。在对过去历史的控诉与反思之中，张一弓、茹志鹃、高晓声走得要更远一些，把笔触伸向了比“文革”更为久远的三年灾荒时期。
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以三年灾荒时期的“河南信阳事件”为背景，塑造了敢于为民请命的李家寨大队支书李铜钟的形象。1960年春荒来临，李家寨断粮七天，村里四百多号人都得了浮肿，一百多人已经挺在床上不能动弹。为了挽救濒危的乡亲，李铜钟决定用个人的名义向粮站主任朱老庆借粮，结果变成了煽动群众抢劫国家粮库的首犯。但他无怨无悔，平静地等待公安局人来抓他，临走还不忘叮嘱“种子得留够”。
“我要的不是粮食，那是党疼爱人民的心胸，是党跟咱鱼水难分的深情，是党老老实实，不吹不骗的传统。”小说借李铜钟借粮时所说的话展开了对极“左”政治的反思与批判，而这种批判主要集中在十里铺公社的党委书记杨文秀身上。这位“带头书记”原是一位文采出众的小学教师，后来被提拔到县委宣传部当了干事，一九五八年报名下基层工作，当了十里铺公社的党委书记。他把全副精力用在揣摩上级意图上，并推出种种典型经验。他上任第二天就向大家宣布：十里铺公社两年进入共产主义。他每天都盘算着十里铺公社各项工作怎样跑在前头，以此向县委书记田振山报喜。大办钢铁时，他命令村村队队砸锅炼铁，没收一切可以搜集来的铁器，门鼻、门搭钩无一幸免，统统砸碎，填到“小土群”里；县委号召建立丰产方的时候，他认为粉要搽在脸上，批示各队把丰产方一律建立在大路边。当检查团到来的时候，他让社员们化妆劳动，锣鼓助威，老汉们挂着业余剧团的长胡子下地，妇女们穿着古装戏衣，打着穆桂英的“帅”字旗。这一切滑稽的表演让李铜钟觉得新上任的公社书记整天都在给上级演戏，希望得到赏识和喝彩。李家寨终于没能逃脱“带头书记”带来的一场灾难，“去年天旱，加上前年种麦时钢铁兵团还在山上没回来，麦种的晚，一晚三分薄，秋
庄稼又碰上‘捏脖旱’，夏秋两季都比不上往年。而‘带头书记’又带头提出了‘大旱之年三不变’的豪迈口号：产量不变，对国家贡献不变，社员口粮不变”，致使社员遭受了严重的春荒。
小说的政治反思意图非常明显，作家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从人的生命出发，考察不合理的社会政治权力如何挤压农民合理的生存需求，写出了人们面对极“左”政治的困惑与无奈。小说没有对政治体制层面进行过多的探讨，而是把目光聚焦于基层领导者的道德品质。作家与国家主流话语达成一个共识，认为三年苦难的根源是极“左”路线，是杨文秀这样一些瞒上欺下的执政者的道德水平出了问题，而不是制度本身。三年灾荒这样复杂的社会现象被作家简化为两种对立的道德冲突，在“善”必将战胜“恶”的信念下，乐观地传递了社会在曲折中前进的历史观念，相信错误必将得到纠正。作家在对体制做出有限度的反思后，急忙为李铜钟这样的道德英雄人物平反，这也契合了当时“拨乱反正”的国家意识形态需求与“平反昭雪”的社会心理氛围。
2．展现底层生活图景的三年灾荒书写
随着伤痕反思潮流的衰退，人们不再满足从单一的政治视角去反思三年灾荒，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刘庆邦的《平原上的歌谣》、虹影的《饥饿的女儿》开始从底层民众的视角去透视三年灾荒之下普通民众的苦难与死亡。
杨显惠采用纪实的叙事方式揭开了定西孤儿悲惨的生活真相。“灾荒使得人性幽暗卑劣的一面极度彰显，给人类社会造成极大的精神戗害，并带来了极为严峻的后果。在灾荒逼迫下，许多人的人性发生严重的扭曲与畸变，人们可以抛弃妻子或者卖儿卖女去求生，甚至发生人食人的惨剧。”[16]《黑石头》讲述了灾荒绝境下两个母亲骇人听闻的举动，巧儿的娘为了让巧儿有进孤儿院的资格，把自己活活勒死，而当时政府已经开始发放少许的救济粮，是有望活下去的；另一个母亲则为了活命，煮吃亲生孩子“扣儿”的尸体，一直活到90多岁。《华家岭》描写两家结伴而行的乞丐，一开始同病相怜，互相救助，到后来受助者一家三口却自恃强壮抢夺孱弱姐弟的救命粮，最后撑死在华家岭上。《姐姐》写一对冻饿交加的姐弟借宿牧羊人家，姐姐为了保住弟弟这棵独苗，让他安稳地在热炕上睡上半宿而被迫献出自己的贞操。《老大难》写了一个母亲为了活命，忍痛撇下儿子，带着女儿改嫁他乡，与儿子再见面时羞辱交加，爱恨相缠。《顶针》叙述了一个母亲带着子女逃荒要饭，自己却饿死在山旮旯里，女儿莲莲从遗骸旁边留下的顶针才知道母亲的死讯。《俞金有》写俞金有因为肚子饿吃了很多咸菜，半夜里起来找水喝，结果掉进井里淹死了。在饥饿的威胁下，这些孤儿的生命像蝼蚁一样死灭。有的因为寒冷钻进炕洞而被煤烟呛死，更多的孤儿因为感染痢疾而死去。在死亡阴影笼罩之下，孩子的人性也发生了扭曲，获得食物活下去成了他们生存的唯一信条。《打倒“恶霸”》写屈效仁强取豪夺其他孤儿的食物，被王汉元一帮孤儿“修理”好了，但另一个新恶霸王汉元又产生了，继续欺凌弱小孤儿。
杨显惠用凝重质朴的语言展现了定西人民的苦难，用文学的方式为当时饥荒的中国留下了一段难忘的精神影像。“我为什么二十一年不改初衷，旨在张扬人性和人道主义情怀。人道主义的核心是人的尊严，当我们面对成千上万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卑微而弱小的蝼蚁般的生命，作何感想？中国缺少愤怒的作家，这是中国文学的悲哀!”[17]
刘庆邦的《平原上的歌谣》大幅度地转向民间立场，关注饥荒年代下普通人的行状，揭示饥饿对人性的伤损。作者通过魏月明这个普通劳动妇女的形象，透视灾难情境下人与人的关系，探索存活在民间的人情美与人性美。作品淡化了政治维度的叙述，描写了人们在灾荒中艰难生活的情形，赞扬底层劳动人民生命力的柔韧与坚忍，凸显了一种平民情怀。“什么样的苦难都能忍受，什么样的坎儿都能过去，也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18]
3．拷问知识分子灵魂的灾荒书写
知识分子在灾荒中要承担着比别人更多的灾难和痛苦，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方方的《乌泥湖年谱》、和凤鸣的《经历——我的1957年》、胡平的《残简——中国1958年》，就对知识分子的精神炼狱作了形象的书写。
杨显惠本人没有当过右派，没有亲历过大饥荒年代右派的悲惨生活。他在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上山下乡，有机会结识了一些夹边沟农场的右派，被他们的故事深深地震撼。事隔多年之后，作者开始着手调查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经过三年的调查采访，那些尘封的历史才逐渐展露出它残酷与峥嵘的一面。《夹边沟记事》封面上赫然印着“关于饥饿与死亡的真实叙述”字眼，全书重点描写了右派们的饥饿与死亡。夹边沟的右派们和全中国老百姓处于同样的困境，都在忍饥挨饿。他们到处去挖野菜、捋草籽、抓蜥蜴、逮蚯蚓、掏老鼠窝。伴过农药的麦种，人和动物排泄出来的没有消化的东西，甚至人肉和内脏也拿来煮食。
饥饿变成了一种规训与惩罚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手段与工具，《夹边沟记事》展现了知识分子面对饥荒时所表现出的复杂人性，写出了知识分子在强权之下精神的萎顿与异化。1957—1960年，夹边沟农场的右派饿死过半。夹边沟偷盗食物成风，《邹永泉》讲述了邹永泉用手表换来炒面和白面饼，为了防止被偷，他每天外出时就把粮食装在布袋里背在身上，晚上睡觉就锁在皮箱里，放在脚下边，最终却因为吃蜥蜴中毒而死。《贼骨头》描写了俞兆远动摇了做一个正人君子的信念，变成一个贼里头打着不要的贼。即便获释回家，他仍然旧习难改，总要偷几口生粮食吃才能安稳地睡觉。《逃亡》中描写高吉义与师傅结伴出逃，将奄奄一息的师傅遗弃在戈壁滩，致使师傅为狼群所食，揭示了生存困境中人性的两难。
《夹边沟记事》在对历史的叩问中表达了对强权政治的批判与否定，同时这种批判与否定还指向右派知识分子自身。小说没有过多地描写管教干部如何欺凌压迫右派，管教干部对右派的施暴往往起因于右派自己的告密。知识分子在强权与饥饿之下主动异化，沦为强权政治的帮凶与工具。他们既是这场政治灾难的受害者，同时也是这场政治灾难的施暴者。知识分子精神灵魂为饥饿的肉体所控制，饥饿具有了主体的作用和意义，在饥饿的强大压迫下，知识分子放弃了对高贵灵魂的追求。方方的《乌泥湖年谱》、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也都描写了强权之下的饥荒，塑造了丁子恒、皇甫白沙、孔繁正与周文祥、高云纯、冯俐等失去独立性的知识分子群像，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这场饥荒中的精神状态，直逼暴虐的强权，剖析了知识分子人性深处的弱点。
三三年灾荒文学书写的反思
三年灾荒在1976年之前的文学中一直处于隐性状态，以缺席的方式制约着作家的书写。1976年之后，伴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三年灾荒再次成为作家关注的对象。一批又一批的作家开始以三年灾荒为背景，探索人性面临灾荒时表现出的高贵和卑下，思考这场灾荒的天灾与人祸因素，寻找一个民族历经灾荒却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政治反思视角的灾荒书写强调国家与历史的宏大叙事，往往忽视普通人在历史中的生存状态，容易沦为阐释政治意图的附庸；民间视角的灾荒书写还原了普通人在特殊历史情境中的生存状态，又往往沉浸于鸡零狗碎生活的摹写，从而缺乏一种历史深度。杨显惠、虹影、方方、尤凤伟等用纪实与虚构的方式重新面对那段历史，从知识分子的视角关注大历史中知识分子个人的命运，思考民族历史命运，重建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批判的精神。
三年灾荒已经过去了50多年，好多亲历者已经不在人世。这些文学作品的意义就在于重建三年灾荒的文化记忆，拒绝对历史的遗忘，为我们提供前行的勇气与智慧。“文化记忆是一个集体概念，它指所有通过一个社会的互动框架指导行为和经验的知识，都是在反复进行的社会实践中一代代地获得的知识。”[19]许多作家都在为创建三年灾荒的文化记忆而努力，虹影认为：“苦难意识之所以变成饥饿，是由于丧失记忆。作为一个民族，我觉得我们失去了记忆。在这个意义上，《饥饿的女儿》这本书不只是写给六十年代的，实际上，我们欠了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下一代，我们以后的年代一笔债：应该补上这一课，恢复被迫失去的记忆。”[20]杨显惠也显示了一种迫不及待的情形，表明创作《夹边沟记事》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存三年灾荒的文化记忆：“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经不多了，当年的事件制造者有意把它封存起来，当年的生还者大都谢世，少数幸存者又都三缄其口。作者将调查来的故事讲述出来，意在翻开这一页尘封了四十年的历史，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并告慰那些长眠在荒漠戈壁滩上的灵魂：历史不会忘记夹边沟的。我们关注前人的历史就是关注我们自己。”[21]
刘庆邦对三年大饥荒的记忆刻骨铭心，他从个人记忆出发，写出了久藏心底的《平原上的歌谣》。作者直面现实的苦难，用嗍盐子儿、吃柿树皮、炒蛐蛐儿吃等典型细节，写出了对饥饿的切肤体验，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感直逼人心。作家也同样抱有一种焦灼感与使命感，要为三年大饥荒作证，为全民族建立关于三年灾荒的文化记忆。他认为不写这部小说就对不起那些饿死的人和那段历史，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一辈子都白活了。“一个民族的记忆是这个民族的力量所在，善于保存记忆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试想，一个民族倘是失去了记忆，就有可能重蹈灾难的覆辙，那是多么可怕……一代作家有一代作家的生活记忆，如果我们这一代亲历过那段生活的人死了，让后来的人再想象就不那么容易了。我们必须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记忆文化向遗忘文化挑战。”[22]
在保存三年灾荒文化记忆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上，作家们都达成了一致的共识。但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即谁的记忆，记忆为谁？三年灾荒，在张贤亮、智量等人的笔下是知识分子沦落底层的受难史，同时又是他们获得女性情爱的罗曼史。在尤凤伟、方方、杨显惠的笔下，三年灾荒又是知识分子人性失落、灵魂倍受煎熬的炼狱史。在张一弓、高晓声、茹志鹃的眼里，三年灾荒是农村基层政权异化、老百姓濒临生活绝境的历史。而在谈歌的眼里，三年灾荒虽然物质缺乏，但人们精神丰足，是一个令人缅怀的道德理想时代。那时政治清明，干部克己奉公，勤政为民。官民鱼水情深、同舟共济。人们遵循秩序，恪守操行，小孩子因偷吃公田里的红薯就被母亲责打致死。村支书用不正当手段给村民弄来粮食渡荒，却被村民们拒绝，认为这是燕家村的历史污点。支书妻子儿女也为之蒙羞，在自我惩戒中默默饿死。司令员不顾家乡人民灾荒而先解决革命老区的燃眉之急，老区人民得到粮食后又贡献出来供全地区统一划拨。这种闪耀道德光环的荒年记忆明显与许多作家大相径庭，作品中“女儿”就质疑“我”的讲述：“女儿笑着说：我看过一部反映那个年代的中篇小说，那篇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可是带着愤怒的感情，带着红了眼的老百姓去砸了粮库的。这篇小说还获了奖的。”显然，作品中的“女儿”是读过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面对这些不同的关于三年灾荒的叙述，到底哪些记忆可以有效地参与到灾荒文化记忆的建构之中？
灾荒的文化记忆作为一种建构，是为了下一代人对历史有清醒的认识，为一个民族的历史作证。因此有必要对哪些记忆可以参与三年灾荒文化记忆建构达成某种共识，以免引起思想混乱。当然，这个要求对于文学来说是一种苛求。但我想文学有责任去书写灾荒，建构文化创伤，承担起拒绝遗忘的职责。杰弗里·C·亚历山大（Jeffrey C·Alexander）认为：“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就发生了。”[23]文学是人类文化记忆的一种载体，要承担抵抗遗忘的责任，保留人类灾难的文化记忆。当然。除了文学之外，我们可以考虑通过多种途径建构三年灾荒的文化记忆，比如树立三年灾荒的历史纪念碑，或是建立三年灾荒的博物馆，或是保留有关三年灾荒的具体遗迹等。2004年，河南省光山县十里乡高店大队吴围子村农民吴永宽自筹资金，为在大饥荒中饿死的74位村人修建了两座纪念碑，刻上他们的名字，以慰饿魂，以昭后人，这是中国第一座关于三年灾荒的纪念碑。2008年，独立制片人胡杰根据这一事件拍摄了纪录片《粮食关纪念碑》，这是第一部用镜头竖起的大饥荒纪念碑。[24]
注释：
[1] 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59～61年气象水文考》，《方法》1998年第3期。
[2] 王维洛：《三年自然灾害的历史真相》，《新观察》2001年第3期。
[3] 六哥：《九分天灾，一分人祸》，http://www.haijiangzx.com/html/2012-02-07/page_34847_p2.html。
[4] 陈东林：《“三年自然灾害”与“大跃进”》，《中共党史资料》2000年第4期。
[5]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7页。
[6] 邓拓：《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7] 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5页。
[8] 张堂会：《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39页。
[9] [11] 浩然：《我的人生》，华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55、242页。
[10] 浩然：《艳阳天》（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358页。
[12] 浩然：《浩然文集》，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476页。
[13] 徐伟东：《编码与遮蔽——1959—1961年浩然的小说创作》，《齐鲁学刊》2006年第1期。
[14] 安徽大学中文系批判《风雷》小组：《不准资本主义借尸还魂——彻底抵制反动小说〈风雷〉》,《新安徽
报》1969年9月26日。
[15] 安学江：《彻底砸烂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篡党复辟的黑碑——批判陈登科的反动小说〈风雷〉》，《人
民日报》1968年7月8日。
[16] 张堂会：《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青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17] [21] 赛妮亚：《历史的补丁 (代序)》，《夹边沟记事》，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356页。
[18][22] 刘庆邦：《平原上的歌谣》，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60、359页。
[19][23] 简·奥斯曼：《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文化研究·第11辑》，陶东风等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第4、11页。
[20] 谢有顺：《应该恢复被迫失去的记忆——着名作家虹影专访》，《羊城晚报》，2004年10月12日。
[24] 依娃：《中国第一座大灾荒纪念碑》，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3f77fb0100yuny.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