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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自然灾害与唐代宰相

自然灾害与唐代宰相
阎守诚/李军
【原文出处】《晋阳学刊》(太原)2004年01期第82～85页
【作者简介】阎守诚(1942-)，山西五台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037
李军(1976-)，山东莱阳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2001级博士研究生。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037
【内容提要】 唐代政府文书、实际政治活动以及唐人的观念中，宰相依然具有“燮理阴阳”的职能；宰相在灾对往往提出避位退让的请求，以示谢过负责，但一般不会得到批准；唐代宰相的政治生涯因灾害的发生而出现变数；灾害对宰相的影响是考察当时政局的一个独特视角。
【关 键 词】宰相/燮理阴阳/灾害天谴说/避位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家，频繁的自然灾害给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层面以及百姓的生产和生活会带来巨大的影响，作为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宰相也不例外，他们的政治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灾害降临时会受到不同的影响。本文主要探讨自然灾害对唐代宰相的影响，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唐代的政治活动。
　　一
我国古代的“灾害天谴说”认为，自然灾害是现实政治的过失引起的，是上天对统治者的警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1]。谴告的对象，自然是上天之子——皇帝。因此，灾害发生，皇帝往往以避正殿、减膳、出宫女、祭天、祈雨祈晴、亲自虑囚等方式消弭灾害，承担责任。宰相作为皇帝的辅佐，政府首脑，理应代君受过，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汉唐宰相，对灾害承担的责任有所不同。汉代“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2]。丙吉出巡不问杀人之事，仅问牛喘，一句“三公典调和阴阳，职（所）当忧，是以问之。”令百官叹服，“以吉知大体”[3]。既然“燮理阴阳，宰相之任也”[4]，因阴阳不和而造成的“灾异”，宰相难逃其咎。因此，两汉因灾策免宰相之事，史不绝书。唐代三公（太尉、司徒、司空）虽然也有“佐天子理阴阳，平邦国，无所不统”的职任，但唐代三公已不是位高权重的宰相，“自隋、唐以来，三公无职事，自非亲王不恒置，于宰臣为加官，无单置者”[5]。三公成为无具体职务的荣誉称衔。唐代“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6]。宰相权位虽重，但在制度上“燮理阴阳”之职已经没有了，按理说，对灾害也不应负有责任，可见唐代宰相地位比汉代宰相有所下降。
但是，在唐代的政府文件、实际政治活动以及唐人的观念中，宰相依然有“燮理阴阳”的职能，依然要对灾害负有一定的责任。
在唐代任免宰相的制文中，经常会看到宰相具有这种职能的明确叙述。如，宣宗大中十二年(858)，为使宰相蒋伸能“爰去剧务，俾专缉熙”，罢免了判户部之职，在制文中论及宰相时说：“辅弼之任，陶钧为重，所以导阴阳而施化，相天地以成功。”[7]在其它制文中，“燮调（和）阴阳”、“导阴阳之和”、“调四气以统和天人”、“调阴阳而平经纬”等词语叙述宰相职能更是不胜枚举。这说明，在制度上虽然宰相无“燮理阴阳”的职能，但在皇帝心目中，这种职能依然存在。武则天延载元年(694)，“尝季秋出梨华示宰相以为祥”，但宰相杜景佺却说：“阴阳不相夺伦，渎即为灾……今草木黄落，而木复华，渎阴阳也。窃恐陛下布德施令，有所亏紊。臣位宰相，助天治物，治而不和，臣之咎也。”于是“顿首请罪”。武后夸奖道：“真宰相”[8]。说明在武则天的意识中燮理阴阳是宰相应具有的基本职能。
唐代的宰相常以燮理阴阳为己任。陆贽曾自我批评道：“臣等任处台辅，职调阴阳，一物失宜，尸旷斯在，五行愆度，黜责何逃。”[9]白居易替宰相所上的贺表也是反复自责，“臣等位忝钧衡，职乖爕理，仰阴阳而增惧，顾霖雨而怀惭。无任兢惕之至。”[10]“自惭燮理无功；山川出云，实赖圣明有感。”[11]
唐代的一般官员也认为燮理阴阳是宰相的主要职责，德宗时，太子校书郎李观认为：“宰相之官，阴阳之炉冶，天下之枢辖，贤人作者之器用也，非守常之人之所宜坐也。”[12]《旧唐书》卷115《郭承嘏传》云，唐文宗时，淮南诸道连年大旱，赋税难收，为增加国家收入，文宗命宰相分领度支、户部。门下省给事中郭承暇认为：“宰相者，上调阴阳，下安黎庶，致君尧、舜，致时清平。俾之阅簿书，算缗帛，非所宜也”。文宗“深嘉之”。
在普通百姓心目中，宰相的职责也是燮理阴阳。中宗时，宰相杨再思就曾因闭坊祈晴而遭到责难。“景龙中，东都霖雨百余日，闭坊市北门，驾车者苦甚污，街中言曰：‘宰相不能调阴阳，致兹恒雨，令我污行。’”[13]恰巧中书令杨再思路过，回答他道：“汝牛自弱，不得独责宰相”[14]。闭坊门祈雨祈晴是唐代较为流行的一种弭灾方法，它同样是基于燮理阴阳的理念，但实际上毫无效果，甚至带来诸多不便。神龙元年(705)右卫骑曹宋务光就批评过这种做法：“今霖雨不止，乃闭坊门以禳之，至使里巷谓坊门为宰相，言朝廷使之燮理阴阳也”[15]。可见，在唐代民间对宰相燮理阴阳有广泛的共识。杨再思在面对百姓的抱怨时，也只能说：“汝牛自弱，不得独责宰相”。
　　二
虽然从制度上看，唐代宰相并无燮理阴阳的职任，但在唐人从皇帝到百姓，受秦汉以来传统观念的影响，仍然认为宰相有此职任。因此，每逢自然灾害，出现灾荒，处于辅佐之位的宰臣，往往提出避位退让的要求，以示谢过负责。仅举数例：
据史籍记载，唐代最早提出避位以禳灾的是长孙无忌。“（永徽）三年(652)春正月癸亥，以去秋至于是月不雨，上避正殿，降天下死罪及流罪递减一等，徒以下咸宥之。……丙寅，太尉、赵国公无忌以旱请逊位，不许。”[16]
其后是张行成。永徽四年(653)，“自三月不雨至五月，行成惧，以老乞身，制答曰：‘古者策免，乖罪己之义。此在朕寡德，非宰相咎。’乃赐宫女、黄金器，敕勿复辞。”[17]
神龙元年(705)秋，大水，右仆射唐休璟以霖雨为害，“咎在主司”，上表引汉代故事辞位，“昔汉家故事，丞相以天灾免职。臣窃遇圣时，岂敢腼颜居位。乞解所任，待罪私门，冀移阴咎之征，复免夜行之眚”[18]。但“中宗竟不允，手制答曰：‘阴阳乖爽，事属在予，待罪私门，难依来表。’寻迁中书令，充京师留守，俄加检校吏部尚书。”[19]
代宗大历年间，旱灾严重，特别是大历十二年(777)，“是岁，春夏旱，至秋八月雨”[20]。宰相常衮上乞让宰相表，也引用汉制说：“伏以东汉之制，存乎旧史。或阴阳失节，水旱不时，必策免三公，励精百揆，盖以阳倡而不和，力薄而位崇，所以答天谴也。……伏乞解臣所职，更择良才，省致旱之由，求作霖之辅，则万姓咸赖，百谷用成。”[21]常衮虽有此请，但代宗并未同意。
在灾害将临时，宰相除请求避位禳灾外，还常会请求上天责罚，以承担过错。如开元十年(720)四月十四日，因天久旱，侍中源乾曜、中书令张嘉贞、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张说奉敕祈雨于赤帝坛，祝文中说道：“惟神临照，简择其心，降祸厥身，坠禄陨命，三臣当咎，足谢天责。”[22]
尽管唐代的宰相往往因灾请求避位，但几乎没有因此而被罢免，而且皇帝还往往主动承担责任，说：“此朕之寡德，非宰相之咎”、“阴阳乖爽，事属在予”等等，对宰相加以挽留，和汉代常因灾策免宰相形成鲜明的对比。究其原因，还在于汉唐宰相制度有很大的变化。钱穆先生曾形象、通俗地说明了这一点：“汉宰相是采用领袖制的，而唐代宰相则采用委员制。换言之，汉代由宰相一人掌握全国行政大权，而唐代则把相权分别操掌于几个部门，由许多人来共同负责，凡事经各部门之会议而决定。”[23]汉代宰相位高权重，与皇权的矛盾尖锐，因灾策免宰相就成为君主削弱相权的手段之一。而唐代宰相权位已较汉代为轻，皇帝地位上升，基础稳固，相权始终处于君权控制之下，皇帝把灾害视为上天对自己的警示和惩罚，不把责任推到宰相身上，正是表明皇帝身份之崇高和特殊。因此，唐代宰相基本上没有因无法燮理阴阳而被罢免之事。由此，也可以从对待灾害的态度来印证汉唐宰相地位的变化。
　　三
自然灾害发生，如水、旱、蝗、地震等，都会在不同程度、不同范围内给社会经济和百姓生活造成破坏，严重的时候，甚至造成赤地千里、哀鸿遍野、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各级政府当务之急是救灾、减灾。作为中央政府首脑的宰相，更要肩负重任，唐代宰相虽不至于在这种特殊时期因灾而被罢免，但他们的政治生涯却会因灾害而面临复杂多变的情况，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灾害为普通官员批评谴责宰相提供机会。传统观念认为，灾害对政治过失的警示包括政局混乱、政策不当、吏治败坏等，也包括当政者个人的品行不端。宰相有燮理阴阳的重任，对政治过失负有一定的责任，在灾害发生时，往往会受到谴责。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十二月，张九龄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次年四月，迁中书令，成为朝政的主要执掌者。在张九龄任宰相前后，水、旱、大风、地震等灾害不断。王冷然上书批评张九龄：其一，张九龄位居宰相，不能燮理阴阳，导致灾情严重，应受谴责。“蠢蠢迷愚，嗷嗷愁怨，而相公温服甲第，饱食庙堂，仆则天地之一生人亦同人怨相公也。”其二，指责张九龄救灾不力，“今人室如悬磐，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天将不雨，公将如之何？”其三，张九龄受皇帝赏赐金银锦衣，“闻公受之，面有喜色。今岁大旱，黎人阻饥，公何不固辞金银，请赈仓廪。怀宝衣锦，于相公安乎？”这是斥责张九龄人品不端，爱财而不顾百姓。王冷然最后写道：“百姓饿欲死，公何不举贤自代，让位请归？”[24]公然要求张九龄辞职。王冷然何许人也？正史无传，《唐才子传》云：“王冷然，山东人。开元五年(717)裴耀卿下进士，授将仕郎，守太子校书郎。”将仕郎为文散官从九品下，太子校书郎为东宫官属，亦为从九品下。王冷然这样一个最低品级的官员，敢于上书批评宰相（不论其内容是否恰当，也不论是否有人指使），应该说自然灾害造成的特殊时期给了他机会。
二、灾害也为宰相调整人事、排斥异己提供了机会。开元十二年(724)，“六月，上以山东旱，命选台阁名臣以补刺史；壬午，以黄门侍郎王丘、中书侍郎长安崔沔、礼部侍郎、知制诰韩休等五人出为刺史。”五人中崔沔便是为宰相张说所排斥，崔沔原为张说荐举为中书侍郎，但就任后，“遇事多所异同，说不悦，故因是出之。”[25]《新唐书》卷129《崔沔传》也说：“（崔沔）诏敕曹事，多所异同，说不悦，出为魏州刺史。”
天宝十三载(754)秋，“霖雨六十余日，京师庐舍垣墉颓毁殆尽，凡一十九坊汙潦。天子以宰辅或未称职，见此咎徵，命杨国忠精求端士。”这给了杨国忠一个培植势力、排斥异己的机会。当时，杨国忠与安禄山争宠，矛盾尖锐。玄宗欲用兵部侍郎吉温，但“国忠以温禄山宾佐，惧其威权，奏寝其事。”[26]举荐了唯唯诺诺、“和雅易制”的韦见素为相[27]。韦见素所取代的原宰相陈希烈也是杨国忠的政敌，《旧唐书》卷97《陈希烈传》说：“杨国忠用事，素忌嫉之，乃引韦见素同列，罢希烈知政事，守太子太师。”杨国忠还利用这次灾害，罢免了不依附他的京兆尹李岘。《旧唐书》卷112《李岘传》云：“天宝十三载，连雨六十余日，宰臣杨国忠恶其不附己，以雨灾归咎京兆尹，乃出为长沙郡太守。时京师米麦踊贵，百姓谣曰：‘欲得米粟贱，无过追李岘。’”这场雨灾波及的另一个受害者是扶风太守房琯。由于他讲了当地水灾的灾情，“国忠使御史推之。是岁，天下无敢言灾者。”[28]可见杨国忠充分利用了这次水灾排斥异己。
三、安史之乱后，唐廷政治日益腐败，表现之一就是宰相之间，各树朋党，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在自然灾害发生的非常时期，成为朋党之间进行斗争的特殊契机，善于利用这一契机给予对方致命一击，往往会取得成功。
如德宗时期，杨炎、卢杞之争。陆贽说：“上即位之初，用杨炎、卢杞秉政，树立朋党，排摈良善，卒致天下沸腾，銮舆奔播。”[29]可见朋党之争的严重后果。建中元年七月，宰相杨炎用诬陷的卑劣手段害死已贬忠州的政敌刘晏，引起朝野上下的不满。杨炎只好用皇帝的名义推卸罪责，信息反馈到德宗，引起德宗极大的反感。建中二年(781)德宗任命阴险狡诈的卢杞为相，以制掣杨炎的权势，是年五月，魏博田悦、淄青李正已、成德李惟岳起兵反唐，六月，山南东道梁崇义响应。但德宗久已准备削藩，成竹在胸，临危不乱，派出了各路平叛大军，其中，任命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平定梁崇义，受到杨炎的反对。“上不听，炎固争之，上益不平”。但受命出征的李希烈却因“夏潦方壮，澶漫数百里”而久未进军，“上怪之”，卢杞密言于上曰：“希烈迁延，以杨炎故也。陛下何爱炎一日之名而堕大功；不若暂免炎相以悦之。事平复用，无伤也。”[30]于是，杨炎被免去相职，到这年十月，卢杞再罗织罪名，放逐并害死了杨炎。卢杞能在数月间扳倒、并害死炙手可热的宰相杨炎，固然有德宗的授意和支持，但李希烈借口水灾拒不出兵，卢杞借口李希烈的不出兵免去了杨炎的相职，不能不说是巧妙的利用了灾害带来的契机。
陆贽是德宗时重臣，时称“内相”，后来因屡次条陈前宰相卢杞罪状，加上对德宗宠臣裴延龄的指斥，言事激烈，逐渐失去德宗的信任。贞元十一年(795)春，大旱，“人情忧惴”，裴延龄借机上奏诬告陆贽等人说：“陆贽、李充等失权，心怀怨望，今专大言于众曰：‘天下炎旱，人庶流亡，度支多欠阙诸军粮草。以激怒群情。’”恰巧数日后，“上又幸苑中，适会神策军人诉度支欠厩马刍草。”——很难相信这不是裴延龄的刻意安排——德宗想起裴延龄的话，“即时迴驾，下诏斥逐（陆）贽、（李）充、（张）滂、（李）铦等，朝廷中外惴恐”[31]。陆贽被免，也是以旱灾为契机。
再如牛李党争。武宗时，李德裕曾利用灾害对牛僧孺进行打击。《资治通鉴》卷246亦云：会昌元年(841)八月，“以前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牛僧孺为太子太师。先是汉水溢，坏襄州民居。故李德裕以为僧孺罪而废之。”胡三省注曰：“史言李德裕以私怨而废牛僧孺。”
胡三省所注是事出有因的。中唐以后，汉水流域经常泛滥，襄州更是遭灾的重要地区。以《新唐书》卷36《五行志三》所记为例：长庆四年(824)“襄、均、复、郢四州汉水溢决”。大和四年(830)，山南东道“大水”，“害稼”。大和五年(831)，荆襄“大水”，“害稼”。大和八年(834)，襄州“水”，“害稼”。开成三年(838)，襄州“大水”；“江、汉涨溢，坏房、均、荆、襄等州民居及田产殆尽。”
可见，从长庆四年(824)至开成三年(838)十四年中，襄州一带共发生五次大规模的水灾。到会昌元年(841)再次出现了特大水灾。《旧唐书》卷18上《武宗纪》：“（会昌元年七月），襄郢江左大水。”同书卷37《五行志》：“会昌元年七月，襄州汉水暴溢，坏州郭。均州亦然。”《新唐书》卷36《五行志三》：“会昌元年七月，江南大水，汉水坏襄、均等州民居甚众。”孙樵在《复召堰籍》也作了记载：“会昌元年，汉波逾堤，陆走漂民，襄阳以渚。”[32]
前五次水灾，未见责罚地方军政长官。水灾发生时，任山南东道节度使的分别是柳公绰、窦易直、王起、裴度和李程。前四人在水灾过后离任时，均获提升，只有李程在水灾过后不久，于开成四年(839)卒于任上[33]。为什么唯独牛僧孺会因灾害而获罪呢？
李珏在《故丞相太子少师赠太尉牛公神道碑铭（并序）》云：“公到襄州，……属大水坏居人庐舍，公以实上闻，仇家得以逞志，举两汉故事，坐灾异策免，降授太子少师。时议不平，……”[34]这个仇家当指李德裕。杜牧《唐故太子少师奇章郡开国公赠太尉牛公墓志铭（并序）》云：“会昌元年(841)秋七月，汉水溢堤入郭，自汉阳王张柬之一百五十岁后，水为最大。李太尉德裕挟维州事，曰修利不至，罢为太子少师。”[35]杜牧所指李德裕“挟维州事”，当为胡三省注中所言“私怨”。牛僧孺时为“使相”，虽不在朝，但有宰相的名分，因此，所指“修利不至”、“据两汉故事，坐灾策免”等等，当为李德裕利用水灾为口实打击牛僧孺。
四、宦官干政是唐后期政治腐败的另一表现。以宰相为首的朝官对此是不满和反对的，受宦官控制的皇帝也感到威胁，朝官和宦官的斗争也称南衙北司之争，灾害成为双方斗争的一个契机。
唐代宗时，天下观军容使、宦官鱼朝恩深得代宗信任，除掌握禁军外，还兼任光禄、鸿胪、礼宾、内飞龙、闲厩等使，权力很大，与宰相间矛盾很深。他曾经以“水旱不时”、“馈运困竭”为由，在百官聚会朝堂时，公然要求宰相退位，当时，“宰相俛首坐皆失色”，只有礼部郎中相里造挺身反击道：“阴阳不和，五谷踊贵，皆军容事，宰相何与哉。且军拏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师无事，六军可相维镇，又屯十万，馈粮所以不足，百司无稍食，军容为之，宰相行文书而已，何所归罪？”相里造的驳斥，使鱼朝恩无言以对，只好愤愤地说：“南衙朋党，且害我。”[36]
唐武宗时，宦官与宰相围绕灾害也展开了一场斗争。武宗在宰相李德裕的辅佐下，大力抑制宦官势力，“常令政事皆出中书”[37]，改变了“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38]的局面，提高了南衙宰相的地位。权宦仇士良为了挽回颓势，利用会昌二年(842)四月久雨不止带来的经济困难，借口听到“宰相作赦书，欲减削禁军衣粮马草料”[39]，鼓动禁军向以李德裕为代表的朝官发难。由于事系禁军，武宗只好亲自出面平息，对禁军说：“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尔渠敢是？”，禁军“乃怗然”。其结果是“士良惶惑不自安”[40]。次年(843)，仇土良去官，彻底失败。
综上所述，自然灾害给唐代宰相的政治生活带来不利的影响，也造成有利的时机。在灾害发生的非常时期，社会的动荡，会扬起政治的风浪，在风浪中，宰相们如何保存自己，巩固权力，打击政敌，是考验宰相政治智慧和能力的一道难题，也是我们观察当时政局的一个独特视角。
【参考文献】
[1]　汉书•董仲舒传：卷56[M].北京：中华书局，1962.2498.
[2]　汉书•王陵传：卷40[M].北京：中华书局，1962.2049.
[3]　汉书•丙吉传：卷74[M].北京：中华书局，1962.3147.
[4]　钦定康济录：卷3[Z].197.
[5]　旧五代史•职官志：卷149[M].北京：中华书局，1976.1992.
[6]　新唐书•百官志一：卷46[M].北京：中华书局，1975.1182.
[7]　唐大诏令集•蒋伸罢判户部制：卷52[Z].上海：商务印书馆，1959.271.
[8]　新唐书•杜景俭传：卷116[M].北京：中华书局，1975.4243.
[9]　陆宣公集•请遣使臣宣府州县遭水州县状：卷17[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176.
[10]　全唐文•为宰相贺雨表：卷666[Z].北京：中华书局，1983.6771.
[11]　全唐文•贺云生不见日蚀表：卷666[Z].北京：中华书局，1983.6772.
[12]　全唐文•上陆相公书：卷533[Z].北京：中华书局，1983.5418.
[13]　旧唐书•五行志：卷37[Z].北京：中华书局，1975.1363.
[14]　新唐书•杨再思传：卷90[Z].北京：中华书局，1975.4098.
[15]　资治通鉴.神龙元年八月戊申条：卷208[Z].北京：中华书局，1956.6595.
[16]　旧唐书：高宗纪上：卷4[M].北京：中华书局，1975.70.
[17]　新唐书•张行成传：卷104[M].北京：中华书局，1975.4013.
[18]　旧唐书•五行志：卷37[M].北京：中华书局，1975.1356.
[19]　旧唐书•唐休璟传：卷93[M].北京：中华书局，1975.2980.
[20]　旧唐书•五行志：卷37[M].北京：中华书局，1975.1359.
[21]　全唐文•久旱陈让相表：卷417[Z].北京：中华书局，1983.4263.
[22]　全唐文•奉敕赤帝坛祈雨文：卷233[Z].北京：中华书局，1983.2357.
[23]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北京：三联书店，2001.37.
[24]　全唐文•论荐书：卷294[Z].北京：中华书局，1983.2981～2983.
[25]　资治通鉴：卷212[M].北京：中华书局，1956.6760.
[26]　旧唐书•韦见素传：卷108[M].北京：中华书局，1975.2376.
[27]　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三年七月条[M].北京：中华书局，1956.6927.
[28]　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三年九月条[M].北京：中华书局，1956.6928.
[29]　旧唐书•陆贽传：卷139[M].北京：中华书局，1975.3800～3801.
[30]　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二年六月条[M].北京：中华书局，1956.7304.
[31]　旧唐书•裴延龄传：卷135[M].北京：中华书局，1975.3727.
[32]　全唐文：卷795[M].北京：中华书局，1983.8337.
[33]　旧唐书•文宗纪上、旧唐书、文宗纪下：卷17上、卷17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4]　全唐文：卷720[Z].北京：中华书局，1983.7407.
[35]　全唐文：卷755[Z].北京：中华书局，1983.7826.
[36]　新唐书•鱼朝恩传：卷207[M].北京：中华书局，1975.5864.
[37]　资治通鉴：卷246，开成五年九月条[M].北京：中华书局，1956.7946.
[38]　资治通鉴：卷245，太和九年十一月条[M].北京：中华书局，1956.7919.
[39]　旧唐书•武宗纪：卷18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5901.
[40]　新唐书•仇士良传：卷207[M].北京：中华书局，1975.58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