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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乾隆朝粥赈制度研究

乾隆朝粥赈制度研究
周琼
【原文出处】《清史研究》(京)2013年4期第55～65页
【作者简介】周琼(1968-)，女，E-mail: zhouqiong1108@126.com，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教授，昆明　650031
【内容提要】 粥赈作为清代灾荒的辅助性赈济措施，在灾荒及贫民赈济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乾隆朝制定了较完善的粥赈制度，发挥了积极的赈饥功效，也因吏治腐败、制度刻板及管理缺陷引发了诸多弊端，粥厂分布不均也在客观上影响了粥赈的社会效果，而无偿粥赈对社会公共心理产生的消极影响，也使完善的荒政制度出现了极大的成效逆差。
【关 键 词】乾隆朝/粥赈制度/完善/成效/逆差
粥赈又称煮粥、赈粥、煮赈，主要是官府、富户在固定区域设厂煮粥，赈济灾民或贫乏饥民，粥赈所在地称粥厂、赈厂、饭厂。因粥赈具有简单易行及见效快、收工速的特点备受统治者青睐，在赈灾及济贫缓饥中产生了积极效果。中国古代粥赈受到研究者极大关注，以明清粥赈的研究成果最显着，如邓拓、李文海、周源、孙绍骋、李向军①等在相关论着中对粥赈及其作用进行了研究，龚小峰、段自成、鞠明库等对明代粥赈原因、管理、形式及成效②，王林、谢海涛、吴滔等对清代粥赈形式及经费等进行了研究③，但从制度史视角研究粥赈的成果不多，清代粥赈制度尚未受到重视。
粥赈作为粮食赈济的重要方式，是灾赈与贫赈的辅助措施，经历朝实践及改良，明代完成了粥赈制度化、规范化的建设。清承明制，经顺康雍时期的建设及发展、乾隆朝的改良与完善，中国粥赈制度达到顶峰。本文在对乾隆朝粥赈制度的完善及其措施、成效等进行探讨的基础上，探究完备制度与社会成效的关系，揭示制度的完善与社会成效的不对等，即因制度过于繁琐具体，未考虑因时、因地制宜而丧失了灵活性，使执行者机械地一刀切，使完善的制度变得刻板，加之管理缺陷、吏治腐败、制度监督的缺乏等弊端，影响了粥赈的社会效果，孕育了深层社会危机；粥厂京畿多、地方少，城镇多、农村少的区域分布不均格局，使粥赈出现失位现象；饥民依赖官方及民间无偿施粥的思维方式，对中国传统社会心理产生了消极影响，反映了完备制度客观上存在的缺陷，出现了制度完善与成效逆差的悖论。
一、顺康雍时期粥赈制度的恢复与确立
粥赈是粮赈的一种。粮赈具有实施便捷、见效迅速的特点成为主要赈饥措施代代相传。粮赈与粥赈质同形异，粮赈是以米、谷等非熟食形式的赈济，粥赈则是以熟食方式进行的特殊形式的粮赈，具有简易快捷、灵活机动的特点，即赈即食，成效立竿见影，受到官府及饥民欢迎。粥赈虽不属于正赈，也不能代替正赈，但作为饥荒中常用的临时性散赈措施，不受赈济条规如灾情分数、极贫次贫等制度的限制，钱粮数额及时间、期限可随灾情轻重、灾民多寡而调整及变动；且粥赈不仅赈灾民也赈穷民甚至乞丐，“独有一种颠连无告之人，因年荒米贵，生计多艰，甚且朝不谋夕，奄奄待毙，地方官若不速急设法养活，必致饿殍载道……当酌设粥厂煮赈，以救其死，而延其生。”④
清王朝建立后，政局动荡，灾害频仍，饿殍盈野，统治者亟须赈济饥民以稳定政局，促成了传统赈济制度的恢复及建设，因粥赈简单易行、成本低见效速，迅速成为救灾助困、救急赈饥的有效措施，“灾黎……待哺孔迫……续命犹难，惟施粥以调剂其间，则费易办而事易集。”⑤粥赈制度经顺、康时期的重建及雍正朝的发展而逐步固定下来，乾隆朝的改良及完善将其推进到中国荒政史上的巅峰阶段。
(一)顺、康时期
顺、康时期是清代粥赈制度的初步恢复及重建时期。此期的粥赈如粥粮标准、粥赈时间等多沿明制，在清初的战乱及荒赈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顺治年间，粥赈被作为赈济饥民、收揽民心的主要措施，尤其水旱蝗等灾之后，官府及民间富户仿明制煮粥赈饥。顺治十年(1653)十月二十三日，“命设粥厂，赈济京师饥民。”⑥十二年户部奏：“京师尚有饥民，请照十年例，每日每城发米二石、银一两，自本年十二月至次年三月，煮粥赈饥，用广皇仁。”⑦此期，粥赈多临时设立，亦无常制，但其实践却是清代粥赈制度恢复、重建的重要环节。
康熙时期，粥赈制度进入初建阶段，粥赈在饥荒赈济中经常实施，期限逐渐确立下来。康熙十九年(1680)二月尚未明确限定期限，“命五城煮粥，赈济流移饥民”⑧；二十八年(1689)在五城煮赈中就规定了三个月的粥赈期限，并实行展赈，将粥赈期限延长两月，官员亲自到厂赈济，“亲身散给，俾贫民得沾实惠。”⑨
康熙三十五年(1696)，是粥赈制度建设的转折阶段，确定了煮赈的起止时限，规定每年十月朔开始，岁终截止，据饥民情况可适当延长赈期：“隆冬煮粥赈贫，定例自十月朔起，至岁终止。今岁歉收，饥民觅食犹艰，着展限两月。”⑩四十三年，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开始增加粥厂数量，“爰于今岁正月，命八旗王、贝勒、大臣、内务府官员并汉大臣官员，设厂数十处，煮赈一月有余。”(11)
在城市粥赈逐渐制度化的同时，农村粥赈也开始恢复。康熙十年，江苏常熟人蒋伊在家乡赈荒，在乡村设三个、城里设两个粥厂，救人多而费用少，总结出分散设置粥厂的经验，十八年撰《敬陈分赈之法疏》：“务令县各为赈，而不可聚之于一郡；乡各为赈，而不可聚之于一城；人各为赈，而不可委之于一吏。”(12)对粥赈制度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雍正时期
雍正朝社会经济的恢复及国力的雄厚为雍正朝的灾赈提供了条件，粥赈成为官方经常采取的散赈措施，并在具体实践中完成了制度建设，确定了粥赈期限及地点。雍正朝粥赈制度的定型及制度建设的完成主要体现在四方面。
一是按口煮赈，即估算及统计饥民人口，出粮煮粥发赈，可以在最大范围内救济饥民，如雍正元年(1723)，浙江富阳等县发生旱灾，“乏食饥民，按口煮赈，至来年麦熟停止”(13)。
二是初步确定粥赈期限，并据实际情况适当延长。根据饥民常于秋冬逃荒的规律，将粥赈开始时间定为每年十月初一日，止于次年三月二十日，粥赈期限就从康熙时的一至三个月延长到了五至六个月，在实践中还可适当再延长一个月，并酌情增加银米数额。这是雍正元年给户部的谕旨中确立的：“治天下要道，莫过安民……至于京师，每年自十月初一日起，至三月二十日止，五城设立粥厂，令巡视五城御史煮粥赈饥。今尚在青黄不接之时，着展期一月，煮粥散赈，至四月二十日止。但四方穷民就食来京者颇多，着每日各增加银米一倍，务使得沾实惠。”(14)
这项较符合赈饥实情的制度被沿用了下去，雍正三年，江南睢宁、宿迁水灾中就动支积谷，自十月初一日煮粥散赈五个月；四年，安徽无为、望江等州县水灾，饥民“寒冬乏食”，从邻近州县积谷内拨给米谷煮赈五个月(15)。粥赈期限确定及赈期的延长，安定了民心，减少了饥民流亡，也稳定了社会。
三是根据灾荒及饥民的实际情况增加粥厂及粥粮。雍正四年(1726)正月，在五城增设饭厂、米粮赈济穷民，“命增给五城饭厂米石，并于东直、西直、安定、右安、广宁五门增设饭厂，以惠穷民”(16)；四月，直隶霸州、保定等75州县水灾，遂再给饭厂增加米粮并增设饭厂赈饥，“于五城饭厂两次加添米石，又于五门增设饭厂五处”，“俾穷民得以养给。”(17)
四是明确规定粥厂的位置及距离，近城设粥厂，乡村设米厂。此前各地虽设赈厂、粥厂，但无明确制度，雍正六年规定，粥厂设在近城之地，乡村米厂相距二十里，“照煮赈米数按口一月一领。”(18)十二年按此标准赈饥，并令“署总河高斌即将通州盐义仓存贮之谷酌拨数千石，委员分运各场，设厂煮赈。”(19)
二、乾隆朝粥赈制度的完善
经康、雍两朝的建设及积累，乾隆朝粥赈继续作为赈饥的重要措施被采用。此期最重要的制度建设，就是据各地灾荒的具体情况，对粥赈期限做出相应调整及完善，进一步增加了粥厂，并对赈厂数量及厂址的选择、粥赈人员的挑选与奖惩，以及领粥、食粥的顺序及方法等影响粥赈效果的重要因素都作了详细规定，突显了济灾活民的赈济宗旨，把该制度推进到中国粥赈制度史上的顶峰，最大程度达到了赈饥养民的目的。
(一)可据灾情延长粥赈的期限
乾隆元年(1736)九月，将雍正元年规定的十月初一日起赈、三月二十日截止的粥赈期限作为基本制度固定下来，“定例十月初一日起，至次年三月二十日止”(20)。在具体实践中，还据饥荒的实际情况进行及时、机动地调整，如将粥赈开始时间提前或延后，使粥赈更具灵活性，更好地发挥赈饥活民的作用。乾隆二年规定，闰年粥赈时间延长半个月，即将开始时间提前半个月：“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定例于十月初一日，五城设立饭厂十处，以济贫乏。朕思今年适值岁闰，天寒较早，闰九月十五日便是立冬节令，恐待哺贫民不无冻馁之患。着加添半月之期，于闰九月十五日，即行开厂，不必拘十月初一之例。”(21)
乾隆朝对赈期的调整及固定，标志着清代粥赈制度进入成熟期。煮粥期限的一再延长、粥粮的一再增加，除反映其雄厚的财力物力外，还反映出在社会繁荣、政局稳定时期统治者对民生的极大关注。最高统治者希望民无所饥、饥有所养，使粥赈在赈饥活民上体现出了较好的社会效果，此期确立的粥赈制度得到了后代尊奉。
(二)规制粥厂布局并确定粥粮数额
赈厂地点的选择是粥赈最重要的基础工作，乾隆朝沿用了雍正六年(1728)规定的近城之地设粥厂，乡村每相距二十里设一个米厂，按月领米的制度，并在此基础上作了改进。即乡村除米厂外也设粥厂，粥厂附近饥民领粥，离厂较远者折给米粮，五日领米一次，“其远者，势不能为一盂粥行数里路，应大口折给米二合，小口减半……远村民人愿总领五日米者，即连用五日戳记，免其连日奔走。”(22)还规定粥厂须选在宽敞大的庙廊屋宇之下，“城四门择空旷处为粥场，盖以雨棚，坐以矮凳。绳列数十行，每行两头竖木橛，系绳作界。”(23)州县乡村粥厂选在人口较易集中的集镇及大村庄。乾隆八年(1743)对州县赈粥地点做了进一步规定：“州县煮赈，本城设厂一处，再于四乡适中之地分设数处。”(24)
为避免饥民聚集引发事端或瘟疫，令增设粥厂以分散饥民，规定“州县之大者，设粥厂数百处，小者亦不下百余处，多不过百人，少则六七十人，庶釜爨便而米粥洁，钤束易而实惠行。”(25)粥厂数量据灾情及饥民数量而酌情增减。乾隆二年，直隶旱灾粥赈时，谕令在内城加设粥厂：“向来赈厂专在外城地面，一时赴食之民，道路远近不均。今米石既经加给，应并于内城酌量分厂，一体通融散给，俾得均沾实惠。”(26)八年直隶旱灾中，总督方观承在通州、良乡增设饭厂二处。(27)二十六年，河南水灾，乾隆帝令“于被灾较重州县，各按四乡分设粥厂，俾得就近糊口，不致失所。”(28)
这一时期还规定了粥赈米粮、柴薪的数额。以五城粥赈米粮数额的渐增为例，乾隆二年、三年均规定，“于九月十六日起每城日增米一石，柴薪银五钱。俟春融人少，将所增米数停止。”八年规定，“今外来贫民日众，五城十厂，每厂日增米二石，柴薪银一两，煮饭散赈。自十月初一日起至次年三月二十日止。”(29)粥厂据饥民数量出米煮粥，一千人日领米三四石，分五次煮成，饥民到厂后，令其进入绳栏圈好的位置等待领粥。乾隆八年直隶旱灾煮赈时照此办理，“通州饭厂交仓场侍郎办理，良乡饭厂交直隶总督派委道员办理。承办之员视人数之多寡，量所需米数报明户部，于京通各仓就近支领。柴薪银两照五城饭厂每米一石给银五两之例支给，棚费并准报销。”(30)
(三)确立领粥制度
为防止领粥时发生拥挤、哄抢及其他意外事故，规定给饥民发放筹签及粥票，凭签、票按序领粥，并提醒饥民食粥方法。
首先给饥民发筹签，男、女分队，按先女后男、先残废老弱后少壮的顺序，持签按序领粥：
厂外搭盖席棚，签桩约绳为界。先期出示晓谕，男女各为一处，携带器皿，清晨各赴某地，或寺或棚齐集，以鸣金为号，男妇皆入。金三鸣门闭，只留一路点发，禁人续入。制火印竹筹二三千根，点发时人给一筹，先女后男，先老后少，依次领筹。出至厂前，男左女右，十人一放，东进西出。每收一筹，与粥一杓。有怀抱小口者增半杓。得粥者即令出厂，以次给放，自辰及午而毕。(31)
厂内两廊分别男左女右，自外验票给筹，鱼贯而入。有老弱不能上前者，拨役照料，免致拥挤。有关记载形象反映了饥民领粥情景：
饥民至，令入行中，挨次坐定，男女异行，有病者另入一行，乞丐者另入一行。预谕饥民各携一器，粥熟鸣锣，行中不得动移。每粥一桶，两人舁之而行。见人一口，分粥一杓，贮器中，须臾而尽。分毕，再鸣锣一声，听民自便。(32)
《赈略》再现了饥民围着粥缸逐一领粥的场景：
辰时起二鼓催集领粥之人，巳时起三鼓放人入厂。先女后男，即令书办点数，以秫秸劈半，掐痕记数，庶可核计增添粥数。放入之时，令男女分立挡木之内，衙役把守木外门空处。俟人放入厂完竣，仍先女后男，先残废老弱后少壮，逐名传谕，由门空处鳞次走出，沿粥缸而行。持杓之人，分别大小，各给粥一杓，不许越次争前紊乱。(33)
对农村未逃荒的饥民，在勘灾后发给印票，凭票按月按日领粥领米，每领一次，加盖印记，“凡例应赈济之极次贫民，业已查明，散给印票，令本户亲赍赴领。至期遵照派定日期，该乡保率领，蚤赴厂所，听候挨顺唱名，收票给米，不得喧哗拥挤。”(34)粥场“预备印票……票内写明县分、村庄、姓名、大小口，厂内预刻初一至三十日木戳。凡赴厂领米领粥，赍票出验，即以本日木戳印记票内，给与粥筹米筹，入内交筹，给粥给米而出。次日亦然，已有本日戳记及无印票者，概不准给。”(35)对一些外出逃荒、途中听到赈济消息回乡的饥民，也一并列入粥赈人户内发赈。
为避免久饥之人过量吃粥、吃热粥致死，于粥锅旁张贴“饿久之人，若食粥骤饱者，立死无救；若食粥太热者，亦立死无救”等布告，“令人时时高唱于粥厂之中，使瞽目者与不识字之人皆知之，庶可自警。”(36)该制度彰显了传统荒政中的人性化特点。
(四)严明粥赈吏治
规定粥厂的管理制度，遵循据品行选择粥赈人员的原则，以忠厚老实、稳重善良者任粥长，“数百贫民之命，悬于粥长之手，不得其人，弊窦丛生。务择百姓中之殷实好善者三四人为正副而主之。”(37)“城内委官主之，四乡择乡官贡监之有行者主之。”(38)
奖励及犒劳尽心效力的粥长，给予其冠带匾额或物质奖赏，“饥民群聚，易于起争，粥长约束，任劳任怨……宜许其优免重差，特给冠带匾额。近则又有一法，半月集粥长于公堂，任事勤劳者，以盒酒花红劳之；惰者量行惩戒，以警其后。”(39)
为严明吏治，规定官员必须亲自散粥，都察院官亲临督察：“煮赈银米，着五城御史亲身散给，务使贫民得沾实惠，勿致胥役侵蚀中饱。仍着都察院堂官不时察看”(40)。此制度为后代尊奉，保障了粥赈的顺利进行。
(五)确立官粥为主、民粥为辅的制度
官方粥厂是清前期粥赈的主力军，发挥着主要的赈饥作用，是粥赈制度顺利推行的保障。但官府力量毕竟有限，朝廷就通过颁发各种旌奖的方式，鼓励、劝谕民间富豪士绅富户煮粥赈饥，以补官方粥赈之不足。方观承任职直隶时，发布《倡劝富民煮赈院谕》，确立了私人粥赈的原则及方法，“固安令魏得茂禀，与永定河道暨同城各员捐俸，并劝谕绅士合力煮赈，外来贫民就食称便……倡率富民，诚心劝谕，不可丝毫勒派。”(41)饥荒中地方士绅积极、自愿粥赈者大有人在，但并非所有富户都愿粥赈。官府对不愿出赈的富户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有司谋设粥，粥米按户索。上不遗荐绅，士庶均见迫”(42)，反映了官方对士民绅商粥赈作用的肯定，也反映了官府对民间粥赈的依赖，成为清末民间赈济力量强大的深层原因之一。
此后，粥赈主体的来源及构成开始灵活多样，除官府外，还有据自身财力随时参与的官员、士绅、地主、商人等民间粥赈群体，在官府粥赈力所不周、不及之时，量力而行，有则多煮多赈、无则少煮少赈，发挥较好的赈饥作用；粥赈地点的选择相对机动灵活，官府以便民就食为准，在固定地区设粥厂饭厂、固定时间开赈散粥，“以厂就民，凡集镇大村皆可设厂。”(43)私人粥赈不限时间地点，可在公共场合、私人宅院施赈，或担粥四出行走，见饥即赈，使不能赶到粥厂的饥民得到救济，形成了官方粥厂(饭厂、米厂)在交通要道及城市墟镇等人群易集之所、私人粥赈散布于穷乡僻村的格局，呈现出官赈为主、民赈为辅的粥赈态势，形成了有灾救灾、无灾济贫的惯例，成为不可取代的辅助赈饥措施受到推重。
三、乾隆朝粥赈成效透析
乾隆朝粥赈吸取了历代粥赈弊端及经验教训，制定了极为完善的粥赈制度，在灾荒赈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较好的赈饥效果，但再完善的制度亦会存在弊端及缺陷。因制度过于完善及细致，导致具体实践中刻板化和教条化特点不断凸显，不利于实际操作执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弊端，使统治者的粥赈初衷及成效大打折扣，监督机制的缺失也从侧面反映了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使号称最完善的制度与社会成效间出现了逆差。
(一)赈粥的积极效果
首先，在救荒赈饥、活民济民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实践中不断改良、延续善法以广救灾活命之功效，成为了乾隆朝粥赈的根本宗旨，“虽云一粥，是人生死关头，须要一番精神勇猛注之，庶几闹市穷乡，皆沾利益……谓煮赈为尽善之仁术可也！”(44)粥赈，因饥民藉之得以苟延性命，在最大程度及范围内保存了传统生产力，保障了灾后重建及经济恢复的主要力量而被颂扬，“人当饥馑之时，得惠一餐之粥，即延一日之命。此后得遇生机，皆此一餐之力矣。故为力少而致功大”，“饥时一口，胜如一斗，死在须臾，即能行走，粥厂之妙，言难尽述”(45)。故粥赈的最大成效就是“全活饥民无算”。如乾隆八年(1743)直隶旱灾中粥赈救济了数十万饥民，良乡县赈过京外流民大小口11752口，通州66053口，固安县35213口，永清县219468口，东安县135532口，武清县145216口，文安县237624口……共赈664890余户、2106690口，救济流民944020口，赈济米谷共1100720余石，银1105476两(46)；嘉庆六年(1801)京畿水灾，直隶大多数被灾州县设粥厂赈饥，每县二三厂至十五六厂不等，每厂每日赈饥民二三千至六七千人不等；次年京城大井粥厂三月初四日起至四月二十日止，粥赈饥民167230名(47)。
其次，及时救济、安抚饥民，减少了流民数量及其由此引发的社会动乱，维护了社会秩序，稳定了灾区局势。灾后或青黄不接时，在其他赈济措施来不及施行或不能覆盖的地区，在城镇乡村广泛设置粥厂，以更直接快捷的方式、在最大范围内救助了饥民，使饥民安心度荒，不至于流离失所，避免了灾民盲目流徙对社会治安造成的冲击，减少了流民的数量，也避免了大量饥民涌入城市给城市造成的治安、卫生及生存的压力。施粥虽然只是救灾的权宜之计，且相对于众多嗷嗷待哺的饥民而言，显然是杯水车薪，却极大缓解了民食维艰的困窘状况，成为全活饥民较多的赈济方式。很多处于生存危机中的饥民得以苟活性命，不至于铤而走险，消弭了社会动乱的根源，为饥荒后的生产恢复及社会重建保存了基础及力量。
再次，促使了民间义赈力量的兴起。由于官府一直鼓励私人粥赈，其规章制度为后代遵循，富民绅商举办的民间粥赈就在官府力量不及之区、官府存粮不敷之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成为官府饥荒赈济中必不可少的辅助力量，官府颁发的旌奖鼓励促动了私人救济力量的发展。如乾隆六十年(1795)浙江余姚县遭遇飓风，次年灾民掘蕨根、采榆皮以食，知县戴廷沐与士绅商议捐资煮粥济民，先捐官俸300石米后，绅士踊跃捐输，得粥款两万余贯，设粥厂9处，粥赈38天，就赈者云集，每厂贫民自五六千至七八千不等，“每日需米二百六七十石。查绅士原捐近一万二千余贯……不敷经费有八千余贯，城乡董事虽现又持簿劝捐，各乡士民尚知好义，并有并未待劝，自行赴局捐输者。”(48)民间富户士绅自愿粥赈活民的做法扩大了粥赈的积极影响，成为清末民间赈济力量强大、义赈会纷纷兴起的原因之一。
(二)乾隆朝赈粥制度的缺陷
乾隆朝粥赈制度虽然在赈饥济民的实践中获得了较好效果，但也未能克服传统粥赈中执行和管理不善引发的诸多弊端，有“粥厂素称弊薮”(49)之说，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受到时人及研究者批判。乾隆朝粥赈制度尽管极其完善，却也未能克服传统粥赈诸如吏治腐败、因管理不善而发生闹赈及饥民死亡等弊端，衍生了严苛的粥赈刑法，粥厂区域分布不均致使粥赈失位等，反映了完善制度在实际上的不完善，社会成效因之出现逆差。
首先，乾隆朝粥赈吏治的贪污腐败达到了极限，既影响了粥赈效果，也使官府大失民心。
乾隆朝粥赈制度的完备达到荒政史上的顶峰，但吏治的腐败也到达了巅峰，其中最典型、最令人深恶痛绝的腐败，就是不法粥赈官吏克扣、侵吞粥赈钱粮，“虑胥役之侵蚀克扣”(50)，为了不使赈粮斤两短少以蒙蔽上司，就在粥中掺石灰、拌糠稗、掺沙、掺水，“赈恤多虚，撩以石灰，揉以糠核，名为活人，其实杀之。又壮者得歠，而不能及于细弱羸老之民，近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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