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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

余新忠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300071)
尽管在遥远的史前时代，人类就在同地球上其他有形动物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成为这个星球的主宰，然而直到晚近的19世纪末，人类同微生物的斗争，却一直犹如瞎子摸象，充满着艰辛和神秘。微生物这把无形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虽不曾动摇人类在地球上的“霸主”地位，但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这人类历史的发展、塑造着人类社会的性格。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战争、灾荒、疾病，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灾难。虽然我们今天已难以复原和尽述它们对人类的肆虐，不过对其在历史上的重大影响却多少可以想见。事实上，疾病，特别是其中危害重大的传染病，不仅在历史上给人类文明的发展制造了种种的屏障和灾难，就是在今天，仍有肺结核、疟疾、麻疹、痢疾、艾滋病和像肺炎和流感之类的急性呼吸道疾病等六种传染病依然威胁者全人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健康与生命。最近的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称：“全世界每小时有1500人死于传染性疾病，其中大多数是儿童和具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本来可以通过预防手段避免死亡，所需用的代价比购买几瓶阿司匹林所花的费用还要少。”[1]然而，长期以来，同人类关系极为密切的疾病，却很少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尽管各种历史资料和研究汗牛充栋，但疾病史却似乎一直被人视为自然而然的现象而成为史学界的漏网之鱼。然而，令人欣喜的是，1980年代以来，情况开始有所变化，在世界特别史西方史学界有关的探讨日趋增加。这一状况的改变，应该说与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一书的出版不无关系。 该书出版于1970年代的美国，作者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现为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荣誉教授，曾以着作《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而蜚声世界史林。1998年，台湾的杨玉龄将其译成中文，由台北的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梓行。 在二十多年前，该着无疑是部极具开创性的论着，英国牛津大学的托马斯教授（Keith Thomas）曾在书评中指出：“他（指麦克尼尔）是第一位把历史学与病理学合并起来，重新解释人类行为的学者；也是第一位把传染病列入历史重心，给它应有地位的史学工作者。”[2]即使时至今日，相信对大多数读者来说，仍会耳目为之一新。他从疫病史的角度对众多人们习以为常的历史现象所作的解释，往往与以往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乃至社会史的分析大异其趣。比如，在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的历史中，1520年，科尔特斯只带了不到600名的随从，就征服了拥有数百万之众的阿兹特克帝国，个中的原因，麦氏认为过去种种解释都不够充分，最为关键的因素还在于“新大陆”居民遭遇了从未接触过而西班牙人却习以为常的致命杀手——天花。他指出，就在阿兹特克人把科尔特斯及手下逐出墨西哥城的那晚，天花正在城中肆虐，连那位率队攻打西班牙人的阿兹特克人首领也死于那个“悲伤之夜”。正是传染病这一可怕的“生物武器”，帮助西班牙人消灭了大量印第安人的肉体，还最终摧垮了他们的意志和信念。又如，过去在人们在描述公元前430—429年雅典和斯巴达的争霸战中雅典的失败归因于政治体制的不同等方面的原因，然而，麦氏却指出，雅典陆军在这段时间，曾因一场来去无踪的瘟疫折损近四分之一的官兵，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瘟疫改变了地中海后续的政治史。同样，在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中，瘟疫也至少部分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当时，天花使得二万法军失去了作战能力，而普鲁士军人由于作了预防接种而未受影响。当然，麦氏全新的观察并不只是为了给某些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插入一些偶然性因素，以增加历史的不确定性。实际上，作者采取的是一种真正从整体上审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历史观，本书主旨乃是“藉由揭示各种疾病循环的模式如何影响远古与现代人类的历史”，“把流行病史带入历史诠释的领域”，（第6页）“并把传染病在影响人类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提高到超过一般人所人定的更公平的地位”。（第258页）从这一视角出发，作者对人类历史发展中一些重要现象做出了合理而意味深长的诠释。比如麦氏指出，非洲热带雨林和邻近大草原温暖湿润的气候和丰富食物十分有利于人类最初成长，但同时也孕育极其复杂多样的致病微生物。在这片生态体系最难缠、多样的地区，“人类为了缩短食物链所作的尝试依然美中不足，而且持续以染患疾病的方式，付出超高代价。而这一点比所有其他因素更能解释，为何和温带地区（或是南美洲的热带地区）相比，非洲文化发展一直显得落后”。（第56—57页）又如，作者认为，在另一个微寄生物特别复杂多样的地区——印度，由于丰富的微寄生耗去了当地农民相当的能量，使得印度的城市及统治者从他们身上攫取的物质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显得如此稀薄。正是这种表面富足，实则贫穷的现象，让印度的国家结构总处在一种脆弱而短暂的状态之中，同时，向往来世的人生观的形成与奉行，也就势在必然了。（第112—113页） 以上所举不过是作者众多匠心独具的历史阐释中非常普通的寥寥数例。在论述其他诸如罗马帝国的崩溃、佛教和基督教的兴起、欧洲的扩张、印度种姓制度的形成，以及大英帝国的崛起等等种种的历史现象时，麦氏均能透过一般的因果解释，体认到疫病在其中作用和影响。这些显然表明，疾病，特别是其中的传染病，乃是“人类历史上一项基本的参数以及决定因子”。（第339页）然而何以如此重要的内容长期以来却一直受到历史学家的冷落呢？作者认为，“基本的起因是在于他们（指从前的史学家）不了解‘熟悉的疾病在具有罹病经验的族群中爆发流行’与‘同样疫病在缺乏免疫力的族群中蔓延’之间的重大差别”。（第5页）另外还因为，人们一般都希望人类历史有轨迹可循，史学界通常也特别强调历史中可计算、可定义而且多半也能控制的因素。然而，“把偶尔暴发的得疫病惨案视为突发且无法预期的事件，这在本质上已超出史学诠释的范围，因此无法引起专门诠释历史的职业历史学者的兴趣。”（第6页）其实循着麦氏的思路，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史学研究者对历史问题的兴趣，基本来自于现实生活的体验，即使是受过严格训练的职业历史学者，往往也会在不经意间就以当今世界的经验来理解历史现象，特别是对那些自己缺乏深入探讨的问题。在当今世界，疾病尽管直接关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但人们习以为常，很难想象它会对一系列重大事件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现在乃至过去的一些经验，一般会使人把疫病当作一种纯粹自然的现象，因此也就难以引起注重人类社会行为的历史学者的关注。此外，在史籍中，此类资料的零散而不够丰富可能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由于过去相关研究的缺乏，人类疾病史上的众多细节问题必然还不够清楚，在这种状况下，要完成这样一部从宏观论述瘟疫与人类历史关系的大作，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高超的技艺。作者正是凭借他深厚的世界史功力，藉由敏锐机智的观察和推理，娓娓道出了传染病在人类历史变迁和文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利用其深入的分析和流畅的笔触，把传染病如何在人类历史上，影响到整个人类的迁移、民族的盛衰、战争的胜败、社会的荣枯、文化的起落、宗教的兴灭、政体的变革、产业的转型、文明发达和科技的进步等等，作了完整的论述，堪称经典。全书除《缘起：史学家的漏网之鱼》外，共分六章。第一章《狩猎族群的行踪》，介绍史前时代人类在征服自然过程中与传染病的关系及传染病对人类文化形成的影响。第二章《古文明世界的疾苦》，探讨了公元前3000年到前500年间人类所遭受的疫病以及与疫病逐渐调适的过程。第三章《欧亚疾病的大熔炉》，论述公元前500年到公元1200年间的疫病史，提出地中海东岸、印度和中国间的贸易，在公元200年左右已运作稳定，这暗示着在交换物资的同时，传染病也一并交换。由于天花、麻疹和鼠疫等一些原产于印度或非洲的传染病在东西方相继造访，使其在公元三世纪前后，出现了疫病的多发和人口的减损。而后，大约在900年左右，欧亚大陆发展出了相当稳定的疫病模式，人口再度成长。第四章《蒙古帝国打通路径》，阐述1200年至1500年间世界各地遭受的疫病。这一时期，蒙古骑士东西征战，使得鼠疫杆菌等致病微生物轻易地穿越河川等天然屏障，造成了东西方传染病模式的再度失衡，新一轮的疫病大流行在欧洲以及中国等地出现，特别是欧洲的黑死病，影响至深，直到1500年前后，新的平衡才在各地陆续达致。第五章《闯入美洲新世界》，讨论十六和十七世纪世界疫病状态。主要探讨了欧洲人在征服美洲过程中，由其引入的传染病在其中所起到巨大作用，它在摧垮美洲印第安人的信念和根绝其社会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要远甚于武力等人为因素。在这一时期，世界各地的传染病模式还出现了均质化倾向，即世界各地的致病微生物与人类共生模式更趋稳定，疫病主要以儿童病、地方病的形式出现，流行频度增加，杀伤力减弱。以文明族群的大规模成长，和疫病隔离群落的加速崩解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疾病形式逐渐形成。第六章《近代医学大放异彩》，探讨十八世纪以后的人类疾病史。随着天花接种的发明推广、近代医学和公共卫生制度的出现和发展，使人类第一次能够通过科学原理在卫生行政上的运用彻底打败由于类似的科学原理运用到机械运输上而导致的逾越传统地理疆界的传染病。但疾病与人类的竞争依然存在，直到今天，而且还将会和人类天长地久地共存。 麦克尼尔从病理学和历史学相结合这一独特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和阐释人类历史，纵横捭阖，左右逢源，确实提出了众多独具匠心且发人深醒的认识。如果说，这些具体的认识不少还有重新探讨，至少是进一步论证的必要，那么，作者在具体的论说中表明的一些基本原理，则是值得每一个历史研究者予以重视的。按照笔者的理解，这些原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人类大部分的生命处在一种介于“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巨寄生”之间的危险平衡之中。微寄生泛指各种侵害人体的致病微生物，巨寄生为人类能够开展战斗、抢劫和收税等活动的天敌，包括各种大型动物和其他的人类，而主要为其他的人类，比如征服者、统治者等。自然的变迁和人类活动往往会导致其中的一方过度发展，致使原有的均衡遭受威胁，而一旦这种均衡被打破，人类的生命也就面临着难以延续的危机。不过人体的自然免疫力、人类的理性以及自然的有机调节能力又会形成某种合力指向修弥和维持这种均衡。所以人类的成长，尽管多有波折，但总体上保持着发展之态势。其次，微寄生与人类宿主之间，主要依靠生物的自然调适能力，才长期维持一种内涵上不断变化但却不失均衡的关系。这种自然调适可能是为了避免物种的两败俱伤而形成，因为微寄生如果过分肆虐，则有可能找不到下一个宿主而无法维持自身的生存，从而中断传染链。所以，传染病在同具有一定规模的人群接触后，其毒力和致死力会逐渐减弱，以免与人类同归于尽，从而确保在宿主族群中的永续寄生；而痊愈的宿主一旦增加，即会提高族群的集体免疫力，促使传染病从流行病转变为地方病乃至儿童病，比如天花、麻疹流行性腮腺炎等。不过，这类疾病的形成，必须以人口聚居规模的扩大为前提，因为，只有在数千人组成的社群中，大伙交往频繁得足以让感染不间断地由某人传到另一个人身上，它们才能存在。所以，目前这种幼儿疾病遍布全球的现象，是经过好几千年才形成的。再次，虽然，人类与微寄生之间总体上总能维持某种均衡，但具体到不同时段和地区，这种均衡实在非常脆弱，人类任何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改变、生产能力的提升和交通的发展等，均有可能导致均衡的破坏。其中又以以下三种变化影响最大，1.人类舍鱼猎而就农业生产；2.人口不断成长与集中，人口密度的增加以及城居生活方式的出现；3.交通工具与运输能力的改进，引发洲际社会、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频繁。这些人类本身的行为，一般都会引起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并最终促使人类与微寄生原有的平衡经受新的考验甚至崩溃。因此，疾病史研究实在与自然生态史密不可分。最后，尽管几乎所有的传染病模式的改变，均由人类自身的行为所引起，但在近代医学和公共卫生制度出现和确立之前，人类与微寄生之间形成的稳定关系基本是依靠生物自然调适机制完成的。作者认为，“与通行的土方一样，古代医学理论也是相当粗糙的经验之谈，而且非常武断”，“经验经常硬被牵强附会地套在理论中解释，而治疗则跟着受害”，（第205页）而且“很少人付得起相当昂贵的看诊费用”。所以，“即使最专业的医疗也未能改善疾病的演进过程，或是根本就有碍复元”。（第278页） 循着以上思路来考量中国历史，相信会引发我们对许多历史现象给予重新思考。比如，中国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但现代认为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长江流域却长期处于后进状态，其缘由是否跟南方的疾病梯度较高关系密切?又如，魏晋时期和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大的分裂时期，而这几个时期 恰好是中国历史上疫病的高发期，同时也是欧亚大陆传染病模式动荡调整时期，这究竟是巧合还是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若有联系，究竟是分裂促发的瘟疫，还是瘟疫阻碍了统一？再如，清代人口的高速增长，除了现有的众多解释外，是否与十六七世纪以来，世界性的传染病模式日趋稳定有关，或者还有清代医药整体水平提高的功劳？以上种种，显然只有等待我们对中国疾病史做出较为专深的研究后，才有可能获得相对满意的回答。麦氏在书中虽然对中国的一些情形作了较为粗疏的勾勒，但他明显以可资参考的中国疾病史的材料和研究成果的欠缺而深感遗憾。实际上，这至少部分影响了其解释的确信度。比如，由于作者基本不了解或误解中国医学在十九世纪以前在对付温病和接种天花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他有关传统医学对人口增长作用的认识显得有些过分夸大自然调节作用而无视人为因素之嫌。 显然易见，就世界史而言，疾病史仍是一个亟待加强的研究领域，中国史情形，就更是如此了。台湾史学界的同仁林富士曾指出：“相较于许多其他的人类社会来说，中国的历史纪录和考古发现已经可以说是相当丰富了。因此，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其实应该尽早展开疾病史的研究，以补足人类全体疾病史的缺憾，并且加深我们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和环境的认识。”[3]相信麦克尼尔这部大作的传播，必将有助于史学研究者就以上所指达成共识。 收稿日期：2000-05-21 作者简介：余新忠（1969-），男（汉族），浙江临安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明清社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