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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历史中的自然——唐纳德·沃斯特教授的讲学及其特色

刘向阳
应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研究中心和环境史研究中心梅雪芹教授的邀请，美国着名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教授于2009年10月20- 22日来华讲学。唐纳德·沃斯特是美国堪萨斯大学历史系赫尔杰出教授，被誉为美国当代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之一。作为环境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唐纳德·沃斯特因其开拓性的学术成果和出色的社会工作，于2009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沃斯特生于加州，长于堪萨斯。1971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自1989年以来，他一直任教于堪萨斯大学，着书立说，造诣甚高。其代表作如：《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帝国的河流：水、干旱和美国西部的成长》、《自然的财富：环境史与生态畅想》、《向西流淌的河流：约翰·卫斯理·鲍威尔的一生》和《对自然的热爱：约翰·缪尔的一生》等。
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沃斯特还承担了大量的学术组织和交流工作。他是美国环境史学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曾任该会会长，因其杰出的贡献，于1997年荣获该学会“卓越贡献奖”。他多次远赴欧洲、亚洲、非洲和拉美等地讲学，传播其学术理念，为环境史这门新史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开花结果贡献自己的力量。
经世致用，服务社会，是沃斯特从事环境史研究的重要目标。为此，他积极参加各种类型的环保活动，对美国大平原土地及农业的关怀始终如一。作为堪萨斯土地研究所的创办者，他以自己的实践实现了对土地和自然的热爱，达到了学术研究与社会功用的完美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沃斯特的治学经历是环境史发展的缩影，这也是他得到邀请来北京讲学的主要缘由。
此次讲学的主题为“历史中的自然”，由三场讲座和一次座谈构成。题目分别为“认知自然：科学在环境史中的作用”；“食物之特性：达尔文、进化和农业”；“绿色之光：身处极限之地的美国人”；“成为环境史家：个人的经历”。以下将结合讲座的具体内容。予以述评。
第一讲在学理上属于环境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也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探讨的重要问题。沃斯特教授以蕾切尔·卡逊、贾雷德·戴蒙德及其各自的学术着作为例。阐释了自然科学，特别是生态学对环境史家认识过去的重要性。
研究重心的转移使环境史学家的工作变得异常复杂，他们不是将科学知识简单地运用到过去。而是把注意力从自然转向文化。转向人们的信仰与价值。环境史家的长项是研究文化而非自然。但这又使得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质疑自然的内涵，质疑生态和科学思想，甚至科学在环境史研究中的效用。
为了解决这样的难题，沃斯特从考察“自然”的内涵入手，在“文化”或“语言学转向”的语境下。以环境史领域已有的实证研究如《自然：古代以来西方人的态度》、《荒野与美国精神》等为例。将自然和代表自然的科学视作文化符号，认为它们与其所处的时代和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清楚地指出，作为不断变化的观念。自煞不能为我们重写历史和解决环境问题提供简单和现成的答案。因此。环境史需要认真对待自然，而认真对待自然就必须理解自然如何运转，如何影响人类生活。这种探讨本来属于自然科学研究的范畴，属于有着质疑和强烈批判精神的自然科学的研究范畴。一言以蔽之。沃斯特强调了研究者的主体性。阐释了我们对待自然科学知识的正确态度。
第二讲秉承第一讲的精神实质，以食物、农业和进化为例证。考察了环境史和自然科学的联系。通过具体实证的研究来表现其理论建树。这样的问题意识一方面来自沃斯特对农业生态的研究。另一方面在于环境史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与达尔文的进化论有着某种契合之处。譬如，他一贯主张环境史应该关注我们吃什么、食物对人类的影响、消费品的生产方式及生态后果。同样，他认为食物位于达尔文进化论的中心，所有的有机体，必须争取得到充足的食物。
不过他并没有拘泥于达尔文的进化论，而是将“双重遗传”和“协同进化”等现代理念引入其中。基于这样的视角，他认为，文化变成了人类适应自然世界和开发自然资源的一种工具和策略，是一种非遗传性的“环境适应”。以此观之，农业就是耕地、播种、驯化动物和收获粮食的文化实践。接着，他以北美草地上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屣过程为例。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承认资本主义农业在进化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提出了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它是否可持续、是否导致土壤退化、空气和水污染等。最后，他运用进化和适应的逻辑原理，揭示了新型食物生产方式出现的可能性。
第三讲以杰伊·盖茨比所追求的“绿光”为隐喻，带着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怀，追溯了美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及人们对这种变化的反省。依照沃斯特的观点，美国历史的核心就是人们在接受自然的恩惠后，产生了穷奢极欲的梦想与希望。但自然环境能否满足和支撑这样的梦想是一个巨大的疑问。接着，他以特纳的边疆学说为基础，分析了美国崛起的过程、表现和原因，特别强调了其资源优势，它们共同造就了许多美国人积极乐观的自然观。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沃斯特认为美国人的自然观中同样存在怀疑和悲观的元素。他以大萧条时期麦克利什的诗作、20世纪50- 70年代高消费时期沃尔特·韦伯的《伟大的边疆》、梅多斯始长的极限）》及其引发的争论为典型例证，指出了美国人的忧虑。通过对美国人自然观的勾勒，不仅为我们呈现了环境史视野下美国历史的基本线索。而且为反思当下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困境，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纵观此次学术交流的全部内容。它在以下几个方面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折射和再现了环境史兴起之初的情景。沃斯特作为美国环境史领域第一代的重要人物。可以说是环境史兴起和发展的见证者，其研究取向和基本思想很大程度上统摄了环境史这门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他对农业生态史的研究独树一帜。自成体系。在环境史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影响。反观其治学道路，他正是由此窥得了环境史的门径。第二讲从进化论的视野考察食物的特性，追溯美国大平原上资本主义农业的演进，既抓住了环境史对人的基本认知，又带领我们穿越时空，回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体味他在环境史的学科关照下开展农业生态研究的情景。从而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从史学史的角度理解环境史的起源。
第二，深刻的文化解读和批判意识。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有关环境思想和文化的研究。仔细品味沃斯特的着作。我们会发现他长于从文化角度反思和解剖研究对象，甚或直接书写生态观念，此次交流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第一讲的要义就是如何从自然观念变迁的角度更好地研究环境史；第二讲认为农业的进化是文化和自然相互适应、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三讲较力具体地阐释了美国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及其变化。三讲之中文化作为共同的因素，是对他的诸多成果以及富有特色的研究路径的高度浓缩。
第三，凸显环境史的跨学科色彩。这一点可以从两个层面得到印证，一是讲座本身囊括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内容。二是与以前类似的学术活动相比，参与者的构成和学科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与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等兄弟学校和科研院所的同仁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而他们的所学涉及历史、科学哲学、教育、生态甚至法学，为更加广泛和深入的交流提供了前提，体现了跨学科研究的可行性。
（转引自《世界历史》2010年第2期，有删节。本文作者刘向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欧美环境史专业2007级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