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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瘴气研究综述

周 琼
(云南大学历史系 云南昆明650091)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5期
瘴气作为一个区域性、历史性的名词及对瘴区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生态现象，在中央王朝对南部、西南部、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经营过程中有着重要影响，“蛮烟瘴雨之乡”成为南方尤其是闽赣、两湖、桂粤、滇川黔等地的别称，瘴气和瘴区成为死亡毒气、死亡之乡的代名词。明清前记载有限，明清时期随着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和方志纂修的兴盛、亲履瘴区人士的增多及边疆民族地区统治和开发的深入，瘴气得到了相对广泛和详细的记载，各类史籍，尤其是涉及瘴区的史料、方志、文集、笔记等都对瘴气有记载，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材料。随着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及研究领域的拓展，边疆民族地区的瘴气受到学者青睐，成为环境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成果纷纷问世，涉及学科门类庞杂。但由于古人对瘴气的认知程度和识别方法不同，记载内容差异较大，甚至存在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情况，使各研究者在观点和论证上存在诸多争议。迄今为止，综述瘴气研究状况的专文较少，部分论文虽有涉及，然囿于主题及内容，论述范围较有限。综览20世纪以来瘴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解释瘴气、瘴疠的内涵及其分布区域、瘴病的治疗和防治、瘴气与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自然环境的关系等方面。
一 对瘴、瘴气、瘴疠进行的概念性和基础性研究
这是古人对瘴、瘴气的本源进行不懈探索的继续。文章均以现当代科学的观点对瘴、瘴气进行分析，多根据史料并在古人探索的基础上加以论述，成果多集中在大众性读物及地区学术刊物上，属瘴气的基础研究和简单阐释范畴，其中大多认为瘴气即疟疾或传染病，但未举出有力证据，部分文章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一为概念性研究文章。可中《瘴疠为何物》(《百科知识》1994年11期)从医药卫生角度对瘴疠进行阐释，认为瘴疠即山岚瘴气，专指南方湿热郁蒸而产生的一种病邪，类似自然疫源的性质，多指疟疾。曾培淦《瘴气》(《气象知识》1981年3期)从瘴气的特征和地方性、瘴气的季节性变化和日变化及目前对瘴气的认识角度论述，认为瘴气确实存在，对以往认为的瘴气是一种瘟病，或南方特有的气候现象，或瘴气不过是吓人的无稽传说等观点进行辨析。
二为极富学术价值的基础性研究文章。金强、陈文源《瘴说》(《东南亚纵横》2003年7期)认为瘴分瘴气和瘴病，瘴病即南方对各种疾病的总称，常指恶性疟疾，是一种类似伤寒又似疟的疾病，是湿热环境下因动植物腐败而产生的一种能致人生病、似雾似云的有毒气体。文章还将瘴气与自然生态环境联系起来考察其成因。
郑洪、陈朝晖、何岚《“瘴气”病因学特点源流考》(《中医药学刊》2004年11期)认为将瘴气看作恶性疟疾并不全面，瘴有两个含义。一指瘴病，即瘴是一种疾病，瘴气是致病因素，所致之病为瘴病。一指致病的瘴气，瘴气之说源于中国传统病因学的“邪气”理论，其表象是指南方常见的潮湿雾气，实是对南方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的概括，不一定能具体对应某种物理、化学或生物因素。这是将瘴、瘴气、瘴病区分对待的代表性观点之一，虽非最终结果，也存商榷处，但作者从史料及中医病因学角度的研究及结论，在瘴气即疟疾或流行病、传染病观点盛行的背景下，其研究方法和结果具有较大的学术探索价值。
吴长庚《瘴·蛊·槟榔与两广文化》(《上饶师专学报》1999年5期)阐述了瘴、瘴气、瘴疠及其分类、瘴疟的危害、中医学治瘴疟的成就及两广槟榔防瘴的习俗，认为瘴即疟疾，是一种毒气，因岭海一带山川盘郁结聚，不易疏泄，湿热蒸腾而成。瘴的本义指瘴气，因其致人瘴疟，故称疟疾为瘴。左鹏《汉唐时期的瘴与瘴意象》(简称《汉唐瘴意象》，《唐研究》8卷，2002年)对汉唐时期瘴的出现、分布区域及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含义进行了深入考释，认为疟疾是致瘴的主因，魏晋时瘴就用于指称人与环境失调时引发疾病的环境因素，分三类，即岭南或西南地区暑湿之气所生之瘴、青海西宁以西地区高海拔和大温差所致之瘴、因迁官贬谪所想象之瘴。魏晋到隋唐，瘴的含义泛化，指称地域扩大，与人们的心态、情绪发生关联。文章提出了一个史地研究的新名词和新趋势，即瘴是中原人到岭南等地后因水土不服、自然条件恶劣产生的一种观念、意象，时人不适应新环境大量生病，因瘴流行地区及病理特征而与卑下湿热联系，并与疠合称，显出瘴的观念在汉唐间的演化过程。
三为根据瘴区疾病史料对瘴气的阐释，并分析了瘴气产生的自然原因。徐永言《勐海县病疫流行史料辑录》(《勐海县文史资料》1993年2辑)认为瘴疠是指亚热带潮湿地区流行的恶性疟疾等传染病，山林中的湿热空气“瘴气”是瘴疠的病源。
二 从社会疾病史和历史地理角度进行的研究
这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在瘴气研究中较集中一致，也是较深入、较有学术价值的研究类型，观点大体一致，不论是传统还是多学科视角的研究，多认为瘴气即疟疾(恶性疟疾)或流行病、传染病，部分学者据个别地区瘴气发作症状认为是高原反应。一些学者对瘴病、瘴域在各时期的不同分布及变迁、瘴气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间的关系等进行深入系统研究，成果颇丰，较有价值处是将瘴与社会历史相联系，研究二者间的互动关系，注意到了瘴气或瘴病、瘴疟的移变及分布范围变迁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一些学者区分瘴、瘴气、瘴病或瘴疠间的概念和内涵，兼及瘴气与瘴区风俗习惯形成的关系等。
学术价值较高者首推萧瑶《汉宋间文献所见古代中国南方的地理环境与地方病及其影响》(台北中研院《史语所集刊》1993年63本1分)，这是瘴气研究中用力较深、较具代表性之作，从古代南方自然环境、医药卫生条件和居民生活习俗为切入点，从现代医学角度探讨古籍记载的各种南方疾病，阐述此类地方病对南方政治、军事、财政制度等方面的影响，专门从生物学角度对疟疾和瘴的种种情形进行阐释，对南方地方病与地理环境的密切联系进行深入论述，是较接近瘴气真实面目的研究。文中认为瘴即疟疾，云贵、岭南等地瘴气产生与南方的地理环境，尤其是山地丘陵等地形地貌及植被等自然因素密切相关，南土阳气偏盛，多雨潮湿，提供了诸种毒物孕育、生长的温床，滋生出大量有毒草木、禽虫或毒气，暖热气候成为瘴气产生的根源。
瘴气研究中成果丰富的范家伟《六朝时期人口迁移与岭南地区瘴气病》(简称《六朝瘴气病》，《汉学研究》1998年1期)、《地理环境与疾病——论古代医学对岭南地区疾病的解释》(简称《地理环境与疾病》，《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1期)及《从医书看唐代行旅与疾病》(《唐研究》7卷，2001年)等系列文章，均持瘴气疟疾观，认为医书中瘴与疟属同一疾病，因南北语言不同造成两名，是以蚊为媒介的传染病，瘴气等于恶性疟疾，比一般疟疾更厉害。《六朝瘴气病》从人口迁移与疾病感染角度，以瘴气病为例，从六朝时北人南迁至岭南造成人口压力及人们面对疾病威胁的角度，论述人口迁移与感染疾病的关系、瘴乡岭南、医书对瘴气病之探讨和人口移动与瘴气病的关系，认为瘴气即传染病、是随人口迁移而传播的恶性疟疾。但注28审慎地提出，瘴、瘴气等名词在古代是某些热带病的总称，宋以后主要指恶性疟疾，其他疾病则在未有进一步断定时不作猜测与讨论；瘴气病与气候和自然环境有密切关系，瘴气形成于炎热的天气与山溪毒气，岭南天气暑热，草木不凋黄，各种毒物由此而生，瘴气得以为害。作者还从移民流入、农业发展、军事征讨及行旅经商等方面论述人口移动与瘴气病的关系，认为无免疫力人群移入岭南是感染瘴气病的根本原因，唐代出现专门治岭南地方病的医书是北人迁入岭南开发及其对地方病认识加深的结果。《地理环境与疾病》与萧璠的思路和研究方法类似，探讨古人如何理解岭南的自然环境及气候，以脚气病、瘴疟(疟疾)、麻风病、梅毒为例说明岭南自然环境与疾病的关系，以“瘴疟”为题论述瘴气即疟疾，再次指出人口迁移与瘴病流行的关系，在岭南高疟区(瘴气盛行地)，南来的北人因免疫力缺乏而染病且大量死亡，致使北人形成“岭南多瘴杀人”的看法。
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地理学报》1993年4期)和《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疟疾地理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版1996年4期)，梅莉、晏昌贵、龚胜生《明清时期中国瘴病的分布与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2期)等文章论述各有侧重。《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认为，瘴病即亚热带和热带流行的恶性疟疾，发生于气候热湿的地理环境与夏秋季节，因人为作用和气候变迁。中国瘴病经历了由大而小、由重而轻的变迁过程，其分布范围逐渐南移和缩小，战国西汉时在秦岭淮河以南地区流行，以长江以南为甚。隋唐五代时北界南移至大巴山和长江一线，以岭南为甚。明清时北界退缩至南岭山地，南界从海岸线向内陆有大幅度撤退，云南为重瘴区。历史时期瘴病流行是瘴区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分布与地理环境、土地开发史有密切联系，越往南，瘴害越巨，土地开发也越晚，2000年来中国南方的土地开发和瘴域变迁存在明显因果关系。《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疟疾地理研究》认为恶性疟疾虫引起的恶性疟疾，称为瘴。《明清时期中国瘴病的分布与变迁》以翔实史料为基础，对明清瘴病分布、变迁及与经济开发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认为滇桂是瘴病流行严重区，黔粤是流行区，湖广、川赣、西北、台湾是零星分布地，中国两千年来瘴域变迁史与人口增长、土地开垦、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改变有密切关系。作者持瘴气疟疾论，认为恶性疟疾分布区渐缩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使自然环境优化的反映。其观点虽待商榷，但将瘴域变迁与自然生态环境变迁联系思考，却是瘴气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在瘴气和生态环境环境史研究中具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
黄冬玲《壮族地区瘴气流行考证》(《中国民族医药杂志》1994年2期)论述壮族地区瘴气与自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包括多种疾病，具传染性，明清后专指疟疾。认为古代壮族地区自然环境多是山峦迭嶂的丘陵地，江河纵横，森林茂密，动物繁多，利于瘴气滋生；气候炎热，多雨潮湿，死亡动植物及植物落叶易腐烂而生山岚瘴气，加之自夏至秋，暑气炎蒸，燥气燔灼，忽而淫雨连绵，忽而烈日蒸晒，所酿不正之疠气与沟渠污垢、垃圾腐败、虫蛇死尸等秽浊臭气侵入人体发生瘴气，这与史籍及医籍中瘴气的自然环境基本一致。文中瘴气是疠气与秽浊臭气侵入人体而产生、具传染性的观点及某些论述虽待商榷，论述却是多种研究的综合。
左鹏的《宋元时期的瘴病与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4期)以宋元瘴病为研究对象，论述历史上流行于南方的瘴疾与华夏文化扩散的关系。作者认为，宋元时瘴疾分布有个大体稳定区，其分布地区的变迁反映了中原王朝势力的进退盛衰，各区瘴情的轻重差异反映了中原文化影响程度的深浅。宋元医家对瘴疾的救治理论上有深化，证治上有提高，使传统中医理论得到突破，解释更有力，在瘴疾预防上强调习其风土的重要性，以中原医学知识改变南方民众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瘴疾的记载表明疾病对人体自然机能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文化形态变迁的表现，强调外部的暑湿环境是瘴气产生的重要基础。他的《汉唐瘴意象》认为史籍中青藏高原的“瘴气”即高原反应，此类瘴气是当地高海拔、大温差所致。
瘴气即高原反应的观点以于赓哲《疾病与唐蕃战争》(《历史研究》2004年5期)最典型，作者将高山反应与青藏高原一带中瘴症状相比后认为，青藏高原的瘴气或史籍中的“冷瘴”是高山(原)反应所致。丁玲辉《高原气候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与养生健身》(《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2期)亦认为瘴、瘴气、瘴疠、烟瘴是高山(原)反应，是高原低氧气候加上疲劳对人体造成的影响，气候寒冷会加重高山反应症状，《卫藏通志》记载唐古拉山居民所说的瘴气(雪瘴)因山高致使阴寒凝结而成，雪后瘴气更甚。邓锐龄《1720年清军进入西藏的经过》(《民族研究》2000年1期)认为高原反应被时人称为瘴疠，兵士多因之病卒。赵珍《论康熙末年清军两次入藏的战略选择》(《清史研究》2002年4期)认为西藏的瘴气是高海拔地区特有高原反应及并发综合症。
三 从医学疾病史视角进行的研究
这类研究将瘴气与疾病学联系起来，从医学疾病史角度进行考察，均持瘴气疟疾观，瘴气被称为“瘴疟”。较早研究瘴气的是姚永政、林梁城、刘经邦《瘴气病之研究》(《中华医学杂志》1936年22期)，其余研究多见于疟疾的有关研究专文或专着中，如李涛《我国疟疾考》(《中华医学杂志》1936年3期)。
20世纪50～60年代后编着出版的、涉及瘴区医疗疾病史、疟疾史及疟疾治疗防治的着作文章，就将瘴气归为疟疾，国家民委主编的民族地区“自治州县概况”的“疾病防治史”亦将瘴疠归为疟疾。随着疟疾等热带亚热带传染性疾病研究的深入和防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在有关研究中，瘴气又自然而然地成为新的关注点。很多学者从医学资料和史实出发，客观地认为疟疾只是瘴气中的一种，这是较接近历史时期瘴气真实面目的观点，其论述方法和观点虽不尽一致，却较类似，学术价值较高。
陈良佐《自然环境对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影响》(台北中研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与考古》中，1981年)认为瘴气、瘴疠、瘴等名词是包括疟疾在内的热带或亚热带某些疾病的总称。李耀南《云南瘴气(疟疾)流行简史》(《中华医史杂志》1954年3期)是研究云南瘴气的专文，作者在题目上已将其归于疟疾，认为瘴气据其地区、时节、内容，有90％以上是疟疾，但对待其归属时态度审慎，认为疟疾在云南虽称瘴气，但不能完全归于疟疾一种病，至于何种瘴是何种病、何时的瘴是何种病不能随便定论。有的学者认为瘴气是一种疫病、传染病，疟疾是其中之一，张嘉风《疾疫与传染——以<诸病源候论>为中心试论汉唐之际医籍中的疾病观》(《台大历史学报》27期，2001年)认为瘴气是地方性传染病，应包括当代医学定义的疟疾，瘴气有时兼指传染病与地方性流行病。观点虽可商榷，但文章提出了在历史学研究中重视医学典籍，从医学角度研究历史问题的思维和方法。
冯汉镛《瘴气的文献研究》(《中华医史杂志》1981年1期)认为，瘴气是指我国南方流行的某些疾病，包括部分热带病，主要是疟疾、痢疾、瘟病、脚气、沙虱热、中毒、喉科病、痈疽、指头感染、脱发等，史籍中的瘴疟即恶性疟疾。日本学者丹波元简《医匮》卷中(陈存仁校编《皇家医学丛书》，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统计的瘴气名称有40余种。
丁光迪主编《诸病源候论校注·瘴气候》(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版)认为瘴气是一种疾病的名称，亦称瘴毒、瘴疠，指山林间雾露烟瘴、湿热杂毒恶气，也是一种疫病，其中有些是恶性疟疾。元释继洪记载岭南瘴病的专着《岭南卫生方》及其现代研究文章也认为瘴气是疟疾、流行病，李盛青、冼建春、吴庆光《(岭南卫生方)治瘴疟的学术观点探讨》(《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00年4期)、荣莉《<岭南卫生方>治瘴学术思想初探》(《中医文献杂志》2003年4期)认为该书是研究宋元以前岭南地区流行性疾病即瘴疟的重要文献和专着，瘴是包含疟疾在内的南方流行病或部分热带病，陇贤春、荣莉《<岭南卫生方>辨证治瘴的学术特点》(《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4年1期)看法相同。
梁峻《中国古代防疫资鉴——隋唐五代防疫概览》、《中国古代防疫资鉴——辽至明清防疫概览》(《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03年5、8期)、《中国古代抗疫启迪》(《首都医药》2003年13、14期)认为瘴疠是地方性流行病、疫病。南岭松《壮医药理论的特点》(《中国医药报》2001年10月9日)认为瘴气是流行病、地热性热带传染病，广西多雨潮湿，山林茂盛，人烟稀少，死兽落叶腐烂后形成有毒之瘴气，流行甚烈。薛瑞泽《汉代疫病流行及社会救助》(《寻根》2003年4期)认为瘴气是疫病，能引起流行病，因不适应新环境造成。乐鸣《中医对疫疠的防治》(《中国医药学报》2004年2期)认为瘴气是如同湿毒、毒雾的“秽污之气”，是一种致病疫疠。徐时仪《说“瘴疠”》(《江西中医药》2005年2期)认为瘴是南部、西南部地区山林间湿热蒸发能致病的毒气。杨柏林《瘴气今日谈》(《大众医学》1959年7期)论述了瘴气的分布和治疗状况、常用治瘴防瘴药物，认为两广、云贵和江南诸省闻名天下的瘴气即疟疾，疟疾的西文Malaria直译即“恶气”意。
石涛《我国古代政府的疫病控制措施》(《山西大学学报》2004年1期)将瘴归入疫病行列，将明清时的《瘴疟指南》列入研究疫病的医学书籍中。赖文、李永宸《古代疫情资料整理方法初探》(《中华医史杂志》2001年1期)，赖文《应重视古疫情研究》(《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2年1期)，王玉兴《中国古代疫情年表》(《天津中医学院学报》2003年3期)，喻嵘、黄爱群《我国历代疫病流行及防范述略》(《湖南中医学院学报》2004年3期)，闵宗殿《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疫情研究》(《学术研究》2003年10期)均将瘴、瘴气归入疫病行列。苍铭《疟疾对西南边疆民族构成和分布的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2期)认为瘴气是“打摆子”(瘴摆)、疟疾，对云南少数民族的立体分布或垂直分布格局即各民族的分布高度起了较大影响。刘素华《疟疾的中医药防治》(《贵阳中医学院学报》1996年2期)认为疟疾即俗称的打摆子、打脾寒、冷热病，中医病因即山岚瘴气。
还有学者认为山岚瘴气是一种林区瘟软病，《诸病源候论》就将瘴气归入“温病候”、山瘴疟归入“疟病诸候”下。伍瑞麒《林区瘟软病的辨证论治》(《河南中医》2003年9期)从临床经验出发，认为感染风毒水湿之气即山岚瘴气就会得林区瘟软病，诸葛亮南征时遭遇的山岚瘴气可能就是此病。司富春《古代治疗瘟疫病药物分析》(《河南中医》2003年6期)将瘴气列入瘟疫行列，可用豆豉来治疗瘴气恶毒。
一些民族地区中医药研究及卫生部门的医务工作者或医学教学研究者对民族医学成就调查、发掘整理或研究的论文，记述了壮、水、彝、傣等瘴区民族预防和治疗瘴疠的理论和医药成就。何丽春《当代岭南医学研究述要》(《中医文献杂志》2003年4期)、黄汉儒《壮族医药的发掘整理》(《中国民族医药杂志》1995年1期)、叶水泉《辟瘴防疫吴茱萸》(《中国中医药报》2004年11月19日)、杨昌文《浅谈西南少数民族传统医药》(《贵州民族研究》1994年1期)、何子强《壮医药文献拾萃》(《中医文献杂志》1995年3期)、《壮医的历史沿革、现状与发展对策》(《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1994年6期)和《壮族医药学文献拾萃》(《中国民族医药杂志》1998年1期)、梁江洪《壮医特色治疗方法》(《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1999年36期)、罗金裕《瑶族医药概述》(《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1994年10期)、唐永江《苗医学体系研究》(《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1994年7期)、温元凯《傣药剂型初探》(《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1994年7期)、于永敏《台湾医药卫生史料》(《中国医史杂志》1994年4期)、林诗泉《湖南中医药发展史料》(《中国医史杂志》1994年2期)、周兆奎《中国傣医药浅论》(《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3期)、覃文波《广西民族医药史略》(《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1996年23期)、严忠《略论孙思邈对预防医学的贡献》(《江苏中医》1999年8期)等介绍研究了各民族治疗瘴疠的成就及所用的常山、芸香、大蒜、槟榔、茱萸、金银花等中草药治疗瘴疾的作用。
一些学者将瘴与蛊联系考察，从毒蛊角度研究瘴气。范家伟《从医书看唐代行旅与疾病》对南方蛊毒与瘴气进行对比。詹鄞鑫《毒蛊初探》(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专述蛊及其危害。吴长庚《瘴·蛊·槟榔与两广文化》论述了瘴、蛊联系和瘴疟的危害及由此而生的各种疾病、医疗现象及技术发展、槟榔御瘴的文化生活习俗，认为蛊毒是因感瘴而生的另一种病，是岚雾瘴毒引发的腹胀病和由人工培养的毒虫所致之病。章立明《安章与披拨——人类学视野中的禁忌分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5期)认为黑巫术是瘴疠之气的替罪羊，瘴气是疟疾、打摆子，属地方性传染病。
此外，一些学者从寄生虫学、昆虫学、医药学等自然科学角度对瘴气等作了研究，无疑有助于相关研究的深入。但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社会科学界多从史料出发进行，未借鉴自然科学成果，结论不能得到自然科学界的广泛认同。自然科学家在确定瘴疟的传染及病理表现形式时，多忽略了瘴气的其他种类及瘴疠、瘴病的其他不同表现症状及众多史籍和医籍对瘴气、瘴疠症状、表现特征的记述，成果和结论虽具科学性，亦未得到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一致接受，因此形成了瘴气研究中自然科学界有自己的理论和定论、社会科学界也有其依据和结论的局面。要研究瘴气这个特殊的历史自然现象，应将自然科学的实验成果和结论与历史、社会、自然地理、环境史、生态等学科的成果和方法相结合、相联系，才能得出接近瘴气真实面貌的结论。
四 从文化内涵和政治视角进行的研究
这类研究瘴气与将边疆民族地区及其政治、经济、文化影响相联系，以一种纯历史或文化的眼光看待瘴气，将瘴气从医学疾病学的桎梏中脱离，视其为历史时期存在并发挥影响的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这是近年来瘴气研究的新视野和新尝试。
较有代表性且具学术价值的是张文《地域偏见和族群歧视：中国古代瘴气与瘴病的文化学解读》(《民族研究》2005年3期)，认为瘴气原指岭南地区的害气，由此导致的疾病称瘴病，汉晋时形成此概念，逐渐扩至整个南方及西部部分地区，明清后范围有所扩大，瘴气概念逐渐泛化，瘴区范围呈扩大趋势，随近代医学知识的普及和中国文化优势意识的减弱，瘴气与瘴病的概念渐趋消失。瘴气与瘴病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对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的地域偏见与族群歧视的具体表现，更多的是文化概念而非疾病概念，是建立在中原华夏文明正统观基础上的对异域及其族群的偏见和歧视。文章“基于经济开发导致环境改善从而使瘴区逐渐缩小的看法是缺乏足够事实依据”的观点虽待商榷，但瘴气与瘴病是地域偏见和族群歧视、是中原汉文化对异域和异族进行心理贬低的集体无意识行为的观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总之，各学者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对瘴、瘴气、瘴疠进行研究和探讨，尤其是对岭南等地瘴气分布变迁、瘴气与疟疾关系的研究，涉及瘴气的文化、移民、赋税、政治影响，思考角度虽不尽一致，部分观点或论点亦可商榷，其成果却为瘴气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和理论基础。但目前成果虽多，却多限于岭南瘴气及其分布、与疾病的关系等，对其他重瘴区如西南、福建、台湾、东南亚等地瘴气的研究尚未展开和深入，瘴气研究的力度、广度和深度与其巨大深远的历史影响相比显得远远不够。部分研究在论及瘴气与自然地理、环境史的关系时亦采用交叉学科的方法，论述瘴气产生原因时多涉及其存在的自然环境，提出了一些理论和观点，囿于主题而未具体深入，且未与生物、生态环境等自然科学及其成果结合，亦未重视那些长期居于瘴区的地方文士在亲睹亲闻或采访基础上撰写的地方志中关于瘴气的第一手资料，以及曾到瘴区的文人墨客对瘴气的记述。目前限于各研究者在知识专门化和深入化有余、广博宏富不足的实况，得到广泛认同的研究成果尚未出现。因此，瘴气研究要得出客观准确和科学的结论，进行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研究无疑是值得提倡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03年资助项目，写作得到业师林超民先生指导，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