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回归乡土——对话乡土建筑专家罗德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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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回归乡土——对话乡土建筑专家罗德胤


文琴燕
罗德胤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讲师、乡土建筑研究所副所长,主要从事中国乡土建筑和建筑社会学的研究。
中华民居:费孝通在早年曾提出了“乡土中国”的理论,通过“乡土”这一概念表达了一种态度、一种关怀;而你从乡土建筑角度来研究乡土社会,这是一个独到的视角,能谈谈你对“乡土建筑”的理解、定位吗?
罗德胤:费孝通关于“乡土中国”的提法并非原创,“乡土”这个词唐代文献中就有。费先生的贡献在于把“乡土”和“中国”组合起来了,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中国说到底是一个乡土社会;当然不排除其中官方的、正统的成分,但是与西方是非常不同的。西方社会的发展主线classical(经典)的:从希腊罗马,到中世纪、文艺复兴,以至现在,波澜壮阔。
中国的文化、历史、社会习俗的内容,基本上都可以放到“乡土建筑”这个大框架里。这是一个比较广义的概念:它包括独立建筑,也包括独立建筑形成的社区,以及由此形成的聚落和聚落群。
从乡土建筑角度来研究乡土社会,是由陈志华先生首先提出的。他的视角比费孝通先生更微观而具体,把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因素都放到“乡土建筑”这个边界或范畴下进行研究,由此形成了互相关联的有机学科。
陈先生1948年上清华,读的是社会学专业。第二年因为院校调整,清华社会学系撤销。他当时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到人民大学继续读社会学,二就是在校内换专业。他原先听过梁思成先生讲课,很受感染,于是就萌生了转去建筑学系的想法。他找到梁先生,梁先生表示欢迎,说,“有社会学背景太好了,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所以陈先生就转过来了,主要任务就是跟着苏联的专家讲建筑史。于是就写了第一本书《苏维埃建筑史》;第二个要写《外国建筑史》。因为要写教材,就又读了很多书。他的外国建筑史教材现在是全国通用的教材,再版了好几次。由于他的社会学背景,他在研究外国建筑史的时候,也很关注建筑和社会、人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他一 直在寻找一个切口,能够研究建筑和人、人的生活之间的关系,而外国建筑史这门学科对他来说有相 当大的障碍,那时没有条件出国,学术积累也不够。但是做中国国内的就现成多了。所以这个转变看似很剧烈,其实他内心方法论和本体论是一致的。他退休之后,有了时间,又有经费支持,得以实践他的理想,从此就干起来了。然后发现乡土建筑确实是个宝库。
以前不是没有研究,但出发点不一样,以前强调民居的建筑类型、构造,以及如何为建筑设计服务,这是从建筑设计的专业角度来研究民居的。陈先生进入这个领域以后,基本上前面这些研究也做,但退居第二,越来越重视建筑背后的社会文化,那些才是第一位的。现在我们延续的是他的思想,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很好,而社会学又没有去做,那我就只先把它记录下来再说。
中华民居: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性很大,你从196年就跟随陈先生从事乡土建筑研究,你对这种“差异性”如何理解?
罗德胤:中国的地区差异性是非常明显的。中国地域广阔、历史悠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背景。欧洲最高峰是阿尔卑斯山,海拔4807 米;中国的珠穆朗玛峰海拔8848 米,只珠峰大本营就已经5500米了。中国的地理差异很大,形成了地势上的“三级阶梯”,及丰富的地理特征。
与地理差异紧密相关的是气候差异,它直接影响到人居形态。时间久了,文化的因素慢慢起作用,就在不同地理背景、文化背景、经济背景、民族、社会习俗等条件下形成各具地方特色的民居。
进行乡土建筑研究,最关键的是研究方法。我们现在常用的方法是“打点”:尽量选择不同省份,又要考虑同一省内的内部差异,因为有的省内差异不亚于整个欧洲。不能光盯着建筑看,要转换思维,考察建筑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多问几个“为什么”。目前为止,我们做了将近20年的研究,去过11个省份。但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打上点”,很多地方没有去,这次地震波及的几个地方我都没去过,非常遗憾。那里有桃坪羌寨、萝卜寨等特色民居,这次地震中都损坏严重,以后恢复起来也不容易。
中华民居:您说过,一个村庄就是一个完整的建筑;那么,究竟是怎样的文化和社会因素使得 村庄能够超出了单纯建筑的范畴,成为 乡土文化的一种象征?
罗德胤:一个村庄为什么是那样,为什么选址在那儿,为什么盖那样的房子,除了选址、用料这些基本的因素以外,还有社会、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因素,这些是比建筑技术更重要的原因,而且也可以从中看出建筑是文化的一种综合体现。
中华民居:您打过“点”的地方,在您和学生考察过后,当地借此由头进行再开发,很 多甚至是过度开发,结果往往对当地文化造成了破坏。您如何看待这二者之间的矛盾?
罗德胤:首先,我们做乡土建筑研究,基本任务是记录历史信息。包括:建筑信息、建筑背后的历史信息、文化信息、社会经济、习俗各方面的信息。今后人们想了解现在社会是什么样子,至少有个东西可以做参考。
学术研究需要逐步的积累。解放前我们的学术研究受西方影响,解放后这个传统断裂了,重建时发现困难重重。现在大家都意识到学术积累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也有很多人开始关注、保护乡土建筑。但几乎是无一例外的,所有的这些地方,一旦被开发,很快就会转到如何满足经营、满足旅游者、满足当地政府上来:这些乡村都是自己经营、自给自足的,至少可以改善现有的经济条件;旅游者又对景区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配套设施的进入势必影响原有的乡村形态;当地政府则希望这些村子可以甩掉穷困的帽子,不用再给扶持。在这三种力量的综合作用 下,乡村不可遏止地进入到自我经营的漩涡中,不能自拔。
从整个国家层面来说,保护乡土,不是因为它有旅游经济收入,是为了让我们的年轻人、让我们的文化有个积淀,从而能够了解历史。人的素质也就越高,对历史了解越多,这是个“两条腿走路”的问题。一个人要学习“数理化”,也要学人文学科,人文学科中最重要的就是历史。保护乡土,应该是个国家行为,有个通盘考虑,而不应该是单打独斗的。
中华民居:针对这次地震以后的重建活动,考虑到传统与现代的共存性,重建过程中能否借用乡土建筑的有益元素,您能否从乡土建筑方面谈谈重建的一些具体原则性的问题?
罗德胤:说老实话,这个问题大家都很关心。但是,如何在建筑设计上延续文化,其实不是我们该做的,而应该是建筑师考虑的问题。现代建筑就是现代建筑,所谓延续,传统的 因素能体现的就体现,体现不了就不体现。既要防止“千城一面”,又要增加建筑的多样性,那么,把乡土建筑作为一种设计的元素是未尝不可的。
但是,在修复古建的时候,要尊重老房子,要尽量修缮它,但修复必须有依据,要把历史信息尽量充分地展示出来,而不是展示自己。古建修复是展示古人智慧,而不是展示建筑师的智慧。
古建修复讲求“逐步退让”的原则。就木质来说,有的木头能继续用,就尽量延长它的使用年限,但是不能搞“一刀切”,要尽可能多地保留的历史信息。比如一根柱子,时间长了,木头会裂,底部也会腐朽。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另外用一根木头把它换掉,这不是不可以。但最好的做法是把下部的墩阶去掉,再接一段,用铁箍子箍上。也就是说,我们做不到一百分,就做九十分;最好全保,保不了全部保局部、保一部分,保不了大部分保小部 分,保不了小部分保构件也行,实在没有的,就留个构件,放在墙上,挂博物馆也行。这也是一个道德原则,目的还是保留历史信息。不能因为它反正迟早要毁,就干脆给一下子全部改变。
灾后重建,我唯一的意见就是:小心打造古镇。四川打造古镇是最厉害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锦里,锦里整个是重新打造的;成都的宽窄巷 是拆掉重建的,但是也很无奈。这个项目开始的时候我还参加过,开发商本来是想把它整个推掉,盖高楼重建。后来说服他们保留尽可能多的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就会发现房子非常破,必须把人全部迁走。
这样的情况,国际上通行的做法都是:第一,房子冻结,不允许有任何大的变动,保证它不会有进一步破坏,然后慢慢地进行修复。第二,人冻结。人冻结并不是说完全不让人流动,但至少不能把房子据为己有。因为房子进来人以后,会对房子提出很多更高的要求,起码荷载不一样,老房子根本无法满足,只有拆掉重建。拆掉重建的方法一般也比较简单,把老的木构件编号、老砖编号,重建的时候能用老的就用老的,也算是一种功德;但也没有,因为这做起来太麻烦,成本比较高,所以拆掉重建比较快。
中华民居:还是讲求一个“以人为本”的原则。
罗德胤:“以人为本”并没有错,但是以两个人为主就不需要那么大的改动,而以两百个人为主,房子就承受不了,那就只能改,就得拆掉重建。而且重新建的时候,墙也好,瓦也好,水暖电也好,都是用现在的新房子的标准来要求,最后出来的就是假古董。
(转引自《中华民居》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