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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曾国藩洋务教育思想及其实践刍议
内容提要曾国藩洋务教育思想的产生，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背景、其“调和汉、宋”的治学理路以及经世实践息息相关。曾国藩洋务教育思想的内容形成以培养通晓洋务的练兵、制器等近代科技人才为根本，以发展海防教育和留学教育为重点，以“借法自强”为终极目标的相对完整的体系，具有承前启后的显着特点。而曾国藩洋务教育思想的形成，一方面是其洋务实践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曾国藩洋务教育思想的发展，也对其洋务实践以及“同光新政”的开展，都具有开创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曾国藩洋务教育思想洋务实践
曾国藩，是晚清重臣，被后人称为“中兴勋臣冠”者，也是“同光新政”的开创者与身体力行者。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后期，认识到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由此萌生了富国富民、图强御侮的洋务思想。在创办近代洋务企业的同时，曾国藩认识到洋务人才的重要性，并因此而将洋务教育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形成其洋务教育思想，并为此身体力行，进行了一些实践。学界研究曾国藩的思想体系，往往对其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学术思想、军事思想、外交思想等领域倍加重视，所出成果也主要集中于此。在曾国藩教育思想的领域，对其教育思想进行爬梳整理并宏观把握者较少[1]，众多的研究主要着力于家庭教育方面[2]，对其洋务教育思想的探讨尤少[3]，纵有论述，论者也多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原则与方法等角度提及曾国藩的洋务教育思想，但未有更深入的论证[4]。从曾国藩的生平来看，其后半生的理学经世实践对时人的影响最深，这种经世实践与其开创近代洋务事业的活动密不可分。因此，探讨曾国藩对近代社会的影响，不能不涉及到他的洋务思想，而洋务教育思想作为其洋务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洋务运动的开展及深入产生了重要影响。笔者不揣浅陋，拟对此进行一些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曾国藩洋务教育思想产生的背景
曾国藩洋务思想的产生，与他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康乾盛世过后，开始走下坡路的封建末世，千疮百孔，危机四伏。在外强交逼，祸在眉睫之际，统治者身处危机而不自知，依然混混噩噩，虚骄自大。清政府充斥着“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材为何物”的蒙昧昏庸者，政治的黑暗腐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两年后，清王朝被迫签订了城下之盟，中国闭关自守的国门被打破，小农社会的封闭状态一去而不复返，尽管有少数开明的知识分子，对清政府鸦片战争的败局知耻后勇，提出“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等主张，但鸦片战争后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先知先觉者如林则徐、魏源等人的主张曲高和寡，对统治者未产生丝毫的影响。直至19世纪六十年代，再次经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肆意蹂躏后，清政府才真正开始了求强御侮的行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北京条约》的签订，使清廷朝野上下几乎“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音”。位居中枢的奕訢、文祥等人率先行动，要求改弦更张，寻求自强之道，“探原之策，在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5]又谓“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6]表现出对“自强”的渴望，“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7]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身处这样的时代与社会氛围，不能不为“千年未有之变局”而深受触动。特别是在他镇压太平军的后期，亲眼见到了西洋武器的先进与军事的强大后，自然而然地萌发了“师夷”、“制夷”的思想，提出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主张。此后，曾国藩还多次指出：发展洋务，“制造船炮，为中国自强之本”。其自强御侮的目的，十分明确而强烈。
曾国藩洋务思想的形成，也与他治学的理路暗合。鸦片战争前后，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有识之士为代表的经世致用之学开始在思想界崛起。而修习程朱理学的王文清、贺长龄、贺熙龄、唐鉴、倭仁等人，均不同程度地注意到经世致用，在鸦片战争以后形成一股升势不大，但却影响深远的理学经世思潮。曾国藩则是理学经世思潮的集大成者和躬身实践者。曾国藩虽然信奉程朱理学，讲究“立志”、“居敬”、“主静”、“谨言”、“有恒”[8]，但对其他学派却并无门户之见，而主张博采众长，调和汉宋。正如他所说的：“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9]，且“国藩常谓性命之学，五子为宗；经济之学，诸史咸备，而渊源全在六经”。[10]在出任直隶总督后，明确宣告士子“为学之术有四”，将儒学划分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门，并明确地划分了四门学问的界限：“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艺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11]并把“经济之学”看作“四者阙一不可”的独立门类。实际上，在他向理学家唐鉴问学之时，唐鉴明确告诉他为学只有义理、考据、辞章三门，经济之学包括在义理之中。曾国藩注重“经世”的态度，使得他终于突破了前人的条框，超越了他的师友，在学术理念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成为其后洋务思想萌发的先声。
曾国藩洋务教育思想的深化，更与他经世实践息息相关。曾国藩在30岁之前，曾国藩走的是一条传统士人飞黄腾达的必经之路：读书、中进士、进翰林院。30岁以后，曾国藩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太平军起，曾国藩愤然而起，以书生投笔从戎，在家乡办理团练。随后编练湘军，以儒生统帅三军，担负起抗击太平军的任务，并最终打败了太平军。在组建湘军与太平军抗衡之初，他就注意到行军打仗中所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如军饷的筹集、军队的编练、战术选择等等。尤其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后期，他亲眼目睹了西方列强新式军事装备的威力，从而刺激了他对“外洋船炮”的追求。1862年，他在安庆设立军械所，但并不满足手工制造船炮，又于1863年派遣容闳赴美购买制造机器所需的机器，准备建立近代机器工业。他与李鸿章、毛鸿宾、杨岳斌等人商议，在经费上给予容闳尽可能的支持，终于1867年创办了位于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局，成为近代工矿企业的摇篮，从而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正是在曾国藩的洋务实践活动中，其培养近代科技人才、派遣学生出国留学的洋务教育思想形成，也正是在他洋务实践的探索中，其洋务教育的思想也不断走向深入。
二、曾国藩的洋务教育思想与实践
曾国藩洋务教育思想颇具体系，约略算来，当有如下三点：
（一）制夷之本，在培养练兵、制器等洋务人才。
曾国藩认为，国门洞开之后，中国“窃维洋务之棘手，由于人才之匮乏”。[12]他一直把振衰起危、扭转时局的根本途径放在人才的搜求与培养上。尤其是在他兴办近代军工企业、从事洋务实践之后，时常为清王朝封建末世人才匮乏的现状忧虑不已，故“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船等具为下手功夫。”[13]他把西方列强军力强盛的原因归结为军事技术的精良，“至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器等事，无一不与造船练兵相为表里。”[14]曾国藩看到西方国家强大的军事实力的背后，是西方国家教育的发达与人才的兴盛，“其制则广立书院，分科肄业，凡民无不有学，其学皆专门名家”，[15]因此“借法自强”的关键在于改革原有的教育制度，加强对能够制造西式枪炮船舰的近代科技人才的培养。曾国藩强调，“借法自强”的目的在于“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为能尽快掌握西方国家机器制造技术，尽快摆脱对洋务企业中外国工程师的依赖，培养懂得机器制造与工作原理与操作的近代科技人才便成为顺理成章之事。为此他命容闳赴美采购机器，1865年容闳将机器运送回国后，于1867年成立了江南机器制造局。容闳“乘此机会，复劝其于厂房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之理论与试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用外国机器及外国工程师”，以培养科技人才。曾国藩对此“极赞许”，“不久遂得实行”。由此建立了中国第一所新式职业学校，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机械技术人才。容闳后来也欣慰地回忆到：“今日制造局之兵工学校，已造就无数机械工程师矣。”[16]此外，曾国藩认为，“师夷智以造船制炮”，首先要能读懂描述夷“技”的书籍，故而对译书倾力倡导，所谓“中国学外国之技，则须以翻译为第一要义，得洋人一技之长，始明其迹，继探其意，既乃翻译汉文，使中国人人通晓，可见施行”[17]。在江南机器制造局设立翻译馆极为关注，并对江南机器制造局附设翻译馆的译书成效十分满意：“今上海局中所翻诸书，颇能窥洋学之奥密。若勤求不已，将来创立新法，别出绝技，亦属意中之事。”[18]
（二）海防教育，“师夷智以造船制炮”
海防教育思想，是曾国藩洋务教育思想体系中的重点。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后期，看到了西方列强武器装备的先进，将1861年，曾国藩在《复陈购买外洋船炮》的奏折中，认为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他主张“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倡导“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19]。他本人也身体力行，创设安庆军械所，揭开了洋务自强运动的序幕。洋务新政是在“自强”的口号下展开的，“自强”意味着在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基础上逐步仿造并最终能够摆脱对外国的依赖，逐步实现自主，从而始终“权操自我”。曾国藩在提出“师夷制以造炮制船”口号的同时，主张“始以洋人教华人，继以华人教华人”[20]，以求达到不受制于外人的目的。曾国藩在“阿斯本舰队”风波中，始终坚持“兵权仍操自中国，不致授人以柄”，标榜其独立、自主的精神。曾国藩的海防教育思想，为洋务派官员所继承，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人对加强清政府的海防建设有过多次明确的论说。1862年3月，李鸿章在率淮军出战后不久，就“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感到“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李鸿章开始认识到，中国欲自立必须向西方学习。指出：“惟各国洋人，不但麇集海口，更且深入长江，其藐视中国，非可以口舌争，稍有衅端，动辄胁制，中国一无足持，未可轻言抵御，则须以求洋法，习洋器为自立张本。”1868年，左宗棠在《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中，对购买轮船的重要性进行了说明，“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顿水师不可；欲整顿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更为系统地阐述了对于海防问题的看法。他认为海防乃目前当务之急，又为日后久远之图，赞赏总理衙门陈请六条“洵为救时要策”[21]。沈葆桢则将船政和海防作为自强、御侮之道。1867年，他出任福州船政大臣后，为福州船政局的建设呕心沥血，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他还将海防教育摆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指出“船厂根本在于学堂”[22]。因而福州船政局所开设的船政学堂创办极为成功，清末规模较大的五所海军学校（福建船政学堂、天津北洋水师学堂、黄埔广东水师学堂、烟台海军学校、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毕业生中，“共有毕业生二千多名，其中闽籍约占七、八成之多。”[23]故中国海军军官中闽籍居多。福建船政学堂还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留学生中出现了不少高级将领、高级技术人员和着名学者，如严复、刘步蟾、邓世昌等，在近代海军史上写下崭新的一页。亦可见沈葆桢海防教育所结出的累累硕果。
（三）留学教育，首倡官派出洋留学
留学教育，是曾国藩洋务教育思想体系中又一重要内容。洋务留学教育的兴起，与洋务事业亟需大量科技人才和工程技术人员有直接关系。曾国藩早在1861年便已认识到举办洋务事业与近代科技人才培养之间的关系。他延揽了一大批了解西方科技知识的有识之士，如华蘅芳、李善兰、徐寿等人，为洋务企业服务。同时，为弥补制造近代枪炮、轮船、机器等近代军事工业人才的不足，曾国藩还对召募外国工匠寄予希望。1862年（同治二年），他派容闳为委员，负责采购开办铁厂所需之机器，并“欲借以招致智巧洋人”为他所用。为使洋务事业能够真正成为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强盛之道，必须在引进外国科技人才的同时，加强对本国洋务人才的培养。曾国藩认为，欲使中国免除外患，必须讲求实际之学，而讲求实际的方法，“其大要不外三端，曰制器，曰学技，曰操兵。”[24]将学习外国先进科技成果作为洋务教育三大内容之一，提到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就学习“外国之技”的方法与途径而言，曾国藩认为首先应该翻译西书，“中国学外国之技，则须以翻译为第一要义，得洋人一技之长，始明其迹，继探其意，既乃翻译汉文，使中国人人通晓，可见施行。”[25]其次，曾国藩认为，派遣留学生直接到欧美各国学校进行专门学习，才能尽快掌握西方列强强盛之“技”，从而能“尽彼之长”，而达到“制夷”的目的，故“臣又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书院及军政、船政等院，分门学习。”[26]只有做到“彼来则延访，我往则就教”，“请进来”与“走出去”同时进行，才能够“尽彼之长”，真正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1868年容闳提出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的教育计划，他十分重视。尽管这一计划并未被清廷立即批准，但在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曾国藩赶赴天津处理交涉之际，容闳亲自向曾国藩面商。终于促使曾国藩、李鸿章等四位大臣联弦上奏，请准选派聪颖子弟出洋留学。促使清政府下定决心在1872年派出了首批官费派遣的留美学生，近代中国的留学运动由此而兴，并于甲午战后掀起出洋留学的热潮，在二十世纪初年达到了高峰。尽管曾国藩已于幼童赴美前病逝，但无论是容闳还是曾国藩，均会以此事而名垂千古，受到后世的敬仰。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曾国藩洋务教育思想，在教育目的上，主张“为我所用”；在教育内容上，倾向于实用主义，“讲求实际”；至于教育功能，则强调“经世致用”，以适应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
三、曾国藩洋务教育思想与实践的评价与地位
曾国藩洋务教育思想，具有明显的承前启后的特点。他的洋务教育思想与实践，既继承了百年来湖湘思想中的经世传统，又有“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下新的时代特点。如果说鸦片战争时期魏源、林则徐等人的“师夷制夷”思想还只是停留在思想理论层面的话，那么曾国藩的洋务教育思想则不但有所创新，而且在洋务活动中加以实践，得到了检验。曾国藩将创办企业、培养人才的洋务教育思想付诸实践，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近代机器工业，制造出一批近代化的新式枪炮轮船，设立译书局并附设洋务学堂，选派了首批官费留学生赴美留学，培养了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科技人才……这些洋务教育思想的具体实践，成为洋务运动的先声，曾国藩的洋务教育思想与实践，启发激励着后世循其开创的道路不断深入，形成了长达三十年的“同光新政”，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岌岌可危的清王朝的统治，也开启了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的大门。清末夏震武曾评价说：“数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曾国藩）之政术、学术也。”[27]虽然有些夸大其辞，但曾国藩的洋务教育思想在近代思想史上依然有着深远影响，值得后人加以重视和进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简介：张立程（1977~ ），男，中国计量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教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历史学博士，讲师，主要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
陈敏，(1980~ ) ，女，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团总支副书记，历史学硕士，讲师，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
薛兆瑞，(1964~ ) ，男，中国计量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公共政治理论教学研究所所长，副教授，学士，主要研究近现代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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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eng Kuofan’s Westernization Thought and Practice On Education
Abstract: The Tseng Kuofan’s educational thought of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is Closely related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of “the No change in the number of the Millennium”, his study idea Han Song reconcile and his Confucian Practice. The Tseng Kuofan’s educational thought of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has formed relatively perfect system, which the Fundamental is that cultivating Technological talents who Proficient Westernization such as Training and Manufacturing machines, focus on Haiphong education and Overseas Education, and Prosperity of the country was deemed as the Ultimate goal, and has Characterized by Link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Then the form of The Tseng Kuofan’s educational thought of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on the one hand is the product of his Westernization practice, on the other h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s educational thought of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has also has the groundbreaking guiding significance on his Westernization practice and the “Tongzhi Guangxu new deal”.
Keywords: Tseng Kuofan, The educational thought of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the westernization practice
[1] 参见熊吕茂、肖高华：《论曾国藩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6月。
[2] 学界对曾国藩教育思想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家庭教育思想与实践上，参见李卫平：《论曾国藩的家教思想》，《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8月；杨曼英：《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刍论》，《中国成人教育》2007年6月；许丽英：《论曾国藩的家教思想》，《湖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严俊杰，黄正泉：《论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湖湘论坛》2007年第4期；舒英：《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探析》，《山西师大学报》2006年9月；王克真：《试论曾国藩的家庭教育观和教育方法》，《长沙大学学报》2004年9月；王福显：《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及其现实启示》，《基础教育》2004年第4期；吴变英：《浅析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太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6月；张亚宁：《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试析》，《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马啸：《浅谈曾国藩的家教思想及其特色》，《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10月；阎雪琴：《曾国藩的家庭教育观初探》，《淄博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林建曾：《试析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贵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等。
[3]学界对曾国藩洋务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曾国藩办理洋务的目的上，也主要存在六种观点：（一）“反动落后”说；（二）“抵御外侮”说；（三）“内外并重”说；（四）“内重外轻”说；（五）“内轻外重”说；（六）阶段变化说。见曹建英：《建国以来曾国藩洋务思想研究述评》，《湘潭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
对曾国藩的洋务教育思想的现有探讨，则有兰婷、张作岭：《试论曾国藩的教育思想》，《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朱璋龙，张玉萍：《湖湘教育思想的近代嬗变》，《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年第11期。
[4] 如朱璋龙，张玉萍认为，曾国藩洋务教育思想的主要内涵，是“中体西用，笃实践履”。在教育目的上，讲求“实用”。在教育内容上，曾主张引进西方科技之学，改革选拔人才的成法并极力提倡派员留学。
[5]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十二，第11页。
[6]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第1页。
[7]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六，第44页。
[8] 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道光二十四年。
[9] 《曾国藩全集·书信五》，岳麓书社1992年8月，第3467页。
[10] 《曾国藩全集·书信五》，岳麓书社1992年8月，第3467页。
[11]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12月，第442~443页。
[12]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岳麓书社1994年12月，第7053页。
[13]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岳麓书社1988年1月，第748页。
[14]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岳麓书社1994年12月，第7134页。
[15]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岳麓书社1994年12月，第7134页。
[16]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5页。
[17]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岳麓书社1994年12月，第7192页。
[18] 《钦奉谕旨复陈夷务摺》，《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岳麓书社1994年12月，第7192页。
[19] 《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十七》，页四上。
[20] 《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十七》。
[21] 《筹议海防折》，《李鸿章全集》第二册，海南出版社1997年9月，第825页。
[22]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卷四，光绪六年吴门节署印。
[23]张侠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605页。
[24] 《钦奉谕旨复陈夷务摺》，《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岳麓书社1994年12月，第7192页。
[25] 《钦奉谕旨复陈夷务摺》，《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岳麓书社1994年12月，第7192页。
[26] 《钦奉谕旨复陈夷务摺》，《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岳麓书社1994年12月，第7192页。
[27] 夏震武：《灵峰先生集》，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