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务府总管-清代南府考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内务府总管-清代南府考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清代南府考
南府是承应清代内廷演戏和演乐的重要机构。这一机构上承教坊司、掌仪司，下启升平署，自康熙中至道光七年，历时140年，而这近一个半世纪正是清王朝走向全盛的重要时期，即所谓“百年盛世”， 它见证了清王朝由盛而衰的历程。因此，深入研究南府，对于研究清代戏剧文化、清代宫廷戏剧发展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此项课题研究的过程中，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南府是在什么时间建立的？这是研究南府时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时至今日，关于南府是在清代哪一朝建立的，仍存两说，即“乾隆说” 和“康熙说”。 本文拟从这里谈起，一得之见，不敢自必，愿共同讨论。
一、乾隆朝始建南府之不确
1933年，一位前辈大家在一篇文章中率先提出：“乾隆下江南，带回昆班及昆曲名宿若干人，在内廷供奉，但因人数添多，遂迁入南长街吴驸马府，改名曰南府。专教太监，而自己则不登台。”[1] 1936年，这位先生在他的另一部着作内强调“同光后，梨园子弟皆属南府，民国后，因南府地界属民国，于是又将南府所有案卷，又移入景山……”。[2] 显然，这位研究家这里指的南府和他之前说的南府同属一址，仍是其“乾隆说” 的又一证。此后，另一位前辈大家经过考证，将南府建于乾隆朝的时间写得更加具体，他说：“是知南府得名，应在﹙乾隆﹚五年至十九年之间。”“南府虽于乾隆初即成立，但终乾隆之世，未列官职。”[3] 他的另一部着作《清代伶官传》也持此说。然而，需要说明的是：早在他们着作刊印出版的1928年〈民国十七年〉2月，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掌故部出版的《掌故丛编》就已刊出了康熙帝有关南府的上谕，可惜者，他们当时并未注意到这部重要文献。《掌故丛编》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最早发布的明清档案公开出版物，书内所刊文献为清代官修史书少见或未见，因此，其史料价值极高。笔者将在下文另有考论，此不赘述。
进入新世纪之后，南府建立于乾隆朝之说在一些着作中继续出现，引起了笔者的关注。2000年1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燕都梨园》中写道：“乾隆皇帝喜欢观剧，于1740年﹙乾隆五年﹚设立南府，挑选内监，专司宫廷演戏事宜。”次年1月，在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帝王与梨园史话》中同样认为乾隆时期成立了南府，书中指出：“乾隆皇帝为扩充宫廷演戏的机构，把和声署移到了南海和南长街之间的南花园，改称南府。”此外，其它相关着作也有此相似的认识。
如果南府果真如上述诸位研究家所言，该机构于乾隆朝方才成立，那么，秘藏在故宫懋勤殿的圣祖谕旨为什么会出现“问南府教习” ﹙全文请见下段﹚ 的上谕呢？笔者在研读了诸多满文档案、汉文档案和清代官私史着后，认识到南府建立于乾隆朝之说是有违史实的，应予纠正。
二、南府之名最早出现在懋勤殿秘藏圣祖谕旨之洪字箱内
清圣祖康熙帝在位的61年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自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至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为康熙帝执政的中期。这一时期，康熙帝励精图治，致力于发展生产，治理河务、安定民生，稳定社会；与此同时，他还亲自指挥统一台湾、抗击沙俄入侵、平定准噶尔叛乱，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清王朝也由此而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南府之名正是在这一时期之中。
故宫懋勤殿旧藏圣祖谕旨档中有一道传给南府教习的上谕，原文如下：
问南府教习朱四美，琵琶内共有几调？每调名色原是怎么起的，大石调、小石调、
般涉调，这样名知道不知道，还有沉随、黄鹂等调，都问明白。将朱之乡的回语叫个
明白些的，着一写来。他是八十余岁的老人，不要问紧了，细细的多向两日，倘你们
问不上来，叫四阿哥问了写来，乐书有用处！再问屠居仁，琴中调亦叫他写来。乾清
宫、养心殿、畅春园各处收的做箫笛管子之料，朕记得有来，如今可不知还在否？尔
等着速细察，若有报上带来，毋误！4
笔者认为：这道没有[4]具体年代的谕旨应是康熙三十年的上谕。欲知其为康熙三十年的事，首先应确定这道上谕出自康熙朝。
“问南府教习” 等上谕“诸稿原藏懋勤殿洪字八O八号箱内，箱面题记云：“此内……为圣祖仁皇帝所交事件。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日奉旨交本房收贮，非捧至御前不可擅自开看，如违者，即行正法！”[5] 《题记》做为原始资料已明确注了明此谕是康熙帝交办之事，无庸置疑。同时，上引谕旨及其它诸多谕旨均“为《实录》、《圣训》、《东华录》所不载者，年月皆无可考。”[6]笔者在此再补充一点，除以上三部官书未载此谕外，《康熙起居注》也未载。
谓明确写有“南府” 的此谕原自康熙三十年（1691年），理由如下：
1、通篇上谕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是：通过问南府教习朱四美、屠居仁，明确琵琶和琴的
音符音阶，相应的各种调是怎么起的。
2康熙帝因朱之乡年事已高，再三叮嘱：“不要问紧了，多问两日”， 不成的话，叫四阿哥（即后来的雍正帝）去办。这说明康熙帝非常重视此事。
3与此同时，康熙帝对查找制做箫、笛之料的要求是“着速”、“ 细察”、“ 毋误” ！
4康熙帝对于这一问题如此重视、且要求快速的目的只有一个：“乐书有用处。”
“乐书” 是一部什么书？终康熙一朝，官修乐书只有一部，即《律吕正义》。此时，这部官修乐书尚未定名，说明本书处于草撰、讨论阶段。康熙帝关于此道上谕的内容于次年（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初四日在《清圣祖实录》中有了详明记载，原文记有：
是年甲寅“上御乾清门，召大学士、九卿等，至御座前，……又指五声八音八风图曰：‘古人谓十二律定而后被之八音，则八音和，奏之天地，则八风和，而诸福之物，可至之祥，无不毕至。其言乐律，所关如此其大！而十二律之所从出，其义不可不知。……至隔八相生之说，声音高下，循环往生，复还本音，必须隔八，此一定之理也。’随命乐人，取笛和瑟，次第审音，至第八声，仍还本音。上曰：‘此非隔八相生之义耶？以理推之，固应如是。’”
康熙帝这段生动的论述在蒋氏《东华录》、王氏《东华录》等清代官私史着均有记述。尤为重要的是：通过康熙帝有关八音的论述和笛瑟的八音演奏，使我们清楚地辨识出《清圣祖实录》第一百五十四卷的上述记载与懋勤殿秘藏“问南府教习” 的那段上谕的因果关系。它解决了琵琶和琴“共有几调” 等康熙帝所关心的具体问题。所以，康熙帝才有在春节期间的正月初四即与群臣讨论此事之前的“着速”、“ 细察” 之举。故此，我们可以认为康熙帝“问南府教习” 的这段重要上谕应是康熙三十年十二月前期的事。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之前，《律吕正义》即将告成，但因缺乏做乐器的上好竹子，康熙帝“特谕” 苏州织造李煦“尔等传于苏州清客周姓的老人，他家会做乐器的人、并各样好竹子，多选些进来，还问他可以知律吕有人一同送来，但他年老了，走不得，必打发要紧人来才好。特谕！”[7]是谕说明康熙帝对编好本书是非常重视的。
有清一代，在以下三部着作中都明确提出南府于康熙朝即已有之，这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从而再次说明南府建于乾隆朝是不正确的。在这方面，笔者首推吴振域之《养吉斋丛录》。
吴振域，浙江钱塘人（今杭州市），嘉庆十九年进士，其着《养吉斋丛录》以研究清代典章制度和内廷宫殿园苑见长，是书很受时人和后人推重。他在谈到南府时曾经指出：“康熙间即有南府之名。道光初元，将南府人一概遣还。”[8]其次，另一位杭州人、光绪年间的举人徐珂在编纂《清稗类钞》时记有“南府之名，始自康熙时。”[9]所以，久居京师、深谙北京人文地理的饱学之士吴长元写道：“南花园今改名南府，为梨园子弟所居，称南府学生。”[10]
其时，在清初宫廷，与音乐有关的机构还有教坊司、掌仪司、銮仪卫、景山等。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帝在遇到上述问题时，对以上机构和相关教习概而不问，唯独传谕南府教习，说明南府的教习们经住了时间的检验，致使康熙帝很看重南府和那里的教习们，彼时的南府可谓人才济济！此外，从康熙帝传谕的口气上分析：南府应早于康熙三十年之前就已成立了。
三、南府建立在何年
1992年前后，大连市图书馆馆藏《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职司铨选 奖惩 宫廷用度 宫苑 进贡》等文献相继出版，[11] 是书主译者、满语名家关嘉禄研究员随即从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将此译着寄赠与我，笔者在致以衷心感谢的同时，结合我的清代戏剧文化课题，对这部文献进 行了认真的学习研究。其后，我在1994年第二期《清史研究》的一篇论文内提出：“满族入关后，一个专门负责太监学戏、排戏的新机构——南府已于康熙年间出现。至迟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的满文档案史料就已出现‘南府’ 名称。……”[12]
自此，一些同行专家认同了我的这一新看法。令人遗憾的是，有的研究者在认同笔者这一观点、引用或转引这部文献时却出现了不应有的常识性失误。
关于南府建立的时间及其相关问题，我的研究一直在进行。多年的研究，使我对南府建立的时间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即：康熙二十五年是南府的建立之年。关于这一认识的产生。略考如下：
﹝一﹞众所周知，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是研究清史、满族史、清代宫廷史的第一手宝贵史料，但就目前所看到的这些原始文献，并向本书的编译家请教之后，尚未看到内阁大库散佚档案中有记录康熙二十五年以前有关南府的原始文献。与南府相关的机构、如涉及掌仪司的康熙二十年十月〈总管内务府下各司关于宫廷用项开支银两的本〉和康熙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总管内务府下各司关于宫廷用项开支银两的本〉都有“准掌仪司来文，”为“教{习}弹琴太监之人” 和“教{习}舞碟子太监之人” 开支银两之事。南府成立后，这种准掌仪司开支事的记录在内阁大库散佚档案中仍然存在，但已不见为教习们请求开支的记载。这种现象值得关注。
﹝二﹞康熙帝亲政后，时人评之曰：“自康熙二十年以后，海内始有起色。”[13] 这种评价是恰当的。此后，直至康熙二十四年，康熙帝取得雅克萨之战的重大胜利的这四、五年间，在《康熙起居注》、《清圣祖实录》、《清圣祖圣训》、《康熙御制诗文集》、康熙朝满文、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懋勤殿圣祖谕旨档〉、《东华录》等清代官私史着中，同样没有看到此前的南府记录。
﹝三﹞康熙二十年（1681年）九月，清军收复了云南。康熙帝指挥清军将士终于彻底平定了这场费时八年之久、战火遍及半个中国、对清初社会伤害极大的三藩之乱。为此，群臣请康熙帝上尊号，诚恳之情，溢于言表。康熙帝则断然拒绝。他指出：叛乱虽已“削平”， 但“疮痍尚未全复”。[14] 当今之势，“兵民交困”、“ 水旱频仍”、“ 被创者未起”、“ 困苦者未醒”、“ 吏无鲜洁之效，民无康复之休”。“ 君臣之间，全无功绩可言” ！从今以后，君臣之间要“益加修省，恤兵养民”，“ 砥节励行，休养苍黎，培复元气”， 逐步实现“政事务求当理，官职务在得人，期于家给人足” 的政治局面。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八月，清军顺利进入台湾。八月十五日，捷书到阙，康熙帝随即赋诗，“海域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岛屿全军入，……南纪尽安流”。[15]此时此刻，他在高兴之余，强调的仍是治天下之道，“但求平易宜民而已”，[16]以期长治久安。次年，再次强调“念致治之道，务在精勤，励精图终，勿宜有间”。[17]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取得了抗击沙俄入侵的雅克萨之战重大胜利之时，河务和漕运均取得了新的进展，治河的方案在论证，漕运的吏治在整顿，更有神州一统、大败入侵之沙俄，清王朝开始进入全盛时期已是不争的事实。于是，民生安定，经济发展，国势日强，上述形势为康熙帝建立南府和进行其它改制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和稳定的社会基础。
﹝四﹞康熙帝曾说：“朕自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会，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18]平定了三藩之后，又迎来台湾的统一，康熙二十二年，他“以海宇荡平，宜与臣民共为宴乐，特发帑金一千两，在后宰门驾高台，命梨园演《目连》传奇，用活虎、活象、真马。”[19]距今三百多年前，京师昆腔诸戏班奉旨演出此剧，其场面之大、演技之精、阵容之强都堪称是高水平的! 其中，“刀梯之戏，优人为《目连》剧者往往能之。然其矫捷腾跃，远胜于巫，非奇事也。”[20]此剧公演之后，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成了当时北京的满、汉等族官民的热门话题，“彩灯花爆，昼夜不绝。”康熙帝对于演出成功深感满意。仅据目前所能见到的史料，笔者认为：此次出自康熙帝本意的隆重而盛大的庆祝活动，应当看做是昆曲在满族入关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演出。此次公演，不仅充分表明了以康熙帝为代表的满族统治者对昆曲艺术的认同与支持，同时，促使满族广大人民对昆曲更加喜爱。显而易见，这次演出对以昆曲为主的戏剧文化在清前期的繁荣与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值得注意的是，1、本次演出的《目连》传奇很可能是经过内廷修改过的演出本，“现藏首都图书馆，其第十本第二十三出的宾白，有‘幸逢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因天下荡平，广颁赦诏，十恶之外，咸赦除之’ 等语，可知康熙二十年即已有了目连戏的宫廷改编本。”[21] 说明那时康熙帝即有因此次重大胜利而举行庆祝演出之意，而他没做此举的原因是“兵民困苦已极”、国家大伤元气、君臣之间“全无功迹可言” ！2、康熙帝是在“命梨园演《目连》传奇”，而不是命南府成立之前、朝廷中与演剧有关的如掌仪司、教坊司等参与其事。显然，他们不具备如此演出《目连》传奇的能力！3、康熙二十三年七月后，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讲学士、康熙帝的近臣高士奇已写成其着《金鳌退食笔记》，书中虽写道南花园等与后来“南府” 密切相关的地和事，但只字未提南府建立与否。是年九月二十八日，康熙帝首次南巡。他在走访民情、考察吏治、亲视河务、解决漕运之时，他还饱赏南方昆曲，大过戏瘾，大开眼界，大长见识。“十月二十六日至苏州，由北童子门登陆，即上马进阊门大桥，……随请到铺设行宫内去。……皇上进内，竟至河亭上座，……唤工部曰：‘祁和尚按：即祁国臣，奉天人，时任苏州织造．我到你家用饭罢。’即起身，同工部出行宫，上马南去。到工部衙门，进内至堂上，自将公椅移在东壁，西向而坐。……上曰；‘这里有唱戏的么?’工部曰：‘有。’立刻传三班进去，叩头毕．即呈戏目，随奉亲点杂出。戏子禀长随哈曰：‘不知宫内体式如何?求老爷指点。长随曰：‘凡拜要对皇爷拜。转场时不要背对皇爷。’上曰：‘竟照你民间做就是了。’随演《前访》、《后访》、《借茶》等二十出，已是半夜矣。……次日皇爷起，问曰：‘虎丘在哪里？’工部曰：‘在阊门外。’上曰：‘就到虎丘。’祁工部曰：‘皇爷用了饭去。’因而就开场演戏。至日中后，方起马。”[22]
从述的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康熙帝刚到苏州，便在祁国臣的苏州织造衙上署询问“有唱戏的么 ，随即，亲自点戏，并谕免民间戏班为皇家演出时的清规戒律，一看就多达二十余出，直看到夜静更深而亳无倦意。次日一早，他又为看戏而推迟了虎丘之行。如众所知，自满族入关后，清帝南巡首自康熙帝。但是，我们还应看到，康熙帝还是利用南巡之机，饱赏南方昆曲的第一位皇帝。其时，康熙帝此举距清廷定都北京不过才四十年。自此，康熙更加深刻地比较出了昆曲中南、北两大唱法及其它方面的异同，而南昆的诸多特色则使他明显地看到内廷的太监演员与南方民间艺人的差距！应当说，康熙帝迅速提高对昆曲的兴趣与研究是自此之后开始的，此后，康熙帝还批评了那些不认真学唱昆弋、不刻苦练功的太监演员们，他说：“魏珠传旨，尔等向之所司者，昆、弋丝竹，各有职掌，岂可一日少闲，况食厚赐，家给人足，非常天恩无以可报。昆山腔，当勉声依咏，律和声察，板眼明出，调分南北，宫商不相混乱，丝竹与曲律相合而为一家，手足与睛转而成自然，可称梨园之美何如也! 又弋阳佳传其来久矣。自唐霓裳失传之后，惟元人百种世所共喜，渐至有明，有院本北调不下数十种，今皆废弃不问，只剩弋阳腔而已。近来，弋阳亦被外边俗曲乱道，所存十中无一、二矣。独大内因旧教习，口传心授，故未失真。尔等益加温习，朝夕诵读，细察平上去入，因字而得腔，因腔而得理。”[23]显然，宫内太监演员的唱做水平及其有关的管理机构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康熙帝爱戏的需求和宫内演出的需要，而以上三个例证从不同的角度也深入说明了建立如南府这样的承应内廷演戏、奏乐的机构已是势在必然，剩下的，只是择时建立的问题了。
﹝五﹞上文述及的传康熙帝有关昆弋之旨的魏珠理应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的确，魏珠在康、雍间非等闲之辈。首先，“御前太监” 之称始自魏珠。“从前魏珠、陈福，服勤日久，各有身分，称为御前太监。”[24]在跟随皇帝出外各处时，魏珠等人还有一般太监所没有的“跑马射箭” 之权。乾隆帝即位后，专此强调当朝太监“断乎不可！”他于乾隆元年十二月初四日在事关魏珠的上谕中指出：“魏珠在世宗皇帝时，身获重罪，因将伊祖母、生母，发回原籍。近将魏珠宽宥，着在寿皇殿当差。曾降旨不许出门。今魏珠竟在王大臣前，妄行递呈，求伊祖母、生母，来京居住。魏珠系不许出门之人，如何擅递呈词，王大臣等从何处接受？魏珠在何处投递，着问明具奏。”经庄亲王和内务府总管查证，系纪文替魏珠递呈。乾隆帝传旨：纪文革职；魏珠由“罚月银二年、重责二十板” 改为单一的罚月银三年。这一只罚不打的处罚，其产生原因显系与魏珠历事康雍乾三朝、年事已高、并曾深得康熙帝的信任有关，可见，魏珠不仅聪明能干，对于昆弋两腔还很在行，不然的话，康熙帝怎能在康熙二十三年后将此篇有关昆弋的精辟论述交与魏珠传旨呢！
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见到有关魏珠这一人物的研究论着，根据笔者以上汇述，我们可以确认这些珍贵史料是南府建立于康熙朝更为直接的实证。
﹝六﹞总之，在经过了康熙二十四年的抗击沙俄入侵、治理河务等一系列治国安邦的大事之后，康熙二十五年，南府成立了。不仅如此，我们从是年《郎中费扬古为宫廷用项开支银两的本》内写的“糊南府所用戏台架子及戏子架子六”， 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内容都是南府建立初始的需求。自此，关于南府的记载在清代档案和官私史着中便史不绝书。这里，笔者仅以以下以康熙朝为主的10点例证加以说明。
例证1、康熙三十年，康熙帝有“问南府教习”的上谕，前文已经详析，此不赘述。
例证2、康熙三十七年，《尚之杰等为宫廷用项开支银两的本》有“给南府学艺太监张
寿新、李国永牛尾缨藤凉帽二，此一顶以九钱八分计，银一两九钱六分；祖
青翠兰布靴两双，此一双以九钱计，银一两八钱。”
例证3、同上本，“给南府学艺太监朱子明等三十一人绒缨玉草凉帽三十一，……祖青（等）翠兰布靴三十一双……。”
例证4、康熙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鸟尔呼岱等为宫廷用项开支银两的本》内有“准营造司来文，裱糊及制作盛帽盒子、景阳宫房屋、咸安宫房屋、兆祥所房屋、寿皇殿暖阁、南府佛堂、奉先殿朝灯、路灯、满堂红灯及上驷院小折子、斋匣、围屏、表匣等项，用木红纸{音译}三十张，此一张以一分五厘计，银四钱五分；……。”之所以列举此一串名单，说明南府早已是其中的一个正式机构。
例证5、康熙四十七年十月初六日，《恰金泰等为宫廷用项开支银两的本》内有“初二日，准南府学艺处治仪正苏博来文，“学艺处食八两钱粮之教习二、食四两五钱之教习十三、食四两之教习一、食四两五钱之学艺人一、食四两之学艺人一、食三两五钱之学艺人二、食三两之学艺人二十八，此等人本月应给钱粮银一百七十八两内，除商人节省之银一百两外，再多带去银七十八两。”
例证6、康熙五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全保等为宫廷用项开支银两的本” 内写有“（十月）初三日，准南府学艺处治仪正苏博等来文，学艺处食八两钱粮之教习一、食四两之五钱之教习十、食四两之教习一；食四两五钱之学艺人一、食四两之学艺人一、食三两五钱之学艺人二、食三两之学艺人二十八，本月应发给之钱粮银一百五十六两五钱内，除商人节省之银一百两外，带去加给之银五十六两五钱。”
例证7、成书于乾隆二十六年和嘉庆十一年的《国朝宫史》与《续编》内载：南府设七品总管一人 ，执守侍。八品首领四，侍监。委署首领、太监皆无定员、无品级。乾隆帝又于乾隆五十六年九月强调“南府学艺人等，乃国家岁时宴会，备用音乐所必需。”进而明确了南府机构的职能。
例证8、《故宫珍本丛刊》中嘉庆间武英殿写刻本《钦定宫中现行则例》记有“南府 总管一名 七品执守侍 每月食银五两、米五斛 公费制钱一贯。”另设首领四名 八品侍监，委属首领、太监均无定额。[25] 而生活在嘉庆朝的吴振域则明确指出：“康熙间即已有南府之名。”
例证9、“道光元年奏准，裁减南府景山学生人数，留总管太监一名、首领太监十四名、太监一百九十五名。外学总管二名、首领八名、旗籍学生十七名、民籍学生一百六十六名。承应差务，全数移住南府。”[26]
例证10、当历史进入19世纪中后期，光绪年间之人徐珂仍明确载有“南府之名，始于康熙时。道光初元，将南府人役一概遣散，光绪朝复之。”[27]
以上十个例证再次说明南府建于乾隆朝之说是有误的，应予改正。道光“七年奏准：南
府民籍学生一百七十六名，差使无多，赋闲游荡，全数驳出，令回原籍。嗣后差务，责成内学太监承应，不许贻误。又奉旨：……南府着着改为升平署。”[28]道光七年即1827年，是时距南府建立初始的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已历一百四十一年矣！南府见证了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全过程。
四、南府府址考辨
﹝一﹞南府不是吴驸马府：
长期以来，一些研究者一直认为南府府址的前身是吴﹝应熊﹞驸马府。民国十五年，着名学者罗瘿公指出：“南府本为吴驸马府第，后改为升平署，习俗相沿，仍呼南府也。”[29]民国二十一年，齐如山先生提出：因“昆班及昆曲名宿人数……添多，遂迁入南长街吴驸马府，即改名曰南府。”[30]着名京胡演奏家徐兰沅则更加细致地说道“清宫内的南府，由来很久了。据前辈老先生们谈，南府原是吴三桂的儿子吴驸马府，该屋所谓犯五蠹七煞，……。无人敢住，就作为宫中教戏的所在，故称之为南府。”[31]
在有的着述中，将上述吴驸马府就是后来的南府写得绘声绘色，并将吴驸马府写的怪异离奇，这些内容做为戏说可也，但这不是史实。
吴驸马即吴三桂的长子吴应熊，当吴三桂为清初统一驰骋疆埸、屡建功勋之时，吴应熊则留在京师，实为人质。顺治帝为了进一步拉拢吴三桂这位平西王，顺治十年八月，钦命将其同父异母之妹、太宗皇太极笫14位女儿和硕公主下嫁应熊，次年二月，复授吴应熊三等精奇尼哈番。是时，吴驸马[满族称为额附] 和他的夫人同住在今天北京西单北大街东北角[即史书上说的宣武门内石虎胡同]的石虎胡同。后又称小石虎胡同，即现在中友百货北侧东西向的民族大世界服装商城。今胡同不存，其名尚在。吴应熊在世时，一直住在这里。有的学者仅以一个出土的蟋蟀罐为证，说明这里是吴三桂府笫，其实，吴三桂与其父吴襄另有住处，这在《明季南略》、《国阙》、《甲申传信录》、《燕都丛考》等史书中都有记载。
根据笔者所见到的史着，最早纪录吴驸马府在石虎胡同者是乾隆十九年进士、官至协办大学士、主修《四库全书》的纪昀纪晓岚，他在乾隆朝后期着有《如是我闻》，写道：“裘文达{笔者按：即乾隆朝名臣裘曰修，《清史稿》等史书有传。}公赐笫，在宣武内石虎胡同，文达之前，为右翼宗学{笔者按：即曹雪芹落难京师时的教书处}；宗学之前，为吴额驸府；吴额驸之前，为前明大学士周延儒笫。”[32]上述情况由前而后的顺序就是：周延儒府—吴额驸府—右翼宗学—裘曰修赐第。如众所知，纪晓岚以治学严谨名着于世，书中对吴应熊府宅的前后主人记载准确，传承有序，更何况那里又是乾隆帝赐给裘曰修在京的府第！此外，纪、裘二人，同殿称臣，且同为廉洁贤吏、一代名臣，关系溶洽，时有过从。一位住在宣武门外虎坊桥附近，另一位则住在宣武内西单附近的赐笫，不远的路程为他们时有过从提供了便利条件。综上考论，纪晓岚记述的吴应熊之驸马府当属无庸置疑。为此，光绪十一年，朱一新在参加重修《顺天府志》时，将《京师志·坊巷》上下卷再次修订整理，关于石虎胡同条目下的吴额驸府，他特加按语说：“吴三桂子应熊，尚太宗幼女纯恪长公主，即吴额驸也。后三桂叛，应熊及其子世霖皆伏诛。”[33] 其实，吴应熊死的是冤枉的。康熙朝人刘健专此写道：“三桂……蓄异谋，而应熊则欲终守臣节，保全录位，所以规谏无不至！”及至三桂“反计决，遣李恕、张镳召应熊，应熊徘徊不果，日饮泣不止。”[34] 那时，“吴应熊大约年在四十，已是不惑之年。作为公主额驸，他贵为皇亲国戚，爵封少傅兼太子太傅，且与公主相伴，四子承欢。因而，他满足于所得，也感恩于朝廷。”[35] 黄百家在《耳逆草》一书中和被誉为“记吴三桂最真切之史料” 的《平吴录》均有相似与相同之述评。[36] 康熙十三年三月，康熙帝误听错判，杀害了吴应熊与其长子吴世霖，致使其姑姑、纯恪长公主在凄风苦雨中度过了余生。写到这里，我禁不住想起了“文化大革命” 中一句时髦的经典名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想当年，当吴三桂受封平西王、并为大清开国立下了一系列卓着战功之时，他是“英雄”， 因此，顺治帝亲自将自己的小妹嫁给了吴应熊，三桂之子贵为皇亲国戚，儿是“好汉”。康熙十二年，吴三桂举起反清大旗，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严重威胁了清初政权。吴三桂顿时成为了“反动” 头子，应熊也因此列入“混蛋” 之列，无端惨遭杀害，且株连了吴氏老少亲眷！这是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乱时亲手制造的又一起冤假错案！[37] 。所以，所谓吴应熊参与三藩之乱、策划北京杨起隆起事，都当另做商榷，因为，那恐怕是康熙帝为了清初政权而杀人的借口！由此考论出吴驸马府的地址及其它与南府的关系是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的。可见，清代戏剧文化与清代政治史的关系是多么密切！
﹝二﹞南府与南花园
南府府址的前身，在明代叫“灰池”， 在清初则叫南花园。康熙二十五年后，这一负责内廷演戏和奏乐的新的机构遂名之曰南府。所以，乾隆初时有“南花园今改名南府” 之说。[38]
康熙前期，亲历其地的名士名臣高士奇记述道：“南花园在西苑迤南，东向，明时曰‘灰池’。种植瓜蔬于炕洞内，烘养新菜，以备春盘荐生之用。立春日进鲜萝卜，名曰‘咬春’。
本朝改为南花园，杂植花树，凡江宁、苏、松、杭州织造所进盆景，皆付浇灌培植。又于暖室哄出芍药、牡丹诸花，每岁元夕赐宴之时，安放乾清宫，陈列宴前，以为胜于剪彩。秋时收养蟋蟀，至灯夜则置之鳌山灯海内，奏乐既罢，忽闻蛩声自鳌山中出。每岁正月，进梅花、山茶、探春、贴梗海棠、水仙花；二月进瑞香、……；十二月进早梅、探春、迎春、蜡瓣梅，……，安放懋勤殿。余曾有诗纪之。……。菊花以绿竹作架，各悬小牌，书某种，如粉西施、水晶盘、太史黄、紫罗兰之类，按时舁送各宫殿安放，花残则随时易以新者。南书房亦如之。”[39]附带强调一句：本书作者在为其作序的时间是康熙二十三年六月，书内只字未提南府，是为其时尚无南府之又一例证。
关于南府“改名” 南花园，那南花园为皇家培植花虫鲜菜的事就荒了吗？《燕都丛考》在清末民初时还为南花园的功能总结为四方面，即：烘养新菜；“咬春”；秋天养蟋蟀；按时将养好的“杂花奇树” 送往各宫殿。至于明朝时，此池何已叫“灰池” 也通过引证《春明梦余录》、《芜史》等做了说明。[40]
显然，南府、南花园，它们是为皇家服务的两种功能性质截然不同的机构，南府更不可能将其全部占用。众所周知，南花园离皇宫近在咫尺，如果真是将其全部挪用拆迁，那皇上要是犯了咀馋到哪儿去尝鲜和观赏那奇花异草呢？！对此，笔者一直心存疑惑。果然，光绪初年，南花园与南府成为比肩相邻的并列的两个地名。在这里，作者对南花园做了详细介绍，而对南府，则没有一字介绍。南府之后的地名是东沟沿、北花园、大烟洞胡同﹙后改为大宴乐胡同﹚……。[41]到了清末民初，“南长街南口之东，曰南花园，﹝一﹞今已尽为民居。中山公园辟门于是，未开行。”[42]至于南府，已无其名的相关记载。其后，“南长街之西，南曰猪肉下坡，今改为西大街，又西曰升平署，﹝一﹞今为华北大学。稍北曰后铁门，再北曰大烟筒胡同，今改为大宴乐胡同”。民国中，王芷章先生明确指出：南府时期各伶“在城住南府附近及景山之内”。[43] 可见，从南府到升平署，它们所在地的大方位没有改变，但内里还是有其具体而明确的变化的。如果南府占用了南花园，那也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份，所以，至迟在光绪初年，南府已做为一个独立地名出现在京师街区坊巷之中，而南花园则依旧存在。在长达二百二十五年﹝1686年—1911年﹞的历史长河中，它们各自为皇室执行着性质截然不同的差事。
五“南府”之名的由来
有清一代，一个为皇帝和皇室唱戏演乐的机构，能以府字相称，这是绝无仅有的。自康熙至道光，历经五朝，近一个半世纪，无人对此提出异议，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南府不同寻常的地位。
说明南府之名的得来，首先要释“府”。当年的南花园环境清丽，花香鸟语，各种名花异果都在反季节出现，置身其间，将是何等惬意……。距此不远而又统辖南府的内务府主要官员们经常来此办公便是情理中的事了。其次，从内务府与南府之间的地理位置言，“内务府署在西华门内循墙笫四门，东向。世宗御书堂额曰职司总理。”[44]陈宗蕃于清末民初在《燕都丛考》内也说“内务府[署] 在西华门内，[当] 右翼门之西，循墙第四门，[东向]，前后凡五重……。国初设置，凡内务府事总隶之”。再次，南花园本名首字即是“南” 字，而它又位于内务府的南边，因此，因这个内廷新戏班“辖于内务府，总管大臣及堂郎中等又常办公于园内，为别于在西华门内迤北之内务府言，遂名此在[南] 长街南口之分府曰南府。”[45]这就说明：南府既位于内务府之南，且原来的称谓首列者便是“南” 字，同时，它又是内务府官员们的另一处办公地点，于是，这“南” 和“府” 的各自解释与和在一起称之为南府的原因便非常清楚了。自此，南府之名在历史上存在了百有余年。
六 南府建制变化考略
上文说道，南府同帝王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但是，南府戏班演奏员的地位毕竟是卑微低劣的，而南府又是由实权在握的内务府掌管，这就决定了南府官员及其演职员的命运。据笔者考证，南府职官的等级自其建立起是逐朝下降的，这种情况得从一个叫苏博的官员谈起。
仅据笔者看到的现存清代内阁大库档案史料，苏博首次出现在康熙二十五年六月二十日《郎中费扬古等为宫廷用项开支银两的本》内，这正是与“糊南府所用戏台架子” 重要史料的同一个本！然而，这时的苏博与刚成立的南府并无关系，原文是“当日，准郎中兼云麾使苏博来文，支给授艺教习[音译] 周友德、乐永德，教学弹琴太监之教习朱志清、孙光祖等一月租银，每人以四两五钱计，共带去银十八两。”“准郎中兼云麾使苏博来文，教宫戏（音译）处用定粉二匣子，此项银四分；大红袍笔五十，此一支以二分计，银一两。”“准郎中兼云麾使苏博来文，学艺处用无花青缎靴子七双，此一双以一两五钱计；各种绸子鞋七双，此一双以三钱计；白绫袜子六双，此一双以四钱五分计；白翠蓝布袜子一双，此项银二钱；绒缨子凉帽一，此项银八钱。给教习王正祥绒缨凉帽一，此项银八钱。给掌仪司学艺处之二十二名太监油缸青靴子二十二双，此一双以六钱计；绒缨子凉帽二十二，此一项以七钱五分计；银二十九两七钱。……奉旨：知道了。钦此。”苏博在一个本内接连出现三次，不是负责请支银两，就是报销服装鞋帽，这就是他当时的管理权限。
据查，苏博官居郎中兼云麾使，此官是在顺治元年由启心郎改此称谓，正五品，为部下各司的主官。云麾使为銮仪卫之官职，“初制正四品。康熙二年改正五品，七年复故。”[46]也就是说，苏博以正四品的官职管理着这些日常琐事，有无属南府范畴之事，尚不清楚。康熙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在《李孝生为宫廷用项开支银两的本》内，苏博已升为銮仪卫郎中兼冠军使，官级正三品。在此本内，他请求为“教学艺诸太监之教习王明臣、李玉、叶国桢、周国宁、蔡珍德、乔国安、车二、王生修等，”“教学弹乐诸太监之教习朱之清、孙光祖、钟其道、吕文德、李万仓，教习杂耍{音译}之教习张国柱等” 支付饷银。是时，冠军使已是正三品的官员，“初制正三品。康熙二年改正四品，七年复故。”康熙三十七年，苏博继续担任是职，同年六月初三日，在《尚之杰等为宫廷用项开支银两的本》内，他获准为“带去支给唱宫戏之苏兆银一两。”当月十三日，他再次为“教学艺诸太监之教习王明臣、李玉、周国宁、蔡珍德、乔国定、车二、王生修等” 和“教太监学习弹琴之教习朱之清、孙光祖、钟其道、吕文德、李万仓等” 及初国孝、韩宾请求并获准支付饷银。
康熙四十七年，当苏博笫四次出现在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时，他已官拜南府学艺处治仪正[47]。“治宜正，初制正五品。康熙二年改正六品，七年复故。”苏博因何由正三品的冠军使降为正五品的治仪正，其因不详。自此，直至清朝灭亡，负责南府官员的最高级别，不过是七品而已。因功赏六品者间或有之，但非常例。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则例》、《会典》等清代官书均有之，兹不赘言。据此，笔者认为：负责南府官员的级别是逐朝下降的。具体情况是：正五品——七品[偶有六品]，像苏博那种三、四品大员，管理内容含后来南府事者没再出现。
是年十月初六日，在《恰金泰等为宫廷用项开支银两的本》内有“初二日，准南府学艺处治仪正苏博来文，学艺处食八两钱粮之教习二、食四两五钱之教习十三、食四两之教习一、食四两五钱之学艺人一、食四两之学艺人一、食三两五钱之学艺人二、食三两之学艺人二十八，此等人本月应给钱粮银一百七十八两内，除商人节省之银一百两外，再多带去银七十八两。”这里，通篇没有一个具体名字，说明这是一份评定了级别后的名单数目，师生人数比例为16：32。南府学艺处治仪正的职能范畴已见分晓。
康熙五十一年，苏博继续担任此职。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全保等为宫廷用项开支的本》内有“初三日，准南府学艺处治仪正苏博等来文，”其内容仍如康熙四十七年时，计报食不同钱粮的教习和学艺人的人数，与上次相比，计开53人，师徒比例为12：41。显然，教习的人数减少了，而学艺人的人数在增加。与此同时，在同一件开支银两的本内，苏博等来文还管着六郎庄教习和学艺人应支给的钱粮银等事。这就是说，苏博从做着銮仪卫名下的官开始，直至做到南府的官，管辖范围包括了掌仪司、銮仪卫、南府、六郎庄等与内廷戏剧密切相关的人和事，为南府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苏博管辖的教习中，有一位教习应特别关注，那就是弋腔名家叶国桢。
康熙年间，宫内“昆腔颇多。”[48]为此，康熙帝的心腹之臣、苏州织造李煦一直想送给他一个唱弋阳腔的戏班，这是因为康熙帝在着迷昆腔的同时，也很喜爱弋腔，颇有金石之论。为此，李煦特意选好了几个女孩子，准备学成送进。“无奈遍处求访，指弋腔好教习——引者注总在没有好的。”康熙闻知，特命弋腔名教师叶国桢前往．李煦倍感荣宠，“真竭顶踵未足尽犬马报答之恩。今叶国桢巳于本月十六日指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引者注到苏，理合奏闻，并叩谢皇上天恩。”他还表示“容俟稍有成绪，自当不时奏达。”
康熙中期，康熙帝曾同时高度评价过昆、弋两个剧种，[49]有趣的是，当弋腔名师叶国桢尚在銮仪卫冠军使苏博帐下听用之时，康熙三十四年同年，昆腔教习们则在景山供职。
其时，在景山任昆腔教习的有张华、金为万、张义凤、罗继祖等人。此外，在景山还有其它不同种类的教习，如授艺教习王国川、王世元、金有成、张文灿、唐国俊、周嘉银、张英魁、罗吉祥、鲍虎、初国珍、杨方茂、庞国瑞、金玉珍、卿客古大伦、申次连、秦希范；教学艺诸太监之教习胡世雄、王吉、孙成章等人。到了康熙四十七年，管理景山学艺人之李深贵在《恰金泰等为宫廷用项开支银两的本》内报称了教习人等食不同钱粮银的具体情况，并得到批准。及至康熙五十一年岁末，南府学艺处治仪正苏博来文称，学艺处教习12人，学艺人41人，合计53人；景山管理学艺人李深贵报称，学艺处食不同钱粮教习和学艺人等共计64人；如上，学艺处治仪正苏博报称六郎庄48人。以上三处教习和学艺人共165人，教习们的称谓分别是昆腔教习、弋腔教习、授艺教习、教弹琴教习、南府教习、景山教习、汉文教习、杂耍教习、教学艺教习等。显然，他们和众多学艺人都是演出内廷戏剧的主要教员和演职员。
在宫廷内的学艺人又称南府子弟、南府学生；另有外南府、什子等史书中少见的称谓。“南府伶官多江苏人，盖南巡时供奉子弟，挈以还京，置之宫侧，号南府子弟，皆挈眷居焉。”[50]“南花园今改名南府，为梨园子弟所居，称南府学生。其出入关防甚严。”[51]是时，“优伶向由织造、监督、盐政等采选送京，并有眷属同居者，谓之外南府。按：康熙间即有南府之名。道光初元，将南府人一概遣还。自后宫内演剧，皆用内监为之，盖亦昭德示俭之一端也。”“苏州优伶，旧时亦有入内务府三旗者，然祗准一二人，以其仿包衣人等俸饷也。其日侍左右者，谓之什子。”[52]“什子” 一说并非空穴来风，乾隆帝于乾隆五十六年九月初曾谕以“若将京师汉人、苏州优伶、及太监等之弟侄子孙，入于内府三旗，势必分占包衣人等挑钱粮地步。但此项人内，如果实心任勉，效力有年者，或将其一二人酌入包衣尚可，笫不可任意多入。”[53]这些不同的名称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南府建制中的变化，此外，还有“南府腔” 一说。徐兰沅先生根据他的老师升平署音乐教习方秉忠先生之言，记有“南府有南府腔，就是御制腔，伴奏以海笛为主要乐器，横笛为副乐器，当时南府有一规定，内学必须学御制腔，因此又称‘南府腔’。”[54]周华斌教授则更加具体的描述道：“乾隆嗜戏，曾在此亲自演唱，命内侍陪演。因本身嗓音低，够不上昆弋宫调，故自创一调，半白半唱。内侍学之，称作‘御前腔’，梨园界号为‘南府腔’。 月令承应戏、九九大庆等演出常唱此腔。”[55]这些南府建制过程中及与南府发展有关的内容少有研究，值得我们重现。
七 玉熙宫·学艺处·宫戏房
玉熙宫是明神宗万历年间﹙1573年—1619年﹚太监们学戏、练功、排戏、演出的场所。民国年间，它位于：“西安门大街路北，参谋部在焉，今为警备司令部。其东胡同曰酒醋局，又东曰养峰夹道，中间有小胡同曰扁担胡同，再东曰小马圈，其南曰上驷院，均为明玉熙宫旧址。”[56]高士奇在《金鳌退食笔记》卷下〈玉熙宫〉条目下释文“在西安里门街北，金鳌玉练桥之西。……神宗时，选近侍三百余名，于玉熙宫学习宫戏，岁时升座，则承应之。各有院本，如盛世新声、雍熙乐府、词林摘艳等词。又有玉娥儿词，京师人尚能歌之，名御制四景玉娥郎。严分宜听歌玉娥儿词云：‘玉娥不是世间词，龙舰春湖捧玉枝，闾巷教坊齐学得，一声声出凤凰池。注云：上命阁臣应制作也。’他如《过锦》之戏，约有百回，每回十余人不拘，浓淡相间，雅俗并陈。又如杂剧古事之类，各有引旗一对，鼓吹送上。所扮备极世间骗局俗态，并拙妇愚男，及市井商贾、刁赖词讼、杂耍诸项。盖欲深宫之中，广识见，博聪明，顺天时，恤民隐也。‘水嬉’ 之制，……。明愍帝每宴玉熙宫，作过锦、水嬉之戏。一日，宴次报至，汴梁失守，亲藩被害。遂大恸而罢，自是不复幸玉熙宫矣。吴伟业《琵琶行》有云：“先皇驾幸玉熙宫，凤纸佥名唤乐工。苑内水嬉金傀儡，殿头过锦玉玲珑。一自中原盛豺虎，暖阁才人罢歌舞。插柳停揭素手筝，烧灯罢击花奴鼓。”盖指此也。迨入我朝，遂废不治。康熙十三年五月，于此设席殿，停仁孝皇后梓宫，集百官举哀。今改为内厩，豢养御马。”明曹静照有宫词曰“口敕传宣幸玉熙，乐工先候九龙池。妆成傀儡新番戏，尽日开帘看水戏。考按：玉熙宫久废，今阳泽门内小马圈即其遗址。”[57]
学习宫戏、太监演员们每日学唱练功之所，明代玉熙宫是其一。类似今天戏曲院校内的教室、练功棚、排演场等。清承明制，清代的学艺太监也有这样的相同、相似之地。以清前期为例，南府、景山、六郎庄自不必说，在清代内阁大库满汉文档案中就有学艺处、教宫戏处、宫戏房等相关记载。例1、康熙二十五年，《郎中费扬古等为宫廷用项开支银两的本》内有“准郎中兼云麾使苏博来文，教宫戏处用定粉二匣子，此项银四分；大红袍笔五十，此一支以二分计，银一两。”例2、同上本，“准郎中兼云麾使苏博来文，学艺处……给教习王正祥绒缨凉帽一，此项银八钱。”例3、康熙四十七年，《恰金泰等为宫廷用项开支银两的本》内有“准南府学艺处治仪正苏博来文，”是时，景山则是“管理景山学艺人之李深贵。”例4、康熙五十一年，《全保等为宫廷用项开支银两的本》内继续有“准南府学艺处治仪正苏博等来文，”而景山则同样是“准景山管理学艺人之李深贵等来文。”例5、乾隆元年，《允禄等为宫戏房太监林进忠逃走议罪的题本》内不仅使我们看到了与明万历年间玉熙宫在功能上的相同之处；同时，也使我们领教了封建制度下“康乾盛世” 的又一面。原文如下：
“总管内务府事务和硕庄亲王臣允禄等谨题，为议罪事。
乾隆元年十月十九日据宫殿监副侍刘玉来说，太监林进忠于本月十四日逃走之处
具奏。奉旨：交内务府总管拿获。钦此。钦遵。本月二十日据宫戏房首领太监杨兴朝
来说，逃走太监林进忠今日自行投回，等情。连人一并送到。随讯，据林进忠供：我系宫戏房太监，此次往陵上去，派我与内廷主拿车，行至笫三日，因我脚掌磨肿，豚皮揉破，不能步行。又骑不得马，是以落在后边。至十四日我在人家坟园内过了一宿。自十五日慢慢的行走，于十九日到京。二十日见了我们首领太监，将缘故告诉他了，此际并无到别处去。但我系当差之人，误了官差又不曾回禀该管首领，私自落后就是我的罪，有何辩处，并无别的情由是实。等语。查雍正九年六月内奶茶房太监吕进朝逃走，后自行投回。经臣衙门将太监吕进朝拟以枷号三个月，鞭一百，令当苦差。等因奏准在案。相应将太监林进忠照此例枷号三个月，鞭一百，交与掌仪司令当苦差。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依议。
原件满汉合璧，奖惩类笫32件。”
两名太监，一个是“逃走”， 而这位宫戏房的太监则是因“脚掌磨肿，豚皮揉玻，不能步行，”落在路上。二者显系情况不同。面对要予之同样酷刑，乾隆帝不管具体情况，竟然“批红依议！”宫戏房太监遭此不白之冤、受此牢狱之灾，难道这就是“盛世” 时期应当出现的吗？例6、乾隆四年六月十三日，“上谕宫戏房太监杜明动凶器一事，”将对杜明的处罚加重为“枷号三个月、重鞭一百、发乌拉。”乾隆帝还扬言“嗣后倘有似此者，定行加倍治罪！”[58]显然，此事的处理与林进忠“逃走” 事类似。话说回来，从内廷学戏、演戏的机构来看，明代的玉熙宫和清代的南府﹝含后来之升平署﹞、景山，以及具体到学艺处、宫戏房都是一脉相承的。
自清朝入关、定都北京以来，满族统治者们在清承明制方面，或大或小、或多或少，体现颇多。在这一历史发展进程中，他们有继承、有发展、有改革、有创新，但首先是继承，因为，继承是飞翔的翅膀！这就是清承明制的核心，即使是其进入全盛时期也是如此。本文通过考证和论述南府的创建过程及其以后的发展壮大则是其中很有实证的一例。
[1] 齐如山：《谈升平署外学角色》，见北平国剧学会《戏剧丛刊》第三期，1933年12月出版。[2] 齐如山：《京剧之变迁》，1936年北平国剧学会出版。[3] 王芷章：《清升平署志略》第二章《沿革》，国立北平研究院1937年出版。[4]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掌故部编：《掌故丛编》笫二辑〈圣祖谕旨二〉，1928年2月出版。5 同上，笫一辑。[6] 同上，笫二辑。[7] 同上，第二辑。[8] 吴振域：《养吉斋丛录》卷之十三，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9] 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一册〈戏剧类〉，中华书局1984年12月出版。[10] 吴长元：《宸垣识略》卷十六〈识余〉，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4月出版。[11] 本书系大连市图书馆藏、辽宁社会科学院 大连市图书馆文献研究室 辽宁省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译
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4月出版，以下，本文凡引是书之档案，不另加注，专此注明。[12] 请见拙文《满族入关与清前期戏剧文化》，原载《清史研究》1994年笫2期笫39页。[13] 《皇朝经世文编》卷28〈论直隶兴除事宜疏〉。[14] 《清圣祖实录》卷99，下同。[15] 《康熙御制诗之集》卷38下。[16] 《清圣祖实录》卷112。[17] 《康熙政要》卷24〈论慎终〉。[18] 《清圣祖实录》卷154。[19] 董含：《 乡赘笔》，下同。[20]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笫二。[21] 张庚 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第1154页，1992年4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刘祯 着：《中国
民间目连文化》第56页，1997年7月巴蜀书社出版。[22] 姚廷遴：《历年记》上。[23]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掌故部：《掌故丛编》第二辑<圣祖谕旨稿二〉，1928年2月出版。[24] 故宫珍本丛刊：《国朝宫史》卷四〈训谕四〉，下同。海南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25] 详见该书卷四《太监》。[26] 光绪二十五年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千二百十八〈内务府·升平署〉。[27] 徐珂：《清稗类钞》第11册〈戏剧类·南府〉，1986年7月中华书局出版。[28] 同注24。[29] 罗瘿公着、李宣倜校补、樊增祥评阅：《鞠部丛谈校补》，民国十五年涉园刊本。[30] 同注1。[31] 徐兰沅口述、唐吉整理：《徐兰沅操琴生活》〉十一《回首当年老梨园》，工人出版社1959年7月出版。[32] [清] 纪昀：《如是我闻》[四]，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33] [清] 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1月出版。[34] [清] 刘健：《庭闻录》卷六。[35] 刘凤云：《吴三桂传》笫207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36] 请参见谢国桢先生：《增订晚明史籍考》笫6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2月出版和拙着《清史述得》
笫95页，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37] 有关这方面的其它内容，请参阅拙文《康熙帝用人刍议》，原载《光明日报》1987年9月30日。[38] [清] 吴长元：《宸垣识略》卷十六《识余》。[39] [清] 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卷下，〈南花园〉。[40] 陈宗蕃编着：《燕都丛考》第七章﹝内六区各街市﹞，北京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41] [清] 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南花园 南府〉。[42] 同注38，下同。[43] 王芷章：《清代伶官传·例言》。[44] [清] 吴长垣：《宸垣志略》卷二〈大内〉。[45] 王芷章：《清升平署志略》笫二章〈沿革〉，1937年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出版。[46] 《清史稿》卷一百十七〈志九十二·职官四〉，下同。1976年7月中华书局出版。[47] 说明：在《清史稿》等书中，为避讳爱新觉罗·溥仪的名字，将銮仪卫改为銮舆卫、这里提到的治仪
正改成治宜正。[48]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一册〈弋腔教习叶国桢已到苏州折〉，下同。档案出版社1984年5月版。[49] 请参见拙着《清代戏剧文化史论》笫一章、笫一节，2005年5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50] 罗瘿公《菊部丛谈》，见《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第795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51] [清] 吴长元：《宸垣志略》卷十六〈识余〉。[52] [清] 吴振域：《养吉斋丛录》卷之十三。[53] 《国朝宫史续编》卷四〈训谕四〉。见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海南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54] 徐兰沅口述 唐吉整理：《徐兰沅操琴生活》十一〈回首当年老梨园〉，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7月出
版。[55] 周华斌：《京都古戏楼》笫四章〈清代京都演剧场所· 宫廷苑囿戏楼〉，海洋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56] 陈宗番：《燕都丛考》笫二编〈内一区各街市〉笫七章〈内六区各街市〉。[57] [清] 吴长元：《宸垣识略》卷四〈皇城二〉。[58] 故宫珍本丛刊：《国朝宫史》卷四〈训谕四〉。海南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