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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辛亥革命前后尊黄思潮的演变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辛亥革命作为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不仅具有里程碑式的伟大历史意义，而且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在当今既有发展机遇，又有严峻挑战的国内外形势下，为使整个中华民族于21世纪更加统一与团结，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和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有必要站在时代高度，进一步深化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作出更加实事求是的认识和评价。
学术界从思想文化的视角，在探讨辛亥革命的思想渊源及当时的文化现象时，已就当时的革命派对中华民族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敬仰和尊崇作了一定研究，但将尊黄思潮与辛亥革命及民族复兴联系起来看，则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近期，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说：“历史是一个整体，不从整体上把握辛亥革命是有问题的”。因此，他建议“将辛亥革命的研究扩充到上下三百年，除了展望过去，还应将下一个百年纳入视野，因为辛亥革命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部分”（《中华读书报》2011年3月16日）。如果以广阔视野来观察辛亥革命，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辛亥革命的酝酿与爆发是中外历史发展的必然，而绝非是突发的偶然事件。辛亥革命前一百年乃是19世纪初叶，当时中国康乾盛世的辉煌已成过去，清王朝已处处呈现“日之将夕”的衰败景象。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过17世纪以来的产业革命，获得长足发展，正走向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扩张时期。处于世界东方的中国已纳入其疯狂掠夺的视野，特别是经过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中国逐步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许多仁人志士前仆后继，走上探索民族复兴、争取民族独立富强之路。始有开明的封建士大夫提倡变革图强的经世致用思潮，又有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继之是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思潮，接着是洋务运动，后来又有戊戌维新变法。这些前后相继的思潮，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程度不同地产生过积极作用和影响，应该说都是百多年来争取民族复兴的组成部分，却都不能挽狂澜于既倒，清朝的统治愈发腐败和无能，甚至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帝国主义的侵略也由此更加得寸进尺，致使中国面临瓜分豆剖、国之将亡的危局，同时，民众的苦难也更加水深火热，已到走投无路之险境。正是在这样的内外形势下，孙中山领导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经过多次起义，最后爆发了辛亥革命，从而结束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
孙中山先生在领导发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既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学说，也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特别是为了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为团结海内外炎黄子孙，以公认的人文始祖黄帝做号召，而打出黄帝旗帜。当时许多革命家、思想家都极力推崇黄帝，作演说，写诗文，赞颂黄帝。年青的革命家陈天华在其《警世钟》里说：“中国内部十八省的四万万人，皆是黄帝公公的子孙”。刘师培还写了《黄帝纪年论》，他认为“吾四百兆汉种之鼻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是则黄帝者，乃制造文明之第一人，而开四千年之化者也，故欲继黄帝之业，当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并由此得出结论“欲保汉族之种，必以尊黄帝为急”。鲁迅先生也有脍炙人口的诗句：“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孙中山先生在其《军政府宣言》中亦说：“我汉人同为轩辕之子孙”。由于诸多革命家、思想家的宣传与号召，当时对黄帝的尊崇可谓铺天盖地，无以复加。许多报刊都开始用黄帝纪年，并在前页印上大幅的“中国民族始祖黄帝之像”。在诸如《民报》、《复报》、《苏报》、《浙江潮》、《湖北学生界》等不少有影响的报刊上，都刊载了大量尊崇黄帝的诗文。有些出版社还选辑了有代表性的尊崇黄帝的诗文，印成《黄帝魂》一书，广为散发。总之，在辛亥革命前夕，确掀起了浩浩荡荡、势如破竹的尊黄思潮，这股思潮，在唤起民族意识、凝聚调动民众力量、推动革命发展，激化反满、排满思想，加速清朝统治灭亡、促进辛亥革命胜利等方面，成为强大的精神动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但无庸讳言，由于其过分强调血缘种族意识，笼统地鼓吹仇满思想，甚至不承认黄帝是满族之祖先，否认满族也是黄帝之子孙，显然具有浓厚的大汉族主义倾向，从长远看不利于民族国家的构建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因此，我们对辛亥革命前兴起的尊黄思潮，需要用科学的态度予以分析和总结。
事实上，对于辛亥革命前尊黄思潮的缺陷，包括革命派在内的有识之士早就有所觉察，蔡元培早在1903年就在《释仇满》一文中指出：“故近日纷纷仇满之论，皆政略之争，而非种族之争也。”为了团结中华各民族共建中华民国，以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当清朝帝制崩溃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出发，即迅速抛弃了排满主义，更新和丰富了尊崇黄帝的内涵。在辛亥革命前曾经发表有一系列排满、仇满言论的章太炎于武昌起义爆发后，便致函留日的满洲学生：“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农商之业，选举之权，一切平等。”这可以说是尊黄思潮在辛亥革命后历史性的演变和发展。孙中山先生尤其有远见卓识，他于1912年1月1日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站在全民族统一的高度庄严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统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12年3月，中山先生还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派了一个由15人组成的代表团，赴陕西中部县致祭轩辕黄帝陵，并亲手写了《黄帝赞》，这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这首《黄帝赞》可谓气势恢宏，既高屋建瓴地肯定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领先地位，又言简意赅地赞扬了黄帝之伟大创造和历史功勋，实开启了现代伟人歌颂民族人文始祖之先河。此后，中山先生又在《五族国民合进会序》中说：“夫五族国民原同宗共祖之人，同一血统，所谓父子兄弟之亲也。”应该“各以其所有余，合为一炉以冶之，成为一大民族”。他以极其诚恳的态度和鲜明的思想，抛弃辛亥革命前“驱除鞑虏”的口号，转而倡导“五族共和”，告诫国民“我们是黄帝的子孙，要素强大，行乎强大”。孙中山先生高举黄帝旗帜歌颂黄帝勋业，倡导中华各民族大共和、大团结，以使我民族兴盛强大，实为中华各民族、各派别共尊黄帝为民族之人文始祖，共同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奋斗，奠定了思想基础。
辛亥革命以来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也一再证明，无论是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关头，或强大兴盛、进一步腾飞之际，黄帝形象与黄帝精神，都是鼓舞中华民族的旗帜和偶像。抗日战争期间，当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国共两党都想捐弃前嫌，以民族大业为重，决心共赴国难，合作抗日，因于1937年清明节，同时派出代表共祭黄帝陵。毛泽东主席还亲自写了祭文曰：“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各党各派，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持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众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无谖（xuān，忘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也特派国民党元老张继与顾祝同将军抵达桥山“致祭于我开国始祖轩辕黄帝之陵前，欲使来者知所绍述，以唤起我民族之精神”。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取得抗日战争胜利，捍卫了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
从抗日战争胜利直至新中国成立，对黄帝的尊崇和祭祀始终不绝如缕，改革开放的今天，又迎来海内外炎黄子孙尊崇黄帝的新高潮。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家走向繁荣兴盛，经济获得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中华各民族空前团结。然而，我们还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海峡两岸尚未统一，国民生产总值虽已上升至全球第二，但按人均计算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在国内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中尚有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都影响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逝世前留下《遗嘱》：“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态度待我之民族”，最后还殷殷嘱咐：“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着建国方略……继续努力”。我想，孙中山先生终生追求的民族、民权、民生的思想学说及其遗嘱中所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至今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