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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武昌起义后各省独立的形式及其对辛亥革命成败的影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党人很快占领武汉三镇，在湖北建立了革命政权。在随后的两个月内，全国又有14个省市先后宣布独立，统治中国长达二百余年的清王朝瞬间土崩瓦解。这一突如其来的革命形势，加快了清朝的覆灭，也影响着其后政权的建设和辛亥革命的成败。 最早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是与湖北相邻的湖南。10月22日晨8时，长沙新军起义。攻占巡抚衙门后，湖南军政府立即成立，各界代表公举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为正副都督。31日，立宪派勾结旧军官发动政变，杀死焦、陈二人，谘议局议长、立宪派首领谭延闿继任都督。
湖南起义的同一天，陕西也起义了。25日，革命党人与会党首领联合组织军政府，同盟会会员、新军管带张凤翙（huì）担任大统领。
10月23日，江西九江新军起义。31日，南昌光复，各界公推新军协统吴介璋为都督，建立军政府。后几经周折，由革命党人李烈钧继任都督。
10月29日，在革命党人的领导下，山西新军起义，太原光复。各界公推同盟会会员、新军标统阎锡山为都督。
云南虽地处边陲，却是革命党人的重要活动地区。武昌起义后，倾向革命的新军协统蔡锷与革命党人李根源、唐继尧等多次谋划起义。10月30日，起义开始，11月1日，成立云南军政府，推举蔡锷为都督。
上海是革命派活动的中心地区。11月3日，起义爆发，次日光复上海。6日，沪军都督府成立，同盟会骨干陈其美任都督。
11月3日，贵州新军起义，次日成立贵州军政府，革命党人、新军教练杨荩诚被推为都督。后来内部矛盾激化，唐继尧率滇军入黔，推翻军政府，自任都督，控制贵州。
浙江是同盟会和光复会都很活跃的省份，革命基础较好。11月4日，革命党人率新军起义，次日成立浙江军政府，立宪派首领汤寿潜被推举为都督。
上海光复后，苏州新军起兵响应。江苏巡抚程德全接受立宪派与革命党人劝告，宣布反正。11月5日，江苏都督府成立，程德全任都督。12月2日，南京光复后，江苏都督府从苏州迁入。
11月7日，广西巡抚沈秉堃（kūn）与布政使王芝祥接受革命党人与立宪派的劝说，宣布独立，改抚院为军政府，沈秉堃任都督，王芝祥与广西提督陆荣廷为副都督。后来，陆荣廷势力膨胀，挤走沈、王二人，继任都督，控制广西。
11月8日，在立宪派人士的劝说下，安徽巡抚朱家宝在安庆宣布独立，自任都督。但此举遭到革命党人反对，11日，革命党人召集各界代表，重新宣布独立，推举同盟会会员王天培为都督。后来，革命党人孙毓筠出任都督，安徽局势才逐渐稳定。
11月8日，福建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新军反正。11日成立福建都督府，新军统制孙道仁任都督，同盟会会员彭寿松、郑祖荫等为参事员，协同都督掌握政权。
在革命力量的威慑下，两广总督张鸣岐被迫接受地方绅商和平独立的劝告。11月9日，各界代表集会，决定宣布广东独立，成立军政府，推举胡汉民为都督。
四川的保路运动与保路同志军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11月27日，署理总督赵尔丰宣告地方自治，成立四川军政府，以谘议局议长、立宪派首领蒲殿俊为都督。
除了湖北和上述14省市外，山东也曾于11月13日宣布独立，可11天后又宣布取消。其他地方虽也有反清起义，但未能取得独立。
从各省独立的情形来看，有以下几个特点：一、革命党人是起义的主要发动者和领导者。二、各省新军是起义的主力。三、大部分未遇到有力的抵抗，甚至一枪未放就成功独立。如此迅猛的胜利，使清政府措手不及，因转瞬间就失去半壁江山而惊恐万状，但同时也出乎革命派的意料，给此后的政权建设带来一系列问题。判断一场革命的成败，既要看旧政权是否被推翻，更要看新政权掌握在谁手中。武昌起义后，各省宣布独立，这并不是革命的结束，而恰恰是革命的开始，革命的成败就取决于革命派能否掌控住政权。
在15个宣布独立的省市中，各派势力明争暗斗，十分激烈；政权的组成极为复杂，变动频繁。大体说来，其政权归属有四种类型：一是革命派控制政权，如湖北、上海、云南、福建、广东；二是革命派与立宪派联合掌权，如浙江、四川；三是由立宪派掌权，如湖南；四是由旧官僚掌权，如江苏。还有一些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如江西、贵州、广西、安徽等。总的来看，在独立初期，由于革命势头正盛，革命派略占上风，但立宪派和旧官僚的能量也很大，政权的归属随时都在发生变化，革命党人被杀、被逐时有发生，一些旧官僚或新军统领乘机控制政权。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复杂的局面，大体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革命派力量有限，无法单独控制政权。革命派为推翻清政府作了大量舆论宣传，发动多次武装起义，但军事和组织上的准备明显不足。作为各省起义主力的新军本是清政府训练的军队，其上层军官在军中早有威信，很容易掌权后把革命派抛在一边。在组织上，革命派更是一盘散沙，内部矛盾重重，主要骨干多不在起义现场。为了稳定局势，不得不请旧官僚或立宪派首领出来主持。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就是被革命党人用枪逼着担任湖北军政府都督的。
二、立宪派往往是左右局势的关键力量。立宪派是在清末筹备立宪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兴力量。他们一般是当地工商、教育界的头面人物，自身经济实力雄厚，社会影响广泛，控制着合法的议政机构——谘议局，与政府关系密切。在革命浪潮来临之际，他们为了自身利益，不得不参与进来，但总希望尽快稳定局面，因此很容易向旧势力妥协，变成革命的阻力。
三、旧官僚为了自保和投机，见风使舵。清朝地方官员本是维护清朝统治的重要力量，但他们早已预感到清朝的覆灭不可避免，在革命不可阻挡之际，他们接受劝告，宣布独立，由清朝的封疆大吏变成了新政权的参与者。由于他们在当地拥有丰富的政治资源，与立宪派关系密切，往往在新政权中占有重要位置。
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三者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合与离，既决定着各省起义的成功，也影响着独立后新政权的组成形式及革命的发展方向。各省独立后出现的多种政权形式是当时各种政治力量较量和妥协的结果，对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推动革命进程，加快清朝灭亡。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朝统治迅速崩溃。这固然主要归功于革命党人的长期宣传、组织和发动，但立宪派的转向和旧官僚的反正也是各省顺利独立的重要因素。立宪派虽反对革命，但他们同样要求改变君主专制，希望通过立宪来参与政权，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由于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立宪派的转向扩大了革命的阵营和力量，使清朝统治者彻底孤立。至于旧官僚，他们在革命到来之时，没有继续为清王朝效忠卖命，而是选择了反正、独立或逃亡。这种选择有自保和投机的成分，但也是明智的。反过来想一想，如果立宪派与旧官僚不顺应革命，甚至联合起来反对革命，武昌起义后全国的革命形势将会是另一番景象，辛亥革命的胜利要来得慢得多，艰难得多。从这一点出发，立宪派与旧官僚在瓦解清朝统治根基、加快清朝统治覆灭的过程中是有贡献的，他们在各省独立后的参政也有其历史合理性。
第二，各方妥协，导致革命不彻底。立宪派和旧官僚虽在革命浪潮的席卷下顺应了形势，但他们与革命派的分歧并未消失。立宪派更关注社会秩序的稳定，希望有一个实权人物来稳定局面，因此，当袁世凯以清帝退位为交换条件时，他们便逼革命派交权。旧官僚来自旧营垒，与旧势力的关系更加密切，其对权力的觊觎和政治投机，使他们更容易与袁世凯妥协，有些人最终沦为地方军阀。当立宪派和旧官僚联合起来支持袁世凯时，本来就飘摇不定的革命政权就更难以维持，最后不得不将政权让给袁世凯和地方实力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