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清代满汉民族认同与“互化”的历史考察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努尔哈赤-清代满汉民族认同与“互化”的历史考察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清代满汉民族认同与“互化”的历史考察

近１０余年来，在满学、清史学界流行一种新说法，叫满洲“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何谓“认同”？“认同”什么？据说，满洲入关后，历经一、二百年，至晚清，满洲才认同自身为一个“民族”。与“认同”相联系的一个问题，就是满洲的“汉化”。这在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已形成共识，连美国学术界也采纳此说。迄至当代，这一定论已被美国“新清史”所颠覆。他们完全否认“汉化”说，认定满洲根本没有被“汉化”，而是满洲保持了本民族的“特质”，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化系统。因为她是“外来的”民族，故满洲“非中国”，提出“去中国化”、“去汉化”。美国“新清史”颠覆了清史，搅乱了满学，中国明清学界的学术陷入混乱，其理论荒谬，连最基本的史实也搞得真假莫辨。本文仅就所谓满洲“认同”及“汉化”问题，展开必要的讨论，以辨是非黑白。
一、华夷———满汉先世“认同”，由来已久
所谓“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不过是近些年来清史、满学乃至近代史学界流行的一种学术用语。究系从哪个国家传入，不得而知，反正已被中国学者所采用。“认同”者，据说，其指为满洲，本“族群”中的人皆自认同是一个民族；又指满洲对汉族“认同”，即承认对方的存在，是与满洲可以共存的民族。
就“认同”的本意而言，大抵是承认、认可的意思，既是对自己一方的认可，也是对己方以外的人和事的承认。以民族关系论，满洲对汉族的认同、汉族对满洲的认同，其意甚明，就是相互承认，引申亦即“包容”之谓。不论持何观点，“认同”当如是解，也无褒贬之分。问题不在此。“认同”之说，从一开始，并非泛议，却是专指满洲的所谓“民族认同”“国家认同”，都与汉族密切相关。持“认同”说的学者，提出并力图证明满洲是如何“认同”汉族及汉文化的。那么，从何时何地开始“认同”的？回答是清入关后，直到晚清时期，才完全达到了“认同”。美国“新清史”们甚至说，到了晚清时，满洲不称为民族，不过是一个“族群”[1]。国内也有附和者，“认同”此说。
这就提出了一个严重问题：满洲的先世及其自身已形成一个民族时，是不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直言之，满洲是外来的异民族，还是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固有民族？从欧美日学者，到今之美国“新清史”坚持认为，满洲是“中国境外”的一个“野蛮民族”，进入中原，是对中国的“入侵”，对中国、对汉人的“征服”。[2]满洲“入侵”中国后，就遇到了与汉族“认同”的问题。
“新清史”们及国内部分学者把“认同”套用到清代满洲与汉族的关系上，便铸成大错，推而广之，举凡清前历代中国边疆各民族统统都是“外民族”，他们跟汉族都存在是否“认同”的问题。在“新清史”及欧美日学者看来，照其“征服王朝”的逻辑，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建政权者，统统是“征服王朝”，他们与汉族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不能“认同”汉族及其文化，如同满洲，即使进入中原一、二百年之后，她也没有“认同”。
“新清史”及欧美西方学者其实并不懂中国历史，他们按照西方的观念与思维，对中国历史做出完全错误的解读。[3]事实是，在中国历史上，以历朝历代为据，中原地区的汉族与周边的各少数民族的所谓“认同”，由来已久。满洲与汉族的认同，决非始于满洲进关以后。早在满洲的先世与汉族的先世之时，已彼此认同。据史载，满洲的最远的先世，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称肃慎，就生活在今东北地区白山（长白山）黑水（黑龙江）之间，汉族的远古先世，称“诸夏”“华夏”，生活在黄河流域，集中于中原地区，约当今河南、山东及山西、陕西邻近河南与山东之地。在这个时代，生产先进、文化发达的“华夏”人，凡与之不同俗的族群，泛指四面八方边远的各个不同的族群，统称为“夷”。因为肃慎居地处中原之东方，故历代习称为“东夷”，即使民族不同，各有自己的族称，华夏人仍泛称其为“夷”。《史记》载：舜时，北方来朝贡的民族，有“山戎、北发、息慎。”[4]息慎即肃慎。至周朝，周王称：“肃慎、燕、亳，吾北土地。”[5]从舜到周之建立，已去１０００余年，肃慎一直与中原之夏、商、周建立并保持从属关系，换言之，肃慎是这些王朝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孔子给出了新证据。孔子周游到陈国时，亲眼看到肃慎向周朝贡的遗物———楛矢。它是肃慎人制造，专用于狩猎的类似后来的弓箭。这还是周武王灭殷时命“九夷百蛮”各以本地名产朝贡。肃慎人就贡献了楛矢、石砮，武王将此物赏给其长女，此女嫁给陈国，其楛矢就被作为王室赐予的宝物便一代代传下来。[6]肃慎人从属于中原，与中原王朝建立隶属关系，定期朝贡。这是不是“认同”？因为肃慎承认尧舜以来夏、商、周为其统治者，换言之，肃慎接受各王朝的统治，而各王朝也承认肃慎为其统治的一部分，这就是“认同”之意。此即“华夷认同”之始，可见，其“认同”由来已久。肃慎之后，这种“民族认同”的关系并未中断，却是一直沿袭下去。肃慎在不同时期，也有了不同的族称。如，汉时，称挹娄，“古肃慎之国也”。在东北地区，还有夫余、高句丽、东沃沮、秽（濊）等诸民族，统称“东夷”。“自（汉）中兴之后，四夷来宾，虽时有乖畔，而使驿不绝。”这些“土着包括邑娄，都喜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器用俎豆。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 [7]这段话的意思，说得很明白：一是邑娄等“东夷”诸族，与汉建立国家隶属关系，遣使朝贡不绝；二是这些民族所实行的风俗礼制，与中原大致相同相近，故“中国”若失去礼制，不妨求之“四夷”而得。华夏与东夷的政治与文化“认同”，这还有疑问吗？
邑娄的后裔，又称勿吉，与北魏建立了政治隶属关系。史载：北魏孝文帝延兴（公元４７２年至４７６年）中，勿吉国“遣乙力支朝献；太和（公元４７７～４９９年）初，又贡马五百匹。”乙力支特别记述了他去北魏朝贡往返的路线和所经之地。其后，仍朝贡不止，如，太和十三年（公元４８９年），“勿吉遣使贡楛矢、方物于京师” [8]。至隋初，勿吉与隋的关系更为亲密。文帝对其朝贡的使臣说：“朕闻彼土人勇，今来实副朕怀，视尔等如子，尔宜敬朕如父”。其使臣回答：“臣等僻处一方，闻内国有圣人，故来朝拜。既亲奉圣颜，愿长为奴仆。”表明双方关系已达亲密无间的程度，已经远远超出“认同”，确已合二为一了。当勿吉与契丹人相互劫掠，文帝劝诫：“勿相攻击”，其“使者谢罪”。文帝为一国之主，勿吉无条件服从。至炀帝时，勿吉“悦中国风俗，请被冠带。帝嘉之，赐以锦绮而褒宠之。”[9]此之“中国”，意指中原华夏即汉族的代名词。这又表明勿吉人已完全“认同”汉族文化无疑。
靺鞨，“盖肃慎之地，后魏谓之勿吉。”自唐初即武德初，“遣使朝贡”。贞观初，愿以其部属“请受节度”，接受唐的统治。其首领突地稽被任命为“右卫将军，赐姓李氏。”其关系之亲密，无可辨别。此后，或自己来或遣使“朝贡”，“每岁不绝”。后靺鞨人建渤海国，唐封其首领为“渤海郡王”，加授忽汗州都督。这就是唐时东北最着名的渤海国，以其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被誉为“海东盛国”。[10]她与唐保持了２００余年的臣属关系，向汉文化学习最为积极，成就最大。其诗歌创作直追唐诗。崇奉儒家思想，连六部官名也取自儒家所主的仁、义、礼、智、信，并以此为一部之名。不只认同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亦认同汉文化，全面仿效，以儒家思想为指归。如果真的了解渤海史，看明白靺鞨与汉族形同一体，也就能真正解读“认同”的含意。
靺鞨之后，即称女真，如《金史》载：“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勿吉，古肃慎地也。”[11]有关金朝的缘起，无须阐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女真与靺鞨不同，不仅建国，称号“金”，而且进入中原，与南宋中分天下，统治中国半壁江山。那么，女真与中原汉族是否“认同”？若用“新清史”的观点，会做出否定的回答。其实，谁也不必回答，且看女真人怎么说：“猛安人与汉户，今皆一家，彼耕此种，皆是国人……”[12]两个不同的民族已成“一家”，是不是“认同”？在汉地的女真人，无不习汉字，读《诗》、《书》，工词章。可见女真人也完全认同汉文化。
金代女真人是满洲的直接先世，就是说，满洲是由女真人蜕变为新的民族共同体。在元朝统治时期，女真人地位低下，受到严格管束，很快，连本民族的女真文字也被废弃了。在明接替元的统治后，女真人便处于汉族王朝的治下。明在东北实行带有军事性质的卫所都司制，分别在“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及“野人女真”的各自生活的地域设置卫、所、都司等职官，任命各部落的首领担任，由他们来管理本部落事务，规定他们定期赴北京朝贡。东北疆土为明之统治国土之一部，生活在这一广大地域的各民族都是她的臣民。清朝开国皇帝努尔哈赤及其先世祖辈都是女真部落酋长，又充任了东北地区的地方官员。正如清太宗皇太极向明表白：“我国素以忠顺守边。”另据载，说得更为清楚明白：“我祖宗以来，与大明看边，忠顺有年。”[13]明白示人：他的祖宗是为明朝看守边疆的人，是大明之忠顺臣民。
清之先世，直到满洲形成前之女真与汉、与明的关系，是否可用“新清史”的“认同”来解释？国内部分学者所倡“认同”说，以满洲先世的悠久历史是否可以证明？我想，在历史不可更改的事实面前，是不能做出其他解释的。
概括上述所论，在满洲形成前，就是一句话：华夷认同。可知，“认同”非始于满洲，恰恰是在她形成前的４０００年中，各少数民族与华夏认同，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此种“认同”，不只限于政治归属、国家承认，而是深入到文化及习俗之相互吸收，相互借鉴，以致不可分离。即使发生军事冲突，仍无法阻断双方已凝结为一体的共同命运。因为文化的纽带是最强大的凝聚力，不论分散、分裂多久，迟早会内向凝聚。这里特别强调，在满洲之前，她的直接先世女真“民族认同”的程度最高，在中原立国后，女真族与汉族已融为一体，尤其是读经、崇儒、重佛等，已成两民族的共同诉求。这方面的史料俯拾皆是，不必一一征引。可见，“新清史”们所说满洲入关后才开始“认同”自身、认同汉族等论断，是大错特错，不值一驳。
不同民族的相互认同，不只是发生在东北，也不只是满洲先世的一个民族，这在其他边疆地区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换言之，这是多民族中国历史演变的常态。随便举两个最典型的事例，一是战国时，赵国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他“认同”胡人即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与骑射的技能，让国中臣民都要仿效“胡人”，用以应对“胡人”的侵袭；一是北魏孝文帝实行社会改革，要他的臣民主要是鲜卑人学习汉字、改为汉姓，变易“胡服”为汉装。这说明他们都相互认同，相互学习，以提高本民族的素质。这两个事例为学界所熟知，不必过多解释，都能读懂它的内在含义。一个是汉族学游牧民族，另一个是游牧民族学汉族，都是民族“认同”的典型。这对一切歪曲中国民族发展史的谬论是一个最清楚的回答。
二、满洲民族“认同”的发展阶段
满洲的“民族认同”是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根据她“认同”的程度之不同，自然形成若干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些不同的阶段则构成其“认同”的全过程。
所谓“认同”，就是对本民族的意识是否形成？此即族群中的每个成员已形成与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同的独立存在的意识，简言之，民族自立的意识一经形成，指本族内成员的相互“认同”为一族，也就完成或者是“实现”了第一阶段的民族认同。可以认为，以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十一年（公元１５８３年）起兵复仇为标志，亦即满洲形成的开始，是为民族认同的第一阶段之始。努尔哈赤起兵前，如前已指出，东北女真三大部，各大部中，又各有众多大小不一的部落，散居各地，没有形成一个民族统一体，各部相互争夺不已，“强凌弱，众暴寡，骨肉相残”，就是对当时女真社会的真实写照。女真如此分散，如此争夺，完全没有一个民族统一体的民族意识。特别是在女真各部中，又形成拥明与反明的派别，前者得到明朝的保
护与支持，而后者受到明朝的打击、压制。明则分而制之，利用一部分女真的力量，去攻击和打压另一部分女真人。本是同族，却无一个民族的意识，任明朝宰割。打开《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有关上述史实的记述，触目皆是，这里，就不一一征引了。
努尔哈赤报仇之后，继续进兵，为重新统一女真而战斗。于是，建州女真终于一统，进而把进攻的矛头指向海西女真，一个分散、分裂２００多年的女真人逐步凝聚。万历二十七年（公元１５９９年），努尔哈赤为正在统一中的女真人创制了文字，此即后来所称的满文。女真人在元朝统治下，其女真文字逐渐废弃，变成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在明朝统治的２００年中，女真文字彻底消灭了，丧失文字，这个民族也就不复存在了。文字之极端重要，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主要标志。同时，一个民族有自己的文字，就把一个民族统一起来了，如果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话，文字就是她形成的标志。当年，距此１８００年前，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书同文”即统一文字，不仅统一了国家，就为汉族最后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创造了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其意义之大，不可估量。努尔哈赤为一个民族重新创制与前完全不同的文字，就使这个在战争兼并中统一起来的族群形成与前不同的民族共同体，宣告她正式诞生。女真人操同一个语言，使用同一文字，这使女真人的民族意识进一步增长，内部彼此认同的意识也迅速增强。
继文字创制之后，努尔哈赤又创建八旗制度，实行兵民合一，军政庶务一体。用此八旗制，把女真人组织起来，其家庭及成员都是八旗中的一员。此即满洲八旗的由来。八旗为满洲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组织保证。至此，满洲民族共同体基本形成。不久，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１６１６年），努尔哈赤宣布建国，国号金，史称后金。同时，也宣示满洲民族的诞生。还标志满洲内部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确立。因此，我们可以确认努尔哈赤时期，伴随新的民族共同体的逐步形成，其内部民族认同意识得以统一。这种民族内部认同感还是初步的，远未达到深层次的水平。在努尔哈赤建国前３０余年中，统一女真大部，基本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因而也形成本民族内部的共有的民族认同意识。但在其建国后，很快就面临一个前所未遇的严重问题：这就是如何对待明朝及辽东地区的广大汉人。用一些学者所说的术语，此即“认同”问题。众所周知，努尔哈赤于建国的第三年即天命三年（公元１６１８年）发布伐明的“七大恨”，正式向明宣战，此前长达２００余年对明对汉之“认同”就此结束，开始了长期战争的斗争历程。
在“新清史”们看来，满洲为“外来”的“野蛮”民族，她对明对汉的战争是“对中国的侵略”、对汉民族的“征服”。因此，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洲不会“认同”汉族。[14]
其实，“认同”并不是一个复杂而不可解释的问题。本文的第一部分，已说清了满洲先世４０００年间对中原王朝及汉人的“认同”，为何到了努尔哈赤之后，就不再“认同”了呢？努尔哈赤不“认同”明朝，就是不承认明朝为他的最高统治者，他要统率广大的女真人造明朝的反，把明推倒，由他及其子孙来统治中国。努尔哈赤所做的，与其直接先世———女真人没有什么不同：崛起的女真人独立建立国家，然后，就向统治他的辽朝及宋朝发起战争。当战争结束，双方又恢复了往日的“认同”。这又与汉族广大农民起义反汉族王朝的统治一样，汉人王朝腐败，吏治败坏，被统治的汉人百姓不承认、不认同它的统治，奋起反抗，用武装来推翻它，重建一代新王朝，获得广大百姓的“认同”，实则就是承认其统治的合理及有效性。周而复始，一次又一次“反叛”，一次又一次地“认同”，由此推动中国历史不断演变，不断发展。
如前已论及，在努尔哈赤向明宣战前，近２００年间，女真人是“认同”明朝统治的，虽不时有一些武装冲突，但“夷汉”的关系，或称“华夷”的关系，经济、文化交往始终未断。这里，再补充点史料，引述明时华人描写华夷马市交易的情景，以见“认同”的真相。诗写道：
累累椎髻捆载多，拗辘车声急如传。
胡儿胡妇亦提携，异装异服徒惊眴。
朝廷待夷旧有规，近城卄里开官廛。
夷华既入华货随，译使相通作行眩。
华得夷货更生殖，夷得华货即欢忭。[15]
这首诗生动地描写华夷在一起进行经济交易的欢欣心情。虽然语言、穿戴不同，却如同一家，互利互助，一如华人自家之亲。此即华夷“认同”。努尔哈赤向明宣战以后，向辽东地区进军，战事连绵不断，再也看不到诗中所写的华夷一家的美好景象，代之以战争中的屠杀与掠夺，将俘获的大量汉人都打入奴隶之列，努尔哈赤的后世子孙也承认：“国初时，俘掠辽沈之民，悉为满臣奴隶。”[16]连当时满洲贵族毫不避讳，说：“昔太祖诛戮汉人，抚养满洲。”[17]无须多举例证，来自太祖、太宗时的满洲贵族的证言，就足以说明太祖时，对辽东地区的汉人采取屠戮与奴役之策，满汉不能相互认同。努尔哈赤用武力占领辽东，建立了满洲民族（女真）的统治，只是维持了表面上的统一，满汉不能真正认同。
民族“认同”发展的第二阶段，是在清太宗皇太极时期。
在皇太极时期，满洲的民族意识即内部的相互认同的意识进一步增强，并把这种意识扩大到边远地区，把居住在这些地区的人纳入到满洲民族之内，使之变为她的一个成员。如，海西女真、建州女真，远及“野人”女真，本为金代女真后裔，是为一个民族无疑。但努尔哈赤将扈伦四部，连及他所在的建州部分女真人统统视为敌人，一句话，没有认同为同属一个民族。皇太极时，就具有同一民族意识，认同叶赫与建州原为一族。天聪三年（公元１６２９年）十一月，皇太极在给明通州地区的士绅军民的一封公开信中说：“叶赫与我，原属一国，尔万历皇帝妄予边外之事，离间我国，分而为二……”[18]皇太极明确宣称：他所在的建州与叶赫本是一个民族，是万历帝硬给分裂为两个。顺便指出，皇太极所说的“国”，非国家之谓，实为民族的代名称。因为在古人的意识中，尚无“民族”的概念，往往用“国”代之。他指叶赫与建州本为一族，是因双方矛盾尖锐，明朝庇护叶赫，故专门说明两者的关系。实际上，不只是叶赫，还有其他３个部，即辉发、哈达、乌拉，与叶赫为同根同源，毫无疑问，也都是同族之人。
这是皇太极代表的建州女真与其他各部女真的民族“认同”。在向遥远的黑龙江地区进兵时，他又把这一民族意识发展到这一地区的女真人之中。天聪八年（公元１６３４年）十二月，皇太极派管步兵梅勒章京霸奇兰与甲喇章京萨穆什喀率２５００兵去征讨“黑龙江地方”。行前，他指示说：“……此地人民，语音与我国同，携之而来，皆可以为我用。攻略时，宜语之曰：‘尔之先世，本皆我一国之人，载籍甚明。尔等向未之知，是以甘于自外。我皇上久欲遣人，详为开示，特时有未睱耳，今日之来，盖为尔等计也。’”[19]
由于居地辽远，长期隔绝，不相往来，彼此已不知本系一族之人。皇太极让他的将领们进行宣传，用历史记载来证明他们的血缘关系。可见，随着女真各部的统一，也就形成本民族的共同民族意识。这就是由不认识到认识，由模糊不清变得清清楚楚。内部成员的认同，是一个民族形成或统一的必然要求。经皇太极时期，满洲内部的认同意识既强化，又进而扩大。
到天聪九年，皇太极做出一个历史性的决定：废除本民族族名的不当之称，一律改称为“满洲”。至此，自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凝聚成新的民族共同体，而皇太极正式命名，标志着满洲新的民族共同体正式形成，宣告一个新的民族的诞生。换言之，也就实现了本民族内部的“认同”。
从外部来说，也就是满洲与汉族的关系，一个重大的发展，实现了满汉、满与蒙及其他民族间的“认同”。前已说明，努尔哈赤虽占领了辽东，统治这一地区的广大汉人，但并未做到满汉两个民族的完全认同。皇太极以民族新观念、新政策，完全打破其父的历史局限；突破其旧民族观，从而实现了民族对民族的完全认同。皇太极即位伊始，提出并宣布一项新的民族理念：“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20]１２年后，即崇德三年（公元１６３８年）七月，他要求臣民对“满洲、蒙古、汉人视同一体”，他打个比喻：“譬诸五味，调剂贵得其宜。若满洲官庇护满洲，蒙古官庇护蒙古，汉官庇护汉人，是犹咸苦酸辛之不得其和。”[21]概括皇太极的民族新观念、新政策，可称为“满汉一体论”，将处于奴隶地位的广大汉人提升到满洲同等地位，是对其父努尔哈赤奴役与歧视汉人政策的颠覆，自汉以降，迄至明，还没有一个王朝能提出汉与其他少数民族同等对待的政策。故其满汉包括蒙古族的“一体论”，实具划时代的意义。
实施新政策，汉人地位顿时改观，民族关系顿时大改善。努尔哈赤时，将汉人每１３个壮丁编为一庄，“按满官品级分给为奴”，与满官“同处一屯”，汉人受其奴役，“多至逃亡”。皇太极将其中大多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取消满官，选清正的汉官管理新编民户的汉人。一句话，皇太极废奴隶制，解放奴隶，把为奴的汉人恢复自由民身份，成为真正的个体农民。昔日凡俘获的汉人都赏赐给各级满官为奴。自皇太极始，凡俘获的汉人不再为奴，而是编为民户，从事农业生产。不仅如此。皇太极想方设法，力图保护汉人自家性命的权益，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他规定：满洲贵族将吏之家的奴仆有权控告其“主人”的不法行为，包括对奴仆的虐待，均可告发，经法律审实，恢复自由民身份，自谋生路。这就是皇太极重新修订后颁布的新《离主条例》，一则限制满洲贵族的种种特权，一则给予为奴的汉人以更多的人
身保障。针对奴仆或奴隶不断逃亡，努尔哈赤制定严厉的《逃人法》，凡私自逃亡的汉人奴仆，一经发现，使用残酷刑法予以打击，一经发现，立即处死。皇太极予以放宽，以前逃跑的，他一律不追究，不治罪。今后有在逃的，再捕获后治罪。还有，以前凡战场上俘获者皆为奴，皇太极予以改变，实行安置为民的政策，不准伤害。皇太极严惩各种伤害降人或被俘者的罪行：“凡贝勒大臣有掠归降地方财务者，杀无赦；擅杀降民者抵罪，强取民物者，计所取之数，倍偿其主。”[22]看到这些法令，使人想起当年汉刘邦“约法三章”的事，收到了极大效果，赢得了民心。皇太极实行一系列治国新政，重点解决满汉矛盾，通过改变、改善汉人的社会地位，满汉一体，获得广大汉人的赞许，“由是汉人安堵，盛颂乐土。”[23]实施１０余年后，他说：“今满洲、蒙古、汉人彼此和好，岂不为善乎。”[24]
事实表明，皇太极时期，已实现满洲与汉人相互“认同”，还有蒙古以及黑龙江流域的其他民族“皆彼此和好”，这正是彼此认同的结果。真正达到民族与民族认同，其最后的一大标志，就是创建汉军八旗与蒙古八旗。从天聪七年开始编制汉军八旗，到崇德七年（公元１６４３年），始成八旗建置。在这之前，又创建蒙古八旗。三大民族各推行同一制度的八旗制，三个民族的八旗平行并列，一体而对等，这就从组织上保证满蒙汉民族认同的政治格局不变，换言之，使其认同定式化、制度化。从另个方面说，汉军八旗、蒙古八旗又是满蒙汉三个民族相互认同的产物。
满洲民族认同的第三个阶段，从清军入关为开端，直至清末。
这一时段长达２００余年，满洲对汉族的民族认同，汉族对满洲的认同，就是一个中心内容，即文化的认同，这是民族与民族“认同”的高度发展，也是深层次地认同。的确，思想文化“认同”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也是无限的。这就是说，文化认同由量的积累而达到质的飞跃。前已指出，认同，可以解为承认、包容，互不干涉，并行不悖，进而相互学习，相互吸收。因此，思想文化的认同，便从外在的民族存在，发展到民族的内在即本民族每个成员的头脑中，注入意识形态；由民族与民族的一体，发展到思想文化的一体。此即为满洲入关后，其民族认同的基本历程。满洲思想文化“认同”的内容，相当丰富，不便逐一列举，即使写一部专着，也未必写得完整，这里，仅举其要，点到为止，就足以说明问题。概括地说，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清军入关，从满洲方面看，中原汉人，大而言之，天下人是否认同满洲君临天下？一句话，能否接受满洲人的统治。我们看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对待满洲———清朝，接受的程度不尽一致。从东北，到北部内蒙古，到京畿、河北、山东、河南等省，不动干戈，和平迎入。在山西、陕西等处，扫除李自成农民军残余，同样和平归附。在四川相继消灭大西张献忠及南明势力，亦无阻碍入清朝。这些省区无疑接受新统治者，成为它的臣民。文化的认同，又使满汉融为一体。这就是人所共知的剃发易服———满洲的习俗加给了汉人，改变了汉人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却也得到广大汉人的认同。
这种满汉和谐的局面，在长江以南的一些省并未出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战争此起彼伏，一场场激烈战斗，接踵而至。江南士绅、平民百姓拒绝满洲人的统治。以明朝残余势力为代表，朱氏后裔在江南地区相继建立弘光、鲁王监国、隆武、绍武、永历等五个政权，收罗当地势力，力图对抗清军，重新恢复大明的统治，诸如江苏、福建、浙江、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省，都是经过一场场激烈搏斗，才决出胜负。其中，清朝的剃发易服的命令，更招致江南士绅与百姓的拼死抗争，如嘉定等地的激战尤为惨烈。南明政权很快被消灭了，江南广大汉人不再拒绝满洲，认同其统治；不再拒绝剃发易服，认同了满洲的习俗为汉人所用。清入关后，历经２０年战斗，满洲人的统治才得到汉人的确认，尤其剃发易服，
虽说强迫，毕竟为汉人所接受，遂与满洲人为一体，至少从外形外观，无法分辩满汉，变为习俗同一，如同一个民族，这正是文化认同的一个结果。
那么，汉文化是否被满洲所认同？回答是肯定的，何止是认同，恰恰是仿效，并付诸实践，简直成了汉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者。约略言之：
一是，满洲认可原明的国家政治体制及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包括从中央到地方府州县官制，全面继承，全面推行。故史称：“清承明制” ，完全符合历史实际。清朝也自认：“我朝设官，大半沿前明数百年旧制。” [25]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 [26]这里，特别强调指出：清朝入关，刚定鼎北京，就制定此项大政策：原明的旧官与新来的满官“一体办事”，表明满洲对原明之汉官一律认同。清人说得好：“国家混一华夏，满汉并重”。[27]摄政王多尔衮说得更明白：“满汉官民，俱为一家。”[28]亲政后的顺治帝一再宣布：“满汉人民，皆朕赤子。”[29]如《清史稿》总结说：“世祖入关，因明遗制，内自阁部，以迄庶司，损益有物；藩部创建，名并七卿，外台督抚，杜其纷更，着为令甲。”[30]其实，早在入关前皇太极时，已开始仿明制，设六部，内阁三院，认同汉制，推动清（后金）大发展。
二是，满洲认同孔子为“至圣”，尊儒家思想为治国的理论指南，定为全社会行为的准则。清军进关才一个多月，六月中，摄政王多尔衮遣官“祭先师孔子”[31]，此为首祭，直至清亡，２００多年祭祀不绝。至十月，正式袭封孔子６５代孙孔允植为衍圣公，其子、其弟及孔子弟子颜回、曾子、孟子后裔皆袭封“五经博士”，分别授予官职。顺治二年正月，正式“铸给衍圣公印”。几天后，经多尔衮批准，更定孔子的新封号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32]。此封号大抵达到了极限，无可更添了。一个原属渔猎民族的后裔，如此推崇孔子，为历朝所罕见。尤其值得深思的是，一向所主“华夷之辩”的孔子，其子孙一点也不排斥“异民族”、“夷人”，满洲给孔子所加的封号、给孔氏子孙官职，剃发易服，皆予接受，毫无拒绝之意。这说明孔子已超越民族之限，而成为各民族共同尊崇的“大圣人”。而今一些学者乃至社会上一些群体仍不认同满洲———清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若与孔子后裔相比，真是个思想文化的大倒退。欧美把满洲看成是“野蛮人”，入主天下是对中国的“侵略”，实属无稽之谈，根本不懂中国历史。满洲———清朝对孔子及其后裔的尊崇远不止上述所举，这不过是入关初所做，更不是全部。下面，再以康熙朝为例，看满洲人如何孔子的。从康熙元年始，每年二月与八月两次祭孔，派大学士一名主祭，以后，历朝相沿，祭孔为“国祭”，是国家重大典礼之一。隔段时间，便把衍圣公请到京师，由礼部宴请。康熙二十三年（公元１６８４年）十一月，正值寒冬，康熙帝首度南巡，特至曲阜朝拜孔子，向随行大臣说：“朕幸鲁地，致祭先师，特阐扬文教，鼓舞儒林，祀典告成，讲明经书文义，穷究心传，符合大典。”他步行入大成殿，向孔子神位行三跪九叩首礼，宣读他写的“祝文”，赞扬孔子：“开万世之文明，树百王之仪范”“至圣之道，与日月并行，与天地同运，万世帝王，咸所师法。”公卿百姓也要学习至圣之道。最后，特书“万世师表”匾额，悬挂于大成殿上。[33]康熙帝以满洲皇帝之尊跪伏在汉人尊奉的先师孔子面前，表现出政治家的博大胸怀与远见卓识，尤其冲破民族的狭隘观念，清除满汉民族间之界限，其勇气可叹可敬。其后，他本人及后世子孙如乾隆帝不止一次到曲阜，朝拜孔子。清朝尊孔、倡导读经，无以复加，为清以前历朝所不如。一个原本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如此尊孔，崇儒重道，真是令人不可思议。满洲认同的还不止孔子。他们尊崇汉人树为忠义典范的关羽，封为“关圣帝君”，规定每年四五月间派官员祭祀一次。其他如“太岁二神”、“先农之师”等等，皆为汉族世代所尊奉之神，满洲也奉为神明。满洲不仅尊重汉文化的传统与习俗，还与汉人一样去敬奉。满汉之相互认同已达到密切无间。
三是，佛、道本为汉族的传统信仰，满洲的信仰多种多样，诸如山、地、河、天，乃至树木、野兽等等都是他们信仰之所在。满洲最流行的信仰就是萨满，为满洲民间家家所供所信。可见，满汉宗教信仰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满洲进关后，不只尊重汉族的信仰，他们自己也走近佛界，成佛教之信徒。如顺治皇帝对佛教已到痴迷的程度，把僧人召到宫中给他讲经说法，他本人也几度欲剃度出家。像雍正也痴迷佛道，甚至在宫内炼丹。满洲人在外，崇信佛道，而在家中，皇帝在宫中设堂子，供奉萨满。两者互补，并不相扰。再加上崇信儒学，使在清代社会形成儒道释（佛）三者共存共荣的宗教文化格局。满洲人对宗教颇宽容，除汉族，还有蒙古中盛行的喇嘛教，西藏地区的藏传佛教，以及西北地区所行伊斯兰教，等等，一律开放，信教自由，朝廷及地方政府均不得干预。满洲对汉人宗教信仰的认同，是两个民族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助于两民族文化互补，大有助于社会长久稳定。
四是，满洲对汉族中的知识分子即儒生格外看重，从中发现精英人才，为国所用，博取他们对满洲———清朝的鼎力支持。进关之初，从归降的原明将吏中选拔；[34]在明朝因被迫害打击而降职、罢官的人，一并昭雪，恢复原官；原明文武进士、文武举人，都予以承认，重新起用；读书人中，“有才华出众，孝弟着闻者”，特许各地府州县提学官推荐“试用”。[35]明亡前后，因战乱避居山林中的“隐逸之士”，只要才德皆佳，皆予征聘进京，提拔任用。满洲选用汉族知识分子，最重要的途径，是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科举制兴于隋唐，其后，为历代沿袭，逐成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典章制度之一。满洲特别看重此制，于进关的第二年，顺治二年（公元１６４５元）三月十五日便迫不及待地举行首届科举考试。[36]是时，清军与大顺、大西等农民军，与南明的战争还在激烈进行中，仍以选拔人才进京，参加殿试。至八月，“再行科举……以收人才”。 [37]顺治四年五月，又举行殿试，人数达５０５人。战争仍在继续，科举照旧举行，次数之频，前所未有。其后，科举规模不断扩大，参加人数成倍增长，录取人数也逐期提升。科举制一直延续到光绪三十一年（公元１９０５年）废除。满洲———清朝认同科举考试制，尤其是认同汉族的知识分子，把他们推上一个特殊的地位，进一步推动满汉两民族的文化认同。同时，也反映满洲人重人才，重知识，实为治国之根本。
五是，满洲人十分向往中国的传统文化，不遗余力倡导读经，皇帝率先示范，把满汉人都吸引到读经上来。皇帝带头读汉文典籍。以康熙帝为例：由他亲自聘请１６名品学兼优的高级官员为“经筵讲官”，做自己的老师，[38]每年春秋两季，这些老师分别进讲经书要旨，君臣展开讨论。此即为皇帝学习而实行的“经筵”。由此，形成定制，后世子孙奉行不绝。从进讲的内容，诸如《四书》、《诗经》、《易经》等经典，可知满洲人，以皇帝为代表，如此痴迷地学习，实为前代无论是汉人皇帝，还是少数民族皇帝都达不到这一程度。其子孙如雍正、乾隆两帝都是好学之人，对汉文典籍无不精通，他们都是一代精通经书易理的大学问家。他们的诗歌创作，说明他们的文艺水平之高。尤其是乾隆一生作诗四万多首，直追全唐诗。以诗作之多而为古今第一人。满洲人重视历史，时时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教训，用以修身治国。入关不久，就开设“明史馆”，为亡明修一部“明史”。历９０余年，至乾隆初完成。自康熙朝，陆续开设“实录馆”、“大清一统志馆”、“方略馆”、“国史馆”、“四库全书馆”等等。开设这些机构，就是为各类专题修史。满洲人重视历史，是清以前历朝所仅见。特别是一个原属渔猎的民族本无这方面的知识积累，但一经接触广大汉人与历朝历代文化典籍，恍然大悟，充分意识到历史文化的巨大价值，就开设各种机构，一则纂修本朝之史，一则编纂与整理历代文献典籍。顺治以来，主要是从康熙开始，中经雍正、乾隆，至嘉庆诸帝，由他们“御定”、“御
纂”、“御选”、“钦定”之书，据清人统计，分经、史、子、集，共列出书目达１４４种，如《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达５２００卷，《钦定全唐文》为５０００卷，《御定全唐书》９００卷。可见，皇帝主持编纂图书之多，“为万目之巨也”[39]，遍视历代皇帝，连文化繁盛之汉、唐也为之逊色。在这１４４种图书中，还不包括《四库全书》。该书乾隆帝亲自主持，历１０年之功修成，计７．９万卷，总字数达９．９亿字。共刻七部，５５．３万卷，２５．２万册，总字数达６９．３亿字。工程之浩大，卷帙之浩繁，文字量之钜，为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第一书。将数千年典籍汇于一书之中，可谓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大成，大总结，这是清朝也是满洲人集合天下精英创造的一个文化奇迹，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满洲人认同汉族文化，勇于学习，善于学习，学以致用，才不断创造出文化的辉煌。
那么，满洲认同汉文化达到什么程度呢？雍正皇帝做出了极为深刻而精辟的结论。他说：“夫中外者，地所划之境也；上下者，天所定之分也。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 [40]概括雍正的这段话，就是告诉他的臣民：满洲与汉、与其他边疆各民族本是“一家人”，起自尧舜，迄于清，都是“一家人”之政的传承。在他的思想，已无华夷之分，亦无内（中）外之别。这反映了时代最高水平的认识，因而是最先进的民族观，比之当代，仍然是最高水平的认识。这段话，是对满洲入关近百年认同汉文化的最好的也是最准确的理论概括。
有关满洲认同汉文化的内容，还有很多，不能逐一罗列。仅从以上所举，可知满洲全面而完全认同汉文化，并从汉文化中汲取无尽的文化营养，终使满洲民族的整体素质得到迅速提升，脱胎换骨，成为与汉民族并驾齐驱的一个伟大而文明的民族。
三、满洲“汉化”与满汉“互化”
满洲“汉化”问题，早在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已为国内学术界所共识，也为外国学者所认同，如美国着名学者何炳隶曾撰文，专论清入关后满洲“汉化”。改革开放后，这一基本观点不变，又有更多学者给予论证。近１０年来，满洲“汉化”的观点又被国外学者给改变了。所谓改变者，就是喧闹一时的美国“新清史”。据说，早在一、二十年前，首先由一个日裔美籍学者罗友枝发难，向何氏提出挑战，指责何氏所论满洲“汉化”是不存在的，宣称：满洲根本没被“汉化”，而是保持了满洲的“民族特质”，云云。[41]近些年，这一说法被国内个别热心的学者引进中国，在清史学界引发思想混乱，“汉化”说是耶？非耶？就说不清了。
满洲是否“汉化”？本文的第二部分已回答了这个问题，答案是：满洲“汉化”已是不争的事实。“新清史”否认满洲“汉化”，强调满洲仍保有其“民族特质”。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何谓“汉化”？二是满洲的“民族特质”是什么？如果说，满洲没有“汉化”，她的“民族特质”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很遗憾，“新清史”们都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或者说，未曾把这两个问题搞清楚。不知其“民族特质”，怎么就断然否认满洲“汉化”呢？
所谓“汉化”，简言之，就是被汉族文化给同化了。进一步说，满洲文化被汉文化“吃掉”，满洲人舍弃本民族文化，转而信仰汉文化。一句话，满洲文化被汉文化化解了，换言之，汉文化取代了满文化，这就叫“汉化”。本文之第二部分，列举五个方面，皆被满洲所“认同”，经过实践，满洲认同汉文化，实际上已变为满文化了。例如，满洲同汉族一样，也崇信孔子，甚至比历代汉人所建王朝做得更好。满洲入关前，已知道孔子其人其事，而入关后，大封孔子，连同后裔中有才能者都被任为官职。满洲将汉人信奉的孔“圣人”也视为满洲的孔“圣人”。这是不是“汉化”？
比如，第二部分还有没说的例证，就是语言文字问题。满洲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她作为统治民族，能强制汉人剃发易服，却无法强制汉人放弃汉语文字。相反，满洲人不得不把汉语作官方的语言，同时也把汉语作为官方文件书写的主要形式。满语只在满洲人中使用，满文也只在部分场合、部分官方文件如奏疏的书写中使用。满洲人自幼除学满文，包括皇室子孙，也学汉文，久而久之，汉语文字成为他们主要使用的交往工具。他们读经史，习诗词，作诗词，哪个不用汉文字？皇帝虽然不断督促满人及皇室弟子学满语、用满语，但他们自己却很少说满语，很少见他们写满文，如作七律诗及各种词，又有哪个皇帝用满文书写？到雍、乾之际，满语、满文在满洲中使用越来越少。至咸同之际，皇室中子弟也无法坚持学满文了。日常生活中，还有谁在说满语？
入关百余年，满语、满文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对此，任何人也回此回天之力。不仅是语言文字如
此，就是满洲人的习俗也在退化，以至与汉俗融为一体。雍正帝说出了实情：满洲人现居汉地，“不得已与本习日以甚远，唯赖乌拉、宁古塔等处兵丁，不改易满洲本习耳”[42]。乌拉，今吉林；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皆为满洲的故乡，在这里还能保持满洲的传统习俗及品格，而入关后，居于广大的汉人地区，其习俗与故乡习俗渐行渐远了，说得明白点，被“汉化”了，这还有疑问吗？连雍正皇帝都承认现状如此，试问：“新清史”凭什么不承认满洲“汉化”？前面专论列语言文字，汉语汉文都被官方采用，用不上一百年，满语、满人还有几人使用？用汉文写诗写书写文章，用汉文汉语取代满文满语，是不是“汉化”？如果这不是“汉化”，什么情况为“汉化”？“新清史”能回答吗？“新清史”一再说“满洲民族特质”，但却说不出其“特质”到底是什么。“特质”就是一个空洞无物的名词概念，用来蒙中国学者，以示他们技高一筹。实际情况恰好相反，他们所说“特质”，恰好暴露对满学的无知。
需要说明的是，“新清史”把满洲归入北方游牧民族之列，其“特质”就是蒙古族的“特质”，满洲人入关后，她所具有的一切，从“特质”到其建立统治所做的一切，都是从蒙古人那里“学”来的。这就犯了两个明显的错误，其一，满洲不是游牧民族，从其先世肃慎，直到满洲形成，她是名副其实的渔猎民族，世代以网鱼、行猎为生。到唐以后，满洲的先世已渐入农业耕作，即农耕已成为其生活来源之一。在明末，努尔哈赤所在的建州，以及海西女真已大量从事农业生产，渔猎仅是生活来源的一小部分。有关努尔哈赤所属之地如赫图阿拉一带的生产实况，在朝鲜人申忠一的《建州纪程图记》与李民寏的《建州闻见录》等书中，均有翔实地记载。据作者目睹，建州女真以农业生产为主，因靠近辽东汉人地区，故其经济最为发达。海西女真次之，虽离汉人地区稍远，农业生产也占主要地位，渔猎生产已降为生活资源的补充。在努尔哈赤率领女真人进入辽东以后，生产生活方式又为之一变，农业生产成唯一生活之资，渔猎已从生产中退出，已失原有的经济意义，逐渐变为满洲贵族的一种消遣娱乐活动。皇太极即汗位后，将农业生产置于首要地位，一直强调农业生产不容忽视。他指出“工筑之兴，有防农务”，下令筑城修边墙的工程停下来，将劳动力用于农业。[43]规定：如“滥用民力，致防农务者”，其“该管牛录章京、小拨什库等俱治罪”。 [44]天聪三年（１６２９）六月，他训诫诸贝勒大臣：“我国当竭力耕织，衣食足，又何求乎？” [45]
天聪七年春，皇太极给基层官员牛录额真发下一道指导农业生产的长篇谕旨：“田畴庐舍，民生攸赖；劝农讲武，国之大经。”以下，具体指示，如，“洼地当种梁、稗，高田随所宜种之。地瘠须加倍壅，耕牛须善饲养……”文字稍多，不便全引。他不仅阐明农业之重要，又具体说明“树艺之法”即耕种之法，还针对存在的问题，规定农耕的具体政策。[46]一个原渔猎传世的民族，对农业如此重视，又懂得操作农业之法，正好说明女真人生产生活方式的完全转变。即使没完全转变前，女真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与蒙古人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可同日而语。就其“民族特质”而言，游牧民族与渔猎民族多有不同，若与农耕民族相比，更是风马牛不相及。这些，应该是民族学或民族史的普通常识，号称“新清史”者何以不知？把渔猎民族满洲硬说成是游牧民族，是不懂呢，还是另有深意？这只有“新清史”们自己来回答了。
既然民族不同，一个生活在今辽东东部山区，一个世代生息在今内外蒙古大草原，何以“同质”？“新清史”所称的“民族特质”是什么？应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解读，“特质”应指一个民族的品格、文化素养、文明程度、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及本民族文化特色，等等。“新清史”们并未说清楚满洲“特质”的内涵，连国内鼓吹“新清史”的学者对此不了了之。无须我们争辩，还是让满洲人自己来回答吧。
满洲的“民族特质”，皇太极把它概括为骑射、国语、服饰。他认为保持本民族的这些特质，是关系本民族存亡和能否战胜明朝的大事。满洲的先世，原以渔猎为生，人人精于骑马、射箭，故其骑射成为世代传承的一项基本技能。即便渔猎在社会生活中退居次要地位，但骑射在军事上不可忽略，仍是满洲人制胜的技能。皇太极告诫他的臣民：骑射“系我国制胜之技，何可不努力学习耶？”崇德六年（公元１６４１年）二月，他对诸王贝勒说：“我国所恃，全在于射艺”，你们要相互激励，互相劝勉，不废骑射。他又强调：“我国武功，首重习射。”他要求诸王贝勒：“尔等何不亲率人习射耶。”“如不执弓习射”，必治以罪。[47]与骑射生活相适应，便是满洲的服饰与明朝汉人宽袍大袖不同，其服饰的特点是，紧身窄瘦的缨帽箭衣。这种服饰，十分便于骑马，上下翻飞，不受服装之限；疾驰射箭，紧身束腰之装，更提供方便。在战场上，比之明军之装，尤见其优越性。但到了辽东地区，一些满洲王公贵族忽然觉得明人即汉人的服装比满洲的更好，开始仿效明朝服饰。这种风气，在满洲平民中也时兴起来，废弃本民族服饰，衣冠变肥大。这时，有些大臣直接向皇太极建议，改制满洲服饰，袭用汉装。皇太极意识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立即下令制止。崇德元年（公元１６３６年），他召集诸王大臣，阐述服饰、语言为祖宗旧制，包括骑射，不可更改，更不可废弃。他举金朝为例，衣服变了，语言也废了，又忘其骑射，终致亡国。我为万世子孙计，以金亡为戒，岂有变更之理。[48]三年（公元１６３８年）七月，皇太极专为此制定法令：有仿效他国（指汉及其他民族）衣冠、束发（留头发）、裹足者，均治以重罪。[49]前已规定：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俱照满洲式样，不得穿用明朝衣冠。[50]此即剃发易服，早在关外时已实行。皇太极强调服饰之重要，用以保持满洲民族之特色，与汉族相区别，是满洲独立存在的重要保证。清定鼎北京，贯彻皇太极的遗策，下令汉族官民一律剃发易服，在汉人身上打上满洲民族的文化印记，有利于巩固满洲的统治地位。
民族与民族相区别的最显着的标志，莫过于语言文字。满语与满文就是满洲的最重要的“民族特质”之一。皇太极尤其视为满洲与国家命运攸关的根本大针。为此，他在汉人聚居的辽东地区推行“满语化”，一项重大举措，即于天聪八年（公元１６３４年）四月发布一长篇旨令，他说：“朕闻国家承天创业，各有制度，不相沿袭，未有弃其国语，反习他国之语者。事不忘初，是以能垂之久远，永世弗替也。蒙古诸贝子自弃蒙古之语，名号俱学喇嘛，卒至国运衰微。今我国官名，俱因汉文从其旧号……”“朕缵承基业，岂可改我国之制而听从他国。嗣后我国官名及城邑名，俱当易以满语，勿仍袭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备御等旧名，凡赏册书名，悉为厘定：……一等总兵官为一等昂邦章京，二等总兵官为二等昂邦章京……一等副将为一等梅勒章京……一等参将为一等甲喇章京，二等参将为二等甲喇章京……”[51]
以下，他逐一提出游击、备御、旗长等官职名都改为满语名。改城名，沈阳改为“天眷盛京”；赫图阿拉城，为努尔哈赤建国之都，改称“天眷兴京”。他强调，改名后，“俱照我国所定者称之。若不遵新定之名，仍称汉字旧名者是不奉国法，恣行悖乱者也，察出决不轻恕。” [52]辽东地区从来就是华夏———汉人的聚集地，其地名皆系汉文汉语，在被其他少数民族如高句丽占据其地时期，也未曾改过名称。至皇太极以满语改辽东地名，又把努尔哈赤时引用明朝军政官职名一律改用满语名，如同剃发易服，推行“满语化”，意在保持满族的民族“特质”。上述所引，实际是皇太极为在辽东地区推行满语而立法为“国法”，如违规定，以“恣行悖乱罪”论处。从皇太极为满语立法，可知满文满语对于满洲保持其民族特质尤具特殊重要的意义。皇太极所论满洲骑射、服饰与语言，便构成了满洲民族的基本“特质”。清朝入关后，生活在广大的汉人之中，仍然力图坚守本民族特质。从顺治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以骑射、语言、服饰为国策，一再督导不可改变。到嘉庆时，他还说：“我朝列圣垂训，命后嗣无改衣冠，以清语、骑射为重。” [53]直至清末，尽管满洲的“特质”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也从不言放弃。
满洲除上述三方面“特质”，是否还有其他特质呢？回答是肯定的。例如，满洲人淳朴、服勤、尚武、务实、耐苦等等，也是她的重要特质。乾隆帝告诫满洲旗人：“不可尽忘淳朴服勤之旧俗。” [54]这些，与游牧民族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不同”则是主要的区别。不必逐一对比，可知满洲作为一个渔猎民族所具有的特质，与游牧民族如蒙古民族的特质显着不同。“新清史”将两个不同的民族混为一谈，是完全错误的做法。如前已指出，“新清史”明指满洲不是向汉人学习，而是向蒙古人学习，汲取了蒙古族的文化，云云。明明是满洲向汉人学习到所有方面，史实、事实，俯拾皆是，为世人所公认，连满洲自己也从不隐晦。试问：满洲从蒙古学到了什么？满洲进入中原，君临天下，所学所用，有多少是从蒙古人那里学来的？“新清史”不顾事实，随意妄说，无非一个目的，就是他们所宣称：“去中国化”、“去汉化”，必然激起中国大多学者的强烈反对。
由此相联系的一个问题是，满洲向汉族学习，是否“汉化”了？这是清代满汉关系中的一个实际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长久以来，中国学者认同这个说法。而今，“新清史”们公然否认满洲“汉化”，就是说，满洲保持她的“民族特质”，不曾被“汉化”。这种说法，纯属无知之谈，不值一驳。所以，写到这里，不再理会，不需浪费笔墨来做无谓之争。现在，需要讨论所谓“汉化”的问题。
“汉化”的说法，似已约定俗成，没有疑义。若深入考察，便会发现：“汉化”的提法并不准确，一是与历史未尽相合，二是在理论上也存有明显缺失。从人类文化史的发展可知，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其文化交流从来是双向的，即使先进的、文明的民族与落后的甚至是野蛮的民族，或者是先进国家与落后的国家，两种或数种不同的文化也必然是双向流向，相互吸收，相互影响。这是文化发展的规律，不可更改，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非本文所能容纳，无须举证，就以满汉文化的关系为例。所谓“汉化”，就是强调汉文化对满洲的影响，已改变了满洲文化的形态与内涵，也就改变了满洲的自身。那么，满文化对汉族有何影响？对汉文化有何改变，或者说，为汉文化增添了哪些新内容呢？历来研究者几无人问津，很少论及。这就在理论上违背了“文化双向”流动的规律。显而易见，“汉化”说是站在汉族立场，惟汉族为大，只看到汉文化“流向”满洲，却看不到满文化也同样流向了汉族之中。如此处理满汉民族关系，既不符合事实，更欠公正。所以，“汉化”单方面强调汉，而无视满洲的文化影响，是不可取的。依据“文化双向”的规律，正确的说法，应是满汉“互化”，即满洲“汉化”，汉族“满化”，无须解释，不言自明。“互化”说，既体现了理论上文化“双向”的规律，也体现民族平等，更符合历史实际。有关满洲“汉化”已被学者们一再证明，本文无须再重复论证，不妨只举一例。这是发生在入关前的事，更能说明问题。
后金天聪四年（公元１６３０年）十月，皇太极颁布一条法令：今后凡娶继母、伯母、婶母、弟妇、姪妇，要永行禁止。法令虽下，在满洲社会中未得完全执行，因而还未能根除。迟至崇德元年（公元１６３６年）五月，皇太极再次重申：严禁族内婚，自今以后，不论谁人不许娶庶母与亲族中伯母、婶母、嫂子、姪妇。皇太极强调：若不遵法，族中再娶者，视同奸淫之例问罪。[55]满洲盛行亲族内婚姻，本是民族的文化传统，已成风俗习惯。如当时朝鲜人所见：满洲“嫁娶则不择族类，父死而子妻其母。” [56]这一风俗，也在北部游牧民族中盛行。在汉族中早已禁绝，视此等行为是乱伦，大逆不道。进入辽东汉人地区后，满洲接触了汉文化，才意识到：本民族婚姻习俗不合人伦，遂向汉族学习，立即纠正。此即满洲“汉化”的一个显着的例证之一。孔子本是汉人的“圣人”，也被满洲奉为本民族的“圣人”。清入关前就已开始供奉孔子。如，崇德元年（公元１６３６年）八月，皇太极派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致祭“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前”，附祭孔子的弟子颜子、曾子、子思及“亚圣”孟子“配享。”[57]这又是满洲“汉化”的典型事例，表明满洲与汉族文化一体，归入一家。这方面的事例举不胜举。本文的第二部分已包含了满洲“汉化”的内容，这里不必再罗列事例了。
满洲“汉化”是铁的事实，无可否认。但从汉族方面看，是否也“满化”了呢？回答同样是肯定的。无须举多少事例，仅举几例，能说明观点就足够了。
例一，从入关前，到统一全国后，实行剃发易服，汉族无论官民、无论男女、无论大人、小孩，无一例外，全部改换服饰，按满洲的民族服饰制作。汉族自有本民族的服饰，各朝各代虽有变化，但基本模式却沿袭下来，形成了汉族的服饰传统，如文化传承，明代汉人服饰与宋与唐，乃至与汉，皆无明显变化。因此，变易一个民族的服饰，就是改变传统，就是放弃本民族的文化而服从他族的文化。汉人自古以来男人留发、束发制，已成千百年传统，无可更改。但满洲就改变汉人的这一习俗，剃发留辫。查查历史，在清以前，有哪一朝哪一代改变过汉人的这一传统？没有一个朝代这样做过。即便是元、辽、金、北魏、西夏等少数民族主宰中国或部分地区，也未曾做到。唯有清代的满洲做到了，而且做得完全彻底，一直到清亡，满洲服饰与剃发不得不变。延续到民国，甚至建国初期，在农村，或部分地区仍保留着。剃发易服延续如此之长久，恰好证明清朝满洲人的做法取得了完全成功。剃发易服，彻底改变了汉族千百年来的传统与习惯，代之以满洲的文化习俗，并且与清朝相终始，真正融入汉族的文化，最终变为它的一部分。这就叫“汉族满化”。在清以前，有哪家少数民族王朝能做到？就连元朝蒙古那么强大，也不曾改变过汉人的文化传统。如上述，清入关前，在辽东汉人地区，除了剃发易服，皇太极下令用满语改变地名、用满语改官职名。这是在局部地区实行“满化”，当无疑问。
例二，改变明的传统官职，增加满洲新定之制。如，议政王大臣会议，创制于清入关前，是满洲人的制度创造，在统一全国后，仍存在了百余年。六部首脑尚书行满汉复职制，即每部各设满尚书与汉尚书各一人。军事组织，实行八旗制，分满洲、汉军、蒙古，各设八旗以统之。部分官名，如八旗旗长、副职，以固山额真、梅勒章京名之，入关后，分别改为汉文习惯，称为都统、副都统。此称应是满汉融合的产物。还有封爵名， 皆以满语名之， 与汉之公侯伯子男相对应。
例三，改变汉族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千百年所行传统的羁縻制的管理体制。汉族王朝对少数民族一般实行“官其酋长，因俗而治”。和平时行朝贡，战争时以武力挞伐，除此无良策，故“三北”外患、西南动乱难以消除。清之满洲行八旗制于蒙古，进而发展成盟旗制，伴之以联姻，便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蒙古长治久安。在东北、西北、西南及西部边疆地区，因地制宜，设置不同的行政管辖机构。秦始皇首创郡县制，２０００年后，才由清朝最后完成在边疆推行郡县制，使边疆与中原进入一体化的时代。
例四，满洲“同化”汉族，一个最根本的改变，就是思想观念主要集中在民族观念，发生了划时代的转变。自孔子提出“华夷之辨”，秦汉以降，历朝历代无不奉此为治国宝典，坚持“内中国，外夷狄”，以夷狄“非我族类”[58]，不可同日而语。如朱元璋明太祖宣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治夷狄，夷狄居（长城）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治天下也。” [59]这就是千百年来不变的传统观念，这在士大夫包括上层统治集团尤其根深蒂固，牢不可破。
还在入关前，皇太极时，满洲人就提出新的民族观念，以皇太极为代表，首倡“满蒙汉一体”说，力主三族同列同等，“毋致异同”，打破汉族“独大”的传统观念，创立一种新的民族观。入关后，其子孙继承并进一步发展这一新观念。如前论，康熙帝废长城，撤藩篱，实现“内外一家”、“天下一家”；雍正帝从理论上大破“华夷之辨”，阐述“中外一家”的“大一统”的新理论。此论是满洲人对新“大一统”的精确阐述，是对清百年来政治实践的理论总结。这一理论彻底改变了汉族及其王朝的旧民族观，标志中国的“大一统”、民族“大一统”已发展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
与此相关的是，满洲以其民族“特质”，即淳朴、敦实、求实政、求实效等务实精神，也化解了明末以来汉族士大夫尚空言、虚文的恶劣风气。一句话，满洲人一入关，就努力在思想上拨乱反正，批判并否定王阳明的脱离实际的“心学”，建立务实的理学，把汉士大夫从“心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社会风气为之一变。满洲入关，散居全国各地，与汉族共处２６０多年，如加上入关前时期，长达近３００年。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满洲把她的文化的一切方面深深注入汉文化之中，变为汉族的观念意识形态。满洲对汉族的“满化”无处不在，以上所列，已足以说明满洲“满化”了广大汉人。以往满学研究几乎无人论证汉族“满化”的问题，这不能不是满学研究的一个明显缺欠。
可以肯定，有清一代，满汉“互化”也包括蒙族的“满化”与“汉化”，形成中国文化与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互化”就是民族相互认同，相互包容，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其结果，满洲及满文化与汉族及文化融为一体，即满洲中有汉文化，汉族中有满文化。“互化”的过程，亦即满汉两民族融合的过程。满汉融合，实际也是自古以来中华各民族不断融合的一个缩影。因此，满汉融合不愧为中华民族融合的典范。据此认识，可知研究清代满汉“互化”与融合，实具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的借鉴意义。
以往的满学或清史研究，只论满洲“汉化”，忽略汉族“满化”，显然是片面说法。本文论证满汉认同与“互化”，是否正确，期待诸方家指正。
［责任编辑： 王德明］
[1] 定宜庄，欧立德．２１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Ａ］．历史学评论（第一卷）［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１１９．
[2] 欧立德．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Ｊ］．读书，２０１４，（１）．
[3] 详见拙文：“新帝国主义史学”标本———评“新清史”［Ｎ］．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５－４－２０．
[4] 五帝本纪［Ａ］．史记（卷一）［Ｍ］．
[5] 左传［Ｍ］．昭公二九年．
[6] 东夷［Ａ］．后汉书（卷八五）［Ｍ］．
[7] 东夷［Ａ］．后汉书（卷八五）［Ｍ］．
[8] 勿吉传［Ａ］．北史（卷九四）［Ｍ］．
[9] 勿吉传［Ａ］．北史（卷九四）［Ｍ］．
[10] 北狄传［Ａ］．旧唐书（卷一九九下）［Ｍ］．
[11] 世纪［Ａ］．金史（卷一）［Ｍ］．
[12] 唐括安礼传［Ａ］．金史（卷八八）［Ｍ］．
[13] 清太宗实录（卷五）［Ｍ］．天聪三年十一月丙申．
[14] 阿萨德．１７世纪中国的普遍性危机［Ａ］．清史译丛（第１１辑）［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４２、５１
[15] 李贡．广宁马市观夷人交易［Ａ］．李辅．全辽志（卷六·艺文下）［Ｍ］．
[16] 昭梿．啸亭杂录［Ｍ］．
[17] 清太宗实录（卷六十四）［Ｍ］．崇德八年正月辛酉．
[18] 清太宗实录（卷五）［Ｍ］．天聪三年十一月丙申．
[19] 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一）［Ｍ］．天聪八年十二月壬辰．
[20] 清太宗实录（卷一）［Ｍ］．天命十一年九月丙午．
[21] 东华录［Ａ］．崇德三年七月；清太宗实录（卷四十二）［Ｍ］．崇德三年丁丑．
[22] 清太宗实录（卷五）［Ｍ］．天聪三年十一月乙酉．
[23] 清太宗实录（卷一）［Ｍ］．天命十一年九月丁丑．
[24] 清太宗实录（卷四十二）［Ｍ］．崇德三年七月丁丑．
[25] 张百煕传［Ａ］．清史列传（卷六十一）［Ｍ］．
[26] 清世祖实录（卷五）［Ｍ］．顺治元年五月癸巳．
[27] 福格．听雨丛谈（卷三）［Ｍ］．
[28] 清世祖实录（卷一五）［Ｍ］．顺治二年四月辛巳．
[29] 清世祖实录（卷九〇）［Ｍ］．顺治十二年三月．
[30] 职官·序［Ａ］．清史稿（卷一一四）［Ｍ］．
[31] 清世祖实录（卷五）［Ｍ］．顺治元年六月壬申．
[32] 清世祖实录（卷一三）［Ｍ］．顺治二年正月丁未．
[33] 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七）［Ｍ］．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
[34] 清世祖实录（卷一九）［Ｍ］．顺治二年七月庚戌．
[35] 清世祖实录（卷九）［Ｍ］．顺治元年十一月辛酉．
[36] 清世祖实录（卷十五）［Ｍ］．顺治二年三月庚寅．
[37]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五）［Ｍ］．顺治三年四月乙酉．
[38] 清圣祖实录（卷三十五）［Ｍ］．圣祖十年二月．
[39] 昭梿．啸亭杂录（卷一）［Ｍ］．
[40] 清世宗实录（卷一三〇）［Ｎ］．雍正十一年四月巳卯．
[41] 李治亭．“新帝国主义”史学标本［Ｎ］．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５－０４－２０．
[42] 清世宗实录（卷二十二）［Ｍ］．雍正二年七月甲子．
[43] 清太宗实录（卷一）［Ｍ］．天聪元年九月两子．
[44] 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三）［Ｍ］．天聪九年三月戊辰．
[45] 东华录［Ｍ］．天聪三年六月．
[46] 清太宗实录（卷十三）［Ｍ］．天聪七年正月庚子．
[47] 东华录［Ｍ］．崇德六年二月；清太宗实录（卷五十四）［Ｍ］．崇德六年二月己未．
[48] 清太宗实录（卷三十二）［Ｍ］．崇德元年五月．
[49] 东华录［Ｍ］．崇德三年七月．
[50] 清太宗实录稿本［Ｍ］．辽宁大学历史系印本，１９７８：７．
[51] 清太宗实录《卷十八》［Ｍ］．天聪八年四月辛酉．
[52] 清太宗实录（卷十八）［Ｍ］．天聪八年四月辛酉．
[53] 清仁宗实录（卷三二四）［Ｍ］．嘉庆二十一年十一月甲寅．
[54] 清高宗实录（卷五七六）［Ｍ］．乾隆二十三年十月癸丑．
[55] 清太宗实录稿本［Ｍ］．辽宁大学历史系印本，１９８９：６～７．
[56] 李民寏．建州闻见录［Ｍ］．辽宁大学历史系印本，１９８９．
[57] 清太宗实录（卷三十）［Ｍ］．崇德元年八月丁丑．
[58] 刘元海传［Ａ］．晋书（卷一〇二）［Ｍ］．中华书局校点本．
[59] 张德信．谕中原檄［Ａ］．洪武御制全书［Ｍ］．合肥：黄山书社，１９９５：２６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