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修史工作的不同路向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历史-修史工作的不同路向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修史工作的不同路向

如果打算研究清代经世之学，大约就不能离开《切问斋文钞》和《皇朝经世文编》两部着作。当然，这还不能令人满意，此外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在我们的视野之内。或者也可以说，吾人尚未脱离清末以来的老的学术研究框架，其中应当反省之处还有不少。
一般认为，陆燿的《切问斋文钞》是十八世纪清代经世学的开创之作，并深刻的影响了《皇朝经世文编》。但影响陆燿的是些什么人和什么着作呢？有一些证据表明，在他之前，可能不是明代的几套《经世文编》（说他不知道它们似不大可能），而是陆世仪的《思辨录辑要》，影响最大。
陆世仪（1611～1672），是明末清初的理学大儒（程朱派），虽当时影响不及顾炎武等，但也偿被称“为朱子后一人”（《思辨录辑要》张伯行序）。在《四库全书提要》里，纪晓岚说他“主于施行实政，不空为心性之功，于近代讲学之家最为笃实”；他主张：“今所当学者，正不止六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于用世，不可不讲。俗儒不知内圣外王之学，徒高谈性命，无补于世，所以来迂拙之诮也。其言皆深切着明，足砭虚憍之病。”所以清末刘师培论清代“学术统系”，于“经世之术”中，首举陆世仪，并列举了“闻世仪之风而兴起者”若干人，如陆燿、储大文等（《清儒得失论》）。梁启超说，陆氏教学和着名经世学者颜元学风有点相类；颜、李诸人对他都很推重云云（《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于此可见，我们要重新梳理清代（尤其是十八世纪）经世之学，还有许多功课要作，可能还有许多一向被忽视了人物，没有读过的史料，需要开发。
这且搁下不提。在陆氏着作中，有许多针对当时弊病而提出的政治见解，如“省兵”，如“永不起科”、“赋额不易”，如“无役”，如“赋出于田”，如“废黄册”，如查报户口，如重仓储，细细想来，哪一个不是清朝后来“照做”的呢？其中一部分成为了清初定制，一部分则为乾隆朝实行。而且，就是所谓“治国之道贵密，治天下之道贵疏”（以上见《思辨录辑要·治平类》），恐怕也不是徒托空言，而与乾隆实政有关呢。
特别是所谓“井田、封建”，以及“三代之治”，其同学弟马负图说，“井田封建等制，初非大儒所不能言，至于划一变通，使古今皆可确见施行者，即大儒鲜有能言之者矣。天生桴亭，是曾子以下六七子之灵之所凭依，以光大吾孔子之传者也”（《思辨录辑要·序》）。中国传统原本奉前人为榜样，而不以未来为标的。这些“复古”的做法，岂不正是乾隆初政追求的目标之一（参见高王凌《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
我也由此想到，我过去的许多研究，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其实还没有“入门”。那些东西（主要是社会经济史），也不能说都“错”啦，因为无论“经济学”还是“经济发展”的概念，都是由西方传来，中国传统是不大看重的；既由外来，“强加”在古人身上也不为“大过”，那些遗产也很有价值，值得总结（甚至不用现代观点打通了看，可能就总结不出来）。但是那却不是古人自己的观点，不是“儒家语境”的自身解释，——作学问，不作到这一地步恐怕是不行的。
钱穆先生曾说：研究历史有两种观点，一是“历史意见”，一是“时代意见”：“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需知道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这些意见，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我将称之曰历史意见”。“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求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又说：“我们此刻重视这些历史意见，其意正如我们之重视我们自己的时代意见般，这两者间，该有精义相通”（《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前言》）。
这一问题，正涉及了我们今天修史的基本立场和道义原则。对于某史，此刻该不该修，如何去修，难道还有什么“道义”问题存在？有人会这样质疑，我却觉得还是有的。比方说，已多年没有修过正史，大家都没有经验，难道没有一个该怎么修的问题，值得好好讨论一番？我想，起码有一点可以强调的，那就是要尊重“当事人”，尊重“古人”的意见，好好听听当年那些人是怎么想的，本人到底有什么意见，他们对自己行为的解释。万不可一上来，还没怎么着呢，就大帽子四下翻飞，旧帽子之外加上一堆新帽子、新新帽子，那我们算是干啥呢？
最近读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感觉许多同意他的地方。汪晖是一个新派，不管是“后现代”，还是“先锋派”也罢。据说他正是不满意仅有那些“时代意见”（否则怕是再多几派也没啥关系），而寻求这样一个回到“历史意见”即原有解释的路向。用他的观点来看，乾隆初年政府讨论“田制”（均田、限田），当是“复古”，在粮政上的那些措施，又何尝不是追寻“三代”呢！这是我读书的一点点体会，不管是否“歪批三国”，愿于此就正于大家。
（资料来源：《中国出版》200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