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榭山房集-“扬州二马”对雍乾间文化事业的贡献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樊榭山房集-“扬州二马”对雍乾间文化事业的贡献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扬州二马”对雍乾间文化事业的贡献
明代中叶，徽商开始称雄于中国商界，成为与晋商齐名的重要商帮。清代前期，徽商势力达到了高峰，执商界之牛耳。他们拥有巨额的资金，以经营盐、典、茶、木为大宗，其所营可谓“无业不居”，其足迹可谓“几遍宇内”。长江中下游一带向有“无徽不成镇”之谚。在扬州的徽籍盐商，既是明清时期两淮盐商中的主要势力，也是整个徽商的中坚力量。
徽商巨擘的崛起是明清社会经济史上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徽州盐商在文化上的建树也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1] 梁启超就认为，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对于干嘉时期清学全盛的贡献，与南欧巨室豪贾之于欧洲文艺复兴，可以相提并论。他指出：“欧洲文艺复兴，固由时代环境所酝酿，与二三豪俊所浚发，然尚有立乎其后以翼而辅之者。……意大利自由市府之豪商阀族，皆沾染一时风尚，为之先后疏附，直接间接提倡奖借者不少，故其业益昌。清学之在全盛期也亦然。……淮南盐商，既穷极奢欲，亦趋时尚，思自附于风雅，竞蓄书画图器，邀名士鉴定，洁亭舍丰馆谷以待，其时刻书之风甚盛，……固不能谓其于兹学之发达无助力。与南欧巨室豪贾之于文艺复兴，若合符契也。”[2]
梁启超的评价总的来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淮南盐商中，也有人“贾而好儒”，“亦贾亦儒”，他们的结交儒林，慷慨资助，并非附庸风雅，而是出于志同道合，热心向学，振兴文化事业。在此，我们以扬州盐商马曰管、马曰璐兄弟为例，就徽商对清代文化事业的贡献作进一步的考察。
一、“扬州二马”的家世和生平
1、“扬州二马”的故乡
《清史列传·文苑传》记载：“马曰管，字秋玉，安徽祁门人，原江苏江都籍，诸生，候选知州。性孝友，笃于学，与弟曰璐互相师友，俱以诗名，时称‘扬州二马’，比之皇甫子浚伯仲。”[3] 这段话既说明了“扬州二马”之称的来历，也肯定了他们在清代文化史上的地位。
“扬州二马”的故乡是安徽省祁门县。祁门属徽州府。徽州，地处安徽南陲的黄山白岳之间。北有云烟缭绕的黄山迤逦而去，南有峰峦迭嶂的天目山绵延伸展。秀丽的新安江和阊江将她与浙江、江西相沟连。她由歙县、休宁、绩溪、祁门、黟县和婺源6个县组成，府治在歙县。
徽州多山，群峰环绕，山谷崎岖，云遮雾障，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这就使她成为一个乱世避难的桃源世界。东晋、南朝以来，北方士族为避战乱纷纷南迁，入居徽州。两宋之际，大批士族涌入江南，形成又一次人口南迁的高潮。徽州山多地少，生产的粮食不足以供徽州所居之人口，于是经商之事业起。千百年来，徽州以“商贾之乡”着称于世。徽州人“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业贾者什七八”。
入居徽州的北方士族带来了治儒学的家风，使徽州“十家之村，不废诵读”，人文之盛，胜于他邑。南宋以后，这里因是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故里，儒学更是深入人心。史载：“新安为朱子阙里，而儒风独茂。”[4] “自井邑田野，以至深山远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5] 因此，徽州又被称为“东南邹鲁”、“文献之邦”。
徽人对朱熹极为崇拜，程朱理学渗透于徽州社会生活之中。朱熹的思想和言论，成为徽人思想和行动的准则。奔走于四方的徽商也不例外，他们在各经商地建立的徽州会馆中都崇祀朱子便是明证。加之，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主要以功名、官位和文采决定威望与地位高下的社会。“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在这种价值取向下，因从贾而囊丰箧盈的商人，急切地希望以财富弥补社会地位和个人声望。因此，徽商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贾而好儒”。
明清时期，徽商“贾而好儒”的表现形式是非常丰富的，至少包含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由于徽州是一个文化发达的地区，在氤氲儒学的氛围中出现的徽商，大多具有不同程度的文化知识和儒学素养。他们有的自幼读书，弃儒从商后没有忘情于儒业，贾而兼儒；有的先贾后儒，儒贾结合。
例如章策，父亲在浙江兰溪经商，12岁时，他随父亲来到兰溪，拜名儒赵虹桥为师，攻读举子业。他聪慧好学，心存远志，读书辄解，深得老师的器重。18岁时，因父亲病逝，不得不弃儒从贾，子承父业，往来兰溪、徽州之间行商。身处商场的章策，“虽不为帖括之学，然积书至万卷，暇辄手一编，尤喜先儒语录，取其有益身心以自励，故其识量有大过人者”，[6] 且多才多艺，善草书，精音律。
又如鲍光甸，“生而颖异，器识过人，弱冠通经史，以食指浩繁不克竟举子业，遂务盐筴于淮扬。生平仁厚，诚悫古道，自期周急拯危，不鸣其德。……性喜古砚旧书，暇则博考图书，并工书法。”[7]
再如汪应诰，自小读书，但几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未成功。于是远离家乡，服贾于闽越。然而，“好读书其天性，雅善诗史”，并亲自执教儿孙辈，“居家传子一经，课以制举业。长已蜚英辟雍，季则誉重庠序，暨孙若曾，弦诵之声相闻也。”[8]
“业儒”出身，从贾后，好学不倦，保持儒商风范者，在徽商中比比皆是。先贾后儒，从商后努力提高文化修养，成为一介儒商者，在徽商中也屡见不鲜。例如，“吴自亮，字孟明，歙西长林人，业鹾两淮。幼时器识过人，未及成童即身任劳苦，谋甘旨之供。然勤学好问，夜必篝灯诵读，经书通鉴，能晓大义。”[9]
徽州人善于处理从贾与业儒的关系，正如他们自己所言：“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响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10] 贾儒结合，迭相为用，成为徽州地区普遍的价值取向。徽州人的厅堂里出现了这样的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
（二），徽商在经营过程中，大多受到儒家思想的支配，“以儒术饬贾事”，讲求商业信誉，生财有道。
经商需要文化，自古皆然。明清时期，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已发展到高峰阶段，市场更为扩大，交易更为复杂，行业内外的联系更为密切，这就对商人的判断力、组织管理才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徽商多为弃儒从贾，从贾后又不断学习，其文化知识和儒学素养明显高于其它商帮，这是他们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商业成功的文化优势。
有文化的人，易于学得计然术。徽商大多熟悉儒家的“治生之学”，有敏锐的商业眼光，善于审时度势，正确地选择经营方向和地点，客观地分析供求关系，及时地判断取舍进退，精确地计算收支得失，从而获得厚利。例如黄镛，少时绩学业举，志存经世，后来弃儒经商，转贩于闽、越、齐、鲁之间。他“克洞于天人盈虚之数，进退存亡之道”，所以获利甚多，“赀大丰裕”。又如吴彦先，从商之暇浏览史书，与客纵谈古今得失，即宿儒自以为不及，因而受到群商的拥戴，一切营运必奉其筹划。他不负众望，常常“权货物之轻重，揣四方之缓急，察天时之消长，而又知人善任，故受指而出贾者利必倍”[11]。
徽商大多崇尚儒家的义利观，讲求商业道德，诚信为本，义中取利。他们认为，商人“职虽为利，非义不可取”，“诚招天下客”，“无信不立”。因此，在经营活动中，他们提倡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以诚待人、重诺守信、互惠互利、拾金不昧等美德，反对投机取巧、坑蒙拐骗等不义的行为。他们还切身体会到，诚信经商有时不一定能立刻致富，但持之以恒必有厚报。放弃眼前一时的“小利”，却能赢得长久的“大利”。对此，他们作过生动的比喻：“钱，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诈生财者，自塞其源也；今之吝惜而不肯用财者，与夫奢侈而滥用财者，皆自竭其流也。……圣人言：‘以义为利。’又言：‘见义不为，无勇。’则因义而用财，岂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裕其源，即所谓大道也。”因此，他们强调：“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12]
（三），徽商在致富之后，倡导“富而教不可缓”，大力振兴文教，热心公益事业。
微商在获利之后，不仅注意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而且重视对子弟的教育。他们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13] 因此，他们在家业隆起之后，立即延师聘教，令子弟业儒，望子成龙。
不仅如此，他们还慷慨解囊助修书院，促进家乡的“儒学之盛”。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从宋代起，书院数量的多少就成了衡量一个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徽州的书院一直十分发达。据有关学者统计，从宋到清，徽州地区共有书院124所（不包括明清时期的书屋、文会），其中宋元所建者47所，明清所建者77所（不包括对前代书院的重建）。[14] 宗族的办学热情和商人在经济上的资助，是明清时期徽州书院发展的强大动力。宗族创办的书院，经费来源出于徽商，似无疑问。其府设、县设书院的经费，主要靠的也是商人的资助。这方面的材料，在徽州的方志、谱牒中俯拾即是。如歙县的古紫阳书院，就是徽州盐商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动支营运项款银建造的。在建造的过程中，因经费缺额，诸商又纷纷捐银，其中鲍志道一人就独力捐银3千两。[15] 再如，婺源的紫阳书院在嘉庆年间的重建过程中，合邑绅商俱踊跃捐献，共捐银3万余两，其中独捐千金者就有18人。这18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婺源商人。
与此同时，徽商也重视和资助寄籍地的文教事业。例如，在扬州业盐的汪应庚，乾隆元年（1736年），见扬州府县学宫岁久圮坏，“捐银四万七千两修治，以二千余金制祭器乐器”。[16] “历三年而后功成，虽曰缮修，实则重建。”“复为久远计，捐金一万三千一十九两，置良田一千四百九十八亩四厘二毫，输之学，以田租变价缴府库，相两学岁修所费支给，其余剩者簿积贮公，于大比时分佽文武试士资斧。”[17]
“贾而好儒”的优良传统，使一些徽商家族人才辈出，世代簪缨。在两淮业盐者尤为突出。例如，郑氏读书世家，族广英多，科甲蝉联，文人辈出。“郑钟山字峙漪，仪征学生，业盐两淮。……子宗彝，进士，官至御史。次子宗洛，内阁中书。”[18]
程氏名门望族，以科第文章显名于世。袁枚曾经指出：“淮南程氏虽业禺策甚富，而前后有四诗人：一风衣，名嗣立；一夔州，名崟；一午桥，名梦星；一鱼门，名晋芳。”[19] 这四人是淮扬一带提倡风雅最负盛名的人物。
汪氏科甲兴盛，仕宦不绝。如汪懋麟，字蛟门，休宁人，入籍江都。“康熙丁未进士，官刑部尚书郎，预修《明史》，以古文诗词推重缙绅间，梓行者甚富。……兄耀麟，字叔定，岁贡生，亦知名士。”[20]
江氏世族繁衍，名流代出。乾隆年间的盐务总商江春，工制艺，精于诗，与齐召南齐名。着有《水南花墅吟稿》、《深庄秋咏》等。其兄弟子侄中，见于《扬州画舫录》记载的着名诗人、艺术家和鉴赏家，就有15名之多。“坛坫无虚日，奇才之士，座中常满，亦一时之盛也。”[21]
据有关学者研究，1371——1643年间，两淮盐商中出的进士多达106名；及至清代，1646——1804年间，产生的进士数为139名。由于两淮盐商的财富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使得有清一代扬州府的进士总数多达349名，而且还出过11名一甲进士，成为国内重要的文化发达地区之一。其中，盐商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22]
在“贾而好儒”的徽州绅商的提倡和影响下，扬州盐商大多风雅好客，喜招名士以自重。巨商大族均以宾客争至为荣。于是扬州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之一，“文人寄迹，半于海内”。“社会对于学者有相当之敬礼，学者恃其学足以自养，无忧饥寒，然后能有余裕从事更深的研究，而学乃日新焉。”[23] 因此，干嘉时期，扬州经学之盛，自苏州、常州外，东南郡邑无能与比。扬州学派应运而生。
与此同时，扬州的诗文之会盛况空前。“邗上时花二月中，商翁大半学诗翁。”乃至当时有“扬州满地是诗人”的说法。扬州画坛成了名流竞逐的大舞台，“扬州八怪”脱颖而出。扬州的图书事业蓬勃发展，癖好古董之风也风靡一时，盐商中有人“彝鼎图书之富”，闻名遐迩。
由此可见，徽商对清代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马曰管、马曰璐的故乡就是徽州，“东南邹鲁”之风的熏陶，历代先贤的榜样，对他们的影响无疑是多方面的、也是深远的。
2、“扬州二马”的家世与生平
马氏是祁门的着姓，其先世为“汉新息侯援，迨宋末造，丞相廷鸾，隶籍鄱阳，生五子，季为端益，始迁婺，再传为真三，始籍祁门，世遂为祁门人”。[24] 马廷鸾的另一个儿子马端临，字贵与，是宋元之际的史学家，元初任慈湖、柯山两书院山长。着《文献通考》，历20余年始成，是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重要着作。马端临是历史文化名人。因此，人们又称：“马氏系出鄱阳贵与先生讳端临后，后迁祁门。”[25]
马曰管、马曰璐兄弟出生于读书世家，史称“世业儒”[26]。曾祖父大级，字碧筠，明朝诸生，“治经有声”。[27] 明清易代之后，他山居读书，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这种不忘故国的节义之举，受到了当地人民的尊敬。“乡里高其节，卒葬皆在祁门。”[28]
马曰管、马曰璐兄弟的祖父承运，迁居于扬州，经营盐业。他“性故宽厚长者，遇事多抗直，以义幅利，以己急人，合古之独行”。[29] “康熙间设厂赈粥”。[30] 此后，“马承运以孙曰管捐职赠朝议大夫，配张氏、胡氏、汪氏并赠恭人”。[31]
马承运曾游天长县的乡沟桥，“乐其川原清旷，有终焉之志，乃经营生圹，手植松柏，左林右泉，秉气辟非，青鸟家佥曰吉冢。复买田若干亩，结屋数椽，田将以供祀事，屋所以藏稿秸也。暇时或往，避喧其中，琴言酒歌，若忘其为迁化之宅者，人以为知命。其殁也，竟偃当于是，此马氏之墓所自起也。”[32]
马承运的兄弟承烈，字尔公，“幼遵庭训，中年理盐筴，遂居仪真。言必信，行必果，事亲能养其志，处兄弟极和协，历数十年无间言。学宫颓坏，捐赀修葺，收遗婴，赈荒歉，每好行其德，邑令钦其行谊，礼致宾筵焉。”[33]
马承熙，字尔敬，“博通经史，练达鹾政，构桥海滨，以弘利济；施衣凶岁，以拯孤寒。生平笃于孝友，立身正直，乡党重之，敕授儒林郎，刻《双桥文集》行世。”[34]
马曰管、马曰璐兄弟的父亲谦，字幼撝，太学生，州司马，“幼而笃孝，既早孤，事母汪太君逾谨，起居食息，勿离左右，逮殁，丧葬尽礼，里党咸称之。”[35]
马谦先娶洪氏，继娶陈氏。洪氏生子二，长曰康，次曰楚。陈氏生子二，长曰管，次曰璐。马谦后因曰管而获赠朝议大夫，洪氏、陈氏赠恭人。
洪氏是徽州歙县人洪嘉宾之女，是封建时代典型的贤妻良母。马谦的伯兄马恒早逝，嫂汪氏聘而未行，守贞来归。当时，曰康年幼，曰楚出生仅数月。马谦准备将儿子过继一个给汪氏。亲戚中有人认为不必太急。马谦对洪氏说道：“主兄公之祀，承长姒之欢，何靳一子，不以慰逝者而安生者乎？”洪氏毅然同意，将曰楚过继给汪氏。不料，曰康早夭，洪氏未再生育，膝下无子。但她处之恬然，毫无怨言。后来，马谦继娶陈氏，生了曰管、曰璐等子女，洪氏抚之如己出。
马谦对兄弟十分友爱，对季弟马勋尤为突出。马勋从小到大，拜师、结婚，马谦都全力操办，细致周到。洪氏亦协力相助，情意敦洽，终身无间言。她为侄子相亲，必择清门世德有家法者。送侄女出嫁，不异己女。弥留之际，还握着弟弟的手，泫然不忍别，以谨厚自立相嘱。闻者皆感动而泣。
洪氏的言传身教，对曰管、曰璐颇有影响。曰管兄弟的好友、清代着名诗人厉鹗评价道：“今二子束身修行，折节读书，有声士友间，盖亦恭人之教育有以成之也。”因此，他特为洪氏撰写墓志铭，铭曰：“千秋之乡，峨峨新阡。乐哉斯丘，左林右泉。善之积也，郁而后宣。利其嗣人，振振绵绵。”[36]
曰管、曰璐的生母陈氏出生于江都世族，20岁时嫁入马家。马谦以礼接之，实为簉室。当时马谦因长子曰康早夭，次子曰楚已过继他人，求嗣之心甚迫。陈氏连生二子，令他喜出望外，对这两个儿子充满了父爱之情，望子成龙之意。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马谦去世，享年58岁。临终前，他对陈氏说道：“吾祖碧筠公，前明诸生，治经有声。吾子皆可教，必令其以文学显名。”[37] 陈氏遵夫训，更加重视对二子的教育。“益延名师友，督诲二子以学。曰管、曰璐不以俗学缮性，而志不求时名，清思窈渺，超绝尘埃，亲贤乐善，惟恐不及，方闻有道之士过邗沟者，以不踏其户限为阙事。恭人益庀酒食给仆从，流连竟日夕，以申缁衣之好。勾甬全吉士祖望，吴兴姚文学世钰，钱唐厉征君鹗、陈布衣章，仁和张孝廉熷，皆天下士也，恒主其家，登堂拜亲，申论古义，言泉浚发。恭人从屏后听之，喜曰：‘吾子如此，可以慰先人之志矣。’”[38] 因此，陈氏受到了这些名士的敬重。杭世骏曾为其撰写墓志铭，铭曰：“猗与母仪，洞识本元。提携二雏，笙典珠坟。行仁蹈义，蔚为清门。劬躬有造，下报厥考。奥隅永藏，坤德弥藻。刻辞贞石，求世可道。”[39]
曰管、曰璐的哥哥曰楚，字开熊，自幼过继给伯父。长大后，补邑诸生，贡入成均，候选儒学教谕。其妻汪氏，系福建布政使汪楫之孙女，候选儒学教谕汪寅衷之女。曰楚孝友仁明，性质温粹，博闻勤学，能诗能文。雍正三年（1725年），朋友们在一起作《古钱》诗，他的诗中有“人生天地间，谁得如汝寿”之句。朋友们觉得此乃不祥之句。雍正四年（1726年），曰楚病逝，年仅39岁。葬于天长县乡沟桥的马氏墓地。朋友们深感其年不酬德，良可惋惜。厉鹗为其作墓志铭， “刻铭诗，庶不朽。”[40]
马氏家族中还有一位重要人物，“马荣祖，字力本，曰管兄弟之族也。雍正十年举人，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报罢，后知河南阌乡县。县当秦蜀之冲，与潼关相望。城久圮，荣祖起而新之，创荆山书院。调鹿邑，又创鸣鹿书院，治如在阌乡时。荣祖工古文词，作文颂九十二章，自述并着《石莲堂古文》十三卷”。[41]
另外，《祁门县志》记载：马曰湘，城南人，甘泉籍，康熙五十九年中举，后任湖北保康县知县，升工部虞衡司。[42] 《两淮盐法志 · 选举志》中记载了马氏家族中的两位贡士。“马曰浩，字余若，祁门人，训导。马曰恕，祁门人。”
曰管的舅舅也是一位名人。曰管在《奉题俯斋舅氏<因树楼集>》一诗中写道：“登楼曾忆十年前，正是花繁夜雨天。红白缤纷都是泪，亲闻指说曲阑边。贤良吾舅知名久，孺慕闲居七十春。惭愧牢之难得似，重翻诗卷一伤神。”[43]
综上所述，马曰管、马曰璐兄弟的曾祖父是节义之士，祖父、父亲贾而好儒，乐善好施，母亲是封建时代典型的贤妻良母，亲朋好友中不乏名人，或贾而好儒，或为政有声。这些人的言传身教，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思想、性格和人生道路。
马曰管，字秋玉，别字嶰谷，生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44] 马曰璐，字半查（半槎），别字佩兮，生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45] 兄弟二人相差7岁，终身亲密无间，志同道合。
作为兄长，曰管自幼至性过人，事父母以纯孝称。长大后，德器端凝，不苟言笑。读书时，据案坚坐，矻然如老儒说经，岳岳不可撼。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23岁的曰管回故乡祁门县参加考试，充学宫弟子，后为贡士、候选知州。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父亲去世，曰管承担起了家庭的责任。他善于管理，家业蒸蒸而上。雍干年间，小玲珑山馆、行庵等建筑的先后落成，可以说是马氏家业兴旺的一个标志。与此同时，他热心公益事业，乐善好施。人们称赞他：“以济人利物为本怀，以设诚致行为实务。为粥以食江都之饿人，出粟以振镇江之昏垫，开扬城之沟渠而重膇不病，筑渔亭之孔道而担负称便。葺祠宇以收族，建书院以育才，设义渡以通往来，造救生船以拯覆溺。冬绵夏帐，椟死医羸，仁义所施，各当其厄。”[46]
曰璐对兄长十分敬重，在为人处事上皆以兄长为楷模。兄弟二人手足情深，志同道合。他们在一起考核文艺、评骘史传、旁逮金石文字，互为师友。春秋佳日，结社吟诗，兄弟二人分吟笺、设佳酌，“砚席相随，不离跬步”。[47]
马氏昆仲并擅清才，博览旁稽，沈酣深造，俱以诗名。曰管的诗“缠绵清婉，出入唐宋之间，当世皆知重之。”[48] 曰璐的诗“浏然以清，窈然以深，世之工诗者皆能识之”。[49] 乾隆元年（1736年），清廷开博学鸿词科，曰璐名列荐榜。[50] 但是，他不赴试，继续与兄长一道，在扬州亦贾亦儒，营造出清代文化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观。
马氏兄弟居扬州新城东关街，家有园林曰“街南书屋”。街南书屋有12景，分别名为小玲珑山馆、看山楼、红药阶、觅句廊、石屋、透风透月两明轩、藤花庵、浇药井、梅寮、七峰草亭、丛书楼、清响阁。其中小玲珑山馆最为有名，人们常用它作为整个街南书屋的代称。丛书楼是他们的藏书楼，所藏书画碑版，甲于东南。
马氏兄弟热情好客，四方名士过邗上者，必造庐相访，缟纻之投，杯酒之款，殆无虚日。全祖望、陈撰、厉鹗、金农、陈章、姚世钰等皆馆其家。马氏兄弟与扬州本地人士和客卿寓贤结邗江吟社，林园往复，迭为宾主，寄兴咏吟，联结常课，人比之为“汉上题襟、玉山雅集”。他们以古书、朋友为性命，不遗余力地访书、购书、抄书，孜孜不倦地读书、校书，毫不保守地将丛书楼的大门向学者名士敞开。不少诗人、学者既是小玲珑山馆的座上宾，又是丛书楼的老读者，利用马氏的丰富藏书，完成了自己的学术着述。马氏兄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清代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马氏兄弟贾而好儒，情怀冲淡，但他们毕竟不是生活在世外桃源，也难免遭遇风波。姚世钰曾写有一首诗，名为《秋玉以无妄牵率北去，令弟佩兮趣装侍行，阙为面别，怅然赋诗》。中云：“昨日邀花伴，高馆吟将离（顷昆季招集小玲珑山馆赋芍药诗）。心声岂魄兆，苍黄走京师。”[51] 陈章也在《送嶰谷半查北行》一诗中写道：“垂老缘何事，仓皇惜此行。暮天风杂雨，远道弟随兄。慰藉转无语，扶持空有情。它时报归信，放艇笑相迎。”[52] 姚、陈二人的诗中，都用了仓皇一词，可见此事十分危急。此事发生于何时？据陈章《孟晋斋诗集》排比，应为乾隆十四年（1749年）。因何事牵连北行？现难以考证。好在这场风波不久便平息，兄弟二人得以南归。陈章在《喜闻嶰谷昆季南归之信》一诗中高兴地写道：“记得斜风细雨时，消魂滋味是临岐。事因未定愁难释，信有将归喜可知。莫厌缁尘疲半道，已看黄色起双眉。遥怜感激恩波处，北望长安老泪垂。”[53]
乾隆十六年（1751年），高宗首次南巡。马曰管迎驾，高宗亲问姓名，两赐御书克食，宠遇优渥。同年冬，他入京为皇太后祝寿，在慈宁宫荷丰貂宫纻之赐。作为一名“贾而好儒”的扬州盐商，清廷的上述赏赐，使曰管“感激奋勉，凡遇公家之事，不避艰险”。[54] 但是，他毕竟年过花甲，身体日衰，乾隆二十年（1755年）六月二十一日与世长辞，享年68岁。10多年后，马曰璐亦去世。
清代着名学者阮元指出：“（马氏）征君昆弟业鹾，资产逊于他氏，而卒能名闻九重，交满天下，则稽古能文之效也。当时拥重资过于征君者，奚翅什伯，至今无人能举其姓氏矣。”[55] 这段话可以说是对马氏兄弟生平的一个很好的总结。
二、 在文化事业上的建树
1、 闻名遐迩的丛书楼
丛书楼是马氏兄弟的藏书楼，位于小玲珑山馆之后。清代着名学者全祖望记载道：“其居之南有小玲珑山馆，园亭明瑟，而岿然高出者，丛书楼也。迸迭十余万卷。”[56] 清代着名诗人沈德潜指出：“嶰谷酷爱典籍，七略百家，二藏九部，无不罗致，有未见书，弗惜重直购之，备藏于小玲珑山馆。”[57] 阮元评价道：“（马氏）酷爱典籍，有未见书，必重价购之，”“以故丛书楼所藏书画碑版，甲于江北。”[58] 诗人学者异口同声，充分肯定了丛书楼的规模及其价值。
马氏兄弟皆有吟丛书楼的诗。曰管写道：“下规百弓地，上蓄千载文。”[59] 曰璐写道：“卷帙不厌多，所重先皇坟。惜哉饱白蟫，抚弄长欣欣。”[60] 藏书家的嗜书之情，跃然纸上。
如此丰富的具有学术价值的藏书，得来绝非易事。它是马氏兄弟精心访求，不惜重价，四处购买，雇人抄写得来的。全祖望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我们描述了马氏兄弟嗜书、访书、购书、抄书的情景。他写道：“予南北往还，道出此间，苟有宿留，未尝不借其书。而嶰谷相见，寒暄之外，必问近来得未见书几何？其有闻而未得者几何？随予所答，辄记其目，或借钞或转购，穷年兀兀，不以为疲。其得异书，则必出以示予，席上满斟碧山朱氏银槎，侑以佳果，得予论定一语，即浮白相向。方予官于京师，从馆中得见《永乐大典》万册，惊喜贻书告之。半查即来问写人当得多少，其值若干，从臾予甚锐。予甫为钞宋人《周礼》诸种，而遽罢官，归途过之，则属予钞天一阁所藏遗籍，盖其嗜书之笃如此。”[61]
全祖望将清初几位着名藏书家作了比较，认为：“百年以来，海内聚书之有名者，昆山徐氏、新城王氏、秀水朱氏其尤也。今以马氏昆弟所有，几几过之。”这种状况的形成，既有社会根源，也有个人原因；既有经济因素，也有爱好之别。正如全氏所评：“盖诸老网罗之日，其去兵火未久，山岩石屋，容有伏而未见者。至今日而文明日启，编帙日出，特患遇之者非其好，或好之者无其力耳。马氏昆弟有其力，投其好，值其时，斯其所以日廓也。”[62]
马氏兄弟置身于“康乾盛世”，贾而好儒，嗜书如命，凭借自己饶富的家产和广泛的交往，很快便使丛书楼的藏书甲于江南。他们不仅大力购书抄书，而且注重考订、精心校雠。全祖望曾感慨地说道：“聚书之难，莫如雠校。嶰谷于楼上两头，各置一案，以丹铅为商榷，中宵风雨，互相引申，真如邢子才思误书为适者。珠帘十里，箫鼓不至夜分不息，而双灯炯炯，时闻雒诵，楼下过者多窃笑之，以故其书精核，更无伪本。而架阁之沉沉者，遂尽收之腹中矣。”[63] 全祖望是个严谨的学者，这段话绝非溢美之辞，而是马氏兄弟聚书校书的真实写照。
清代着名学者钱谦益说过：“有聚书者之聚书，有读书者之聚书。”姚世钰认为：“其说既美矣，蒙窃以为未尽也。夫聚书而弗读，犹弗聚也，读而不能行，亦犹弗读而已矣。”[64] 在姚世钰的心目中，马氏兄弟就做到了聚而读，读而行。因此，他写下了这样的《丛书楼铭》：“重屋联边，丛书于间。经史子集，搜罗骈阗。学古有获，非托空言。维孝友于，奉以周旋。三才一贯，百行同源。读书种子，此为最先。仰瞻高楼，遥睇陈编。我揭斯义，如日中天。庆云所获，过者式焉。”[65]
马氏兄弟曾编有《丛书楼书目》，《清史列传》记载：“一时名流交相倾倒。”[66] 可惜，《丛书楼书目》现在无法找到，我们不能窥见马氏藏书的全貌，不能体会《丛书楼书目》编辑之精妙。好在全祖望写过一篇《丛书楼书目序》，似可弥补这一缺憾。
全祖望写道：“乾隆戊午，予为韩江马氏兄弟作《丛书楼记》，于今盖六年矣。《书目》告成，属予更为之序。马氏储书之富，已具见于予记中。吴越好古君子，过此楼者，皆谓自明中叶以来，韩江葛氏聚书最盛，足以掩葛氏而过之者，其在斯乎？予以为此犹浅焉者也。夫藏书必期于读书，然所谓读书者，将仅充渔猎之资耶？抑将以穿穴而自得耶？”
全祖望高度评价道：“马氏兄弟服习高曾之旧德，沈酣深造，屏绝世俗剽窃之陋，而又旁搜远绍，萃荟儒林文苑之部居，参之百家九流，如观王会之图，以求其斗杓之所向，进进不已，以文则为雄文，以学则为正学，是岂特闭阁不观之藏书者所可比？抑亦非玩物丧志之读书者所可伦也。”[67] 由此可见，马氏兄弟不仅聚书丰富、读书刻苦，而且编着有成。
尤为突出的是，马氏兄弟还慷慨地将丛书楼的大门向学者名士敞开。许多人曾到丛书楼借书，不少学者是丛书楼的常客。
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字抱孙，号雅雨山人，工诗文，爱才好士，“尝校刊《干凿度》、高氏《战国策》、郑氏《尚书大传》、李鼎祚《周易集解》及子史等书”。[68] 他常向马氏借书，“因题其所寓楼为‘借书楼’。……赠秋玉诗云：‘玲珑山馆辟疆俦，邱索搜罗苦未休。数卷《论衡》藏秘籍，多君慷慨借荆州’”。[69] 曰管有《题雅雨先生借书图》诗，诗中写道：“会萃书都遍，长须尚往还。高怀轻宦海，绝学寄名山。此地惭题户，谁家足掩关。图成宛转意，终恐一鸱闲。”[70] 盐官盐商，儒雅好学，一时传为佳话。
漂泊寒士姚世钰是丛书楼的常客。他曾满怀深情地写道：“薄游扬州，马秋玉、佩兮兄弟为余置榻丛书楼下，膏馥所沾丐，药物所扶持，不知身之在客也。”[71] 他在丛书楼里读书、校书，获益良多。在《何批唐三体诗跋》中，他就讲述了利用丛书楼的藏书校勘三体诗的收获。他写道：“乾隆辛酉，云中鲍公方官长兴，买得三体诗旧刻，是吴趋书贾誊写，义门校本。汪学山适有此书，属余对勘一过。今年初夏，从马氏丛书楼见新购江村高氏所开，系何批真迹，因复为喆士兄校此。自顾年运而往，于诗学了不长进，惟于何先生书虽屡写而不厌手胝，是亦执鞭欣慕之意，且以知书贾移誊讹脱可笑，未必非一得云。”[72]
久住丛书楼，姚世钰对这里的景物充满了感情。在《丛书楼下井》一诗中，他写道：“丛书楼下多时住，长照澄明一镜淹。冬涤砚辞龟手药，夏浮瓜爱沁脾甘。灌花老圃无晨暮，抱瓮邻人或两三。到处交情还似水，就中性淡是街南。”[73]
对丛书楼的主人，姚世钰是既感激又钦佩。在《题马佩兮桐阴小像》一诗中，他这样写道：“矻矻穷年万卷余，偶来萧洒送居诸。树根片石能分我，咨展君家未见书。”[74]
利用丛书楼里的藏书而着述斐然者，大有人在。厉鹗、全祖望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厉鹗是清代着名的诗人，《清史列传》记载：“鹗搜奇嗜博，馆于扬州马曰管小玲珑山馆者数年，肆意探讨，所见宋人集最多，而又求之诗话、说部、山经、地志，为《宋诗纪事》一百卷、《南宋院画录》八卷。又着《辽史拾遗》，采摭群书至三百余种，常自比裴松之《三国志注》。”[75] 由此可见，厉鹗充分利用了丛书楼的藏书。
《宋诗纪事》和《辽史拾遗》是厉鹗的两部力作，受到时人的好评。《四库全书总目》评价道： “（《宋诗纪事》）全书网罗赅备，自序称阅书三千八百一十二家。今江南浙江所采遗书中，经其签题自某处钞至某处，以及经其点勘题识者，往往而是。则其用力亦云勤矣。考有宋一代之诗话者，终以是书为渊海，非胡仔诸家所能比较长短也。”[76] “（《辽史拾遗》）拾辽史之遗，有注有补，均摘录旧文为纲，而参考他书条列于下。凡有异同，悉分析考证，缀以按语。……采辑散佚，足备考证。”[77]
厉鹗去世之后，马曰璐以沈痛的心情写下了《哭樊榭》诗，其中两句“史收辽散佚，诗纪宋英灵。寂寞丛书畔，高楼剩坠萤”，[78] 肯定了厉鹗利用丛书楼的藏书，完成《辽史拾遗》和《宋诗纪事》的学术成就，表达了马氏兄弟对这位好友的悼念之情。
全祖望的《困学纪闻三笺》等着述也与丛书楼密切相关。《困学纪闻》20卷，宋王应麟着。清代学者阎若璩、何焯对此书“各有评注，多足与应麟之说相发明”。[79] 全祖望对阎、何二笺尚有不满之处，故为之作了“三笺”。在《困学纪闻三笺序》中，全祖望写道：“岁在辛西，予客江都，寓寮无事，取二本合订之。冗者删，简而未尽者则申其说，其未及考索者补之，而驳正其纰缪者，又得三百余条。”[80] 因此，伍崇曜在《沙河逸老小稿跋》中指出：“全绍衣寓（马氏）畲经堂中，成《困学纪闻三笺》。”
《宋元学案》由黄宗羲草创，黄百家和全祖望续修。最初分为《宋儒学案》和《元儒学案》，后来才合而为一。全祖望曾经说过：“予续南雷《宋儒学案》，旁搜不遗余力。盖有六百年来儒林所不及知，而予表而出之者。”[81] 全祖望又指出：“予每客扬州，馆于马嶰谷斋中，则与竹町晨夕。竹町居东头，予居西头。余方修《宋儒学案》，而竹町终日苦吟，时各互呈其所得。”[82] 由此可见，《宋儒学案》的续修成功也曾受益于丛书楼。
值得重视的是，丛书楼的藏书，还为《四库全书》的编纂作出了贡献。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清廷开四库馆，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征书。此时马氏兄弟均已作古，曰管之子马裕继承家业，“恭进藏书，可备采择者七百七十六种”，[83] 是南方藏书家献书最多的四家之一。清高宗十分高兴，三十九年（1774年）五月谕道：“今阅进到各家书目，其最多者如浙江之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两淮之马裕四家，为数至五六七百种。皆其累世弆藏，子孙克守其业，甚可嘉尚。因思内府所有《古今图书集成》为书城鉅观，人间罕觏。此等世守陈编之家，宜俾专藏勿失，以裨留贻。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四家，着赏《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以为好古之劝。”[84] 继之，又赐平定伊犁御制诗三十二咏、平定金川御制诗十六咏、得胜图三十二幅。
清高宗还指出：“今进到之书，于纂辑后仍须发还本家。而所撰《总目》，若不载明系何人所藏，则阅者不能知其书所自来，亦无以彰各家珍弆资益之善。着通查各省进到之书，其一人而收藏百种以上者，可称为藏书之家，即应将其姓名附载于各书提要末。”[85] 因此，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凡马氏所进之书，皆于书名下标有“两淮马裕家藏本”字样。这是对“扬州二马”及其丛书楼的最好的纪念。
2、 享有声誉的“马版”
扬州自唐宋以来即为我国雕版印刷的重要城市。康熙年间，江宁织造曹寅奉旨监刻《全唐诗》成功后，扬州刻书业更成为全国的楷模。
马氏兄弟既有广博的学识，又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不仅富于藏书，而且精于刻书。他们慎选良工，把所藏的善本书籍、金石拓片择要刻印，以广流传。其刻书速度之快、雕工之精、版式之美，均属上乘，世人称之为“马版”。正如《扬州画舫录》所记载：“又刻许氏《说文》、《玉篇》、《广韵》、《字鉴》等书，谓之马板。”[86]
《四库全书总目》介绍过马氏所刻之书，如：《干禄字书》一卷，唐颜元孙撰，“国朝扬州马曰璐得宋椠翻刻之”。[87] 《五经文字》三卷，唐张参撰，马曰璐新刻版本跋云：“旧购宋拓石经中有此，因旧样缮写，雕版于家塾。”[88] 《九经字样》一卷，唐元度撰，“近时马曰璐得宋拓本而刊之，犹属完善。”[89] 《韩柳年谱》八卷，“近时祁门马曰璐得宋椠柳集残帙，其中年谱完好，乃与韩谱合刻为一编，总题此名云。”[90]
为了繁荣学术文化，马氏兄弟不仅重雕古书，而且不惜重金刊刻时人着作。朱彝尊着《经义考》、王士禛着《感旧集》等书，都是由他们刊于扬州，得以流传的。
朱彝尊，浙江秀水人，自少时以诗古文辞见知于江左之耆儒遗老，又博通书籍，顾炎武、阎若璩皆极称之。康熙十八年（1679年），诏举博学鸿儒，以布衣入选，任翰林院检讨。所撰《经义考》共300卷，“仿鄱阳马氏《经籍考》而推广之，自周迄本朝，各疏其大略，分存、佚、阙、未见四门，于十四经外，附以逸经、毖纬、拟经、家学、承师、宣讲、立学、刊石、书壁、镂版、着录，而以通说终焉。”[91] “上下二千年间，元元本本，使传经原委，一一可稽，亦可以云详赡矣。”[92]
朱彝尊曾向康熙进呈《经义考》。康熙称赞道：“朱彝尊此书甚好，……可速刻完进呈。”[93] 然而，因此书规模巨大，囿于财力、物力，朱氏始终未能刻完全书。乾隆年间，马氏兄弟毅然付梓，将此书刻完，使之广为流传。《扬州画舫录》记载：“（朱彝尊）着《经义考》，马秋玉为之刊于扬州。”[94] 阮元称赞马氏兄弟道：“世人愿见之书如朱检讨《经义考》之类，不惜千金付梓。”[95]
王士禛，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顺治十五年（1658年）进士，次年任扬州府推官，康熙年间官至尚书。居官之余，他潜心着述，专攻诗古文辞，被尊为“诗坛圭臬”，一代文宗，当时文人皆知有渔洋先生。他一生着述甚多，尤以诗学为最，不仅创作了数量丰富的诗歌作品，而且撰写了令人瞩目的诗学论着，对清代诗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士禛曾撰有《感旧集》，自序云：“因念二十年中，所得师友之益为多，日月既逝，人事屡迁，过此以往，未审视今日何如。而仆年事长大，蒲柳之质，渐以向衰，岁月如斯，讵堪把玩。感子桓来者难诬之言，辄取箧衍所藏平生师友之作，为之论次，都为一集。”
《感旧集》成书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始终未能版行于世。乾隆十六年（1751年）冬，卢见曾在京城见到此书抄本，爱不释手，高度评价道：“是集自虞山而下，凡三百三十三人，诗二千五百七十二首，遭遇不同，性情各异，而一经先生选次，如金之入大冶，渣滓悉化，融炼一色，洵选家之巨手也。”[96] “其搜剔也，广而不滥；其持择也，约而不遗。窃谓此书传，我朝之诗与人俱传矣。……我朝之诗人，虽不尽于是集，集中名家之诗，亦非是集所能尽，而人之以诗鸣于我朝之初盛，而必传于后者，已囊括而无遗。后先生而起者，如有志于本朝诗选，舍是集将焉归乎？”[97]
时逢马曰管进京为皇太后祝寿，与卢见曾不期而遇。二人谈起《感旧集》，所见相同，一致决定刊刻此书。卢见曾兴奋地写道：“马君秋玉又不期而遇于京邸，不忘久要，慨然任剞劂之事。”[98]
由于此书稿系辗转抄写，讹误较多，为了保证出版质量，马氏兄弟请人再三校雠。卢见曾记载道：“玲珑山馆藏书充栋，所与稽者厉樊榭鹗、陈授衣章，皆博雅君子，幸重检阅，而后授梓。”[99]
马氏兄弟还曾花费千金，为蒋衡装潢所书《十三经》。据《清史列传》记载，蒋衡，字湘帆，江苏金坛人。时吴中书家推杨宾，衡师之。复博涉晋唐以来各家名迹，积学既久，名噪大江南北。性好游，足迹半天下。偶游碑洞，观诸石刻，慨然曰：“《十三经》皆当时经生所书，非欧虞笔也。中有舛谬，且残缺。当今崇儒重道，必校正，一手重书，庶足佐圣天子右文之治。”他摒弃一切，专心书写。“至乾隆三年，《十三经》次第毕成。扬州马曰管为出白金二千锾，装潢成三百册，五十函。四年，总督高斌特疏进呈御览，藏懋勤殿。”[100]
3、 结社吟诗之盛况
马氏兄弟俱以诗名，曰管着有《沙河逸老小稿》6卷、《嶰谷词》1卷，曰璐着有《南斋集》6卷、《南斋词》2卷，颇受士林好评。
清代着名诗人沈德潜高度评价道：“马兄嶰谷独以古书、朋友、山水为癖，……具此胸次，发而为诗，溯洄风骚，下上唐宋，回翔于金元明代，斥淫崇雅，格韵并高，由沐浴于古书者久也。忆旧怀人，伤离悲逝，缠绵委挚，唱叹情深，由敦厚于朋友者至也。至峭刻得山之峻，明净得水之澄，缒险凿幽，潆波迭浪，则又性情与山水俱深矣。嶰谷之诗，非嶰谷之癖所流露而成者耶。”[101]
清代着名学者杭世骏热情赞扬道：“马君半查志洁行芳，秕糠一切，太史所谓皭然泥而不滓者也。诗不立异，亦不苟同，酝酿群籍，抒写性真。吸三危之露，不足以喻其鲜荣；搴九华之云，不足以方其缥缈；煦西颢沆瀣之气，不足以比其清神而澡魄。举一世之工诗者，吾未暇以悉数也，以吾党论之，奸穷怪变，震眩耳目，才力之雄，独于吾半查者有矣。至若幽窗阒坐，孤鹤掠空，夜气既清，天心来复，半查漻然写孤韵而抽清思，释躁平吟，凡襟尽涤，学之无从，追之不及，微茫之介，形似之辨，非夫超绝尘埃之外，孰与析其旨乎……故特标‘洁’之一字，如子厚之所以品题太史者，而以目吾半查，且愿与天下之深于诗者共论之。”[102]
马氏兄弟不仅勤学工诗，而且慷慨好客，四方游士过访，适馆授餐，经年无倦色。并与扬州本地人士及客卿寓贤结邗江吟社，寄兴咏吟，联为常课，极大地推动了扬州地区诗文之会的兴盛。
乾隆时的扬州文人李斗记载道：“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至会期，于园中各设一案，上置笔二、墨一、端研一、水注一、笺纸四、诗韵一、茶壶一、碗一、果盒茶食盒各一，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每会酒肴俱极珍美，一日共诗成矣。请听曲，邀至一厅甚旧，有绿琉璃四。又选老乐工四人至，均没齿秃发，约八九十岁矣，各奏一曲而退。倏忽间令启屏门，门启则后二进皆楼，红灯千盏，男女乐各一部，俱十五六岁妙年也。”[103] 这种集吟诗、听曲、品茶、饮酒诸乐趣的诗文之会，自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参加者甚众。
马氏兄弟所主持的诗文之会的盛况，可以从《韩江雅集》一书中窥见一斑。
《韩江雅集》是邗江吟社的一部唱和集，传世者12卷，陆续刻成。卷一有《金陵移梅歌》，乾隆八年（1743年）作；卷十二有《霍家桥道中》等，乾隆十三年（1748年）作。前后六载之久。卷首有乾隆十二年（1747年）沈德潜序，其中写道：“韩江雅集，韩江诸诗人分题倡和作也。故里诸公暨远方寓公咸在，略出处，忘年岁，凡称同志、长风雅者与焉。既久成帙，并绘雅集画图共一十六人。”沈氏所说的“雅集画图”，指的是叶震初所绘《行庵文燕图》。关于这幅图，全祖望、厉鹗都曾写有专文。
全祖望在《九日行庵文燕图序》中写道：“扬州为江北大都会，居民连甍接楹，笙歌舆从，竟日喧聚，其于清歌雅集，盖罕矣。城北天宁寺，为晋谢公驻节时所游息，其中有行庵，吾友马君嶰谷、半查兄弟之小筑也。地不逾五亩，而老树古藤，森蔚相望，皆千百年物，间以修竹，春鸟秋虫，更唱迭和，曲廊高榭，位置间适。出门未数百步，即黄尘浊流，极目令人作恶，一至此间，萧然有山林之思。”[104]
厉鹗在《九日行庵文燕图记》中写道：“乾隆癸亥九日，积雨既收，风日清美，遂约同人，咸集于斯。中悬仇英白描陶靖节像，采黄花，酌白醪为供。乃以‘人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分韵赋诗，陶陶衎衎，觞咏竟日。既逾月，吴中写真叶君震初适来，群貌小像，合为一卷，方君环山补景，命曰《九日行庵文燕图》。”[105]
图中的16人是：胡期恒、唐建中、方士庶、闵崋、全祖望、张四科、厉鹗、陈章、程梦星、马曰璐、方士 （广+婕，去女字旁）、汪玉枢、马曰管、王藻、陆锺辉、洪振珂。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16人，是诗社的主要成员，而参加过韩江雅集的诗人，则不止此数。根据对《韩江雅集》卷一至卷十二所载的人、作品进行排列，我们可以看到除上述16人外，还有25人。他们是史肇鹏、杨述曾、高翔、陆锡畴、黄裕、郑江、张世进、赵昱、丁敬、杭世骏、赵信、赵一清、戴文灯、陈祖范、查祥、姚世钰、张熷、刘师恕、王文充、团升、方世举、释明中、楼锜等。[106] 以此推算，邗江吟社的成员约为40余人，数目相当可观。
在这40余人当中，全祖望、杭世骏是着名学者；厉鹗是着名诗人；金农、高翔是“扬州八怪”；陈章、陈皋精于诗，有“陈氏二难”之目；赵昱号谷林、赵信号意林，诗文俱佳，有“二林”之目；姚世钰是“俊才”、漂泊寒士；唐建中是侨寓扬州的谪臣；胡期恒官至甘肃巡抚，罢官归里；程梦星是翰林院编修，宦情早淡，归居扬州；马曰管、马曰璐是“贾而好儒”的扬州盐商。
由此可见，邗江吟社的人员构成不仅打破了士宦商的界限，也打破了学科的界限，这对拓展诗社成员的视野大有裨益。
沈德潜将韩江雅集与历代有名的诗文唱和活动进行了比较，明确指出：“吾谓韩江雅集有不同于古人者。盖贾、岑、杜、王、杨、刘十余人，倡和于朝省馆阁者也；荆、潭诸公，倡和于政府官舍者也；王、裴之于辋川，皮、陆之于松陵，同属山林之诗，然此赠彼答，祗属两人；仲瑛草堂燕集，祗极声伎宴游之盛；沈、文数子会合素交，量才呈艺，别于贾、岑以后诗家矣，然专咏落花，而此外又无闻焉。今韩江诗人不于朝而于野，不私两人而公乎同人，匪矜声誉，匪竞豪华，而林园往复，迭为宾主，寄兴咏吟，联结常课，并异乎兴高而集，兴尽而止者。”[107]
这段话充分肯定了马氏兄弟主持的韩江雅集的特征：不于朝而于野，不私两人而公乎同人，不是随兴而集的偶然联咏，而是既久成帙。
马氏兄弟不仅在扬州本地结社吟诗，而且携友出游，登山涉水，吟诗唱和。《焦山纪游集》、《林屋唱酬录》就是这类活动的见证。
乾隆十三年（1748年），马氏兄弟携诗友厉鹗、杭世骏、陈章、楼锜、闵崋、陆锺辉等同游焦山。他们一行九人，往返两宿南庄，留山中三日，每人各赋诗数首，联句一首，结集为《焦山纪游集》。
厉鹗《焦山纪游集序》写道：“京口金、焦二山，为天下绝景。金山去瓜洲咫尺，南北帆樯所经；焦山相去稍远，岧亭幽敻，孤峙盘涡巨浪间，游人迹罕至。东坡云：‘同游尽返决独往，赋命穷薄轻江潭。’自非耽奇好事者，未易津逮也。予平生三游，皆马君嶰谷、半查为之主，一在庚戌冬，一在丁巳夏。今年戊辰仲冬之望，复因江月发兴。同游者凡九人，往返两宿南庄，留山中凡三日夕，人各赋诗七首，联句一首，次第为一集，属予序之，以见兹游之不易，而江山倡酬之为可乐云。”[108]
道光年间，伍崇曜读《焦山纪游集》，神往不已，激动地写道：“昔顾阿瑛有玉山纪游一卷，其友袁华所编。游非一地，而必有诗。所与游者……皆一时风雅胜流，而山水清音，琴尊佳兴，风流文采，千载下尚如将见之。今马氏昆仲此游，遍阅卷中姓名，殆足与后先辉映，恨不获厕身于笔床茶灶间也。特重刊之。”[109]
乾隆十七年（1752年），马氏兄弟又携陈章、楼锜、闵崋等人南游苏州，他们自扬入吴，过惠山，历虎丘，憩明瑟园，攀天平，历支硎，俯寒泉，蹑华山鸟道，上灵岩，陟邓尉，由天池石壁，渡太湖，探石公、包山、林屋、缥缈峰、消夏湾诸胜，饮明月坡而返，流连唱和，得诗50余首，结集为《林屋唱酬录》。
沈德潜欣然作序，《序》中写道：“吴中名山，在郡城西，多濒太湖，至石公林屋诸胜，必渡湖涉风涛，约百余里，可携筇屐，故游者殊少，游而发为咏吟者尤少。唐皮袭美、陆鲁望，明高青邱、徐昌榖诸公外，寥寥无闻焉。……今诸君子境无虚过，过必有诗，是古人所不能兼者，而诸君子兼之也。且诸君子远居维扬，维扬称华朊地，乃能涉江航堑，叩寂逃虚，舍明丽之区，入静深之境，以其笔墨发山水之灵，岂陶贞白所云，见朱门广厦，无欲往之心，望高岩，瞰大泽，恒欲就之者与？……读诸君子诗，神往于幽虚左神间矣。”[110]
道光年间，伍崇曜重新刊刻《林屋唱酬录》，《跋》云：“斯游也，乃独与二三布衣之士，泛舟升陟，取畅幽情，借访荔萝，谈讨芝桂，亦可谓放怀事外者矣。偶得传本重刻之，以识景慕之私。”
上述可见，马氏兄弟以古书、朋友、山水为重，结社吟诗，唱和切劘，极大地推动了扬州地区诗文之会的兴盛。马曰管在世时，与查为仁（莲坡）齐名， 有“南马北查”之誉。马曰管去世之后，杭世骏哀叹道：“查莲坡殁而北无坛坫，马嶰谷殁而南息风骚。”[111] 阮元沈痛地写道：“（马氏）兄弟并好客，主持风雅，勒其朋侣游宴之诗为《韩江雅集》十二卷。……马氏之后，有江橙里先生继之。先生卒后，此风歇绝矣。故元挽先生诗有句云：‘从今名士舟，不向扬州泊。’”[112]
三、 乐善好施的义举
杭世骏在马曰管的墓志铭中，称赞马氏兄弟“以济人利物为本怀，以设诚致行为实务”[113]，并列举了大量事实。在此，仅就马氏兄弟在文化方面的义举进行考察。
1、慷慨解囊，修建书院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其别具一格的教学与组织管理等制度，萌芽于唐，形成于宋，废改于清末，有长达千年以上的发展史，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清朝初年， 对于书院这种独立于官学系统之外的教育组织，清廷最初是采取了一种抑制发展的政策。顺治九年（1652年），清廷下令：“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党徒，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114] 这就清楚地表明，清廷深恐书院聚徒讲学会不利于其统治的稳定。不过，由于书院有着祭祀孔子、程朱等“先贤”的活动，部分书院还以程朱理学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与清廷尊孔崇朱的文化政策相吻合，所以，清廷在宣布禁止别创书院的同时，并未宣布取缔原有书院，对于地方上从顺治初年就已自发展开的修葺或重建书院的活动也未明令禁止。
康熙年间，伴随着清王朝统治的渐趋稳定，清廷对书院的态度明显改观。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向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颁赐御书匾额、经史着作，表明清廷对书院发展的政策已从抑制转为提倡和鼓励。雍正十一年（1733年），世宗颁布谕旨，肯定书院有助于“兴贤育才”，明令各直省省会均建立书院，“择其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115] 要求各省督抚等殚心奉行。从此，清代书院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正是在这种环境下，马氏兄弟出资建起了梅花书院。
梅花书院位于扬州广储门外梅花岭。这里早在明朝时期就建有书院，初名甘泉行窝。据《甘泉行窝记》记载：明朝嘉靖年间，湛若水以大司成考绩北上，道出维扬，其门人不期而至者五十人，居一日，秉贽而谒者又几十人。湛若水决定在此停留讲学。门人葛涧特选地城东，创讲道之所，名为行窝。“扬故有甘泉山，蜀冈诸阜咸发脉焉。高二三十丈，望五十里，其巅有泉甚洌，曰甘泉，与先生之号不约而同，行窝正当其结聚处。此所以名也。”[116] 行窝门北有银杏树一株，高十余丈，就树筑土为墠，墠北筑基为堂，题为至止堂。其心性图说在北墉，锺磬在东墉，琴鼓在西墉。二斋在东序，燕居在堂北，厨库在燕居左右，绕以周垣凡六十有二丈，垣外有沟，沟外有树，先门外有池，池上有桥，池水与沟水襟带行窝。行窝之旁，又置田二十余亩，以资四方来学者。
此后，甘泉行窝更名为甘泉书院。万历年间，扬州知府开浚城濠，在此积土为岭，岭上植梅，名为梅花岭。缘岭以楼台池榭，名为平山别墅。东西为州县会馆，名为偕乐园。“其堂与楼，为诸生讲学之所。巡按御史牛应元改名为崇雅书院。”[117] 崇祯年间，因战乱书院废圮。
清朝雍正十二年（1734年），马氏兄弟在原址独力兴建，更名为梅花书院。江都教谕吴锐特撰《梅花书院碑记》，详细记载了马氏兄弟的这一义举。
首先，吴锐论述了书院的重要性，明确提出：“书院何为设也？稽之王制，既立之党庠术序以处士矣，士于是隶籍其中，争先角艺。先儒又以为恐近喧嚣，乃退求水木清虚之地，相与俯仰揖让，以为扶树道德之所，其功与学校相埒。今所传四大书院是已。”
接着，吴锐强调了在扬州修建书院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认为：“维扬为天下之隩，区汇江海，互南互北，五方杂沓，耳目见闻，熏习濡染，非多为之所，恐为风俗忧。文登刘公重选以名进士来佐兹邦，慨然有澄清之志，以为先自士习始，士习端，则民风相率而驯，而遽与研穷精微，辨析同异，将茫茫然无所向方，不若先之以帖括制艺使有所约束驯习，以敛其心，而渐之乎道德之途。于是进阖郡生童而与之约，匝月一课，招之坐隅，讲贯切摩，不啻塾师之督其弟子，间进之以立品立心，敦本敦行之实。久之，赴课者众，而公堂非讲艺之区，官廨非栖士之舍。”
随后，吴锐高度评价了马氏兄弟修建梅花书院的义举，热情赞扬道：“马君曰管，种学绩行，吾党之祭酒也！以梅花岭旧有崇雅书院，前明秀水吴公守扬时改筑偕乐园，今毁且久矣。乃寻其遗址曰，是闲且旷，正可为公宏奖人才所也。遂独任其事。减衣节食，鸠材命工，……始于雍正十二年之春，不期月而落成。”
同时，吴锐详细介绍了梅花书院的布局，使读者如临其境，深感书院之壮美。“前列三楹为门舍，其左为双忠祠，右为萧孝子祠，又三楹为仪门，题以梅花书院之额，从其朔也，升阶而上，为大堂，凡五重，复道四周，又进为讲堂，亦五重，东构号舍六十四间，旁立隟宇为庖厨浴湢之所，西有土阜，高丈许，所谓梅花岭也。岭上构数楹，虚窗当檐，檐以外凭墉而立，四望烟户，如列屏障，下岭则虚亭翼然，树以梅桐杂木，四时花卉。”
最后，吴锐充分肯定了梅花书院的作用及影响，指出：梅花书院建成之后，刘公重选以政余校课，匝月一举。锐以备员江都，追陪席末。而先后授课院中者，既有盐政官员，也有知府县令。一时群材蔚兴，德造并美，如金在镕，如泥在钧，与岳麓、嵩阳、应天、白鹿四大书院并传不朽。所甄拔之士，皆为俊材。扬州人士咸感戴刘公之教泽，颂扬马君慨然复古，以成刘公之志。[118]
厉鹗在《扬州新构梅花书院纪事二十韵为秋玉赋》中，热情地歌颂道：“一篑前朝筑，层台久已倾。榛艿谁翦薙，堂庑忽峥嵘。断手由耆旧，同心快落成。乔林书阁迥，疏影墨池横。带草缘文砌，衣鱼走旅楹。人来石仓学，地胜月泉名。都讲堪重席，高材自短檠。俗将歌吹易，气以茝兰更。白雁江南谶，红羊宋室平。双忠同抗节，百战力婴城。纯孝维桑重，天恩绰楔旌。庭闱因愈疾，笄帼独怀清。血尽栖魂馆，风缠托体茔。异时齐俎豆，列屋若宗祊。始作图经记，姱修月旦评。功逾文太守，颂遍鲁诸生。丹雘期千禩，青鞵访二黉。无忘等嘉树，有道补由庚。为约春初霁，还寻郭外行。仍持无算爵，共听栗留鸣。”[119]
乾隆四年（1739年），巡盐御史三保重定梅花书院诸生膏火，由运库支给。四十二年（1777年），曰管之子呈请归公，盐运使朱孝纯谕商捐修，并定每年经费，更新其制。梅花书院与扬州安定书院同例，均由盐务延师掌院。“安定书院掌院自王步青始，梅花书院掌院自姚鼐始。”“安定、梅花两书院，四方来肄业者甚多，故能文通艺之士萃于两院者极盛。”[120]
嘉庆十三年（1708年），盐政阿克当阿加梅花书院诸生额数，并增膏火，又招孝廉入院肄业，每课奖赏逾格，来学者四远毕至。次年，礼帏中式，济济称盛，洪莹得殿试及第第一人。阿克当阿极为高兴，又建文昌楼五楹，下为孝廉会文堂，并撰《孝廉会文堂碑记》，其中写道：“考梅花书院在前明为湛尚书甘泉行窝，……国朝乾隆初，郡人马征君曰管始重构之，运使朱公孝纯又增葺之，额以梅花书院。虽由岭得名，实取宋广平独步之词，王沂公和羹之语，期学者之由名状元至贤宰相也。兹洪君既已崛兴，斯名为不负矣。”[121]
2、交友以心，拯困济贫
沈德潜曾经说过：“（马氏兄弟）以朋友为性命，四方人士，闻名造庐，适馆授餐，经年无倦色。……有急难者，倾身赴之，人比之郑庄杨政。”[122] 事实确实如此。马氏兄弟交友以心，拯困济贫，留下了许多佳话。故其卒后，袁枚凭吊于小玲珑山馆，深情地吟颂道：“横陈图史常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123]
姚世钰，字玉裁，号薏田，浙江归安人。少嗜学，负俊才，与弟汝金有“二陆双丁”之目。[124] 生平学问，以何焯为宗，贯穿经史，有所考订，必详核精当，诗古文清隽高洁。如此通经学古之士，命运竟“以厄穷加之”，“重之以疾病，甚之以患难，终之以孤茕”，[125] 令人痛惜不已。
他与姐夫王豫同学，二人读书，皆能冥搜神会，颇为士林所重。雍正七年（1729年），清世宗借曾静之案大兴文字狱，肆意株连。王豫遭此奇祸，被逮入京师。王豫本孱瘦，“神魂魄力不足以当大难，况家贫甚，锒铛就道，一无所资，长系五年，其妻以望夫死”。[126] 他本人也在出狱后数年，含恨辞世。
姚世钰自幼体弱，长年委顿，药不离手。王豫被捕后，他与姐姐担惊受怕，坐卧不安，终日垂泪。姐姐、姐夫去世之后，他只轮孤翼，漠然无所向，痼疾益甚。集穷厄、疾病、患难、孤茕于一身的姚世钰，来到扬州之后，成为小玲珑山馆的宾客，身心受到慰藉。他深情地写道：“淮之南有二马君焉，曰秋玉、佩兮，余得与之交，昆弟间怡怡如也。”[127]
他长期馆于马家，受到马氏兄弟的尊重和款待。马氏兄弟将他安置在丛书楼，供应他的饮食，医治他的疾病，珍本秘籍供他研读，使他深感“不知身之在客也”。在《秋夕寓丛书楼同人各以事散去独坐有作》一诗中，他这样写道：“邺侯插架最多书，假我闲房作蠹鱼。”[128] 他在丛书楼里尽情地读书问学，“卓然成一家之言”。[129]
马氏兄弟不仅向姚世钰敞开了丛书楼的大门，而且向他慷慨赠书。姚世钰的诗文中有不少这类记载。在《马秋玉佩兮昆季寄齐刀及吴溇张氏雕本群经音辨字鉴二书，赋此答谢，并索其新购常熟毛氏所开说文解》一诗中，姚世钰写道：“扶风兄弟今原父，遗我钱刀寸径五。函封再展得新篇，墨彩铜花互吞吐。文存半体辨齐公，字鉴经群分帝虎。恭承嘉惠心语口，复取翻看指画肚。劝我为文宜识字，尔雅由来先释诂。”[130]
姚世钰生病时，马氏兄弟精心照料，问寒问暖。姚世钰感慨地吟道：“客病三秋候，根从春种深。猿枯失子泪，雁背去乡心。地主劳相问（谓马氏兄弟），医王须自寻。天和如善养，六气可能侵。”[131]
明月当空，马氏兄弟与姚世钰倾心交谈，对姚家的遭遇深表同情。马曰璐在《定风波 ·听薏田谈往事》一词中，以沉重的心情写道：“往事惊心叫断鸿，烛残香灺小窗风。噩梦醒来曾几日？愁述，山阳笛韵并成空。遗卷赖收零落后，牢愁不畔盛名中。听到夜分唯掩泣，萧寂，一天清露下梧桐。”[132]
有了好酒，马氏兄弟赠与姚世钰，一同分享。在《玲珑馆主分饷于酒，与喆士对酌，率赋报谢》一诗中，姚世钰写道：“少诵虞山诗，颂赞于家酒。美人与君子，比并未曾有。沈吟欲垂涎，安得尝旨否。昨闻渡江航，好事饷吾友。”[133]
姚世钰50岁时，马氏兄弟招集诗友祝贺，觞咏竟日。姚世钰感慨地写道：“行年忽五十，栖栖为旅人。暑雨渡江来，雪华霁通津。君家兄弟间，地主宿心亲。招邀四三贤，文宴展殷勤。中厨饬甘馔，明灯灿重茵。悯默窃向隅，念我生不辰。少壮丛忧患，垂暮百酸辛。回头望故园，万感集兹晨。诸弟屈指期，病妇愁眉颦。朋欢固堪恋，乡梦亦已频。曰归又迟迟，此意将谁申。哀歌激冻弦，聊为知音陈。”[134]
姚世钰归家时，马氏兄弟曾以红船相送渡江。姚世钰记载道：“秋杪言归，又以红船相送渡江。”途中，他赋诗一首，表达了对马氏兄弟的感激之情。诗中写道：“自嫌触热走殊乡，只为春明别有坊。作客浑如在家好，款门不厌借书忙。沈绵痼疾三年艾，安稳归人一苇杭。回首离情满江上，寒山千迭正苍苍。”[135]
姚世钰再度从家乡赴扬州时，途中遇风，阻于京口。他不禁想起了马氏兄弟以红船相送渡江，安稳归家的情景，感慨地吟咏道：“去年今日送将归，今年今日重寻去。盈盈一水望瓜州，西北风来横断渡。客愁满眼大江流，谁障狂澜不东注。但得君家红板船，不怕金山塔铃语。”[136]
乾隆十四年（1749年），姚世钰病逝于扬州。[137] 曰管悲伤地吟道：“廿年交契宿心亲，一病如何遽殒身。造物忌名从古是，医家察脉几时真。沈忧早结离乡恨，弱质难回辟榖春。留得清风在苕霅，莲花庄上哭故人。”[138] 曰璐沈痛地写道：“薏田信高等，神寒乃如此。生长苹香中，酝浸奁光里。客死离故乡，薄葬无妻子。只有冰雪文，清于苕霅水。”[139]
厉鹗，字太鸿，号樊榭，浙江钱塘人，出身寒门，幼年丧父，家境清贫，其兄以卖烟叶勉强养活他，并准备将他“寄于僧舍”，以减轻家庭负担，因他坚决反对才作罢。生活虽然艰苦，但厉鹗的求知欲却很强。他刻苦用功，“读书数年，即学为诗，有佳句”。[140] 后来他又广泛涉猎，“于书无所不窥，所得皆用之于诗”，[141] 并酷爱出游，登山涉水，诗兴勃发，很快就成长为一位诗人。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厉鹗参加乡试，考官是内阁学士李绂。在试闱中，李绂见到他的试卷，读了他的谢表，感叹道：“此必诗人也！”[142] 立即录取。次年，厉鹗入京参加会试，未能入选。
回到家乡后，厉鹗更加热衷于出游吟诗。随着诗名的传播，他与更多的文人名士结为朋友，并成为小玲珑山馆里的常客。自雍正三、四年（1725、1726年）起，他几乎年年作客扬州，寄居马家20余年，与马氏兄弟结下了深情厚谊。
在《樊榭山房集》中，厉鹗留下了大量与马氏兄弟交往的诗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一起在山馆对月联句，在行庵雅集吟诗，在丛书楼切磋学问，在焦山寻幽探胜，其乐融融。
20余年来，厉鹗在马家始终有一种宾至如归之感，间有小别，则相互思念不已。如厉鹗曾在诗中吟道：“淮南三载住，追忆忽今宵。旧句开还掩，秋灯短更挑。烟明念佛巷，叶下捣衣桥。多少闲踪迹，相思逐暗潮。”[143] 重逢之时，他们欣喜不已。例如在一次赏菊雅集时，厉鹗恰好自武林来到扬州，曰管高兴地吟道：“秋花爱寄萧闲地，好友能开寂寞怀。”[144] 曰璐愉快地写道：“故人适自湖山至，雅调重联断续吟。”[145] 一片真情，跃然纸上。
厉鹗才华横溢，但治生无术，贫病多磨。乾隆二年（1737年）夏，他咳嗽气喘，历秋渐痊。乾隆五年（1740年），他移居东城，又患足疾。乾隆七年（1742年），爱姬朱满娘病逝，他伤心欲绝，作《悼亡姬十二首》，序云：“姬人朱氏乌程人。姿性明秀，生十有七年矣。雍正乙卯，予薄游吴兴，竹溪沈征士幼牧为予作缘，以中秋之夕，舟迎于碧浪湖口，同载而归。予取净名居士女字之曰月上。姬人针管之外，喜近笔砚，影拓书格，略有楷法。从予授唐人绝句二百余首，背诵皆上口，颇识其意。每当幽忧无俚，命姬人缓声循讽，未尝不如吹竹弹丝之悦耳也。余素善病，姬人事予甚谨。辛酉初秋，忽婴危疾，为庸医所误，沈绵半载，至壬戌正月三日，泊然而化，年仅二十有四，竟无子。悲逝者之不作，伤老境之无悰，爰写长谣，以摅幽恨。”[146] 此后，厉鹗身体更加孱弱，不断地受到肺病、齿痛等疾的折磨。
在此期间，厉鹗靠朋友的馈赠、资助维持生活。马氏兄弟给过他不少的帮助。例如，他曾写过一首词，感谢马氏兄弟馈赠人参。词中写道：“灵苗合在阮生家，香蕊应须温尉夸。连根便是边鸾画。价兼金难赛他。起沈屙何必丹砂？秋寄逢江雨，晨煎汲井花。此意无涯。”[147] 惜厉鹗年老无子，马氏兄弟又资助他纳妾。曰管写诗记载道：“竹西自昔多佳丽，名士倾城此一时。闻说蛛丝曾拂面，便看椒实已盈枝。湖边缓唱迎郎曲，桥畔先歌却扇词。双烛影中杯潋滟，寒宵真与意相宜。”[148]
60岁生日时，厉鹗曾作诗一首，对自己的一生作了简短的概括，对良朋好友难以忘怀。诗中写道：“我生少孤露，力学恨不早。孱躯复多病，肤理久枯槁。干进懒无术，退耕苦难饱。帐下第温岐，归敝庐孟浩。风尖耻作吏，山水事幽讨。结托贤良友，耽吟忘潦倒。”[149]
乾隆十七年（1752年），厉鹗病逝。曰璐哭道：“大雅今谁续，哀鸿亦叫群。情深携庾信，义重哭刘贲。望远无来辙，呼天有断云。那堪闻笛后，又作生死分。”[150] 曰管悲痛地写下了《哭樊榭八截句》，哀叹：“卅载交情臭味亲，砖炉木榻愧留宾。丹铅不断杯盂断，风雨清唫泣鬼神。”[151]
马氏兄弟交友以心，拯困济贫的例子还有许多，限于篇幅不再列举，仅以杭世骏的话作为概括：“（马氏兄弟）倾接文儒，善交久敬，意所未达，辄逆探以适其欲。钱唐范镇、长洲楼锜，年长未婚，择配以完家室。钱唐厉征君六十无子，割宅以蓄华妍。勾甬全吉士被染恶疾，悬多金以励医师。天门唐太史客死维扬，厚赙以归其丧。勾吴陆某病既亟，买舟疾趋以就君，曰‘是能殡我。’石交零谢，岁时周恤其孥者，指不胜屈也。”[152]
综上所述，扬州盐商马曰管、马曰璐是徽州祁门人。徽州是朱熹故里，素称“东南邹鲁”，“文献之邦”。“贾而好儒”是徽商的一个重要特色。故乡的传统、先贤的榜样，对马氏一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曰管、曰璐兄弟的曾祖父是节义之士，祖父、父亲贾而好儒，乐善好施，母亲是封建时代典型的贤妻良母，亲朋好友中不乏名人，或贾而好儒，或为政有声。这些人的言传身教，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思想、性格和人生道路。曰管、曰璐兄弟业盐扬州，资产逊于他氏，但名闻九重，交满天下。他们酷爱书籍，不惜重金四处购书、抄书，建起了闻名遐迩的丛书楼。他们既富于藏书、勤于读书、善于编书，又慷慨地将丛书楼的大门向文人学士敞开，其后代向清廷进献大量藏书，为《四库全书》的编纂作出了贡献。他们还精于刻书，为了繁荣学术文化，不仅重雕古书，而且斥鉅资刊刻时人着作，创造了享有声誉的“马版”。他们以朋友为性命，四方人士，闻名造庐，适馆授餐，经年无倦色，并结社吟诗，唱和切劘，大大推动了扬州地区诗文之会的兴盛。他们慷慨解囊，修建梅花书院、资助穷苦文人，留下了许多佳话。“扬州二马”为雍干间文化事业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1] 参见张海鹏、唐力行：《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载《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4期。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6年。唐力行：《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周绍泉、赵华富主编：《’98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卞孝宣：《从＜扬州画舫录＞看清代徽商对文化事业的贡献》，载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编：《徽学》2000年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48页。[3] 《清史列传》卷71，《马曰管》。[4] 康熙《绩溪县志续编》卷3，《硕行》。[5] 道光《休宁县志》卷1，《风俗》。[6] 《西关章氏族谱》卷26，《绩溪章君策墓志铭》。[7] 程遵锐：《徽州府志》卷12，《人物志》，《义行》。[8] 《休宁西门汪氏宗谱》，转引自唐力行：《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39页。[9] 《两淮盐法志》卷23，《尚义》。[10] 汪道昆：《太函集》卷52，《海阳处士仲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铭》。[11] 《丰南志》第5册，《明处士彦先吴公行状》。[12] 《黟县三志》卷15，《舒君遵刚传》，转引自张海鹏，唐力行：《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4期。[13] 歙县《新馆鲍氏着存堂宗谱》卷2，《柏庭鲍公传》。[14] 李琳琦：《徽州书院略论》，载周绍泉、赵华富主编：《’98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41页。[15] 道光《徽州府志》卷3，《营建志 · 学校》。[16]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52，《人物》，《笃行》。[17] 乾隆《江都县志》卷5，《学校》。[18]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52，《人物》，《笃行》。[19] 袁枚：《随园诗话》卷12。[20] 康熙《两淮盐法志》卷21，《治行》。[21]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2，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74页。[22] 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第2章，转引自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7页。[2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47页。[24] 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43，《朝议大夫候补主事加二级马君墓志铭》。[25] 厉鹗：《樊榭山房集》，《文集》卷7，《朝议大夫候选主事马公暨元配洪恭人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16页。[26] 《两淮盐法志》卷23，《尚义》，《马承烈》。[27] 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46，《封太恭人马母陈氏墓志铭》。[28] 厉鹗：《樊榭山房集》，《文集》卷5，《扬州马氏墓祠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70页。[29] 厉鹗：《樊榭山房集》，《文集》卷5，《扬州马氏墓祠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70页。[30]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51，《人物》，《文苑》，《马曰管》。[31] 同治《祁门县志》卷22，《选举志》，《封赠》。[32] 厉鹗：《樊榭山房集》，《文集》卷5，《扬州马氏墓祠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70页。[33] 《两淮盐法志》卷23，《尚义》，《马承烈》。[34] 《两淮盐法志》卷23，《尚义》，《马承熙》。[35] 厉鹗：《樊榭山房集》，《文集》卷7，《朝议大夫候选主事马公暨元配洪恭人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17页。[36] 厉鹗：《樊榭山房集》，《文集》卷7，《朝议大夫候选主事马公暨元配洪恭人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17页。[37] 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46，《封太恭人马母陈氏墓志铭》。[38] 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46，《封太恭人马母陈氏墓志铭》。[39] 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46，《封太恭人马母陈氏墓志铭》。[40] 厉鹗：《樊榭山房集》，《文集》卷7，《候选儒学教谕马君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12页。[41]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51，《人物》，《文苑》。[42] 同治《祁门县志》卷22，《选举志》。[43] 马曰管：《沙河逸老小稿》卷1。 [44] 《清史列传》卷71，《马曰管》记载：“乾隆二十年卒，年六十八。”据此推算，马曰管生于康熙二十七年。[45] 张世进：《着老书堂集》卷4，有《马半查六十》一诗。此诗作于乾隆十九年，据此推算，马曰璐生于康熙三十四年。[46] 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43，《朝议大夫候补主事加二级马君墓志铭》。[47] 马曰管：《沙河逸老小稿》卷首，陈章：《沙河逸老小稿序》。[48] 马曰管：《沙河逸老小稿》卷首，陈章：《沙河逸老小稿序》。[49] 马曰璐：《南斋集》卷首，蒋德：《南斋集序》。[50] 杭世骏：《词科掌录》记载：“通政使司通政使赵之垣荐马曰璐。”
马曰管未与荐，阮元误记（见阮元：《淮海英灵集》乙集卷3）。嗣后梁章鉅《浪迹丛谈》等均沿袭阮元之误。[51] 姚世钰：《孱守斋遗稿》卷2。[52] 陈章：《孟晋斋诗集》卷12。[53] 陈章：《孟晋斋诗集》卷12。[54] 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43，《朝议大夫候补主事加二级马君墓志铭》。[55] 阮元：《淮海英灵集》乙集卷3，《马曰管》。[56]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17，《丛书楼记》。[57] 沈德潜：《沙河逸老小稿序》。[58] 阮元：《淮海英灵集》乙集卷3，《马曰管》。[59] 马曰管：《沙河逸老小稿》卷1，《街南书屋十二咏》，《丛书楼》。[60] 马曰璐：《南斋集》卷1，《街南书屋十二咏》，《丛书楼》。[61]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17，《丛书楼记》。[62]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17，《丛书楼记》。[63]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17，《丛书楼记》。[64] 姚世钰：《孱守斋遗稿》卷3，《丛书楼铭》。[65] 姚世钰：《孱守斋遗稿》卷3，《丛书楼铭》。[66] 《清史列传》卷71，《马曰管》。[67]全祖望：《鲒埼亭集》卷32，《丛书楼书目序》。[68] 《清史列传》卷71，《卢见曾》。[69]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0，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31页。[70] 马曰管：《沙河逸老小稿》卷1，《题雅雨先生借书图》。[71] 姚世钰：《孱守斋遗稿》卷2。[72] 姚世钰：《孱守斋遗稿》卷4。[73] 姚世钰：《孱守斋遗稿》卷2。[74] 姚世钰：《孱守斋遗稿》卷2。[75] 《清史列传》卷71，《厉鹗》。[76] 《四库全书总目》卷196，《集部》，《诗文评类》2，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95页。[77] 《四库全书总目》卷46，《史部》，《正史类》2，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13—414页。[78]马曰璐：《南斋集》卷4。[79] 《四库全书总目》卷118，《子部》，《杂家类》2，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24页。[80]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25，《困学纪闻三笺序》。[81]全祖望：《鲒埼亭集》卷30，《蕺山相韩旧塾记》。[82]全祖望：《鲒埼亭集》卷32，《宝 （臬+瓦）集序》。[83]李斗：《扬州画舫录》卷4，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8页。[84]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圣谕》。[85]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圣谕》。[86]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4，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8页。[87] 《四库全书总目》卷41，《经部》，《小学类》，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47页。[88] 《四库全书总目》卷41，《经部》，《小学类》，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48页。[89] 《四库全书总目》卷41，《经部》，《小学类》，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48页。[90] 《四库全书总目》卷59，《史部》，《传记类存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37页。[91] 《清史列传》卷71，《朱彝尊》。[92] 《四库全书总目》卷85，《史部》，《目录类》，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32页。[93] 杨谦：《曝书亭集诗注》，附《朱竹垞先生年谱》。[94]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0，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42页。[95] 阮元：《淮海英灵集》乙集，卷3。[96] 王士禛：《感旧集》，卢见曾：《感旧集补传凡例》。[97]王士禛：《感旧集》，卢见曾：《渔洋山人感旧集序》。[98]王士禛：《感旧集》，卢见曾：《渔洋山人感旧集序》。[99]王士禛：《感旧集》，卢见曾：《感旧集补传凡例》。[100] 《清史列传》卷71，《蒋衡》。[101]马曰管：《沙河逸老小稿》卷首，沈德潜：《沙河逸老小稿序》。[102]马曰璐：《南斋集》卷首，杭世骏：《南斋集序》。[103]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8，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80—181页。[104]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25，《九日行庵文燕图序》。[105] 厉鹗：《樊榭山房集》卷6，《九日行庵文燕图记》。[106] 参见卞孝宣：《从〈扬州画舫录〉看清代徽商对文化事业的贡献》，载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编：《徽学》2000年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107] 沈德潜：《韩江雅集序》。[108] 厉鹗：《樊榭山房集》，《文集》卷3。[109] 《焦山纪游集》，伍崇曜：《焦山纪游集跋》。[110] 《林屋唱酬录》，沈德潜：《林屋唱酬录序》。[111] 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11，《吾尽吾意斋诗序》。[112] 阮元：《广陵诗事》卷7。[113] 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43，《朝议大夫候补主事加二级马君墓志铭》。[114]《古今图书集成 · 经济汇编 · 选举典》卷17。[115][115]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93。[116]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19，《学校》。[117]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8，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1页。[118]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19，《学校》，吴锐：《梅花书院碑记》。[119] 厉鹗：《樊榭山房集》卷7。[120]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3，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4页，66页。[121]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19，《学校》，阿克当阿：《文昌楼孝廉会文堂碑记》。[122]马曰管：《沙河逸老小稿》卷首，沈德潜：《沙河逸老小稿序》。[123] 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27，《扬州游马氏玲珑山馆感吊秋玉主人》。[124] 《清史列传》卷71，《姚世钰》。[125]全祖望：《鲒埼亭集》卷20，《姚薏田圹志铭》。[126]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20，《王立甫圹志铭》。[127] 姚世钰：《孱守斋遗稿》卷4，《书奉母图后》。[128]姚世钰：《孱守斋遗稿》卷2。[129]姚世钰：《孱守斋遗稿》卷首，沈德潜：《序》。[130]姚世钰：《孱守斋遗稿》卷2。[131]姚世钰：《孱守斋遗稿》卷2，《秋杪客中病疟》。[132] 马曰璐：《南斋词》。[133]姚世钰：《孱守斋遗稿》卷2。[134]姚世钰：《孱守斋遗稿》卷2，《五十初度，寓马氏书斋，秋玉、佩兮昆季为余招集诗社诸君觞咏竟日，赋此志感》。[135]姚世钰：《孱守斋遗稿》卷2。[136]姚世钰：《孱守斋遗稿》卷2，《去年九月初三日，秋玉昆季以红船送余归舟渡江。今重往淮南，阻风京口，亦正是九月初三日，即事感怆，赋此遥赠》。[137]姚世钰：《孱守斋遗稿》卷首，沈德潜：《序》云：“己巳岁乞身归里，经维扬，过喆士家，时玉裁为西宾，相与剧饮，呼啸订卞山砚山之游，乃别不一月，而玉裁遽成古人矣，悲夫悲夫。” 己巳为乾隆十四年。[138]马曰管：《沙河逸老小稿》卷4，《哭姚薏田》。[139]马曰璐：《南斋集》卷5，《五君咏 · 姚征士薏田》。[140]全祖望：《鲒埼亭集》卷20，《厉樊榭墓碣铭》。[141] 《清史列传》卷71，《厉鹗》。[142] 《清史稿》卷485，《厉鹗》。[143] 厉鹗：《樊榭山房集》卷5，《秋夜有怀葭白、祓江、秋玉、佩兮》。[144]马曰管：《沙河逸老小稿》卷3，《重九后二日，樊榭至自武林，同人适有看菊之集，分得佳韵》。[145]马曰璐：《南斋集》卷2，《重九后二日，樊榭至自武林，同人适有看菊之集，分韵共赋，得侵韵》。[146]厉鹗：《樊榭山房续集》卷2，《悼亡姬十二首》。[147] 厉鹗：《樊榭山房续集》卷10，词乙。[148]马曰管：《沙河逸老小稿》卷2，《厉樊榭纳丽》。[149] 厉鹗：《樊榭山房续集》卷8，《六十生日答吴苇村见贻之作》。[150]马曰璐：《南斋集》卷4，《哭樊榭》。[151]马曰管：《沙河逸老小稿》卷5。[152] 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43，《朝议大夫候补主事加二级马君墓志铭》。其中，“钱唐厉征君六十无子，割宅以蓄华妍”一句不够准确，据朱文藻撰，缪荃孙重订：《厉樊榭先生年谱》记载，马氏助厉鹗纳妾一事，应在乾隆七年，朱满娘去世之后，时厉鹗51岁。
（资料来源：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四集， 商务印书馆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