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客观评价历史人物是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从不同时期对李鸿章的评价谈起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李鸿章-客观评价历史人物是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从不同时期对李鸿章的评价谈起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客观评价历史人物是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从不同时期对李鸿章的评价谈起
对李鸿章的评价，我们应在时间与空间两方面作更大的扩展，以期形成长时段与多维度的整体考察。
一
茫茫大千世界，人类历史上出现各式各样的人物，在中国近代史舞台上受清廷特殊恩遇的汉族大臣中，活动长达40年之久的复杂人物要算李鸿章了，因为时人、后人、今人对其评论相差悬殊。至今，仍是人们关注、议论不衰的话题，学者研究李鸿章，肯定，还是否定？肯定多少，否定多少？是“谋国者”，还是“祸国者”？李鸿章“盖棺”已111年，其一生似乎已经“论定”，然而，并非如此。
时人在论及外交问题时，一种认为李鸿章身负重任，敢当其责，大胆处理许多外交难题。称其为“大手段之外交家”[1]“中国外史第一人”“专业外交家”[2]；一种认为李鸿章辜负重托，屡签不平等条约，应予杀之，以惩之，以儆他人。
1901年，李鸿章辞世，比李鸿章小50岁的梁启超，在当年撰成《李鸿章传》，同年以“饮冰室主人”之署名印出[3]。作者自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4]。批评李鸿章办洋务、搞军事及在外交方面的失败，关键在于“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事，不知政治之本原”，但梁启超在谈到时代的局限时指出，“李鸿章没有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没有生于当今而生于几十年之前，无论前人或同时代的人，没有一个造时势的英雄可以引导他、襄助他，这是同一时代环境下人物的局限性使然”[5]，“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6]。
梁启超在谈到李鸿章个人品格才具时断言，李鸿章是“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他具有当时中国官僚的通病“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7]。
1927年清史馆印行的赵尔巽主持之《清史稿·李鸿章传》评其为人：“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放，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8]
1931年，韦息予所撰《李鸿章》由中华书局出版。李书春之《李文忠公鸿章年谱》刊于《燕京大学史学年报》第一卷第一期[9]。
二
1949年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大陆多数学者长期将洋务运动贬为反动的、卖国的历史事件，而予以全盘否定。20世纪50年代一些学者发表文章，如《买办军阀李鸿章的起家》《李鸿章的买办外交》[10]、《“李鸿章办洋务”我们对它应该怎样认识》[11]、《李鸿章与太平天国革命》[12]等，主要对李鸿章持否定观点。
当时出版的有关李鸿章的小册子，几乎一口同声称李鸿章是卖国贼。1951年梁思光的《李鸿章卖国史》[13]和1955年新知识出版社出版胡滨所着《卖国贼李鸿章》二书具代表性。《卖国贼李鸿章》一书八章：分别是李鸿章的出身及其初期的反革命活勤、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残酷暴行、李鸿章镇压捻军的残酷暴行、李鸿章的“自强”新政及其反动本质、甲午战争前李鸿章辱国丧权的投降外交投降、甲午战争中李鸿章的卖国罪行、李鸿章晚年的卖国罪行和结束语。在结束语中对定论是：“ 李鸿章一生的历史，是一部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出卖民族利益的反动历史。”[14]。刘祚昌为该书所写“前言”，认为“国内外‘学者’写李鸿章傅记”的，“都歪曲了历史，有意掩盖了这个近代中国人民敌人的罪恶活动，甚至捧他为‘政治家’‘外交家’。”[15]进而认为“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反动头子，他的政治生涯的记录便是近代中国人民种种灾难的历史。”[16]赵捷民对《卖国贼李鸿章》提出商榷，对“结束语”中关于自甲午战后“李鸿章开始走‘下披路’，没有不权，也改有地盘，他的‘威风’一落千丈，并且成为全国各阶层所咒骂的大卖国贼”说法不当，“认为这种说法，认识既不正确，事实也不全是如此。当时李鸿章还有淮军的基本力量，在两广一带也还有他的地盘。这些还不是主要的，主要应该说明李鸿章为什么走了‘下坡路’，当然不是像作者所说因为李鸿章的‘自强’新政在甲午战争中全部宣告破产，而是因为他逐渐被人民认出他的反动卖国面孔，引起广大人民的反对，不仅大权在握的西太后再也不能支持起这个‘不倒翁’，即使帝国主义者也无能为力了。”[17]同期刊发的有关文章、资料有《关于李鸿章官僚资本的一些资料》和《关于李鸿章弟兄反革命活动的几则传说》[18]、《未发表的李鸿章书信一百四十七件》[19]等。
60年代，章回撰写的小丛书《李鸿章》于196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又发表几篇有关李鸿章的文章：《刘赶三痛斥李鸿章》[20]、《李鸿章早期的洋务思想》[21]、《李鸿章与北洋海军》[22]、《李鸿章的投降主义思想和卖国罪恶》[23]等。曾有人提出，对洋务运动不能以偏概全，它还有进步、积极的方面。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问题，未能在正常的气氛下，展开充分的讨论而中辍了。十年浩劫期间，“四人帮”搞影射史学，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更把洋务运动和崇洋媚外视为同义语而列入禁区，无人敢于问津。粉碎“四人帮”以后，科学的春天，吹来阵阵和煦的春风。有的学者冲破禁区，砸碎禁锢的枷锁，解放思想，对洋务运动提出了新的看法，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和极大的兴趣。
香港地区也出版了李鸿章相关的论着。1968年香港友联书报发行公司印行了窦宗一（仪）着《李鸿章年（日）谱》[24]，
70年代有关李鸿章的文章多一些。诸如《李鸿章出洋》[25]、《近代中国的大投降派李鸿章》[26]、《卖国贼李鸿章的拙劣表演——从李鸿章的“引俄制日”到林彪的“核保护伞”》[27]、《老沙皇脚下的叭儿狗，新沙皇笔下的“政治家”——近代民族投降派李鸿章简析》[28]、《评卖国贼李鸿章》[29]、《老沙皇和李鸿章》[30]、《李鸿章与洋务运动》[31]、《从李鸿章办海军看崇洋派的卖国罪行》[32]、《李鸿章与轮船招商局》[33]、《召唤李鸿章的亡灵居心何在？》[34]、《他们想“照见”什么？——黑文〈李鸿章与轮船招商局〉出笼前后》[35]等。这些文章带有时代特征，火药味较浓，所论内容多离事实甚远，今天看不像什么学术文章。同期，台湾商务印书馆、学生书局先后于1977和1978年出版雷禄庆撰《李鸿章年谱》和李守孔着《李鸿章传》。其中李守孔在《李鸿章传》自序中认为“后人之论鸿章，毁之者讥其因循苟且，丧权辱国；誉之有称其尽瘁国事，胆识过人。”进而认为梁启超、李书春、窦宗一三种，“一则属于史论性质，但凭意气，直参考直接史料；一则过于简略，草率成篇，取材失慎；一则堆积芜杂，缺少史法与史识。”[36]至于“外人写作之李鸿章传记虽多，咸不能引用第一手文件，但基于个人管见，对于鸿章之生平，当时中国之社会形态，政治背景，不尽了解也。”[37]
从李守孔在《李鸿章传》论述李鸿章各章标题：家世与出身、湘军幕中、淮军之编练及其精神、长江下游之攻守、与常胜军并肩作战、湘淮军之代兴关系、捻乱之平定、自强新政之推动、直隶总督时代之外交识见、甲午战争之因应、中日议约与辽南赎地、出使欧美与中俄密约、寄位总署大臣和拳乱与谢世中，可窥见肯定李鸿章镇压农民起义，颂扬其自强新政之功和外交之识见，最后一章为盖棺论定。李守孔提到“鸿章在中国近代史上之功过，后人对其批评，毁誉参半”，认为“毁之者以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38]评论最为毒刻”[39]还提到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推崇曾国藩之余，讥评李鸿章“为人感情用事，喜怒无常，行事好变迁，无一定宗旨，而生平之大病，尤在好闻人之誉己。”[40]也列举了赞誉者，如岑学吕在《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中提及梁士诒任北洋大臣幕僚时李鸿章“廉洁”、有“度量”[41]。又引吴永赞李鸿章关心吏治[42]。最后，李守孔自陈：“鸿章个性倔强，以才气自负，遇事耻居人下，晚年尤甚。”[43]“鸿章生平留恋权位，热中功名，颇不以此自讳。”[44]“鸿章遵曾国藩遗法，生活有规律。”[45]又说“鸿章有容人之量”[46]。临末说：“总之，鸿章在清季为不可多得之人才，欲求中国富强之心始终不渝。能忍辱负重，不避劳苦是所长；弥缝偷安，留恋权位是所短。能立功于闭关自守之时代，但无法周旋于列强角逐之国际舞台……目光之远大，手腕之敏捷，逈非时人所能及。……至于鸿章之失败，军事方面则因任人之不当，贪婪无度。洋务方面则因皮毛之改造，假手官僚。外交方面则因昧于世界大势，受欺于强邻。”[47]
十年浩劫期间，“四人帮”搞影射史学，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更把洋务运动和崇洋媚外视为同义语而列入禁区，无人敢于问津。
三
文化大革命尾声，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李鸿章与洋务运动》[48]、《李鸿章与轮船招商局》[49]等一些文章，其观点变化不大。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大学等高校在开门办学时不讲中国近现代史，只讲《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1974年，关捷在辽宁大学讲授中国近代史，当时教研室李荣华、陈崇桥、张玉田、孙克复和关捷应辽宁人民出版社之邀重新编写《中国近代史》，这在当时尚属全国第一份，遂于1975年2月正式出版，全国有19所高校选用了这部教材。但在洋务运动一章中，对其评价很低，认为“洋务运动是在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开始的。所谓洋务运动，就是奕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一些官僚、地主、军阀，在外国资本主义的诱导、支持和允许的范围内，用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办法，与外国侵略势力勾结起来，在中国传统的封建基础上，补以西方资本主义的皮毛，借以达到扩充自己的势力，血腥镇压中国人民革命，挽救清朝政府垂危的统治的目的。”进而断定“洋务派所标榜的‘求强’、‘求富’，实际上是依靠外国侵略者来保持垂危的封建统治，根本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其结果只能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加重中国人民的负担。”认为“洋务运动从六十年代初期开始，到九十年代中期甲午战争失败宣告破产，前后达三十余年。”[50]这些观点，明显是受到某种思想禁锢的影响。
粉碎“四人帮”以后，有的学者对李鸿章和洋务运动提出了新的看法，活跃了学术空气，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和极大的兴趣。
许多学者开始实事求是的评价历史人物，用唯物辩证法详细考察李鸿章的功过。1980年胡滨、李时岳在《吉林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李鸿章的洋务思想》[51]，较系统地肯定李鸿章创办洋务的功绩。同年12月16日至19日吉林大学历史系和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在长春市的南湖宾馆举行共同举办了“洋务运动”学术讨论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洋务运动问题的第一次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15个省市，40多个科学研究机关、大专院校、新闻出版部门、学术刊物和学报编辑部、军事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教授、学者、编辑人员和史学工作者共90余人，济济一堂，互相切磋。会议开得生动、热烈，贯彻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自由讨论，平等待人，学术民主，各抒已见，畅所欲言，较为深入地探讨了洋务运动的阶级基础、性质、作用、历史地位、洋务派人物、洋务运动的结局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会上，以李鸿章为题的论文，只有陆方的《试论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和关捷的《论李鸿章与北洋舰队》。陆方在文章结论中指出“如果肯定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过某些积极作用。也就应该肯定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功绩。当然洋务运动也有镇压人民的一面，李鸿章也有逃脱不了罪责！历时三十年的洋务运动的破产，说明它是一幕历史悲剧。李鸿章则是这幕历史悲剧中的主角。导致这幕悲剧的不是洋务派某个人，而是由于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纲领所决定的，也是腐朽的社会制度和经济技术落后的条件促成的，李鸿章无能为力改变洋务运动的状况，当然他的洋务活动破产也有个人应负的责任。”[52]
关捷在文章中重点评论李鸿章创建的北洋舰队。文章开门见山，认为“北洋舰队创立的目的，众说纷纭。一说有‘御侮’之心，而无‘剿贼’之意，一说有希图拥兵‘自重’、‘靖内奸’之本意，却毫无‘自强’‘御侮’之宗旨。此二说似觉偏颇。我认为李鸿章创立北洋舰队的目的有三：对外是‘御侮’，这是主要的[53]，对内则有‘剿贼’之意[54]，对己为巩固、扩大个人权势[55]。这三者是相辅相成的。其总意图是维护和巩固清朝政府的统治。”[56]“总之，李鸿章创办北洋舰队的目的主要是‘御侮’，如果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伊始，他就想彻底投降，就没有必要办海军。但是在‘自强’、‘御侮’同时，并未放弃‘剿贼’企图，其根本意图乃是维护清朝的统治，而扩大个人权势的目的是隐藏在内心的，然而这一点又是不能忽略的。”[57] 怎样评价北洋舰队？对北洋舰队的覆灭李鸿章应负什么责任？历来众说不一，有的论者把北洋舰队说成是北洋海防基地的“装饰品”，“不堪外国侵略者一击”，有的则把北洋舰队的覆灭罪责归咎于李鸿章一人，关捷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李鸿章经营多年的北洋舰队，“终于成为一支具有一定战斗力的近代海军。它远较清朝陆军，甚至比李鸿章的淮军要好得多。”在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之时，“北洋舰队奋起抵抗——尽管是被动的并最后导致全面覆灭——但仍给日本海军以一定打击，广大爱国将领和水兵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称颂的。李鸿章在战争初期的表现也有应该肯定之处。”[58]诸如雇用外轮向牙山运兵，派舰护航，相机迎战，截击日舰等，但北洋舰队覆灭，除李鸿章用人不当，缺乏抗敌决心，指挥失误外，非李鸿章个人之责，根本问题是清政府的政治体制落后，朝廷“昏庸腐化、主和妥协是造成北洋海军覆灭以及甲午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59]诸如未添置新舰，缺少速射炮，援军迟滞不前，形成北洋海军同日本全部海军作战等。
最后的结论是指挥全面战争的李鸿章，时常“坐失战机，使北洋舰队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并导致了北洋舰队的战败和覆灭。在这一点上李鸿章是应负重大罪责的。但决不能因此而怪罪李鸿章一人，亦不能以此否定李鸿章创办北洋舰队‘御侮’的目的和他在建军中的一番苦心；更不能因北洋舰队是李鸿章所建就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如此，不仅全盘否定了李鸿章，也否定了北洋舰队的广大官兵。这是不公正的。”[60]
四
近些年，我们在研究甲午战争史时，对李鸿章在指挥海陆战争，与日本谈判的言行做了客观的评价。在《中日甲午战争全史》第一卷战前篇[61]，记载了李鸿章针对1874年日军侵犯中国台湾事件，于同治十三年三月十三日（1874年4月28日）以《论日本派兵赴台湾》为题致总署，指出“各国垂涎台湾已久，日本兵政寖强，尤濒海切近之患，早迟正恐不免耳。”[62]提醒总理衙门要有所防备。5月10日又在《论日本图攻台湾》的奏文中，再向总理衙门提议对付日本侵台之举，一是促使美国撤回暗助日本的李仙得及参与日军“征台”的美国籍船只；一是建议中国先发制人，先派水师船只到台湾各港口，以拦阻日本兵船入境[63]。根据李鸿章的建议，清政府于5月14日，任命沈葆祯为巡阅，命其带领轮船兵弁，前往台湾察看，以筹划布署。5月17日，李鸿章在《论布置台湾》的奏文中，再次推荐沈葆祯并论及如何开禁生蕃地界和设法抚绥生蕃[64]。当清廷谕令李鸿章调派300人赴台援沈葆祯时，他却以沿海防务“空虚” 为由拒绝[65]。而主张“以美制日”。1894年中日正式宣战后，李鸿章“幻想借助国际干涉去息止日本的侵华活动”，“乞求列强进行调停”[66]。9月中旬，平壤之战和黄海海战失利后，李鸿章受到“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的处分。11月下旬旅顺失守后，李鸿章又受到“革职留任，并摘去顶戴，以示薄惩”的处分。1895年2月13日，威海卫之战失利后，清廷被迫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赴日求和，并取消对李鸿章的革职处分，赏还三眼花翎。3月20日，李鸿章率李经方等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等在马关春帆楼举行会谈。书中对李鸿章乞求停战，费尽口舌，直到被刺后才签订《停战条约》，随之又不惜低三下四的乞求减少赔款、割地，最后历经29天的艰难谈判，于4月17日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由此激起国内反和款之声浪持续不断，矛头直指李鸿章。1896年李鸿章任专使赴俄致贺沙皇加冕，签订《中俄密约》，并往德、法、英、美诸国访问。1899年，出任两广总督。义和团运动时期，支持刘坤一、张之洞的“东南互保”。1901年9月7日，与庆亲王奕劻代表清政府与11个国家签订《辛丑条约》。1901年11月7日病逝于北京。
2009年5月在威海举行北洋海军成军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虽以李鸿章为题的文章仅三篇，其实各文章中无不涉及李鸿章。关伟、关捷合写的《北洋海军从筹建到覆灭的几点思考》一文[67]，从具体事实论述了“北洋海军的创建是中国抵御外侮的需要”。李鸿章为建立北洋海军上奏，强调设置海军的极端重要性，实为“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68]文章提出“加强海军建设必须有一个坚定的创建者” ，“执掌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就是时代推出的这样人物……李鸿章看出‘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因而力主‘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69]……为解决建设近代海军所需经费，李鸿章力主开矿、设厂以‘求富’…… 主张首先解决‘练兵、制器、造船各事’问题。其次是‘造就人才’，因为‘人才为亟要’[70]”
戚海莹在《李鸿章与北洋海军》一文中认为“李鸿章不仅是晚清倡导海军建设的主要人物之一，而且是北洋海军的创建者。在北洋海军筹办过程中，李鸿章不顾顽固派大臣的反对，坚持己见，力排众议，积极营建海军基地，多方购买舰炮，培养海军人才，为北洋海军成军做了大量实际的和开拓性工作，推进了中国近代海军建设，使北洋海军的实力跃居亚洲第一。在当时它不仅增强了中国海防力量，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遏止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推迟了日本侵略中国战争的发生，并在甲午战争期间为防御和抗击日本的侵略发挥了一定作用。对此，应该给予基本肯定。但李鸿章无论在海军战略上还是在管理机制等方面都有很大失误。再加上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处处掣肘，致使北洋海军的发展举步维艰，从而导致了北洋海军全军覆灭。”[71]
吴丽华在《李鸿章与北洋水师的创建和发展》一文中认为李鸿章是晚清军事近代化的莫基者之一，尤其对于近代海军的创建功不可没，其创建和经营的北洋水师不但成为晚清所倚重的海军力量，而且为尔后中国海军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李鸿章是建立近代海军的首倡者，北洋水师的缔造者和直接统帅，中国现代海军的奠基人[72]。
目前，对李鸿章一生的所作所为评价不一，有的人主张对李鸿章的言行进行具体地、全面地考察，坚持一分为二，作出实事是的结论；有的人以公允自居，随意拔高、极力夸大李鸿章的作为；有的人只叙事不评论。总之，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还是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去分析每一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1] 转引自梁启超：《李鸿章传》，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134页。
[2] 转引自张社生：《绝版李鸿章》，文汇出版社，2009年，第175页。
[3] 一说1902年出版，见［美］刘广京、朱昌崚编《卖国贼李鸿章·前言》（胡滨着），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第351页。
[4] 梁启超：《李鸿章传》，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24页。
[5] 章立凡：《重读〈李鸿章传〉》，见“20世纪四大传记经典图文版”梁启超：《李鸿章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6] 梁启超：《李鸿章传》，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28页。
[7] 梁启超：《李鸿章传》，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185页。
[8] 《清史稿》列传198《李鸿章传》，清史馆，1927年。
[9]见李书春《清李文忠公鸿章年谱》扫描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
[10] 陈危航撰，分别刊于《人文杂志》（沪版），1950年1－6期。
[11] 赵克毅撰，刊于《新史学通讯》1953年2期。
[12] 胡滨：《李鸿章与太平天国革命》，《光明日报》1954年5月27日。
[13] 梁思光：《李鸿章卖国史》，知识书店，1951年。
[14] 胡滨：《卖国贼李鸿章·前言》，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第5～6、96页。
[15]［美］刘广京、朱昌崚编《卖国贼李鸿章·前言》（胡滨着），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第3页。
[16] 刘祚昌：《卖国贼李鸿章·前言》（胡滨着），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第3页。
[17] 赵捷民：《〈卖国贼李鸿章〉一书值得讨论的地方》，《读书月报》1957年第4期。
[18]《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3期。
[19] 年子敏辑《安徽史学通讯》1957年2期；1958年1、5、6期。
[20] 布谷撰，《新民晚报》1961年1月6日。
[21] 夏东元撰，《文汇报》1962年9月21日。
[22] 章回撰，《新民晚报》1963年9月20日。
[23] 周銮书撰，《江西师院学报》（社）1964年1期。
[24] 香港友联书报发行公司印行，1968年。
[25] 史径：《朝霞》1974年4期。
[26] 厉思朔：《开封师院学报》（哲社）1975年3 期。
[27] 周海涛等撰：《湖北日报》1975年9月25日。
[28] 陈铁健撰：《光明日报》1976年1月8日。晋群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社）1976年2期
[29] 晋群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社）1976年2期。
[30] 魏宏运撰：《天津师院学报》1976年2期。
[31] 喜所撰：《南开大学学报》（哲社）1976年4期。
[32] 武昌造船厂轮机车间工人厉史研究小组华中师院历史系撰：《光明日报》1976年6月17日。
[33] 靳柏年撰，《学习与批判》1976年7期。
[34] 复旦大学黎实撰，《解放日报》1977年12月3日。
[35] 晋岱撰：《解放日报1977年12月3日
[36] 李守孔在《李鸿章传》自序，台湾学生书局，1978年初版，此据1985年再版，第i页。
[37] 李守孔在《李鸿章传》自序，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再版，第ii页。
[38] 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对李鸿章评论见第203～205页。
[39] 李守孔：《李鸿章传》自序，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再版，第375页。
[40] 容闳：《西学东渐记》，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10页。
[41] 岑学吕在《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第44页。
[42] 吴永口述，刘治襄笔记《庚子西狩丛谈》卷4，第136～137页。
[43] 李守孔：《李鸿章传》，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再版，第380页。
[44] 李守孔：《李鸿章传》，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再版，第380页。
[45] 李守孔：《李鸿章传》，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再版，第381页。
[46] 李守孔：《李鸿章传》，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再版，第382页。见《庚子西狩丛谈》卷4，第128页有详细记载。
[47] 李守孔：《李鸿章传》，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再版，第382～383页。
[48] 喜所撰，刊于《南开大学学报》1976年4期。
[49] 靳柏年，刊于《学习与批判》1976年7期。
[50] 辽宁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75年，笫143、147页。
[51] 胡滨、李时岳：《论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吉林大学学报》，1980年3期。
[52] 陆方：《试论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讨论专辑》（1980．2吉林大学社会科学论丛），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第312页。
[53] 参见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折》、《议覆中外洋务条陈折》等，《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25，商务印书馆，1921年。
[54] 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说“水师犹可上岸击贼”，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商务印书馆，1921年，第13页。
[55] 李鸿章办海军，有人说在沈葆桢卒后，“海军之规划遂专属李鸿章”，《兵部左侍郎黄体芳奏》，见《洋务运动》丛刊（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18页。
[56] 关捷：《论李鸿章与北洋舰队》，《洋务运动讨论专辑》（1980．2吉林大学社会科学论丛），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第313页。
57] 关捷：《论李鸿章与北洋舰队》，《洋务运动讨论专辑》（1980．2吉林大学社会科学论丛），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第317页。
[58] 关捷：《论李鸿章与北洋舰队》，《洋务运动讨论专辑》（1980．2吉林大学社会科学论丛），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第324页。
[59] 关捷：《论李鸿章与北洋舰队》，《洋务运动讨论专辑》（1980．2吉林大学社会科学论丛），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第326页。
[60] 关捷：《论李鸿章与北洋舰队》，《洋务运动讨论专辑》（1980．2吉林大学社会科学论丛），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第328页。
[61] 总主编关捷等：《中日甲午战争全史》第一卷战前篇，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40页。
[62]《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2，第20页。据《全集》31信函三校勘，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3页。
[63]《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2，第24页。据《全集》31信函三校勘，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8页。
[64]《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2，第27页。据《全集》31信函三校勘，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2页。
[65] 总主编关捷等：《中日甲午战争全史》第一卷战前篇，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63页。
[66] 总主编关捷等：《中日甲午战争全史》第二卷战争篇，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61页。
[67] 关伟、关捷合写的《北洋海军从筹建到覆灭的几点思考》，《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5期。
[68] 北京师大中国近代史组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9页。
[69]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丛刊（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1页。
[70]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丛刊（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7页。据《李鸿章全集》6奏议六校勘，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60页。
[71] 见《北洋海军成军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册》，第103页。
[72]见《北洋海军成军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册》，第94～99页。
（资料来源：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