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三礼馆与清代学术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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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三礼馆与清代学术转向


有清一代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无论在政治统摄,还是思想调控等方面,皆表现出集大成的形态。而随着时势的推移,清代学术文化也在艰难的反省和抉择中,扬弃宋明理学发展的当下困境,朝着“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新路向演进,终在乾嘉诸儒的苦心经营下,形成以朴实考经证史为主流特征的清代个性学术。其间,以乾隆十四年(1749)十一月清廷诏开“经学特科”为标志,清代学术路向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揭开了由理学向经学转型的新演进。而论此学术转型的契机,清廷于乾隆初叶所诏开的三礼馆及其学术取向,无疑是一件值得关注的重要政治性学术活动。
三礼馆的诏开及其学术取向
乾隆元年(1736)六月十六日,清高宗颁发了一道上谕,命总理事务王大臣等筹措开馆纂修《三礼》义疏。清高宗何以继位伊始即做此决定?据高宗此谕及后来御制的《三礼义疏序》,其因有三:一是应臣下“今当经学昌明、礼备乐和之会,宜纂辑《三礼》,以蒇五经之全”[1]的请求;二是欲庚续圣祖御纂、钦定四经(指《御纂周易折中》、《钦定春秋传说汇纂》、《钦定诗经传说汇纂》、《钦定书经传说汇纂》)之绪,补其《三礼》未备之缺憾;三是鉴于“五经乃政教之原,而《礼经》更切于人伦日用,《传》所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者也’”[2],以发挥礼的经世或修道设教功能。
不过,除清高宗所强调的三条原因外,还有一些因素值得关注。就政治层面来说,明清易代之后,随着统治思路的调整,清廷逐渐确立起“崇儒重道”为治取向,且在与清初知识界“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学术更新的互动下,为经学的再度兴起提供了发展空间;而随着统治秩序的渐趋稳固,加强礼制建设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呼声越来越高,清圣祖对《礼记》、世宗对《周礼》重要性的关注,以及朱鼎菁、熊赐履、魏象枢、陈紫芝等人对强化礼治、编纂礼制之书的不断呼吁,客观上为礼制制作提供了思想依据。就学术层面来说,在清初“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学术潮流的氤氲下,经学兴起之势日趋明朗,而发经学兴复之先声的《三礼》学,更是取得了诸多成就,从而为进一步的整理和系统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再就清高宗自身学养和思想来说,自其受学之始,即熏沐于诸位师傅的经训、义理之教,奠定了一定程度的儒学根柢;而随着对经义、宋五子之学研习的加深,他更体会出其中蕴含的深层意味。以此为基始,从而孕育出其加意经学、注目礼之为治的思想取向。以上因素,无疑为三礼馆的诏开提供了很大可能性。而这一可能性之所以成为实际行动,清高宗欲为其父行三年之丧所引发的波折,实是一条导火索。尽管这一波折在清高宗的执意下得到折中解决,但那些不赞成行三年之丧的满洲权贵,内心里仍不免存有抵触情绪,如何消除这一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隐患,成为清高宗不得不妥善处置的一大棘手问题。《三礼》经典文献的权威性,正好为清高宗化解困境提供了思想依据。
由上可见,清高宗所表明的承续其祖经学取向及补其缺的意图,固然是其决定开馆修纂《三礼》义疏的主要原因,但寻其根源,清兴以来最高统治者在理学意识形态下对传统经学、礼学的加意和张扬,以及清初诸儒在“以经学济理学之穷”致思路径下对《三礼》学的兴复和践履,皆为高宗做此选择提供了客观条件;而他在诸儒臣师傅引导下对经学、以礼为治的体认和阐发,则表明其自身亦具备了更张政治新旨趣的内在素质。客观条件和内在素质的相互激荡,终在“行三年之丧”所引发出的礼制合理性依据需求的促进下,演化为实际的政治行动,而承续祖父之志、应儒臣们的请求,则成为清高宗名正言顺的开馆理由。
清高宗旨下之后,经过20余天的酝酿,至七月九日,以任命三礼馆总裁、副总裁为标志,三礼馆(隶属于内阁的独立机构)正式启动。以此为开端,一项以最高统治者政治意志为导向的学术文化整理项目,登上政治舞台。一时重臣、名儒,参与其间,发凡起例,排比文献,为《三礼》学的趋于大成,付出了艰辛而卓有成效的努力。
三礼馆开馆之后,依时间顺序而言,大体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准备阶段,此一阶段以制定纂修凡例和搜集《三礼》文献等为主,时间上大体从开馆至乾隆二年(1737)底;第二阶段为《三礼》义疏的纂修期,至乾隆十一年(1746)三月,《三礼义疏》完稿奏进;第三阶段为《三礼义疏》的参订期,至乾隆十三年(1748)九月成初刻本,高宗于是年十月初一日为之作序;第四阶段为《三礼义疏》的改刻、定本期,至乾隆十九年(1754)四月三礼馆封馆。
作为乾隆初叶的一项大型政治文化活动,三礼馆规模之大、历时之久,堪称一时盛举。不惟清高宗予以很大关注,众儒臣亦颇能积极响应;而一时饱学、科甲之士,或由“鸿博”(入选“博学鸿词科”者),或由科举,或由特荐,纷纷厕身纂修之列。据乾隆十九年(1754)闰四月二十五日奉旨开列诸臣职名,当时参与其事者,有上自中央权力核心、各主要职能部门(凡涉内阁、六部、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宗人府、内务府、督察院、通政司等)的官员,下至地方府州县官,以及举人、贡生,共计85人;此外尚有因事除名、参与其事而未开列、荐而不应却参与商酌者等10余人。这些人或身居政枢,或领袖学坛;或兼综《三礼》,或专擅一礼;或为学界宿儒,或为后进新生;或彼此师生,或互为友朋,可谓济济一堂,共襄盛举。以此诸多饱学之士,加之清廷的大力扶持,又有秘不示人的内府藏书、从各直省征来的丰富《三礼》文献可资纵览利用,无怪乎三礼馆能顺利开展,且取得了集前代礼学之大成的硕果——《三礼义疏》(包括《周官义疏》48卷、《仪礼义疏》48卷、《礼记义疏》92卷,尚不计卷首在内)。
从《三礼》学的演进历程来看,历代研治礼学者,在方法上大体有三种学术取向:一是以汉注、唐疏为代表的注重名物训诂的模式;一是以宋儒为代表的注重阐发义理的模式;一是既有所考证,又有所阐发。而从态度上来说,亦有三种取向:一是对《三礼》持肯定的态度;一是对《三礼》抱怀疑批判的态度;一是既有所肯定,又有所怀疑。这些方法和态度,基本上为清初诸儒所沿续。《三礼义疏》的纂修,即是以此为基础而展开的。
大体来说,三礼馆的学术取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三礼馆总体纂修体例的制定;二是《三礼义疏》各书的凡例。就总体纂修体例而言,在副总裁方苞提出建议、三礼馆上呈《拟定纂修三礼条例》基础上确定的“七条体例”,即“正义”、“辨正”、“通论”、“余论”、“存疑”、“存异”、“总论”,体现出三礼馆总的纂修思路和思想取向。尽管有的人对这“七条体例”有不尽一致的看法,如总裁甘汝来认为“辨正”一条应放在“存异”、“存疑”之后,副总裁李绂认为“辨正”与“存异”、“存疑”分别不甚清楚,“通论”、“余论”与“总论”相矛盾等,但经过商讨,“七条体例”仍成为最终的纂修依据。
就《三礼义疏》各书的凡例来看,《周官义疏》的学术取向为:一是辨明了《周礼》一书的名义,当为《周官》,而非《春秋传》“先君周公作周礼”之“周礼”,其司空一职,当名之曰《考工记》,而非《冬官》;二是尊崇宋五子;三是标榜清高宗;四是对古今文持慎重态度;五是张扬推阐经义之说,而于以己意为说者,则概从删略;六是广搜博采,汉宋并收;七是比较注重器物和舆地的说明,遵循多闻阙疑的方法。以上这些特征,彰显出《周官义疏》仍然受宋儒影响较深,然亦能注重对名物制度的考证。《仪礼义疏》的学术取向为:一是篇次依循郑玄所据刘向《别录》之旧;二是章段以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为主;三是解诂以元儒敖继公之说为主要依据;四是经自为经,记自为记,各不相混;五是对古今文取舍较为审慎;六是注重礼图的考辨。凡此,皆彰显出《仪礼义疏》重实而不务空发议论的总体特征。《礼记义疏》的学术取向为:一是征引诸家之说,务求其是,而不偏主一家;二是除说礼之家外,凡有涉于是书者,亦广搜博采;三是义理以程、朱为指归,其他无足发明者概从删汰;四是全收《中庸》、《大学》之文,不循俗本之陋;五是注重名物度数的考究,遵循多闻阙疑的原则;六是采纳“左图右史”的体例,加意礼图之编制;七是不纠缠于篇目真伪之辨,而主于探寻《礼记》之微言大义,既不附会,也不武断;八是大体遵循七条纂修条例,但亦有小的变通。
由上不难看出,三礼馆虽然吸收了往代的治礼经验,确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此一特色,可从与明成祖时修《大全》和清圣祖时修诸经的比较中,更明晰地体现出来。明代《大全》之修,《易》取二董(董楷、董真卿)、二胡(胡一桂、胡炳文),《书》主蔡传而本之二陈(陈栎、陈师凯),《诗》本于刘瑾,《礼记》以陈澔为宗,《春秋》因于汪克宽,《四书》因于倪士毅,《性理》则庞杂冗蔓、割裂襞积,虽然不乏承学于朱子者,但视野之隘,遂致舍本逐末。至清圣祖命儒臣御纂、钦定诸书,广搜博讨,而以朱子为依归,其取向已向前推进矣。这一转变,遂呈经学倒演之势。两者的取材依据和关注点尽管大异其趣,然以理学为导向的意识形态却是一致的。而由三礼馆的取向来看,朱子的影响虽然仍颇浓厚,然汉唐注疏之学亦渐受到关注,经学倒演之势更趋明显。可以说,《三礼义疏》的纂修,正是在有因有革的取向下,体现出尊汉、轻元明的趋势,从而为清代学术由理学向经学的转型提供了契机。
三礼馆所蕴含的学术转向意义
学术的发展,每随世运更替而转移。明清统治权的位移,不仅使统治思想的抉择面临考验,亦对知识界的取向形成挑战。出于各自的考虑,清廷为论证其权力的合法性,最终选择了理学作为其统治思想的支柱;而知识界则从对学术演进内在逻辑的反思着眼,走上批判理学之途。两者取向的差异,遂导致了不同的反响:清廷对理学的倡导和扶持,为士子跻身仕途提供了便利,故乐于功名者多斤斤于制义之学;知识界批判理学之努力,则孕育出新的学术生长点,即“在摒弃‘性与天道’的论究之后,不约而同地趋向于以经学去取代理学的选择”,“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学术潮流因之而兴。然而,清廷对理学的经营虽然煞费苦心,但其效果并不像统治者所期待的那样尽如人意,毕竟作为理论形态的理学已趋于衰微;而“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学术潮流的兴起,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惟充溢南北学术界,而且借助儒臣而深入宫廷”[3]。此一局面,遂使政治与学术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如何面对这一张力,成为清廷和知识界不得不予以考虑的大问题。
就清廷而言,虽然其对以理学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取向始终坚持不懈,儒臣中亦不乏唱和、鼓吹者,但问题是,他们对理学的讲求,更多地是一种政治象征,而非对其学说有多高深的探究。吕留良曾指出:“从来尊信朱子者,徒以其名而未得其真。”[4]可谓一语道破其中的玄机。而清廷以理学塑造知识系统的实践,亦没取得多少实际的效果。陈黄中曾说:“汉自孝武表章《六经》,尊崇儒术,由是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班固以为禄利使然,旨哉言乎!自禄利之途开,而学行遂判而为二:穷经守正者,往往与时龃龉;而曲学希世者,每颉颃而取富贵。……盖经术之伪,上以钓显位,下以博名高。”[5]“利禄”二字,揭示出取士的症结所在。于此,吕留良在《戊戌房书序》中,有更为痛心的揭露。吕氏“痛哭流涕”的诉求,尽管不能扭转既成局面,但对清廷来说,则不无警示意义。面对理学的种种困境,清廷遂在思路上加以变通,其取径即吸纳了知识界以经学补理学之不足的观念。此一观念的转变,开启于圣祖“以经学为治法”的倡导,康熙后期御纂、钦定诸经书的编纂,更有力地推动了经学的发展。至高宗初政,在政治文化和学术潮流的交互作用下,以开三礼馆、奏进经史、举行经筵讲论为契机,以“经学特科”的举行为标志,最终完成了由理学而经学的转向。陈祖武先生曾说:“一方面是理学的不振和对理学诸臣的失望,另一方面是经学稽古之风的方兴未艾,二者交互作用的结果,遂成清高宗的专意崇奖经学。”[6]陈先生的这一揭示,洵为的论。
而就知识界的情形来看,面对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张力,他们不仅没被清廷政治导向所左右,依然沿着自己的学术路径而精进不已,而且通过儒臣这一中介,将自己的学术主张影响于最高统治者,甚至间接地参与一些官方举行的学术文化活动,从而对清廷学术导向的调整,产生了促进作用。正是在知识界的此一努力下,康、乾两朝的学术旨趣遂发生了明显的转向。章学诚尝论康、乾之世学风变化说:“自康熙中年,学者专攻制义,间有讲求经史,撰述词章之类,老师宿儒,皆名之曰杂学。出所业编,但非破承小讲,前提后束,中后八股之体,虽有制作如经,皆不得谓之正学。三十年来,学者锐意复古,于是由汉唐注疏、周秦子纬,而通乎经传微言,所谓绝代离辞,同实殊号,阐发要妙,补苴缺遗,可谓愈出而愈奇矣。至四库馆开,校雠即为衣食之业,一时所谓《尔雅》、《三苍》、《说文》、《玉篇》、《广韵》、《集韵》之书,裒然盈几案间,而中才子弟,亦往往能摘谄謟商啇之悮,则愈盛矣。”[7]虽然章氏站在批判考据学的角度发为此论,但其对康熙、乾隆两朝学术旨趣转向的揭示,还是颇有识见的。朱珔也说:“自经义之难明兮,汉与宋同源而异支。宋学只臆断以理兮,证之名物、象数而多非。不若两汉之近古兮,沿溯七十子之徒而传授皆有自来。前明竞尚制艺以致空疏兮,虽博雅如杨升庵、郝楚望而未免于疵。维昭代之崇实兮,太原之阎、德清之胡始启其藩篱。近人益加探讨兮,徽则东原而苏则松崖。竹汀、茂堂其接武兮,余子亦纷纷而并驰。”[8]学术新气象的酝酿与庚续,即此可见一斑。又杨昭楷《国朝经师得失论》称:“《六经》之道,一实而已。汉之传注,唐之义疏,皆本圣人之实事实理,译而通之,申而详之,累千万言而不至有蹈空之弊。自宋儒侈谈心性,依托《六经》,专以虚渺之词强为傅会,于是家着一书,人撰一解,而学者便其空疏,相煽成风,经义乃大荒矣。国朝诸儒,力起而振之,以实事求是为本,大旨有二:曰辨驳,曰考订。盖辨驳者,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辟妄人之假托,阐先圣之微言,所谓明道者也。考订者,所以稽同异,审得失,斥众家之庞说,据古书之孤证,所谓守道者也。康雍以前,多主辨驳;乾嘉以后,率精考订。……盖《六经》者,实事实理也;而经学者,实学也。欲求实学者,亦务得其通而已矣。”[9]辨驳、考订之分,彰显出康雍与乾嘉时期学者各自为学路径的侧重点所在。
然而,清初与乾嘉学术的分途,并非截然分开的,二者之间还有一个过渡期。三礼馆的诏开,即是这一过渡期的体现。按康熙之世,圣祖虽对经学有所加意,但其主导取向还是以理学为依归,经学依然处于潜流的地位。与圣祖的这一意向相应,许多儒臣一方面以理学相尚,另一方面则于经学亦颇讲究。康熙朝后期御纂、钦定诸书的纂修,即是圣祖君臣这一取向的体现。至三礼馆开,虽然限于成例,理学观念仍有一定的影响,但三礼馆儒臣对汉唐注疏的关注,彰显出此时的学术取舍标准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在《与同馆论纂修三礼事宜书》中,李绂曾提出三点建议,其中第二条说:“《三礼》以注疏为主,一切章段故实,非有大碍于理者,悉宜遵郑注、孔疏。”接着,李绂引朱子答门人问中对注疏的肯定语为据,以增强这一建议的说服力,并从而强调道:“朱子之言如此,则今纂修者,理宜遵朱子之言,一以郑、孔为主,章段不可更张,故实不宜轻驳。惟郑注援引纬书者,孔疏虽委曲附会,亦不可从。”又第三条说:“《三礼》之书,以礼文为主,泛论义理之说,不必过于采摭。”一如上一条,李绂亦引朱子有关言论为据,从而强调道:“然则分采众说,务于讲制度者加详,于讲义理者从简,庶合于朱子之旨。”[10]按之《三礼义疏》各书所定之凡例,可知李绂的这一建议,基本上得到了贯彻。此一取向,较之康熙朝御纂、钦定诸书之以朱子为取舍准衡,显然已大异其趣。三礼馆对朱子学说权威的不同处理,开启了新的学术风气。其后,经史讲义的奏进、《十三经注疏》的重刊、“经学特科”的举行,逐渐摆脱了理学的羁绊。而高宗经筵讲论中由尊朱到疑朱的转变,更使理学失去昔日的权威。经此酝酿,至四库馆开,汉学遂如日中天矣。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有清一代学术由理学而经学的转向,三礼馆实发挥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三礼馆对礼学研究的推动和礼、理地位的变化
三礼馆的诏开及其成果《三礼义疏》的成书,不仅对前此礼学成就做了较为成功的总结,更引发了一时儒林、士子对礼学关注、探研的热情。其表现为:
其一,《三礼义疏》刊成后,高宗曾赐予国子监,并命颁发各直省学政,令士子研习。又高宗对肇高学政金洪铨以《仪礼》、《周礼》考取童生,以及内阁学士秦蕙田建议将《三礼义疏》纳入地方学校、书院考课的肯定,皆对教育系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功令所悬,无疑对士子有一定的诱惑力。其后,高宗虽未应允将《周礼》、《仪礼》纳入乡、会试考试名目,但其对此二礼重要性的强调,于士子应有一定的促动。在此政治导向之下,士子只关注《礼记》高头讲章的陋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纠正,不少志学之士,颇有讲究于《周礼》、《仪礼》者,古学之风因缘而兴。
其二,三礼馆儒臣在纂修《三礼义疏》过程中,不仅对先儒研礼取向和成果有了较为清晰地把握,而且将此一收获融入到个人的研究之中,在此基础之上,结撰出许多专精之作。如纂修吴廷华,在入三礼馆之前,已撰有《周礼疑义》,而进入三礼馆之后,他更注目于《仪礼》的探讨,其后遂成《仪礼章句》17卷,章分句释,笺疏简明,较之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王文清《仪礼分节句读》,更前进了一大步,于经学大有补益。又如纂修杭世骏,当其在三礼馆时,即承担了《礼记》中《学记》、《乐记》、《丧大纪》、《玉藻》等篇义疏的纂修工作。乾隆八年(1743),世骏因考选御史上言不当高宗之意,遂遭罢斥。离馆后,他并没就此放弃对《礼记》的探讨,而是更为深入、全面地对《礼记》作了梳理,《续礼记集说》100卷的成帙,即是此一努力的结晶。该书的纂辑,不仅融纳了《礼记义疏》的思路和做法,而且在此基础上更有推进,承继和张扬了宋儒卫湜《礼记集说》的治礼取向。此外,纂修中王士让之《仪礼紃解》、官献瑶之《读周官》、诸锦之《夏小正诂》等,皆是离开三礼馆后的庚续之作。
其三,清高宗大规模纂修《三礼》义疏,不惟开启了礼制建设的序幕,《钦定大清通礼》、《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皇朝礼器图式》等,即是此一政治文化举措的衍续,而且引发了儒臣对礼的关注。秦蕙田《五礼通考》之纂,就是清廷好尚的一种积极回应。秦氏于乾隆十年(1745)任礼部右侍郎,在任期间,因赞校阅礼书之任,而得以致力于礼之源流、沿革的考究。后丁本生父道然忧,得见徐乾学《读礼通考》,因叹其书仅及丧礼,而于吉、嘉、宾、军四礼阙如,遂与好友吴尊彝重理先前“读经之会”时对《三礼》的考究,发凡起例,依徐氏之本,补所未及,分类排纂,欲成完书。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历时38年、稿三四易的巨着——《五礼通考》遂裒然成帙。是书不仅增徐乾学《读礼通考》之未备,更“包络天地,括囊人事,缕析物情,探制作之本旨,究变迁之得失。义未安,虽昔贤之论不轻徇;理苟当,即豪末之善亦必录”[11]。较之清廷所修《大清通礼》,秦蕙田是书,洵可谓并肩比美矣。
其四,继清初诸大儒开启研礼门径之后,雍乾之际的学者亦颇致力于《三礼》学的研讨。如江永之撰《礼书纲目》、《周礼疑义举要》、《仪礼释宫增注》、《礼记训义择言》、《深衣考误》,汪绂撰《礼记章句》、《参读礼志疑》,皆以兼治理学、经学而注目于礼的探讨。其后,惠栋、戴震更承前启后,于礼亦有专精之作。而褚寅亮、胡匡衷、卢文弨、程瑶田、金榜、孙希旦诸人,并时而鸣,堪称礼学名家。经此酝酿,乾嘉研礼之途径,已具大体。而论其渊源,雍乾之际诸儒致力于《三礼》学的努力,特别是三礼馆的诏开,实有承前启后之功。
而值得注意的是,与宋明理学家建构“理”的哲学意蕴不同,随着清初诸儒对礼的倡导和实践,以及清廷在经学取向下对礼之功用的肯定,雍乾之际,礼之观念愈益突显出来,理、礼地位发生很大转变。而三礼馆儒臣对礼、理关系的阐释,即非常清晰地彰显出此一变化。
《礼记·乐记》曰:“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于此,三礼馆儒臣征引郑玄、张载、方慤、邵囦有关言论之后,进而阐发道:“喜怒哀乐之情至变,而有不可变者焉。中节之和一,未发之中也,质文损益之。理时易,而有不可易者焉。人事之宜一,天则之常也。盖人情之浅深不一,乐以统之,乃俱得其安;天理之几微易淆,礼之辨之,乃各当其分。然天理之至,即人情之极;于理有未协,即于情有不安,故礼乐同管乎人情也。”[12]以礼作为天理当否的准衡,较之宋儒视天理为万事万物之准则的观念,已然迥异其趣。
又《礼记·仲尼燕居》曰:“子曰:‘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薄于德,于礼虚。’”三礼馆儒臣于征引先儒诸说之后,阐释道:“礼归于一仁,则礼固吾心自具之理,而升歌、下管、雍彻,用诗乐行之,是诗乐亦即理之节,而非有二也。故君子行礼,必以吾心自具之理为之本,无理不动也;亦必有诗乐以和其节而作焉,无节不作也。不然,不能诗,则少温柔敦厚之情,而于礼亦拘固而成缪;不能乐,则少和顺从容之意,而于礼亦朴直而不文,皆无节者也。若夫薄于德,则自绝其仁,而本心之理亡矣,又何以为礼哉?故曰‘于礼虚也’。” [13]以礼作为“吾心自具之理”,较之阳明心学视心为一切主宰,亦旨趣悬殊。
又《礼记·礼器》曰:“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三礼馆儒臣于此诠释道:“此一节总提其纲。忠信,本也,松柏之心也,所谓美质也。义理之文,竹箭之筠也,以增美质。而释回不待言矣。……此承上义理之文,言礼必用物,而所用之物,必因天所生、地所养,乃合于人心,顺于鬼神,而万物各得其理也。此曷故哉?盖天时之有生,地理之有宜,与人官之有能,物曲之有利,俱有一定而不能相通者,故必因天所生、地所养之物,乃合人心。而君子以为知礼,亦顺鬼神,而鬼神飨之也。不然,用非其物,则君子直谓之不知礼矣。……时变动而不居,非后天奉天者不能及,故时为大。顺、体、宜、称,则循理守法者可能,故递次之。尧舜禅让,汤武征诛,皆以奉天,而引‘聿追来孝’之诗者,王者为天之子,所谓事天如事亲也。郊社禘尝,孝慈仁敬,先后有自然之序,故曰伦。社稷、山川、诸鬼神,尊卑有定,故曰体。丧凶祭吉,各有其用,大宾小客,各有其交,必当于义,故曰宜。羔豚举其小,大牢举其大,即祭之用牲,以明各有所称。下又推广言之,以明礼之无往非称也。” [14]以礼是否有当,作为万物各得其理的评判,亦与理学、心学思想的核心相去绝远。
三礼馆儒臣对礼、理关系的如此定位,从理学与礼学的演进、消长历程来看,实具转型意义。其后,随着汉学的勃兴,清中期遂有凌廷堪等人“以礼代理”说的盛行,言理几为厉禁。此一趋势,昭示出传统儒学内部理、礼地位的转移。而推其原始,《三礼义疏》实有承先启后之功。
结  语
清高宗改元伊始,即诏修《三礼》义疏,此一历史事件,绝非高宗个人的一时好恶,而有着深刻地时代因素。就政治层面来说,高宗此举蕴含着革新政治的内在需求,因为伴随政治权力的重新组合,需要有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作为其为政的导向。鉴于圣祖以理学为核心的经学政治化抉择、世宗以吏治为核心的制度化建构,高宗一方面吸取了其祖、父的为政经验,另一方面,又对其施政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予以反思,从而确立起富有个性的为政思路,即高扬起传统文化中之礼帜,以寻求新的政治生长点。而就学术层面来说,经由清初知识界兴复传统经典的努力,经学意向的确立,已渐成一时潮流,其中对礼的探讨,不惟关涉到学术本身如何由虚而实的转化,更关涉到儒士面对朝代更迭如何安身立命的人生追求。这两种致思路径,虽然出发点不同,但亦有着一定的共性,即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如何摆脱理学传统所造成的羁绊,而“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酝酿,为此困境提供了一条解决途径。再从满汉文化的演进来看,随着时代的推移,二者之间的隔阂虽然在逐步消融,但如何加以整合,使之不再出现分裂的反复,还有待做进一步的调适。三礼馆的诏开,正是力图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尝试。
而三礼馆的诏开以及《三礼义疏》的成书,历史地看,则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征:其一,体现了高宗对圣祖施政取向的认同与承继,特别是对其“阐明经学,嘉惠后世”意向的张扬,从而使清兴以来的“崇儒重道”政治导向保持了连续性;其二,高宗对礼学的扶持和修纂,确立起新的政治为治范型,即彰显出“以礼经世”的新取向,认识到礼在社会治理方面的重要性;其三,奠定了由理学向经学意识形态取向的转型,在三礼馆孕育下诏开的“经学特科”,即此一转型的标志;其四,既承继、总结了此前的礼学研究成果,又示范了新的礼学研究路径,在有清一代礼学演进史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其五,开启了清初学术向乾嘉学派治学方法和取向的转向,或者说,在清代学术由理学向经学转型过程中,三礼馆在其间发挥了重要的过渡作用。质言之,三礼馆的诏开,具有政治导向、文化抉择、学术转型等多重意义,体现出政治文化与学术之间既具张力又具互动的动态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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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南开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