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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义和团运动期间的毓贤等“仇教”官员

十九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的加剧，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严重的民族危机迫使国内各阶级阶层都要对此表明自己的态度，采取相应的行动。
当时，“仇教”是反帝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除了农民和其他下层劳动群众积极参加外，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也以不同的方式投入了这一斗争，甚至清王朝中的一部分官员也被卷入了这一斗争洪流。在这类官员中，毓贤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过去一些着述，对毓贤及当时清王朝中其他一些“仇教”官员在处理教案和义和团运动中的表现评价过于苛刻，本文想就此问题发表些不成熟意见，请同志们指正。
一
毓贤（？—1901年）字佐臣，内务府正黄旗汉军，监生出身。光绪十四年（1889年）以同知纳赀为山东曹州知府。“善治盗，不惮斩戮”<《清史稿》中华书局标点本。卷465，第12757页。>。“岁余共杀二千许人，于是声名卓着”<《义和团》（一）第262页。>。靠着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得以步步高升，累迁按察使、布政使。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调补湖南，署江宁将军。二十五年（1899）“山东教案叠出，人心浮动”，清政府调毓贤为山东巡抚<《义和团档案史科》（以下简称《档案》）下册，第22页。>。
山东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地区，而帝国主义宗教侵略更是深入山东广大城乡，民教矛盾异常尖锐，群众反教会斗争更是十分激烈。因此，毓贤莅任后，就面临着如何处理当时的民教纠纷问题。
“东省民教不和，由来已久”<《山东巡抚毓贤片》，《档案》上册，第24页。>。毓贤等认为，其原因在于：第一，教民不纯，为非作歹。“自西教传入中国，习其教者率皆无业莠民，借洋教为护符，包揽词讼，凌轹乡里，又或犯案□罪，藉为逋逃之薮，而教士则倚为心腹，恃作爪牙”。<《山东巡抚李秉衡片》，《档案》上册，第6页。>“甚至挟制官长，动辄欺人，官民皆无可如何”<《山东巡抚毓贤片》，《档案》上册，第24页。>。因此，“民教相仇”，“罪在教民”<《御史高□摺》，《档案》上册，第49页。>。
第二，教会纵容，肆意要挟。“凡遇民教控案到官，教士必为间说，甚已多方恫喝”，“一旦有事，则教士……张大其词以告主教，主教复张大其词以告各国公使，而公使遂以诘责总署，百端要挟，异议横生”。<《山东巡抚李秉衡片》，《档案》上册，第6页。>“小则勒索赔偿，大则多端要挟，必使我委曲迁就而后已”<《山东巡抚毓贤片》，《档案》上册，第24页。>。
第三，官屈帝势，袒教抑民。“近来东省办理洋务交涉，多以迁就了事；每接彼族指□之信，大半逢迎教士，曲从其意”<《山东巡抚毓贤摺》。《档案》上册，第40页。>。“自事事迁就，渐至相援为例，于是州县不堪其扰，而相与隐忍安之”<《给事中冯锡仁摺》，《档案》上册，第80页。>。地方官所以袒教抑民，根本原因是朝旨难违，同时也由于“洋势日张，州县官各顾利害”，只好“含糊了事”<《御史管廷献摺》，《档案》上册，第123页。>。
基于上述认识，毓贤等一些官员在对待教案和义和团反对教会斗争的问题上，就采取了顺应群众情绪的作法。
例如，他们对义和团反教会斗争表示同情，认为义和团只反教会不扰民，不属于“匪”，主张对义和团宜抚不宜剿。他们提出，对义和团“莫如用因字诀，因其私团而官练之”<《御史郑炳麟摺》，《档案》上册，第85页。>。极力反对镇压。对袁世凯在山东大肆屠杀义和团的行动，纷纷上摺弹劾。说袁世凯“杀戮过重，似于办理教案，不甚相宜”<《御史许佑身摺》，《档案》上册，第51页。>并提出撤换袁世凯，“可否于四军中如马玉昆、董福祥、聂士成，简派一员，以为袁世凯之代”<《御史熙麟摺》，《档案》上册，第47页。>。在“仇教”官员的弹劾下，清王朝也不得不要袁世凯“慎之又慎”<《军机处寄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上谕》，《档案》上册，第47页。>。他们还对劳乃宣剿杀义和团的主张予以痛斥，并要求“将劳乃宣所刊书板销毁”<《给事中胡孚辰片》，《档案》上册，第84页。>。
曾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在清政府高级官吏中，也是属于“仇教”的。他在离任时，曾”谓毓贤曰：‘我去公必代，是不啻竟我志事也。朝廷怵于外人势力，不欲决裂开衅，亦具苦心。但我辈坚持此志，当百折不回，非扫尽妖氛，无以表我辈之人格也。幸好为之，吾已密保于上矣’”
毓贤于光绪二十五年二月接任山东巡抚。同年十一月离去。在对待教案和义和团的态度上，“乃一循秉衡之旧，几如萧规曹附，后先媲美也”<许指严：《十叶野闻》，《义和团史料》（下称《史料》），第759—760页。>。他在山东对义和团主要是采取“抚”的办法，持支持的态度。不少史籍都提到，山东义和拳改称为“团”和毓贤有关，“因嫌其名不雅，乃改称义和团焉”，“自是拳匪如虎附翼，仇教益深”<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义和团》9二），第7页。>。甚至“团建旗帜，皆署‘毓’字”<《清史稿》中华书局标点本。卷465，第12757页。>。这说明毓贤的作法是促使义和团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大发展的形势对直隶义和团运动的发展也有影响。“数十年来。人俱视之为邪教。及毓贤任东抚，颇为信之，于是直隶古城、清河、威县、曲周等处之匪，渐渐南下，流入东昌之冠县，自冠县及于东昌各属，再自东昌、曹州、济宁、兖州、沂州、济南等处，潜滋暗长”<柴萼：《庚辛纪事》，《义和团》（一），第304页。>。有人认为，毓贤是在镇压不了的情况下，才改变手法，由剿变抚的。即便如此，也不能否认毓贤的态度，在客观上促进了山东义和团大发展局面的出现，对当时人民群众的反帝斗争是有利的。
二
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使“在京洋人，均有自危之心，各电本国，请派兵来京，自行保护”，“而天津租界之洋人尤深惊恐，屡以中国办理太松，欲派兵助剿为言”<《直隶总督裕禄致总理门衙电报》，《档案》上册，第98，120页。>。各帝国主义国家以“保护使馆”等为借口，争先派兵来华，联合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
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义和团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大众是坚决抵抗的。清王朝内部的一部分“仇教”官员也积极“主战”，极力主张招抚义和团，将其作为反抗侵略的依靠力量。他们认为，对义和团“若于此时激扬忠义，为因势利导之计，申明耻教战之方，捍患保邦，洵为要策”<《安徽巡抚王之春摺》，《档案》上册，第231页。>。为此，他们提出：“攻打洋人教匪，必兵团相辅而行，乃能有济”<《总督仓场户部右侍郎长萃摺》，《档案》上册。第268页。>，并要求清政府积极支持各地义和团，指出，义和团虽勇敢杀敌，在和侵略军作战中“抵御不退”，但“苦无军火”，因此必须改变这种以血肉之躯抵御洋枪洋炮的状况<《仓场侍郎刘恩溥片》，《档案》上册。第299页。>。
应该看到，这些主战官员，尽管对外部事务不甚了解，思想狭隘落后，但在外敌入侵面前，还是有爱国之心的，他们不愿看到中华民族蒙受耻辱，这与别有用心利用义和团来达到个人目的保守派是有根本区别的。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一月四日，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清政府将毓贤调离山东抚任，由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到山东后对义和团采取了以剿为主的手段，山东义和团斗争形势发生了急遽的变化，这一变化从又一个侧面说明了毓贤等“仇教”官员，对义和团运动发展在客观上所起的作用。
毓贤并未因调离山东而改变支持义和团的态度，仍“倡言曰，当今国势日堕，由于民志未伸，今如再杀拳民，无异自剪羽翼，而开门揖盗也”<佐原笃介：《拳事杂记》，《义和团》（一）。第262页。>调任山西巡抚后继续坚持以抚为主的做法，“仇教”立场更加坚定，使山西义和团运动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他宣称“晋中洋教，得净绝根除”，表示了要“对朝廷尽忠，对上官尽职，对地方尽力，对义民尽信，对天下后世无愧”<《十叶野闻》，《史料》第760页。>的决心。在山西的八个月期间（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到同年闰八月），他首先对义和团抵抗侵略的行为给予赞扬，并号召山西各地建立义和团。“照得义和拳民，本系激于义愤，矢厥公忠，甘为国家效命杀敌。前在京畿津沽一带，努力助战，每遇临阵，皆系该拳民等奋勇前驱，屡获战胜，成效昭然，是以迭次钦奉上渝，发币给赏，钦派王大臣统带，并饬各直省督抚，招集成团，以御外侮。本部院遵旨招募，编入队伍，给以口粮，特涉员弁管带”<《山西省庚子年教案前后纪事》，《义和团》（一）第497、507、501—502页。>。同时，“命太原冶工精制钢刀数百柄，分赐拳童，刀还皆镌毓字。呼其众入署，亲谕以仇杀洋教，宜并力一心，勿负我意等语，……谓左右曰：‘此辈天真未凿，要皆忠勇之气所成，不宜拘以礼节。’赏毕复送之出署。市人鼓掌从之，……纷纷请习拳”<《十叶野闻》，《史料》第760页。>。毓贤也自称是义和团“统领”，并受到义和团众的赞颂，“拜命之日，拳匪额手相庆，皆曰：‘吾道其西矣’。”<《十叶野闻》，《史料》第760页。>毓贤还采取了“杀教”的行动，有关记载颇多。他在一份奏摺中曾向清政府报告：“洋人勾结教民，潜谋倡乱，……奴才于六月十三日，不动声色，带领兵勇，前赴洋人聚居之处，亲自兜拿。该洋人等尤敢拼力抗拒，奴才麾令勇敢数人，冒死突进，将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名口，及同恶相济之教民十七名，一齐擒获，立即绑赴市曹，同时正法”。<《山西省庚子年教案前后纪事》，《义和团》（一）第497、507、501—502页。>除太原外，山西其他地方也同时出现了类似情况。“庚子三月，毓中丞来抚斯晋，下车伊始，具恶教仇洋之心，流露于外。……六月初，风波大起，毓出示宣谕，令众改教，遵者货财可保，违者性命难逃。及至六月初九日遣□主教等于铁路公局。十三日，妄拿残杀于抚辕门下者数十人，是日天主堂宇尽遭焚毁，各家什物，亦被抢掠，城中教民，见此危急，……聚头道巷李樊院中，……十八日，毓遣巡捕杜某，执令箭率凶兵纵拳党围困李樊等院，酷杀信人三十九，重伤四人”<《义和团》（一），第511—512页。>。
教堂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据点，一些教民助纣为虐，他们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中国人民的仇教情绪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毓贤在山西的“杀教”作过了头，因此，就被帝国主义和清王朝中一些人责为“罪魁祸首”。帝国主义侵略联军要清政府严惩毓贤，清政府中一些人骂毓贤“误国”，他们所以如此憎恨，不是因为毓贤的行动过了头，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毓贤根本就不应该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表示仇恨，而应该对教会，教民的罪恶加以保护，帮助他们共同欺压中国人民，这也就从反面告诉我们，毓贤在此期间的所为，不能完全否定。
清王朝对如何惩处毓贤，一直举棋不定，并有意拖延，为毓贤开脱：“此事始末，为朕深知”<《档案》下册，第772页。>，不愿为其定罪。这一方面是因为毓贤对清王朝表现忠心和他的不少作法得到清王朝的默许。另一方面，一些官员对毓贤的行动是赞同和支持的，毓贤的行动代表了他们的意愿，因此出面保毓贤。他们奏称：毓贤“直亮公忠，民心爱戴”。如严惩毓贤，将会“灰忠臣之心，□义士之气，他日兵端再启，恐无复有慷慨誓死、敌忾向王者矣”<《都察院御史溥良等奏》，《档案》下册，第856页。>。对此，清王朝统治者不能不考虑，所以，当慈禧太后看到张之洞、刘坤一弹劾毓贤的奏摺时，竟发怒，“抵其奏于地”。<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义和团》（一），第28页。>再有，毓贤的所为受到群众的拥护。据史料记载，毓贤“甚得民心，濒行士民送者皆为泣下”<《山西巡抚锡良电报，《档案》下册，第774页。>。“士民闻信，又欲邀集城厢内外民人来署乞留，……分堵城门不令出省”<《山西巡抚毓贤摺》，《档案》上册，第319页。>民心向背，清王朝也是不能不考虑的。
但是，在帝国主义和李鸿章等人的压力下，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向帝国主义讨好乞降，就将毓贤抛弃了，下令处死。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毓贤在前往新疆的途中被斩于兰州。兰州市民听到消息，“谓毓无罪，……集众欲代请命”。此时，毓贤已因病不能行走，当得知要将其正法时，态度坦然，写信劝阻为其请命的人众，说：“死何足惜，但愿继事吾志者，慎勿忘国仇可耳”。<《十叶野闻》，《史料》，第764页。>临刑前，毓贤还曾自□二联，表示对清王朝的忠心。
三
毓贤被斩首，“忠臣好官之名，颇震一时”。<《十叶野闻》，《史料》，第764页。>但对毓贤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的作用如何评价，在当时就褒贬不一，后来也有争论。
当时有人评价毓贤，“前半生殃民，后半世召侮”<《十叶野闻》，《史料》，第764页。>。“殃民”，指的是毓贤在山东曹州府任上“治盗”一事。毓贤双手沾满了人民群众的鲜血，素有“毓屠户”之称。可见所评中肯。“召侮”，意指八国联军的侵华是由毓贤支持义和团引起，这就颠倒了是非，掩盖了事实真相。
中国人民的“仇教”，是民众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毓贤等“仇教”官员，由于所处的阶级地位，当然不能完全同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一样，但对他们的评价，不能离开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这一历史背景。
第一，毓贤等“仇教”官员是有爱国心的。帝国主义入侵造成的中华民族的严重危机，对当时中国每个阶级和阶层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现实。因而，统治集团中的每一个人也要在这个现实面前表明自己的态度，是反抗，还是妥协？地主阶级内部也出现分化，一部分人参加了义和团反抗侵略的斗争，毓贤等“仇教”官员便是如此。这些人的“仇教”斗争，是汇成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洪流的一条小溪，尽管曲折、潺弱，但它是朝着这条奔腾的江河流去。他们的行动，应该说是符合民族利益的。他们不愿意看着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横行，尽管他们思想上有封建的正统观念和妄自尊大的思想，但对异族的骄横，还是多少有点民族自尊心，这从他们的许多言论、奏摺中可以反映出来。对此，就连对“仇教”官员进行了猛烈抨击的刘孟扬，在《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中也“平心而论”，承认这些官员“未尝非由于爱国心之所激”，“较之一般卖国贼，殆犹有上下床之别耳”<《义和团》（二），第64页。>。尽管毓贤等“仇教”官员的动机、宗旨和人民群众的爱国心不尽相同，但客观上是符合当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一总目标的。正因如此，毓贤才能在死后，还被一些人士所缅怀。如当时人所作《吊晋抚毓公贤受法》中写道：“伟躯殂谢在兰州，碧血涔涔遍地流。正气凌霄弥一代，忠魂摇曳逼千秋。黎民堕泪真无限，青史垂名永不休。西向感伤贤大吏，晋阳保障孰堪侔。”
第二，毓贤等“仇教”官员的爱国思想有其阶级和文化传统的局限性。毓贤等人所处的时代和地位使他们不可避免地具有顽固的封建思想意识，他们是以封建的传统观念来看待外国的“异教”的。清王朝长时期以来，对天主教等“异教”是严禁的，“盖自康雍以来，传教内地有禁”。道光年间也几次颁布禁教上谕。直到鸦片战争后，“迨道、咸国威屡挫，始迫订通商传教之约”<《庚子诗鉴》。《史料》，第32页；《道光朝东华续录》卷37，41页。>。可见，清廷容忍西方宗教在中国传布是被迫的。再加上西方宗教与中国封建伦理观念、传统信仰格格不入，因此，发生冲突是自然的。“中国有中国之教，何以必欲使从西教”<《义和团》（四），第239、244页。>。“中国善良之辈，均不愿舍己从人，其不可强之奉西教，犹各国人民不可强之奉孔教也。”<《义和团》（四），第239、244页。>“古今圣贤，未有不遵儒教辟异端者”<刘大鹏：《退思斋日记》。《文料》第781页791页。>。就表现了对“洋教”的排斥心理。义和团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他们崇奉儒家伦理，并沉迷于杂神怪力，而且“佛道两教，皆为拳党所重”<柳堂：《拳匪闻见录》。《义和团》（一），第470页。>。这同“仇教”官员是有着基本相同的心理基础的。毓贤称义和团“默有神助”，他本人也曾“红巾坐堂上”<《义和团》（一）第28页。>，就说明二者在思想上的融洽。这种阶级和文化习尚的局限性，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产物，它鼓动人们盲目“排外”，造成乱杀的悲剧。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5期 中化文史网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