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廷芳-是谁起草了清帝逊位诏书？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伍廷芳-是谁起草了清帝逊位诏书？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是谁起草了清帝逊位诏书？

张謇日记中的相关记录足以证明，他既不是《清帝逊位诏书》最初草稿的撰稿人，也不是最终定稿的撰稿人。在反复改写的逊位诏书的起草者甘愿隐退的情况下，非要凭借并不充足完整的证据链条来证实该项诏书出自张謇或别人之手，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辛亥年腊月二十五日即1912年2月12日，刚刚六岁的宣统皇帝溥仪，奉隆裕太后懿旨下诏逊位，既终结了大清王朝持续268年的异族统治，也终结了中国历史上长达数千年的家天下、私天下的皇权专制。在此后的100年间，到底是谁执笔起草了该项诏书，一直是众说纷纭的历史悬案。
1912年1月21日的逊位诏书
傅国涌在《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一书中，围绕《清帝逊位诏书》的反复协商，较为全面地罗列了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其中较早提到逊位诏书的是资政院议员、协纂宪法大臣汪荣宝（衮甫），和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江苏省临时议会议长张謇（季直）。1912年1月19日，家住天津的汪荣宝在日记中记载，他听说逊位诏书已经预备妥帖，三四日必当宣布。1月20日，家住江苏南通的张謇也在日记中记载说，他看到了隆裕太后不日逊位之报。
1月22日，汪荣宝听说“内阁拟就上谕两道，一为逊国，一为宣战，阁臣不自擅决，付诸皇族会议。但若采用乙种办法，阁臣即一律辞职。”这一天是旧历辛亥年的腊月初四，据张謇日记记载，他于当天来到上海，“知北方逊位诏初三日本可下，以南方一电疑而沮焉。”
由此可知，早在腊月初三也就是1912年1月21日之前，已经存在着一稿与张謇和汪荣宝都没有直接关系的《清帝逊位诏书》。张謇所说的“疑而沮焉”，指的是孙中山于1月18日电告伍廷芳，要求由唐绍仪向袁世凯转告五条要约：一、清帝退位，其一切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于其臣。二、在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三、得北京实行退位电，即由民国政府以清帝退位之故，电问各国，要求承认中华民国彼各国之回章。四、文即向参议院辞职，宣布定期解职。五、请参议院公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如此方于事实上完善。
据伍廷芳在《共和关键录》中记载，由于逊位诏书没有按照原定计划于1月21日如期颁布，他于当天致电孙中山通报与袁世凯之间的交涉情况，同时建议清帝逊位之后，“宜由袁世凯君与南京临时政府协商，以两方同意组织统一全国政府”。《清帝逊位诏书》中最具争议的“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一句话，显然脱胎于伍廷芳的这份电文。孙中山收到电文后，撇开南北双方秘密进行的议和程序，于1月22日采取公开通电方式表达自己的强烈不满：“就各来电视之，袁意不独欲去满政府，并须同时取消民国政府，自在北京另行组织临时政府，则此种临时政府将为君主立宪政府乎？抑民主政府乎？人谁知之？纵彼有谓为民主政府，又谁为保证？”
孙中山在该项通电中提出最后通牒式的五条办法：其一，清帝退位，由袁同时知照驻京各国公使电知民国政府现在清帝已经退位，或转饬驻沪领事转达亦可。其二，同时袁须宣布政见，绝对赞同共和主义。其三，文接到外交团或领事团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后，即行辞职。其四，由参议院举袁为临时总统。其五，袁被举为临时总统后，“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乃能接受事权”。
优待条件的反复协商
随着秘密议和的内容被孙中山单方面公开曝光，包括清帝逊位条件在内的议和谈判只好推倒重来。2月1日，汪荣宝听说逊位诏书将于2月4日颁布。同一天，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的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在日记中写道：“退位诏书将在2月4日宣布，我生日的那一天！”
2月2日，专门负责协助内阁大臣起草朝廷诏书圣旨的许宝衡在日记中记载，他于当天到公署，听说国务大臣入对商酌优待条件，隆裕太后甚为满意，皇室亲贵也表示认可。同一天，人在天津的汪荣宝，听说逊位诏书已经于午后四时颁布。
2月3日，许宝衡在日记中写道：“六时起，到公署，总理入对??”羁留上海的张謇在当天日记中记载，他听说袁世凯（慰廷）当天进宫，“陈说逊位及优待条件”。同一天，袁世凯将经过隆裕太后认可的《关于大清皇帝优礼之条件》九款、《关于皇族待遇之条件》四款、《关于蒙满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七款，分别列作甲、乙、丙三项电告伍廷芳。
2月4日，汪荣宝从《北京日报》看到的消息是，逊位诏书当天不能发表，有缓至8日之说。张謇在当天日记中写道：“闻慰廷已有议优待条件之权。”同一天下午，伍廷芳、唐绍仪、汪精卫从上海来到南京。当天晚上，孙中山召集各部总次长在总统府讨论袁世凯电告的优待条件。
2月5日上午，临时参议院开议孙中山交议之优待清室各条件，孙中山委派胡汉民、伍廷芳、汪精卫莅会说明。参议院对该项条款逐条讨论，将《关于大清皇帝优礼之条件》改作《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并对原案中尊号、岁费、住地、陵寝、崇陵工程、宫中执事人员、清帝财产、禁卫军等项进行修改，删去第8款“大清皇帝有大典礼，国民得以称庆”。同一天，汪荣宝收到袁世凯亲信助手梁士诒、阮忠枢的来信，说是袁世凯催促他入京襄助阁务。
2月6日，伍廷芳将参议院议决之修正条款电复袁世凯，同样是在这一天，莫里循在给布拉姆的书信中介绍逊位诏书说，“这道谕旨正由梁士诒草拟中，昨天他还同我磋商这件事，他认为在十天之内不可能颁发……”天津《大公报》当天报道说，逊位诏书的草案于2月2日呈进，执笔者为华世奎、阮忠枢。2月7日，《大公报》又刊登消息称，逊位诏书是隆裕太后命徐世昌起草的，昨已将草案交袁世凯校阅，袁以此次皇上退出政权，断非历代亡国可比，等将来颁诏时拟由内阁撰定，请旨颁布。
据汪荣宝日记记载，他于2月6日从天津来到北京，正式参与袁世凯内阁的机要文案，得知由南方回复的优待条件，已经由隆裕太后亲自改定。2月8日，袁世凯内阁着手预备清帝逊位之后的各项善后文案，由汪荣宝负责起草《对北方各省督抚宣言》，该项宣言经过梁士诒、袁世凯的补充修改，于2月13日用“全权袁”的名义以《致北方各督抚各府州县电》为标题公开发表，同时公开发表的还有《关于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布告》等多项文告。
同样是在2月8日，孙中山在南京总统府会见美国记者麦考密克和驻华使馆参赞邓尼时，介绍了“清廷的退位诏书已经写好，只因南北双方的态度尚待协调，延迟未发”的政制形势，并且承认了单边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事实上的“不合法”。
2月9日，梁士诒告诉汪荣宝说：“南中激烈派反对优待条件，议欲杀唐、伍两君，恐生枝节。”汪荣宝和陆宗舆打算致电张謇设法疏通。随后，他拟谕旨一道，又拟电文两通。同一天，留在北京与袁世凯、梁士诒、袁克定等人直接沟通协商的同盟会会员朱芾煌、李石曾致电汪精卫，所谈论的正是《清帝逊位诏书》和另一道逊位优待条件诏书中的关键性措辞：“已向袁、梁尽力交涉，舌战良久，……惟退位事，字样改为‘以权位公诸天下’。又清帝退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数字，须改为‘大清皇帝尊号源（延）缆（续）如旧’等字。芾思此数字名异实同，似不妨少为退就；为彼留对付清后地步。据梁云，若民军能照此答复，必能即刻宣布共和。”
莫里循也在当天写给布位姆的书信中介绍说：“目前已准备了三个文件，1.退位诏书；2.皇帝宣布退位的文告；3.致各国公使馆的通函。梁士诒，邮传部长，正在撰写退位诏书；文告是大约二十位大臣共同写成的，致各国公使馆的通函是颜惠庆博士用英文写的，已经译成中文，目前正由袁世凯审阅。”
同一天，朱芾煌、李石曾致电汪精卫说，他们于当天同见梁士诒，得知“已将逊位诏拟定呈进，念六或念八准发表”。这里的“念六或念八”，指的是旧历辛亥年的腊月二十六或二十八日，也就是1912年2月13日或15日。
同样是在2月10日，汪荣宝在内阁得知，优待条款的最后版本已经得到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回电同意。梁士诒嘱托他草拟奏稿于第二天呈递。饭后，梁士诒又要他按照袁世凯的意思将奏折修正数处，下午四时脱稿。已经把政治立场转移到南京临时政府一边的北方议和代表唐绍仪，于同一天在致袁世凯电中强调说：“至优待条件发生于辞位，若云辞政，则十九条已无政权，何待今日是。十四省军民以生命财产力争，专在位字。明日入觐，务恳力持办到辞位二字，即时发表。”
2月11日，汪荣宝被内阁电话紧急召回。梁士诒、阮忠枢告诉他说，逊位诏书发表在即，应办文牍甚多。他当天又草拟电稿及信稿各两件。同一天，张謇在日记中写道：“闻清帝已定逊位而中尼。”
2月12日，逊位诏书正式颁布
2月12日早晨，汪荣宝来到内阁。“本日国务大臣入内请旨发表，同人均来此静候，惴惴恐有中变，比及午，闻各大臣到阁，一切照办矣。”接下来，他抒写了与《清帝逊位诏书》高度一致的个人感慨：“大清入主中国自顺治元年甲申至今宣统三年辛亥，凡历十帝二百六十八年，遂以统治权还付国民，合满汉蒙回藏五大民族为一大中华民国，开千古未有之局，固由全国志士辛苦奔走之功，而我隆裕皇太后尊重人道，以天下让之，盛心亦当令我国民感念于无极矣，??隆裕皇太后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当天下午，汪荣宝登高望远时进一步感慨道：“匕鬯不惊，井邑无改，自古鼎革之局岂有如今日之文明者哉？”
袁世凯等国务大臣请旨发表的是《清帝逊位诏书》、《优待条件诏书》、《善后安民诏书》这三道诏书。汪荣宝在2月10日的日记中所记载的草拟并修改的奏折，极有可能就是这三道诏书的正式文本。
2月13日，张謇在南通得知逊位诏书已经于前一天颁布。2月15日，他在故乡海门长乐看到该项诏书，便在日记中写道：“此一节大局定矣，来日正难。”
逊位诏书颁布10天后，上海《申报》于2月22日以《清后颁诏逊位时之伤心语》为标题报道说：“此次宣布共和，清谕系由前清学部次官张元奇拟稿，由徐世昌删订润色，于廿五日早九钟前清后升养心殿后，由袁世凯君进呈。清后阅未终篇已泪如雨下，随交世续、徐世昌盖用御宝。此时溥伟自请召见，意在阻挠此诏。而清后并诏某大臣曰：‘彼亲贵将国事办得如此腐败，犹欲阻挠共和诏旨，将置我母子于何地！’此时无论是何贵族，均不准进内，于是盖用御宝陈于黄案，清后仍大哭。清帝时立清后怀中，见状亦哭，袁世凯君及各国务大臣亦同声一哭。”
以讹传讹的后人回忆和记录
张謇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传记》初稿中谈到“不久内阁即日逊位的复电，来到我父的手中”时，摘录引用了与正式的逊位诏书在措辞上多有不同的内阁复电：“……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为全权大臣，遣派专使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民会议，公决政体。乃旬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予惟全国人民心理，既已趋向共和，??更何忍侈帝位一姓之尊荣，拂亿兆国民之好恶。予当即日率皇帝逊位，??听我国民合满、汉、蒙、藏、回五族共同组织民主立宪政治。……务使全国一致洽于大同，蔚成共和郅治，予与皇帝，有厚望焉。”
胡汉民读到传记初稿后，于1930年2月18日给为该传记题写书名的谭延闿（组安）写了一封信，后被张孝若录入传记正文之中：“组安先生惠鉴：季直先生传记第八章文字，似有可补充者。清允退位，所谓内阁复电，实出季直先生手。是时优待条件已定，弟适至沪，共谓须为稿子予清廷，不使措词失当，弟遂请季直先生执笔，不移时脱稿交来，即示少川先生，亦以为甚善，照电袁，原文确止如此，而袁至发表时，乃窜入授彼全权一笔。既为退位之文，等于遗嘱，遂不可改。惟此事于季直先生无所庸其讳避。今云‘来到手中’，颇为晦略，转觉有美弗彰，岂孝若君尚未详其事耶？有暇请试询之。”
接下来，张孝若又写道：“得此信不多日，又听说我父此项亲笔原稿，现存赵先生凤昌处。辛亥前后，赵先生本参与大计及建立民主之役。那时我父到沪，也常住赵先生家，此电即在彼处属稿，固意中事也。”
据主持整理袁世凯关于《清帝逊位诏书》的朱批原件的骆宝善先生告知，逊位诏书中的“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一句话，并不是像胡汉民所说的那样，由袁世凯“至发表时，乃窜入授彼全权一笔”。经过南北双方反复协商的《清帝逊位诏书》的原文，是“即由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协商统一办法”，袁世凯只是改动了“与民军”三个字的前后位置。由此可知，袁世凯最后朱批审定的诏书文稿，显然不是胡汉民所谓“实出季直先生手”的“所谓内阁复电”。
1936年10月，曾经跟随梁士诒、阮忠枢等人在袁世凯内阁担任文案幕僚的叶恭绰，在袁世凯、梁士诒、阮忠枢等人相继离世的情况下，在《越风》半月刊第20期发表《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几段逸闻》一文。其中回忆说，张锡銮早就叫人草拟一份逊位诏书，大家认为冗长，就交给他修正。他觉得为时还早，就密藏在衣袋中。拖到1912年2月7日前后，他正准备动笔，而南方已拟好一稿电知北京，“此稿闻系张謇、赵凤昌所拟”，“由某君修改定稿。此稿末句‘岂不懿欤’四字，闻系某太史手笔，余甚佩之。盖舍此四字，无可收煞也。”
但是，据张謇2月7日为汉冶萍借款致孙中山、黄兴的信函介绍，他“前以借款及盐事，羁留沪上。……闻精卫偕少川昨已去宁会商处置清室办法，想此后不至再有变动矣。”假如2月5日上午与伍廷芳、汪精卫一起到临时参议院解释说明孙中山交议之优待清室各条件的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当时正在上海请张謇执笔草拟《清帝逊位诏书》的话，张謇是不会采取如此游移不定的口吻谈论此事的。
1939年由凤冈及门弟子编写出版的《民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沿袭张孝若和叶恭绰的说法：“退位诏书是清一代最后结束，原文系由南中将稿电来，该稿为张謇手笔，后经袁左右增加授彼全权一笔而发表，其所插入语对于后来发生不少影响。末三语为天津某巨公所拟，末一语尤为人所称道，盖分际轻重，恰到好处，欲易以他语，实至不易也。”
这里的“天津某巨公”与叶恭绰的“某太史”的所指，应该是隆裕太后当时所依赖的袁世凯的结拜兄弟、时任军谘大臣加太保衔的徐世昌。
与胡汉民借助于授意张謇执笔撰写《清帝逊位诏书》来标榜自己并且诬陷袁世凯的以讹传讹相类似，当年任张謇在上海郊区创办的大生二厂经理、又名刘垣的刘厚生，晚年在《张謇与辛亥革命》一文中回忆说，《清帝逊位诏书》由他执笔起草，经张謇“略易数字”转交唐绍仪，由唐绍仪电告北京。为了强调自己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的重要性，刘厚生用小说化的代言笔法介绍说：“据好几个参与清廷机密的老朋友说：电稿到京后，袁世凯、徐世昌就把稿子交给汪衮甫（荣宝）。汪读后，就说：‘张季直为文，力模班史，词句硬碰硬，此稿却婉转庄肃，情见乎词，不类季直手笔，或当另有其人。’汪遂援笔修改，把我原文末句‘有厚望焉’改为‘岂不懿欤’。定稿后，就送给隆裕太后。隆裕太后见稿，泫然流涕说：‘我和皇帝决不以一姓尊荣，叫四万万人吃苦头。’她一头看，一头哭，忍泪说道：‘这里所说的话，都是我心里要说的话。’”
《清帝逊位诏书》是集体协商的结晶
而在事实上，《清帝逊位诏书》结尾采用“岂不懿欤”的最为直接的原因，是在与其相配套的清帝逊位优待条件诏书中，已经采用“有厚望焉”的结束语。“岂不懿欤”四个字在当年的皇家诏书中其实是一种常用套话，叶恭绰“凤冈及门弟子”以及刘厚生拿这四个字大做以讹传讹的小文章，恰恰反证了他们因为层级太低而接触不到核心机密的眼光短浅和格局狭隘。
相比之下，赵凤昌（竹君）的儿子、辛亥革命期间只有14岁的赵尊岳，在写于1961年的《惜阴堂辛亥革命记》中，表现出的更是捕风捉影的信口开河：“张手稿存惜阴堂有年，某年《申报》国庆增刊，属余记辛亥事，因影印以存其真，惟张谱失载其事。至孝若、刘垣载传，始揭出之。先公尝语张曰：朝廷养士三百年，君以文士，策名状头，固不当善为之词，以酬特达之知耶。胡汉民初不知其事，以为别出他手。至孝若传记及影印本出，始爽然自愧失言矣。”关于这段文字，傅国涌评论说，“遗憾的是在《申报》上找不到这份影印件，张謇本人的日记、自订年谱也找不到任何痕迹。张謇到底是否起草了退位诏书初稿，迄今仍无法定论。??这样一份划分时代的文件，当然不可能出自一个人之手，而是经过多次筹商、讨论、修改的。”
综合上述材料，《清帝逊位诏书》显然不是出自一人之手，而是南北双方的隆裕太后、袁世凯、孙中山、伍廷芳、唐绍仪、汪精卫、梁士诒、阮忠枢、张元奇、汪荣宝、徐世昌、朱芾煌、李石曾等人反复协商修改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张謇日记中的相关记录足以证明，他既不是《清帝逊位诏书》最初草稿的撰稿人，也不是最终定稿的撰稿人。在反复改写的逊位诏书的起草者甘愿隐退的情况下，非要凭借并不充足完整的证据链条来证实该项诏书出自张謇或别人之手，是完全没有必要的。需要充分肯定的其实只有一点：真正意义上的共和立宪，并不只是取消大清王朝的皇权帝制，而是在相互平等的双方及多方之间，依照以人为本、主权在民、权为民所赋、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的宪政法理，成功实现最多同类项和最大公约数的求同存异、协商一致。这份兼有国家宪法契约和国际外交契约性质的逊位诏书，所呈现的正是从事南北双方共和协商的相关人等最为广泛的价值共识。
（资料来源：《文史月刊》201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