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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实录》与经济史研究

《清实录》经济史资料整理出版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10月12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研讨会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经济史专业博士生导师萧国亮教授主持。会议开始前，《清实录》经济史资料项目主持人、93岁高龄的着名经济史权威、北大经济学院教授陈振汉先生携夫人崔书香先生与吴承明等专家学者见面叙旧。与会的专家学者有吴承明、经君健，董志凯、方行、宓汝成、郭松义、从翰香、吴兆契、陈龙渊、江泰新、赫治清、周源、武力、史志宏、徐建青、林刚、魏明孔、封越健、郑起东、倪玉平以及北大资深教授李德彬、朱克娘、郑学益、林双林等。北大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教授和副院长黄桂田教授到会向与会的专家学者表示感谢。
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教授致祝辞。他说，今天到会的很多是我非常敬重的前辈，有我们经济史学界几代的权威，有中国经济史学会第二、三、四任会长第一任严仲平先生已经过世，有的还是直接给我讲过课的老师。可以说是群贤毕至。他说北大经济学院曾经是以“史论见长”为主要特点，但近些年经济史学科建设被忽略了。前些年陈振汉先生给许智宏校长写了封信，里面有句话我现在还记得——《清实录》课题组是陈振汉、熊正文、李谌、殷汉章四位先生一直在做的，现在平均年龄将近90岁了，这个课题不能再耽误了。后来院里决定由萧国亮教授负责这件事情，并组织一些博士后协助该项目的进行。总之，由于我们对经济史研究的忽略或者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至于在研究上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这些年我们对史学在教学课程结构中的地位一直感到很困惑，甚至很多学校经济史的教学课时日趋减少，而英美国家对本国经济史教育却一直非常重视，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因此，今天的会议对我们更多的是鞭策，我们会学习在座的老前辈的精神和态度，加强经济史学科建设，振兴经济学院重视史学的良好学风。
萧国亮教授介绍了《清实录》经济史料项目和经济学院经济史教学、研究等三方面的情况。他说，《清实录》是研究清史的重要文献资料之一，历来为中外经济史学者所重视。《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出版早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开始，项目主持人是陈振汉先生。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全国科学长期规划中，它又被列为几个重要的资料整理项目之一。但是本项目自立项直到文革期间经历了各种干扰，到文革彻底中断。1978年拨乱反正后，《清实录》的整理出版工作重新开始。198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陈振汉、熊正文、李谌、殷汉章四位先生整理编辑的《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农业编》。此后，《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的选编工作又因各种原因而中断。2002年在陈振汉先生的关注以及经济学院刘伟院长和有关学校领导的支持下，该课题重新启动。《商业、手工业编》的整理已经于2004年12月完成，并交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现在正在进行《国家财政编》与道光至光绪朝1821—1908的经济史资料整理工作。《国家财政编》争取在2006年底出版，整个《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出版预计于2008年完成。这个过程中特别要提到的是已95岁高龄的熊正文先生，他自始至终参与了整理工作，而且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做史料工作，经济史研究提倡坐冷板凳的精神，熊先生就是个很好的榜样。还有殷汉章、李谌先生也在其中做了大量工作。
萧国亮教授还说，从陈振汉先生的《经济社会史论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他所开创的北大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研究的传统，这就是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实践相结合、经济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经济史研究与现实相结合。他说，经济学有一个中国化的问题。中国化的经济学必须是反映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和中华民族经济发展特点的经济学，必须是能够解决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的经济学，必须是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而要做到这一点，决不是写一篇文章，或者发表一通演说，把西方经济学骂倒，中国的经济学就会自动的生长出来。这不是先破后立，不破不立的问题，而是相反相成的问题，假如处理得好，也可能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问题。所以，经济学的中国化，就要在比较、鉴别的过程中，把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相结合，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相结合，就要从当代的经济实践与历史的经济实践中吸取养料。像陈振汉那样的经济学家，在我们北大经济学院有一大批，如马寅初、赵乃抟、陈岱孙等等经济学大师。他们好比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从国外窃得经济学的火种，是为了照亮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经世济民，造福于中华民族。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心中不可磨灭的中国情结。所以，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实践的结合是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方面。萧教授还介绍了经济学院经济史研究的现状。他说我院是全国高校中开设经济史专业课程最为全面系统的学院之一，自2002年以来，我们开设了世界经济史、外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经济史专题研究等课程，其中很多课程还在全校的教学评估中获得学生的好评，进入全校教学评估的前十名。作为全校通选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还获得了2004年度北京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我们还培养了很多硕士生、博士生。我们的工作虽然有一些成绩，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很明显的，主要是研究力量薄弱，尤其是缺乏像陈先生那样的大家，不过我们相信在大家的支持下，通过我们的努力，一定能够振兴北大经济学院的经济史研究传统。
吴承明先生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陈振汉先生曾对《清实录》经济史资料这个项目感慨很多，他曾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盖棺有时，杀青无日”，那时候陈先生已经近80岁了。《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的重要性，在陈先生《<清实录>的经济史料价值》一文中说得很清楚。搞经济史的人总感慨《清实录》部头太大，字数太多，难以运用，而且其中的经济史资料的整理也是很难，这样一个很大的、很难的工程，也只有北大可以做好。吴老还说，不注重经济史就难以更好地研究经济问题，而研究经济史，不能只研究断代史，而是要研究通史，这样才能通古今之变。“我记得有一次在北大临湖轩讨论赵靖先生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那个时候巫宝三先生还在，他说，经济史研究断代的，思想史研究人头的，比如《管子》或《王安石》之类。这个不行，得搞通史。现在赵靖先生有通史了。接着陈振汉先生就讲，这一点我们经济史就落后了，我们还没个通史。我那时候还是经济史学会的会长，我说，不止是北大，现在还没有一个学校搞出一个经济通史来。我听说那时取消经济史必修课以后，好像有的学校就只保留了近代经济史，因为据说近代经济史还有用。这个看法不对。经济史你要看得远一些。陈先生讲熊彼特同桑巴特的区别，区别在什么地方呢?两个人都是德国历史学派的，都是最后的历史学派的，都背叛历史学派了。但是方向不同。桑巴特是写现代资本主义，他把历史分为四个时期，每个时期有三个阶段，就有12个阶段，这个加起来都是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没有。熊彼特就不是这样，熊彼特说要有历史感，要有历史知识，否则你连当代的经济都搞不清楚。他说的这个历史，是长期的。”
经君健先生在发言中首先肯定了北大经济学院具有经济史研究的传统。他说他在经济学院读书的时候，陈振汉先生和陈岱孙先生分别讲中国近代经济史和思想史这两门课，非常吸引人。他说由于工作的原因我需要使用清实录，并曾整整用了6个月的时间，才非常粗的翻了一遍，所以用分类的方法把清实录资料整理出来是非常必要的。从1949年立项开始，经过了36年，到1989年第一部《农业编》才出版了。《农业编》的整理50年代就基本完成了，但是由于非学术性的原因陈振汉被打成右派而被推迟了二三十年。《农业编》出版以后，到现在又是将近20年了，《商业、手工业编》还没有正式出版。这是由于我们这个时代存在对经济史的轻视状态，反映了我们学术界的某种浮躁情绪，北大这方面做得要好一些，而有些单位原来经济史基础很好，但现在却日见薄弱。有些学校，甚至是很着名的学校的经济院、系根本不设经济史课程，他们不是把经济史看作了解中国国情的一个必备的素质，而是把它看作一种负担。所以我觉得把这种对经济史的不正确认识扭转过来，是非常艰巨的一个任务。经先生还说《清实录》对于清代经济史研究来讲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北大能专门招收博士后来做这个工作，这个魄力恐怕在其他单位是没有的，是非常值得称赞的。他建议，以后出版的《手工业、商业编》、《国家财政编》后面应加上索引，这样不仅符合当前出版规范，而且便于读者们使用。他还希望文字版和电子版能够同时发行，希望保证整理工作的质量。他说我相信北大经济学院完全有这个能力来做好这个工作。
董志凯教授发表了题为《“源”、“流”之辩——为什么理论经济学教学离不开经济史》的讲话。她从经济理论来自经济史、只有能够说明经济史的经济理论才是有意义的、盲目搬用国外经济理论会产生误导作用和获得经济学成就的人大都得益于经济史等四个方面来说明了经济史研究在理论经济学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性。她说，1988年前后，在我国经济理论教学领域，经济史由必修课变成了选修课，很多学校经济院系取消或减少了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课程。以至十来年后，在经济学中出现了所谓“贫史症”。这种现象到了应该改变的时候了。因为研究经济学的就要研究世界和中国经济的历史。正如吴承明先生所说，经济史是经济学之源，经济学是从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经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刘国光说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逻辑的科学，它也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学习经济学或研究经济学只会逻辑抽象的方法而没有历史方法、没有价值判断是不行的。没有受过经济史学的熏陶，缺乏对中国经济史的基本知识，对于历史的虚无主义状态可能使所学的经济理论成为空洞的教条。由于经济史、经济学说史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将来会付出代价的，而且现在已经在付出代价，因为历史是割不断的”。作为北大经济学院的校友，董志凯深情地说：“离开北大已近40年了，回到母校，百感交集。如今，北大经济学院的领导和教授如此重视经济史的教学并且经过几代学者辛勤努力，坚持不懈地完成了《顺治—嘉庆朝农业编》结集出版，进行着《顺治—嘉庆朝手工业、商业编》的编辑整理工作。可敬可贺!衷心祝愿有着深厚积淀的北大经济学院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专业再创辉煌。”
郭松义先生说，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讲，没有资料那是不可想象的。50年代新中国确实在资料整理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而且确实推动了一些学科的发展，最明显的是近代史。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时提出来要厚今薄古，因此广泛地开展了近代史研究。鸦片战争、义和团史料以及中国近代农业史、铁路史、工业史资料等纷纷整理出来，这些资料对于推动近代史的研究起到了很大作用。《清实录》不仅是研究清代经济史也是研究清史的基本材料，尽管它主要是从政策层面阐述经济史的。陈振汉先生为首整理的这部清实录经济史资料，虽然经历了很长时间，但是在农业史方面确实是很完整的，里面不仅有生产、生产力，还有生产关系，甚至还有农民反抗斗争等方面的资料，可以说这部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农业篇》实际上包括了清代的三农问题，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资料。从质量上看，这部书也是靠得住的，使用起来也很方便。现在国家的清史编纂委员会委托我做农业志，我觉得我将直接受惠于它。很多先生都谈到了历史和现实之间联系密切，事实确实如此。最近我申请了一个考察17、18世纪以来北京的外来人口的项目，为此，我从档案里挖掘了1600多个个案资料。从中我发现，17、18世纪时北京的外来人口和现在的外来人口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过去外来人口以河北省为主，还有一些山东人、山西人、江南人。河北、河南人主要于北京人不愿意干的工作，像掏粪、拉水、赶车等，也有给人家做奴仆的。山西人、江南人以做生意为主。他们的主要居住地是城市周边地区，那里一般都是犯罪率高发区，这些人群也是犯罪率的高发人群。外来人口在婚姻家庭上也有一些和今天的现实相象的方面。所以我们如果研究现在北京的打工者，那么通过往前追溯，就会发现在早期的城市化过程中同样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所以，现实的确是与历史紧密相联的，我们从过去可以预测现实，从现实也可以找到历史的痕迹，正如前面几位先生所讲的，要做好现实经济研究，就一定要注意经济史。
赫治清研究员说，北大经济学院建院20周年，很值得祝贺。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的出版，对于长期从事清史研究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教材。南开大学l958年整理的《清实录经济史选集》太简单，它纯粹是大跃进的产物，目前，《清实录》经济史史料中学术价值较高、使用较广泛的就是陈振汉先生主编的这部《<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农业篇。现在经济学院能继续把这个工作坚持下去，我作为一个长期研究清史的学者心里非常感激。最近几年，我参加了国家的清史工程，而且还负责联系经济史项目。我联系的项目所使用的资料，除了档案以外，《清实录》是最基本的史料。我们看一个项目，在资料上是不是丰富、翔实，首先就看作者对清实录的使用情况。你若连《清实录》都没有使用，那么你这个成果就要打问号了。因为《清实录》继承了唐朝以来我们修实录的传统，是清朝的一部官修编年体史书，它利用了当时非常多的原始档案。修《清实录》是政府最高行为，什么档案都可以调，所以清实录基本上是原始档案的一个整理，编年体的一个长编，史料价值非常高。《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对于推动经济史学科建设和中国的经济建设都非常有意义。可以说要想搞好中国经济，需要研究清代经济史，因为它离我们今天太近了。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　中华文史网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