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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乾隆时期的清王朝*

乾隆时期（1736—1795）代表了清王朝发展的顶峰。而清王朝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征服王朝”[1]，它对中国的统治从1644年延续到1911年。经过清军浴血奋战所缔造的清王朝，奠定了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疆域版图的基础。[2] 与它的前代——明朝相反，满族统治者将东北亚、蒙古、西藏、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等纳入到清朝版图之内。明朝则从未完全控制过位于中国西北部河套地区的不毛之地——鄂尔多斯地区。
乾隆帝完成了清朝疆域扩张的最后阶段。清朝疆域的扩张始于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满族的皇帝阻止了沙皇俄国对东北亚的渗透，并签订条约确认了中俄之间共同的边界。清廷意识到对其所信奉的藏传佛教的控制，是控制蒙古人的重要途径。1720年，和硕特蒙古和准噶尔蒙古之间在达赖喇嘛——统治西藏的黄教最高领袖——合法性问题上的争执达到了顶点。准噶尔入侵拉萨，招致清军的讨伐，而后，清军在西藏首府的驻防制度也得以确立，这标志着中原与西藏的关系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康区和青海原先处在四川的管辖之下；1725年，雍正帝（1723—1735年在位）将康区分为两部分，将其西部归入西藏地区管辖，东部由当地部落首领统治。同时，与喀尔喀蒙古的结盟增强了清朝征服准噶尔的能力，通过发动一系列战役，清朝最终在1759年将塔里木盆地（今新疆南部）和准噶尔地区（今新疆北部）纳入到自己的统治之下。至此，清朝的疆域由太平洋延伸到中亚的门户。
就关于清朝皇帝的夏都——承德的研究而言，清朝统治的某些领域显得特别突出。清朝是一个植根亚洲腹地的征服王朝。其建立者属于东北亚的阿尔泰语族，他们认为自己出身女真族，该民族曾经在12世纪和13世纪早期建立了统治中国北部的金国。努尔哈赤（1559—1626）和他的儿子皇太极（1592—1643）建立起一支由女真、蒙古和汉军八旗组成的多民族力量。八旗是军事组织，也是满族及其盟友的户籍注册组织。1644年，满族仅仅动员了其部分军事力量便攻入中原。
征服明朝统治区的战争非常艰苦，差不多持续了40年才告结束。在统一了东北各个部族，并迫使朝鲜称臣纳贡之后，满族军队接到了进军关内的邀请。此时，北京已经被李自成农民军占领。清军在进入明朝首都时受到了欢迎，然而形势很快就明朗了：清兵入关不是为了拯救明王朝。在降服了明朝的忠臣顺民之后，清朝面对的是中国南部和西南部崛起的地方军阀。1683年，清廷最终成功地平息了“三藩之乱”（清军平定三藩之乱是在1681年——译者注），同年，清朝的水师摧垮了盘踞台湾的明朝残余势力。从那时开始，清朝的统治体系得以确立。此前清朝统治者曾经试图与明朝遗留下来的庞大的汉族居民混居，但是这一尝试没有成功。1648年，清廷下令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必须分开居住。在首都北京和国内一些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城镇，旗人修筑了内城并在其中生活，以确保与汉族居住区的隔离。
有一种观点认为清代应当视为一个汉族的或是汉化的朝代。这一观点近来在学术界受到挑战。乾隆皇帝统治着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他采用不同的制度来治理不同的被统治者。最初，在17世纪，当满族作为一个地方势力兴起于中国东北之时，清朝社会所面对的主要障碍不是民族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在清朝社会中，一方面是满族、蒙古族、汉族贵族以及汉军旗人，还有一些大体在1644年以前新近表示愿意臣服于满族统治的人。所有这些人都属于征服精英，他们身着旗人的服装，遵守旗人的法律；另一方面是被征服的人，这些人是基本上曾经接受明朝统治的汉族人。
康熙皇帝（1662—1722年在位）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设法获得汉族知识分子的好感，使他们臣服于满族的统治。朝廷资助学者进行纂修明史的工作，恢复全国性的科举考试，接受汉族葬礼的规制等，这些措施表现出康熙皇帝多面政策的各个方面。康熙的多面政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满族统治者开始学习说汉语、读汉文和写汉字。他们研究儒家经典，支持汉人的文学艺术。讲求孝道成为清朝统治的必要条件。满族皇帝的成功还在于他们把自己描绘成汉族人的统治者，这一点使20世纪的学者更加强调满族政权的汉化。
尽管辽、金和元朝的传统是推进汉化，然而清朝统治者积极地抵制汉化。他们认为汉化是上述这些少数民族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1635年，皇太极就公开宣布，今后他的子民必须牢记自己是满族人。一些学者考证认为，建州女真的先世深深地受到了他们的强邻——蒙古族的影响，而蒙古族中有很多部落是满族在征服战争中结成的盟友。满族统治者采用了两种语言并行的政策——满语和汉语同时作为官方语言，这与先前的几个少数民族王朝如出一辙。尽管蒙古语在处理蒙古族的行政问题时也被广泛使用。满文在1599年创制，并由官方认可和颁布，17世纪30年代进行了修订。满文成为供满族统治者使用的一种较为安全可靠的语言文字，直到1750年前后，许多军国大事都只用满文书写和处理。[3]
清朝的统治被分为两条线索。第一条是用政治界限将征服者精英从被征服的明朝臣民中分离开来。管理原来明朝统治区的官僚机构实施的是“二元政治”，或者称为“共享政治”。大批汉族人通过科举考试，在官僚机构中担任中低级官职，而省级高官和中央朝廷的官职，则被汉人和征服者精英分享。但最具实权的职位则从未分散过。在征服时期，满洲贵族把持着议政会议。议政会议是康熙时期最高决策机关，完全由征服者精英组成。雍正时期，权力由议政会议转移到一系列特别机构，这些机构由内廷主管大臣和军事专家掌控。最终，从乾隆时期开始，军机处成为最高决策机构。军机处由汉族官员和征服者精英组成。在乾隆时期，军机处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满族官员在数量上超过汉族官员。[4]
清朝对生活在原先明朝统治区和台湾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政策，与其对生活在亚洲腹地周边的少数民族的政策相比，是有明显区别的。对于华南和西南的少数民族，朝廷的政策是遵循汉族对其实施的传统统治模式，即让这些还处在原始状态的少数民族通过接受汉化的方式而开化，然而对于居住在亚洲腹地周边的少数民族则采取不同的政策。
按照地域，清王朝分为“内”、“外”两部分。“内”即原先明朝统治的各个省份；“外”，即亚洲腹地周边的地区。清代的统治模式是：原先明朝的统治区省级以下的地方行政管理权主要掌握在汉族官僚手中，而腹地周边地区的管理权则掌握在旗人手中。位于东北亚的满洲故土是由几名旗人总督管辖的。1644年以前即已归附清朝的蒙古地区被编为若干旗，这些旗又统一编为两个盟。17世纪，喀尔喀蒙古分为三大部落联盟，他们也被编为盟旗，到清朝末年，总共有大约200个旗和8个盟。世袭的蒙古可汗被清廷授予亲王衔，但是其管辖旗的实际权力则被清廷任命的官职——扎萨克接管。所有的喀尔喀蒙古都要听命于由旗人担任的清朝的将军。最终，蒙古地区就有两个将军——其一驻跸科布多，负责管理漠西蒙古事务；另一驻跸乌里雅苏台，管理喀尔喀事务。仅次于前者的第三号官员——办事大臣——驻所设置在库伦，管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事务。哲布尊丹巴是蒙古地区最高级别的转世喇嘛。
1720年以后清朝在西藏的政治统治最初是间接的。五世达赖（1617—1682）在位时期得到强化的达赖权力，在随后的几十年明显削弱。由西藏贵族组成的议事会议控制了西藏地方政府；内讧导致了西藏内部的战争（1722—1728），此后，西藏事务落入内战的胜利者颇罗鼐的控制之下。颇罗鼐死于1747年，他的继承人争权夺利，最后于1750年被清朝两位驻藏大臣杀死。这两名驻藏大臣在其住所遭到暴徒袭击而身亡。乾隆帝被迫介入西藏事务。他扩大了拉萨驻军大营的规模，并且承认达赖喇嘛在西藏既是世俗领袖又是宗教领袖。一个新的大臣议事会成立，而清朝的驻藏大臣也被赋予监督西藏事务的额外权力。1792年以后，驻藏大臣能够直接参与西藏地方政府。
在更远的西部地区，清廷执行了相似的政策。与清朝结盟的玛罕木特·霍集斯被授予亲王衔，并纳入到征服者精英的行列。1759—1820年，清廷延续了厄鲁特蒙古统治准噶尔地区和塔里木盆地的先例。一位清朝的将军被派驻伊犁，管理准噶尔地区。在塔尔巴哈台、乌鲁木齐、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乌什、喀喇沙尔和库车设置办事大臣。被称为“伯克”的当地贵族，获准按照伊斯兰法来管理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城市，但是新的制度废除了伯克的世袭权力，限制了他们的势力。清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一直与对内地的管理有所差别，直到1884年新疆正式建省。[5]
正如柯矫燕在《历史透镜》一书所说，在乾隆时期，满族的统治理念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乾隆帝总的统治理念是建立在万民来朝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些臣民所归属的文化依旧是彼此孤立的。儒家思想中有把所有臣民（及其文化）都置于一个儒家君王统治之下的内容，乾隆帝的这一理念与儒家的这种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乾隆时期，朝廷试图扶植满族人、蒙古人、藏族人、维吾尔族人（说突厥语的穆斯林）和被清朝皇帝视为其主要统治对象的汉人等五类人。这“五类人”所使用的语言被确定为清朝的官方语言。皇家使团的翻译、字典的编纂和其他工程促进了上述每一种语言的发展。清朝皇帝本人，为了保持与这些不同类型的人的密切联系，为了团结这些人，精通满语、汉语、蒙古语，并且至少要钻研一些藏语和维吾尔语。
档案材料有力地证明了一个观点，即满族人将不同的统治形式传播给清帝国的“五大族类的人”。正如早期档案所记载的那样，在原明朝的统治区，清朝皇帝标榜自己为儒家的君主。满族的亲王尊皇帝为“圣主”，在1644年以前，皇帝与他们形成的是主奴关系。蒙古人称清朝皇帝为“大汗”，他们承认清朝的统治。他们每年朝贡一次，经常是去承德进贡，当然朝贡也是与满族皇室通婚互惠的一部分。
清廷在西藏问题上的看法可以体现为皇帝与藏传佛教高级僧侣之间的关系。这里，始于1260年忽必烈汗时期的二元体制，控制了彼此孤立但又地位平等的统治者，无论他们是世俗领域的君主还是精神领域的领袖。乾隆帝向西藏人宣称自己是“曼殊师利大皇帝”——智慧菩萨，这是供奉在华北五台山寺庙里的神灵。只有穆斯林不受乾隆帝的这一影响，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清朝统治者向穆斯林宣传宗教宽容，并允许他们教产免税，包括支持玉素甫墓——一座阿帕克和卓的圣地。阿帕克和卓是统治塔里木盆地的白山派的创始人。[6] 因为伊斯兰教不允许非伊斯兰教信徒像伊斯兰教信徒那样来进行信教活动，于是乾隆帝从未完全接受其直接统治之下的伊斯兰世界的最终权威。
清朝皇帝即使在寻求适应亚洲腹地人民的政策之时，也在用他们精明的措施来强化对人民的控制，并对社会和经济施加深刻的影响。在消灭对手和报答盟友的同时，他们还重建了边疆地区的社会僧侣集团。他们侵蚀着边疆自治的权势资源，来建立他们世俗的权威。东北的许多部落入旗，成为“新满洲”，其中一些还迁徙到盛京（1644年以前清朝的首都）、北京和新疆的八旗驻防区。此时，蒙古贵族的爵位由皇帝授予，未经皇帝许可，不许传给子孙后代。清廷支持格鲁派在西藏和蒙古的统治，然而作为报答，朝廷坚持其对喇嘛转世的确认权和对高级僧侣的任命权。尽管早期的政策封禁边疆地区，不许汉人进入，但是清廷无法阻止汉族商人进入新疆、蒙古和东北地区，无法阻止这些移民加快当地经济商业化的步伐。18世纪建立在蒙古和东北的旗人学校，使当地的文化水平得到提高，使当地更加“满洲化”。
许多学者都批评乾隆生活奢侈，但是在乾隆时期清朝的经济发展达到了顶峰。在整个18世纪，中国的人口迅速膨胀，中国的农业生产迅速增长，同时海外各国对中国茶叶的需求带来了大量白银的进口。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与商业化的发展同步进行。当地的和远方市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参与到这一进程当中。这些都为乾隆皇帝自诩的“黄金时代”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乾隆帝所察觉的“反满”运动组织的骚乱都被迅速平定。这个时代的自信集中体现在了乾隆帝自己身上，乾隆是一位通晓多种语言的皇帝，他试图通过自己的生活把他的万千臣民的价值和愿望人格化。他在承德的活动反映出清朝皇帝的重要一面，同时这一面恰恰为历史学家所忽视。
作者罗友枝，哈佛大学博士、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
译者唐博，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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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米华健康、罗斯·丹尼尔、欧立德和菲利浦·弗里特编：《新清史：以清代承德为中心的亚洲腹地王朝的构建》，15—21页（Evelyn S. Rawski,“The Qing Empire during the Qianlong Reign,”in James A. Millward, Ruth W. Dunnell, Mark C. Elliott, and Philippe Forêt, eds.,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London:RoutledgeCurzon, 2004）。
[1] 何炳棣：《清代的重要价值》，191页（Ping-ti Ho,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XXVI, no. 2, February 1967）。许多学者将乾隆朝和清代当作“现代中国依旧从中汲取经验的时代”。这种说法，参见牟复礼：《18世纪中国的知识氛围》（Frederick Mote, “Intellectual Climat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Phoebus，vol. 6，no.1 1991, p.17）。牟复礼认为，弘历，即乾隆皇帝，是一个“精神卑劣”并且“无比自负”的人，他要对开始于1777年，并且直到1796年才宣告结束的灾难性的文字狱负责。在《停滞的帝国》中，阿兰·佩雷菲特用“欧洲中心论”的观点来分析乾隆时期的清王朝：停滞的中国与蒸蒸日上的西欧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最近20年的学者为文字狱和18世纪的中欧冲突做出了太过复杂的解释，未获成功的马戛尔尼使团（1793年）则成为后者的一个突出例证。（Alain Peyrefitte, The Immobile Empire, translated by Jon Rotschild, New York: Knopf: Distributed by Random House, 1992）在《皇帝的四库》中，盖博坚发展了上述观点，他认为，“文字狱”是清朝专制统治的产物之一。最初，对地方学官进行文字检查的授权没有带来什么成果；只是当文字检查的任务压在那些候补的学官身上，他们才会努力寻找悖逆言语，推动文字检查成为一件主要的行动。这是因为这些候补官员进入了帮办名单，他们将因工作勤勉而得到封赏，从而填补空缺的官职。盖博坚得出结论认为，乾隆帝发起的“文字狱”并未成功，它没有触及汉族文人中的深层次社会矛盾，也没有对其产生什么刺激。中国的模式化印象作为毫无变化的亚洲世界的一部分，为西方所困扰，它受到了历史学关于“东方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争辩的影响，正接受着学者重要的重新评价，并已经接受了他们对中国资料的新见解。（Kent Guy,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何伟亚在《怀柔远人》第1章中就全面回顾了清朝对外关系问题上曾经在学术界占据支配地位的主要理论框架。他认为，中西冲突应该重新解释为“两个不断扩张的帝国主义——清帝国和英帝国这两个多民族帝国构建——的碰撞”。（James L. He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 Durham,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p.12）这一观点成为该书内容中具有突破性的重要补充。
[2] 罗友枝：《再观清朝》（Evelyn S. Rawski,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5,no.4 1996,pp. 829－850）。
[3] 柯矫燕、罗友枝：《满语概论》（Pamela K. Crossley and Evelyn S. Rawski, “A Profile of the Manchu Language in Ch''''ing Histor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53, no.1 June 1993 , pp.63－102）。
[4] 费正清、邓嗣禹：《清代政府三论》（J. K. Fairbank and Teng Ssu-yu, Ch’ing Administration: Three Studies. HUP, 1960）； 白彬菊：《君主和大臣》，27、49、107、178页和第4章关于雍正皇帝设计的决策体制的细节描写（Beatrice Bartlett, 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 1723-182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5] 米华健：《乾隆时期的维吾尔穆斯林》（James A. Millward, “A Uyghur Muslim in Qianlong’s Court: The Meanings of the Fragrant Concubin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3,no.2 1994,pp. 427－458）。
[6] 米华健：《乾隆时期的维吾尔穆斯林》，440页。
（资料来源：《清史译丛》第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