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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对洋务运动的评价要恰如其分

关于洋务运动的评价，目前史学界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我认为，要正确地评价洋务运动，首先必须搞清楚洋务运动的起因和目的。洋务就是夷务，就是指和外国交涉的一切事物。在清朝的文件上，筹办夷务就是办理洋务之意。洋务运动就是指清朝政府中以奕□、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发起的购买或仿造外国洋枪洋炮的活动，目的主要是为了挽救和维护摇摇欲坠的清朝封建统治，对付当时爆发的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农民起义军。奕□、文祥等认为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是“心腹之害”，外国列强只不过是“肘腋之忧”、“肢体之患”，故“灭发（指太平军——引者）捻为先”。非常清楚，洋务运动的起因并不是为了对付外国侵略者，恰恰相反，洋务运动是中国封建势力勾结外国侵略者共同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罪恶产物。历史事实的确如此。从1861年开始，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办“洋务”，购买外国军火、装备并训练“新军”，建造一些近代化的军械所、枪炮厂和造船厂。他们利用这些新式武器，与法国、美国的洋枪队勾结在一起，血腥地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众所周知，曾、左、李都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大刽子手，尤其是李鸿章更是多次地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卖国贼。而李时岳、胡滨二同志的文章却说什么曾、左、李是“近继林、龚、魏”，“把向西方学习的富国强兵之道付诸实践”。抛开洋务运动的原委，这恐怕不合适吧？！
第二，李、胡在他们文章的末尾，提出一个重要结论，就是“主张学习西方还是反对学习西方，成为评价近代中国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重要试金石之一。”我认为这种不看目的、只看是否向西方学习就作为评判人物或事件的标准的提法，也是不确切的。在中国近代史上，为“救国救民”而向西方国家学习进步思想和科学知识的先进人物，如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等，将永远值得人们称道。如前所述，洋务派官僚并非象李、胡所说是“为国家富强而向西方学习”，他们所标榜的“自强”，是通过建立军火工业，加强清朝封建国家的武装力量；他们的所谓“求富”，决不是求国家民族之富，而是要使李鸿章一伙封建买办性官僚集团发财之富。至于李、胡文章中说，曾、左、李拼命训练新式军队，是“暗地里或客观上为中国的独立和进步积累着物质力量”，这说法也是不对的。曾、左、李在暗地里“积累”的是个人的实力，他们互相抗衡，目的是为了争夺统治权。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一味避战求和，他怕毁掉自己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而不怕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去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就是明显的例证。
第三，李、胡二同志说洋务派是“有识之士”，“企图在封建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还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的倾向，开明的表现”。固然，洋务派要比那些视近代大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的封建顽固派要“开明”些，但是他们的真正“企图”，绝不是“嫁接”，更不是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为了维护没落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我们说洋务派是反动的，并非指他们办的近代企业，而是说他们的“卖国镇民”的反动目的。至于洋务派所兴办的军事工业及其附带建立的民用企业，只能说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并非洋务派的主观愿望，而是洋务活动导致的必然结果。
不容忽视的是，洋务派官僚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设置了重重障碍，比如，（一）在税则方面，洋商轻，华商重；在厘金（厘是1％的意思，厘金就是值百抽一税）方面，华商有，洋商无。（二）在洋务派兴办的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近代民用企业中，实行经济垄断。李鸿章在试办织布局折中就说：“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在其他如轮船招商局等行业，也是“不准另树一帜”。（三）在这些企业中，实权都操纵在政府派来的总办、帮办、坐办和提调等大小洋务派官僚手中，商股则处于根本无权的地位，商人不敢投资官商合办企业。（四）洋务派头目曾、左、李都是背后有外国列强作后台的大官僚。正是因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深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政权的重重压迫和束缚，从而决定了它的命运只能是在坎坷不平的崎岖小路上缓慢而又艰难地前进。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1981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