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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戊戌思潮的发生与近代思想解放

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的发生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步趋势，也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与民族的觉醒，中西文化开始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交汇融合，传统社会由此逐步走向解体。在古代与近代社会交替之际，多种社会思潮集结性地涌现，激荡起伏，诸说杂陈，争持消涨，近代思想解放的浪潮也在此期间涌上了巅峰。其中，在19世纪末兴起的戊戌思潮，以传播资产阶级学说，抨击封建专制，探索救国真理为标志，以冲击封建主义文化思想体系为基本流向，与19世纪中叶以来逐渐形成的爱国进步思潮汇合在一起，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思想解放的主潮流。
一
戊戌思潮是在晚清经世致用思想的基础上演变和发展而来的。明末清初，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尽头，社会经济衰败，政治腐朽，统治阶级面临着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的现实威胁。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贺长龄等一批地主阶级有识之士为代表的经世派，继承了传统儒学的基本精神，否定并批判了理学脱离实际的弊病。他们关心民瘼，面向实际，重视经济，务实求是。在思想上主张“经世致用”，政治上主张改革时政，除弊兴利。魏源是继承和发展儒家经世思想的突出代表。他关心国计民生，提出统治阶级要巩固其统治，就必须重视经济与生产，“以足食足兵为治天下之具”。他反对“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可，国计边防之不问”。他指出，官吏不重视生产，不重视发展经济，则“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顾炎武认为，理学“内释而外吾儒之学”，偏离了孔孟之道，主张“务本原之学”。王夫之也提出：“尽废古今虚渺之说而返之实”。龚自珍公开向儒学独尊提出挑战，但是，他不反对读经，而是反对“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施于今日”（注：龚自珍：《对策》。）。研究经史的目的，是为了现实的需要，这是经世派当时的基本治学态度。林则徐曾经致力于研究经史，后来又开始研究“夷务”，他“崇实行而不事虚名”，反映了他的求实作风。清初进步思想家倡导“经世致用”，提出学术要面向现实，探讨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实学，以求达到挽救社会危机的目的。龚自珍把《周易》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理论作为他变法的理论依据。其变革的主张，虽然没能超出维护封建统治的范围，但他的变革思想在清初思想界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梁启超后来评价龚自珍说：“自珍性跌宕，不检细行，颇似法之卢梭……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在传统经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资产阶级维新派正是继承了地主阶级改革派为改变社会现状，救亡图存，向西方学习的先进思想，摒弃了他们的历史循环论主张和“器变道不变”的变易观，通过继承和改造，使今文经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放异彩。梁启超说：“数维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不得不远溯龚魏”。（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卷七。）
19世纪60—80年代产生的早期维新思想是戊戌思潮的又一重要思想渊源。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契机，中国半殖民地化逐渐加深。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使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为了维护统治，一部分地主阶级改革派发起了以“自强”、“求富”为内容的洋务运动。但是，洋务派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封建教条，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地位不能改变，接受西学只限于对西方器械、技艺的学习，他们只想用西方武器和技术来装备清朝统治的旧机器，凡事“皆务其增新，而未尝一言变旧”。（注：严复：《上今皇帝万言书》，《戊戌变法》（丛刊）第二册，第319页。 ）早期维新思想家还继承了鸦片战争时期启蒙思想家龚自珍、魏源等人的批判思想，对清朝统治的种种弊端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鞭挞。他们认为，要“求富”、“自强”，必须进行政治上的改革。郑观应指出：中国只学习西方的船炮技艺，是“遗其体而效其用，所以事多ｈàｎ＠①格，难臻富强。”（注：郑观应：《南游日记》，第67页。）他认为“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议院始矣。”（注：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卷一，第9页。）早期维新派还提出了许多变官制， 更律例，变科举，兴学政等改革弊政的措施。由于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还很幼弱，资产阶级刚刚诞生，早期维新思想家对西方议会制度的认识还不够全面深刻。他们当时有关维新变法的思想言论多是因事感而发，并未形成思想体系。他们虽然提出了政治上“君民共主”和经济上“以商为本”，表达了要求参加国家政权管理和独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意识与愿望，但并没有形成系统全面的维新变法理论。后来的戊戌思想家接受并继承了早期维新派的思想主张，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戊戌思想体系。在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附卷中，早期维新派的着作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可以说明这些书籍作为启蒙读物在戊戌人物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近代西方科学文化的输入和传播是戊戌思潮的又一思想源泉。纵观近代中国社会，几乎所有的社会思潮都受到了西方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1840年以后，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西方传教士成批涌入中国，他们在充当帝国主义特种部队，对中国人民进行宗教愚弄和奴化教育的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新闻、出版、教育、科技、医学、军事等种种近代文明。他们向中国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科学知识及各种社会学说，构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西学”体系，使中国的传统教育制度、政治体制、社会风格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维新派多数以教会译书作为学习西学的最早媒介。他们在接触、了解西方的过程中，发现西方有“长”可师，中国有短须补。面对中国传统社会经历的前所未有的危机，他们强烈希望国富民强，渴望采纳西方成功的经验，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当时林乐知编译的《中东战纪本末》、《列国岁计政要》、《文学兴国录》、《七国新学备要》以及李提摩太译着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等书，受到维新派人士的推崇，它们对戊戌思潮的兴起，起到了示范、刺激、传输与推动的作用。当时“西学大兴，人人争言其书，习其法，欲用以变俗”。
1895年甲午战争中，天朝大国败给了一个“蕞尔岛夷”日本，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各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列强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强占租界地，划分势力范围。列强在租界地不仅设立了正式的殖民机构，而且还拥有自己的海军、陆军根据地。甲午战前，英美法等国在上海等9个城市，分别划定租界14处，共同租界1处。甲午战后10年，英、美、法、日、俄等国除在原有城市扩大租界外，还在重庆、杭州、长沙等地划定新租界。这样，各国在华租界增加到34处，共同租界2处。 甲午战前，列强在中国设商埠34处，甲午战后10年，增加到50处。（注：《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41—45页。）辽阔的中国领土，绝大部分成了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绵长的海岸，竟无一处可以作自己的军港。面对这种怵目惊心的图景，一批有识之士在震惊之余，痛感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落后，认识到必须寻求新的出路。变法图强、救亡图存成了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形势下中华民族最紧迫的要求。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便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据资料统计，1895年到1900年创办的资本万元以上的企业共有104家，资本总额估计为2300 万元。这6年兴办的厂矿数相当于甲午战前20年的总和， 其资本总额已超过了官办或官督商办的企业，占据了我国工业的主要地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戊戌思潮的兴起。
1895年，在西方军事、经济的侵略压迫和文化渗透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社会所面临的危机进一步深化。甲午战败使中国人再次觉醒：洋务运动客观上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技术，但技术工艺制造只是西学之皮毛，真正富国强兵之路在于制度变革。没有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作保障，即使是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是不可能发挥应有作用的。奕ｘīｎ＠②曾说，人人有自强之心，人人有自强之言，迄今而仍无自强之实。中国人开始明白，纵使船坚炮利，兵器精良，也挽救不了一个行将腐朽的社会政治制度。因此，变革社会，改革政治，学习西学之根本成为甲午战后中国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以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为契机， 萌动于60—80年代的爱国思潮迅速涌起，在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流程中掀起了一道新的波澜。
二
戊戌思潮作为一次爱国救亡、变法维新的社会思潮席卷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以年轻的知识分子为主体，戊戌志士们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大胆冲破知识分子不得干政的禁令，勇敢地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办报纸，写文章，创立学会，开办学堂，宣传鼓动，奔走呼号，掀起了“公车上书”、“保国”运动、“百日维新”等一次次爱国救亡运动。戊戌的主要代表人物除了康、梁、严、谭之外，唐才常、杨锐、林旭、杨深秀、刘光弟等也都站在时代潮流的前沿，他们的言论，反映了戊戌思潮的基本走向。
康有为，生于广东南海“世以理学传家”（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59页。）的官僚地主家庭。幼年随其祖父学习四书五经，后来师从于广东理学家朱次琦，1879年结识编修张鼎华，“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道咸同三朝掌故”，（注：《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第114页。）开阔了眼界。康有为生活的年代，正当清王朝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际，作为一名有强烈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发起和领导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他在七次上书和几十道奏折以及当时的着作中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变法维新的思想。
1888年，康有为第二次到北京应乡试，极感时事多艰，他发愤上书万言，“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这是他第一次上书，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张，强调只要“变成法”，“十年之内，富强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属地而雪耻不难矣”。（注：《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第129页。）这是康有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发表其维新变法思想，反映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关心时政的要求。
甲午战败以后，1895年4月， 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此时，康有为正在北京参加会试。得讯后，非常激愤，他与弟子梁启超等联合各省在京会试的举人联名上书，反对卖国条约，这是第二次上书，即历史上着名的“公车上书”。上书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这次上书虽未能上达，但对于当时的一切爱国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在全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为戊戌思潮发韧的起点。
不久，他又将“公车上书”中有关变法部分以个人名义单独上书，提出“富国、举民、教士、练兵”之策，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保护民族工商业。光绪帝看到这次上书后，表示赞许。之后，他又上第四书，正式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在不改变清朝统治的条件下，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这次上书由于顽固派的阻递，未能上呈。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听到消息后，再度进京上书，指出：“外国蔑视，海内离心，职忧愤迫切，谬陈大计及时变法，……如再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事机，则外患内讧，间不容发……”（注：《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第188—189页。）他提出了“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的三点具体计划，希望光绪帝能“下发愤之诏”，“一意维新”。但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光绪帝未能及时看到这个上书。
1898年1月，康有为奉命上第六书，即《应诏统筹全书折》。在这次上书中，康全面阐述了变法的建议和主张，强调依靠光绪帝的权力来推行新政，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他指出：“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注：《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第197页。）并提出设立制度局的主张，认为制度局是实行变法的重要步骤。不久，他又最后一次上书，提出“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以君权变法，莫如采法彼得。”（注：《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第203页。）
康有为在连续给清帝上书的同时，1891年写成《新学伪经考》。康在此书中攻击“新学”，指斥“伪经”，是为了推翻古文经学的“述而不作”，打击顽固派的“恪守祖训”，冲破阻碍变法维新的守旧思想，引导知识分子去怀疑古代的经典，从而动摇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继《新学伪经考》之后，康在学生陈千秋、梁启超等人的协助下，又撰着了《孔子改制考》，于1897年在上海刊行。康有为汲取了今文经学“变易”的哲学思想，糅合了“三统”、“三世”学说，指出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他运用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指出“据乱、升平、太平”三世有序不乱地向前发展，强调中国由据乱世进入升平世的必然性。
1898年，在戊戌维新的高潮中，康有为为了给光绪帝提供施政蓝图，日夜加紧编纂各国变政考，以供光绪帝采鉴，其中最重要的有三部分，即《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康有为的三部变政考有力地推动了戊戌思潮的高涨。为了寻求救国道路，他放眼世界，研究各国历史，介绍了大量外国的历史与现状，向世人宣传了各国形形色色生动具体、或因变法而兴、或因守旧而亡的实例和经验教训，扩大了中国上自皇帝大臣，下至一般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眼界。
梁启超，是戊戌思潮的另一代表人物。他是康有为的学生，又是他的得力助手。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多次在《时务报》、《湘报》、《知新报》上发表文章，宣传变法的理论、内容、途径。他将封建专制制度下的旧中国，比作一幢千年古厦，瓦墁破坏，＠③栋崩析，很快就要倒塌，最好的办法是“去陈用新，改弦更张”。（注：《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2页。 ）梁启超以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为武器，对两千年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思想意识，进行了猛烈的冲击，积极推进了戊戌思潮的发展。梁提出民权代替君权是历史的必然，强调只有兴民权，才能兴国家，“言爱国者必须自兴民权始”。（注：梁启超：《爱国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73页。）而欲兴民权，必须先开民智。他主张建学校、办报纸，进行宣传教育，培养“新民”，这为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严复也是戊戌思潮的积极倡导者。他根据进化论的学说，重新改作了《天演论》，从而成为“中国西学第一者”。在严复所译的《天演论》及其它着作中，宣传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他系统介绍了西方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使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开阔了视野，认识了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从而成为戊戌思潮发展的理论基础。
戊戌志士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愤怒地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所造成的“惨祸烈毒”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压抑。他指出：封建纲常礼义完全是那些独夫民贼用以统治人民的工具，他号召人们冲决纲常名教的罗网。这些思想带有鲜明的民主主义成份，为戊戌思潮的高涨提供了理论支持。
唐才常是维新派中激进派的代表人物。1897年，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兴起，唐才常先后任《湘学报》主笔，湖南时务学堂分教习，《湘报》总撰述，他利用报纸、讲坛，大声疾呼变法图强。唐才常抨击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的黑暗专制制度是“大痈”，他极力推荐英国君民共主的国家政治体制，认为国会为“西法之精”，“综观五洲大局，其以国会强者，十中居六七”。（注：《唐才常集》，第79页、第87页、第4 页、第6页、第177页、第157页、第37页、第164页、第104页、第160页、第134页。 ）他指出：用“君民交泰”的议会民主制代替“君民截然”的专制独裁是历史的必然。他详细介绍西方各国的议会制度：议会为上、下两院，上院“以律师贤者充之”，下院“皆由民举”；两党轮流执政，“一出一入，循环无穷，而事乃剂于平”。（注：《唐才常集》，第79页、第87页、第4页、第6页、第177页、第157页、第37页、第164 页、第104页、第160页、第134页。）他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要鼓励民间设厂，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在商业上，他批判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反对“以辱商妒商之心，抑勒攘削，不清其源，强塞其流”，（注：《唐才常集》，第79页、第87页、第4页、第6页、第177页、第157页、第37页、第164页、第104页、第160页、第134页。）主张农、工、商并重。他还主张扩大对外贸易，“中国但有各国商埠，而无立埠他国之利，漏卮所出，尾闾不足壅其流”。（注：《唐才常集》，第79页、第87页、第4页、第6页、第177页、第157页、第37页、第164页、第104页、第160页、第134页。）应学习西方“所立商埠重区，俱设公使领事，屯泊水师兵舶，以资护卫而壮声威”。（注：《唐才常集》，第79页、第87页、第4页、第6页、第177页、第157页、第37页、第164 页、第104页、第160页、第134页。）在文化教育方面，唐才常对于封建文化、伦理纲常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批判宋学“空陋迂疏，无裨学术”。（注：《唐才常集》，第79页、第87页、第4页、第6页、第177 页、第157页、第37页、第164页、第104页、第160页、第134页。）呼吁“冲决吾文网，疗治吾病躯”，（注：《唐才常集》，第79页、第87页、第4页、第6页、第177页、第157页、第37页、第164页、第104页、第160页、第134页。）首先要废科举，别研新学。他大力提倡自然科学，“广立天文、算学、武备、舆地、格致诸科，以奔走天下士，民智乃能骤开，人才乃能崛起”。（注：《唐才常集》，第79页、第 87页、第4页、第6页、第177页、第157页、第37页、第164页、第104页、第 160页、第134页。）同其他维新派一样，唐才常的言论中， 体现了鲜明的社会进化思想。他认为历史在发展，“而道与时在变迁，则人之智识权力，亦随时而增长”。（注：《唐才常集》，第79页、第87页、第4页、第6页、第177页、第157页、第37页、第164页、第104页、第160 页、第134页。）他严厉抨击世俗之子，“荣古而虐今，贵耳而贱目， 尊旧而卑新”。（注：《唐才常集》，第79页、第87页、第4页、第6页、第177页、第157页、第37页、第164页、第104页、第160页、第134页。）
唐才常的维新变法思想与当时的维新派相比，具有更加务实的特点。他将探索变法理论与从事变法实践结合起来，更加重视实践。“以言措乎用，则吾未之前闻”。（注：《唐才常集》，第79页、第 87页、第4页、第6页、第177页、第157页、第37页、第164页、第104页、第160页、第134页。）“言之匪艰，行之为艰”。（注：《唐才常集》，第79页、第87页、第4页、第6页、第177页、第157页、第37页、第164页、第104页、第160页、第134页。）在戊戌后期，唐才常以发动自立军起义的实际行动推动了戊戌思潮的进一步发展。
甲午战后的民族危机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包括一部分官僚士大夫在内的有识之士，看清了清朝政府江河日下的形势及国家将遭瓜分的厄运，为使国家摆脱困境，呼吁变法，加入了近代改革者的行列。他们的思想也成为戊戌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刘光弟，生于四川富顺县，早年家境清贫。1882年乡试中举，次年进京应试中进士，授刑部候补主事。1894年冬，上《甲午条陈》，强烈要求抗战，呼唤国内变法。1898年，他积极参与维新变法运动，得到光绪帝的赞许，被任命为军机处章京上行走。戊戌政变发生后，被捕遇害，是为“戊戌六君子”之一。他的《甲午条陈》直言指斥了清政府的腐败，向光绪帝提出了四项具体的改革建议：（1）“请皇上乾纲独断， 以一事权也”；（2）“请皇上下诏罪己，团结人心”；（3）“请皇上严明赏罚，以操胜算”，大奋英武，除恶务勇，罢斥李鸿章等军机大臣，“别简贤能大吏”；（4）“请皇上隆重武备以振积弱”。 《条陈》“所陈之事，亦是天下之公言，人人所言者，特不敢言耳”。（注：《甲午条陈》，《刘光弟集》第51页。）但刑部“各堂官皆失色推诿，互相规卸”，不肯替刘光弟代奏。《甲午条陈》虽未能上呈，但在“衙门中喧然传之，各省亦多传说”，尤其在知识界流传较广，影响深远，启“疏逖小臣”上书言改革之机。为了扭转中国政治经济的危机，刘光弟提出了系统的维新改革主张。在政治上，主张学习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用君主立宪来取代封建君主专制。他提出，中国“官事诸多不整，君权不行”，“现在归公办理之事，毫不认真，此中国君不行之故”，因此，“果能参用民政议院便好”。（注：《刘光弟集》，第266页。 ）在经济上，他主张学习西方算学、测量、天文、兵轮、炮车等先进技术。对内裁减冗员，以节省糜费，废除厘金，设立商务专官，讲求农工水利矿学，允许私人开办公司等。军事上，主张开设武备学堂，聘用洋将训练军队，“一意整顿练军，饬各省督抚讲求将才，修备关隘，精研机器等局”。（注：《甲午条陈》，《刘光第集》，第51页。）文化上，主张改革科举，加入算学、测量等考试内容，科举之外辅以特举之法，废除八股，重用士人以开民智等。由于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他所主张的变法改革仍具有忠君和维护清朝统治倾向，但他向往西方议会制度，主张变革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发展近代工商业的思想，为资产阶级维新改革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杨深秀，山西闻喜县人，光绪十五年中进士，旋授工部主事，累迁郎中。他多次上书光绪帝，陈请变法。他在向光绪帝上《时事艰危，谨贡刍议折》中，阐明了“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的道理。这封奏折在朝廷的官吏中间，引起了极大轰动。在百日维新过程中，杨深秀积极筹划新政，呼吁变法，为改革政治现状而奔波。“三日以来，台谏之中，毗赞新政者，惟君之功为最多”。（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101页。）康有为关于变法奏议， 有四分之一以上是通过他呈递到光绪手中的。杨最早向光绪提出八股取士，弊端极多。“驱天下有用之才，而入于无用之地”。（注：杨深秀：《谨斟酌历代旧制，正定四书文体折》，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力主对那些“仍用八股庸滥之格，讲章陈腐之言者”，（注：杨深秀：《谨斟酌历代旧制，正定四书文体折》，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摈勿录用。光绪“毅然诏废制艺，实自此疏发之”。（注：胡敬思：《戊戌履霜录》，第4卷，第3页。）杨还上书光绪，陈述变法之必要，痛斥守旧之弊：“理无两可，事无中立，非定国是，无以示臣民之趋向；非明赏罚，无以为政事之推行，踯躅歧途者不能至，首鼠两端者不能行”。（注：杨深秀：《请定国是，明赏罚，以正趋向而振国作折》，光绪二十四年十三日。）
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和宣布废除八股之后，顽固派“出死力以阻挠之”，并妄造谣言，力图推翻新政。杨深秀曾和御史宋伯鲁联衔上书，弹劾窒塞风气，反对禁抑人才，要求光绪帝广开言路，大誓群臣“以悚动观听”，对迂谬奏章，痛加申饬，并请刑部定律，“凡有复言更易国是，规复八股者，课以莠言乱政之罪”。（注：杨深秀：《请御门誓众折》，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日。）杨深秀主张废除封建专制统治，最后他甚至不惜诉诸武力，为拯救国家与民族的危亡殚精竭虑，最终献身于维新变法事业，“缧＠④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注：杨深秀：《狱中诗》，《戊戌变法》第4册。）
林旭，福建侯官人，1893年中举人，1895年到京参加乙未科会试。以举人身份捐得内阁候补中书，暂留北京，参加了康梁发起的“公车上书”活动。1898年5月，他响应维新派领袖康有为的号召，参加了18 省乙未科举人1300余人的联名上书，反对《马关条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的政治要求。1896年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张元济等，在北京筹设中国较早的新式学堂——西学堂，培养通晓西学即外语、社会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人才，林旭成为该学堂的生员。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国内情势危急。康有为倡议各省旅京人士建立地区性学会组织，以培养从事维新变法事业的社会力量。林旭率先响应康有为的号召，动员在京的福建维新人士，于1898年1 月在京发起成立“闽学会”。同年4月，康有为在京成立“保国会”， 提出“保国、保种、保教”三项宗旨。林旭成为该会“倡始董事，提倡最力”。（注：《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第56页。）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8月29日， 詹事府少詹事王锡蕃上《保荐人才摺》，推举林旭，林旭立即被召见。“退朝具摺上，摺中述师说甚详，皇上既知为康某之弟子，因信任之”。（注：《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第57页。）9月5日，光绪帝任命林旭等4人在军机处章京上行走，均赏四品卿衔，参预新政事宜。
从9月5日至14日，林旭在参与新政的10天里，不断地上书言事，反映维新派的变法要求，当时光绪帝看到的大部分变法上谕多出自他的手笔。作为清末一位爱国知识分子，林旭能够从救亡图存的立场出发，向西方学习，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积极投身于维新变法运动之中，并最终为其献身。他为戊戌思潮的高涨所作的贡献是值得称赞的。
三
在中国近代史上，一场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由于资产阶级上层的局限性等多种原因而归于失败。但是，戊戌思潮的兴起，对于冲击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解放人们的思想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为了扫除维新变法的障碍，解放人们的思想，戊戌思想家们对封建专制政体和纲常名教进行了激烈的讨伐，他们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封建君主专制，指出专制君主制度的存在是中国贫弱落后的根本原因之一，从理论上阐明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合理性。维新运动的主将谭嗣同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其分际又非甚远于民，而不下侪于民也。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者也，为民办事者也，臣者也，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注：谭嗣同：《仁学》，卷下。）这一论述，提出了君民关系的新观念，指出封建君主并不是应天承运的权威，而是人民共同推举出来的，如果不为人民办事，人民还可以“共废之”，这就否定了君主的神圣性和合理性。
在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同时，戊戌思想家掀起了批判旧文化旧教育的热潮。科举制度和八股文体是厚古薄今、脱离现实的集中体现。在这种制度下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只能是愚昧无知，抱残守缺的封建卫道者，只知道拿着几本圣经贤传来反对一切新生事物。康有为以《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武器，冲破了封建统治“独尊”、“一统”的牢笼，为西学的输入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梁启超说：“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弊皆由于此。”严复说：八股有三大害，一是锢智慧，二是坏心术，三是滋游手。“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志，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蓄”。（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四篇，第一章《推翻新政》。）
为了向西方学习，在文化教育方面相应的措施就是翻译西方书籍，办学堂、学会、刊行报纸。维新派认为译书、办学堂、办学会、办报刊这一整套资产阶级文化教育事业，是“陈其利害，广其见识，发其神思，开其风气”的唯一工具。几年间，“报馆林立，指摘时政，放言无忌，警动当世”。（注：《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48页。 ）在文化教育方面的突出成就是传统的八股取士被废止而代之以策论；在北京创办了京师大学堂，各地开设了许多普通学堂和专业学堂，资本主义的学校制度开始取代封建制度下的学塾和书院；在社会科学方面，西方的名着如《天演论》、《原富》、《法意》、《名学浅说》被翻译并广泛传播开来，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畅销书。各种各样的报刊，风发泉涌，百花齐放，或是议论时政，或是褒贬风气，或是介绍西学，或是评价人物，在群众中展开了广泛的宣传鼓动。维新派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然人性论，借以批判“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他们宣传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论，从根本上否定封建等级特权和专制君权。维新派以“西学”为武器，通过大量的启蒙宣传工作，在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了一股解放思想的热潮。在近代史上，许多革命党人都经历了由维新到革命的转变过程，其中戊戌思潮的深刻影响是促成其实现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
戊戌思潮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打破了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的一统天下，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的热潮。维新志士们所做的大量的社会启蒙工作，对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对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作用巨大，影响深远。
第一，戊戌思潮的代表人物提出了崭新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概念。他们正告国人，中国为东方“最大之国，最腴之壤，最腐败之政府，最散弱之国民”（注：梁启超：《新民说》。），正处在列强争夺“盘涡之中心点”。（注：梁启超：《民主竞争之大势》。）要抵挡帝国主义侵略，唯有实行民族主义。为了从根本上启迪人们的爱国心，维新派不遗余力地宣扬近代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强调国家不是一人一姓的私产，不论对于个人、朝廷、外族、世界，人们都应具备国家观念。“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天下未有无国民而可以成国者”。（注：梁启超：《新民说》。）这一新国民概念，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启蒙教育的内容结合在一起，大大加快了国民觉醒的步伐和解放思想的进程。
第二，戊戌解放思想的热潮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戊戌时期的维新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批判封建糟粕，吸取西学精华的同时，建立了一整套变法理论体系，这一体系通过上书、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建立学堂等各种渠道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一时间，中国社会出现了“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的可喜局面。资本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对于冲破封建礼教和文化专制的藩篱，打破几千年所形成的僵化闭塞的社会心理和狭隘守旧的传统思想方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它唤醒国人开始用资产阶级的理性之光，去对抗并逐步摆脱封建愚昧，促进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
第三，戊戌思潮系统地传播西学知识，大开了中国人的眼界，特别是加快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系统、通俗地宣传培根、达尔文等人的学说，整理和介绍了欧美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史，翻译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重要理论着作以及《独立宣言》等文献。他们还将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制度及学说系统化，介绍给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僚界。这些制度、学说、思想大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在西方民主主义启蒙思想火炬的照耀下，举起了对封建政体和纲常名教批判的旗帜，实现了由维新向革命的转变过程。
第四，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结合实际，对中国现状作了尖锐的批判，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纲和一个又一个具体建议，这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他们的一些合理主张被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继承和发扬。但是，他们的纲领、建议又都是不完整、不全面的，没能在中国形成系统的资产阶级理论体系。维新派虽然满怀高度的爱国热情，对帝国主义侵略深恶痛绝，并提出了以武力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张，但同时又在政治上、经济上同外国列强保持联系。他们反对君主专制，却又划不清与封建势力的界限。他们反对封建礼教，却又没有勇气同孔孟之道彻底决裂。戊戌思潮的这种局限性，说明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解放的深度还没有达到时代的要求，戊戌变法的失败与思想理论上准备的不成熟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也告诉人们，中国这样一个有数千年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思想解放的路程是相当漫长遥远的，需要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不断提出解放思想的新任务，以推动社会历史的前进。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扌右加干
＠②原字为讠右加斤
＠③原字为木右加袁
＠④原字为纟右加拽的右半部分右上加一点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