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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评太平天国的职官制度

自辛亥革命至20世纪70年代，由于孙中山、毛泽东等伟人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赞誉，政界和史学界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评价始终很高，长期誉之为中国农民运动的最高峰。这种评价具有时代的合理性。20世纪80年代以后史学界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大为降低，对太平天国的各方面大加针砭。尤其对太平天国后期的官爵体系，常因缺乏完整的史料而作出了“冗滥不堪”的结论，予以彻底否定。本文认为这两种评价都有失偏颇，应该对太平天国政权建设的完整性、独创性予以正确评价，尤其应充分认识和评价太平天国创建者在缺少参考借鉴的条件下自创的职官制度。太平天国前期职官制度有开创之功，其后期官制的主体始终滥而不乱，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作为农民小生产者，能创建出如此工程浩大的上层建筑，这才真正是历代农民起义的最高峰。
一、太平天国官制的创建是中国农民智慧的集中体现
历代农民起义不乏建立政权者，其职官制度往往都采用了同时期封建王朝的官爵体系，太平天国政权却有所创新。
（一）废清朝制度而独辟蹊径。
太平天国是以反清反满、崇拜上帝为宗旨掀起的农民起义风暴，其“旨准颁行诏书”和天王、幼主发布的大量文书充满了反清气息，其国号太平天国，标榜了其政权与清朝政权针锋相对。洪秀全、冯云山等创制者在官制方面彻底摒弃了清朝的“鬼号”鬼名”，但农民领袖们既没有简单地搬用历史上汉族政权的旧官爵体系，更不同于天地会的“反清复明”，恢复明王朝的官爵名称，他们决意开创“新朝”。“新朝”官制没有现成的蓝本，而是融天国上帝思想、上古大同思想、民间文化思想为一炉（间或从思想深处融渗着汉、唐制度文化的积淀）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体系。
太平天国官爵名称繁多，然别其门类，不外乎正职官、同职官两大类，同职官又分典官、属官二途，典官、属官的等级地位视其“职同”正职官某一级为准。
太平天国前期正职官分朝内官、军中官、守土乡官、女官几种，等级依次为：王、侯、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正如清方《贼情汇纂》所记：“其品级次序则伪王最尊，次伪侯，次伪丞相，次伪检点，次伪指挥，次伪将军，此伪朝内官品级之大略也。军中总制最尊，次监军、次军帅，次师帅，次旅帅，最下为卒长、两司马，此伪军中官品级之大略也。侍卫、典事注以职同某官，意皆伪朝杂职。”[1]（第3册，p100）
太平天国前期职同官分典官、属官两大类，大略有：(1)京中各典官及各军典官：如总圣库、总圣粮、提某关、总巡查、天朝督内医、各门巡守将军、典绣饰等。(2)天王宫及各王府典官：侍卫、侍臣、掌朝仪、掌朝门、左史、右史、引赞、通赞、朝内拯危急、典天舆、宣诏命、宰夫、浆人、舂人、御正、理文、理袍、理靴、理茶、提教等。(3)各级正职官的属官：六部尚书、丞宣、仆射、参护、通传、指使、经历、六部掌书、书理、大旗手、尉、伺、传等。
通过对太平天国前期官爵名称的分析，可以大致看出太平天国官制的思想来源。
1.太平天国领袖们根据《周礼》等古代经典创造性地设计了自军帅以下的低级军中官、乡官及各类典官。时人笔记记载太平天国的州县乡官根据《周礼》所载而设。《皖樵纪实》载：“贼窃周官制，立伪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伍长等乡官（军、师、旅帅，以前、后、左、右、中等营分）。”[2]（第2册，p92）《劫余灰录》称：“贼踞南京，伪法姬周仪制，不设府州县，令立军、旅、师帅、百长、司马名目，统属监军节制……”[2]（第2册，p140）实际上太平天国并非照搬周官制，《周礼·夏官司马第四》载：“凡制军，军有二千五百人为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为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周官制是以卿、中大夫等各品阶的官员来任军、师、旅、卒、两各级建制的长官。而太平天国则直接取周官制中的师帅等阶为官名，并先后改“军将”为“军长”、“军帅”。
太平天国的各类典官和后宫女官，多以职事为官名。其中一些官名直接袭用《周礼》，如左史、右史、御正、舂人、浆人、传等。而更多的是略为变通周官制，取周礼中官吏的命名原则，如取“掌炭”、“司戈”、“典丝”等官名中的“掌”、“典”、“理”等动词，加上所管职事，构成“典天舆”、“理文”、“掌朝仪”等太平天国官名。所不同的则是隶属天王、东王等各王的太平天国典官须分别冠以王号，区别隶属关系。如天王的典马轿官为“典天舆”，东、西各王的则曰“典东舆”、“典西舆”等。仿《周礼》而制定的官名，职掌与名称相符，通晓明白。即使如“典天浪”、“理能人”等貌似莫名的典官名，只要弄清“天浪”指雨，“能人”指伤员，便可知这些官名仍循周官制的命名原则。
由于太平天国的上层受文化知识的局限，有时不免也会因对《周礼》望文生义而闹出笑话。太平天国的宰夫只是卑微的屠夫头目，而《周礼》中的宰夫是监察官，地位仅次于天官冢宰之大宰、小宰。故被曾国藩的情报官员张德坚攻击为“妄托古制，沿其名而悖其意”[1]（第3册，p77）。然而他不明白官名的发展趋势是愈来愈简明，职事愈来愈明了，太平天国官制的命名原则顺应了这种趋势。
2.太平天国借用秦汉以来历代官制中的部分官名来设置前期的中高级职官。张德坚《贼情汇纂》言太平天国的“一切伪教章程及行军号令，皆云山及卢贤拔所订”。冯云山“粗知文义，为村塾师，兼通星卜”，卢贤拔亦“粗通文墨”，两人都是诵习过封建经书和典制的小知识分子，故他们拟定的许多官名都取自古代汉族政权的官制。
太平天国的检点、指挥冠以殿左殿右的编制，是仿照宋代。宋代殿前司及侍卫、亲军设正副都指挥使，“掌殿前诸班直及殿前诸指挥之名籍，及训练之政”。“宋初有都检点、副都检点之官，在都指挥使之上，后不复置，入则侍卫禁陛，出则扈从乘舆，大礼则提点编排，整肃禁卫、囱簿仪仗，掌宿卫之事”。[3]（卷五八，卷五一）太平天国设主将与将军，仿效了秦汉的大将军与将军之等差。太平天国的总制、监军也见于古代官制。明弘治十年在陕西设总制，十五年为定规，嘉靖十九年因避讳改名总督。监军一官自周代已屡见于文献，是历代统治者歙监诸将的耳目。太平天国设监军于军帅营等基层作战组织之上，也有歙监诸军的目的。其他如仆射、尚书、承宣、经历等，于历代官制中亦有源可考。
3.太平天国前期的高级职官源自流传于民间的小说、戏曲、故事。太平天国的军师、丞相名号取自《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封神榜》等民间广为流传的记史小说。太平天国文献记载洪秀全丁酉升天的情景：“我主又转高天，大战妖魔，诛妖时连喊亚哥帮手，此时喊亚哥，是太兄也。有时喊杨家将，有时唱赵玄郎（按：玄郎，大郎也。即赵匡胤），借前侯作比也。”[4](p711)李秀成被俘后，在供词中将太平天国的失败看成是《封神演义》中的轮回报应：“周朝斩将封神，此是先机之定数，而今除许多神象，实斩神封将还回之故也。……今我天朝封万千之将，天王斩去万千宇宙，业已数尽国崩，观之可是也。”[5](p154)可见这类记史小说在太平天国领袖们的头脑中印象很深。太平天国时期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凡封官设爵，都有军师。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等人也在官制中首列正副四军师。张德坚《贼情汇纂》言：“贼之诡计，果何所依据，盖二三黠贼，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而行之……其取裁《三国演义》、《水浒传》为尤多。”可见太平天国的典章制度、战略战术从民间流传的小说故事中汲取了思想养料。
民间戏曲中也有大量历代官宦的故事，中国历代官制中的许多官名常出现在戏曲中，诸如丞相、将军等，为农民起义军的谋士们信手拈来，古为今用。太平天国官名中的尚书、监军、指挥、将军也是这样产生的。设计如此庞杂的官吏体系体现了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智慧。
（二）太平天国的职官制度由草创建制并逐步完善，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
太平天国金田团营时已用大小官职来安排会众。“团营”按军队编制，太平天国文献《天父天兄圣旨》记载，有先锋长、军长、百长、营长等官。先锋长以左右编排，军长按左右前后中编排，还系衔正副，营长亦如此。1851年3月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称“天王”，设四军师：左辅正军师、右弼又正军师、前导副军师、后护又副军师，形成了军事指挥网络。
1851年7月太平军在进军永安州途中，在茶地着手健全职官制度，设五军主将：中军主将杨秀清，前军主将萧朝贵，后军主将冯云山，左军主将石达开，右军主将韦昌辉。下辖总制、监军、军帅（军长改）、师帅、旅帅、卒长（营长改）、两司马。
根据洪秀全1851年7月19日在茶地的诏旨，当时的总制按五行编排（土一总制，土二总制），监军以天干数字编排（戊一监军，戊二监军），军帅按前后左右中编排，下缀数字。此时每方位仅排二军，共十军，其他还有侍卫、御林侍卫，地位在总制以上，护卫领袖，各军已设掌管专职的典事官如左二军正典圣粮、左一军副典圣库、典木匠等。[6](p32)
1851年12月17日天王在永安封王并发展官制，封五军主将为王，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暗合天地会和中国传统的神灵崇拜五房祖、五虎将之意。太平天国虽然信奉上帝教，排斥天地会和神灵崇拜，但在思想深处，这些传统的东西仍然存在。王以下增设丞相、检点、指挥、将军四级，以下总制至两司马不变。朝内事务官员的设置也渐见雏形，《贼情汇纂》记“伪天官又副丞相曾钊扬，壬子十月右史，职同将军；十二月升右掌朝仪，职同指挥”。卢贤拔任左掌朝仪（职同将军）。朝中有了国医、拯危急、监斩官，可见1851年在永安时太平天国前期的官制已基本形成。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在定都天京以后便追求享受，各王都大造王府，设置了一批服务性机构和服务性官员。北伐、西征使军队人数扩充，十军扩至数十军，军官在作战中立功的要升官晋爵。随着官员人数的大量扩充，太平天国的官爵体系逐渐完善，有了严密的编制。
与历朝职官制度不同的是：由于太平天国缺乏大知识分子的参与，其职官制度显得非常粗糙，带有明显的战争时代的局限，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正职官文武不分，职权不清，当视为差遣。自王至将军为朝内官，本应在朝内办理政事，但太平天国经常派上至北王、翼王，下至指挥、将军等各级朝内官去各地统兵打仗，如北伐统兵将领林凤祥是天官副丞相，李开芳是地官正丞相。自侯至将军皆可领兵外出征战，例加“钦差大臣”头衔。而军中的正职官如总制、监军，亦可在郡县担任守土官。
第二，官和爵无严格区别，当视为官阶。太平天国前期的爵称与官职概念含糊，爵职合为官阶系统。洪秀全在永安诏令，“上到小天堂，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4](p121)。太平天国凡遵十款天条，忠心报国者均可“世其官”。不仅王、侯，连军帅以下至两司马亦可世袭，这就相当于历代的爵位世袭了。有的太平天国领袖明确地将太平天国前期的官职说成爵位，如《洪仁玕自述》说，“天王劳心，即将博白、贵县、象州、金田、花洲，如来扶主军队俱立首领，偏以军帅、师帅、旅帅以下等爵”。[1]（第2册，p850）各王侯也自认是爵位，对外行文称“本爵”；而丞相以下的各级官员行文时则自称“本大人”；对上级禀报，丞相以下称“小官”、“小卑职”。官与爵界限不严，丞相可升侯升王，如秦日纲先任天官正丞相，继升护天侯，再升封燕王；授爵者可以行使职权，如燕王在外统兵，佐天侯陈承瑢理朝政。
第三，前期官职在开始时严格控制，定员定编，后改为流水编号。张德坚记载太平天国在太平军北伐之前实行缺额替补制，但很快改变了。北伐、西征以前的检点、指挥均遵此制，可见例证：
殿前左一指挥
黄王昆（壬子二月至十一月）
林凤祥（壬子十一月至十二月）
罗大纲（壬子十二月至癸丑四月）
吴如孝（癸丑四月至六月）
殿前右二指挥
蒙得恩（壬子二月至八月，革职）
李开芳（壬子十一月至十二月）
蒙得恩（壬子十二月复职至癸丑二月）
涂振兴（癸丑二月至七月）
曾水连（癸丑七月接任）
检点、丞相亦如此。1853年北伐、西征前后，交通不便，但官员晋升很快。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三“剧贼姓名下”统计，至1853年底，1852年所封之检点已全部晋升，1853年当年封的指挥80%升了官。战争环境中前线和中央消息传递缓慢，按序替补困难，故从1854年起，就按登录次序排。有些学者根据太平天国有一千五百一十丞相的官职就认定太平天国官制杂滥无章，已滥封丞相1510个，这种结论过于简单，忽视了其间太平天国官员升迁、伤亡、被俘或变节而相抵销的数字。
太平天国的官制在草创阶段显得粗略，但逐步向正规化方向演进，只是由于其政权灭亡才中止了继续完善的历程。
（三）太平天国的官制体现了建立天国的理想及统一全国的志向。
太平天国王、侯的封号具有一统天下的含义，早期王爵包含了统治四方的意愿。《封五王诏》称：“今特褒封左辅正军师为东王，管治东方各国；褒封右弼又正军师为西王，管治西方各国；褒封前导副军师为南王，管治南方各国；褒封后护又副军师为北王，管治北方各国；又褒封达胞为翼王，羽翼天朝。”可见农民领袖意在九鼎，一统中华。定都天京后的第二年加封顶天侯秦日纲、护天侯胡以晃为燕王、豫王。燕、豫二王的任命反映了太平天国领袖们头脑中的地域概念从抽象的天地四方向具体的省份发展。天王下令北伐，“师行间道，疾趋燕都”。秦日纲为北伐燕地的援军统帅，以燕地为其王号，增强其攻取燕地的信心。河南古豫地是北伐的必经之地，故亦以之为胡以晃的王号。其攻取燕豫二地，推翻清王朝的目标是明确的。
太平天国后期，爵位增多。王侯之间增加义、安、福、燕、豫等爵，构成六爵。此时洪秀全越来越沉湎于宗教事务，六爵皆冠天字。天王认为：“蒙天父天兄下凡带坐山河，创开天国天朝，定鼎天京，奉天诛妖，兵皆天兵，将皆天将，官属天官，尽理天事，同顶天父纲常，故自天王以至某天侯皆冠以天字……”[4](p764)
二、太平天国职官体系冗繁而不乱
长期以来，世人认为太平天国滥封官爵，官制杂乱无章，本文认为这种结论值得商榷。
（一）太平天国前、后期始终保持着清晰的官阶体系。
历代封建王朝通常以勋爵品阶来衡量官员的尊卑贵贱，爵是表示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的尊号，勋是表示奖赏有功人员的称号，品阶表示官员的实际等级。历代王朝的官制中官吏的等级分明，九品十八级以下不算官，是未入流的人员，国家不负担其俸禄。太平天国如何以官阶来确定官吏实际的等级地位呢？
太平天国设勋，前期实行功勋加等制。凡参加金田起义者为功勋加一等；凡参加永安突围者为功勋，再立功加等，可以累计。但天京事变后就不再见功勋“加等”、“降等”的记载，前期的功勋加等与官职的升陟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明确规定，故只能看作是一种赏赐、一种荣誉。太平天国不设品，太平军攻城略地之始实行圣库制，随后以掠浮财、征田赋来解决财政开支问题。后期，各王各将自霸一方，自己解决供给。中央政府没有统一的禄秩制度，故未设品。太平天国的正职官体系为王、侯、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既是官爵名称，又是太平天国自尊至卑的官爵等级序列，是太平天国前期划分官爵等级的依据。这十数个等差是表示官员等级的官阶，而不是具体的职务，具体职务要另行安排，这与封建政权有很大的区别（封建政权官名同职务密切相关）。太平天国的正职官只体现等级，如六官丞相并不全理中枢事务，有半数以上在外统兵打仗，林风祥、李开芳、吉文元、赖汉英、林绍璋等北伐、西征将领中也有六官丞相，其余六官丞相中的曾钊扬、卢贤拔则在东王府从事文书工作。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太平天国自身文献中有将非官阶的职官与官阶混杂列衔的记载，造成了史学界的某些误解。1853年太平天国颁布的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每年由民间保举官吏。“其伍卒民，有能遵守条命及力农者，两司马则列其行迹，注其姓名，并自己保举姓名于卒长。卒长细核其人于本百家中，果实，则详其人并保举姓名于旅帅。旅帅细核其人于本五百家中，果实，则上其人并保举姓名于师帅。师帅实核其人于本二千五百家中，果实，则上其人并保举姓名于军帅。军帅实核其人于本军中，果实，则上其人并保举姓名于监军。监军详总制，总制次详将军、侍卫、指挥、检点、丞相，丞相禀军师，军师启天王。”[4](p411）然后，由天王降旨，逐级下达，调所保举之人充当基层官吏。这段资料中多出了官阶系列之外的侍卫、军师，致使有的学者将侍卫、军师视为太平天国的官爵等级。侍卫和军师不是官阶，它们的地位必须由职同某一级官阶来反映。据文献记载，太平天国的侍卫至少有日干侍卫、节气侍卫、月令侍卫和御林侍卫4种，此外还有“殿前侍卫”、“侍卫”等笼统说法。不同的记载中，侍卫的等级地位是不一致的，《贼情汇纂》的“伪同职官总表”定日干侍卫职同检点，节气侍卫职同指挥，而在太平天国辛开元年颁行的《太平军目》中，日干侍卫、节气侍卫旗长阔俱5尺5寸，与总制旗规格一样，而月令侍卫旗长阔俱6尺，同于将军。本文无意一一去考证各种侍卫的等级地位，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侍卫自身在不同时期的等级地位需看它“职同”某一级官阶而定，而其他官职的地位却不能参照侍卫而反映出来，所以侍卫不是一级官阶。军师确实是太平天国在永安封王前的最高官职，但自从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封左辅、右弼、前导、后护四军师为东王、西王、南王、北王后，军师的称呼仅在少数场合作为四王的代称出现。
太平天国后期，官阶系统经历了几次变化：(1)从天京事变到1857年翼王出走，官阶的最高一级即王名存实亡，其余各阶不变。(2)从1857年翼王出走至1859年重新封王前，在前期官阶天燕、天豫、天侯基础上增设了天义、天安、天福，建六爵制度，1858年左右成定制，位于王与丞相之间，丞相以下各阶未变。(3)从1859年四月封干王至1864年天京失陷，王之下、六爵之上增设天将、朝将两等爵。从1861年和1862年的官印规格可以清楚地看出1859年以后的官阶系统。各印长阔尺寸为：王7.0×3.6寸，天将、朝将6.9×3.5寸，义6.8×3.4寸，安6.6× 3.4寸，福6.3×3.2寸，燕6.1×3.9寸，豫6.0×3.0寸，侯5. 8×2.9寸，丞相5.4×2.7寸，检点5.1×2.6寸，指挥4.8×2.5寸，将军4.6×2.3寸。[7]太平天国的各种典官、属官均对应这个官阶系列来衡量自身的地位高低。自1862年以后官爵虽然广封，但此官阶系统一直未变。这是太平天国官制自始至终冗而不乱的主干。
太平天国后期，农民领袖们不自觉地从两个方面来调整官制：一是保留并扩大官阶制，在丞相之上加六爵、天将和朝将，泛封官爵，使广大将士在等级心理上有所满足；二是爵职分离，使具体职司不因滥封而混乱。这种调整形成了后期以爵为主体的新官阶系统。太平天国后期正职官系列随六爵的级数增加，出现了爵职分途的现象，而一变前期爵职不分之故例。如：陈玉成任冬官正丞相俦天侯（一作豫天侯），后升任又正掌率前军主将成天豫；李秀成任地官丞相合天侯，后升任副掌率后军主将合天侯。
朝中官员和各殿职事官有职有爵，后期的将帅、主将、掌率等官职均另有对应爵称，庚申十年十一月十四日的幼主诏旨任用于一批官员，充分说明了这一点。[6](p73)幼主诏旨中提及的李永光、黄文安、张兆安、乔彦才、汪顺祥等人的官爵名称均反映了这一变化。不同时期担任同一职务的官员的爵称又有所变化。蒙得恩初任正掌率时，爵为赞天豫，后爵升燕、安、义，正掌率官职不变。而庚申十年十二月章王林绍璋任正掌率，正率掌又定为“职同章”，即职同王爵。[6](p473)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后期爵称成为官阶的重要构成部分。
（二）庞大的职同官系列使后人感到扑朔迷离。
关于太平天国的职官制度，清方及广大地主文人留下的文献记载除《贼情汇纂》对太平天国前期的官制记载较详外，其余均未能全面清晰地反映实际状况。太平天国自身刊印的《钦定制度则例集编》在失败后被焚毁殆尽。即使是海内外保留的部分遗存，至今亦未见天日，故无法弄清实况。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太平天国属官队伍庞大，名称多与历代官制不一致，大体有：军政司、经政司、议政司、佥政司、协理司、仆侍、奉宣、承宣、书勋、稽勋、参政、参军、护军、军校、提司、提牌、提点、侍官、编修、通材、总理，等等，让后人眼花缭乱，不知所以。
实际上太平天国后期的职同官仍旧系列鲜明，等级严谨。和前期一样，太平天国后期的职同官仍分典官和属官两大部分。典官主要有两种，一是朝内、宫中掌管礼仪、文报、器物制造供给的官员；一是军中负责物资供应的官员。属官则总括了合朝所有官阶统属下负责警卫、仪仗、谋略的侍从官员。属官是太平天国官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格局一直保持到太平天国失败。太平天国后期正职官（官阶）系列逐渐扩大，且每一级增加的官阶均有自己额定的属官，加上后期官阶比前期多出天将、朝将、义、安、福、燕、豫（其中燕、豫前期虽然出现，后期才成为正常封授的官阶），后期属官的总量比前期更多，属官名称比前期更繁杂，使后期官制笼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实际上各官阶的属官之间大致是有系统可寻的。其对应职责大体见表1。
太平天国后期属官的等级高低取决于其主官（或称统带官）之等级。属官在1861年前后在官阶中有自己相应的等级地位，见表2。
表1太平天国主官与属官的对应职责
表21816年前后太平天国的属官在官阶中的等级地位
每一种属官有左右、左右数字、左右数字文武等编制数。如天义属官经政司，系衔左右数字文武，称左一文经政司、右二武经政司；天安属官军政司，系衔左右数字文武，称左一文军政司、右二武军政司；天福属官军政司，系衔文武正副，称某天福文正军政司、某天福武副军政司；天燕属官军政司，系衔正副，称某天燕正军政司、某天燕副军政司。同时后期名义上仍保留着前期丞相至两司马的官阶系列，其属官尉、仆、伺等仍然延续。后期属官名称与后期军制混合在一起，更让人难以明白。如护殿前一队理天义右营 天安右一文军政司、 天安刑书（六书之一）、局天福武正军政司、局天福右一参军等等。理清了上述属官的情况，太平天国的官制便比较清晰了。
三、太平天国后期职官体系的膨胀是权力斗争的产物
太平天国后期官员队伍越来越冗繁，官阶等级愈增愈多，这和农民小生产者的私人占有观念、权势欲望和平均理想分不开。太平天国将士中两广籍的“老兄弟”多是在上帝教的激励下投身起义的，而两湖以及后期江浙一带投身太平天国运动的人员则多出于升官发财和眼前的荣华富贵的动机。
农民领袖洪秀全目睹清廷腐败，加上自己科场失意，兼受西方列强侵华之刺激，与冯云山等小知识分子逐步走上了自觉反清的道路。就鼓动广大农民投身反清革命的手段而言，他们一方面利用宗教，宣扬上帝与妖魔鬼怪之间的对立，用宗教狂热来改变民众惧怕官府的传统心理，另一方面又利用下层社会对功名利禄的追求，诱导广大农民冲击现存的统治秩序。洪秀全曾在永安勉励大小兵将奋力杀敌，许诺日后论功行赏，“俟到小天堂，以定官职高低，小功有小赏，大功有大封”，“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职”。[4](p121)定都天京后，洪秀全大体兑现了这一承诺，太平天国的国家机构逐渐完善，官员人数也在激增。一个政权的职司是有限的，长期不建立升官晋爵的机制，无法调动农民小生产者的积极性，而任意升官，一职数人，又必然造成职司的混乱。太平天国后期随着各种矛盾的急剧发展，对官爵的封授问题，农民领袖们不自觉地走了一条限制、被迫放开、再限制、再被迫放开直至广封分权的道路。
（一）洪氏家天下宗旨下的“永不封王”扩张了后期六爵。
从1856年夏秋天京事变至1857年秋翼王出走，这一年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形势险恶：武汉失守，江西、安徽许多地方被清军攻占，和春、张国梁重建江南大营，威胁天京的安全。同时政局又陷入混乱的局面。天王先封石达开为“通军主将”，让他主政。很快又害怕其为“杨、韦第二”，故封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专事掣肘。石达开一气之下出走，洪秀全只好废掉二人的王爵，以“义王”金牌追赠石达开，他坚执不受，远离天京而去，带走“合朝文武”。这时带兵打仗的将领的最高官爵为六官丞相，后期的杰出将领如陈玉成当时为冬官正丞相，李秀成为地官副丞相，天王只有从青年将领中提拔人才，重组朝中和军中的领导核心。洪秀全对非洪氏家族人员充满疑虑，不再信任他人，在官爵方面也下旨“永不封王”。但他为了调动将领的积极性，不得不给一批青年将领封官晋爵，如1856年天京事变后封陈玉成为俦天侯，封陈仕章为迓天侯，1857年又封合天侯李秀成、卫天侯曾锦谦、亮天侯蓝绣椿、和天侯卜占魁等15人。1856年后陈玉成先后被授予俦天侯、成天豫、成天燕等爵，蒙得恩也先后升为赞天豫、赞天燕。陈玉成是后期的杰出将领，后期重要官爵的产生，几乎都首先从他身上反映出来，他后来依次升封福、安、义三爵，由此可知此三级后期正职官的大概时间：
六爵在初设时封授尚有节制，1858年后逐渐滥封。
（二）后期继封七王引发天将、朝将的封授。
1859年3月洪仁玕从香港辗转至天京，洪秀全此时正苦于朝中无信得过的能人，洪仁玕与之共创上帝教，且在香港多年，知识才干超越他人，故打破自己“永不封王”的禁令，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加封洪仁玕为军师、干王，并要天下人皆归干王节制。对此，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之众功臣心中不服。天王看形势不利，乃加封陈玉成为英王，“对众饬谕，京内不决之事问于干王，京外不决之事问于英王”。当时李秀成驻守浦口，官任副掌率后军主将合天义，太平军叛将之一李昭寿借此离间，天王闻讯，恐李秀成降清，丧失门户，于1859年9月封李秀成为忠王，同年正掌率赞天义蒙得恩被封为赞王。至此，掌率全部封王。同样，五军主将也一视同仁地全部封王，除右军主将韦志俊于1859年在池州降清未封外，左军主将李侍贤在1859年3月封侍王，中军主将杨辅清封辅王，1860年封宠臣林绍璋为章王。这些是后期较早受封的异姓王。后期刚封六位异姓王时，义、安两爵仍很尊贵。1860年初，对北伐牺牲之林凤祥、李开芳等前期功臣勋旧也仅追封义爵。
封王是天王违心的不得已之举，封七王后，便准备刹车。但面临的问题是，至1858年天义已封出若干，再升即王。故干王在《立法制諠谕》中批评了“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的现象，提出：若无止境地滥封，“不及一年，举朝内外，皆义皆安，更有何官何爵可为升迁地耶”[6](p94)。农民小生产者是极重平均的，要么不封王，要么同一层次的一批人皆封，何以解决矛盾，惟有在正职官系列中增加级别。1860年以后，天义之上加设朝将、天将两等爵，形成后期新的正职官（官阶系列）：王、天将、朝将、义、安、福、燕、豫、侯、丞相……两司马。
（三）“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下的泛封王侯，前期要职降为基层官员。
天京内讧后，洪秀全从“永不封王”到不得已封出六个异姓王，随即将其长兄、次兄、幼子、外甥多封为王，以形成洪氏家族与异姓王力量对比上的均衡之势，并在王爵的封号、加衔诸方面予以防范。如天王用吉祥字千岁取代前期的数字千岁，首义五王尚存的翼王五千岁也被改为翼王喜千岁，干王为福千岁，英王为禄千岁。其用意在于防范后期诸王欲按千岁等级上升，杜绝再度产生威胁天王父子最高统治地位的一切可能性。连天王的同胞手足、嫡亲侄婿也不例外，如洪仁发为信王显千岁，洪仁达称勇王伦千岁。后期颁行的《太平礼制》规定：“臣下呼称王长、次兄为显、伦千岁，南、干王为七、福千岁，翼、英王为喜、禄千岁，忠王为荣千岁，赞王为耀千岁，侍王为雄千岁，辅王为威千岁，章王为寿干岁……”[4](p672)后期的数字千岁虽仍然有幼东王九千岁、幼西王八千岁、幼南王七千岁，三人承嗣东王、西王、南王，但均为孩童，短期内对天王、幼主的地位构不成威胁。
1860年是太平军重振声威的好时光，后期诸将协同作战二破江南大营，忠王东征苏常、开辟苏福省，英王控制了安徽根据地，侍王进军浙江，辅王在江西打开了局面。这四大统兵王（异姓王）兵权极大，尤其英、忠二王，拥兵数十万，使天王寝食不安。李秀成自述，“主见我兵权重大，总计分革我权”。天王采取了分封各王的部将为王，削弱各异姓王军政大权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传统帝王术。1861年秋，英王援救安庆未成功，安庆失守，英王被罢去王位（罢免英王，其原因很复杂，英王自述是因朝纲不正、仗义直言得罪了天王），但同为败军之将的英王部属，却被广为封王，被封者有遵王赖文光、扶王陈得才、启王梁成富、祜王蓝成春等。明眼人皆知是在削弱英王的权势。忠王部下殿左东破忾军主将观天义童容海是原翼王石达开部回归天朝的将领，原官阶为观天豫，升天义已是高封四阶，该军隶属忠王，天王却封其为保王，促其独树一帜。忠王部下陈坤书继李秀成后任后军主将，爵封求天义，后来升封忠诚七天将。以后又封忠王部将陈炳文为听王，郜永宽为纳王。1863年2月仅天京城里就有王90余人，8月达100余人。到1864年天京失陷前凡两广参加永安建制的皆封王，诸王名号已不够用，遂称列王，列王之下又有“小王”，“小王”有人认为即天将。总共有2700多王。庞冗不堪，政出多门，对政权巩固极为不利。
从1862年起其他高级官阶也开始广封。天将1861年底只见忠诚三十六天将，1862年底见忠诚二百一十三天将，1863年9月已见三百九十三天将。朝将至1863年9月已见一百七十八朝将（不包括过去带字号的忠良朝将、忠裨朝将等）。这类高官一般不会冲锋于阵前，故伤亡的可能性较小。可见太平天国后期官阶虽明，但封授无度。
六爵封得更多。据保王童容海一部统计（童容海1862年7月在广德降清，曾国藩收藏其部官册、官照），升主将义爵的8人，安29人，福39人，燕54人，豫44人，侯93人，仅在7个月内，升官晋爵的就达267人次。一个三流的王爵部众如此，其他王爵的部众可想而知了。所以1863年护王的兵册上举目皆福皆安。
太平天国后期自1860年起，丞柑、检点、指点、指挥迅速下降到军中官的最低等级。不但无属官可带，且地位几乎与王、天将、朝将、天义等爵的属官同，故有的地主文人误将丞相、指挥等记为后期属官。而总制、监军已由“当境土人充之”，成为乡官。《寇汀纪略》记1857年“其官衔，丞相一品……承宣三品，检点三品，指挥四品，将军五品，皆有正副，分殿左右”[1]（第6册，p808）。《见闻录》记六爵属官除经政司、军政司外，“有参军、稽勋，职同丞相。其次为指挥，有检点、宣传、奉宣，职同指挥。其次为将军（有正副），有提牌总制，职同将军。以下无印……”[2]（第2册，p92）将军成为有印官员的最低一级。时人诗云：“伪官高下十三等，品多者尊众莫并，天将以下主将俦，次第义安福燕侯。就中一品最为下，丞相将军名可假。”[2]（第6册，p447）
虽然地主文人的笔记有其主观臆测和乱分品级之处，但这些史料有力地佐证了将军一阶从1862年起已与丞相、检点、指挥同为基层官职。后期军制，忠王、保王部用军营编制，主官为天豫、天侯，下辖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王、辅王部用五行数字加天干官编制，其基层单位旗的主官为丞相，下辖检点、指挥、将军，此编制中旗仅相当于太平军早期的旅帅营，检点、指挥、将军的地位已如同前期的两司马、伍长、伍卒一类。究其根本原因，一言以蔽之，由于后期官阶在前期天侯之上增加了豫、燕、福、安、义、朝将、天将这七等阶，故丞相、检点等地位相应地逐年下降，形成了后人难以理解的“上校排长”的局面。
瑕不掩瑜，尽管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政权在构建上层建筑的过程中有种种不足，天不假年，其政权只存在十数年，没有可供建设和完善的机会，但太平天国领袖们的创举仍应给予充分的评价。
【参考文献】
[1]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2]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马端临.文献通考[M].
[4]太平天国印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
[5]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
[6]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文书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7]太平天国“伪”官执照及“伪印”清册[J].湖南历史资料，1958,(1).
（资料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