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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重论戊戌维新与洋务运动的关系

洋务运动与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互相衔接的两个阶段。前者是低层次的社会改革运动，后者是高层次的社会改革运动，但二者紧密关联，不能割裂。它们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质的区别，不应该把它们对立起来。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一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初，清王朝既遭受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又面临着太平天国、捻军及各地农民起义的冲击，危机十分严重。洋务派为了“平内寇”，“御外侮”，拯救危机，打起“自强求富”的旗号，兴办洋务，倡导改革。政治上他们与人民大众为敌，充当清王朝的帮凶，是反动的。但他们所从事的洋务运动又代表了时代发展的方向，表现出了一定的进步性。
洋务运动是在“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１］的思想指导下，从举办军事工业开始的。随后扩大到各个领域，包括编练新式陆海军，兴办工矿企业，发展航运铁路交通，主办电报邮政，设立学校，遣派留学生，编译西书，传播科技知识，开展中外通商贸易，互派外交使节，等等。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民族资产阶级诞生了。同时，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中外交流的扩大，加上西学的传播，中国逐步走向世界，迎合世界潮流，一种新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容闳所言：“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２］洋务运动给中国带来了第一批机器生产的企业，第一个轮船公司，第一支海军舰队，第一条铁路，第一个邮局电报局，第一批新式学校，第一批留学生，第一代产业工人、民族资本家。
洋务运动是中国走上近代化道路的第一步，为戊戌维新奠定了物质基础，准备了社会力量，也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在洋务运动不断扩展深化的过程中，洋务派提出了一系列变革主张，在激烈的论争中开拓前进，表现了对顽固守旧势力的鄙视与厌恶及对开创新事业的胆识和气魄。
“变”或“变计”，是洋务派最初提出的命题。就是说，时势变了，“祖宗成法”不能不变。李鸿章指出，中国正处在“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识时务者当知变计耳”。［３］他一再声称：“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４］与此同时，奕诉、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郭嵩焘、曾纪泽等人都强调“变局论”，为“变计”奔走呼号。
洋务派倡导“变法”，包括如下方面。
首先，学习西方，求富求强。曾国藩主张“师夷智”，制洋器。左宗棠主张“夺西方列强之所恃”，不使列强“挟其所长以傲我”，但学西方“以艺事为重，以义理为轻”。［５］李鸿章主张“求洋法，习洋器，为自主张本。”丁日昌等人明确指出：“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学习西方，是鸦片战争时期林、魏等人提出来的，但真正的实践是从洋务派开始的。
其次，排除陈腐观念，推行近代外交。进入近代以后，传统的“攘夷之道”转化为中外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外交。为此，洋务派进行了实践，但不是成功的实践者。在中外交涉中，由于妥协退让，以致丧权辱国，产生了严重后果，但其也有抗争的一面。同时排除顽固派的“夷夏之防”、“攘夷之道”等陈腐观念，为推动近代外交作出了重大努力。郭嵩焘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顶住嘲弄侮骂，“拼却名声”，担任第一个驻外使节。为此，李鸿章称他为当世“英豪”。洋务与外交紧密结合在一起，是洋务派的重要活动，也是洋务运动的显着特色。
第三，兴办学堂，改革科举。李鸿章指出，“变法与用人”不可分，认为洋务的成败取决于能否改革八股取士制度，于是提出“专设一科取士”，［６］以培养中西贯通的“制器之人”，并主张“变科目”，另设“洋务特科”，以求“经济匡世之才”。郭嵩焘倡议设立外语学校，丁日昌提出废除八股考试。
第四，倡导“商战”，“以工商立国。”曾国藩首先认识到“泰西以商战二字立国”。左宗棠倡导发展民族工商业，尤其主张企业改“官办”为“商办”。随后洋务论者又提出“以商敌商”，“以商制商”的主张，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掠夺。刘铭传、张之洞呼吁“讲求商政”，强调“以商务为本，以兵战为用”。［７］盛宣怀明确说：“开关互市，实以商战为上策”。后来维新派提出相同的主张，进行了广泛的宣传鼓吹。
最后，改革官制，倡设议院。进入８０年代，李鸿章提出中国要“治”，就必须“变法度”，而“变法度先易官制”。［８］郭嵩焘明确说：“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政教之及人，本也；防边，末也”。［９］他主张效法西方的政治制度，认为“议政院”是西方的“立国之本”，“实多可以取法”。［１０］朱采、张汝洵也有类似议论，还请“速筹布置”，强调设议院“为自强之关键”［１１］张树声临终还口授遗折，陈请“设议院”。指出“育才于学校，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希望朝廷“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变通图治。［１２］可见洋务派很早就提出改官制，设议院，开了维新运动政治改革的先导。
洋务运动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教育及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相应地提出各方面的“变法”主张，推行了比较全面的改革。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俄国的农奴制改革，几乎同时发生，是同时代的重大事件。可以说，洋务运动迎合并卷入世界潮流，是一次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运动。对于洋务运动，早期维新派进行了理论阐述，提出了更明确的主张。
二
早期维新派，也就是洋务派的理论家和思想家。他们既系统地总结了洋务运动，明确地提出“变法”的理论，更激进地提出仿效西方，进行资本主义改革。
冯桂芬于１８６１年就撰成《校邠庐抗议》，阐发自己的改革主张，包括采西学，制洋器，改革官制，淘汰冗员，改革科举，取士用人，发展军工、民用企业，改革关税、币制等方面。指出学外国必须做到“人无弃材”，“地无遗利”，“君民不隔”，“名实必符”，将发展经济与改革政治结合起来。特别是“改科举议”，成为科举改革的嚆矢。
王韬大谈洋务，高唱“变法”。在《弢园文录外编》，设有《变法》上、中、下三篇，《变法自强》上、中、下三篇，共六篇专论“变法”。指出中国要“转祸为福，变弱为强”，“在一变而已矣”，“盖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在《重民》篇里，提出政治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最为理想，可以“固国本，致富强”，经济上“以商为战”。［１３］同时倡导科举改革，指出不废时文（八股），“西法终不能行，洋务终不能明，国家富强之效终不能几”。［１４］
薛福成所作的《筹洋刍议》，从１４个方面阐发了“洋务”与“变法”。其《变法》篇明确指出：“世变小，则治世法因之小变；世变大，则治世法因之大变”。［１５］认为议会制度是西方第一大善政，“君民共主”，最为适中。又倡导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并设计了“商政”２１条。
汤震在《危言》一书里，提出“设议院”的方案，阐明“变法”的主张。指出：法之“递变”，法之“当变”，势之必然，并吁请朝廷“善变法”，“善用法”。［１６］
郑观应早期的《易言》，即提出“仿泰西之良法”，以期长治久安，［１７］并阐述了西方议院在“通上下情”方面的作用。后来的《盛世危言》专设《议院》篇，说：“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１８］并主张赋予议院以治国之权，“揽庶政之纲领”。又高度赞赏“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重，实为立宪国家神圣不可侵犯之高贵机关”。［１９］
陈虬撰成《治平通议》，大谈“变法”，包括设议院，兴制造，奖工商，开铁路，变官制等。最根本的是设议院，认为是“泰西富强之道”，进而提出州县一律设议院，地方兴革事宜由议院“议行”的主张。［２０］
陈炽所撰的《庸书》，也认为西方富强的根源是议会制度，主张中国实行立宪政体，推行议院逐级选举，以此“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２１］
何启在香港发表不少政论，后编为《新政新诠》。该书从七个方面倡导改革，推行新政。首要的是“行选举以同好恶，开议院以布公平”。［２２］议院民选，以监督行政长官。并提出改革官制，废除捐纳，裁撤冗员，兴办学校，改革教育，广开言路，兴修铁路，发展商务等改革措施。
洋务运动时期，已逐步形成了一股维新变法思潮。而早期维新派则架起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的桥梁，并成为后者的先驱。
三
洋务运动是社会改革运动，戊戌维新把这场运动推向更高层次，推向政治领域。
１８９５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洋务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从政治舞台上悄然退出。维新派顺应时势发展的要求步入前台，发起维新变法运动，成为时代的主角。
戊戌时期，维新派的活动家和思想家们，在洋务派、早期维新派的思想理论主张的基础上，提出更高的目标和更响亮的口号，并展开广泛深入地组织、宣传活动。他们的活动方式没有停留在实业活动、着书立说、私下议论阶段，而是大张旗鼓地公开活动。包括兴办学堂，聚徒讲学；成立学会，联络维新志士；发行报刊，制造舆论；编译西书，介绍西学西政；上书言事，推行皇权变法；着书立说，提出维新变法纲领。维新派的活动轰动了朝野，引起了世人注目。
维新派的理论宣传，既有显明的政治色彩，也表现了显明的时代色彩，呼吁抵抗列强侵略，拯救民族危亡；批判封建专制制度，鼓吹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抨击旧文化，旧道德，倡导新学新思想；要求废除科举，兴学培养新型人才；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国家富强。维新派的活动和舆论宣传造成了强大声势，也提出了明确的维新变法纲领。与洋务运动相比，戊戌维新才是一场完全意义上的改革变法运动。
首先，“变”与“变法”。康有为在他的政论里反复论述了“变”与“变法”，“故至变者莫如天，故至变者莫如地”，“世道既变，治道斯移”，“故无百年不变之法”。进而指出：“变则通，通则久”，当今之世只有“变法”，“更新大政”，才能“光宗庙之威灵，图社稷之久安”。［２３］梁启超大声呼吁“变法”，“今夫自然之变，天之道也”，“法何而必变，凡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是故“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２４］严复急切要求“变法”，“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２５］谭嗣同以“冲决罗网”之精神，大声呼吁“变法”。“法”怎样“变”？维新派回答说：“方今不变则害，小变仍害，非大变，全变，骤变，不能立国也”。［２６］这比起洋务派、早期维新派更加激进，“变法”的内涵也大不相同。
其次，社会进化论。维新派宣传社会进化论，目的在于阐明变法改革为当今必然之势。康有为从《新学伪经考》到《大同书》，阐述了他的进化史观。前者根据公羊三世说，阐明社会将沿着“据乱世”（君主专制），“升平世”（君主立宪）到“太平世”（民主共和）三个阶段进化发展，并指出当今之世即由“据乱世”进入“升平世”。后者把西方的理论学说附会于儒家学说，解释历史发展的趋势，并认定人类社会必将进入“至善至美”的大同世界。严复则通过介绍赫胥黎等人的着作，阐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进化论。认为进化论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中国若不改弦更张，奋起求存，势必被“优胜劣败”的天演公例所淘汰，亡国灭种。社会进化论是维新派倡导变法改革的理论根据，洋务派则未曾提出过。
第三，托古改制。康有为所着《孔子改制考》，假托孔子的权威，以推行变法改革。这既是现实斗争的需要，也是康有为传统意识在政治上的表现。为了减少来自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和阻挠，打起“托古改制”的旗帜，把民权、议院、选举、民主都附会于孔子身上，“为孔子所创制”，其目的如梁启超所说：“所谓改制者，则一种政治革命、社会改造之意味也”。［２７］为了推行变法，康有为又借助君主的权威，打起“君权变法”的旗号，一再上书，以推动光绪帝主持变法。“托古改制”与“君权变法”，是维新派的独创，也是他们的旗帜和武器。
第四，中西会通。康、梁、谭等维新派领袖长期受过封建儒学的熏陶，又接受了西学，于是在构造他们的思想体系时，采取中西文化兼收并蓄的立场。并在中学与西学的矛盾冲突中寻求中西会通的途径，寻求中西文化的共同点，在此基础上发挥、创造。如把儒学中的仁爱与西学中的博爱，儒学中的“天下大公”，小康大同与西学中的民主、自由、平等以及空想社会主义，儒学中的民本思想与西学中的民权主义，公羊三世说中的“升平世”与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中国的变法改革与日俄等国的变政维新等结合起来大胆探索，从各方面会通中西，以形成维新派的变法理论。比起洋务派，是个重大的发展和提高。
第五，合群立会。为了推行变法，维新派特别强调“合群”。他们大胆地突破儒家所谓“无党无偏”，“君子不党”的思想樊篱，创办学堂，成立学会。康有为认为，“群人共学，学则智，群则强”，要变法维新，就要“合众人之才力”，“合众人之心思”。［２８］梁启超、严复都强调“合群”，“立会”的重要性。经过维新派的宣传、组织活动，群体意识日趋浓厚，有力地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这是洋务派不敢、也未能倡导的。
最后，政治改革。维新派宣传政治改革，其核心是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赞美西方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说，认为“今此法权归于众，所谓平等之意，用人之立法者也，最有益于人道矣”。［２９］他从《上清帝第一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增设训议之官”，到《上清帝第四书》正式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民权政治思想日趋明朗。到《上清帝第五书》以后，便系统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主张。谭嗣同更勇敢，更大胆，猛烈抨击封建的专制制度、纲常名教，将君主譬作“独夫民贼”，“三纲五常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君主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３０］于是他呼号“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主张“废君统，昌民主”。梁启超鼓吹民权论不遗余力，“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他把２４朝君主斥之为“民贼”，指出中国致弱之根源，在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他断言“民主，固救时之善图也”。［３１］严复介绍和宣传西方的民权思想，是维新派中的佼佼者。指出：“故言自由，则不可不明平等，平等而后有自主之权。合自主之权以治一群之事者，谓之民主”。［３２］他赞美议会制度，倡导“设议院”，以集众人之智力，兴邦治国。维新派激烈的政治主张，是洋务派不敢想象的，且是他们坚决反对和抵制的，就是早期维新派也不敢倡导。
到“百日维新”期间，维新派为了争取光绪帝主持变法，争取帝党、洋务派参与变法，减少来自顽固派、后党的阻力而改变激进的政治改革主张。但这不会也不能否定戊戌维新运动的历史功绩和进步意义。
四
任何一种社会改革都是从低级走向高级，从一个阶梯上升到另一个阶梯，前一个运动为后一个运动创造前提条件，后一个运动在此基础上接续前进。虽然有曲折反复，错杂不齐，但总有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维新运动对于洋务运动，就是这样一种关系。洋务运动孕育了维新运动，并为之开辟了前进道路，奠定了物质的、思想的基础。戊戌维新是对洋务运动的汲取、扬弃和超越，是更高层次、更深层次的改革。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关系。
关于变与变法。洋务派与维新派都鼓吹“变”，“祖宗成法”必须“变”。怎样“变”？洋务派只主张小变，渐变，部分变，修补破屋，不使倾倒；维新派则要“大变，全变，骤变”，另起炉灶，重建大厦。“变”什么？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变器不变道”，对于西学西政，“遗其体而求用”；维新派则主张“变器”又“变体”、“变道”，要全面效法西学西政，改变传统制度。目的何在？洋务派为了“自强”，“靖内寇”，“御外侮”；维新派为了“参政”，建立新型的资产阶级立宪制国家。
关于学习西方。都主张学西方，采西法，目的也基本一致，求富求强，抵制外国侵略，振兴国家。洋务派的口号是“西学为用”，学的是“器艺”，在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力师西法”，政治上躲躲闪闪，拒绝“采西法”。维新派主张从器物、制度到观念广泛吸取西方文明，尤其要在政治上“力师西法”，进行改革。
关于议院与民权。洋务派最早提出“议院”问题，亦有仿效西方国家“设议院”的主张，但都避开“民权”问题，反对“兴民权”。这种议院只是官绅的“议院”，非国民的“议院”，并且议不立宪，议而无权，也就只是咨询机关，备顾问，通下情。维新派则把“设议院”与“兴民权”紧密结合在一起，大倡“人权平等”，“权归于众”，并要求“开国会”，操国家之大权，“立宪法”，秉国家之大纲。因此，维新派的“议院”与洋务派的“议院”，性质和作用是不同的。
关于批判传统文化。无论是维新派还是洋务派，都与顽固守旧势力展开过激烈论争，都对传统文化发起过冲击。但洋务派不敢从正面批判和否定它，坚持“中学为体”，“道不能变”。而维新派的勇士却敢于向传统的文化道德挑战，展开尖锐的批判，并提出用“西学”改造“中学”的主张。比起洋务派要深刻得多，影响大得多，从而形成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１］［4］［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２５，页１；页９—１０；页１０。
［2］容闳《西学东渐记》，页９１。
［3］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２４，筹议海防折，页１１—１２，朋僚函稿，卷１１，复王补帆中丞，页２７；朋僚函稿，卷１９，复王秋山长，页４３。
［5］［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页４２；页１９；页３２４。
［8］李鸿章《李文忠公尺牍》，第七册，复出使日本国大臣黎莼斋。
［9］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１１，伦敦致李相国，条议海防事宜。
［１0］《郭嵩焘奏稿》，页３４８。
［１1］崔国因《＠①实子存稿》，页２２—２３。
［１2］张树声《张靖达公奏议》，（八），遗折。
［１3］王韬《弢园文录外稿编》，答强弱论；变法中；重民。
［１4］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页２２—２３。
［１5］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
［１6］汤震《危言》，议院，变法。
［１7］［１8］《郑观应集》，（上）页１０３；页２４０。
［１9］郑观应《盛世危言》，增订新编，自序，卷３，页２９；危言，商务。
［20］陈虬《治平通议》，上车抚张宫保书；经世博议·开议院。
［21］陈炽《庸书》，议院。
［22］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新政论议。
［23］《康有为政论集》，变则通通则久论；孔子改制考序；同前；应诏统筹全局折；孔子改制考。
［24］［2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三），《变法通议》，页１１，页１８；《救亡决论》，页６０。
［26］故宫藏本《杰士上书汇录》，请御门誓众开制度局以统筹大局折。
［27］《戊戌变法》，（一）清代学术概论，页４３７。
［28］《戊戌变法》，（四）《上海强学会后序》；《强学会叙》。
［29］《康有为全集》，第一集，页２９。
［30］《谭嗣同全集》，仁学，卷上，页１５，页５５。
［3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页１０６—１１０，页１２８；页１０６—１１０。
［32］转引自广东康梁研究会编《戊戌维新论集》，页３９７。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台下加木
（资料来源：《学术研究》199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