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曾国藩、李鸿章的不同心态与“裁湘留淮”之局(2016年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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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曾国藩、李鸿章的不同心态与“裁湘留淮”之局(2016年第34期)


曾国藩和李鸿章是晚清的名臣、重臣,也是威震一时的重要军事将领。其中,曾国藩统帅湘军,李鸿章统帅淮军。曾、李二人不同心态,对镇压太平天国后“裁湘留淮”产生了直接影响,导致平定捻军起义后,湘军和淮军力量消长对比更加明显。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李鸿章两人分别统领湘、淮集团势力。他们都有着为挽救反清起义给“皇朝”带来的危机,而不避艰危、勇于承当的心志,尽管历经千挫百折,但终不消沉、颓废而放弃拼争。如曾国藩,在其临终前请人代递的遗折中,总结自己为清朝效忠的一生,言及值“粤逆”(诬称太平天国)滋扰之际,自己“激于义愤,创立楚军,转战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各省”,“综计驰驱军旅十有余年,艰难险阻,屡濒于危”,而自“带兵之始,即自誓以身许国,无望生还”。总之,是抱定为其君国拯危救难而将一己生死置之度外的心志。李鸿章不但曾统帅淮军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而且在随后镇压捻军当中发挥了比曾国藩更为重要的作用,成为最终将捻军镇压下去的统帅之一。他去世后,清廷上谕中褒扬“器识渊深,才猷宏远,由翰林倡率淮军,戡平发、捻诸匪,厥功甚伟”。而他这方面的成功,自然也与其坚定的心志分不开。就此而言,无论是曾国藩还是李鸿章,心态都是“积极”的,这是其基本共性所在。
然而,他们在军政生涯的某些特定关头,具体处置自身与清朝阵线内部关系的过程当中,所表现出的心态又是大不一样的,可谓呈现曾国藩“消极”而李鸿章“积极”的相对反差。有说,曾国藩“少时汲汲皇皇,有侠动之志”。直到编练和领起湘军之初,他在处理官场内部的人际关系方面尚奉行“刚道”,只因连连碰壁受挫,遂接受教训,改行“柔道”,以“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来自我警策,遇事低调隐忍,惕厉有加,所谓“未曾一日忘惧”(王闿运《湘绮楼日记》)。时人王闿运以“谨守”二字概括曾氏的这种心态,可谓精当。本来,曾国藩曾因为多年间没有地方事权,仅领所部湘军“客寄虚悬”于外省而饱尝艰难窘迫,也曾为争取地方事权而几乎向清廷摊牌,但及至他出任两江总督又奉节制四省(安徽、江西、江苏、浙江)军务之命后,对如此位高权重又着实忧惧盈心,曾在日记中写道:“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餗负乘之咎也。”(《曾国藩日记》)很快,便果真上了这样的奏折,并接二连三地与其弟曾国荃(直接率军攻下太平天国都城的主将)议谈此事,有言:“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两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可以渐渐收场耳”;“吾兄弟常存此兢兢业业之心,将来遇有机缘,即便抽身引退,庶几善始善终,免蹈大戾乎”!(《曾国藩家书》)可以说,这是曾国藩真实心态的典型反映。
李鸿章自年少时即因“英俊聪慧”而被人视为“伟器”,早就抱定“马足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李文忠公遗集》)的入世之志,要放手放胆地拼一番事业。但开始多年间不论是做京官还是在家乡办团练,都没能弄出大名堂,只好投曾国藩幕府寻求出路。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是进士同年,李鸿章本人则曾拜曾国藩为师从学,这层关系使得曾国藩对李鸿章不失信任和器重,但李鸿章与湘系群体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据知情者说,李“在曾军时颇受湘人排挤”,像左宗棠、彭玉麟甚至曾国荃等人,与之就很不协和,明里暗里磨擦不断。这对于激切求进、绝不安于现状的李鸿章来说,要独立山头以自展“鸿图”的追求便愈发迫切。及至他有机会建立淮军出驻沪上,迈出了实现抱负的初步,在此基础上,自然要谋图寻机获更大发展。为此,他急功近利,锋芒毕露,大有破釜沉舟之势,以“不怕死”而“刻刻自讼”(李鸿章《复孙省斋观察》),在向上爬的艰险路径中不惮当拼命三郎。当时曾氏兄弟即尝指责李鸿章“气焰颇大”(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曾国藩还曾言李氏“拼命做官”,戏谑中不失真切。镇压太平天国的军务基本完结后,曾国藩在其特定心态的促使下,便迫不及待地采取“裁湘留淮”的措施,其最主要的真实目的在于,通过急骤削减所部湘军来打消清廷对他尾大不掉的隐然疑忌,表明自己决无异心。不论是湘军还是淮军,本来都不是清朝常规编制下的正规军(指“经制军”),而属“勇营”性质。“勇营”以前就曾有过,是基于军事需要而组建的临时武装,军务完结后随即裁撤。可湘、淮军的崛起非同寻常,清朝腐败的“经制军”已无力镇压太平天国,正是湘军和淮军充当了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太平天国以后,捻军继之而起,因此,这时湘、淮军不能再像以前的“勇营”那样裁掉了事,而需要朝新的“经制军”方向发展。而“裁湘留淮”与这种客观需求倒也不全然相悖,只是湘、淮军之间相对消长的调配而已。
到镇压下太平天国这个时候,湘军已经规模颇大,人数发展到其建军以来的最高额,其他分支不计,仅曾国藩麾下直辖者即达12万之众,远远超过后起的淮军。而“裁湘”,也绝不是曾国藩这时临时起意,乃早有铺排。同治元年(1862)四月间,当时淮军初成刚刚进驻上海,曾国藩给李鸿章的信中,就嘱其好生教练军队,说“将来可恃淮勇以平捻匪”。同治二年,首鼠两端、依违莫定的安徽地方武装头目苗沛霖复又叛清后,这年六月间曾国藩致函李鸿章,说“苗逆若得寿(州)蒙(城),其祸孔长,湘勇之力渐不能穿鲁缟,将来荡平此寇,端赖淮勇矣”!及至攻下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之后,曾国藩便急筹实施“裁湘留淮”之策,他于当年九月初致函李鸿章说:“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将来戡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国藩早持此议,幸阁下为证成此言。兵端未息,自须培养朝气,涤除暮气,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则宜多裁速裁。”
诚然,湘军因历战已久而“倦飞思还”的情绪,在历时较短的淮军中尚不严重。再者,淮军兵员出自皖地者多,较习平原地势,这也是用以对付捻军优胜于湘军的地方。但是,当时曾国藩实际上并不真认为淮军能比湘军优越多少。与“谨守”的心理特征密切相关,曾国藩以“哀兵必胜”为信条,把将士是否有所谓“忧危之怀”,作为衡量军队素质优劣的最重要标准。照此衡量,所谓“富而骄”而乏“忧危之怀”的淮军,显然还不抵湘军。实际上当时曾国藩对淮军即颇存疑虑,担心其不能“平贼”。同治四年五月间,他致信李鸿章委婉地说,“若能化其枭悍之气,道以忠朴之风,则淮勇之波澜弥阔,枝叶弥茂矣”。可见,他的“淮优湘劣”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托辞而已。对此,他的门徒王定安明确说,曾氏“裁湘留淮”的真实目的在于“以避权势,保令名”(《湘军记》)。
而对于当时正处激奋求进积极心态下的李鸿章来说,“裁湘留淮”之策当然是他的好事良机。他于同治三年七月致函曾国藩说:“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终始,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稳,仍可远剿他处。”虽然话语中委婉措辞湘淮共留,但重在赞同“留淮”的真意不难窥知。而对其淮军、淮系的展布之图,更是溢于言表,《淮军平捻记》中就此置评:当时“朝廷虽未有北征之命”,而李鸿章的“平捻之态,已预及之矣”。
也正是在李鸿章的由衷赞同和积极配合下,曾国藩的“裁湘留淮”之策得以雷厉风行地实施,并且“裁湘”首先从其最嫡系部队下手,很快湘军便有颇大规模的削减。尽管湘军若干支派综合起来兵力仍然较为可观,但多已不属曾国藩直接统辖指挥,且分化和涣散情况也较严重。就其兵力的总体情况看,这时较前是大大减削了。而淮军虽说也有象征性的裁减,但并未伤筋动骨,“实际仅裁老弱数千,其各营劲旅尚存五万余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而其未裁前也不过六万来人。
揣摩可知,曾、李二人的不同心态条件,对于湘、淮兵力的相对消长变化无疑有着直接牵系。试想,如果他们不是如此,譬如说,曾国藩是坚意和设法尽多“留湘”,李鸿章自然不便反对,清廷想必也会赞同。其实,清廷从来没有或明或暗地逼迫曾国藩如此“裁湘”,反而是对他急骤地大规模裁军的行动表示出担忧。总之,揆诸当时多方面条件,“保湘”并非绝不可行之事。果真那样,随后投入“平捻”战场的湘、淮兵力对比,自会是另一番状况。曾国藩是于同治四年夏间接奉挂帅平捻之命的,原先的统帅蒙古王爷僧格林沁已在前线败亡。曾国藩经数月准备,所集结、统帅上阵的部队总共大约6万人,而其中仅有湘军9000来人,其余皆淮军营伍。兵力上“湘消淮长”的局面,正是“裁湘留淮”造成的直接结果。所部主力已非湘军而是淮军,这样在有效指挥上便出现了问题。
淮军与湘军一样,都有着“兵为将有”的本源私属性。尽管曾国藩出师前已顾虑及此,未雨绸缪地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指挥前敌淮军仍然困难重重,“遇有调度,阳奉阴违者颇多”。淮军依然奉李鸿章为主人,接受李鸿章遥控。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曾国藩软硬兼施,终无济于事,遂有“撤湘军一事,合九州铁不能铸一错”(徐宗亮《归庐谭往录》)之深悔。他在同治五年三月间写给李鸿章的信中,就感慨直言“淮军非君家不能督率”。在这种情况下,心态上本来就疲惫消极的曾国藩,只勉强挂帅一年多时间,便“意甚悒悒”地退让,由李鸿章来替代帅任。那李鸿章的表现如何?他壮年新进,雄心勃勃,贪求军功,不惮戎马,把接揽帅符作为建功立业的天赐良机,在接任的上奏中便表示“非敢沾谦抑之虚名,拘辞让之末节”,而毅然承担。他甚至不顾常规礼仪派员到曾国藩处亟索关防,惹得曾氏颇为怨恨、恼怒,但还是隐忍三分,说“我以为须当面交付,以昭慎重,今如此取去,亦省事”(刘声木《苌楚斋四笔》)。可见,当时曾、李二人相反相成、互补得宜的特定心态,对于挂帅平捻的以李代曾之局,也起了直接促成作用。
还需注意到,李鸿章挂帅以后更加锋芒毕露。曾国藩对此大为忧虑,同治六年夏间曾与幕僚赵烈文说:“少帅(指李鸿章)近颇傲,殊非吉兆……此次大举,以余度之,必不能制贼。”(赵烈文《能静居日记》)曾国藩在“谨守”心理支配下对李鸿章的担心,虽不无理由,但从相关事实看,正是因为李鸿章不像曾国藩那样遇事瞻前顾后,谨小慎微,而是任凭艰难挫折,一味干去,放手放胆,坚定不摇,才得以收取平捻最后之功。不然,或许也会像曾国藩那样半途而废的。试想,李鸿章挂帅平捻期间,经历过多少挫折磨难,军事上几度大起大落,人事上屡遭群谤众毁,他之所以能够坚持到底,无疑离不开“积极”心态支撑下的坚韧。
可见,曾国藩“裁湘留淮”所致兵力上“湘消淮长”的变化,是导致其在平捻之役中无功而退的最主要原因。李鸿章取代曾国藩挂帅并最后收功,这既是他和淮系势力的有利“亮相”,也是其后续更大发展的重要契机。从相关过程可以察知,曾、李的心态因素在隐深层面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作者简介
董丛林,1952年生,河北盐山人。历史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着有《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晚清社会传闻研究》《曾国藩传》,发表论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