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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试论洋务运动时期的满汉联合

一
大清王朝以少数民族问鼎中原后，满洲贵族就曾经高唱满汉一体，实际执行的却是强满抑汉。在政治上，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要职名义上是满汉各半，实权则操之于旗员之手，汉员不过备位而已；军事上，领兵大权“不轻假外人”。对于满汉实际上的不平等，汉族官僚心存不满。乾隆朝的杭世骏就曾上奏：“畛域不可太分，满洲贤才虽多，较之汉人仅十之三四，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无一焉。何内满而外汉也”(王先谦：《东华录》，乾隆朝。)满洲贵族的专制统治“事权归一，纲纪之肃，推较往古，无有伦比”(道光朝文学家梅曾亮论清朝的中央集权。)清朝在政权机构内实行官缺制度，遵循“首崇满洲”的原则，保证了满人在政治中的优越地位。同时，满汉官员互相牵制，“国家之设官也，满汉相制，堂属相维”(《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2。)。
进入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捻军及云贵、陕甘的少数民族起义严重威胁着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清廷镇压不利，军事上屡屡败北，真正是“清军人无斗志，大约一闻枪声立时惊溃”(《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第2382页。)。咸丰皇帝在亲笔诏书中大骂：“内外文武诸臣，……泄泄沓沓，因循不振，禄位之念重，置国事于不问”，“若不痛加改悔，将来有不堪设想者矣！”(《清文宗实录》卷32，第9页。)
国内有如此难以应付的局面，国际形势也不容统治者乐观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一改从前的武人面孔，欲以怀柔的手段达到目的清政府对这种变局一时难以应付虽不情愿，但在特殊的国内外形势下，也只能让出部分历史舞台，以求得汉族地主新兴势力的合作，“满洲八大姓”之一的文庆认识到，“欲办天下大事，当重用汉人，彼皆从田间来知民疾苦，熟谙情伪，岂若吾辈，未出国门一步，懵然于大计者乎？”(薛福成：《庸庵文续编》下，《书长白文端公相业》。)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运动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展开，从军事工业发展到民用工业；从官办到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从一地一厂发展到全国各地这期间，汉族官僚身体力行、不断将洋务事业推向新的阶段。
正是在以上三种情形之下，满族统治者才开始联合汉族地主，双方互为依恃，相为利用，即李鸿章所说的“旗汉联为一体”。这种情况的出现，对于满族统治者来说，有对汉族地主心理防线主动削弱的一面，也有不得已被迫接受大势所趋的一面还应该明确的是，满汉之所以取得联合，从汉族地主方面来看，他们出身于草莽之间，少年时代多数饱受传统理学的熏陶，封建的三纲五常观念根深蒂固。联合中，他们小心谨慎地扩充实力，任事积极主动，认定“吾人以身许国，即难进退任情”，“如女子结缡，从一而终”(《胡文忠公遗集》卷63，《致罗方伯》第6页。)。汉族官僚受任于危难之际，以“愚公移山”、“精卫之石”愤然自励，这是满汉联合的又一前提。
二
洋务运动时期的满汉联合，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1860—1873年
太平军兴起之后，严重威胁着清朝的封建统治。在举办团练的过程中，曾国藩的湘军异军突起。李鸿章于1862年进入上海，此后多次与农民军交锋，淮军逐渐成为剿灭捻军及少数民族起义的主力清廷着意笼络汉族地主官僚，借助于他们的实力平定“民乱”在汉族将领席宝田、左宗棠、曾国藩等人的全力镇压下，满族统治者消除了心头之患，稳定了国内局势，封建统治得以延续。道光时“出人禁闱，最被恩眷”的僧格林沁，提醒满族当权者，不宜专用南勇，“启轻视朝廷之渐”。他一度是满洲贵族用以在政治、军事上平衡汉族地主实力的重大砝码，也于1865年兵败曹州。满族权贵及王公大臣们何尝不想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但此时强满抑汉已经行不通了。
在满汉联合的第一阶段中，洋务运动在“求强”的目标下，以创办军事工业为主。这一阶段的军事企业大都是汉族地主兴办的。满族统治者为在洋务事业上占一席之地，避免全用汉人，推出了由满族官员崇厚主办的天津机器局，但经办不利，后来只好归人李鸿章的名下军事工业采用官办方式，政府派人管理，拔给一定的官款，满族统治者从经费、企业管理等方面给企业以支持和扶助。
设立于1861年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恭亲王奕䜣、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等满族大员主持。满洲贵族意在掌握外交大权，但事实上，许多对外交涉都是由汉族大员完成的1870年的天津教案，清政府先后派曾国藩和李鸿章前去办理汉族官员已经取代了满族人员而走向对外交涉的前列。
1860—1873年，在满族统治者利用汉族地方势力镇压农民起义、兴办洋务的同时，曾国藩等人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迅速壮大，成为举朝上下令人侧目的人物1861年，朝廷命曾国藩督办江浙皖赣四省军务，督抚提镇以下文武皆归其节制，“如有所知，不妨密封呈进，以备采择”(《曾文正公年谱》同治元年2月。)。面对浩大皇恩，他力陈不可。事实上，湘系成员在他的举荐之下，更多地成了地方官吏。郭嵩焘说：“近日朝廷举措，真是从大处着笔，为从来所未有。”(《郭嵩焘日记》第一册，第8—9页。)以曾国藩为中心的湘系势力大增，“西至四川，东至海，则皆倚国藩为重”。表一是1860—1872年间满汉督抚的比例变化情况。(附图)
从表一可以看出，1860—1872年间，汉人出任督抚占绝对多数。从《清代职官年表》中还可以看出，内阁学士一职不再是满族人的专利。按察使、提督、出使各国大臣、督办路矿大臣、商务商约大臣等职位，汉人所占的比例也高于满人。天京克复前后，湘系中号称“楚材”者，“文武错落半天下”。曾国藩对满族权贵慈禧、弈䜣大为叹服，盛赞朝廷之英断“为自古帝王所仅见”(《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11年11月17日)。英国历史学家包耳格曾经说：“曾国藩是中国最有势力的人，当他死去的时候，所有的总督都曾经做过他的部下，并且是由他提名的。如果他曾经希翼的话，他可能已经成为皇帝。”(包耳格：《马格里传》第185页。)话虽夸张，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曾国藩的势力之大。满族旗人中的权贵胜保，对朝廷重用汉族地主人士心存不悦。他说：“现当我皇太后、皇上信任楚军之际，奴才既不必与之争功，亦不屑与之负气！”“我朝自列圣以来，从不以重柄尽付汉臣，具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而远滤也。”(第一历史档案馆存《胜保折》。)他的目的不外提醒朝廷不要提拔、重用汉人，但局势的发展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
在满汉联合的第一阶段，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汉族地方势力以举办团练、镇压太平军起家，在满族权贵的提携下，地位日益提高。满汉携手一致对内，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
　　2．第二阶段：1874－1884年
这一阶段，边疆危机不断出现，英国、俄国入侵新疆。1875年，曾经是“平江南之中坚”的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他收复了北疆大部分领土，活捉封建主金相印。汉族地主的全力征伐，去了满族统治者的一块心病。1878年，清政府派满族贵族崇厚为出使俄国大臣，订立了《里瓦基亚条约》。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下，1880年，清廷另派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原为驻英法公使）兼任驻俄公使，改订条约，并再次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赴新疆统筹军务。可见，在对外交涉的用人问题上，满族统治者以汉代满。日本在英国的支持下寻衅台湾，淮系将领刘铭传奏请台湾设省。1885年，清廷果然将台湾建为行省，以刘铭传为巡抚。英、法对云南的侵略步步加紧，英国以“马嘉理事件”为借口，无耻地向清政府提出种种要求。清廷派李鸿章前去谈判，1876年订立了中英《烟台条约》。1884年，法国侵入谅山，左宗棠上书朝廷主张抗击。最高统治者慈喜战和不定，最后授权李鸿章与法国谈判，签订了《中法和约》。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满族统治者任用汉族官员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办理外交事宜，且不论他们所办之事结果如何，但确已身肩重任，与满洲贵族合力共济时艰。
这一阶段中，洋务运动以汉族官僚为主体，在“求富”的目标下开始兴办多种民用企业。这些企业的创办者几乎全是汉人，在经营上采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方式，清政府还批准一些企业有专利权和垄断权。在办洋务的问题上，汉族地主充分发挥了在满汉联合中的主要作用。
在这一时期，汉族官僚的政治势力继续上升。李鸿章从1870年开始任直隶总督，而湖广总督的要职，从1867到1883年的17年中，都是李鸿章及其亲信互为转代的。李鸿章、李瀚章兄弟一度并为总督，淮系干将丁日昌、刘秉璋等先后出任巡抚。满族统治者进一步“破除满汉藩篱，不拘资地以用人”。1873年，清廷发表三载考绩，总督之中，左宗棠以“公忠谋国，艰巨克膺”，李鸿章以“尽心民事，宣力弥勤”而交部从优议叙。次年，李鸿章被授为文华殿大学士，位居大学士之首，相当于首席阁揆。这一缺一般是由满族人担任，李鸿章以汉人而得补授，开创了一项纪录。表二列出这一阶段满汉督抚的比例变化情况。 （附图）
从表二可以看出，汉族督、抚仍然占多数。满汉联合中，满洲贵族给予李鸿章、左宗棠以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荣誉。由此也增加了汉族官僚在外交中的份量，尤其是李鸿章，逐渐成了各国公认的“外交专员”。在侵略者眼中，他是“无名有实的中国外交大臣”，而“总理衙门只是李大学士在天津的衙门的一个分署”(季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第34页。)。总理衙门在甲申朝局之变中，改变了从前被满人独占的局面，由奕劻管理，内阁学士周润德、军机大臣阎敬铭、许庚身后来也在总理衙门行走。汉族人士在清朝政治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满汉合作绥靖边陲，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
　　3．第三阶段：1885－1895年
到1885年，洋务运动已推行了25年。中法战争一役，使许多人看到“自强新政”难成现实。李鸿章等人作为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中国在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提出“惩前毙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1885年，清廷批准了他的奏议，设立海军衙门，由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为会办，善庆、曾纪泽为帮办，实权掌握在李鸿章的手中。海军衙门五位大臣满汉之比为3：2。在此后的发展中，北洋海军及舰队俨然成为李鸿章的私产。对比1861年的总理衙门，满族统治者对汉族人士显然更加重用。在满族权贵的支持下，李鸿章在这一阶段中推行了以海军建设为重点的洋务计划。此外，1887年，李鸿章组建了天津铁路公司。1893年李鸿章派盛宣怀在上海另设华盛机器纱织总厂。李鸿章既握有海军舰队管制权，又开办洋务厂矿，满族统治者唯恐其势力过大不利于统治，便极力培植前清流派的主将张之洞开办铁厂、织布局，使之作为平衡李鸿章的砝码。可张之洞属于汉族地主中兴办洋务的后起之秀，满族统治者难以达到预期目的。
1888年，三载考绩发表，李鸿章、刘铭传得到从优议叙。对李鸿章的评语是“宣力畿疆，经猷远大”。1889年光绪大婚及1894年慈喜太后60寿辰奖叙功臣，李鸿章被赏用紫缰，赏戴三眼花翎。他能够分享皇帝的颜色，实在又是一大殊荣。1892年，李鸿章70大寿，慈禧太后赐以一块扁额和“栋梁华夏资良辅，带砺山河锡大年”的对联。李鸿章在清王朝中已具有相当的势力，难怪外国人“不惜努力地去取得总督阁下的袒助和好意”(季南：《1880—1885年间英国在华的外交》，1938年英文版，第219页。)。李鸿章作为满汉联合中汉族官僚的代表，此时他的势力和影响概言之就是：“文忠坐镇津门，朝廷大事，悉咨而后行。北洋章奏，所请无不予也……较之他日疆吏赎买当国者有异焉。文忠安内攘外，声望及一时之盛”(刘体仁：《异辞录》卷2，第22—23页。)。1890年4月到9月，李鸿章的57封未刊函稿中，有给军机大臣、地方督抚的；有给武将提督的；有给外国驻京公使、领事和日本枢密院的。他与闽浙总督卞宝弟是亲家，与军机大臣张之万、潘祖荫、两江总督曾国荃是姻亲……，说明他的势力强大、稳固，已在中央和地方盘根错节。正是在多方面的支持和拥护下，李鸿章本人不断扩大其政治权力和影响。表三列出这个阶段满汉督抚的比例变化情况。（附图）
在这一阶段中，李鸿章“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刘体仁：《异辞录》卷2，第22—23页。)。虽然他的势力依然强大，但对比表一表二可以看出，汉人巡抚所占比例已不如从前多。到90年代，满族统治者颇具突出满人的意向，但从整体上看，满汉统治者的联合仍为主流。并不象清末民初坐观老人在《清代野记》中所说的，及恭王去位，瞽瞍秉政，满人之焰复张……”(坐观老人：《清代野记》，第2页《论满汉之轻重关系》。)1884年朝局之变以后，恭亲王被罢免总署之职，但1885－1895年间满人之焰并未复张，汉族官僚人数居多，且地位显赫。
三
对洋务运动时期的满汉联合进行上述考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满汉联合，背景之复杂、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内容之多、程度之深是此前、此后任何时期所不及的。作为满汉联合的前提条件，太平天国之前、洋务运动时期以及甲午战后大不相同。
清入关到太平天国兴起前，满族统治者为了缓和民族矛盾，稳固统治而吸收汉族地主加入统治者行列。曹振镛是乾隆进士，历经乾、嘉、道三朝，曾任吏部尚书、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等职，为宣宗所倚重。汉族地主之中，如此红极一时的人物并不多见。门人问及他的为官之道，他说：“没有别的窍门，只是多磕头、少说话而已！”曹振镛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在清朝统治中发挥的作用可想而知，与洋务运动时期大量汉族地主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表现无法相提并论，当然更谈不上私人派系军队和四通八达的满汉关系网络了，小心谨慎地保住自己的脑袋已是万幸。这种满汉联合并无实质性的内容。
洋务运动时期，满洲贵族联合的是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一大批汉族地主，而非孤立的几个人，这也是满汉联合中独有的特点。甲午战后，满族官僚对汉族地主的排斥和打击日渐增多，满族统治者在新政的名义下集权中央。义和团运动前，旗员总督已占九缺中的五缺。满汉联合虽然存在，但双方关系远不如洋务运动时期融洽。袁世凯作为清末汉族地主的代表。通过巴结满族权贵而步步高升，虽然驻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但其军队的性质、发挥的作用和湘军、淮军大相径庭，更没有取得李鸿章、曾国藩所有过的种种特权。袁世凯在1909年终被罢免回原籍“养疴”，载沣自任陆海军大元帅。袁世凯的东山再起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英国公使朱尔典多次敦促奕劻的结果，并非满洲贵族出于统治上的需要，主动联合雄心勃勃的袁世凯。洋务运动时期，满族统治者对李鸿章等人的恩宠与日俱增，李鸿章也多次为大清王朝效劳，以报答这种恩遇，满汉双方的合作主体是融洽的。诸多湘系、淮系的重要人物都曾是满族统治者的联合对象。汉族地主在内平“民乱”、外部交涉、兴办洋务等各方面均起到了他人所无法取代的作用，地位自然也是他人无法企及的。
洋务运动时期满汉统治者较为紧密的联合，对大清王朝而言，镇压了困扰朝廷15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同光新政”开始实施，这显然是满汉联合的结果左宗棠等汉族地主全力应付边疆危机，正如当时史学家评论的：“消平僭伪，绥靖边陲，伟烈丰功为书契以还所罕”(陈弢《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叙。)对中国社会而言，满汉统治阶级的联合，使洋务运动得以一步步向前推进。作为中国经济向近代化迈出的第一步，洋务运动通过练兵、制器、造船、开矿、筹款、用人和开办学馆、派留学生、修筑铁路、架设电线、建立海军等问题的争论与实践，向更多的人传播了“不必恪守成法，不必拘泥中国体制”及“崇尚西学、仿效西法”的认识和思想近代科技在中国得到传播和运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力水平，打破了中国社会的停滞状态，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对封建传统是一次有力的冲击与破坏。这是满汉统治者办洋务之初所始料不及的。
但是，汉族地主势力的崛起及满汉联合，虽然挽救了清王朝，却未能消除甚至稍为缓和社会矛盾。汉族地主阶级通过镇压农民革命而上升为统治分子，反而愈益腐败、凶残战争结束后，一些湘军、淮军士兵被遣散，成为游手好闲、不务农事之徒，往往为害乡里，湘淮军上至统领、下至弁勇抢夺成性，许多将帅一夜之间成为富豪其中“郭松林为着，号称四百万，席宝田、陈湜次之，余则百余万、数十万”(《须日报》戊申年8月6日，《论中国资本主义之发达》。)。贫苦农民“举室终岁勤勤，徒为富家作牛马，每至衣食不给”(同治朝《长兴县志》卷3。)。以军功起家的新贵也认识到：“吾楚之非乐土，不待智者而知”(刘蓉《养晦堂文集》卷8，《与曾相国》。)阶级斗争仍然尖锐复杂，人民不能安居乐业。
满汉联合中，军功滥保和捐纳滥开使得原来就很庞大的官僚队伍更加膨胀，人浮于事，贪污纳贿等现象随之扩散，严重削弱了国家机器的功能许多地方官为筹集军饷而开办捐纳，“以致市侩之徒皆成暴富”。仕途拥塞，“每逢衙参之日，官厅儿不能容”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新兴官僚的私属、部下纷纷徇情转引，导致无能之辈混入官场，笑话百出如“有桐城人陈春万者，农夫也，力多而胆大，十年来位不过营官已。军机开单呈请简放时，帝笔蘸朱太饱，未及见文襄所保之人，而朱点已滴于陈名之上，陈特简为肃州镇挂印总兵。”(坐观老人：《清代野记》，第96页《论同光年间事》。)（挂印总兵可专折奏事，不受总督节制）
曾国藩等人的外交思想极大地影响着满汉统治者。对内他有“曾剃头”的绰号，对外则坚守“忠信、笃敬”的信条。李鸿章的外交主张与曾国藩一脉相承，在对外谈判和战争中，消极避战，积极求和，一味强调武器装备及物质基础不如外国，宣扬战败的可怖后果，导致了中法战争的不败而败，中日战争的割地赔款汉族官僚也曾经为清王朝的振弊起衰作过积极的努力，在爬上统治地位之初雄心勃勃，志向高远，但事情决不如想象那般容易曾国藩与幕僚赵烈文私下讨论清朝的前途时曾说：“民穷财尽，恐有异变”赵列文指出，异变的暴发，“殆不出五十年矣”(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简辑》第三册，第411页。)。以至曾国藩“日夜望死，忧见宗祐之陨”
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运动时期的满汉联合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第一，满族统治者在清王朝的危机关头，联合汉族新兴地主，又与帝国主义勾结，镇压了农民革命运动，这就在客观上延长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寿命，间接地阻碍了中国历史的进步，使中国失去了一次革命或变革的机会。第二，满汉联合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过程满族统治者联合汉族地主办理外交事务，从1870年曾国藩、李鸿章办理天津教案，1876年李鸿章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到1884年中法和约，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中国一步步加深了半殖民地化的程度。第三，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社会有了近代经济因素，但在满汉联合的前提下，中国经济没有走上近代化的道路。保守派咒骂洋务倡导者和兴办者是“沿海之黠商”、“洋楼之走卒”，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与洋务派争论不休，无端地空耗了时间和精力、“天下事无一不误于互相牵制”。第四，满汉联合作为政治体制，不失为清朝满汉两族统治者的一大改革。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封建统治者代代相承，朝朝相因，都有一个由盛转衰的过程。清王朝政治上突出的一点便是满族统治者面对时局的变化，及时调整大政方针，在思想观念上有所更新，变“强满抑汉”为“汰满用汉”，使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批汉族地主官僚扶摇直上，成为清朝内政、外交及洋务事业的主力军，使王朝渡过了危机，统治者的地位得以维持。
（资料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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